课堂案例分析——北京那个给李嘉诚的拎包的行李员发了

第一篇：课堂案例分析——北京那个给李嘉诚的拎包的行李员发了

课堂案例分析——北京那个给李嘉诚的拎包的行李员发了

1970年7月，段云松出生于北京一 个普通工人家庭。小时候，他穿喇叭裤领导全校孩子步入服饰新潮流，他靠武力和人缘当上了由差生组成的“研究（烟酒）生”班班长。他从小对经商有浓厚的兴趣，同学们骑自行车上学，段云松却是一辆小三轮车，他随身带着两个包，一个是书包，一个是装货的包，早晨，中午和下午放学，他都要去卖他的纱巾，牛仔裤等。高考时，他没考上大学，就进了一所职业高中读酒店管理专业。可眼瞅者职高快毕业了，又因为打架被学校开除。气得父亲从户口本上撕下他那页，不认他这个儿子。段云松的母亲非常伤心失望，常常当面追问他：“明年的今天干什么？”

1988年，段云松离开学校，开始闯荡社会。期间，卖过菜，烤过羊肉串······他慢慢明白了生活的艰辛。

1989年4月，北京王府饭店公开招人，王府饭店是北京最好的五星级酒店之一。报名那天，段云松早晨5点就冒着春寒赶去新中街排队。饭店按计划招收40人，却有1200人报名，抓号时幸运降临了，段云松得到了面试的机会。19岁的段云松靠着朋友现教现背的几句英语应试，还真考上了王府饭店的培训生。王府饭店的管理模式是按照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每年招一批新人进入饭店工作，逐渐取代被淘汰的人员。

经过几天的培训，段云松上岗了，当大厅服务员。可缺乏英语基础的他第一天就现了眼，把一个厕所的客人指到了咖啡厅。客人去值班经理处投诉，那位菲律宾经理冲过来，用英语将他大骂了一通，段云松一句也听不懂。随即，段云松降职做了行李员。

1991年秋天，香港富商李嘉诚下榻王府饭店，段云松给李嘉诚拎包，饭店举行了一个隆重的欢迎仪式，一大群人前呼后拥着李嘉诚，他是走在人群中的最后一位。他清楚地记得哪两只箱子特别重，人们簇拥着李嘉诚越走越快，他远远地被抛在了后边，他气喘吁吁地将行李送到房间，人家随手给了他几块钱的小费。身为最下层的行李员，伺候的是最上流的客人，稍微敏感点的人，都能感受到反差和刺激。段云松既羡慕，也嫉妒，更多的是受到激励。“我进王府，就想看看，是什么样的人住这么好多饭店？那些成功人士的气质和风度，深深地吸引着我，我告诉自己，必须成功。”

不久段云松与同事为一个香港来旅游团送行李，全团有100多件各式行李，要求30分钟内送到不同楼层的个人房间，两人累坏了。段云松与他10年后遇到的那位行李员同事跑到饭店14层楼顶上吸烟。脚下是车水马龙的王府井大街金鱼胡同，段突然指着下面说：“将来，这里会有我的一辆车，会有我的一栋房。”

“你没病吧？”那一位不以为然。

1991年11月，段云松作了门童。来住宿的外国人常问段云松周围有什么好馆子，段云松把他们指到王府井饭店隔壁的一家中餐馆。每个月，段云松都能给这个中餐馆介绍过去两三万元的生意额。餐馆的经理看上了段云松，请他过来当经理助理，月薪六百元，而段云松在王府饭店的月收入有3000多块，但他仍旧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这份兼职。

段云松主动要求上夜班。那段时间，段云松在王府饭店上到早晨6点，然后找个地方匆匆睡上一觉，10点，餐厅营业时间一到，他就西装笔挺地站在大堂上这是一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子，几十号人都归他管，一刻不闲地忙到晚上，他再墙头爬过去回到王府饭店，换上工作服做门童，见人就哈腰，还要跟在一群群昂头挺胸的人后头拎着包，颠颠地一路小跑。

一件事情深深地刺激了段云松，那天晚餐时，他在餐馆与几位韩国客人聊天，对方对他这位经理助理非常尊重的，还互相交换了名片。22点，做王府饭店门童的工作时间到了，段云松喝下最后一杯啤酒，说自己要下班了，与客人道别。他就近翻过墙头，换上门童的衣服站在大门口，那几位韩国客人回到了王府饭店，他忙上前与他们打招呼，他们却一声不响地走了。段云松突然明白了，在那些客人眼中，门童是没有社会地位的。

这样的生活过了四个月，段云松的身体和精神都有些顶不住了。他知道鱼和熊掌不能兼得，他必须作出选择。段云松在父母不解的眼光和叹息中辞职走出了王府，进了隔壁的餐厅，做一个月拿600块工资的经理助理。可事情并没有像当初想象的那么顺利，经理助理只干了5个月，段云松就失业了餐厅的上级主管把餐厅转卖给了别人。

闲在家里，段云松不愿听家人的埋怨，一天，他去看幼儿园时的老师。老师向他诉苦：我们在长安街民族饭店对面包出去的一家小饭馆，换了四个老板都赔钱，人家现在也不想干了。段云松眼前一亮。

段云松记得接手那天是最冷的“三九”，他说：那家小饭店也太破旧了，现在根本就不会批准它开业。他把原来餐馆几位愿意跟着他干的人找来，大家都拿不出钱，段云松的积蓄也不多。他发动大家去附近的工地拣砖头等建筑材料。经过10天的准备，他们重做了地面，店里全部刷白。35平方的店，5张小桌。简陋，但干净。小店就叫“民丰饺子馆”。段云松用1000块钱起家，自己和馅自己包饺子，一两5个。来吃饺子的人一天比一天多。最多的一天，营业额超过了6000块钱。为了进一步提高服务员的工作积极性，段云松想出了一招，将每个星期六的营业额全部拿出来，当场分给大家。这样一来，大家每周有薪水，多的一个月能拿到5000元，这使大家热情高涨。一年下来，段云松挣了10多万块钱。

初获成功，段云松又寻思着更大的发展。1993年1月，他在北京站开了一个饺子分店。一位客人在上车前对他说：哥们儿，不瞒您说，好长时间了，今天在这儿吃的是第一顿饱饭。当时段云松就想，为什么吃海鲜的人宁愿去吃一顿家家都能做、打小就吃的饺子呢？各种风味的菜都风光过一时，可最后常听人说的却是，真想吃我妈做的什么粥、烙的什么饼，人在小时候的经历会给他一生留下深刻的印象，吃也不例外。

他知道自己要开什么样的馆子了，他要把饺子啦、炸酱面啦、烙饼啦，这些好吃的、别人想吃的东西搁在一家店里。

段云松以每年13万元的租金包下了他幼时上过的幼儿园，在院里栓了几只鹅，从农村找来了篱笆、井绳、轱辘、风车、风箱之类的东西，起名为“忆苦思甜大杂院”。1993年4月“忆苦思甜大杂院”开张营业。开业后的红火劲儿令他自己都始料不及，到现在，段云松还觉得那成功来得太快也太容易。300多平方米的大杂院只有100多个座位，来吃饭的人常常要在门口排队等着发号，有时要等很长一段时间才有空位子。大杂院不光吸引来了平头百姓，有头有脸的人也慕名而来，武侠小说大师金庸、歌手凌峰等都到过这里吃饭。一天，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一进院就跪倒在地，喃喃自语：“到家了！这回真的到家了！”他30年代离开北京，记忆中的家就是这样。记者们更是不请自到，接二连三地采访，上报了，上电视了。段云松着实火了一把，父亲也由此对儿子另眼相看。后来，大杂院的红火已不能用日进万金来形容。从中午到深夜，客人就没断过，一天的营业流水账在10万元以上。三年下来，有人估算，段云松挣了1000万元。

这股怀旧风开始弥散京城，北京街头陆陆续续出现了“老三届”、“黑土地”、“向阳屯”等饭馆和村落。

段云松出名了，钱也挣了，还在通州买了准备结婚的别墅。在这火热之中，段云松又开始思考了，他觉得自己不是那种光挣钱就能满足的主儿。不少来大杂院吃饭的客人上了桌啥也不要，先叫上几扎啤酒，吃饭时大叫大嚷，喝多了，就吵架骂人，身上粗俗、丑的一面很容易便暴露出来。餐馆里那种终日喧闹、嘈杂、虚伪、以钱为主色调的日子，段云松越来越不喜欢了。

有一天，段云松要和一个台湾人见面，两人在电话里约地方见面，是 去饭店、酒吧、歌厅或“蹦迪”？结果那个台湾人说：都乱糟糟的，干脆上我家来吧。他说，我请你喝茶。段云松说喝茶有什么劲啊，我常喝。人家却说，你来吧，我请你喝的茶，跟你平常喝的不一样。

还真是不一样。茶盘、闻香杯、品茗杯、好看的茶壶，以前见也没见过。段云松问人家是从哪儿买的，对方说是从台湾带来的。咦？段云松奇怪了，这么老沉的东西，带它干吗，就为了喝杯茶？

喝第一口，段云松觉得有些苦。再喝就慢慢觉出味道来了，原来茶还可以这样喝呵。人家还告诉他，光在台北，现在就有上千家茶艺馆，可北京一家都没有。这让来北京的台湾人千里迢迢自己背来喝茶的家伙。

段云松又看到了商机，他想既然茶艺能在台湾广受欢迎，在北京也是迟早的事。

1994年底，拥有1500万元的段云松要开茶艺馆了，全北京头一家，地点选在地安门。那里有鼓楼，离雍和宫不远，老北京的气味在那儿还很足。为起个店名，他走访了不少老人和年轻人。“五福茶艺馆”开张了。段云松的事业从大俗走到了大雅。谁知有点“曲高和寡”。茶艺馆经营得十分惨淡。经常有人拎着菜篮子进来，高声问道：“老板，您这儿有相声吗？”“没有。”“那有快板吗？”“也没有。”“那您有什么呀？”“有茶呵。”“茶？那我还不如回家喝去。”段云松都成了茶艺讲解员了，一天到晚向人解释茶艺的一二三。

后来，北京电视台的记者还是来了，那正是五福经营最惨淡的日子，店里愣是没来一个客人。坐在投入一腔热情和大笔金钱、如今却是空空荡荡的茶艺馆里，段云松实话实说。电视台做的节目就叫《忆苦思甜名噪京城，五福茶馆生不逢时》。片子的结尾是：夜晚，段云松独自开车消失在街上。他理解画外之意是：段云松驾着他的一叶小舟驶入黑夜，在茫茫商海中，没人知道他的明天会怎样。

他想尽了各种办法，免费办茶艺学习班、请记者写文章、硬撑着开分店造势等，尽管茶艺市场开始启动了，但还谈不上利润。这项事业能不能像“大杂院”那样挣钱，谁也说不准。不过，段云松办茶艺似乎越来越不像是仅仅为了挣钱。

问题：

1．你认为是什么因素使段云松“发了”？他的成功有什么组织行为学原理的根据？ 2．你认为茶艺馆能让段云松“发”吗？为什么？ 3．从本案例中你对经营事业与人生有何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