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债权债务律师：仅凭借条主张借贷关系成立的司法判定

第一篇：南京债权债务律师：仅凭借条主张借贷关系成立的司法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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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然人之间的借贷关系属于实践性法律关系，故原则上债权人应当对借贷合同的订立和借款交付两项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实践中，对债权人主张借款为现金交付而仅有借据为证时，法院一般会根据借款金额分别处理：小额借贷中借据既是借贷合同亦可证明借款交付;大额借贷中借据一般仅视为借贷合同，而不能作为借款交付证据，出借人需要另行提交交付证据。但如何界定大额小额各地法院未予明确。

以笔者所在法院为例，各民事审判庭普遍倾向于本金少于十万元可以界定为小额借贷，本金多于一百万元可以界定为大额借贷。但占比不低的一部分借贷纠纷案件的本金位于十万到一百万元这样一个区间内，笔者称为中等金额民间借贷，对现金交付的举证责任难以一概而论，审理难度较大。下文分析依托一件标的为四十万元的借贷纠纷案件，恰好接近十万至一百万元的中位，具有一定典型意义。那么，仅以单张借条主张中等金额(本文指多于10万元少于100万元)借贷关系成立，要求借款人还款，法院应如何认定? 中等金额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原告提交借据证明借款合同成立和借款现金交付，如被告提出抗辩和可信证据，原告应就借款实际交付承担举证责任。如果经法院释明后仍不能提交借款交付的有效证据，原告本人经法院传唤拒不到庭陈述案件事实的，法院可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案情：

原告陈某，系建筑承包商。被告王某，系建筑承包商。

合肥市蜀山区法院审理查明：2011年1月23日，被告王某向原告陈某出具一份借条，内容为：“今借到陈某人民币40万元。”

原告陈某诉称：2011年1月23日，被告向原告借款40万元并出具借条。后原告多次催要借款，被告拒不偿还。现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原告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被告立即偿还借款本金40万元及利息68.33元(暂计算至2013年8月5日，此后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被告王某在庭审中辩称：原被告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涉案借条是被告欠原告的赌债。因此，原告诉请没有事实依据，请求法院予以驳回。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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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王某申请了四名证人出庭作证，称目睹或参与了2011年春节期间陈某、王某等人在某建筑公司办公场所内连续两日推牌九，王某因此输给陈某40万元。在陈某的要求下，王某于推牌九结束当日即2011年1月23日出具了上述借条。开庭后在法院释明下，陈某提交了2010年12月10日、12月17日两笔共计31万元的取款记录作为交付借款的证据。因欠缺关联性，法院对该项证据的证明力不予认定。

陈某委托律师参加诉讼。法院多次传唤陈某本人到庭陈述案件事实，其均未到庭。合肥市蜀山区法院审理认为：人民法院在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过程中，有义务依法全面、客观地审核双方当事人提交的全部证据，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对现金交付的借贷，可根据交付凭证、支付能力、交易习惯、借贷金额的大小、当事人间关系以及当事人陈述的交易细节经过等因素综合判断。本案中，原告称其于2011年1月23日以现金方式向被告交付借款40万元，但未能提供已向被告实际交付借款的有效证据。原告虽提交了其于2010年12月10日、12月17日的共计31万元的取款记录，但该两次取款时间与涉案借条的形成时间时隔一个多月，两者缺乏关联性，难以证明其向被告交付的40万元借款与上述31万元系同一笔款项。现被告对涉案借条项下的借款关系予以否认，并提交了四份证人证言以佐证借款并未实际发生。本案系当事人为自然人的民间借贷纠纷且涉案借款金额较大，为查明案件事实，法院已依法发出传票传唤原告本人到庭，原告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未能陈述出借款项的具体情况，包括借条的形成、款项支付等具体细节，依法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庭审中，原被告对除涉案借条外，双方之间从未存在其他借款的事实亦均无异议。综上，在此情况下，法院应当对于原告陈述的合理性进行审查，不能仅依据被告出具的借条来确认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及其履行情况。故原告现主张其与被告之间于2011年1月23日存在40万元借款的事实，依据不足，基于此而提出的相关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由此，蜀山区法院依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陈某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陈某上诉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王某的民间借贷关系真实有效，并非赌债，请求二审改判，支持其诉讼请求。

合肥中院审理过程中，上诉人陈某申请撤回上诉，合肥中院予以准许。

第二篇：仅凭借条主张借贷关系成立的司法判定

仅凭借条主张借贷关系成立的司法判定

自然人之间的借贷关系属于实践性法律关系，故原则上债权人应当对借贷合同的订立和借款交付两项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实践中，对债权人主张借款为现金交付而仅有借据为证时，法院一般会根据借款金额分别处理：小额借贷中借据既是借贷合同亦可证明借款交付;大额借贷中借据一般仅视为借贷合同，而不能作为借款交付证据，出借人需要另行提交交付证据。但如何界定大额小额各地法院未予明确。

以笔者所在法院为例，各民事审判庭普遍倾向于本金少于十万元可以界定为小额借贷，本金多于一百万元可以界定为大额借贷。但占比不低的一部分借贷纠纷案件的本金位于十万到一百万元这样一个区间内，笔者称为中等金额民间借贷，对现金交付的举证责任难以一概而论，审理难度较大。下文分析依托一件标的为四十万元的借贷纠纷案件，恰好接近十万至一百万元的中位，具有一定典型意义。那么，仅以单张借条主张中等金额(本文指多于10万元少于100万元)借贷关系成立，要求借款人还款，法院应如何认定? 中等金额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原告提交借据证明借款合同成立和借款现金交付，如被告提出抗辩和可信证据，原告应就借款实际交付承担举证责任。如果经法院释明后仍不能提交借款交付的有效证据，原告本人经法院传唤拒不到庭陈述案件事实的，法院可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案情摘要

原告陈某，系建筑承包商。

被告王某，系建筑承包商。

合肥市蜀山区法院审理查明：2011年1月23日，被告王某向原告陈某出具一份借条，内容为：“今借到陈某人民币40万元。”

原告陈某诉称：2011年1月23日，被告向原告借款40万元并出具借条。后原告多次催要借款，被告拒不偿还。现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原告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被告立即偿还借款本金40万元及利息68.33元(暂计算至2013年8月5日，此后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被告王某在庭审中辩称：原被告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涉案借条是被告欠原告的赌债。因此，原告诉请没有事实依据，请求法院予以驳回。审判过程

被告王某申请了四名证人出庭作证，称目睹或参与了2011年春节期间陈某、王某等人在某建筑公司办公场所内连续两日推牌九，王某因此输给陈某40万元。在陈某的要求下，王某于推牌九结束当日即2011年1月23日出具了上述借条。

开庭后在法院释明下，陈某提交了2010年12月10日、12月17日两笔共计31万元的取款记录作为交付借款的证据。因欠缺关联性，法院对该项证据的证明力不予认定。

陈某委托律师参加诉讼。法院多次传唤陈某本人到庭陈述案件事实，其均未到庭。

合肥市蜀山区法院审理认为：人民法院在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过程中，有义务依法全面、客观地审核双方当事人提交的全部证据，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对现金交付的借贷，可根据交付凭证、支付能力、交易习惯、借贷金额的大小、当事人间关系以及当事人陈述的交易细节经过等因素综合判断。本案中，原告称其于2011年1月23日以现金方式向被告交付借款40万元，但未能提供已向被告实际交付借款的有效证据。原告虽提交了其于2010年12月10日、12月17日的共计31万元的取款记录，但该两次取款时间与涉案借条的形成时间时隔一个多月，两者缺乏关联性，难以证明其向被告交付的40万元借款与上述31万元系同一笔款项。现被告对涉案借条项下的借款关系予以否认，并提交了四份证人证言以佐证借款并未实际发生。

本案系当事人为自然人的民间借贷纠纷且涉案借款金额较大，为查明案件事实，法院已依法发出传票传唤原告本人到庭，原告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未能陈述出借款项的具体情况，包括借条的形成、款项支付等具体细节，依法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庭审中，原被告对除涉案借条外，双方之间从未存在其他借款的事实亦均无异议。综上，在此情况下，法院应当对于原告陈述的合理性进行审查，不能仅依据被告出具的借条来确认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及其履行情况。故原告现主张其与被告之间于2011年1月23日存在40万元借款的事实，依据不足，基于此而提出的相关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由此，蜀山区法院依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陈某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陈某上诉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王某的民间借贷关系真实有效，并非赌债，请求二审改判，支持其诉讼请求。

合肥中院审理过程中，上诉人陈某申请撤回上诉，合肥中院予以准许。案例评析

一、中等金额借贷关系中现金交付的举证责任分配

从尊重合同的角度出发，中等金额借据除作为借贷合同，一般还可对借款交付具备推定性质的轻微证明力。如债务人未对此提出抗辩，可依借据推定借款已交付。此时为避免虚假诉讼，法院可以要求债权人提交交付的证据或采取其他手段对借贷关系予以审查。如债务人提出抗辩，则需对借款未交付这一消极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一般而言，因消极事实不易证明，此时债务人的举证责任较重。

本案中，原、被告均为建筑承包商，确实可能发生几十万元的现金往来。故原告起诉时，借据对借款交付具有一定证明力。被告抗辩称借款为赌债、未实际交付，尚不能削弱借据这一书面证据的证明力，而应当对其抗辩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被告申请出庭的四名证人，有人目睹原告、被告长达两天推牌九，有人直接参与了牌局。他们的证言不仅时间、地点、人物等细节清楚，也符合建筑业春节前资金回笼的行业特点，具有很高的可信性。此时，借据对借款交付的轻微证明力已被证人证言削弱殆尽，举证责任发生逆转，原告方需承担借款交付的举证责任。

二、取款记录对现金交付借款的证明力

现实中不少当事人因种种原因而选择现金交付借款，出借人在银行取款后现场交付借款人的情况较为常见。此时，出借人的银行取款记录便成为现金交付借款的重要证据。但取款记录作为一种间接证据，总体而言证明力不高。法院在审核该证据时，通常对取款时间与借据时间、取款金额和借据金额的对应性进行严格审核。

本案中，原告经法院释明后提交了距借条成立一个月余、两笔共计31万元的取款记录。取款金额虽然与借据金额有一定差距，但鉴于当事人双方的经济能力，出借人以本有现金填补差额并非难事。但是，法院不认可该证据证明效力的关键原因在于取款与借据的大幅时间差导致该证据缺乏关联性——提前一个多月取款以待他人借取，难谓合理;更何况建筑行业每年公历年末至农历腊月期间正是资金紧张时期，31万资金从银行取出后闲置一个多月令人无法信服。在原告代理律师对此无法作出合理解释的情况下，法院对该项证据的证明效力不予认定是恰当的。

三、经法院传唤原告本人拒不到庭的证据法后果

根据《民事诉讼法》，当事人可以委托代理人参加诉讼，而法院强制当事人本人到庭的拘传手段仅适应于被告，原告本人拒不到庭的法律后果欠缺规定。这就导致民间借贷案件中原告本人出庭比例不高，给法院查明事实造成困难。

实践中，不少法院均将要求原告本人出庭作为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重要手段。不少法院制定的相关指导意见中亦规定原告本人经依法传唤后拒不到庭的将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笔者认为，此时的法律责任为证据法上的责任。《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七条规定：“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的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如当事人本人出庭对于查明案件事实的具有重要作用，则法院明确要求当事人本人出庭系对举证责任重新分配，当事人应当根据法院的要求亲自出庭。当事人有能力出庭而拒不出庭的，将对法院需要查明的事实承担不利的举证后果。

本案中，被告举证削弱借据对借款交付的证明力后，原告对借款交付负有更重举证责任。原告本人经法院多次传唤拒不到庭陈述案件事实，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

四、赌债转化借贷的司法处理

通过出具借据将赌债转化为借贷，系典型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自始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明确规定，“出借人明知借款人是为了进行非法活动而借款的，其借贷关系不予保护。”该司法解释同时规定，“对双方的违法借贷行为，可按照《民法通则》第134条第3款和《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63条、第164条的规定予以制裁。”上述法条规定的制裁方式包括：训诫、责令具结悔过、收缴进行非法活动的财物和非法所得，罚款或拘留等。

审判实践中，对赌债性质的借贷一般有三种处理方式：一是认定为赌债，对借贷关系不予保护并课以前述制裁;二是认定为赌债，对借贷关系不予保护但不加以制裁;三是虽不明确认定为赌债，但对借贷关系不予认定。在赌债并未实际履行的情况下，非法财物和非法所得尚未实际产生，此时法院处以收缴则意味着当事人需要实际支出相应标的金钱，具有非常明显的惩罚性，与法院居中裁判的角色和司法谦抑的原则有所背离。此外，民事审判中收缴的具体程序目前也缺乏明确规定，法院难以操作。

本案中，被告主张案涉债务系赌债并提供了可信的证人证言，足以否定借据对交付的证明力，但这是一种证据法上的效果。法院如仅依据一方当事人的陈述和证人证言就将案涉债务认定为赌债，难免草率。判决中回避了对赌债的认定，堪称稳妥。

附：各地相关司法政策

一、浙江高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浙高法〔2009〕297号)

第十七条 对于现金交付的借贷，债权人仅凭借据起诉而未提供付款凭证，债务人对款项交付提出合理异议的，法院可以要求出借人本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有关经办人员到庭，陈述款项现金交付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用途等具体事实和经过，并接受对方当事人和法庭的询问。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应承担相应后果。

法院应当根据现金交付的金额大小、出借人的支付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借贷双方的亲疏关系等诸因素，结合当事人本人的陈述和庭审言辞辩论情况以及提供的其他间接证据，依据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运用逻辑推理、日常生活常理等，综合审查判断借贷事实是否真实发生。必要时，法院可以依职权进行调查取证。

对金额较小的现金交付，出借人作出合理解释的，一般视为债权人已经完成行为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可以认定借贷事实存在。对于金额大小的界定，鉴于本省各地经济发展状况、出借人个体经济能力存在差异，可由法官根据个案具体情况裁量。

二、安徽高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皖高法〔2013〕470号)

第十二条 当事人为自然人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自然人本人不到庭参加诉讼无法查明事实的，应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传唤当事人本人到庭。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第十三条 出借人主张现金支付的，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借贷金额大小、款项交付、出借人的经济能力、交易细节、交易习惯、出借人与借款人的关系亲疏程度等因素，综合判断借贷事实是否发生。

三、重庆高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2011年8月23日)

18、人民法院应当要求借贷双方当事人本人到庭参加诉讼，查明借款的原因、用途、金额、支付方式、高利贷等事实。

四、上海高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合同纠纷案件若干意见》(沪高法民一〔2007〕18号)

2、债权人依据借条起诉债务人还款的纠纷，对借条是形式审查还是实质审查，应视情况区别处理民间借贷合同具有实践性特征，合同的成立，不仅要有当事人的合意，还要有交付钱款的事实。因此，在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审理中，首先看当事人之间的合意，即借据是否真实有效，在该前提下，还应审查履行情况。对于小额借款，出借人具有支付借款的能力，如果当事人主张是现金交付的，除了借条又没有其他证据的，按照交易习惯，出借人提供借据的，一般可视为其已完成了举证责任，可以认定交付借款事实存在。而对于大额借款，涉及几十万甚至几百万的金额，当事人也主张是现金交付，除了借条没有其他相关证据的，则还要通过审查债权人自身的经济实力，债权债务人之间的关系，交易习惯及相关证人证言等来判断当事人的主张是否能够成立，仅凭借条还不足以证明交付钱款的事实。

五、上海高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沪高法民一〔2009〕17号)

7、借贷案件中借款人抗辩系赌债的举证责任分配借款人抗辩债务因赌博而产生，或抗辩出借人明知所借款项用于赌博的，应首先查明借款交付事实。在出借人有证据证明交付事实的情况下，原则上由债务人对存在上述抗辩情形承担举证责任。

六、南京中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宁中法审委〔2010〕4号)

第十六条 对于数额较大的借贷，债权人应当对借贷金额、期限、利率以及款项的交付等借贷合意、借贷事实的发生承担证明责任。债务人提出抗辩的，应当提供反驳证据证明。

第十八条 当事人主张现金交付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现金交付的金额大小、出借人的支付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借贷双方的亲疏关系等因素，结合当事人本人的陈述和庭审言辞辩论情况以及提供的其他间接证据，依据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综合审查判断借贷事实是否真实发生。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以依职权进行调查取证。

对于数额较大的现金交付，债权人仅凭借据起诉而未提供付款凭证，债务人对款项交付提出合理异议的，人民法院可以要求出借人本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有关经办人员到庭，陈述款项现金交付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用途等具体事实和经过，并接受对方当事人的质询和法庭的询问。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对于数额较小的现金交付，出借人作出合理解释的，一般视为债权人已经完成证明责任，可以认定借贷事实存在。对于金额大小的界定，可根据出借人个体经济能力差异等，由法官根据个案具体情况裁量。

作者‖蒋鸿铭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

来源‖中国法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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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南京债权债务律师：民间借贷案件中原告律师的对策[范文模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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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借贷案件中原告律师的对策

近年来，由于国家金融政策的重大调整，导致大量的经营者由于风险意识不强，防范能力较弱，而出现资金链断裂，引发了大量的民间借贷案件。如何办理好此类案件，切实维护好当事人的合法权利，是摆在执业律师特别是原告代理律师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民间借贷的主要特征

民间借贷由于存续时间甚长，已经形成了自己相应的概念。其主要特征是：

1、资金来源复杂。此类借贷资金可以来源于出借人手中持有的自有资金，也可以来源于出借人向他人的借款。后者既包括出借人借来的民间游资，也包括出借人向金融机构所贷来的款项。在有些情况下，借贷资金从最初出借者手中转移到最后借用人手中时已经经过了多次借贷环节。

2、借款利率高。民间资金作为投资可以通过多个渠道，其中包括将自有资金存入银行，获取利息这一种。但是通过这一渠道投资虽然风险很小，相对回报也很小。因此在多数情况下，民间的自有资金不会选择这一渠道进行投资，而往往采取利率相对较高的民间融资渠道。而那些并非自有，或者大部分非自有的资金，由于在取得时已经或者约定需要向前手支付一定数额的利息，则必然会选择通过民间借贷方式贷出款项，以获取较高甚至很高的利息。

3、很少设定抵押或者质押。由于民间借贷通常约定出借周期短，大都以周转金形式出现，当事人又多是熟人或者亲友，再加上办理抵押或者质押手续繁琐，故在实际借款过程中很少设定抵押或者质押。

4、出借款项较少以现金交付，而大多通过银行转账支付，在不少情况下甚至通过他人银行账户转款。在转借情况下更是直接从被转借人账户转入借款人账户，不经过出借人账户。

5、借款凭证形式多样。有的套用银行制作的格式合同文本(包括借据);有的只有借款合同而没有借据或者收条;有的则自制固定格式借据(以转贷为常业者);也有的则没有借款合同和借据，直接以转账凭证作为凭据。在特殊情况下，还存在没有书面证据仅靠双方口头认可的债权债务关系。

二、民间借贷在发生纠纷进入诉讼时出现的问题

1、存在虚假诉讼。由于债务人债务缠身，资产严重不足，且已经无法用于偿还真实的债务，其为了达到保存资产的目的，往往通过制作虚假的债务凭证的方式，谎称与某些亲友存在巨额债务关系，试图通过诉讼过程，也使其与这些亲友的虚假债务被认定，甚至被确定有权参与剩余资产的分配。这就导致在虚假债务被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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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后，大大膨胀了债务人的债务总量，减少了债权人的受偿比例，使真实的债权人因受偿比例减小而得不到公平合理的偿还。

2、缺乏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确定债权债务关系及双方的权利义务。不少债权虽是真实的，但是这些真实的债权人因为没有借据，或者因为证据不完整、证据因保管不善而灭失或者一时无法寻找，而无法获得有效的诉讼证据。这就导致在进入诉讼时无法或者难以证实借贷法律关系的存在，以及双方之间对相关权利义务的约定和履行情况。

3、无法采取有效的财产保全措施，执行十分困难。由于上述借贷关系多是以短期资金周转方式产生的，当事人之间又存在亲友关系，缺少担保措施。一旦资金链断裂，发现借款人无法偿还借款时，借款人的资产大都已经被变卖或者被他人采取法律手段控制，出借人已经无法采取有效的财产保全措施，即使法院作出判决也难以执行。

三、当前最高司法机关对此类案件的审理提出的新要求及审理时出现的新动向 最高人民法院曾为此发布了《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通知》(下为《通知》)。《通知》发布后，对于司法实践提出了新的要求，引起了审理过程及审判结果的新变化。特别是《通知》还要求既要依法保护合法的借贷利息，又要依法遏制高利贷化倾向。同时要求各级人民法院注意防范、制裁虚假诉讼。各地人民法院根据《通知》审理民间借贷案件时已经作出了许多重要的改变，这些改变不仅影响到审判理念，而且还对原有的证据意识、举证责任的承担和分担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四、当前原告律师代理此类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时应有的对策

1、注重受案前审查，避免误入当事人设置的虚假诉讼陷阱。代理律师在接待当事人时要特别注意听取当事人介绍的案件情况，从借贷法律关系的形成、双方当事人对借贷关系权利义务的履行(特别是款项支付的过程)、至今未能还款或者未能足额还款的原因、是否曾经催讨以及催讨结果等方面进行分析，确定其陈述是否具备客观性，从而判断其所陈述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是否确实存在。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代理律师必须学会耐心地听取当事人的叙述，不仅从当事人描述的案件形成过程中了解案情，而且借助这种了解寻找蛛丝马迹，以达到全面掌握案情和排除疑问的目的。

2、加强与当事人的沟通，告知人民法院对民间借贷案件保护的范围和存在的诉讼风险。民间借贷案件虽然是人民法院受案范围的案件，但是这些案件进入诉讼之后，只有一部分会受到人民法院的全面保护，这就使得该类案件存在诉讼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原告委托的律师应当尽早向当事人说明上述受案范围的法律规定和此类案件存在的诉讼风险，以便当事人就是否向法院起诉等问题作出决策，避免当事人因诉讼目的达不到而与律师及律师事务所产生争议，存在严重的代理纠纷之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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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强化证据意识，注意证据的收集和补强。最高法《通知》明确指出，对于此类案件，在审理时要依法全面、客观地审核双方当事人提交的全部证据，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这就提醒原告的代理律师，在有的案件中，虽然债务人已经出具借条或者欠条，但在诉讼中，债务人及其代理人往往会矢口否认曾有过借款或者欠款的事实，要求原告提供全面完整的证据。实践中，曾出现过债权人向债务人出借巨款，但是该款系现金支付，没有其他凭证;或者虽是转账，但不是从债权人本人账户转出的，而是通过其他关系人账户付款;或者该款并没有直接支付，而是通过债权人与债务人、案外人的其他债务互相抵消的情况。一旦进入诉讼，由于债务人的否认，导致法院审判出现困难。因此，在立案前，原告方的代理人就应当对此有所预测，未雨绸缪，要求债权人在出示借据或者其他条据的基础上，收集或者提供其他诸如证人证言、合同、视听资料等相关证据。必要的时候，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向金融机构调取涉案款项的转账或者汇付的相关记录，以便更好地确定债权债务关系的存在，依法保护自己的债权。

4、积极采取有效措施，争取调解结案和法律文书得到切实履行。最高法《通知》明确指出：“人民法院在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时，要依法保护合法的借贷利息，依法遏制高利贷化倾向。”《通知》还规定：“出借人依照合同约定请求支付借款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合同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6条、第7条的规定处理。出借人将利息预先在本金中扣除的，应当按照实际借款数额返还借款并计算利息。当事人仅约定借期内利率，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以借期内的利率主张逾期还款利息的，依法予以支持。当事人既未约定借期内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的，出借人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主张自逾期还款之日起的利息损失的，依法予以支持。”这一规定实际上是对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限制，不管当事人在借款当时对利率如何约定，只要超出上述司法解释所允许的范畴，都是不能得到完全保护的。这就引出了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即原告方当事人质疑法院的判决，认为原本债权人和债务人双方是按照高息履行的，起诉后反而要按低息履行，可见法院是保护不诚信的人。此时作为原告的代理律师，应当做好解释工作(特别是在立案前)。同时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以尽力维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1、及时了解债务人资产情况，申请诉前保全或者在诉讼中申请保全;

2、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尽量帮助法院查明事实，特别是双方对利率的约定和履行情况，指明借款当时双方对利率的约定是真实意思表示，促成双方调解，争取在法律保护的利率和双方约定的利率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在该点所确定的利率标准下达成调解协议;

3、对那些在借贷过程中双方已经按照约定高利率履行的部分，提请法院予以认可，以维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和民事法律关系的稳定。

民间借贷案件的代理和审判涉及的内容和法律处理结果是极为丰富的，笔者希望通过探讨和深入了解，为律师代理此业务提供一点帮助。

第四篇：南京债权债务律师：最高法院发布民间借贷案件司法解释全文,另附十大权威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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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已于2015年6月23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55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5年9月1日起施行。来源 | 最高法院 法释〔2015〕18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015年6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55次会议通过)为正确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之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本规定所称的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从事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因发放贷款等相关金融业务引发的纠纷，不适用本规定。

第二条 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

当事人持有的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没有载明债权人，持有债权凭证的当事人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被告对原告的债权人资格提出有事实依据的抗辩，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不具有债权人资格的，裁定驳回起诉。

第三条 借贷双方就合同履行地未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事后未达成补充协议，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仍不能确定的，以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

第四条 保证人为借款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出借人仅起诉借款人的，人民法院可以不追加保证人为共同被告;出借人仅起诉保证人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借款人为共同被告。

保证人为借款人提供一般保证，出借人仅起诉保证人的，人民法院应当追加借款人为共同被告;出借人仅起诉借款人的，人民法院可以不追加保证人为共同被告。

第五条 人民法院立案后，发现民间借贷行为本身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将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或者检察机关。

公安或者检察机关不予立案，或者立案侦查后撤销案件，或者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或者经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定不构成非法集资犯罪，当事人又以同一事实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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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人民法院立案后，发现与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虽有关联但不是同一事实的涉嫌非法集资等犯罪的线索、材料的，人民法院应当继续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并将涉嫌非法集资等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或者检察机关。

第七条 民间借贷的基本案件事实必须以刑事案件审理结果为依据，而该刑事案件尚未审结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中止诉讼。

第八条 借款人涉嫌犯罪或者生效判决认定其有罪，出借人起诉请求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第九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视为具备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关于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一)以现金支付的，自借款人收到借款时;(二)以银行转账、网上电子汇款或者通过网络贷款平台等形式支付的，自资金到达借款人账户时;(三)以票据交付的，自借款人依法取得票据权利时;(四)出借人将特定资金账户支配权授权给借款人的，自借款人取得对该账户实际支配权时;(五)出借人以与借款人约定的其他方式提供借款并实际履行完成时。

第十条 除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外，当事人主张民间借贷合同自合同成立时生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当事人另有约定或者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十一条 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以及它们相互之间为生产、经营需要订立的民间借贷合同，除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本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情形外，当事人主张民间借贷合同有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十二条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本单位内部通过借款形式向职工筹集资金，用于本单位生产、经营，且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本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情形，当事人主张民间借贷合同有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十三条 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的，民间借贷合同并不当然无效。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本规定第十四条之规定，认定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

担保人以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已经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为由，主张不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民间借贷合同与担保合同的效力、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依法确定担保人的民事责任。

第十四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

(一)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二)以向其他企业借贷或者向本单位职工集资取得的资金又转贷给借款人牟利，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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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出借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提供借款的;(四)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五)其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

第十五条 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

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

第十六条 原告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被告抗辩借贷行为尚未实际发生并能作出合理说明，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

第十七条 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第十八条 根据《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七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原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经审查现有证据无法确认借贷行为、借贷金额、支付方式等案件主要事实，人民法院对其主张的事实不予认定。

第十九条 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时发现有下列情形，应当严格审查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综合判断是否属于虚假民事诉讼：(一)出借人明显不具备出借能力;(二)出借人起诉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明显不符合常理;(三)出借人不能提交债权凭证或者提交的债权凭证存在伪造的可能;(四)当事人双方在一定期间内多次参加民间借贷诉讼;(五)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委托代理人对借贷事实陈述不清或者陈述前后矛盾;(六)当事人双方对借贷事实的发生没有任何争议或者诉辩明显不符合常理;(七)借款人的配偶或合伙人、案外人的其他债权人提出有事实依据的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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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当事人在其他纠纷中存在低价转让财产的情形;(九)当事人不正当放弃权利;(十)其他可能存在虚假民间借贷诉讼的情形。

第二十条 经查明属于虚假民间借贷诉讼，原告申请撤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并应当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其请求。

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恶意制造、参与虚假诉讼，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百一十二条和第一百一十三条之规定，依法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应当移送有管辖权的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单位恶意制造、参与虚假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对该单位进行罚款，并可以对其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应当移送有管辖权的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一条 他人在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或者借款合同上签字或者盖章，但未表明其保证人身份或者承担保证责任，或者通过其他事实不能推定其为保证人，出借人请求其承担保证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二十二条 借贷双方通过网络贷款平台形成借贷关系，网络贷款平台的提供者仅提供媒介服务，当事人请求其承担担保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网络贷款平台的提供者通过网页、广告或者其他媒介明示或者有其他证据证明其为借贷提供担保，出借人请求网络贷款平台的提供者承担担保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二十三条 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以企业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出借人、企业或者其股东能够证明所借款项用于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个人使用，出借人请求将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列为共同被告或者第三人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以个人名义与出借人签订民间借贷合同，所借款项用于企业生产经营，出借人请求企业与个人共同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二十四条 当事人以签订买卖合同作为民间借贷合同的担保，借款到期后借款人不能还款，出借人请求履行买卖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并向当事人释明变更诉讼请求。当事人拒绝变更的，人民法院裁定驳回起诉。

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作出的判决生效后，借款人不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金钱债务，出借人可以申请拍卖买卖合同标的物，以偿还债务。就拍卖所得的价款与应偿还借款本息之间的差额，借款人或者出借人有权主张返还或补偿。

第二十五条 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出借人主张支付借期内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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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除自然人之间借贷的外，借贷双方对借贷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主张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民间借贷合同的内容，并根据当地或者当事人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市场利率等因素确定利息

第二十六条 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二十七条 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载明的借款金额，一般认定为本金。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实际出借的金额认定为本金。

第二十八条 借贷双方对前期借款本息结算后将利息计入后期借款本金并重新出具债权凭证，如果前期利率没有超过年利率24%，重新出具的债权凭证载明的金额可认定为后期借款本金;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24%，当事人主张超过部分的利息不能计入后期借款本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按前款计算，借款人在借款期间届满后应当支付的本息之和，不能超过最初借款本金与以最初借款本金为基数，以年利率24%计算的整个借款期间的利息之和。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支付超过部分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二十九条 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

(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三十条 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三十一条 没有约定利息但借款人自愿支付，或者超过约定的利率自愿支付利息或违约金，且没有损害国家、集体和第三人利益，借款人又以不当得利为由要求出借人返还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借款人要求返还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除外。

第三十二条 借款人可以提前偿还借款，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借款人提前偿还借款并主张按照实际借款期间计算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三十三条 本规定公布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于1991年8月13日发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同时废止;最高人民法院以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不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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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10:00，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杜万华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并回答记者提问。

(一)关于民间借贷的界定。这一部分主要是对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的适用范围作出规定，对民间借贷行为及主体范围予以明确界定。民间借贷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相对于国家正规金融行业自发形成的一种民间融资信用形式，在我国有着久远的历史和深厚的传统，且为社会广泛熟悉，“民间借贷”这一称谓已经约定俗成。在我国，借贷市场主要由金融机构借贷和民间借贷组成。本司法解释解决的是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因资金融通而发生的争议。解释第一条第一款开宗明义“本规定所称的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 这个界定体现出了民间借贷行为特有的本质和主体范围。从称谓的形式上明晰了与国家金融监管机构间的区别，也从借贷主体的适用范围上与金融机构进行了区分。

(二)关于民间借贷案件的受理与管辖。从民间借贷现实情况来看，民间借贷的资金大多属于民间的自有或闲散资金，具有松散性、广泛性的特征。由于借贷关系的双方当事人之间又多有亲属关系或同事、同乡、同学等社会关系，在借贷形式上往往表现出简单性和随意性。不签订书面借款合同或仅仅由借款人出具一张内容简单的借据、收条或欠条的情形较为常见。一旦发生纠纷，借贷双方往往很难举出充分证据证明其主张或抗辩。此时，人民法院是否应受理此类案件在司法实践中素有争议。司法解释的这一部分主要规定了民间借贷案件的起诉条件;民间借贷合同履行地的确定以及保证人的诉讼地位等问题，为立案登记制背景下更好地发挥司法对民间借贷纠纷的受理和管辖提供了法律依据。

(三)关于民间借贷案件涉及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交叉的规定。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日趋多元复杂。在民间借贷纠纷当中，此类案件往往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非法经营等案件交织在一起，出现由同一法律事实或相互交叉的两个法律事实引发的、一定程度上交织在一起的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即民刑交叉案件。民刑交叉问题主要包括刑民程序的协调与实体责任的确定两个方面，这一部分主要包括：1.对于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民间借贷案件，人民法院应当不予受理或者驳回起诉，并将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或者检察机关。这一规定有利于公检法三机关在打击和处理涉众型非法集资犯罪时能够更好地协调一致、互相配合。2.对于与民间借贷案件虽有关联，但不是同一事实的犯罪，人民法院应当将犯罪线索材料移送侦查机关，但民间借贷案件仍然继续审理;3.借款人涉嫌非法集资等犯罪或者生效判决认定其有罪，出借人起诉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四)关于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判断，在司法实践中有着重要的意义。只有基于有效的民间借贷合同，一方当事人才能向另一方当事人主张其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也才能涉及到违约责任的承担以及合同的解除等问题。鉴于民间借贷合同的特殊性，司法解释在这一部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1.自然人之间民间借贷合同的生效要件;2.企业之间为了生产、经营需要签订的民间借贷合同，只要不违反合同法第52条和本司法解释第14条规定内容的，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这也是本司法解释最重要的条款之一;3.企业因生产、经营的需要在单位内部通过借款形式向职工筹集资金签订的民间借贷合同有效;4.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民间借贷合同并不当然无效，而应当根据合同法第52条和本司法解释第14条规定的内容确定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

(五)关于互联网借贷平台的责任。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及其相关技术的发展，互联网金融在我国得到了迅速发展。自从1979年出现p2p概念，并将小额信贷和互联网技术相连接以来，p2p网络借贷逐步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并于2007年正式进入我国。2013年以来，p2p网络借贷出现井喷式发展，在一年之内由最初的几十家增长到几千家，从而不仅实现了数量上的增长，借贷种类和方式也得到扩张。我国已经形成了有别与国外p2p网贷模式的新特点，同时也产生了平台角色复杂、监管主体缺位、信用系统缺乏等新问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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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涉及p2p网络借贷平台的法律规范缺失的情况下，为了更好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进一步促进我国网络小额借贷资本市场良好发展，本《规定》分别对于p2p涉及居间和担保两个法律关系时，是否应当以及如何承担民事责任作出了规定。按照《规定》中的条款内容，借贷双方通过p2p网贷平台形成借贷关系，网络贷款平台的提供者仅提供媒介服务，则不承担担保责任，如果p2p网贷平台的提供者通过网页、广告或者其他媒介明示或者有其他证据证明其为借贷提供担保，根据出借人的请求，人民法院可以判决p2p网贷平台的提供者承担担保责任。

(六)关于民间借贷合同与买卖合同混合情形的认定。民间借贷实践中，当前有一种现象是当事人双方为避免债务人无力偿还借款，往往在签订民间借贷合同的同时或其后签订买卖合同(以房屋买卖合同为主)，约定债务人不能偿还债款本息的，则履行买卖合同。此类案件中如何认定合同的性质和效力、如何加以处理，关系到人民法院裁判的统一，关系到当事人切身利益的维护。同时，正确处理此类案件，对于防范虚假诉讼，健全担保规范，促进经济健康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本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当事人通过签订买卖合同作为民间借贷合同的担保，借款到期后借款人不能还款，出借人请求履行买卖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作出的判决生效后，借款人不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金钱债务，出借人可以申请拍卖买卖合同标的物，以偿还债务。

(七)关于企业间借贷的效力。我院于1991年颁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对民间借贷主体仅限于至少一方是公民(自然人)，而对于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借贷，按照央行1996年颁布的《贷款通则》和我院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一般以违反国家金融监管而被认定为无效。这一制度性规定在司法界被长期遵守，一定程度上对于维护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风险，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从计划经济时代延续下来的这一制度不仅没有消除企业间借贷行为的发生，相反，企业间借贷甚至出现愈演愈烈的势头。现实中企业间存在的巨大借贷需求，催生了一系列企业之间的间接借贷运作模式。特别是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许多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存在着周转资金短缺、融资渠道不畅的发展瓶颈，企业通过民间借贷或者相互之间拆借资金成为融资的重要渠道。但为了规避企业之间资金拆借无效的规定，不少企业通过虚假交易、名义联营、企业高管以个人名义借贷等方式进行民间融资，导致企业风险大幅增加，民间借贷市场秩序受到破坏。

“时移则法易”。根据目前实际情况，我们经研究认为，对于企业之间的民间借贷应当给予有条件的认可。本司法解释为此规定：企业为了生产经营的需要而相互拆借资金，司法应当予以保护。这一规定不仅有利于维护企业自主经营、保护企业法人人格完整，而且有利于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顽疾，满足企业自身经营的需要;不仅有利于规范民间借贷市场有序运行，促进国家经济稳健发展，而且有利于统一裁判标准，规范民事审判尺度。

当然，允许企业之间融资，绝非意味着可以对企业之间的借贷完全听之任之、放任自流。应当说，解禁并非完全放开，我们认为，正常的企业间借贷一般是为解决资金困难或生产急需偶然为之，但不能以此为常态、常业。作为生产经营型企业，如果以经常放贷为主要业务，或者以此作为其主要收入来源，则有可能导致该企业的性质发生变异，质变为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从事专门放贷业务的金融机构。生产经营型企业从事经常性放贷业务，必然严重扰乱金融秩序，造成金融监管紊乱。这种行为客观上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必须从效力上作出否定性评价。为此，本《规定》专门对企业间借贷应当认定无效的其他情形作出了具体规定。

(八)关于民间借贷合同无效的规定。对于无效合同的认定，事关合同效力的维护及市场经营秩序的安全和稳定，亦事关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在司法解释中明确规定无效民间借贷行为的具体情形，有利于规范我国的金融秩序;引导民间借贷的健康有序发展;为审判实践准确认定无效民间借贷合同提供规范依据。本《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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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具体列举了民间借贷合同应当被认定为无效的情形，包括：1.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2.以向其他企业借贷或者向本单位职工集资取得的资金又转贷给借款人牟利，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3.出借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提供借款的;4.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5.其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九)关于虚假民事诉讼的处理。我们经过调研发现当前民事审判领域存在许多虚假诉讼，在民间借贷案件中尤为突出。如何有效遏制民间借贷纠纷中的虚假诉讼，是摆在审判实践中的一个突出难题，也是亟待解决的一个课题。此类案件利益关系复杂，且往往使真正权利人的利益无法得到保障，一旦法院未能识别虚假诉讼，支持了虚假诉讼当事人的利益，则不但无法化解纠纷，反而更加激化了当事人之间的矛盾，极易引发和激化社会冲突。总之，虚假民间借贷诉讼既侵犯了真实权利人的利益，又浪费了有限的司法资源;既扰乱正常的司法审判秩序，又影响了社会稳定。因此，必须加大对虚假诉讼的预防和打击，以维持诚实守信的诉讼环境。审判实践中如何识别虚假诉讼是遏制虚假诉讼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对于这一问题，各级人民法院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处理方式，但也达成了基本共识，即应当在民间借贷案件审理过程中加强对证据的审查力度。本《规定》结合了虚假民间借贷诉讼审判实践的调研结果，吸收了实践中的有益的经验做法，采纳了综合判断的规范模式，并总结出了具体列举的可能属于虚假民间借贷诉讼的十种行为，如出借人明显不具备出借能力;出借人起诉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明显不符合常理;出借人不能提交债权凭证或者提交的债权凭证存在伪造的可能，等等，以供审判人员审理案件时借鉴、参考。当然，正确识别虚假民间借贷诉讼，还要求审判人员基于自身的审判经验的积累，对生活的认知能力的提高，结合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综合判断是否属于虚假民事诉讼。

经审理发现属于虚假诉讼的，人民法院除判决驳回原告的请求外，还要严格按照本《规定》的内容，对恶意制造、参与虚假诉讼的诉讼参与人依法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必须要移送有管辖权的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十)关于民间借贷的利率与利息。利率的规制是民间借贷的核心问题，也是本司法解释的重要内容之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了金融市场化改革，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利率市场化。但是，利率市场化绝不意味着利率无限化，更不意味着利率无序化。必须对民间借贷利率的上限进行管控。对民间借贷利率的管制，除应当考虑政府及金融监管部门监管的便利，还要考虑作为市场主体的借贷双方的真正需求。我国正规金融市场的贷款利率，正处于一个变革时期，经历了从国家统一贷款利率，到依据国家基准利率上下限浮动利率，再到2004年取消贷款利率浮动上限，2013年取消浮动下限的变迁过程。而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普遍使用央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作为裁判中的“银行同类贷款利率”。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的推进，以基准贷款利率的四倍作为利率保护上限的司法政策的变革势在必行。民间借贷利率上限究竟如何进行调整，采纳何种模式，固定利率上限标准如何予以确定，这一系列审判实践中的问题亟待回答。《规定》有关民间借贷利率和利息的内容主要包括：1.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或者自然人之间借贷对利息约定不明，出借人无权主张借款人支付借期内利息;2.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有权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但如果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则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应当被认定无效，借款人有权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3.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实际出借的金额认定为本金;4.除借贷双方另有约定的外，借款人可以提前偿还借款，并按照实际借款期间计算利息。此外，这一部分还对逾期利率、自愿给付利息以及复利等问题作了规定。

第五篇：南京债权债务律师：民间借贷案件中仅有借条或欠条,法院对借款实际交付的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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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概览] 原告赵某因与被告项某、何某发生民间借贷纠纷，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赵某诉称：原告与被告项某系朋友关系。2007年7月20日，项某以装修房屋为由向其借款人民币20万元，双方约定以年利率5%计息，期限为两年。当日，原告从家中保险柜中取出现金20万元，步行至项某经营的干洗店内向其交付借款，项某当场出具借条。2009年7月23日，项某在原告的催讨下支付利息2万元，并请求延长借款期限两年。2011年7月27日，原告再次向项某催讨借款，但其仍未能还款。原告认为，因本案借款系项某向其所借，借条和催款通知单亦由项某签名确认，故其仅起诉项某。至于被告何某是否应当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其不予表态。请求法院判令项某归还借款20万元，并以20万元为本金，支付自2009年7月23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年利率5%计算的利息。

被告项某辩称：对原告赵某诉称的事实均无异议，但其目前无力归还借款。至于涉案借款的用途，其中10万借款用于装修两被告名下房屋，另外10万元于2007年8月2日用于提前偿还购买该房屋时的银行贷款。因此，涉案借款是夫妻共同债务，应由两被告共同偿还。

被告何某辩称：首先，原告赵某主张的借款事实不存在。两被告在2007年期间自有资金非常充裕，无举债之必要。原告提供的借条是项某事后伪造的，何某原已申请对该借条的实际形成时间进行鉴定，但因不具备鉴定条件而无法进行。且原告当时并不具备出借20万元的经济能力，其也未提供任何借款交付证据。其次，何某对原告主张的借款始终不知情。两被告于2009年6月18日签订协议书，约定对外债务任何一方不确认则不成立。故该笔借款即使存在，也应当是项某的个人债务。再次，两被告于2005年9月20日结婚，2010年7月开始分居。何某曾分别于2010年8月25日、2011年5月12日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在这两次诉讼中，项某均未提及本案借款。目前，两被告的第三次离婚诉讼已在审理中。然而，除本案系争债务以外，另有两位债权人突然诉至法院要求归还借款。显然，本案是原告和项某通过恶意串通，企图转移财产的虚假诉讼，应追究两人的法律责任。[法院裁判]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赵某与被告项某之间的借贷关系是否成立并生效以及在此前提之下被告何某是否负有还款义务。

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故原告赵某主张其与被告项某之间存在有效的借款合同关系，其应就双方之间存在借款的合意以及涉案借款已实际交付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现原告提供《借条》意在证明其与项某之间存在借款的合意。关于借款交付，其主张因其无使用银行卡的习惯，故家中常年放置大量现金，200000元系以现金形式一次性交付给项某。对于原告的上述主张，被告项某均表示认可，并称其收到借款后同样以现金形式存放，并于2007年8月2日以其中的10万元提前归还房屋贷款。被告何某则明确否认涉案借款的真实性。

本案中，首先，原告赵某在本案中虽表示向被告项某主张还款，但项某辩称涉案借款用于两被告夫妻共同生活，应由两被告共同偿还。事实上，经法院调查，在两被告的第三次离婚诉讼中，项某也始终将本案借款作为夫妻共同债务要求何某承担相应的还款责任。基于本案处理结果与何某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法院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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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将其追加其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后因项某的上述抗辩，原告申请追加何某为被告。在此过程中，原告及项某一再反对何某参加本案诉讼，不仅缺乏法律依据，亦有违常理。何某作为本案被告以及利害关系人，当然有权就系争借款陈述意见并提出抗辩主张。

其次，基于两被告目前的婚姻状况以及利益冲突，被告项某对系争借款的认可，显然亦不能当然地产生两被告自认债务的法律效果。并且，项某称其于2007年8月2日用涉案借款中的100000元提前归还房贷。然而，经法院依职权调查，项某银行交易纪录却显示当天有100000元存款从其名下银行账户支取，与其归还的银行贷款在时间、金额上具有对应性。此外，项某银行账户在同期存有十余万元存款，其购房银行贷款也享有利率的七折优惠，再以5%的年利率向他人借款用以冲抵该银行贷款，缺乏必要性和合理性。本案于2013年3月7日开庭时，项某经法院合法传唤明确表示拒绝到庭。上述事实和行为足以对项某相关陈述的真实性产生怀疑。故基于以上原因，原告赵某仍需就其与项某之间借贷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事实，承担相应的举证义务。

再次，原告赵某自述其名下有多套房产，且从事经营活动，故其具有相应的现金出借能力。但其亦表示向被告项某出借200000元时，其本人因购房负担着巨额银行贷款。为此，法院给予原告合理的举证期限，要求其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其资产状况和现金出借能力，并释明逾期举证的法律后果。嗣后，原告明确表示拒绝提供相应的证据。法院认为，原告明确表示放弃继续举证权利，而其提供的现有证据亦并未能证明涉案借款的交付事实以及原告本人的资金出借能力，其陈述的借款过程亦不符合常理，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对于原告的诉讼请求，法院依法不予支持。至于项某个人对涉案借款的认可，因其与原告之间对此并无争议，其可自行向原告清偿，法院对此不予处理。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一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之规定，法院于2013年4月19日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赵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4300元，由原告赵某负担。

一审判决后，双方均未提起上诉，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律师评析] 民间借贷中，出借人有没有实际提供借款，直接关系到借款合同有没有生效。《合同法》第210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出借人提供借款时生效。因此，在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首先要审查的基本事实就是借贷关系是否存在，借款有没有实际交付，出借人对实际发生了出借行为应承担举证责任。尤其是大额交易，法院并不能仅凭借条来认定出借人已实际交付借款。

实践中，民间借贷案件数量较多，标的额较大，为防止当事人以民间借贷的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在大额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即使所提供的借条、欠条等证据均为真实，人民法院也会考虑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并结合个案中当事人的支付能力、交易习惯等对相关借款事实予以具体审查。至于审查至什么程度，则需要具体案件具体讨论。各地高院也分别出台了相关文件规定，比如江苏省高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会议纪要》〔2013〕1号，明确规定：原告仅提供借据主张借贷关系成立，被告提出反驳证据足以对借款关系真实性产生合理怀疑的，人民法院应当要求原告进一步提供证据。原告不能证明款项交付事实的，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对于案件事实存在重大争议的，应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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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贷双方当事人本人、经办人到庭，说明借款的原因、款项交付的时间、地点、款项来源、用途等具体事实和经过，并接受对方当事人的质询和法庭的询问。承担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本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履行说明义务的，应当举证不能的后果。

由此可见，并不是有个借条或者欠条，就一定能打赢官司，甚至就算被告承认借款，法院都有可能判决原告败诉。作为当事人，尤其是大额借款的出借人，一定要保留好取款、汇款、转账等钱款交付凭证或者相关录音证据，以备后患。同时，切记选择专业律师代理诉讼，千万不可大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