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总理同学、华东政法大学校长何勤华撰文回忆：书法家李志敏老师
总理同学、华东政法大学校长何勤华撰文回忆：书法家李志敏老师
李志敏（1925—1994）是我国当代草书大家、改革开放时期著名书法理论家、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中国书协艺委会副主任、北京书法家协会第一副主席。他精研文史，擅长真草隶和艺术理论，尤精狂草，著有三春堂《书论》、《草论》，是“引碑入草”的理论首创者和实践开创者。有当代草书”南林北李“（林散之、李志敏）之誉，与林散之并称“当代草圣”。
李志敏老师，是我在北大求学期间受到最大影响、得到最多恩惠的一位老师。除了精通英、法、德、俄四国语言，撰写了《中国古代民法》这本经典的民法史作品，以及民法研究成果和婚姻法课程受到同学们热烈欢迎之外，他的书法、他的气质也深深地感动了我。
其实，李志敏老师的生活是非常不幸的。1954年他从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毕业，分配到了刚恢复成立的北京大学法律系工作。刚开始想在民法专业上有所努力，他在《工人日报》工作的妻子孟昭蓉因心直口快而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被打成了右派。李老师受到了牵连，他虽仍在北大工作，但孟老师却被发配回河北唐山。更不幸的是在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中，两个儿子全部遇难，只留下了一个女儿。所以，当我们入学时，李老师因为和妻子两地分居，学校分配不到房子，就只好住在集体宿舍里，和我们同在一幢楼里面。
在同学们的印象中，李老师是一个学问丰富、专业扎实、为人谦和、儒雅清高的学者，尤其是他的书法艺术，在当时已经达到一个很高的境界。对我来说，除了这些之外，还几件小事使我对他的人格和品德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
第一件事是我和两位师兄在李老师的指导下，于1978年底完成了《试析买卖婚姻》一文，适逢1979年北大举办五四科研节，我们就在学术讨论会上宣读了这篇论文。结果有一些与会老师不同意我们的观点，对文章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我当时很紧张，会后我就问李老师该怎么办？李老师很从容地对我说，不用紧张，我们这篇论文资料翔实、逻辑严密、观点不极端，理论界和实务部门的同志已经和他说了，这篇论文质量不错，可以在高水平的杂志上发表。
研讨会之后，我们将这篇文章投给了《法学研究》编辑部，过后不久，就接到了编辑部的通知，说文章写得很好，将在1980年第2期上刊出。这件小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认识到在学术研究上，不要怕争论，不要怕被人批评，要有一种自信心，要有自己的立场，不要轻易放弃自己花费了大量劳动而获得的观点和结论。
第二件事是过后不久，我自己在看书中有了一些感悟，完成了一篇小论文，让李老师帮我看一下，把把关。李老师看得很仔细，看完后就把我叫了去。看到他拿出改得面目全非的文章，我心里就有点发悚。果然，平时非常随和的他，这次非常严肃。他对我说，你已经写了不少文章，我也帮你改过许多次，但你有些错误老是改不过来。比如，的、得、地，这三字你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用得不正确；又如，“所谓”的意思就是“所说的”，后面不能再加“的”了，不能说成“所谓的”；还如，每一个小标题之间要有过渡，要有承上启下的关联词，每一个自然段之间应该有内在的逻辑联系，这样，写出的文章才有说服力。
当时，虽然面前没有镜子，但我自己感觉到脸上有点发烧，一定是胀得绯红。心想从小到大，还没有受到过这么严厉的批评。在回去的路上，我有点沮丧。但过后，我越想越感到李老师说的有道理，这次挨批有收获，对李老师也愈加敬重。当时李老师的批评，直到现在还让我受益良多。
第三件事是一年以后，李老师编写了一本《马克思主义论婚姻家庭法》的著作，当时出版比较困难，他就让我在暑假回上海时，去上海一家著名的出版社问问，可否在该社出版。回到上海，我就去找了该社的一位编辑室主任。听说是北大来的学生，他很热情地接待了我。当我说明来意，将李老师书稿的大纲和部分样章给他看时，他就问我这是否是国家或省部级课题，或是否有经费资助，李老师是否是教授等。我说这是李老师个人多年研究的成果，并不是国家和省部级课题，也没有经费的支持，当时李老师还没有评上教授。听到这些，他的态度明显变得有些冷淡。离开时，我就问了，你们的态度如何？书稿能否出版？他告诉我，他们还要商量商量。回家后我就马上把这个信息告诉了李老师，他说那就等一等吧。一直到暑假结束，我们仍然没有得到出版社方面的回复。
临回北京前一天，我又去了出版社，但没有能够见到这位主任，他手下的一位编辑出来接待，我对他说，如果你们确实对此选题不感兴趣，那就把大纲和样章还给我，我再交还给老师。他很客气地说，他们主任关照了，这个选题他们在考虑，并没有说不能出。这给了我一点安慰。回到北京后，我把情况详细告诉了李老师，他听后也很无奈，说，那我们就再等等吧。一个学期过去了，仍然没有什么消息。
过寒假回上海时，我又去了该出版社，这次仍然没有能够见到这位主任，但编辑告诉我一个好的信息，说主任在北京开会，李老师可以到主任住的宾馆去见他详细面谈。我马上将此消息告诉了李老师。那天晚上，李老师就按照约定的时间去了该主任住的宾馆，但宾馆的人说他出去了，李老师一直等到9点多，足足一个多小时，仍然没有见到这位主任的影子。第二天我和李老师通电话时，他没有多说什么，就告诉我不要再去出版社了，书稿就先放着吧。
这件事情对我刺激很大，当时我的一种很强烈的感受是，在中国，一名普通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上是多么没有地位，在事业上要有所成就将有多么艰难。我想，今后如果想从事这一职业，那么就准备好坐冷板凳，被人折磨，以及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心态。也是从那时起，我对出版社的某些头头少了一些信任，多了几分警惕。
李老师对我的学业的帮助是无法用语言来描述的，但我却没有能够很好地回报他。1982年我考回到上海，在华东政法学院读外国法制史研究生期间，老师来过几次上海，有的是讲学，有的是与上海大学美术学院的同行交流书法艺术。但我当时限于财力，都未能好好地款待老师。
1984年我作研究生毕业论文调研，到了北京，也去拜访过老师。老师还是如同我在北大读书时一样，对我进行辅导，帮助我收集资料，并亲自将其中的一些法语的资料翻译成中文，供我写论文时参考使用。回想起老师的这一切无私的行为，我都会感动的不能自制。
最令我痛心的是老师从发病到去世时间不长，而这一段时间，我正好在日本进修，等我1994年底回国时，老师已经仙逝西去，我未能见上老师最后一面，留下了终身的遗憾。我的这些情感，至今连在师母孟昭蓉老师面前都不敢说，因为怕她伤心。
今年刚好为了纪念我们北大法律系77级入学三十周年，同学们都说可以将这三十年来的一些最深的感受写出来，所以我就撰写了上述文字，以慰老师在天之灵。（本文摘自何勤华著：《法律人生：随笔集》，商务印书馆2012年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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