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盗伐私有林场能否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盗伐私有林场能否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谌平
【案情】
2008年7月27日，被告人刘某伙同高某、曾某窜至广昌县头陂镇塘背村管竹坑组“乌东坑”陈某山场，擅自砍伐杉木4.4489立方米，并制成原木销售得款1917元。被害人陈某要求向本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要求被告人刘某赔偿其经济损失，其理由是：被盗伐的树木很小，还处在生长过程当中，给其造成了较大的经济损失。
【分歧】
第一种意见认为，被害人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理由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2000年12月19日实施)第一条第一款规定“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质损失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及第二条 “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的物质损失，是指被害人因犯罪行为已经遭受的实际损失和必然遭受的损失”。
持此种观点的认为，物质损失有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之说。直接损失，是指已经存在的财产和利益是减损，间接损失，是指预期得到的利益的减损，即失去将来能够增加的利益。《刑事诉讼法》对物质损失是直接损失还是间接损失，并没有作出明确规定，从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出发，只要是被害人因为犯罪行为造成损失的都应当赔偿。被害人陈某的林木被盗伐，是由于犯罪行为致使其原有林木的价值远远减小，属于间接损失，即预期得到的利益减损了。
第二种意见认为，应当不予受理被害人的附带民事诉讼请求。理由是：被害人陈某的请求不符合附带民事诉讼提起要件。
【分析】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理由如下：
1、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2000年12月19日实施)第五条第一款规定“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而使其遭受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被追缴、退赔的情况，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法院在对此案受理后，可以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以弥补被害人的经济损失，由此可见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而使其遭受的物质损失，不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2、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规定“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的物质损失，是指被害人因犯罪行为已经遭受的实际损失和必然遭受的损失”。笔者认为，本案根本不存在间接损失的问题，也不是法条所规定的“必然遭受的损失”。如果按照第一种观点对间接损失的解释，就会把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无限制的扩大，因为绝大部分犯罪行为都可能涉及到对财产的损害问题，但是财产的“预期”利益又是很难确定的。
3、此处 “必然遭受的损失”应当指的是在案件受理过程当中可以明确确定的且能够立即统计出来的损失，同时要求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即两者存在一种内在、必然的联系。如果仅仅是一种可能得到或者要通过一定努力才能得到的利益，这些损失与犯罪行为之间不存在必然因果关系，不能作为“物质损失”纳入附带民事赔偿范围。被害人陈某提出的赔偿要求属于可能得到或者要通过一定努力才能得到的利益，所以不能作为“物质损失”纳入附带民事赔偿范围。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应当不予受理被害人的附带民事诉讼请求。
第二篇：纳税人能否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姜明安：纳税人能否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发布日期：2008-06-26 文章来源： 互联网
1、在我国，纳税人基于其纳税人和公民身份，对国家机关使用政府资金如何监督？
在我国，纳税人基于其纳税人和公民身份，对国家机关使用政府资金的监督途径主要有三：其一，通过自己选举的人民代表对国家预算、决算进行审查，发现国家财政资金被违法或不当使用时可通过自己选举的人民代表提出质询，要求人民代表机关组织调查和追究违法者的责任；其二，向国家监察机关和审计机关提出检举、举报，要求监察机关和审计机关进行检查、调查、审计，如经监察机关和审计机关检查、调查、审计，认定检举、举报的违法事实成立，可要求其追究违法机关及其责任人的法律责任；其三，以纳税人的身份（非一般公民的身份）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请求人民法院确认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不当使用国家资金的行为违法。
2、纳税人认为国家机关违规使用政府资金时，是否可以通过提起行政诉讼的方式行使监督权？
实践中这种案例很少，但从法律上看是可以的，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障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国家财政资金主要源于纳税人的税款，其违法、不当使用当然侵犯了纳税人的合法财产权益，依法其应享有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当然，行政诉讼的性质主要是救济性的，其监督性是第二位的，因此，纳税人一般不能仅以监督者的身份起诉，其起诉时，应多少证明自己的利益比一般其他纳税人的利益更多地受到相应被诉行政行为的不利影响。在美国，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联邦最高法院即开始承认纳税人的诉讼原告资格，日本则于1962年制定的《行政案件诉讼法》确立的民众诉讼制度中的“居民诉讼”中允许居民（一般为纳税人）就地方政府“与财务会计有关的行为”提起诉讼。
3、公益行政诉讼在我国是否具有存在的法律依据，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主体和条件是什么？
我国《行政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行政公益诉讼，也没有明确排除行政公益诉讼，根据《行政诉讼法》第1条确立的行政诉讼目的和宗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应该是允许行政公益诉讼存在的。行政公益诉讼的主体既可以是《行政诉讼法》第2条规定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也可以是《行政诉讼法》第10条规定的人民检察院。前者起诉的条件应该是“认为其合法权益（如纳税人权、环境权、信息权、正当法律程序权等）受到侵犯”，后者起诉的条件应该是在其他法律监督途径（如人大监督、监察监督、审计监督等）已经穷尽的前提下“实行监察法律监督”。
4、宪法规定公民享有对国家机关提出批评、建议、申诉、控告和检举的权利，这些权利是否足以保障公民监督国家事务管理，共构和谐社会？如何具体落实？？
宪法规定公民对国家机关提出批评、建议和申诉、控告、检举的权利是否保障公民监督国家事务管理，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更不是唯一条件。为了有效保障公民对国家事务管理的监督和构建和谐社会，宪法和法律还必须加强和完善有关公民诉权（包括行政公益诉权）、知情权、参与权、结社权等权利的规定
背景材料：《中青报核心调查：财政局凭什么超预算购买豪华车？》
——一名普通纳税人的公益诉讼
2006年04月05日
超出预算购买两台小车，让财政局成了被告。
4月3日上午，湖南常宁的一位村主任蒋石林，以一名普通纳税人的身份将常宁市（县级市，隶属于湖南省衡阳市）财政局告上了法庭，要求法院认定该市财政局超出财政预算购买两台小车的行为违法，并将违法购置的轿车收归国库，以维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
超标车引发奇特诉讼
4月3日上午，蒋石林快步走进常宁市人民法院，将手中的起诉状递进了立案庭。蒋是常宁市荫田镇爷塘村村委会主任，被他推上被告席的是常宁市财政局。
蒋起诉的理由是：他认为市财政局在2005违反常宁市的财政预算，违规购买了两台小车。他以一个纳税人的名义起诉，要求法院认定财政局的这一行为违法，并且将两台车收归国库，以维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
一个村主任为何将市里的财政“管家”推上法庭呢？
蒋称，他经常到县里办事。去年年初，他在市财政局发现多了两台小车，听说是单位购买的。而此前，他知道该局已有3台小车。
“一个单位可以买多少车？什么标准？”和人聊天时，蒋常问及此事，但都没有答案。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从一位人大代表处看到了常宁市2005的市本级预算，发现2005的预算里，财政局根本没有购车的指标。经向人问询，他心中的疑问得到了回答。
有人告诉他，按照规定，“政府采购应当严格按照批准的预算执行”。因为，除了购车款，两台车司机的费用和养车的费用都是不小的开支。
他查证财政局买的两台车，一台是别克SMG7200型，一台是长安福特汽车公司生产的蒙迪欧CAF7200A型，价格不菲。
“他们为什么敢这样乱花钱？”蒋说，他一直想搞个明白，但朋友都说他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因此犹豫不决。
2006年2月28日，蒋给常宁市财政局寄了一封《关于要求常宁市财政局对违法购车进行答复的申请》。信中称，根据《宪法》规定的权利，他有权利要求财政局将对此事的处理情况及其他相关事宜给予答复。
但此信石沉大海，未有回音。
没有得到正式答复的蒋被激怒了，他聘请了衡阳市天戈律师事务所罗秋林律师，准备对此事起诉。这位律师曾经帮他打过行政官司，并赢回了村主任的乌纱帽。
律师的调查结论是，常宁市财政局2005年购买的两台车价值近40万元，而且这两台车超出了科级干部配车标准。并且，他从衡阳市车辆管理所得知，常宁市财政局一共有5台车，而财政局的车辆编制只有4台。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后，4月3日，蒋石林来到了法院。当天下午，常宁市人民法院立案庭签收了诉状。法官告诉他，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他们会在收到诉状后的7个工作日内作出受理或者不受理的决定。
财政局长的疑问：农民是纳税人吗？
常宁市财政局是否在2005年违规购买了这两台小车呢？记者在财政局和法院的大院里，看到了两台被控违规购买的别克和蒙迪欧小车。颇新的车身证实其“服役”期确实不长。
常宁市人大常委会财经工委副主任邓桂平介绍说，在2005年常宁市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市本级财政预算中，市财政局的预算经费是62万元，其中包括两万元的教育经费，里面没有购买车辆的项目。
“要是有安排，应该会细化到具体项目的。”他补充说，市财政局如果添置了车辆，也有可能是通过其他渠道添置的，比如上一级财政部门或其他部门拨下来的车辆。“市财政局目前核定的车辆编制是4辆。”邓桂平说，如果超过编制购买是不允许的，但是具体情况他不太清楚。
在常宁市财政局办公室，记者见到该局局长周年贵。他承认添置了两台小车，但没有违规，理由是此事得到了常宁市委同意。其中的一台，是上级部门给予的奖励。
关于车辆超出核定编制的问题，周解释说，局里有一台桑塔纳车已经老化，上个月卖给了下面的乡镇。记者问是否已过户时，他说，因乡政府不愿意过户，所以还没有办理。
而据律师提供的证据，常宁市财政局有5台小车，分别是一台蒙迪欧，一台别克，一台猎豹，两台桑塔纳。蒙迪欧、别克的初次登记日期分别是2005年7月和5月。这两台车中，一台是
通过政府采购购买的，一台未经过政府采购。
常宁市财政局局长周年贵认为：蒋的这种起诉应该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该局没有违规购车。他反问，如果每个人都起诉，那岂不是给购车的单位带来很多的麻烦？
他同时质疑，原告蒋时林是一个农民，现在已经取消农业税，他是否具有纳税人的资格呢？
当记者告诉他，蒋时林在取消农业税之前每年都缴农业税，去年和今年也缴过劳务税等其他的税之后，他再次提出疑问：“他缴的税到底够不够买一台车，够不够发工资呢？”
纳税人意识与制度缺失
在当地，蒋石林的行为令人费解。但记者了解到的一个背景是，1999年，常宁市荫田镇爷塘村第一次海选，全村近500张选票中有404张投向了蒋石林。
当选为该村第一任“海选”主任后不到两年，由于他“擅自”减少税收额等行为，蒋被镇党委、政府罢免了村委会主任职务。
在多次找上级政府要求纠正镇党委、政府这一违法行为而无效果的情况下，他一纸诉讼将镇党委、政府告上了法庭。最终，法院依法判决撤销了镇党委、政府的决定，蒋得以复职。（本报1版曾两次报道此事）
几经波折的蒋由此认识到了依法行政的重要性。
另一个事实是，作为被告的常宁市财政局，两三年前，其干部职工在该市一家宾馆用餐，签下200多份欠账单，欠下数万元费用一直不还，导致宾馆负责人采取了扣押该局车辆的手段，并引发纠纷。此事最后在湖南省委领导的关注下得以解决。（本报去年2月特别报道版刊发）
但蒋此次破天荒的诉讼，成了当地干部群众饭后的谈资。
一位常宁市政府的干部说，蒋时林的做法纯属“多管闲事”，因为这些事情有人大监督，有党委、政府部门管理，有纪检、司法部门查处，还需要一个普通公民来直接“叫板”吗？
也有人认为，这种较真虽然比较突兀，但政府部门应有面对来自纳税人个体监督的正确心态。“这些钱，难道就没有纳税人的血汗在里面吗？所以多对他们监督是有必要的。
常宁市人大常委会一些干部的态度则颇为开明。“这说明我们纳税人的权利意识提高了，是社会的一种进步。”常宁市人大常委会财经工委副主任邓桂平说。
他说，纳税人对税款的使用应该有知情权，这些钱用到哪里去了，用去干什么了，应该有个了解。他认为起诉也是一种合理的要求。
南华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罗万里认为，本案的意义非常重大。他说，此案中“纳税人”的概念，可以引申为“公民”的概念，因为《宪法》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
但是，这项权利目前没有具体的司法程序来支持，公民无法通过行政诉讼的途径来实现，只能依靠人大、政府以及党委、纪委和司法机关的监督、内部督查和查处等公权力来监管。
“这是制度的一种缺失。”罗万里认为，此案说明公民对行使国家当家做主权利的要求已越来越高，它让现行的行政诉讼受案制度、行政审判权法定范围受到了挑战，说明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要求日益迫切。这对于及时纠正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具有现实的意义。
编后：在不久前召开的全国两会上，有人大代表指出，2004年，全国至少有公车400万辆，公车消费财政资源4085亿元，大约占全国财政收入的13％以上。这么庞大的公车消费开支，显然远远超出了根据工作需要和级别配备公务车辆的规定。那么，如此多的超标车，是如何一辆辆得到批准或默许的呢？发生在湖南常宁的这桩“民告官”诉讼，触动了这一不正常现象的冰山一角。
在这一案件中，我们的预算执行制度、预算监督制度、行政答复制度、人大监督制度，似乎都失灵了，最后竟要靠普通纳税人通过公益诉讼的途径，才能把监督权落实到位。这又是为什么呢？
检察日报·洪克非 徐亮
第三篇：合同约定管辖地后能否提起管辖权异议
合同约定管辖地后能否提起管辖权异议
【要点提示】
甲乙双方在合作协议中约定“如乙方违背以上任何条款，甲方可向西峰区人民法院直接提出起诉。甲方违背以上任何条款，乙方可向长武县人民法院直接提出起诉。”乙方向其住所地法院起诉该法院对本案是否有管辖权？
【案情简介】
2006年3月2日甲方（庆阳市富康果品有限责任公司）与乙方（原长武县果品套袋厂）签订合作协议书，协议书约定：联合组建“庆阳市富康果品套袋厂”
一、合作办法及双方责任：„„四.如乙方违背以上任何条款，甲方可向西峰区人民法院直接提出起诉。甲方违背以上任何条款，乙方可向长武县人民法院直接提出起诉，以法解决，望双方尽职尽责，共同遵守。2007年1月至今被告再未组织生产果袋，亦未通知原告不生产果袋。2009年7月诉讼法院后，经双方协商私下处理这一纠纷，原告撤回了诉讼。协商未果原告（乙方）又于2011年4月14日向长武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被告在答辩期间内提出管辖权异议申请书。
【评析】
第一种意见认为被告在答辩期间内提出管辖权异议，并认为合同的签订地、履行地均在庆阳市西峰区，故本案应移送庆阳市西峰区人民法院。原告与被告在合作协议中约定“如乙方违背以上任何条款，甲方可向西峰区人民法院直接提出起诉。甲方违背以上任何条款，乙方可向长武县人民法院直接提出起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金利公司与金海公司经济纠纷案件管辖问题的复函 法函【1995】89号“如甲、乙双方发生争议，有守约方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该约定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应认定协议管辖的条款无效。本案应由被告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管辖。”本案中甲乙双方合伙协议的约定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应认定该协议管辖无效。依法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确定管辖，故应由被告住所地庆阳市西峰区人民法院管辖。本案裁定移送庆阳市西峰区人民法院处理。
第二种意见认为被告在答辩期间内提出管辖权异议, 但原告与被告在合作协议中约定“如乙方违背以上任何条款，甲方可向西峰区人民法院直接提出起诉。甲方违背以上任何条款，乙方可向长武县人民法院直接提出起诉。”该约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五条协议管辖，同时没有违反民诉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原、被告的约定合法、有效，原告在其住所地人民法院起诉，长武县人民法院对该案有管辖权，故应依法驳回被告的管辖权异议。
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合同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法律行为。合同是发生、变更、消灭民事法律关系的法律事实。合同是两方以上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民事法律行为。合同是以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为的目的的法律行为。本案中，原、被告通过充分的协商达成一致的意思表示的法律行为签订了合作协议书，协议书对发生纠纷的管辖约定：“如乙方违背以上任何条款，甲方可向西峰区人民法院直接提出起诉。甲方违背以上任何条款，乙方可向长武县人民法院直接提出起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五条协议管辖，同时没有违反民诉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原、被告达成的合伙协议约定合法、有效，原告向其住所地人民法院起诉，长武县人民法院对该案有管辖权，故本案应按第二种意见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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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劳动者能否直接提起民事诉讼主张工伤保险待遇
未经劳动仲裁劳动者能否直接提起 民事诉讼主张工伤保险待遇
——解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 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第（四）、（五）项的规定
【裁判要旨】
劳动争议案件应当按照《劳动法》第七十九条的规定，若未经劳动仲裁前置程序，当事人直接提起诉讼要求按照工伤赔偿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问题提出】
甲公司承建某工程的玻璃安装工程后，又将该工程转包给了李某，李某招用王某等人进行施工。王某在施工过程中，不慎从楼上摔下受伤。现王某直接提起诉讼，要求参照工伤赔偿的规定，由李某、甲公司连带赔偿医疗费、停工留薪期间的工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一次性医疗补助金等各项损失共计30余万元。
【裁判】
经审理后裁定驳回王某要求工伤赔偿的起诉。【评析】
实践中，部分法律工作者认为“在特殊情形下，劳动者可以
不经过劳动仲裁，直接提起民事诉讼，要求用人单位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其法律依据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第（四）、（五）项的规定，即“用人单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将承包业务转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者自然人，该组织或者自然人聘用的职工从事承包业务时因工伤亡的，用人单位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个人挂靠其他单位队伍经营，其聘用的人员因工伤亡的，被挂靠单位为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
但笔者不认同上述观点，理由如下：
1、首先应明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及权利基础，如果当事人选择按照一般的侵权责任纠纷提起诉讼，则只需符合起诉条件，法院即可直接受理；如果当事人按照劳动争议纠纷提起诉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七十九条规定“劳动争议发生后，当事人可以向本单位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调解不成，当事人一方要求仲裁的，可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当事人一方也可以直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即“劳动仲裁前置程序”，未经前置仲裁，法院则不应受理；工伤保险纠纷属于劳动争议，因此也应经仲裁前置程序方能进入诉讼程序；
2、《规定》前言即明确“为正确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2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工伤保险条例》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结合行政审判实际，制定本规定”。显然，《规定》针对的对象为“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而非民事案件；
3、从法的位阶上看，《劳动法》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实施的，如需修改，则应由立法法规定的主体和程序来实施，而《规定》是最高人民法院在审理某一类型案件过程中作出的、属于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司法解释，《劳动法》位阶高于《规定》，且《规定》绝非也不可能是对《劳动法》的修改；
4、《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第（四）、（五）项的规定，与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四条：建筑施工、矿山企业等用人单位将工程（业务）或经营权发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自然人，对该组织或自然人招用的劳动者，由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发包方承担用工主体责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人社部发（2013）34号）第七条：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承包单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将承包业务转包、分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者自然人，该组织或者自然人招用的劳动者从事承包业务时因工伤亡的，由该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承包单位承担用人单位依法应承担的工伤保险责任；《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车辆挂靠其他单位经营车辆实际所有人聘用的司机工作中伤亡能否认定为工伤问 3 题的答复》（[2006]行他字第17号）等法律规范内容相一致，体现了法律逻辑的一致性，体现的原则均是在特殊情形下的劳动争议案件中对劳动者的保护；
5、《规定》第三条第一款第（四）、（五）项出台的意义在于：对于在转包关系和挂靠关系中，无用工主体资格组织或者个人聘用的人从事发包工程遭受工伤情况下的用人单位确认，此类确认不以是否存在真实劳动关系为前提，应当说是对工伤保险条例将劳动关系作为认定工伤前提的一般规定之外的特殊情形处理，即在特殊情形下，劳动行政部门认定工伤不以职工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为前提。应注意的是，在转包关系和挂靠关系中，职工与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用人单位之间并不存在真实的劳动关系，对职工造成伤害的实际侵权人仍然是不具有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自然人，《规定》以有利于保护职工的合法权益为原则，确定了用工单位和挂靠单位作为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用人单位，但会出现免除实际侵权人赔偿责任的不公平现象，因此，为解决责任承担这一问题，《规定》第三条第二款明确了“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承担赔偿责任或者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从工伤保险基金支付工伤保险待遇后”，有向实际侵权人追偿的权利；
如果当事人未经劳动仲裁，直接起诉要求实际侵权人和用工单位承担工伤赔偿责任的，如前所述，不仅违反了法律程序规定，且在实体上，按照一般侵权法律关系的指引，应当适用《侵权责 4 任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侵权类法律规范，但此类规范中没有能够支持当事人要求按照工伤赔偿的请求的法律条文。
6、《规定》支持劳动者在特殊情形下要求用工单位和被挂靠单位承担工伤保险责任，不意味着承认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劳动关系中劳动者权利包含范围较广，除工伤待遇外，还包括休息权、同工同酬、社会保险等各种权利，而《规定》仅仅规定了用工单位和被挂靠单位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并未规定用工单位和被挂靠单位承担其他责任，因此不宜做扩大解释。同时，若确认用工单位和被挂靠单位与工伤劳动者存在劳动关系，则劳动者提出补交社会保险费用、同工同酬等诉讼请求同样成立。另根据同案同判的原则，与未受工伤的同单位的其他劳动者亦有可能提起确认劳动关系的诉讼，并要求享受同工同酬、补交社会保险费用等权利，由此带来的后果将严重冲击当前的经济秩序。
综上，司法解释出台的初衷是为了规范一些特殊行业、领域的劳动用工乱象，保障劳动者受到职业伤害时能够及时得到救济。在用人单位将工程或业务非法转包、分包给不具有施工资质的组织或自然人，以规避劳动法上用工主体法律责任时，劳动行政部门则不必须以存在实际劳动关系为前提，即可认定用人单位承担工伤保险责任。其根本目的在于保障劳动者不因非法用工而丧失相应的工伤保险待遇，避免用工单位通过非法转包等行为 5 逃避所应承担的工伤保险责任。因此，认为司法解释突破了法律规定，支持劳动者通过民事诉讼实现工伤赔偿的主张是错误的。
第五篇：针对劳动争议仲裁能否提起反请求
针对劳动争议仲裁能否提起反请求
反请求是指在仲裁程序中，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提出的，旨在抵销或吞并申请人的仲裁请求的，与仲裁请求之标的和理由有牵连的，保护自己的民事权利和合法权益的独立的请求。反请求是被申请人对抗申请人以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法律手段。
从法律地位来分析，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在法律上是平等的，既然申请人具有提出申请的权利，那么被申请人也具有提出反请求的权利。根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三十五条的规定：“被申请人可以在答辩期间提出反申请，仲裁委员会应当自收到被申请人反申请之日起五日内决定是否受理并通知被申请人。”该反申请是对被申请人权利的保护，这和在诉讼中在原告提出诉讼后，被告可以提出反诉是同样的道理。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对提出反请求的条件没有作出具体、明确规定。根据仲裁理论，反请求应该具备以下5个条件：
1、反请求只能是由被申请人提起。如果被申请人向仲裁委员会提起不以申请人为指向对象的仲裁请求，否则不成立反请求。
2、反请求只能向受理仲裁申请的仲裁委员会提起。
3、反请求与仲裁请求属于同一仲裁协议约定的仲裁事项范围，否则，仲裁委员会对被申请人的反请求无权管辖。
4、反请求与仲裁请求必须有事实或法律上的联系。
5、反请求应该以书面形式提出，格式与仲裁申请书一样。
6、反请求应该在仲裁答辩期内提出。从理论上来说，只要被申请人在仲裁答辩期内提出符合上述要求的请求，就成立反请求。在实践中，反请求被受理后，由于反请求本身与本请求是基于同样法律关 系，并且当事人也相同，因此，为了节省时间、费用、有利于审理方便，仲裁庭往往将申请人提起的本请求与被申请人提起的反请求合并审理。如果出现提出仲裁申请的申请人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撤回仲裁申请的情况，也不影响反请求的继续审理。以上是可以提起反请求的情况。
具体到一些个案，典型的如工伤赔偿，单位就不能就此提出反请求。如果就此提出，就可能违背“一事不再理”原则。这个原则强调的是“事实”，而不是看提起仲裁的主体，以工伤赔偿为例，员工主张工伤赔偿，如果单位又提出反请求，要求员工承担所谓“员工违章操作”造成的经济损失，那么单位提起反请求的事实仍然是“员工遭受工伤伤害”，这就明显与员工提起工伤赔偿的事实和理由一致了，只是申请主体不同而已。这有悖于“一事不再理”原则。另外，工伤损害赔偿实行的是无过错责任原则，无论员工在工伤事件中是否存在过错，除非用人单位能够证明工伤系由员工故意造成，否则，用人单位均应承担法定赔偿责任。所以在工伤赔偿中，用人单位不得再提起反请求。
综上所述，在劳动争议仲裁中能否提起反请求，我们不能以偏概全，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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