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法学杂志社主办《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座谈会
中国法学杂志社主办《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座谈会，刘飏常务副会长做重要讲话
来源：本站原创 作者：佚名 日期：2012年09月05日 浏览：
2012年9月1日-2日，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开放签署30周年之际，由中国法学杂志社主办，海南大学、海南省南海法律研究中心承办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座谈会”在海口顺利召开。中国法学会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会长刘飏同志、海南大学党委书记刘康德教授、海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赵康太教授出席座谈会并致辞。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国际法研究所刘楠来教授，大连海事大学原校长司玉琢教授、上海海洋大学副校长黄硕琳教授、海南省委政策研究室刘登山主任、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副所长贾宇研究员等国内三十余位专家学者和海南大学法学院部分师生代表共七十余人出席了会议。中国法学会党组十分重视这次会议，陈冀平书记和多位党组成员为会议的筹备和召开做出了重要批示。
会议开幕式由中国法学杂志社总编辑张新宝教授主持。中国法学会常务副会长刘飏发表重要讲话，她指出，深入研究《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灵活运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制定国家海洋战略，维护领海主权，保障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应当在正确认识和理解公约的基础上，深入研讨岛礁争端、海洋资源开发和领海执法、司法等问题，拿出战略性、针对性的对策和建议。努力将政治问题法律化、学术化，充分利用法律研究的“软实力”和“巧实力”，研究好国内法和国际法，破解重大法律课题，增强我们的话语权和主动权。这是我们召开这次座谈会的目的所在，也是法学家、法律人的责任和使命。对专家发表的真知灼见、理论成果，将在《中国法学》杂志上刊登，以期扩大影响，带动更多的学术和实务部门投身到这项事业中来，中国法学会也将通过“要报”形式上报中央及有关部门，为中央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海南大学党委书记刘康德教授在致辞中指出，此次会议不仅仅是专家学者的座谈会，更是我国海洋争端解决的对策研讨会，希望此次会议能多出成果，为海南省特别是三沙市更好地行使行政管辖权提供学术支持。海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赵康太教授指出，我国目前对南海的开发、控制都处于劣势，必须了解、吃透《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维护我国海洋权益和三沙市的开发建设提供政策、法规建议。座谈会围绕“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相关问题”、“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与南海问题”、“海洋资源开发与执法、司法问题”三个专题进行研讨和学术交流，每一个专题分别设置一位主持人、数位主发言人和两位点评人。
第一专题“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相关问题”的主持人为赵康太教授，点评人为刘楠来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金永明副研究员，主发言人共6位。贾宇研究员在《海洋法公约与中国海洋权益维护》的发言中以详实的资料介绍了我国的基本海情和南海岛礁目前的状况，并建议要深度挖掘历史证据、依法行政形成常态化，以开发建设管理来宣示主权，海洋法公约赋予各国一样的权利，关键看怎么去利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余民才副教授在《1982年海洋法公约与中国》的发言中重点介绍了我国海洋上的诸多问题，并提出了我们要重新考虑我国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关系。国际关系学院吴慧教授在《美国批准海洋法公约的影响与挑战》的发言中主要分析了美国如批准加入公约可能对我国造成的影响，并建议提早做出应对。海南大学法学院邹立刚教授在《国家在专属经济区对外国科研军事活动的规范》的发言中则重点介绍了如何对外国在中国海域进行军事测量活动进行规制的问题，并提出了建立防空识别区制度等应对主张。黄硕琳教授在《渔权即海权》的发言中提出渔业权是海权争夺的第一步，如果不在南沙海域支持捕鱼作业就会失掉在南沙的权利；武汉大学法学院张辉副教授在《国际海底区域开发国之担保义务研究》的发言中重点介绍了国际海底区域开发的担保义务问题和我国的应对。在本专题的自由发言和讨论阶段，中国社会科学院王翰灵研究员、余民才副教授、海南大学法学院邹立刚教授等专家分别做了发言。刘楠来教授在点评中集中谈了大家在讨论中涉及的两个问题，一是如何看待公约的利弊，他认为大家的讨论结果是应当客观、公允地评价公约，并利用公约维护我国的海洋权益；二是要明确我国的海洋权益。金永明副研究员在点评中全面梳理和前述各位专家的发言。第二专题“《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与南海问题”的主持人为司玉琢教授，点评人为黄硕琳教授、贾宇研究员，主发言人共4位。大连海事大学曲波教授在《南海周边国家策略和中国的应对》的发言中重点介绍了南海周边国家关于争端解决司法化、区域化、国际化以及多管齐下的侵占行为，并针对不同情况提出了不同的建议和对策。金永明副研究员在《南海问题的海洋法分析与中国的应对》中分析了近期南海问题升级的原因以及法律解决方法、政治解决方法的利弊。王翰灵研究员在《南海问题的东盟国家视角》的发言中介绍了东盟国家在南海问题上新近的主张和论点，其中他特别提到了这些主张和论点后面的美国因素。海南大学公管学院周伟副教授在《越南海洋法介绍》的发言中对越南海洋法做了较为详尽的介绍，并分析了越南的海洋立法带给我们的启示。在自由讨论和发言阶段，来自实务部门的代表以及张辉副教授、金永明副研究员等专家分别做了发言。黄硕琳教授在点评中认为几位专家做了很好的报告，需要重点提示的观点是：1.海洋法公约不应作为我国处理岛屿争端解决的依据；2.南海问题的升级是长期存在的，并不是90年代才凸显的。贾宇研究员在点评中强调对于争议岛礁要在有效控制、挖掘历史证据等方面下功夫，同时她认为“九段线”应当称为“断续国界线”更合适。
第三专题“海洋资源开发与海洋执法、司法问题”的主持人为刘楠来教授，点评采取了分两节分别点评的方式，上节点评人为吴慧教授，下节点评人为曲波教授，主发言人共7位。在第一节，最高人民法院民四庭余晓汉法官在《维护、保护、利用海洋的突出问题与对策》的发言中分别谈到了海洋权益维护、海洋环境保护、海域规范利用问题，并强调了要把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范围分清楚，把固有领土和可以共同开发的海域的性质、条件、范围都分清楚。海口海事法院简万成副院长在《海洋法公约框架下加强我国对南海的管辖权》的发言中提出了应该根据不同情况对海域进行分类、在争端解决平台的规则上积极争取以海事法院为平台建立一个国际海洋争端中心等建议。海南省委政策研究室刘登山主任在《无居民岛屿开发法律问题》的发言中对无居民岛屿的概念和性质、使用权、开发利用的方式和前提等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介绍。之后，吴慧教授对上述发言进行了点评，并强调她个人认为法律解决机制在南海问题上所起的作用不大。在第二节，海南大学法学院童伟华教授在《国家海上刑事管辖权的行使》的发言中分别谈到了岛礁和内水、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刑事管辖权的行使问题。海南大学法学院熊勇先副教授在《南海行政管理法律问题》的发言中对南海行政管理中的行政法问题进行了系统阐述并特别提出了南海权益行政法保护程序的简化问题。海南大学法学院张丽娜教授在《南海争议海域油气资源共同开发的困境与出路》的发言中通过与以往其他争议海域油气资源开发成功的案例对比，总结了南海争议海域油气资源共同开发的困境，并就双边谈判解决与多边谈判解决的路径进行了分析。在自由发言和讨论阶段，黄硕琳教授、王翰灵研究员、刘楠来教授、邹立刚教授等专家分别做了发言。之后，曲波教授做了简要的点评。
会议闭幕式由海南大学法学院院长、海南省南海法律研究中心主任王崇敏教授主持，张新宝总编辑致闭幕词。张新宝总编辑首先对海南大学及法学院、海南省南海法律研究中心为会议所做的精心安排表示了感谢，同时对相关单位和参会专家对会议给予的大力支持表示了感谢。张新宝总编辑重申了刘飏常务副会长在开幕式讲话中提到的此次会议的目的，即通过对会议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研讨，拿出有真知灼见的对策和建议，为中央有关部门决策提供参考依据，对其中重要的理论成果予以公开发表。最后，张新宝总编辑对会议的讨论成果，包括如何认识和对待《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南海问题的性质和解决路径、“九段线”的性质和法律地位等，进行了十点精要的总结，获得了与会代表的一致认可。
（陈贻健 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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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的各种航行制度
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的各种航行制度
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了五种航行制度，分别是无害通过制度、过境通行制度、航行和飞越自由制度、群岛海道通过制度、公海航行自由制度。
（一）无害通过制度
《海洋法公约》第二部分第三节第17条规定，“在本公约的限制下，所有国家，不论为沿海国或内陆国，其船舶均享有无害通过领海的权利。”这里的“无害”是指，船舶在通过领海时，不损害沿海国的和平、良好秩序和安全。其中，《海洋法公约》规定不属于无害通过的行为包括，（ａ）对沿海国的主权、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进行任何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或以任何其他违反《联合国宪章》所体现的国际法原则的方式进行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ｂ）以任何种类的武器进行任何操练或演习；（ｃ）任何目的在于搜集情报使沿海国的防务或安全受损害的行为；（ｄ）任何目的在于影响沿海国防务或安全的宣传行为；（ｅ）在船上起落或接载任何飞机；（ｆ）在船上发射、降落或接载任何军事装置；（ｇ）违反沿海国海关、财政、移民或卫生的法律和规章，上下任何商品、货币或人员；（ｈ）违反本公约规定的任何故意和严重的污染行为；（ｉ）任何捕鱼活动；（ｊ）进行研究或测量活动；（ｋ）任何目的在于干扰沿海国任何通讯系统或任何其他设施或设备的行为；（ｌ）与通过没有直接关系的任何其他活动。
无害通行制度，如上所述，除了对通过船只作出权利和义务的规定和限制时，同样对于沿海国来说，也存在相应的权利和义务。
权利方面，《海洋法公约》规定，沿海国享有保护权和征费权，第25条规定，“１．沿海国可在其领海内采取必要的步骤以防止非无害的通过；２．在船舶驶往内水或停靠内水外的港口设备的情形下，沿海国也有权采取必要的步骤，以防止对准许这种船舶驶往内水或停靠港口的条件的任何破坏；３．如为保护国家安全包括武器演习在内而有必要，沿海国可在对外国船舶之间在形式上或事实上不加岐视的条件下，在其领海的特定区域内暂时停止外国船舶的无害通过。这种停止仅应在正式公布后发生效力。”第26条规定，“对通过领海的外国船舶，仅可作为对该船舶提供特定服务的报酬而征收费用。征收上述费用不应有任何岐视。”
义务方面，《海洋法公约》第24条规定，“１．除按照本公约规定外，沿海国不应妨碍外国船舶无害通过领海。尤其在适用本公约或依本公约制定的任何法律或规章时，沿海国不应：（ａ）对外国船舶强加要求，其实际后果等于否定或损害无害通过的权利；（ｂ）对任何国家的船舶、或对载运货物来往任何国家的船舶或对替任何国家载运货物的船舶，有形式上
或事实上的歧视。２．沿海国应将其所知的在其领海内对航行有危险的任何情况妥为公布。”此外，第26条还规定，“对外国船舶不得仅以其通过领海为理由而征收任何费用。”
（二）过境通行制度
《海洋法公约》第38条规定，“过境通行”是指，所有船舶和飞机，专为在公海和专属经济区的一部分和公海或专属经济区的另一部分之间的海峡继续不停和迅速过境的目的，而行使航行和飞越的自由；但是对继续不停和迅速过境的要求，并不排除在一个海峡沿岸国入境条件的限制下，为驶入、驶离或自该国返回的目的而通过海峡。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海峡是由海峡沿岸国的一个岛屿和该国大陆形成，而且该岛向海一面有在航行和水文特征方面同样方便的一条穿过公海，或穿过专属经济区的航道，过境通行就不应适用。
（三）航行和飞越自由制度
《海洋法公约》第36条规定，“如果穿过某一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有在航行和水文特征方面同样方便的一条穿过公海或穿过专属经济区的航道，本部分不适用于该海峡；在这种航道中，适用本公约其他有关部分其中包括关于航行和飞越自由的规定。”
（四）群岛海道通过制度
《海洋法公约》第53条规定，“群岛国可指定适当的海道和其上的空中航道，以便外国船舶和飞机继续不停和迅速通过或飞越其群岛水域和邻接的领海。所有船舶和飞机均享有在这种海道和空中航道内的群岛海道通过权。”群岛海道通过权是专为在公海或专属经济区的一部分和公海或专属经济区的另一部分之间继续不停、迅速和无障碍地过境的目的，行使正常方式的航行和飞越的权利。由于群岛地理上的奇特性，船只若想进入并通过群岛水域的话，那么其必须首先经过该群岛国的领海，而通过群岛领海时，就必须首先遵守“无害通过”的相关规则。由此在逻辑上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群岛海道通过”的限制，至少不应该低于“无害通过”，然而，实际并非如此，《海洋法公约》中规定的关于这两种制度的限制并没有过多联系，并且实际上“无害通过”的限制明显要高于“群岛海道通过”。这也是《海洋法公约》的瑕疵之一。
（五）公海自由航行制度
《海洋法公约》第87条规定，公海对所有国家开放，不论其为沿海国或内陆国。公海自由是在本公约和其他国际法规则所规定的条件下行使的。公海自由对沿海国和内陆国而言，包括：航行自由、飞越自由、铺设海底电缆和管道的自由、建造国际法所容许的人工岛屿和其他设施的自由、捕鱼自由、科学研究的自由等。其中有关航行自由的，《海洋法公约》第90条规定，“每个国家，不论是沿海国或内陆国，均有权在公海上行驶悬挂其旗帜的船舶。”同时，第95条和第96条也分别规定，“公海上军舰的豁免权”和“专用于政府非商业性服务的船舶的豁免权”，即“军舰在公海上有不受船旗国以外任何其他国家管辖的完全豁免权。”“由一国所有或经营并专用于政府非商业性服务的船舶，在公海上应有不受船旗国以外任何其他国家管辖的完全豁免权。”
必须明确一点，公海自由，并不是绝对的自由，在公海上航行的船舶，除了要受到船旗国的管辖以外，还须适当顾及其他国家行使公海自由的利益，并适当顾及本公约所规定的同“区域”内活动有关的权利。公海自由不得危害人类的公共利益。
以上便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的各种航行制度，在当代法治社会的今天，在大航海时代的潮流之下，国家复兴必然要走向海洋，所以我们有理由学好《国际法》，尤其是国际海洋法公约的相关知识，为今后的发展奠基。
第三篇：郑圣果：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争端解决机制的特点
郑圣果：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争端解决机制的特点
发布：孔曙光2010-12-10 19:22:00
作者：郑圣果
单位：中国政法大学
一、引言
自从1899年海牙和会通过《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公约》以来，多边条约的实施与争端解决机制就结下了不解之缘。二战以后特别是冷战结束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制度取得了一系列重大发展，作为“在海洋领域中新的世界秩序支柱之一”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集其大成，贡献了一整套复杂而较完整的争端解决制度，其鲜明的特点正是本文的研究重点所在。
二、《公约》争端解决机制的形成过程
《公约》由第三次海洋法会议历时9年11期会议始成，各国在作为《公约》重要组成部分的争端解决机制方面也历经了漫长的磋商和谈判。
从时间上来看，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1年联合国海底委员会开始筹备海洋法会议至1975年第三期会议的各国提出提案的时期（两期会议提出议案20个）。
在美国提案的基础上，非正式工作组组织各国磋商，就争端解决的11个方面的问题提出建议条款，至此初具规模；第二阶段是1976年第四期会议到1982年将完整的争端解决机制纳入《公约》组成部分。这一时期是各国分歧最大，辩论最为激烈的阶段，主要集中在是否规定强制管辖及在国际法院之外设立国际海洋法法庭的问题。经过磋商、谈判、妥协最终达成的一整套争端解决程序规定在《公约》第15部分、第11部分第5节，以及附件五调解、附件六法庭规约、附件七仲裁、附件八特别仲裁中，可以说是相当复杂而完整，不仅吸收了国际社会在和平解决争端实践中的有益经验，而且也发展了传统方法（如调解），在很大程度上有所创新（如海底争端分庭的强制管辖），加强了各国在和平解决争端方面的多边义务。
三、争端解决机制的特点
如前所述，《公约》在争端解决方面所做的努力及贡献是引人注目的，笔者出于论述明晰的考虑，从纵向，即与1958年日内瓦四公约建立的海洋法体系相比和横向即其自身特点，包括对国际法理论的发展等方面进行分析，力争尽可能多地揭示其全貌（尽管这种分类标准可能是极不科学的）。
（一）纵向分析
1，一揽子协议并且禁止保留
与1958年日内瓦四公约相比，《公约》有一个明显的体例上的突破，即把争端解决程序完整纳入了公约，作为其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不是象后者在四公约外单独设立《关于强制解决争端的任择议定书》，由各国自由决定是否参加，从而陷入名存实亡的境地（加入国只有36个）。
关于是否在《公约》中规定强制争端解决程序及其适用范围也是各国在谈判过程中的一个焦点。美国等国认为应适用所有性质的争端；新西兰、日本、前苏联、英国等国认为强制方法应在磋商、谈判及交换意见失败后，在允许保留范围之外才能付诸强制解决程序；智利、肯尼亚、巴林强调仲裁或司法解决程序仅适用于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海域；中国代表主张平等协商应是主要途径。最后，公约采取了适度妥协的方法，规定在当事方共同选择的方法失败后，缔约国有义务接受一种或几种有约束力的强制裁判程序，仅对几类特殊的争端适用无拘束力的强制调解程序和事先声明的排除不适用。同时，在《公约》第309条规定，除明文许可外，禁止作出保留或例外，也就是说，缔约国在批准、加入、接受公约的同时即一揽子接受了整套争端解决程序，从而大大加强了各国在和平解决海洋争端方面的多边纪律。
2，管辖的争端范围大大扩展
1958年日内瓦四公约建立在传统的以领海和公海为核心的海洋法制度之上，适用范围相对狭窄，已经明显滞后于各国海洋实践和科技的发展。而作为第一部综合性的世界海洋法宪法(a constitution for world’s oceans)的《公约》不仅继承和发展原有的海洋法制度，在法律上有选择地确认了各国实践中的惯行做法，全面编纂了各类海域制度，同时开创了新管辖区域的管理开发制度。随之而来的就是争端解决程序所适用的争议范围也大大扩展了。如《公约》规定，因渔业、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海洋科学研究、航行、包括来自船只和倾倒造成污染的条文在解释和适用上的争议，适用《公约》附件八规定的由专家裁决的特别仲裁程序，体现专业性的优势。再举一例，国际海底区域(the international sea-bed area)作为全人类共同财产这一海洋法中的新事物，由管理局代表全人类按照公约及其附件、相应规则、政策进行开发授权、管理和控制。因海底矿产资源开发引起的争端，一律由海底争端分庭统一审理关于公约第11部分的解释及适用纠纷，管理局一方或缔约国一方作为或不作为引起的争端，开发合同一方对合同工作计划的解释适用及一方作为或不作为的争议等等（详见公约第187条）。《公约》争端解决程序管辖下的争端范围的广泛包容度是传统国际海洋法难以匹敌的。
（二）横向分析
1、争端解决方法众多
《公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包容了众多争端解决方法，涵盖了现行所能采用的一切手段，鼓励各国按照联合国宪章第33条规定的“谈判、调查、调停、和解、公断、司法解决、区域机关或区域办法或各该国自行选择之其他和平方法”求得解决。同时，对传统的概念也有变通和发展。如调解，按照传统国际法，调解是指当事人将争端提交由若干成员方组成的委员会，委员会在调查的基础上提出解决争端的建议，争端方没有必须接受的义务。公约沿袭了对调解法律效力的传统理解，但是按照公约第ＸＶ部分第３节，对于海洋划界争端，有关专属经济区内生物资源的维持及对他国有意捕捞的种群和剩余量(surplus catch)的全部或部分的分配请求的专断的拒绝引起的争议，如果争端方未选择导致有拘束力的程序，调解可随时强制适用。对该类争议，任何一方可向争端他方发出书面通知提起程序，且其有义务接受，缺席不影响程序进行（公约附件5第2节）。也就是说，调解决定书没有强制力，但是对符合特定条件的争端，调解委员会有强制管辖权，双方在调解决定书的基础上继续谈判以达成和平解决，这种方式赋予了调解这一传统机制新的含义——不是可不可以调解而是必须调解，尽管无义务去遵循它。，同时规定强制程序的例外
2、自愿和强制有机结合，最终保证有拘束力的解决（仲裁）
公约首先尊重各国自由选择解决争端方法的优先权，“成功地把自由选择各种争端解决方法与利用现行所有方法和开拓创新结合起来了”。这种对各国自由意愿的优先尊重也体现在对强制程序的选择上。在自愿选择的解决方法无法奏效时，争端当事方有义务接受公约提供的四种管辖方式中的一种或几种：国际海洋法法庭；国际法院；仲裁；特别仲裁4种。这四种强制程序处于平行并列，横向竞争的地位，缔约国可按照各国国情和法律传统的差异择一适用。为了避免由于缔约国无选择或选择不一致时而导致管辖落空，在出现此种情形时，根据附件七成立的仲裁法庭则适时发挥“剩余备用”作用，从而保证争端获得最终有拘束的解决。同时，公约又规定了限制和例外。对某些争议如违反公约关于航行、飞越或铺设海底电缆和管道的自由和关于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的特定国际规则和标准 等规定的，应适用强制解决程序，但由于沿海国行使斟酌决定权，暂停或停止科学研究计划，沿海国EEZ和大陆架的科学研究，EEZ内对生物资源主权权利及其行使等引起的争议，适用无拘束力的调解程序。其次，为了实现主权和公约的最大协调，消除部分国家的顾忌，公约专立一条即强制程序的任择性例外，一国可以书面声明对于某些争端不接受有拘束力裁判的强制程序，如关于划定海洋边界的条文在解释或适用上的争端(sea boundary delimitation)，涉及历史性海湾或所有权的争端，军事活动的争端以及正由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执行《联合国宪章》所赋予的职务的争端等。有学者对此表示遗憾，但换个角度来看，这种妥协正是为了在最大程度上吸纳主权者加入公约的争端解决机制，实现其广博的包容性，从此角度及为和平解决争端虑，诸多的例外和妥协是值得的（worth the sacrifice）。
3、体制上的创新——国际海洋法法庭
是否在公约内设立一常设司法机构来处理有关公约的解释和适用问题，在海洋法会议期间经历了激烈的辩
论。最终在以77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的积极推动下得以成立并于96年10月召开第一次会议。如前所述，公约容纳了多种并行不悖的审理机构,各国可以自由选择，法庭在其中并不居于中心地位。但《公约》仍处处体现了对于法庭的侧重，使其在强制解决争端方面居于天然优势地位。
首先，正如国际海洋学院的代表帕多在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上所说，“与成立一个具有法律性质的正式的争端解决程序相比,更有用的是设立一个由所有缔约国组成的常设机构,能够对这种政治妥协给以权威解释”，《公约》本身诸多的原则性规定决定了在适用过程中必然会产生不同理解和分歧。这时，由缔约国按照条约组织的专门司法机构即法庭的权威地位，有利于最大限度地抵消政治妥协色彩带来的消极影响，保证《公约》在适用过程中的一致性，实现法律可预见性的目标；
其次，法庭管领下的海底争端分庭对海底区域内活动的争端具有强制管辖权，即不需要双方事先就接受管辖发表声明，这比法庭更进了一步，大大加强了争端解决机制的司法色彩。公约第187条对其管辖事项（大都具有较强的行政管理性质）作了详细列举。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强制管辖不应妨碍管理局行使斟酌决定权，且对于有关开发合同的解释，适用争议已提交商业仲裁的，分庭也不能审理。可以说，在赋予权利的同时划定了“雷池”。
再次，海洋法法庭法官在专业上的能力可以确保争端尤其是涉及海洋活动本身特殊性的争议获得正确和令人信服的判决，体现法律职业分工的专门化，这也是近年国际争端解决机制共同的发展趋势，例如WTO专家组。
最后，《公约》有关临时措施（provisional measures）和迅速释放(prompt release of vessels and crews)的规定将法庭推上了重要地位。前者，如果在仲裁法庭组成之前需要规定临时措施,争端方可协议由法院或法庭来裁决(包括海洋法法庭)。如在请求规定临时措施之日起两周内不能达成这种协议,那么则由海洋法法庭依据《公约》规定决定是否采取临时措施；至于后者，在扣留国和请求国不能就释放问题在10日内达成协议的情况下，请求国可直接向海洋法法庭提出释放申请，无须与双方选择的强制解决程序保持一致。这样就使得法庭对于其不具有管辖权的案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并影响案件进程。
以法庭处理的第一个案件即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诉几内亚的“塞加号”案为例，法庭首先驳回了几内亚的主张，一致认为根据《公约》第 292 条的规定，法庭对该案是具有管辖权。并很快于1997年12月4日作出判决：以3个12票对9票判决起诉成立，几内亚应当立即释放油轮及船上的船员和释放必须经提供合理的保证书或者财政担保（尽管几内亚并未遵守且又因此引起该案的继续/涉及临时措施和实质问题）。在实践中，法庭的这一功能一直运行良好，尤其体现出了快速审判的特点，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国际司法机构审理速度慢的通病。不过从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其到目前为止适用范围的局限性，在处理海洋法争端方面的地位有待提高。
4、发展了传统的国际法主体理论
有关国际法主体，尽管在理论上存在“国家唯一主体说”，“个人唯一主体说”，“国际基本主体说” 等不同派别，但在国家实践中，个人一般是作为国际法客体来对待的（尤其在我国）。然而根据《公约》及《国际海洋法法庭规约》，海底争端分庭的当事方除《公约》缔约国(包括主权国家、自治联系国或自治领土、政府间国际组织)外，还有国际海底管理局和企业部、国营企业、自然人和法人。因 此，自然人和法人可以依据《规约》将在海底区域开发活动中产生的特定纠纷诉至海底争端分庭而成为分庭的当事方，或起诉，或应诉并参加诉讼程序。当然，以此点（个人和法人等实体的出诉权）来妄断个人已经成为国际法主体为时过早，但是不容否认的是，起码在实证层面上，个人已经能够在特定区域和特定条件下直接参加国际法律关系了，这不能不说是公约争端解决程序对于推动国际法理论发展所作的贡献。
5、与其他机构和国际组织密切配合，有效促进争端解决
《公约》规定的争端解决机制并非“孤家寡人”，首先在与同属一体的内部机构海底管理局的关系上，两者在诸多方面存在合作，其中涉及到争端解决的有：海底管理局大会对法官代表性及规约修正的意见；请求海底争端分庭发表咨询意见时的合作；在就开发合同事项提交商业仲裁时的合作；解决海底区域争端时与海底争端分庭的合作等等。在与相关国际组织的配合上，如与国际法院，存在《联合国与国际海洋法法庭合作和关系协定》作为两者行为的指引，具体包括相互提供资料、交换有关船只和船员迅速释放的资料，行政协调等。这种内外部机构的资源共享和信息经验的交流无疑能有效地促进争端的解决并提高《公约》争端解决机制的国际影响力。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公约确立的争端解决机制具有多种解决方法并存、自愿选择和强制程序相结合但以强制解决程序为重心、针对争端性质区别对待（或裁或调或审或声明保留等）、专门司法机构常设与相关国际组织协作等鲜明特色，提供了一套行之有效的争端解决制度。尽管在某些方面存在缺陷和不足，但足以担当的起“国际多边条约史上引人注目的和平解决争端制度”的评价。
对于我国这样一贯排斥国际司法程序的国家，首先，针对我国海岸线漫长,大部分沿海海域存在与其他国家划界的问题，可以按照《公约》规定，对某些涉及领土主权事项的争议声明不予适用。如1985年中国对南沙群岛（所谓卡拉延群岛）及其毗邻水域和资源不可争议的主权声明；其次，鉴于海洋法法庭在迅速释放方面的重要地位和我国渔民渔船近年屡遭扣押的情况，可考虑在这方面接受法庭管辖；另外，对于解决争端的强制性法律程序，我国可选择具有相对灵活性的仲裁程序,同时利用《公约》规定的例外和限制，侧重技术性问题，使某些方面不必提交强制程序。当然，在国际海洋争端解决制度相对完备的今天，重新审视我国的态度和立场并进行适时调整，不仅有利于争端的和平解决，也是履行条约义务的应有之义。
参考文献
一、中文著作及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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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网络资源1、2、http://
第四篇：联合国审议中国履行《残疾人权利公约》的审议结论(中文)
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对中国履行《残疾人权利公约》的审议结论（中文）来源：委员会的人的权利与残疾人第七届会议 发布时间：2012年9月17日至28
日，日内瓦
审议缔约国根据“公约”第35条提交的报告 委员会的结论性意见的人的权利与残疾人
中国 一，引言
委员会视为中国的初次报告（CRPD/C/CHN/1），包括香港特别的行政区（CRPD/C/CHN-HKG/1）和澳门特别行政区（CRPD/C/CHN-MAC/1在内）在其第91次
第届第届会议，于2012年9月27日举行的 77 和 78 会议，2012年9月18日和19日举行，并通过了以下结论性意见。
委员会欢迎中国的初次报告，包括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这是准备按照委员会的报告的准则（CRPD/C/2/3）。委员会还赞赏的书面答复委员会提出的问题（CRPD/C/CHN/Q/1 CRPD/C/CHN/Q/1/Add.1）的名单。
委员会国家党的代表团和委员会成员之间的建设性对话表示赞赏。委员会赞扬缔约国高级别代表团，其中有政府部门和专家残疾人。
委员会感到遗憾的批准“残疾人权利公约”任择议定书的缔约国缺乏，并请缔约国重新考虑其决定放弃协议。
II。积极的方面
委员会祝贺缔约国中的辅助功能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如法保护残疾人无障碍建设“十一五计划（2006-2010年执行计划的人士的无障碍设施的规定）或标准，促进残疾人使用的公共设施。
委员会支持的法律保护工人免受剥削，暴力和虐待的残疾人，如残疾的人，对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劳动合同法“的保护法的有关规定。
委员会欢迎缔约国落实在为残疾儿童提供的“残疾人权利公约”所规定的权利的原则坚持“儿童优先”，通过该计划为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01-2010年）和禁止歧视所作的努力，残疾儿童在未成年人保护法“。
委员会赞扬缔约国减少贫困所作的努力，特别是关于减少贫困的残疾人。III。的主要关注问题和建议 A.一般原则和义务（第1-4）
委员会注意到医学模式的残疾残疾的定义以及持久的术语和语言的话语残疾人的状态的患病率。因此，委员会关注的是缺乏连贯和全面的残疾策略，以实现人权的残疾模式“残疾人权利公约”确立了实现事实上的平等的残疾人士，并实施“残疾人权利公约”中所规定的权利，在各级。委员会关注的是，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残疾人组织外，不包括在这个“残疾人权利公约”的实施。委员会敦促一个综合性和包容性的国家行动计划，其中包括充分参与的所有代表人士，残疾人士在中国，介绍人权的残疾模式进入中国残疾人政策的出台
B.具体权利（第5-30）平等和不歧视（第5条）
表彰在法律上禁止基于残疾的歧视缔约国，委员会关注的是缺乏一个全面的定义，对残疾人的歧视。委员会还担心许多地方关于禁止歧视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法律之间的矛盾。委员会关注，国家党一贯不适用的概念有关的合理的住宿，不歧视的原则，委员会明确鼓励缔约国提供一个法律上的定义对残疾人的歧视，也禁止间接歧视的定义，其中包括在。委员会建议，包括合理的住宿，在中国的法律，这反映了“残疾人权利公约”的定义，包括必要和适当的修改和调整适用在特定的情况下，超出一般的访问的定义。此外，缔约国应确保该法明确承认拒绝提供合理便利构成残疾歧视。
残疾儿童（第7条）
委员会担心，残疾儿童在缔约国放弃他们的父母在一个高风险的，往往是放置在隔离机构。对于那些生活在农村地区的家中的残疾儿童，委员会感到关切的是缺乏以社区为基础的服务和援助。
委员会敦促缔约国采取措施打击有关残疾男孩和女孩的普遍指责，并修改其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以打击的根本原因被遗弃的残疾男孩和女孩。它要求缔约国在农村地区提供足够的以社区为基础的服务和援助。
提高认识（第8条）
委员会关注的是，国家党在提高认识的尝试，残疾的医学模式的盛行，这是不是在按照“残疾人权利公约”的精神。特别关注与提高认识的活动，如“所有中国职业技能竞赛为残疾人士提供”，“百万青年志愿者帮助残疾人”计划，描绘了残疾人分隔的无助和依赖人类其余的社会。
委员会希望再次提醒缔约国，“公约”的人权模式的残疾，并要求缔约国推广这个概念的人与残疾人独立和自主的权利人在提高认识的方案。它敦促缔约国告知所有的人，残疾人，特别是那些生活在农村地区，他们的权利，特别是有权收取最低限度的福利补贴和上学的权利。委员会建议缔约国制定宣传方案，积极，显示社会对残疾人的认识。
可访问性（第9条）
虽然赞赏缔约国的进步，方便在市区，委员会注意到缺乏有关的信息都在农村地区的可访问性以及不符合无障碍措施的影响，监测和评估辅助功能 委员会要求缔约国在下次报告中提供这些信息。考虑到大比例的残疾人生活在农村地区（75％）的人，特别敦促 缔约国确保可访问性是保证不仅在城市，而且在农村地区的。还要求缔约国没有限制的环境经常光顾的残疾人的无障碍基础设施。右生活（第10条）
委员会表示其最关注有关绑架的人与智力残疾，其中大多数是儿童，和“矿山事故”在河北，福建，辽宁和四川的升级，造成被害人的死亡，到权利要求赔偿从矿山业主。
委员会强烈敦促缔约国继续调查这些事件，并起诉所有责任，并施加适当的制裁。它也要求缔约国采取全面措施，以防止进一步的智障男孩绑架和向受害者提供补救措施。
在法律面前获得平等承认（第12条）
委员会关注的是建立法律监护系统，这是不符合艺术。12“残疾人权利公约”。系统支持的决策措施，认识到残疾人士的权利做出自己的决定，并有自己的自主性，完全没有注意到，意愿和选择尊敬的。
委员会敦促缔约国，以采取措施废除的法律，政策和实践它允许监护和托管的成人和采取立法行动，以取代政权取代的决定，使支持决策制定，它尊重人的自主性，意愿和选择在行使按照“残疾人权利公约”第12条的法律能力。此外，委员会建议缔约国在与残疾人组织协商，准备决策支持系统的蓝图，立法和实施，其中包括：
所有的人的法律能力和权利行使的确认;住宿和支持在必要时行使法律行为能力的;
规例“，以确保支持尊重人的自主性，和喜好，并建立反馈机制，以确保支持是满足人的需求;
安排促进和建立支持决策;司法（第13条）
虽然赞赏的人士，残疾人士，委员会注意到，这些服务中心往往缺乏必要的资源，并没有一个独立的基础上建立的法律援助服务中心。委员会感到关切的是，无论是刑事责任，也不是民事诉讼法在中国访问的人使用残疾人士平等的基础上与他人，而不是居高临下的措施落实到位，如指定公设辩护人治疗有关的人如果他们缺乏法律行为能力。
委员会建议缔约国拨出必要的人力和财力资源的法律援助服务中心。它要求缔约国确保这些中心维护诉诸司法，残疾人士，并在实践中的人，也低于县级。委员会建议缔约国审查其程序的民事和刑事法律中作出强制性的必要性，建立程序的残疾人士住宿干预司法系统的人可以做到这一点作为权利主体，而不是保护的对象。
自由和人身安全的权利（第14条）
委员会关注的是，残疾的理由被剥夺了自由，允许缔约国和非自愿的民事承诺，被认为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工具。在这方面，委员会感到不安与实际或感知障碍，许多人不由自主地致力于精神卫生机构由于种种原因，如上访。此外，委员会关注，确实智力和社会心理障碍和生活，需要一个高层次的支持，许多人缺乏足够的资源，为他们的医疗和社会护理和永久足不出户。
委员会建议废除根据实际或感认非自愿性的民间承诺的做法。此外，委员会要求缔约国将更多的财政资源，需要一个高层次的支持与智力和社会心理残疾的人，以确保社会的支持和药物治疗外自己的家，在必要时。
免受酷刑的自由（第15条）
对于那些不由自主地致力于与实际或可预见的智力和社会心理障碍的人，委员会关注的是，精神卫生机构提供的“矫正治疗”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此外，委员会是中国法律所禁止的，并非所有的医学实验没有自由和知情同意的。委员会敦促缔约国停止其政策的人们不由自主地犯这些机构的实际或感知障碍的治疗和弃权的。此外，它敦促缔约国废除法律允许医疗实验残疾人没有他们的自由和知情同意的人。
免受剥削，暴力和虐待的自由（第16条）
委员会深感不安的绑架事件的报道，成千上万的人与智障人士，特别是儿童，如发生在山西和河南的奴隶劳动的强迫劳动。
委员会强烈敦促缔约国继续调查这些事件，并起诉肇事者。它也要求缔约国采取全面措施，以防止进一步智障人士的绑架和向受害者提供补救措施，包括数据收集，对残疾人的剥削，虐待和暴力的流行。
权独立生活，并在社区中生活（第19条）
委员会关注的是大量的人生活在机构中的残疾的事实，中国保持机构年至2000年居民。这些机构是不符合艺术。19“残疾人权利公约”。委员会还关注的麻风病人的殖民地，与麻风病的人住在隔离的存在
委员会建议立即采取措施，逐步淘汰和消除对残疾人士的机构为基础的护理。此外，委员会还建议缔约国，咨询组织残疾人开发支持服务，为残疾人士独立生活，在按照自己的选择。支持服务也应提供一个高层次的支持需要的人士。此外，委员会建议缔约国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给予与麻风病的医疗需要的人，使他们重新融入社会，从而消除了存在的如麻疯病人的殖民地。
尊重家居和家庭（第23条）
委员会深感关切的是，缔约国的法律以及社会接受的做法，强迫绝育和强制堕胎的残疾妇女没有自由和知情同意
委员会呼吁缔约国修改其法律和政策，以禁止强制绝育和强制堕胎对妇女，残疾人士。
教育（第24条）
委员会关注的是大量的特殊学校和国家党的政策，积极发展这些学校。委员会尤其担心，在实践中，只有某些类型的障碍（身体残疾或轻度视力残疾）的学生能够进入主流的教育，而所有其他残疾儿童被迫进入一所特殊学校，或干脆辍学。委员会希望提醒缔约国，包容的概念是“残疾人权利公约”的关键概念之一，尤其应当坚持在教育领域的。在这方面，委员会建议缔约国重新分配资源的特殊的教育体系，促进全纳教育的主流学校，从而确保残疾人能够让更多的孩子接受主流教育。
右键健康（第25条）
委员会关注的是当前非自愿承诺制度，在缔约国。它的精神卫生法草案，并注意到，在缔约国不尊重个人意愿的残疾人心理健康的6个主要城市的条例。委员会建议缔约国采取措施，以确保残疾人士，包括所有的精神卫生保健和服务，卫生保健服务和服务提供者有关个人的自由和知情同意的基础上的，而法律允许的非自愿治疗和限制，包括经授权的第三方，如家庭成员或监护人的决策者，现予废除。它建议缔约国，以开发范围广泛的以社区为基础的服务和支持，回应残疾人士所表达的需要，并尊重人的自主性，选择，尊严和隐私，包括同行的支持和其他替代品的医疗模式心理健康
康复和适应训练（art.26）
委员会关注的是康复和适应训练措施，对残疾人，特别是心理或智力残疾的人，没有他们的知情同意实施。
委员会建议，以权利为基础的方法来恢复和适应训练到位，并确保这些方案促进个人的知情同意，残疾人士及尊重其自主性，完整性，意志和偏好。
工作和就业（第27条）
观察配额制度的存在，委员会担心，这个系统并不能有效地解决了长期存在的问题的失业人员，残疾人士或就业方面的歧视的深层次的原因。具体而言，委员会关注，提供的就业往往是唯一的象征性的价值或企业和政府机构的经常选择的的就业征，而不是雇用残疾人支付。委员会还关注的做法，保留就业（如领域的“盲人按摩”），歧视有残疾的人在他们的职业和事业的选择。委员会建议缔约国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残疾的人选择的自由，根据自己的喜好追求职业。这表明，国家应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并制定立法，让企业和国家机关聘用更多残疾人士。
适足的生活水平和社会保护（第28条）
欣赏减少贫困的政策和提供福利和补贴的存在，委员会收到这样的好处的人之间的差距的残疾人生活在农村和城市地区的关注。
该委员会建议，国家应增加，以弥补差距的颁发农村和城市地区之间的利益，并采取措施，以确保有残疾的人，无论他们是如何获得他们的残疾有直接的访问认证和福利的措施。它要求缔约国特别通知的人与残疾人在农村地区的受益和发展的背景下，地方官员的福利分配和分布系统，以防止腐败的权利。
参与政治和公共生活（第29条）
委员会关注的是，“选举法”第26条，不包括公民投票过程中的智力和社会心理障碍。委员会建议缔约国修订的“选举法”第26条确保所有残疾人有投票权，与其他人平等的基础上。
C.具体义务（第31-33号）统计数据和资料（art.31）
委员会注意到的分类相应的信息，包括统计和研究数据，使缔约国制订和实施政策，落实“残疾人权利公约”通常是不适用2010年修订的保守国家秘密的法律，法规。
该委员会建议，审查保密的法律和作出适当的修订实施的“残疾人权利公约”-例如消毒的残疾妇女非自愿承诺或机构的数量，可以被公开讨论的问题和存在的问题，使信息。委员会提醒缔约国，这些信息应该是方便残疾人士。
国家实施和监测（第33条）
委员会感到关切的是整体缺乏独立的系统所涉及的机构和残疾人组织在实施过程中的CRP。考虑到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仍然有残疾的人在缔约国的唯一官方代表，委员会关注的是民间社会的参与。此外，委员会想知道哪个机构或组织在中国被指定为独立的国家监测机制所要求的艺术。33（2）CRPD。委员会强烈建议，缔约国修订残疾人保障法“第8条，从而使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代表残疾人的利益，在缔约国以外的非政府组织和参与监测过程。委员会还建议设立一个独立的国家监管机制，33（2）与艺术“残疾人权利公约”，并按照“巴黎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一，积极方面
委员会赞赏的行动采取积极的措施，如伤残津贴的残疾人士在香港特区引进。
委员会欢迎。学校颁发的“学习支援补助金”，收到一定数额为每一个学生的“特殊教育需要”。
II。的主要关注问题和建议 A.一般原则和义务（第1-4）
委员会感到遗憾的是过时的资格标准，伤残津贴计划和缺乏团结，已经通过了立法和政府决策局和部门的不同部分在不同的残疾定义。
委员会鼓励特区修改不适当的资格标准，和 采用的人士，残疾人士，充分反映第1条和人权模式“残疾人权利公约”的定义。
B.具体权利（第5-30）平等和不歧视（第5条）
委员会关注的是通过平等机会委员会是负责监督和执行“残疾歧视条例”的而不是被动的角色。委员会建议，平等机会委员会检讨其角色，承担更积极的部分，特别是在处理的投诉个案。
残疾妇女（第6条）
委员会关注残疾人和香港特区政府的行动，以减少发生的歧视，如忽略在促进“残疾人权利公约”第6条的缺乏所面临的妇女和女童的歧视。委员会还一再发生的家庭暴力对妇女和残疾女孩的困扰。
委员会建议，香港特区妇女事务委员会应结合妇女和女童的生活状况的改善，残疾人在其任务包括妇女与残疾人及其委员会的代表。这也要求特区“残疾人权利公约”第6条，提高认识，以确保残疾妇女与男性平等的基础上享有自己的权利。此外，委员会呼吁香港特区的防止家庭暴力对妇女，残疾人士，并起诉和惩罚肇事者和所有负责。
残疾儿童（第7条）
虽然赞扬香港特区政府评估和早期教育服务，委员会关注的是所提供的服务是不足够匹配的巨大需求。
委员会建议，香港特区增拨资源，为残疾儿童提供的服务，以确保他们能够发展到充分发挥其潜力。
可访问性（第9条）
委员会指出，香港特区的政府大楼，康乐及文化设施和公共近年来，提高了无障碍通道，关注残疾人的无障碍仍面临困难。委员会特别感到遗憾的是，在“设计手册-畅通无阻的通道建设标准”并不适用于具有追溯力，他们是不适用的处所政府或房管部门的管理下。委员会关注的是，监测机制，以评估建筑物的可访问性是不够的，残疾人在社会上独立生活的能力，因而限制了人。委员会鼓励香港特区继续检讨“设计手册：畅通无阻的通道”，并追溯应用这些标准的处所政府或房管部门的管理下。建议香港特区加强监测过程中的辅助功能。
右生活（第10条）
委员会关注的是提高自杀风险之间的智力或心理社会残疾的人（35％的总体自杀率在香港特区）。委员会呼吁香港特区的人，并辅导这些人的自由和知情同意的基础上提供必要的心理治疗。委员会建议定期评估他们的自杀风险。
免受剥削，暴力和虐待的自由（第16条）
委员会关注智障人士遭受性暴力的妇女和女童的事件。
委员会建议，香港特区继续调查这些事件，并起诉肇事者和所有负责。委员会还建议，可以教给儿童和青少年与智障人士性教育和执法人员进行培训，处理暴力侵害妇女和女孩的残疾人士。
此外，委员会不考虑庇护工场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实施“残疾人权利公约”，但也发现残疾人在庇护工太低，毗邻开发者的每日津贴。
委员会建议，香港特区制定法例，以提高残疾人在庇护工场的每日津贴，以防止对他们的剥削。
权独立生活，并在社区中生活（第19条）
委员会关注的是子租安老院的短缺。它也担心缺乏的地区支援中心的处所，其目的是加强残疾人士的人住在家里在自己的社区和融入社会的能力。委员会建议缔约国拨出更多资源，以建立更多的子租的主流住宅和加强政策，推动建立无障碍生活设施，以确保自由选择住宿事实上的可能性。它呼吁缔约国地区支援中心，以确保获得必要的资金和场所，为了使残疾人士在社区生活。
表达意见的自由和获得信息（第21条）
委员会注意到难的现状有听力障碍的人访问信息，由于缺乏官方的香港特区政府的承认手语的意义。委员会关注的是缺乏培训和提供手语翻译服务。委员会建议，香港特区加大培训和服务提供手语翻译。它也应该认识到公开考试和评估这些口译员。
教育（第24条）
在赞扬“融合教育计划”，以帮助学生在主流学校就读的残疾研究，委员会关注的是上述计划的实施。委员会担心，教师与学生的比例过高，教师培训中的“特殊教育需要”是不够的。此外，委员会感到不安的低一些残疾人士专上教育的学生，由于缺乏一个连贯的教育政策。
委员会建议审查“综合受过教育的计划”，减少教师与学生的比例在“特殊教育需要”，并合理的住宿以及教师的培训的有效性。委员会促请香港特区提供足够的资源，以确保在高等教育辅助功能。
右键健康（第25条）
委员会感到不安的事实，对公营医疗服务的需求高于供给。委员会还关注的事实，许多保险公司拒绝申请的残疾人士，从而使他们无法支付医疗费用。委员会建议，香港特区分配更多的人力和财力资源，公共医疗服务，并安排保险公司的合作。
工作和就业（第27条）
委员会关注的是人与残疾人在香港特区的高失业率，没有残疾的人，他们的平均工资排名远低于。委员会还残疾公务员人数偏低的困扰。
委员会建议，香港特区引进肯定行动，以促进残疾人士的就业，特别是优先聘用残疾人士为公务员的人。
适足的生活水平和社会保护（第28条）
委员会关注的是，以家庭为基础的应用程序和资格领取综合社会保障援助的评估。此外，委员会担心的是，由医生采用不同的标准，在审批伤残津贴。委员会建议，香港特区更换一个以个人为基础的以家庭为基础的评估，以确定的资格领取综合社会保障援助。该委员会还建议，香港特区实行统一的标准，审批伤残津贴。
参与政治和公共生活（第29条）
委员会关注的是公共机构和一些交通不便的残障选民的投票站的残疾者的数量较少。
委员会促请香港特区，以提高残疾人在政治上采取积极行动者的积极参与，并确保所有投票站的可访问性。
C.具体义务（第31-33号）国家实施和监测（第33条）
委员会担心的焦点，康复专员和缺乏独立的监督机制，根据第33条第（2）低级别。
委员会建议，香港特区加强对权力的康复专员，并成立一个独立的监督机制，涉及的人与残疾人及其代表组织的积极参与。
澳门特别行政区，中华人民共和国 一，积极方面
该委员会的成立表示欢迎的反腐败委员会，其中有残疾人的权利申诉专员的功能。
委员会赞赏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残疾人能够接收社会保障的补贴。
委员会赞扬第5（f）第33/99/M号法令，其中规定了强制性信息的人与残疾人自己的权利和分配给他们提供援助的现有结构。
II。的主要关注问题和建议 A.具体权利（第5-30）平等和不歧视（第5条）
委员会关注的是存在的事实上的不平等在澳门特别行政区。
委员会建议缔约国继续努力，以确保为残疾人平等，这样才能确保执行“残疾人权利公约”的精神。
免受剥削，暴力和虐待的自由（第16条）
委员会关注的是高风险的妇女和女童的暴力侵害残疾人成为家庭暴力和性虐待的受害者。
委员会建议，服务以及信息访问这些受害者。特别鼓励缔约国设立了投诉机制，开展关于这个问题的警察部队的强制性培训。权独立生活，并在社区中生活（第19条）
委员会感到关切的权利，在社会上独立生活和尚未完全实现了在澳门特别行政区。
委员会敦促澳门特别行政区优先开展这项权利，从制度化转移到在家中或居住生活，并提供其他社区支援服务。
教育（第24条）
委员会关注的是学生的“特殊教育”的需要，在非包容性的环境，在一个包容性的。委员会还困扰就读专上教育的残疾学生数量少。
委员会希望提醒缔约国第24条的实施全纳教育的概念是必不可少的，应该是规则而不是例外。委员会呼吁缔约国继续进行高等教育的残疾学生更容易。
工作和就业（第27条）
委员会关注的是员工与残疾仅占总就业人口的0.3％。
委员会建议澳门特别行政区引进更多的肯定行动，使残疾人找到就业的人。后续行动和传播
委员会要求缔约国执行委员会提出的建议载于本结论性意见。委员会建议，缔约国传送他们的考虑和行动成员的政府和该国家人民国会，在国家有关部委，有关专业团体的成员，如教育，医疗和法律专业人士，以及地方当局的官员和媒体，利用现代获得的社会沟通策略。
委员会强烈鼓励缔约国让民间社会组织，特别是残疾人组织，在其第二次定期报告的编制。
委员会要求缔约国传播这些结论性意见广泛，包括非政府组织，代表残疾人的组织，以及人与残疾人自己和他们的家庭成员，在访问的格式。
委员会要求缔约国，12个月内信息所采取的措施，以满足在第20和50段所载的建议以书面形式提交。
下一次报告
委员会要求缔约国提交的第二次定期报告，不迟于2014年9月1日，并包括在实施本结论性意见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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