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福大学校长：中国建成世界一流大学还需20年[推荐]

第一篇：斯坦福大学校长：中国建成世界一流大学还需20年[推荐]

斯坦福大学校长：中国建成世界一流大学还需20年

中国高校距离世界一流大学到底还有多大的差距？在耶鲁、牛津、剑桥、斯坦福这些国外顶尖大学校长的眼中，中国高校当前最需要变革的是什么？怎么才能解答“钱学森之问”，让高校培养出杰出人才？在昨天于南京举行的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来自11个国家和地区20所世界知名大学的校长，及121位国内大学校长济济一堂。记者专访了5位国内外著名高校的校长，请他们为中国高校把脉、“挑刺”，多位校长不约而同地认为，中国的大学绝对能办成世界一流大学，只是还需要一点时间，最快估计，需要20年。

专访大学校长

美国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文： 中国大学最缺评判性思维的培养

作为世界顶尖名校，理查德·莱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大学的本科教育缺乏两个非常重要的内容：第一，就是缺乏跨学科的广度；第二，就是对于评判性思维的培养。

中国本科教育还缺两个内容

绝大多数的亚洲的学校和欧洲大学一样，本科教育是专识教育，一般来说学生在18岁的时候就选择了自己的终身职业，之后就不再学别的东西了。和一些一流的欧洲大学及美国大学不同的是，中国的教学法是一种生搬硬套的模式，学生总是被动的倾听者、接受者，他们把注意力放在对于知识要点的掌握上，不去开发独立和评判性思维的能力，这样的一种传统亚洲模式，对于培养一些流水线上的工程师或者是中层的管理干部可能是有用的，但是如果我们要去培养具有领导力和创新精神的人才，那就不行了。这对于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也是不利的。

美国通识教育模式可以借鉴

如何才能改变这一切？莱文认为，可以借鉴美国的通识教育。美国的本科学生在头两年会尝试各种学科，然后会再选择一个主科。因为通过对多个学科的接触，会有不同的视角，使他们有能力以创造性的方式解决新的问题。设想一个政府的领导以前学过历史，又学过道德哲学，同时还学过经济、心理学的话，那么他胜任的几率也会更高一些。目前中国有许多的一流大学已经开始借鉴美国通识教育的模式，北京大学在2001年推出了元培项目，选出一些优秀学生进行通识教育。他们生活在一起，同时在两年过程中学各种各样的学科。在复旦大学，所有学生第一年都接受公共学科的教育，之后再去选定一个主科。在南京大学，也开始按大类招生，学生在报考的时候不再需要去填报某一个专业，而且第一年会有60多门通识教育的课程供他们选择。

互动式讨论让学生学会挑战

具体到教学方式上，牛津、剑桥大学的导师系统，要求学生必须自己进行立论，进行辩论。而美国的模式就是一些互动式的讨论会，或者说是一种小班授课，他们会挑战彼此，而不是盲目接受导师的观点。现在美国的顶级大学的考试，一般来说不会要求学生去死记硬背一些事实，而是让他们去解决以前从来没有碰到过的问题，去分析某一个观点的两个方面，同时表达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教学风格要改变起来更困难。因为进行小班授课成本会更高，而且即便进行了小班授课也不能够保证学生就一定会进行互动式的交流。因此教师就应该采取新的教学模式，鼓励学生进行主动的思维，让学生能够挑战彼此，挑战教师。对于中国来说这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尽管中国大学的校长们已经认识到了这种改革是非常必要的，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困难不少，可见对教师教学方法进行培训相当重要。而那些在国外学习过的大学教授，他们改变起来可能更容易。另外中外学生之间的交流，各个大学之间校际的交流，也会加快这一个过程。总之，莱文认为通识教育对中国来说好处大于坏处，而培养学生这样的评判性思维和独立思维能力，对中国来说也是好处大于坏处。

牛津大学校长安德鲁·汉密尔顿： 中国需要敢挑战权威的学生

和耶鲁不同的是，牛津大学并未采取通识教育，他认为，各国应根据国情来采取自己的教育方式，目的是一致的，就是使学生可以分析问题，有思辩的能力，而中国最缺的就是敢挑战权威的学生。

是否敢挑战权威是中西方教育的最大不同

汉密尔顿说，在我的职业生涯当中，作为一个科学家，也有很多来自中国的学生在我的博士生项目里面学习，他们非常优秀。因此从教育的结果来说，我觉得东西方之间并没有太多的差别。如果要说到差异，在我看来最大的差异，是中国的学生缺乏自主的思维和创造性的思维，缺乏挑战学术权威的勇气。这也是我们要做的工作，要鼓励中国的学生成为更加主动的研究者、挑战者，而不是被动的接受者和倾听者。不过从我自己的经历来看，中国学生也在发生变化，3月份，我来到北京，在北大和清华做了一些讲座，一些非常年轻的中国学生问了一些非常难的问题，对我进行了挑战，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变化，我们也希望这种变化能够持续下去，慢慢形成一种习惯。

英国采取的不是通识而是专业教育 汉密尔顿说，在大学我们是通过课程来提高学生的才能，就像刚才前一位校长所说的，我们教育的目标，特别是一些名校的教学目标是一致的，就是使学生可以分析问题，有思辩的能力，不同的国家，有不同办法，比如在美国有很多的大学开展通识教育。英国则形成鲜明对比，采取的是专业化教育。英国的中等教育本身就非常专业化，到了高等教育也是非常专业化的。在牛津大学我们的本科生参加一些独立的学习、研究、讲座，我们有一些每周几个小时的一对一或一对二教学。可以说，这些学生面对挑战的时候，已经无处可藏了，必须要直接面对一些问题。同时，使得学习有自我学习、自我激励的习惯。牛津大学导师制的一个结果，就是在学生接受教育的同时会挑战导师的解读。可以发现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教育做法都存在着，显然我们并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解决方案，但有一点共性，就是我们都应该把人才当做最重要的资源，并且不断反思如何更好支持他们的发展。

斯坦福大学校长约翰·汉尼斯：

中国要建成世界一流大学最快还要20年

中国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差距到底在哪里？斯坦福大学校长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当前中国高校应该从数量扩张发展到质量建设上来，而中国要建成世界一流大学最快需20年。

现在到了中国大学重视质量建设的时候

北京大学原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许智宏认为，中国目前没有世界一流大学。这个说法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引起了激烈的讨论。约翰·汉尼斯认为，当前中国大学和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在我看来主要是在质量建设上。在过去的20—30年间，中国大学更注重的是学生数量的扩张上，现在则已经到了重视质量的时候了。世界上只有少数一些大学能够成为顶级大学，中国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大约快则20年，慢则50年。在这一点上，斯坦福大学发展的例子可供借鉴，在20世纪50年代时，斯坦福并不是世界知名高校，而20年后她已跻身世界一流高校之列，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充分利用政府的资源和支持。二是重点发展工程、计算机、软件和医药等学科。三是建设硅谷，与企业之间建立特殊联系。

给中国大学“挑两点刺”

如果要给当前中国大学“挑刺”的话，汉尼斯认为主要有两点：第一是课程设置中，讲座式为主，而小组讨论的方式很少，这样严重影响了学生的收获。在斯坦福也有不少中国学生，他们刚来的时候，不敢提问不敢质疑，但看到身边的其他同学经常挑战老师，自己也慢慢在改变。第二点，中国高校让学生选择专业的时间太早了。学生在18岁的时候，还不了解大学课程，更谈不上感兴趣，这时候就让他们选择专业，并灌输就业的观念，这限制了他们的视野。在我看来，本科教育不是为了让学生得到第一份工作，而是第二份、第三份工作，让他在未来的20年到30年中，获得整个人生的基础。当然也有不少以培养学生职业技能为目的的职业学校，这就另当别论了。

卓越的大学也不可能事事完美

汉尼斯认为，卓越是大学的一个核心的价值观，希望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实现卓越。但在每个领域都很完美，又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足够的资源。所以关键的就是要找到重点，这个原则在每个国家都可以使用。比如在斯坦福也有这样的情况，以前也有过护士及建筑学方面的项目，但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就把这些项目都关闭了，因为没有足够的资源把它们做好。还有一种可能性，在某一个领域，你没法做到一流，但是又觉得在这个领域我必须做下去，这个时候就要针对那个领域建立一些新的策略，对它进行重造重建，可能需要新的领导，然后有一个非常好的战略规划，这才能够去保证我们所做的所有投资和资源不会被浪费。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刘遵义：

整个东亚要培养创新人才都很难

谈到中国高校与世界一流大学差距时，刘遵义表示差距很难量化，但20年内中国应该会有世界一流大学。他认为，培养创新人才不仅是中国高校面临的难题，也是整个东亚面临的困惑，这与中西方文化差异有关。

整个东亚培养创新人才很难

“营造创新人才成长环境”是本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的热门议题。在中国、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尊师重道是个悠久传统，学生尊重权威，课堂上对教授观点不敢有异议，100%相信老师。在这种学术氛围下，何来创新。“爱因斯坦如果不是怀疑牛顿的观点，挑战权威，也不会有创新。”刘遵义说，受文化差异的影响，中国大学培养创新人才比西方更困难。“如果一个学生从幼儿园到小学到中学，都不敢质疑老师，你怎么能指望他到大学能质疑老师，挑战权威？”

“我不敢说香港中文大学创新氛围很浓，我们在积极营造这样的环境。”刘遵义说，在中文大学有很独特的书院制度，中文大学有四个书院：崇基、新亚、联合、逸夫书院。学生入校后，除了选择不同专业外，还要选择自己的书院。所有老师也都隶属于某个书院。主要进行通识教育，包括中国哲学、法国音乐等。所有本科生都会在这个书院里面，甚至吃饭都在一起，三四年下来，大家成为好朋友，跟老师非常熟悉。这种模式非常受学生欢迎。

18岁就决定读什么专业太早了 在填报志愿方面，刘遵义认为，其实18岁就要让学生来决定读什么专业，未来从事什么工作，的确太难了。很多学生、家长对专业的概念很模糊，比如有的学生听从建议选了医科，结果看到流血会晕倒。高校应该建立弹性机制，让学生可以更换专业，学生应选择最喜欢的事来做，如果做喜欢的事那会是一种享受，而家长则应充分尊重孩子。

剑桥大学副校长尹·莱斯里： 一流高校两方面缺一不可

已经走过八个多世纪的剑桥大学最青睐什么样的中国学生？剑桥大学副校长尹·莱斯里昨天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给出了答案：有潜力的学生。

挖掘有潜力的学生

剑桥大学更需要学生有专业学习能力。尹·莱斯里透露，剑桥大学在录取学生时，最看重的是学生的潜力，“面试中，考官可能会采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确定学生是否有潜力。”中国培养出来的学生，对学科基础知识的把握相对牢固，因此中国学生在国内的在校成绩，也将被列为选择时的重要标准。剑桥会让学生选择适合自己发展的领域，同时尽可能地向他们提供良好稳定的环境，以便让他们发挥自己的潜力。而剑桥大学录取研究生和本科生的程序有所不同，研究生能否被录取，最关键要看导师，最好能够先明确你准备跟哪个导师，他认为你适合他的团队，才是最重要的。

一流高校包括两方面

谈到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这一话题时，尹·莱斯里副校长认为世界一流大学不能太多，多了肯定称不上一流了,中国完全有希望发展世界一流大学。他表示，建设一流大学首先表现在强大的科研竞争上，需要充足的科研经费，有一流的科研；其次，不仅是科研一流，教育一流不可或缺,且需要长期努力的过程。中国的大学无论是教育体制还是如何发现真正有才华的学生方面都有非常惊人的变化。至于现在的中国大学，应该有更多的大学成为研究带头人，同时还应该有能接纳大量学生的教育体制。

观点交锋

本科教育为就业还是培养未来人才

一位国内大学校长说，我们常说在本科阶段要面向社会需求来培养人才，要以市场需求或者是以就业需求为导向来设置专业，培养人才。本科阶段到底需要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才，在这一观点上，中国的大学和西方大学始终有一些交锋。耶鲁大学莱文校长认为，美国有不同的教育机构，有很多的层次。有一些教育机构是专门培养最有竞争力、最高端的那些学生或者未来的人才。这些教育机构数量是比较少的，他们比较注重通识教育。还有很多的教育机构是职业培训机构。而我们今天所讲的是最高端的大学，也就是美国的最优秀的大学或者说是中国最好的100所大学，我们的任务不光是要培训一些以后能够找到好工作的，具有某种技能的人，而是能够培养一批未来创造中国、创新能力，培养出下一代领导人的一些人。而非常狭隘的职业教育是不足以迎接这些中国未来的挑战的。

一位国内大学校长向清华校长顾秉林提问：清华本科毕业的出国读硕士博士比例有多高？三年或者五年回国的比例有多高？如果不太高的话，这个原因是个人的原因还是国情的原因，或者是我们的教育原因？

顾校长回答说：出国学习是不是好事？我认为是好事！我们在座的大学校长，我算是比较老的，有几个没有出过国？所以不要把出国当成坏事。我透露一个数据，最近这三年，清华本科生直接毕业以后出国的是15%，硕士生毕业直接出国的大概25%，因为这些学生基本上都得到了美国学校的全额奖学金。我个人认为本科生有15%到25%出国，这是正常的比例，太少了，说明你那个国家开放度不够；太多了，说明你的教育很成问题。

第二，对回国怎么看？不要以为，暂时没有回来就不爱国了，是两码事。回来我们欢迎，不回来，他们在国外做力所能及的事情，也很好。其实你们可以感觉到，我们现在和国外非常紧密的合作和交流，很多是靠那些在国外工作的人所起的桥梁作用，因此暂时不回国也没什么关系。认为回国就非常好，不回国就怎么不爱国，我想这个观点太陈旧。

“圈外人”看大学教育

微软公司首席研究及战略官科瑞格·蒙迪： 希望大学培养出敢冒险的学生

本届中外校长论坛与以往不同的一点是，主办方还邀请了4位企业代表，微软公司首席研究及战略官科瑞格·蒙迪主要负责公司的技术战略和长期投资，并掌管微软研究院。他从企业的角度对大学教育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蒙迪说，我们作为企业来说，是希望能够看到跨学科思考这样的一些学生，跨学科思考的能力在未来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不管是文科生还是理科生，最终我们需要去和世界各地以及各个不同科学领域的人打交道，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跨学科的能力非常重要，合作能力也非常重要。此外，我认为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项能力之一，就是敢于冒险的能力。如果作为商业界的领袖，不敢去冒风险，或者不适应一个冒风险的环境的话，我相信他未来是不会适应相关挑战的。

花絮

第一个留学牛津中国人来自南京

牛津大学校长安德鲁·汉密尔顿是第一次到南京。他讲了南京和牛津之间的一个不寻常的故事。

汉密尔顿说，第一次踏上英伦岛的中国人是南京人，名叫沈福宗。他也是到牛津学习的第一个中国人。早在1604年，牛津图书馆里就有了中文书，但是没有人能阅读。1687年，30岁的沈福宗让这些中文书第一次有了读者。“此后，我们和中国的学术联系开始加强，现在我们有700多个中国学生”。

尽管中国史籍很少提及沈福宗，但西方史料却对他的经历和事迹有诸多描述。顺治十四年（1657年），沈福宗生于江苏省江宁府（今南京）。他没有参加科举。他结识了当时在江南传教的比利时耶稣会士柏应理后，从其学习拉丁文。沈福宗于1685年应邀出访英国，在伦敦与英国国王詹姆斯二世会面。詹姆斯二世年轻时就对中国历史文物感兴趣，还是王储时就观看中国戏剧、阅读中国书籍。在与沈福宗会面之后，詹姆斯二世邀请他出席宫廷宴会，并让英国宫廷画师克内勒爵士为沈画像，并将画挂于其国王卧室。沈福宗在牛津用拉丁语跟人交流，对博德利图书馆的中国书籍一一分类，同时描述它们的内容，这都是那个时期没人能够做到的事情。

1692年，沈福宗搭载荷兰商船启程返华，沿大西洋南下至非洲西海岸时，突然染病，于9月2日在非洲东南葡属东非（今莫桑比克）附近去世。

第二篇：中国能否建世界一流大学？

中国能否建世界一流大学？

背景材料：

1.2005年7月29日钱学森曾忧心忡忡地对温总理讲，“现在中国没有发展起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2.“中国目前没有世界一流大学。”12日晚，做客华中科技大学“科学精神与实践”讲座的北京大学原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许智宏如是说(4月15日《长江日报》)。

3.耶鲁2002届中国籍的毕业生张磊承诺，将向耶鲁大学管理学院捐赠8888888美元，这是耶鲁管理学院毕业生捐赠的，最大的一笔个人捐款。多数网友表示对张磊，为发展先进配备完善的耶鲁大学捐款表示不理解。

【试题预测】

“中国目前没有世界一流大学。”12日晚，做客华中科技大学“科学精神与实践”讲座的北京大学原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许智宏如是说。结合以上材料，谈一谈你对此事的看法，你认为中国能建世界一流大学吗?

【答案提示】

结合上述材料，我认为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道路依然是任重而道远。我们应该思考中国大学和国外的一流大学如剑桥、牛津、哈佛等的差距在哪里?反思中国的教育体制，认真思考如何继承和保护自己的优秀传统及品牌价值的同时，积极缩小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

反思中国大学体制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学术问题。近年来，高校、科研机构学术造假、剽窃抄袭等现象屡见不鲜。不仅教授就连大学校长、院士这样的重量级人物也深陷抄袭门漩涡。除了明目张胆的学术腐败以外，高校行政化、学术权力化倾向也比较突出。一些大学教授忙于社会事务、忙于经济创收，在校外上课、讲学，忙得不亦乐乎。一些导师担任多种社会职务，或者在-1-

企事业单位兼职。国内名校与世界一流大学的距离越来越远。

2.精神文化沦陷。大学日渐注重门面工程，将教育资金过多用于校舍建设上;另外教授乃至校长都已经不再做学术研究，而是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赚外快上，大学精神文化呈现沦落之势，大学弥漫着官场化、学术道德异化的舆论氛围。这种情况令人堪忧。

对于如何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我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改善：

1.注重质量建设。我国大学教育近期一直在扩招，人人都能上大学，学生不断增多，大学的数量也在增加，注重数量上的扩大，但是却忽略了最重要最本质的人才培养。实施课程改革，并改变授课方式。课程设置中，讲座式为主，而小组讨论的方式很少，这样严重影响了学生的学习效果。

3.中国高校让学生选择专业的时间太早。学生在大一(即18岁)的时候，还不了解大学课程，更谈不上感兴趣，这时候就让他们选择专业，并灌输就业的观念，这限制了他们的视野。这么早的让学员选择专业，不利用学生后期发掘自己的潜力，对于人才的培养有一定的局限。

总之，教育是一个国家的根本，也是头等大事，教育依托的载体是学校，受教育的重要阶段是大学时期，所以建设真正意义上的一流大学，培养实用性人才，对于国家发展也是异常重要的。所以我国教育事业应该追求卓越，注重教育质量，以此为核心才能建设真正意义上的一流大学。

第三篇：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最缺什么

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最缺什么

缺少对科研、教学的卓越追求

目前国内顶尖大学在学术、科研、教学等各方面全方位地紧盯世界一流水平的氛围仍不够，许多人安于现状，仅满足于在国内获奖或在国内刊物上发表论文。此外，同行之间的纯学术交流和批评不多，缺乏在争议中不断精进的文化环境。

缺少全球化视野

我国大学在跟踪世界尖端科学技术和最新思想潮流，借鉴发达国家优秀教学制度和经验，吸纳拥有国际学术背景人才等方面还存在诸多不足。

缺少宽松环境与平和心态

近年来，针对学校被管得过死，学术、科研、教学等方面缺乏宽松环境和自主政策的现状，众多中国大学不断呼吁加快推进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和现代大学制度建设。

制约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最主要因素是办学体制问题。加快推进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和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对于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起着重要的决定性作用。

政府主管部门应该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处理好与大学间的关系，将办学自主权真正放到大学手中，为学校营造出宽松的发展环境。此外，校长们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长期的过程，全社会对于大学发展应抱有平和的心态，少一些急功近利。

“世界一流大学不是一朝一夕就建成的，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长期而艰巨的过程，需要数代人锲而不舍地付出艰辛的努力。中国的大学要成为世界一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发展是长期的事业，浮躁、急躁是无法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

第四篇：2015一流大学(C9)建设系列研讨会暨中国大学校长联谊会召开

2015一流大学（C9）建设系列研讨会暨中国大学校长联谊会

发布时间：[2015-10-10]

会议现场(佘治骏 摄影)10月9日-10日，2015一流大学建设系列研讨会暨中国大学校长联谊会在南京大学仙林校区举行，来自内地及香港地区共12所知名高校的大学校长出席会议。南京大学校长陈骏院士主持开幕式。教育部副部长杜占元，江苏省副省长曹卫星，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张异宾等出席开幕式。

陈骏校长主持(佘治骏 摄影)张异宾书记在致辞中表示，南京大学与中国校长联谊会有着很深的渊源。早在2005年，南大就举办过第三届“一流大学建设系列研讨会”，距今恰好是第十个年头。作为C9高校的一员，南京大学紧扣时代脉搏、锐意开拓进取，整体办学事业呈现出向上跃升的发展态势。目前，南大全体师生认真贯彻落实总书记“五四”讲话精神，遵循教育规律、扎根中国大地，积极适应“新常态”下的办学要求，创新探索“世界一流、中国特色、南大风格”的发展道路。他希望借助此次研讨会的良好平台，学习借鉴兄弟高校的办学经验，共同探讨“新常态”下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以及研究生创新创业教育等问题的切入点和突破口，共同为全面提升高校创新能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智慧和力量。

张异宾书记致辞(佘治骏 摄影)中国大学校长联谊会理事会会长、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张杰在发言中回顾了中国大学校长联谊会的历史渊源，并表示，中国大学校长联谊会组织形式新颖活泼，研讨主题对促进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搭建了友谊、合作的平台。他希望在这个平台上不断碰撞出新的思想火花。

曹卫星副省长致辞(佘治骏 摄影)曹卫星副省长代表江苏省人民政府对活动的举办表示祝贺。他说，本次研讨会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就如何在“新常态”下推进办学发展开展深入性的交流研讨，对于推动一批高水平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或前列，将起到有力的引领和促进作用。他指出，一流大学建设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密不可分，很多高校都与江苏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取得了丰硕的合作成果，希望今后能不断拓宽合作领域，全面提升合作水平，真正实现校地共同发展、融合发展。

杜占元副部长致辞(佘治骏 摄影)本次研讨会以“新常态下的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建设”和“研究生培养阶段的创新创业教育”为主题，与会专家与学者就相关议题交换意见、深入讨论，纷纷提出富有远见的建设性意见。

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周玉以《关于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思考》为题作了大会报告。报告从一流的师资、学生、人才培养、研究成果与学术声誉、氛围、设备与环境、图书与信息系统以及管理等因素，对世界一流大学的基本特征，特别是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的主要特征进行了论述。他通过对比分析中、美、俄工科教育特色，以世界著名大学为例，在回顾总结哈工大办学传统与办学经验的基础上，阐述了学校办学传统、特色和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思路。

周玉校长指出，中国一流大学要体现中国时代特征，行业和区域的发展与高校关系密切，需求牵引与时代使命是推动大学发展的动力源泉。哈工大在长期办学中形成了“厚基础、强实践、严过程、求创新”的人才培养特色，工科实力雄厚、国防航天特色鲜明、军民融合特点突出、装备制造能力强。当前国家发展战略与哈工大的办学传统、学科特点等优势高度契合，为哈工大的快速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哈工大要以办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为目标，吸取欧美一流大学的优点、紧密结合中国国情和哈工大的传统与特色、抓住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与东北老工业基地建设等发展契机，肩负起国家赋予的历史使命，以优势抓机遇、以特色求卓越、以卓越出精品、以贡献求发展，走“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哈工大规格”的办学之路。报告得到与会代表的广泛认同。

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周玉作报告

全体代表合影

中国大学校长联谊会成立于1997年，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目前已经发展成为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以及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的内地和香港12所顶尖高校组成、在我国高等教育界颇具影响的高层次学术团体。首批进入“985工程”重点建设的9所高校从2003年开始，每年轮流主办，聚焦我国一流大学建设过程中面临的热点和难点问题，交流经验、凝聚智慧、形成共识。近年来，研讨会积极回应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的困难和挑战，在一流学科建设、高水平师资队伍打造、重大创新成果取得等方面开展了有益探索，提出了不少富有创新性、极具价值性的意见和建议，为国家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战略部署提供了重要的决策支持。

第五篇：中国大学排名之“C9”__国家重点建设向世界一流大学进军的9所名校

国家重点建设向世界一流大学进军的9所名校

——首批9所985工程院校

1999年，国务院及国家教育部决定与省市共同投资共建九所国家重点建设向世界一流大学进军九所名校知名大学，使其在下一个世纪能尽快进入到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

大学排名本没有实际意义，但一旦与某些人或机构的利益挂钩就不一样了。据说为了能在大学排行榜上前进几名，有些学校是要给排名机构交些赞助费的。

国内许多排行榜早已臭名昭著，惹的大家一片骂声。这种依靠人数和规模的排名正应了中国的那句老话——“攒鸡毛，凑掸子”。武书连的理论是100所三流大学可以合并出10所哈佛大学。

国内高校在不断发展，优秀的大学赢得大家的尊敬是不会因为你在排名榜上的名次的。同样，靠“攒鸡毛”凑起来的“掸子大学”即使在排名榜上占据前列，也只能是自娱自乐。正所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以我在高校多年的体会，对于中国最著名的大学，还是以国家确定的“九校”（或称“九所”）之说最为经典，也最让人信服。所谓“九校”，是指首批进入我国“211+985”工程以创建“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为目标和历史使命的国内最好的9所研究型大学，即：（排名不分先后）

北京大学（文、理科为主）

清华大学（理、工科为主）

哈尔滨工业大学（理、工科为主）

中国科技大学（理科为主）

复旦大学（文、理科为主）

上海交通大学（理、工科为主）

南京大学（文、理科为主）

浙江大学（理、工、农科为主）

西安交通大学（理、工科为主）

名单上的9所大学代表着中国的最顶尖大学。这个名单一出来，其它各校都没什么好说的了，不得不佩服。中国的事总是前紧后松，什么好事都容易“滥”。后来，“211+985”工程放开了，其它各校你争我抢，先后分两批扩大到三十多所。后进的这几十所“211+985”工程大学应该说是中国的优秀大学。

“211+985”工程首批的“九校”名单一确定，这上榜的9所顶尖大学彼此之间有种“英雄惺惺相惜”之感。基于互相认同，为了互相促进，“九校”组织了自己的“俱乐部”，即中国的“常春藤联盟”。“九校”每年轮流坐庄主办一届“一流大学建设系列研讨会”或称为校长论坛，探讨如何建设成为“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只有这9所大学的校领导参加，其它高校概莫能入。

“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在各高校排名闹得鸡犬不宁之际，在高校合并浪潮之后出现的排名榜上的“暴发户”、“新贵”沾沾自喜之时，“九校”俱乐部仍旧年年照开，不管新出现的“暴发户”觉得自己多牛，“九校”俱乐部就是不和你玩！因为：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名校不是合并出的，排名榜是没有用的，“九校”是无法否定的，但是——掸子确实是鸡毛凑起来的！

口碑是优秀大学的通行证，排行榜是“掸子大学”的墓志铭。一所优秀的大学是在长期的历史和发展中逐渐形成并被世人认可的，它不会因为在所谓的大学排行榜上前进或退后几名而或喜或忧，或被吹捧或被诟病，关键是你对国家、社会、历史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