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镜今鉴 为政以德 《群书治要》座谈会在中央党校召开

第一篇：古镜今鉴 为政以德 《群书治要》座谈会在中央党校召开

古镜今鉴 为政以德 《群书治要》座谈会在中央党校召开

响应习近平同志提出的领导干部要学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以学益智，以学修身的号召，2013年3月15日，中共中央党校《群书治要政治伦理思想研究》课题组、国际儒学联合会、尼山圣源书院在中央党校联合主办“古镜今鉴为政以德”——《群书治要》座谈会。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著名高校，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防大学、国家宗教局、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北京市委党校、国际儒学联合会等国家机关、教育科研机构和社会团体的2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座谈会由中央党校哲学部刘余莉教授主持。与会者围绕《群书治要》畅开言论，旨在为当今政治之良性运行提供历史经验与教训，以期达到政通人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中华民族团结进步协会经贸发展工作委员会凌孜会长为座谈会致辞。她指出，承传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弘扬“治世宝典”《群书治要》，是每一位中华儿女义不容辞的责任。目前，无论是知识界还是人民群众，都逐渐认识到传统文化对于安邦定国、和谐社会的重要作用。前十余年，重心是以学习儒家的基础教育读本《弟子规》为主。在弘扬的道路上，虽然遇到了坎坷，但由《弟子规》被误认为是封建糟粕，到后来渐渐深入人心，并带来了一些企业和家庭精神面貌的改善、人际关系的和谐、人们责任意识的提升，形成了良性的社会效应。这些事实可以证明，古圣先贤的教导不是凭空而来，而是对客观真理与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总书记多次提倡重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这对我们是很大的鼓舞，传统文化教育的开展必定会促进全民思想道德的进步和素质的提升。对这份遗产的承传，关键是在力行。作为华夏儿女，我们理应在国际交流中，在日常的言谈举止中，体现出文明古国的精神实质，彰显出礼仪之邦应有的道德风范。面对祖先的殷切期待，我们更应奋发勇为，怀着对先人的感恩之心，用心学习并尽力推广《群书治要》，把祖先留下的瑰宝很好地传播开来。北京师范大学周桂钿教授结合历史与现实，指出爱国首先是爱中国的传统文化。针对学界存在的轻视中国哲学、用西方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研究中国哲学的流行做法，他系统比较了中西方的文化差异，指出哲学是智慧之学，是对人生切要问题的研究。中国哲学在哲学的分类中，相比于科学哲学的求真、艺术哲学的求美，是属于求善的宗教哲学和政治哲学的范畴，研究的是宇宙的本原问题以及天下如何能够得到治理，因此不能简单地用唯物唯心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加以定性。中国的文化基因是“和而不同”，迥异于西方的“优胜劣汰”，运用西方文化模式治理国家，开始会收到显著成效，但到了一定阶段势必暴露出它所固有的问题，表现之一即是两极分化。周教授说明了我国两千余年来之所以能维持大国局面的原因，提出对文化的研究应从世界历史的宏观角度进行客观审视。那些认为中国文化不如西方文化，抑或不加分辨地把西方文化的缺陷当作优点来学习，都不符合治学精神与历史实际。建设中国特色政治体系，必须建立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上。《群书治要》堪称中国政治智慧的集萃，它所辑录的经典义理深刻，内涵丰富，尤其是对历史上执政成败的经验与教训的总结，对我国现前的政治改革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而且，《群书治要》作为一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管理哲学，不仅对于领导者的治国理政有益，对担任社会不同角色和身份的个人、团体也都有着宝贵的学习和借鉴价值。中国人民大学韩星教授从习仲勋同志为《群书治要》的题词“古镜今鉴”入手，考察了我国以史为鉴的传统，指出我国有着源远流长的治道思想，内容丰富且自成体系，对治道思想的全面梳理和深入挖掘对解决我国当前政治领域存在的问题有着深远意义。《群书治要》集中体现了治道思想的源流本末，是古代治道思想的集大成。韩教授还提出了编撰《群书治要》续编的提议，并建议将《群书治要》中的格言警句和历史政事结合起来，以便从政者更好地学习。中国人民大学地方政府发展战略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彭真怀教授对比了国内外传统文化的普及状况，指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在于格物，格物不仅要革除物欲，还要积极地了解环境，认识国情。弘扬《群书治要》意义重大，对弘扬传统文化的先行者而言，应从战略上对当前和今后的工作进行规划部署，认清需要跨越的障碍，避免边缘化。他认为，传统文化的学习和弘扬，是一项立己立人的事业，其中包含着灵魂的碰撞与智慧的沟通，不只使自己的内心光亮、行事高尚，还要有胆略在和领导者及其他人士的交流中获得支持与认同。《群书治要》的弘扬还要用国际的视野来解读，用世界的语言来传播，使这套宝典能够泽被天下。《群书治要译注》的执行主编肖祥剑老师，在发言中分享了自己学习《群书治要》的心得。古人治学讲究“一门深入，长期熏修”，对《群书治要》的学习也应采取这种方法，学问精深才能贯通事理。弘扬《群书治要》的中心在于修身，身修不好，《群书治要》弘扬不出去。因为心是相通的，至诚感通，有至诚心就自然有方法，有智慧。他引用《六祖坛经》中法达禅师拜六祖的典故，说明了诚敬心的重要。以诚敬之心反复诵读《群书治要》里古圣先贤的教诲，不断地反省自身，自己的修养学识才能有切实提升。《群书治要》不仅是中国人的文化遗产，也是全世界人的文化宝藏，要使中华文化影响全世界，首要地是从培养自己的诚敬心做起。国家宗教局政策法规司焦自伟司长从宏观角度着重阐释了政治与文化的关联。他指出，目前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偏重于器物和技艺，以致经济效益得到增长，而文化效益却乏善可陈。导致这种偏失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对传统儒释道文化中宗教成分的误解。他指出，中国宗教的本意是指宗旨和教育，不同于西方宗教观中的人神关系，所以西方认为中国没有宗教。儒释道中所含有的宗教思想，提倡无神论的、无造物主的世界观，认为宇宙万物自运作、自决定，强调人的自主奋斗，这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一致而与西方宗教观相对立。西方的世界观承认造物主的存在，人与人之间犹如沙子与沙子的关系，相互独立，因此个人主义至上；而中国则强调民胞物与、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宇宙万物都相互关联，处于同一系统当中，由此衍生出了集体主义的价值观。这从文化上可以为共产主义信念和我党作为执政党的地位提供充分的合法性证明。而现今党内的个人主义肆行，究其原因，与对传统文化的破坏有直接关联。焦司长结合世界历史，分析了国内长期以来存在的一些对马列经典误读误用的现象，强调政治的实施离不开文化观念的支撑，应当重新认识我国传统文化的客观价值与现实意义。同样，就《群书治要》的弘扬来说，也离不开执政者的认同与安定的政治环境。国防大学的朱康有教授谈及要解决高校两课教师的尴尬处境以及官员教育中的有效性和针对性不强的问题，就必须弘扬中华文化。他强调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应包括中华文化的复兴。对领导干部来说，学习《群书治要》中所总结的历史经验教训十分必要。《群书治要》简明本《群书治要360》的适时推广，具有现实的有效性、具体性，作为领导干部的普及读本，可以为领导者的从政提供很好的参照。针对《群书治要360》的普及工作与应用问题，北京电影学院前院长、清华大学前党委副书记王凤生强调要紧密结合领导干部的实际需要来考虑该书的编撰排版等，适当融入生动的史实典故，增强可读性和趣味性，在普及推广上也可采用影视等多种现代载体作为辅助。此外，首都师范大学王殿卿教授，国际儒联秘书长牛喜平，国家教育行政学院教授、国学教育探究中心主任于建福，中共北京市委党校王志捷教授、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任宝菊教授等也都作了发言。座谈会上，各位专家学者广泛研讨，热烈交流，不仅有对《群书治要》思想的深入挖掘与系统梳理，也有结合当今国情和自身实际对学习、普及《群书治要》的积极建议与中肯思考。中央党校刘余莉教授说，从在座老一辈力行传统文化的学者身上，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了他们身上所流淌的中华儿女的血统，“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和对道义的担当，令人感佩！弘扬《群书治要》虽然任重而道远，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次座谈会的成功举办，使大家更加增强了对传统文化的信心，也更加明确了自己的责任和普及《群书治要》的具体思路。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群书治要》的弘扬一定会和《弟子规》的学习一样，蔚然成风！（文/刘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