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2013年选调生考试《申论》模拟试卷 问责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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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责制
满分100分 时限150分钟
一、注意事项
1.申论考试是对应考者阅读理解能力、综合分析能力、提出和解决问题能力、文字表达能力的测试。
2.作答参考时限：阅读资料40分钟，作答110分钟。
3.仔细阅读给定资料，按照后面提出的“申论要求”依次作答。
二、给定资料
1.2001年4月21日，《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正式实施。2003年非典时期，新中国历史上首次在突发灾害事件中，短时间内就同一问题连续地、大范围地追究官员责任。从此，官员问责开始走入了公众的视野。此后，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开始加快推进问责的制度化。“规定”第二条明确对地方及政府官员问责的情形：(一)特大火灾事故。(二)特大交通安全事故。(三)特大建筑质量安全事故。(四)民用爆炸物品和化学危险品特大安全事故。(五)煤矿和其他矿山特大安全事故。(六)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和特种设备特大安全事故。(七)其他特大安全事故。
2004年2月，《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公布，这个全面、系统推行自我约束与促进自我发展的党内制度规范，明确写入了“询问和质询”、“罢免或撤换要求及处理”等内容。2004年4月中共中央批准实施的《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对官员因涉及“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恶劣影响、对重大事故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等应引咎辞职的相关情况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将引咎辞职明确引入问责制度。
2006年1月1日起实施的《公务员法》对领导成员引咎辞职有明确规定,自此,引咎辞职成为我国法律责任体系中一种新的责任制度,从法律角度解决了长期困扰人事管理中领导干部“能上不能下”的问题。
2.2008年8月21日，在云南省行政问责办法、服务承诺制等4项制度实施半年之际，负责实施这项工作的云南省监察厅等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向新闻媒体通报了“四项制度”实施所取得的初步成效。
2008年1月30日，云南省下发《中共云南省委关于在全省实行领导干部问责制的决定》。3月1日，云南省全面启动行政问责。与此同时，云南省实施了“行政问责办法”、“服务承诺制”、“首问责任制”、“限时办结制”等四项制度。
据介绍，截至2008年8月20日，云南全省先后问责各级领导干部542人，其中厅级干部13人，县处级干部171人，乡科级干部295人。按分级问责原则，由省政府及省直机关专业助考 品质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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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责89人，州市政府及州市直机关问责236人、县政府及县直机关问责217人。从问责人员看，涉及16个省政府部门、16个州市和108个县(市、区);从问责人员级别看，共问责乡科级以上领导干部479人，占总数的8838%;从问责方式看，给予调整工作岗位、停职检查、劝其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建议免职问责的169人，占总数的3118%。
3.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薛刚凌教授对云南省推行问责制给予高度肯定，认为行政问责对促进服务性政府的转型、促进政府与民意的互动很有意义，“云南省的做法值得推广”。但她同时提醒，有些问题的产生来自制度本身。如果能通过事故结果倒查责任链条，并完善相关制度设计，问责就更有意义。
也有的学者认为，随着中国行政体制变革的推进，现代意义上的官员问责制度正逐步建立起来，做官的风险越来越大。但一些地方雷声大，雨点小，只出台问责制度，不见落实：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有的地方仅仅在民愤大的公共突发事件搞“火线问责”，在日常工作中，多见的是“太平官”、“和事佬”。
真正的制度性问责，应贯穿于政府管理全过程，贯穿于平日和非常时期。官员问责走向常态化，意味着问责不因时因地因人而异，对党政官员的一切行为和后果都必须而且能够追究责任。规范官员行为，保证权力依法合理行使，必须建立系统完善的问责体系。
在“官员问责”制下，不是只有贪污受贿的官员才会受处罚，那些没有尽到相应义务的渎职人员，那些权力行使不当没有真正为民所用的官员，都应受到责任追究。有权必有责，权责对等。小权力，小责任，小担当;大权力，大责任，大担当。
还有的学者认为，云南、四川等一些地方推行的官员问责制主要是由当地党委、政府推动的，主要是自上而下的行为，是一种“上问下”的同体问责，即政府部门内部，上级对下级的问责。而需要明确的是，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问责的真正主体应是人民。
从逻辑上讲，政府官员经过人大授权才拥有公共权力，其责任的对象应是人民。如果问责制仅仅是上级追究下级的责任，那么在上级需要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况下，就难保问责结果的公正性。因此，广泛开辟渠道，把问责权利归属于人民，让人民监督政府，问责才能有力量、有效果。
4.2008年9月以来，一批官员因为重大责任事故而被免职。在中国掀起了新一轮的“官员问责风暴”。
山西襄汾溃坝事故
9月14日，因“9·8”襄汾溃坝事故，孟学农被免去山西省省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并辞去山西省省长职务。山西省副省长张建民被免职。
9月20日，临汾市市委书记夏振贵停职检查，临汾市市委副书记刘志杰被免职，刘志杰的临汾市市长职务和周杰的临汾市副市长职务被提名免去。襄汾县委书记亢海银被免职;襄汾县委副书记李学俊被免职，其襄汾县县长职务被提名免职;襄汾县副县长韩保全被提名免职。
三鹿奶粉事件
9月17日召开的石家庄市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接受冀纯堂辞去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的决定。专业助考 品质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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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6日，石家庄副市长张发旺和市畜牧水产局局长孙任虎被免职。石家庄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张毅，石家庄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局长、党组书记李志国也被免去党内外职务。
9月22日，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中共河北省委常委、石家庄市委书记吴显国因对三鹿牌奶粉事件负有领导责任和直接责任被免职。
9月22日，国务院同意李长江辞去国家质检总局局长职务。任命王勇为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局长。
深圳龙岗火灾
9月21日，深圳龙岗区政府副区长黄海广因“9·20”火灾被提名免职。龙岗公安分局消防大队大队长蒋伟标、龙岗区龙岗街道办事处主任黄勇、副主任谢少辉，以及龙岗区龙岗街道综合执法队队长巫胜龙被免职。
9月22日，深圳又处理了“9·20”特大火灾事故四名责任人。
河南登封矿难
9月22日，因为河南登封市新丰二矿煤与瓦斯突出事故，登封市委书记张学军被处党内警告处分，吴福民被免去登封市委委员、常委、副书记职务，建议免去其登封市长职务，登封副市长张宏伟被建议免职。
5.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表示，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要重点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人财物管理使用、关键岗位的监督，健全质询、问责、经济责任审计、引咎辞职、罢免等制度。
胡锦涛指出，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要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健全组织法制和程序规则，保证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完善各类公开办事制度，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和公信力。重点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人财物管理使用、关键岗位的监督，健全质询、问责、经济责任审计、引咎辞职、罢免等制度。落实党内监督条例，加强民主监督，发挥好舆论监督作用，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2008年新一届政府第一次廉政工作会议上也说，“2008年要选择部分省市和国务院部门开展试点，加快实行以行政首长为重点的行政问责和绩效管理制度。”
6.2008年11月23日，一条网上消息引起坊间舆论高度关注：辽宁省铁岭市西丰县原县委书记张志国近日履新，职务是沈(阳)铁(岭)城际轨道(轻轨)交通工程办公室副总指挥。消息称，20日，铁岭电视台于晚间播报的“铁岭新闻”披露了张的新职务。
2008年年初，张曾派警察到北京试图拘传披露西丰县丑闻的记者，因此被网民称之为“史上最牛县委书记”，“西丰警察进京抓记者事件”闻名全国。而张也因为此事于2008年二月被责令引咎辞职，2008年四月，针对张志国尚未辞职的传闻，铁岭官方出来辟谣，称属不实报道。“张志国现在铁岭家中，未另行安排工作。”——正因为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县委书记复出任新职的事才能引起如此波澜。专业助考 品质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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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已淡出人们视野的“史上最牛县委书记”在时隔数月之后，突然转任新职，内中究竟有什么缘由，被官方定调为“法制意识淡薄”(铁岭市委调查结论)的“问题官员”何以“东山再起”?引起了媒体高度关注。
就在消息出来的第二天，铁岭市委发布公告，称“迄今为止，中共铁岭市委常委会并未就张志国同志重新工作安排问题开会研究，更未对其重新工作安排作出任何决定。”
事情本应已经了结，11月25日，又有消息说张志国没有任职，是“临时性工作”，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官员，铁岭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袁卫亮表示，2008年5月，铁岭市决定成立沈铁城际轨道交通工程领导小组„„“考虑到张志国正赋闲在家，就让他到办公室临时负责，帮助跑点具体事。”
媒体戏谑地称，“史上最牛县委书记”又成了“临时工”。
11月26日，中共铁岭市委再发公告，表示经过调查，称张志国任职一事，乃是个别领导同志动议。市委已责令其撤销此动议。
4天两份公告，众说纷纭，张志国“复出”可谓一波三折。
就在张志国所谓“复出”消息出来的第二天，某报刊发评论说，“偏要让张志国东山再起，是不是为了给当初愤怒的舆论一个‘报复’?”，文章还援引网友的评论感慨，“中国真的就找不出一个比张志国更好的官吗?”
对此，某快报则把张志国“复出”**与“谢亚龙留任”事件联系起来，评论说，“更大的可能是，这同样是有关部门现在乐此不疲的‘舆论试探’。„„想做出一项决定，却又没有把握，就直接或间接地向媒体透风，让媒体报道。如果舆论反应正常，那就顺势而为，一旦发现舆论反应激烈，那就断然否定，让媒体背黑锅，说是假新闻。”
某报26日再就此刊发评论指出，最牛书记的“带病复出”激起了公众对问责制的反思，文章认为，官员“带病复出”最大的问题不在制度后门，而在于权力后台。问责制度再严厉再完善，毕竟需要人去执行，在目前的制度中，如果被问责者有权力后台，这个凌驾于制度之上的后台，就会冲破一切制度障碍让“自己人”复出，制度有何用? 7.2008年9月21日，四川省剑阁县人事局局长曹正直被免职，原因是两天前，曹局长请人吃饭付账时，与卖酒老人发生口角，曹正直当场打了卖酒老人两耳光。
9月11日，四川巴中市政府办公室的三名工作人员因为三个字丢了官，因为他们两天前在中秋节放假通知里把“中秋节”写成了“端午节”，这事迅速被传至网上，引起了热议，很快，这三人在接到了问责通报后被免职。
重大事故造成人员伤亡的被免了职，喝茅台打了人的被免了职，公文上写错了字的也被免了职。这几位就是近期被问责这把尚方宝剑斩到的官员，虽然同样都是丢掉了头上的这顶乌纱帽，但这几位遭遇的事儿可真是可谓有大有小，官位有高有低。人们不禁想问问，摘掉乌纱帽的那只问责之手进行处分的遵循标准到底是什么?
在我国，《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第33条里，对于公务员处分的种类里并没有免职这一项，在该条例的第48条里提到的免职指的是正常的工作变动。在查阅《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的第11章里倒是专门设立了免职、辞职、降职一节，但也指的是正常的工作变动，对于问责免职也没有写明标准。专业助考 品质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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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不到明确的规章依据，就难免会对执行标准产生一些疑问。可以发现，媒体在问责中扮演了一个很微妙的角色，有时候官员犯错的事情不大，但却因为媒体的报道而被社会广泛关注，之后受到处分，就像写公文写了错别字的那三位，事情发生之后，迅速被当作笑话传到网上，造成了社会影响，就不可避免地吞下了免职的苦药。群众的反映，领导的关注，媒体的报道，网络的传播，在这个时候扮演了推波助澜的角色，但是如果媒体和社会关注了就进行处分，而不关注就睁只眼闭只眼的话，这实在不是长久之计，人们呼吁官员问责标准还是需要一个明确的法规条例来作为依据。
同样，这种失衡还表现在官员被免职的效果当中，有的人明明被免除了职，在家休息一段时间后，便想出各种理由，动用人脉，使自己很快官复原职。更有甚者，虽然在此处被免职，却又跑到别处或者别部门，摇身一变，当起了官。还有些官员，人被免职了，但问题或矛盾不处理完，留下一个烂摊子就走人了，使得问题和矛盾依旧没有得到丝毫改善。这一切都使问责陷入一个迷局，到底行政问责的行使怎样才能依据一个更加明确的程序，到底政府官员应该为自己的失误负起多大的责任，才能体现行政问责制的效果，我们确实有许多的问题急切地需要得到答案。
8.近日，多名官员先后因在重大安全责任事故中负有领导责任而被免职，中国政坛“问责”之风骤紧。正如人们在不幸事件之后所期待的，灾难总会伴随以进步作为补偿，倘若以此为契机，使行政问责实现制度化规范和常态化运作，对于那些因问题奶粉染病的婴幼儿家庭也是个安慰。
从2001年7月广西南丹矿井透水导致81人死亡、县委书记被免职开始，党政干部行政问责制度在基层起步。2003年非典，卫生部长和北京市长被免职，成为行政问责的标志性事件。2008年以来，行政问责在各地频频发力，密集度之高远超出往年。在此实践基础上，行政问责进一步制度化常态化，需解决三个问题：
一是全面拓展问责领域。现有的问责案例多集中于公共安全事故，而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的决策失误，以及施政失败，也应当纳入行政问责的范围。如同责任与职权不可分割一样，问责也须与职责如影随形。凡责任后果出现，问责便不可避免，不仅安全责任事故需要问责，官员的上任承诺、公共声明、从政道德特别是公共决策，都当在问责的常态视野之中。为此，首先要厘定各级各类公职人员的法定职责，而那种将当地领导分工不向社会公布的作法，显然是不可取的。包括昆明在内的一些地方已经尝试列出领导干部的“权力清单”，亦不妨同时开列相应的“责任清单”，进一步明确违反哪些责任需要问责，以及进行何种尺度的问责。当然，我们更欢迎官员在履行时，主动做出“出现何种情形将引咎辞职”的公开承诺。
二是在何种情形之下，行政问责方能启动。目前的行政问责多基于上级决议和民意舆论，带有不确定性。如9月11日，四川巴中市府办公室3名工作人员因中秋节放假通知笔误为“端午节”，遭问责通报而免职，反映了问责在一些地方的失范和无序。为此，必须科学设置问责体系，健全和周延问责措施，例如仅去职一类，就有责任人主动引咎辞职、上级予以撤职免职、人大代表提案罢免等多种情形，去职之下还有警告、记过、记大过等轻微行政处分，都应当分别予以充实完善，并保持互相衔接。而问责措施的严厉尺度亦应与责任程度相专业助考 品质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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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称，过于严苛可能造成行政系统内部责任分担的畸形与不公，失之于松则会导致问责流于形式。
第三，关于行政问责的后续效力。如西丰县委书记张志国在“警察进京拘传记者”后“责而不辞”，去职官员如何“东山再起”等，同样亟须规范。每次问责的效果都不应是一次性完结，而应伴随必要的后续效力，以保证问责能够切实起到以儆效尤的作用。例如，因行政问责而去职者，至少不应直接转任其他更高级别的岗位职务;而受到警告、记过、记大过等轻微行政问责者，其短期内的提拔晋升也应受到必要的限制等。
总之，行政问责制度化常态化的核心，在于问责的不可避免性。这首先意味着职权主体与问责对象的同一性。公共决策的失误，一般要将“最后拍板者”作为第一被问责人，首先审视“一把手”是否被问责。行政问责的不可避免性，还意味着：在前一起公共责任事件负领导或者主管责任的官员，不会因为其他地区和行业发生新一起责任事件而获得“转移视线的红利”，从而逃避或延缓本应受到的纠问。只有这样，行政问责在公众与官员之间、此官员与彼官员之间，才是公平合理的，而这也是通往“责任政府、法治政府”的不二法门。
9.北京大学公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姜明安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问责分为政治责任和法律责任两类。
政治责任是一种道义责任，是因从政的道德要求所必须承担的责任。如果政府和公职人员失职或政策失误，或者某些事故、事件造成了重大的损失和影响，导致其辜负了人民的信任，即应引咎辞职，对人民或人民代表机关负政治责任。承担政治责任，并不要求个人对事件或事故有直接的过失或故意，而只要其所管辖的地区或其所管理的部门出现了相应的事态，就应当承担政治责任。
而法律责任是指违反了国家的有关法律规定而依法定条件和法定程序追究的责任，包括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通常需要责任人员有相关的过错，比如存在失职渎职或者滥用职权等情况，对其的处分、处罚也要有严格的法律依据。比如，依据《公务员法》、《行政监察法》和《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可以给予开除、撤职、降职、记过、记大过、警告等行政责任，而刑事责任的追究则要严格按照《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来进行。
姜明安认为，要建立法治国家，光有法律责任没有政治责任，或者仅有政治责任而没有法律责任，都不能形成完善的责任追究制度，二者必须同时具备，才能对公权力形成有效的制约。
姜明安特别强调，问责不能建立在个人意愿上，因为有些领导干部在导致国家和人民利益重大损失的事件发生后，本应主动引咎辞职，却“脸皮厚”，自己“良心上过得去”，坚持不辞职。这种情况下，就尤其需要建立政治上的追责途径，比如作为民意代表机构的人大可以要求罢免其职务，其上级机关等有权机关可以启动问责程序等。
姜明安认为，建立政治追责机制首先要把追责条件具体化，比如人大代表多少人联名可以提出罢免案，罢免案的通过要经一般多数还是绝对多数;要按照事态的严重程度或影响大小来决定应当承担政治责任的官员的级别，比如，特大事故追责到省一级或者地市一级，重大事故追责到地市一级或县一级，等等。而目前在我国，由民意代表机构进行的政治追责鲜有实例，而到底何种情况应进行政治追责，追究到何种级别，目前也没有具体的法律规定。专业助考 品质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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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明安认为，按照法治的要求，对官员问责和要求官员引咎辞职，应当有制度化的规范，未来应当完善这方面的立法，起码要规定一些原则性的标准，比如，出现什么类型的事件，伤亡多少人，导致多大的经济损失，造成多大的国内国际影响，应由哪一级(县级、地市级、省级以及中央)官员来承担责任等。
同时要形成制度化的政治问责的惯例。这种惯例是有约束力的，不同于“人治”状况下因人因事而异的处理，而应当是同样或者类似的情况，要有同样或类似的处理。否则，只追究一些人而不追究另一些人，或者在政治问责上主要考虑一些不应当考虑的因素，也无法形成对官员的责任压力。
姜明安表示，这次孟学农和李长江的辞职，希望能形成一种惯例，对今后的同级官员在辖地或负责部门发生同类级别的安全责任事故，便可作为一个参照。
对于承担政治责任的官员个人来说，这种责任有时候看起来可能不是那么“公平”，比如孟学农因山西襄汾垮坝事件引咎辞职，就有一些人为他叫屈，认为他到山西任省长时间不长，可能还不是很了解情况，而很多问题是多年积累的结果，甚至是前任或前几任领导任职时就埋下的根子。
对此，姜明安解释说，“哪怕他任职时间只有几个月，应当承担的政治责任也不能回避，这对国家、对人民、对社会来说是必需的。”政治责任的存在，就是要让官员，特别是占据领导岗位的官员知道，掌握权力是有风险的，从政就要“如履薄冰”。只有形成这种压力，才能增加官员的责任感，如果他没有能力承受这种压力，就不要接受这顶“乌纱帽”。
而且，即使承担了政治责任，并不意味着可以撇开法律责任。引咎辞职并不能取代法律责任，领导者没有直接的失职渎职行为，就无须负法律责任，但反之则依然可能要负法律责任。比如，此次的问题奶粉事件，性质如此恶劣，影响如此之大，石家庄市和质监部门的官员即使承担了政治责任，是否还应当承担法律责任，要看最终的调查结果。
在三鹿奶粉事件中，石家庄市委书记也被问责，而山西襄汾溃坝事故同样对临汾市委书记有问责。姜明安认为这显示了问责制度方面的一个进步。因为以往很多问责通常只是针对行政一把手，而很少针对党委一把手。但实际上，各级党委的一把手是直接行使公权力的，因此，党委一把手也应当承担政治责任。
“权力要与责任对等，有多大的权力，就应承担多大的责任。”姜明安说。
三、申论要求
1.根据给定材料，概述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内涵及其意义。要求：表达准确、全面，叙述简明、清楚。字数不超过300字。(20分)
2.针对材料6、8提到的问责官员异地复官、走形式主义的问题，请你就此谈谈自己的看法。要求：条理清楚，表达简洁流畅，不超过300字。(25分)
3.请你以“完善问责制”为题，写一篇文章。要求：(1)结合给定资料，自选角度。(2)符合题意，内容充实，结构完整。(3)总字数在800~1000字。(5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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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1．答案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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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行政问责制，是指一级政府对现任该级政府负责人、该级政府所属各工作部门和下级政府主要负责人在所管辖的部门和工作范围内由于故意或者过失，不履行或者正确履行法定职责，以致影响行政秩序和行政效率贻误行政工作，或者损害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给行政机关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行为，进行内部监督和责任追究的制度。
在我国，建立和完善行政问责制可以达到整肃吏治、破除官本位的目的；有利于完善干部选拔机制；有助于建立廉洁、高效、责任政府，是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2．答案提示
我国已制定了一系列有关问责的法律、纪律规定。党和政府也是很重视对党政领导干部失职责任追究的，如对安全责任事故的查处等。可以说，我国问责制已基本形成，它对加强权力运行的监督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仍存在以下问题：
(1)问责范围欠全面。现行问责制强调对行政机关领导干部的行政问责。问责的范围依法应当包括一切掌握公权力机关单位，如党政机关、司法机关和公共事业管理单位的领导干部等等。
(2)问责制体系欠完备。现行问责制主要限于违反法律和党纪政纪的问责，缺乏对权力运行者政治和道义层面的问责，这可以说是导致一些地方责任事件发生后处置迟缓、影响扩大和问责中“丢卒保帅”等现象发生的一个原因。
(3)问责制可操作性不强。如被问责人的申辩程序因规定笼统而难以操作，对效率低下等勤政效能问题因缺乏具体规定而无法问责，以致各地各行其是，降低了问责制应有的统一性、公正性和权威性。
3．答案提示
现在有的地方官员，因某一事故被问责，虽然“引咎辞职”或被撤职，但很快又复出，而复出的程序又不公开。群众对此意见很大。在我国现行的公务员法和配套性法规中，对这一问题早有规定。公务员被免职，在有些情况下终身不得录用；但在有些情况下，可以被重新起用。这样的制度设计既不是一棍子打死，同时也可防止政府官员“问责制”流于形式。
因此，我认为对问责官员要区别对待，明确职责。建立合理的具体的复出机制。设立透专业助考 品质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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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的程序，特别是通过群众选举的方式。对于主动引咎辞职的领导干部，应该建立跟踪机制，对进步较快、在新的岗位上做出成绩的，可根据相关程序公示后提拔使用，这样才能真正建立“能下能上”的用人机制。
4．答案提示完善问责制
官员问责制于2003年非典期间启动至今，不少官员因失职而丢官。我国已制定了一系列有关问责的法律、纪律规定，如《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但由于历史、机构改革尚未完成等原因，我国各级政府和政府部门之间的有些职责不够清楚、权限不够明确，成为了实施问责制的主要障碍，同时问责法制及程序不完善，影响问责效率。同时存在问责范围偏窄、问责标准不清、问责官员不透明的问题。
针对当前存在的问题，按照建立体系完备、程序科学、适用性强且具有中国特色的问责制度体系的目标，适当借鉴国外通常做法，并结合国情，从以下几方面推进我国问责制的完善：
第一，完善问责制的宗旨、原则和适用范围。确立以宪法、法律和社会主义道德原则为国家问责制的宗旨，明确问责制适用于所有公权力机关和单位的领导干部、坚决贯彻“有权必有责”、问责与责任相适应原则，并依据这一原则修改和完善现有规定。
第二，完善问责制体系。除修改完善现行有关问责规定外，当前特别要抓紧研究制定有关政治和道义层面问责的制度，这可以弥补纪律和法律追究的空当或不足。政治和道义层面的行为规范和要求是宪法和社会主义道德原则对各类领导干部最基本也是最根本的要求，其衡量标准具有统一性，是所有公权力机关单位领导干部都应当遵守的共同准则。因此，该制度的建立应当是完全可行的。
第三，正确处理好三种问责的关系。政治道义、纪律、法律三种问责方式之间存在一种递进关系，构成一个完整的问责体系。政治道义问责是前提和基础，也是追究责任的一种快速反应方式，有利于尽快平息事态，消除民怨，同时，它还可以为进一步的纪律和法律问责铺平道路，但它不能替代纪律和法律的追究，三者之间应当有机衔接，配套使用。
第四，完善问责方式和程序。按问责程度与其责任大小相当的原则进一步规范自我问责和组织问责的方式和程序。如完善检讨、道歉、请辞、免职等问责方式和操作程序，明确事件发生后立即启动政治道义问责程序等。
第五，适当界定问责面。可按照问责适当、惩戒和教育相结合的原则，明确对事关全局、情节严重、不良影响较大的问题或事件为问责的依据。专业助考 品质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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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明确问责制的执行主体。按照中共党管干部的原则，对涵盖所有领导干部的问责制，宜由各级党组织归口管理，国家问责制也宜由中央颁布。具体执行可明确：党的机关的党员领导干部的问责，由各级纪委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受理；担任政府、司法机关以及其他公共权力单位领导职务的中共党员及非党员领导干部的问责，由纪委或监察部门牵头调查，提出问责建议交相关任免机关做出问责决定。
总之，建立健全这样一种适用于所有公权力机关单位领导干部的、包括法律纪律及政治道义问责内容的、统一的问责实体和程序制度体系，将有力推进我国权力运行监控机制建设进程，促进我国政治制度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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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2013年选调生考试《申论》模拟试卷 垃圾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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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注意事项
1．申论考试是对应考者阅读能力、综合分析能力、提出和解决问题能力、文字表达能力的测试。
2．参考时限：阅读40分钟，作答11O分钟。
3．仔细阅读给定资料，按照后面提出的“申论要求”作答。
二、资料
1．凡用户没有定制过的包含有欺骗、色情等内容并且是用外地手机或小灵通为发送号码的短信，均为垃圾短信。
国内手机垃圾短信大致分四大类：
第一类：“骚扰型”，多为一些无聊的恶作剧，发送号码多为手机或小灵通号码；
第二类：“欺诈型”，此类短信多是想骗取用户的钱财，如中奖信息，发送号码多为手机或小灵通号码；
第三类：非法广告短信，如出售黑车、麻醉枪之类，发送号码多为手机或小灵通号码； 第四类：SP(短信业务提供商)违规群发，误导用户订制短信业务，发送号码多为SP接人代码，一般为四位数字。发送号码不分网内网外，既有通过移动号码对联通用户发送的，也有外地联通号码对本区用户发送的。
凡符合以下标准的为垃圾短信：(1)反对宪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的；(2)危害国家安全，泄露国家秘密，颠覆国家政权，破坏国家统一的；(3)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的；(4)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破坏民族团结的；(5)破坏国家宗教政策，宣扬邪教和封建迷信的；(6)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7)散布淫秽、色情、赌博、暴力、凶杀、恐怖或者教唆专业助考 品质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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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的；(8)侮辱或者诽谤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9)含有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其他内容的。
2.垃圾短信的内容包括出售枪支弹药、代办文凭、提供发票，到房产信息、商场打折、基金管理等等。那么这些短信是从哪来的呢？又是谁在制造这些垃圾短信呢？
在一栋普通居民楼里，记者看到，一个小伙子正在熟练地操作电脑，密密麻麻的数据线上，连接着30个黑色的盒子，这就是“短信群发器”，像这样的一个小公司，一天下来就能发送数百万条垃圾信息。
短信群发公司负责人王飞：因为短信群发不是合法的，短信群发，一年怎么着出能赚个房，赚个车。
一些群发公司在出售群发器的同时，还以低廉的价格出售手机用户资料。
在这两份最新的资料中，一份保存着46万个企业法人的详细信息，另一份则有100万个以上车主的信息，其中包括家庭住址等信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O条明确规定：公民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那么如此众多的个人信息，究竟是谁泄露出来的呢?
腾振兴：假如说你的存款，要是达到了银行金卡，你的信息都在哪儿存着?
记者：在银行存着。
腾振兴：那对呀，我们为啥就不能到银行把这个信息弄出来呢?
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之后，现在大部分短信群发业务集中到了几家大的公司，他们号称专业助考 品质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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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9大类手机用户的信息：小区业主、工商企业主、职业经理人、新购房业主、车主、手机大客户、公务员、保险以及银行贵宾、房地产投资者等，几乎无所不包。
分众无线传媒技术有限公司渠道拓展经理庞路斌：咱们数据库，现在总共有两个多亿的手机号码资源，中国的手机用户是五个多亿，我们掌握了整个全中国一半手机用户的信息。
有了这些数据之后，分众无线以及其他一些公司还对机主的信息进行了详尽的分类，精确到机主的性别、地域、年龄、消费水平等等。依托数量众多的信息，这些短信群发公司迅速聚敛国内外2O多万家广告客户，制造了无穷无尽的垃圾短信。深圳市巨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高级业务经理徐利晓：我们这边，目前一天最多发6千万条。
疯狂的手机短信广告，为这些短信群发公司创造了辉煌的业绩。在分众传媒的网站上，记者看到了这样一份财务报告：2OO7年第一季度手机广告营收为600万美元，2OO7年第二季度为1O90万美元，2007年第三季度为l400万美元，同比增长298．9％。
值得注意的是，分众无线传媒技术有限公司不是一般的作坊式小企业，它是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公司分众传媒旗下的子公司。据了解，这家公司已经合并了7家竞争对手，号称掌握全国一半手机用户的信息，分众无线是这样宣传自己的：广告想给谁看，就给谁看。
3．据中国互联网协会20O8年4月29日公布的《2OO7年中国手机用户垃圾短信调查结果》显示，手机用户人均每周收到的垃圾短信数量已达12．44条，与2OO6年同期结果相比增幅达5O％，创下7年来的最大增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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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显示，违法欺诈和商业广告类的垃圾短信所占比例最多，分别为49．70％和45．48％，也就是说，在平均每1O封垃圾短信中，有5封是违法欺诈类，4．5封是商业广告类。而在用户收到的5封违法欺诈类垃圾短信中，有2封是由SP发送的。一些用户甚至还收到了由SP发送的引导或诱骗消费者的垃圾信息，如让用户回复短信、参与答题等。专业的短信群发公司、SP公司以及运营商被用户评为传播垃圾短信的3个主体。
随着手机应用的普及，短信已成为新的随身媒体和通讯方式。许多商家也在利用这一现象，将短信作为一种廉价快捷有效的营销途径，导致用户平均每周收到的垃圾短信数量迅猛增加。尽管如今人们对信息的需求量逐渐增多，但是那些自己没有事先要求和确认需要的信息，难免会给用户带来不同程度的反感。调查显示，用户对垃圾短信反感的主要原因依次是：被迫接收自己不需要的内容；短信的内容自己不喜欢；无法判别短信内容的真伪；担心接受这些信息会收费；发送时间不合适，给自己正常的生活和工作造成了影响；担心会被传染手机病毒。
中国互联网协会秘书长黄澄清说，垃圾信息传播有其共同的特点：身份不易追查、便于大量传送、用户数量大、支持一点到多点发送、承载的内容可修改、低成本。上述特点给防治垃圾信息工作带来了诸多难点：追溯困难且高成本；难于识别，尤其是内容的识别；覆盖范围广；不易寻找高效和经济的拦截点；早期难以发现；打击地下黑色产业链很难实现全面配合管理。
目前，中国互联网协会已经建立了12321举报中心。黄澄清说，中国互联网协会将探索建、立一套包含举报受理为依据、行业联合实验室做验证、综合服务为措施的网络不良及垃圾电子信息综合治理体系。举报受理中心将承担预警、跟踪调查、应急处理等措施，并在事后及时总结，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数据和分析。“很多反垃圾电子信息的技术还处于研究阶专业助考 品质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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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又因为垃圾电子信息身份不易追查、用户数量大、便于大量传送等特点，给技术解决上带来了难题。在未来的工作中，中国互联网协会将通过多种方式，鼓励业界在反垃圾电子信息领域实现技术创新。”
4．很多读者反映经常收到各种垃圾短信，包括代开发票、代办税票、出售黑车等非法信息，手机显示的发送号码都是普通的11位手机号码，回拨则被告知为外地号，且没法拨通。
一位行内人士告诉记者，这些信息大多是一些短信群发公司的短信广告业务，而不少此类公司就是三两人、一台电脑、一套短信群发设备组成的皮包公司。
短信群发设备卖得多
记者以准备经营短信群发公司的名义，跟一家科技公司取得联系。这家公司声称他们专业从事短信群发产品的研发。
一名负责人告诉记者，要开短信公司就得买一整套群发设备，包括一部短信群发器和配套软件，整套设备的价格为350元。他告诉记者，这套设备运行起来，每小时可以发送500条短信。
设备使用起来比较简便。“短信群发器一端跟电脑连接，然后插上用于短信群发的手机卡，就可以向选定的号码群发短信了。”这名负责人说。
记者从网上查询发现，出售短信群发器的信息非常多，其中不少短信群发公司在主营短专业助考 品质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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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广告之余也兼营短信群发设备。其中一家科技公司声称，他们的短信群发器从单孑L到八孔俱全，每小时可发送数千条短信，当然价格也从几百元到几千元不等。
短信群发软件钻“漏洞”
一家科技公司的李姓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种短信群发业务钻了通信运营商的监管漏洞，现在监管越来越紧，短信群发卡的销售利润已经不如以前，现在不少短信公司都不卖卡了。”他告诉记者，曾经有个广东人到浙江嘉兴买了上百万张短信群发卡，结果嘉兴方面全给封了号，所有的卡都窝在手里没卖出去。
“现在我们都是出售群发软件，不再卖设备了。”他说。记者从互联网上发现，这种出售群发软件的信息还真是不少。
“打包”出卖手机用户资料
记者以发布二手电脑广告的名义联系了一家短信公司。
记者向这家公司的一名女业务员描述，自己有朋友能弄到一批二手电脑，想通过发布短信广告找到销路。业务员没有问记者任何问题就表示：“你从网上传过来想发布的信息就行，7O字以内。”
然后，这名业务员向记者推荐他们的所谓“高端号码”。她表示，一般公司都只能对普通号码发送短信广告，一个普通号码段是1万个号码，其中可能有很多是空号，发送的部分短信起不到广告效果。而他们公司有“高端号码”，可以根据客户的要求筛选出最有价值的专业助考 品质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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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码，比如可以把月消费额、月增值服务额高的手机号码选出来。
针对记者提到的二手电脑销售，她建议记者可以选择月消费额在100元以上的动感地带号码，“这样可以选出有购买力的年轻群体，像学生等，这些人更愿意买电脑。”她说。
她告诉记者，这样筛选出来的手机号码每1万个50元，可以直接出售给客户。记者问她公司怎样得到的这种资料时，她很神秘地表示：“我们有我们的渠道，保证真实，没有空号。”
5．短信发送的方式一般有三种：通过互联网、通过手机、利用群发器进行群发。笔者根据一垃圾短信上面留的电话拨打过去，工作人员无意中透露说，这些短信都是通过短信群发器发送的，用户的号码也是他们输入号段自动检索的。据了解，像他们这种地下短信群发公司全国各地都有，还有一些人购买群发工具，在家中从事非法的群发短信业务。
随后，笔者以发送短信广告为名，联系到深圳一家声称代理群发短信的科技公司，自称是公司业务员的罗先生证实，的确有短信群发器这东西，可以轻松帮笔者代发短信。“我们能把同一条短信，一次群发给500个人或100O个人，接收人数随客户要求，只要输入几个数字就行，它能连续工作。想发什么短信、想发给哪个号段的手机用户，都非常容易。”罗先生热情地向笔者介绍，短信群发器发出短信后，接收用户的手机上有时显示的是手机号，有时显示的是特殊号码，这也是发送时可以设置的。一般一张卡一分钟能发送2O条，如果把多张卡联网，一小时能发出几万条甚至十几万条短信。
笔者委婉地告诉对方所要做的广告是一种没有审批的药品，没想到电话那边的罗先生满不在乎地说：“发完后把网线一拔，没有IP地址，根本无法查到是谁发的。”经过笔者的专业助考 品质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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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番讨价还价，最终确定一条短信8分钱，但至少要发送100万条。
一位“业内人士”透露，他们之所以能够大量群发短信，是因为他们可以从移动、联通等电信运营商那里批发短信，批发价都比普通短信1角钱的价格低。而现在通行的批发价差不多为3至4分钱一条。如果按照一条短信8分与4分的差价，一条短信挣4分，几个小时发送1OO万条的利润就是4OOOO元
6．电信运营商难辞其咎
梅广(湖北读者)：我想问的是，为什么分众传媒能轻而易举地掌握数以亿计的手机用户信息?为什么时至今日移动通信运营商才想起要去开展短信过滤业务、设置屏蔽系统?可以断言，没有人为垃圾短信提供种种方便，分众传媒有再大的能耐，也不可能发展到日发数亿条垃圾短信的地步。从这个意义上看，那些藏在幕后的“帮凶”，比“元凶”更可恨。通过法制建设来铲除滋生“垃圾短信”的土壤，确保公民的通信权利不至于继续受到伤害，这些才是当前公众最为关心的问题。
管春晖(河南读者)：分众传媒以及其他垃圾短信的制造者，是通过运营商的发送通道，将广告精确发送给客户所希望投递的手机用户。这样看来，这些通讯运营商也帮了垃圾短信制造商的大忙，因此难辞其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市场经营部总经理徐达说：“作为移动运营商，我们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现已关闭精准分众等7家公司的短信业务端口。”由于缺乏相关法规，目前我们只能寄希望于所有的行业严格自律，洁身自好。因此，强烈建议国家立法保护个人信息，让泄露私人信息者承担违法的责任，才能有效保护私人信息不被泄露。
黄时雨(南山居民)：央视的报道显示分众拥有的个人信息可能是从银行、车管所等处通专业助考 品质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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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花钱”和“运作关系”拿到的。但分众的掌门人江南春却称信息来源合法。如此巨量的信息到底是怎么来的，不应由分众说了算，也不是央视可以定性的，遗憾的是没有官方机构站出来表示负责，这显示出政府在个人信息安全保护上的“缺位”。虽然目前我们没有专门的法律，但并不意味着政府无可作为。比如，在深圳新的物业管理条例中，泄露业主资料最高可罚款2万元，还有一些机构在收集客户资料的合同上也会有保密条款。这些都是可以采取法律行动的依据。涉及数亿人的利益，政府不应采取“民不举、官不究”的消极态度，而应该将之视作推动相关立法的一个契机。
致歉不能取代追责
卞广春(江苏职员)：当前，个人信息安全无法可依，实际上为极少数企业滥用个人信息，擅自透露、出售个人信息从中渔利留下了可钻的空子。分众传媒董事局主席江南春讲，信息由收购的下属公司日常服务中积累所得，是合法的，也不涉及个人隐私。既然这么说，分众的事情哪里需要致歉?客户是企业的上帝，维护客户的利益，弘扬客户的权利，应该是企业义不容辞的责任。分众这样的致歉，近似一份免责声明，经营者的社会责任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殷建光(河北读者)：分众致歉虽然难能可贵，但不能取代追责。当前公众信息被泄露，已经成为一个社会疾病，必须用重典制裁，否则，这个社会现象会更加泛滥，不但影响公民的精神生活，也影响社会的和谐文明秩序。建议我们的执法部门依据我国法律，对分众的相关负责人追责，即使原因多多，不只是他一家的责任，但必须从他这里开始，掀起一个保护个人信息的风暴。
吴江(南京读者)：仅仅依靠分众的自我监督来规范无线广告业务，有些“与虎谋皮”的专业助考 品质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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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道，这就好比商品质量厂家自己说了算、安全标准煤矿自己订立执行一样。当“裁判员”与“运动员”合二为一时，“角色的暧昧”必将导致“责任的混乱”。事实上，治理“垃圾短信”的难度并不高，既然发送“垃圾短信”要经过移动运营商的网络，那么所有的“作案”记录其实早已在案。假如“每一条垃圾短信”都能成为“一纸罚单”，而不是“发了白发”、“扰了白扰”。当“垃圾短信”的侵权成本高于广告收益时，“垃圾短信”又怎能不自动消亡?
个人信息安全需要多重保护
童意(华侨城居民)：“合法取得信息”就可以随便转让和买卖?不能。怎样是“合法”不能由分众说了算。政府有关部门应立法严厉规范可以合法取得公民信息的企业和机关，不得以任何理由转让这些信息；在我们提供有关个人信息的同时，接受这些信息的企业或机关要有格式条款，保证这些信息不被泄露，并承担因此带给信息填写人的损失和不良后果。只有加大信息取得者的保护义务，才能有效地保护我们的信息安全。我们自己也要提高警惕，保护好个人的基本信息，不能轻易泄露给外人。
宣华华(商报读者)：2008年3月，山东青岛市2．6万个车主的私人信息疑遭泄露，有人以电子光盘的方式标价12OO元出售。记者暗访发现，销售者声称“这些信息是从车管所拿到的，准确率在85％以上”。一般来说，公共机构具有收集个人隐私信息的“先天优势”，能够十分容易地取得各类个人隐私信息。因而，各类公共机构往往是个人隐私信息的“集散地”，就必然会成为不法之徒窃取信息的头号目标，也不排除内贼出于逐利目的参与其中，这方面尤其需要法律严加防范。
黄翠莲(广西读者)：我觉得可以借鉴香港的做法。香港2007年12月全面实施《非应邀专业助考 品质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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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讯息条例》，公众可分阶段登记自己的传真或电话号码，纳入到《拒收讯息登记册》，选择拒收这些讯息，而正常促销的企业在发出电子信息前，均要先向电讯管理局申领《拒收》名册，若商户有违规情况，最高罚款港币1OO万元及监禁五年。另外，条例要求商户在发出电子讯息时，必须注明来源，并向市民提供“拒绝接收”选项。若商户有违规，首犯可被罚款十万元，再犯则罚款五十万元。香港整治“垃圾短信”在于不依赖企业自觉，而是依靠法律严格规范和约束的前提下提供了一条“阳关道”，这样既让合法企业可以有选择性地发信息打广告，而对恶性、诈骗信息的严惩，体现了政府打击垃圾信息的决心。
三申论要求
1，用不超过150字的篇幅概括所给材料反映的主要内容。（15分）
2，结合给定材料，试分析“垃圾短信”泛滥的原因。要求，分条作答，300字以内。（20分）
3，结合给定材料，提出解决垃圾短信问题得对策。要求：条理清晰，500字左右。（25分）
4，假设你是工商行政管理部分的工作人员，请写一篇参加反垃圾短信联盟成立大会的讲话稿。要求：内容充实，语言流畅，1000字左右。（4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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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1．答案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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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垃圾短信”的泛滥给手机用户带来了越来越多的烦恼，严重影响了人们的生活。“垃圾短信”受到高度重视，央视“3•15”晚会对“垃圾短信”进行曝光，国务院纠风办已经开始着手治理垃圾短信。电信运营商虽设立了举报平台，但受理过程“模糊”，治理效果甚微。因此，政府部门采取必要的措施治理“垃圾短信”已成当务之急。
2.答案提示
垃圾短信泛滥的原因：
第一，法律上的缺陷，到目前为止我国尚无一部专门的法律、法规对手机短信进行管理。
第二，在技术管理上也出现了空白，运营商对垃圾短信缺乏有效的管理手段。
第三，相关政府部门在垃圾短信的管理上也没有形成合力，垃圾短信的形成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无论用户对垃圾短信的举报、投诉，相关部门的管理、处罚，还是运营商的配合都没有形成合力。
第四，由于手机实名制没有推广，以及对短信发射设备的生产、销售、使用没有进行有效监管，这也造成了垃圾短信的泛滥成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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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答案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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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强立法。我国利用手机短信作案的犯罪事件出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很重要原因就是由于目前没有专门的法规对此进行规定，而且，参照国外的立法情况，仅仅对垃圾短信的发送者进行经济制裁是远远不够的。
(2)推行手机入网“实名制”。手机入网实名制是一种很好的解决垃圾短信的办法，这种从源头上管理手机的办法十分有效，它能够为用户营造安全无污染的短信环境，能够方便运营商和公安机关对不法分子的监控，更加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3)电信监管部门和国家文化主管部门要加大执法力度。作为行业主管部门，国家文化主管部门和各省通信管理局都应着眼于通信业健康发展，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处理相关问题。
(4)移动通信运营商要采取有效的技术手段加大对短信的监控力度。利用通信技术实现对手机短信群发量的突然不正常增多和某些敏感字词进行监控，一旦通过监控确定了可疑手机号码，立即实施管理措施。可以采取“分批分次暂停发送者的短信业务”的方法。
(5)推行行业自律和用户监督举报机制。短信市场诚信经济的建立，必须依靠SP对自身经营道德的培养和对市场规律的遵循，只有凭凭良好的质量才能赢得良好的信誉度。公平、有序竞争环境的形成，有赖于在短信市场建立起遵守诚信的行业自律机制。
(6)创新短信管理技术。整治垃圾短信，除政府制定相关法律制度之外，还需要运营商在管理技术层面上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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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答案提示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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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兴参加反垃圾短信联盟成立大会，成立反垃圾短信联盟体现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体要求，反垃圾短信联盟的成立对于建立政府监管、行业自律、社会监督和消费者参与的长效机制，促进移动通信服务和短信息服务业健康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近年来我国移动通信业发展迅猛，移动电话网络规模、用户数量均位居世界前位，科技的不断进步和人民群众在社会生活中越来越多的个性化需求，使得移动电话逐渐成为继电视、报刊、广播、互联网之后又一新兴媒体，移动通信和手机短信息服务以其使用方便、价格低廉，成为人们交流的重要手段，为人们提供了一种便捷、高效的生活方式，在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但是也要看到，在移动通信业飞速发展的同时，运用移动通信与短信息服务的方式从事违法经营活动问题日益凸显，特别是通过手机短信息服务传播不良信息、垃圾信息，以及提供违法信息等行为，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影响了移动通信服务和短信息服务业的健康发展，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也破坏了文明诚信和谐的社会环境，对此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各界高度关注。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作为市场监管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执法机关，针对市场经济秩序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特点，将不断创新监管理念和监管方式，积极完善市场监管法规和监专业助考 品质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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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措施，努力提升对移动通信服务市场、短信息服务市场的监管水平，在今后工作中，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继续加强与公安部、中国互联网协会等有关部门的配合与协作，依法履行职责，做好移动通信服务市场，短信息服务市场的治理监管工作：
一是要严格市场主体准入。
二是要按照职责分工积极配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开展的垃圾短信息整治专项活动，依法查处违法宣传推广及销售短信息群发器的行为。
三是尽快与工业信息化部制订出台规范移动电话广告，加强对移动屯话媒体的广善监管力度，规范短信息广告经营者的广告发布行为。
四是依法严厉打击利用移动电话进行伪劣商品销售、虚假宣传、不正当竞争、传销等违法行为，严厉查处违法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大案要案。
治理垃圾短信息，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是政府部门义不容辞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让我们为营造健康、文明、诚心、绿色、和谐的手机短信服务而一起努力，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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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选调生录用考试《申论》全真模拟预测试卷(一)（本站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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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在《说文解字》中这样讲道，“诚，信也”，“信，诚也”。可见，诚信的本义就是要诚实、诚恳、守信、有信，反对隐瞒欺诈、反对伪劣假冒、反对弄虚作假。
以诚待人，以信取人，是我们中华民族最为优秀的传统之一。孔子云：“诚者，乃做人之本，人无信，不知其可”；韩非子曰：“巧诈不如拙诚”；陶行知先生也曾说过：“不作假秀才，宁为真白丁”；季布一诺胜过千金，商鞅变法立木求信，君子一言驷马难追„„类似的故事和典故不胜枚举。
政府诚信是社会信用系统的核心，是国家诚信的主体，同时也是国家和执政党形象的具体体现，政府诚信堪称一国政治文明不可缺少的重要基石。政府取信于民是政治开明、社会稳定的基本保证，政府诚信是政府权威的实施所在，政府的诚信度决定了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政府如失去诚信，经济活动就会一片混乱，一切都无从谈起。总之，政府诚信是百姓最好的“定心丸”、市场最佳的“晴雨表”，没有什么比拥有信用和赢得民心更堪称政府最大的政绩。因而，讲求诚信、取信于民是政府的形象所系和魅力所在，也是广大百姓的福祉所依和民心所向。
政府诚信是政府的影响力与号召力，依赖于社会成员对普遍性的行为规范和网络的认可而赋予规范和网络的信任，并由此形成社会秩序。政府作为一个为社会成员提供普遍服务的组织，其公信力程度通过政府履行其职责的一切行为反映出来，因此，政府公信力程度实际上是公众对政府履行其职责情况的评价。
政府诚信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政府作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示范者、倡导者和组织者，只有具备较高的公信力，才能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统一起来，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2.政府诚信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人民群众对政府诚信的评价，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政府的信用程度。信用是每个社会成员的基本品格，也是公务人员的政治品格和行政品格。对于政府来说，其信用程度更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政府能不能正确行使权力，能不能遵守规则，做到“言必信，行必果”，决定着政府公信力的状况。
政府的服务程度。政府的宗旨是执政为民，为公众提供充足优质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如果政府能够全面履行公共责任，努力提高政府及其各部门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人民群众对政府的满意度就高，政北京选调生考试http://bj.offcn.com/html/xuandiaosheng/
府的公信力就强。特别是在危机状态下，政府能不能负责任地应对和处置突发事件，提供社会安全与秩序的公共产品，保障公民财产和生命安全，是政府公信力程度的突出体现。
政府依法行政的程度。政府的行为不能违法，政府不能滥用权力，这是对政府公信力的基本要求。按照建设法治政府的要求，政府应当坚持加强党的领导、依法治国与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有机统一，做到依法行政，依据宪法和法律为人民服务，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
政府决策民主化的程度。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是政府公信力的重要体现，政府能否建立健全决策、执行、监督相结合的运行机制，决策能否做到公开、公正、透明，不仅反映政府的决策能力和水平，也反映政府公信力程度的高低。政府民主化程度主要体现在决策程序的规范、决策制度的健全、信息化状况、调动基层积极性的情况等等。
3.据报道，2009年6-7月，《小康》杂志联合新浪网，会同有关专家及机构，对中国“信用小康”进行了调查。其中在对49类不同群体的诚信度调查中，农民、宗教职业者、性工作者、军人和学生，被选为本最讲诚信的五个群体，并据此得出“官员的诚信不如妓女”的结论。
另据调查显示，相对人际信用和公司信用，公众更担心政府的信用。有49%的人对政府、人际、公司三类的信用危机，表示“都非常担心”；37.8%的人则更担心“政府”的信用危机。2009年，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急剧降低：在“您相信政府公布的各种社会经济调查数据吗”的调查中，认为“仅作参考，掺假的成分很多”或“绝对是假的，从来都不信”的比例，高达91.1%；而在2007年的调查中，这个比例是79.3%。公众对政府行为的信任度直降10个百分点，反映出政府失信问题相当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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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模拟申论试卷
2012广东省公务员录用考试申论模拟预测试卷
设计人：张小龙团队
一、注意事项
1.申论考试与传统的作文考试不同，是分析驾驭材料的能力与表达能力并重的考试。2.作答参考时限：阅读资料30分钟，作答90分钟。
3.仔细阅读给定的资料，按照后面提出的“申论要求”依次作答在答题纸指定位置。4.答题时请认准题号，避免答错位置影响考试成绩。
5.作答时必须使用钢笔或圆珠笔，在答题纸有效区域内作答，超出答题区域的作答无效。
二、给定资料
材料1
2012年5月2日，陕西榆林横山县百信医院患者胃穿孔死亡，院长带领全院40余名医护人员悼念死者，致辞检讨忏悔，集体下跪磕头。该院医生称，死者家在当地势力很大，院方被迫接受家属条件，与之签订协议，停业3个月，违约赔300万。据医生透露，至今并无证据表明医院存在过错。
对此，昨天卫生部新闻发言人邓海华表示，对于“下跪门”中的具体纠纷问题尚无调查结果，但他表示，在医患纠纷过程中，很多医院，不仅仅是民营医院都有息事宁人的想法，觉得经不起折腾。但这种想法实际上助长了医闹的进一步发展。“对（医院）这种态度我们是不赞成的”。
2012年3月23日，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发生恶性伤人案，致医院医生1死3伤。从北京同仁医院事件，到广东的“八毛门”、“录音门”，近半年内，发生在医患之间的争执，每每出现都引发社会广泛讨论。
在媒体对这起“杀医案”的报道中，谈论最多的就是这起案件中唯一一名被杀医生，28岁的医院实习生王浩。这位哈尔滨医科大学研究生的遇害，引发舆论的唏嘘之声。而不满18岁的杀人者，更是让人们思考，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场悲剧发生在两个年轻人之间。就在前不久召开的中国“两会”上，医患关系就已经引起官方高度重视，中国总理温家宝在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完善医疗纠纷调处机制，改善医患关系”。卫生部长陈竺也承诺使医患关系在“十二五”时期根本好转。而今年的“两会”新闻中心也首次专门组织医疗领域代表接受集中采访谈医患关系。根据卫生部、公安部2012年４月３０日联合发出的《关于维护医疗机构秩序的通告》，今后，医闹、号贩将受治安处罚甚至被究刑责。通告明确，公安机关要会同有关部门做好维护医疗机构治安秩序工作，依法严厉打击侵害医务人员、患者人身安全和扰乱医疗机构秩序的违法犯罪活动。
通告提出，医疗机构是履行救死扶伤责任、保障人民生命健康的重要场所，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以任何理由、手段扰乱医疗机构的正常诊疗秩序，侵害患者合法权益，危害医务人员人身安全，损坏医疗机构财产。公安机关要会同有关部门做好维护医疗机构治安秩序工作，依法严厉打击侵害医务人员、患者人身安全和扰乱医疗机构秩序的违法犯罪活动。针对患者及家属，通告提出，患者在医疗机构就诊，其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患者及家属应当遵守医疗机构的有关规章制度。患者在医疗机构死亡后，必须按规定将遗体立即移放太平间，并及时处理。未经医疗机构允许，严禁将遗体停放在太平间以外的医疗机构其他场所。
近日，在网上出现的一份有关中国医患关系的调查问卷中，参与调查的网友中，有六成网友选择“对医生的印象不好”，过半被调查者认为“医生的收入远高于付出”。
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去年8月，由中国医师协会发布的第四次执业医师调查显示，多数医生认为自己的收入和付出不相符合，感到社会的不理解和患者的责难无法承受，近一半的医生对执业环境不满意，只有7%的医师希望自己的子女继续从医。
材料2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面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医疗费用支出暴涨，因病致贫、无钱看病的事例从时有发生变成了普遍现象。由于“医疗卫生的产业化”，引来了无数投机者进行“医疗产品开发”，导致了医疗机构中的大量商业贿赂现象，有些医生把“救死扶伤”和“人道主义”这一医学界的基本规则抛到了九霄云外，给医生这一崇高的职业笼罩上了阴影。“医疗产业化”提高了正规医疗机构的门槛，于是各种江湖游医、不规范的个体诊所遍布大街小巷，再加上有关部门缺乏必要的监管，给人民生命健康带来了很大危害。医疗卫生的产业化使我国的医疗体系出现了极度的异化：一方面某些医疗从业人员迅速暴富，另一方面使人民群众的社会福利水平降低，给人民群众的健康带来了巨大危害。国家必须调整与提升医药产业结构，提高制药业技术准入门槛，严格药品管理部门的审评、审批、资质认定，健全药品价格管理体制与监管。
材料3 我国部分医疗机构法律意识、质量意识淡薄，一些上世纪70或80年代购进的X光机、B超、CT等还在用，修修补补用了几十年，其操作性能及诊断准确率已很难掌握。由于缺乏相应的法律规范，目前医疗机构在医疗器械购销、贮存、使用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不能得到有效规范和及时处理。目前，违法医疗器械广告屡见不鲜，误导了许多消费者，造成不可估量的社会影响和群众生命财产损失，公众反应强烈。由于现行法规的缺陷，对违法发布的医疗器械广告无法进行有效的管理和查处，因此违法医疗器械广告屡禁不止。
市场经济有序运行离不开政府的有效监管，政府需要从全社会的整体利益出发，对市场失灵进行监管，对关系社会公平的领域进行监管。从医疗卫生行业来看，要进一步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按照政事分开、管办分开、医药分开、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分开的方向，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转换机制、加强监管的原则，建立符合国情的医疗卫生体制，为广大群众提供安全方便有效合理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
材料4
“以人为本”是中医伦理学思想核心。中医学肯定人生价值，体现在医生对病人的痛苦、处境和命运，往往非常关心、同情和时时、事事把解除病人的痛苦作为医生第一要务。唐代医家孙思邈强调：“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要求医生在疾病诊疗中，应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之感，以免伤害病人。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整体医疗水平和能力的提高是有目共睹的。尤其是我国的医务工作者积极引进、应用、推广最新的医疗技术、设备、药品和材料，使患者直接受益。但是，在带来益处的同时，高新技术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却容易被我们所忽视。最显著的变化就是，医疗体系已成为庞大复杂的社会建制，诊疗已从人与人的交流转化为更多地通过机器设备进行交流，医生和病人也由“相识者”变成“陌生人”，与患者打交道最多的不是医生护士，而是机器和电脑。以致人们都在说，技术越发展，医学变得越冷酷。另外，高技术应用提高了收费标准，也提升了病人对疾病治愈的期望值。然而，在整个医学发展中，对绝大多数复杂性疾病(比如肿瘤)，进步最快的是诊断技术，尤其是无创伤的影像诊断较过去能力大大提高。治疗的方法尽管也有很大进步，但没有诊断技术发展快。因此，对于大多数慢性复杂病，诊断中新技术的应用带来了高收费，最终并不能解决病人疾病治愈的问题。对这种诊断和治疗发展的不同步，医院和医生以及医学科普界其实都没有对病人进行过很好的解释。高新技术在治疗上的应用使分工越来越细，由于对局部精细诊疗手段的应用，对医务人员专业化程度需求更高。然而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这就容易增加对不典型疾病的误诊率，也会让病人耽误更多的时间在分诊转科上。当这些问题产生时，病人就会抱怨。
材料5
据统计，截至2010年12月底，东莞市各类民营医疗机构达到310所，占全市医疗机构总数12%。民营医院共29所，占全市医院总数39%。2010年民营医院实际开放床位5186张，占全市医院床位总数26%，门诊434.3万人次，占全市医院门诊人数13%，入院人数15.3万多人次，占全市医院入院人数21%。
但记者调研发现，除了常安医院以外，东莞目前仅布局在东莞东部片区，新建、在建或者扩建的综合性医院就超过10家，医疗资源明显多于除中心区外的其余区域。
仅莞樟路和松山湖大道沿线片区，就有设计1200张床位的台心医院和设计500张病床的爱普康医院两家民营医院，而公立医院更是层层密布：设计超过1000张床位的广东医学院附属医院(东莞市第二人民医院)和设计超过800张床位的东莞市中医院新院将在明年开业；大朗医院和大岭山医院也分别新建住院大楼和搬迁了新院，记者初步估算，到明年底，东莞东部片区病床数量将达到8000张左右，约占全市病床总数量的1/3，高于东部人口占全市人口的比例。
“新医改”提出要更好地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取消过度集中现象，各地近年开展了多种探索，如山东推出卫生强基工程，推动卫生人力和技术资源向基层流动；北京则准备按服务人口数量、当地疾病谱等因素重新规划布局医疗资源。种种做法，都是值得肯定的有益尝试。
在看到这些令人欣慰的进展的同时，我国长期存在的医疗资源总量不足、分配不均的事实仍客观存在。要切实解决百姓的“看病难”、“看病贵”难题，必须把均衡医疗资源当成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
医疗资源的分配不均既表现为城乡之间，也表现在大小医院之间。在城市，少数大医院优质资源集中，导致人满为患、拥挤不堪，而一些基层社区医院则门可罗雀，常年空转，造成资源浪费；在城乡之间，据卫生部的数据，截至去年6月底，全国2.04万个医院共有327.3万张病床，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仅拥有111.3万张病床，只占城市的约一半。农村乡镇卫生从业人数近年也明显下降，当地群众的看病就医难更为突出。
材料6 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于莺去年开通微博，不到半年累积近70万粉丝。她与网友分享医患温馨事、医院趣事、生活囧事，颇受追捧，被亲切地称为“协和姐”。于莺在微博中坦言：“面对消逝的年轻生命，多少颗年轻医生的心日渐冰冷，多少名正值壮年的医生琢磨着改行……优秀的年轻医生越来越少，一线质量明显滑坡。”
医务人员大量流失的同时，医学院生源日益紧张。近几年高考，医学院校录取分数线越来越低，厦门大学一个月前宣布“2012年所有新招的医学生免除学费”，借此挽回生源。在读医学硕士“tribbie”直言：“中国的医学院扩招太厉害，门槛低，质量差„„”
一名北京知名医院急诊科医生曾在电视访谈中感慨收入低：“工作7年，买不起房，郁闷。”《2011广东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白皮书》数据显示，医学类本科毕业生月薪最低，为2191元。
章蓉娅不久前曾撰文呼吁，医生要有尊严地活着，首先需提高收入。她认为，在中国，医生是低收入、高风险、高压力、高强度的职业，付出与收入不匹配。
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朱恒鹏认同这个观点。他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不是医生道德水平滑坡，而是社会激励机制出了问题。“有人讲，医生救死扶伤，就像天使，必须品德高尚。但哪个职业不应该是天使？”他举例说，官员决策影响国家前途，法官判决事关自由、生命，媒体报道有关名誉、尊严，校车司机决定多名学生安全……责任都不轻。
朱恒鹏认为，道德高尚的人，除了得到足够社会尊重外，体面的物质生活也必不可少。“这可以保证医生像人们希望的那样工作，保证更多优秀青年愿意投入这项事业。”
材料7
北京协和医院整形美容外科副主任王晓军认为，针对医生的恶性案件，不应定义为医患冲突。“别把医生和患者放在对立的两极去评论。打砸抢杀的是极端分子，不能代表多数人，他们恰恰是广大患者利益的最大伤害者。”
在南通大学附属医院工作的“午后雨林”发布博文称，我们身边许多和谐的医患故事没被报道，极端个案却遭大肆渲染，被误识为社会普遍现象。公众和医务工作者都不自觉卷入了“医患关系紧张”的舆论认同。“事实上，医患关系总体是和谐的，请多给一点信心。” 其实，哈医大杀医学生事件，不是医患关系问题。被杀者只是实习的硕士医学生，没有丝毫医疗责任，完全是无辜的受害者。而且其他医生也没有医疗责任，完全是患者的无知和凶残。然而这事件，却被笼罩在医患关系的漫无边际阴影中。缺乏责任和良知的某媒体，设计了“读完这篇文章（哈医大医学生被杀新闻—笔者注）后，您心情如何”的社会调查，结果有65%的点击落在“高兴”上，选择“愤怒”、“难过”和“同情”的占比小很多，所以扯上医患关系。
央视连续播出两期《新闻1+1》。先是《杀医生：我们可能也是“凶手”！》后是《恨来了，爱回去！》前者呼吁媒体反思：在报道中用吸引人眼球的方式是在鼓励仇恨。后者呼吁社会反思：仇恨有万千理由，但回应仇恨，却只有一种方式，那就是用爱去回应，去沟通、去寻求理解、去改革、去改变。主持人的呼吁，是在唤醒媒体人的良心。客观、公正，更是媒体人的良心。就媒体职责而言，向受众揭开社会事件的真相，比媒体人表达自己追求的公平正义更加重要。
材料8
医德败坏、过度医疗、态度恶劣、作风马虎、医技匮乏，只是少数医生。虽然这究竟是“少数”还是“多数”，也难有精准的调查统计数据，但肯定不是“全部”。竭力为患者着想，从不开大处方，数十年来甘居清贫的好医生，媒体也曾有过报道。何况这些，也不是医患关系恶化的根本原因。国家给医疗卫生事业投入太少、医疗制度设计不合理、以药养医、给医生创收指标、患者的用药和检查收入与医生奖金挂钩，才是导致患者看不起病、逼良为娼、医患关系恶化的主要和根本原因。医生成了医疗体制弊端的替罪羊。
患者，只和医生接触，不知道一整套医疗制度的内核所在，及其方方面面，只是感觉到医生就是其受害的直接始作俑者，便把所有的积怨、愤懑、仇恨集中发泄向医护人员，让医护人员处于极其危险的恐惧状态。而国际上成熟的做法是，国家为国民提供医疗保险，患者定位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定位医疗机构。医疗机构的优劣，医护人员的良莠，让保险公司去鉴别，去博弈，患者不需要自己直接和医护人员博弈。医疗机构及其医护人员，通过自身的素质和名誉，在医疗行业中分一杯羹。
医患关系恶化的另一原因，就是病理学常识的科普工作几乎为零。中华医学会对此应当有所作为，更是义不容辞。人们忽略了这样一些常识，任何医院和医生都不是万能的，不是任何病患都是可以治愈的。
关于医患关系，人们的思维还有一个重大误区，就是把医疗机构当作背景强大的慈善机构，把救死扶伤的最高道德，强制绑架给并非聚宝盆的医疗机构。人们认为，救死扶伤，就是医疗机构及其医护人员的天职，可是实质性的救死扶伤需要巨大的人力物力投入，需要极大的经济成本。谁来承担这经济成本？ 材料9
当下，由于我国医疗事故鉴定机构始终没有完全与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割断关系，一些医疗事故鉴定机构就设置在医院里，其专家鉴定人员也大都是医院的教授或医生，鉴定机构与医疗机构之间的这种“同行加近邻”关系，导致一些医疗鉴定结果让人大失所望，医学鉴定机构的公平与正义性也大打折扣。加上医疗事故的鉴定标准较高且严格，相当多的医疗事故纠纷很难被认定为构成医疗事故
材料10
中国医疗卫生是继续迈向市场化，还是寻求在市场经济背景中，由政府主办并管控，而行进在公益性、事业性、福利性的人性化与伦理化的大道之上，近几年来一直是一个重大的社会热点问题。过去的市场化的医疗卫生明显有重利轻义之嫌，并存在诸多科学与伦理的缺陷，而今在进一步改革中国医疗卫生体制之际，要科学地设计与实施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就必须优先进行伦理考量并在实施中予以伦理保障。
改革前我国医疗卫生的投入以政府为主，医疗卫生资源在不同卫生领域以及不同群体间的分配是由政府统一规划、组织与管理并由政府按照严格的计划实施。医疗卫生定性为政府组织、管理并为每个公民实施的福利性事业，这就突出了以人民为重心、伦理优先的国家社会伦理的理念。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20多年里，通过政府的统一规划、组织和大力投入，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布局合理的医疗卫生体系。体系的逐步发展和健全，提高了服务的可及性，基本解决了城乡特别是农村的缺医少药问题，突出了公平优先的政治伦理理念。 在整个经济发展水平相当低的情况下，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中国用占GDP3%左右的卫生投入，大致上满足了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国民健康水平显著提高，突出了低投入高产出和效益优先的经济伦理理念。
这种不要钱或花钱很少的医疗，基本上是一种安全的医疗。一方面构建和完善了医疗保障体制，在城镇地区，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制度基本覆盖了所有的劳动者；在农村地区，合作医疗制度逐步普及，鼎盛时期覆盖了90%左右的农村人口；另一方面，由于医疗费用公出，公益性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本身，也具备很强的转移支付和医疗费用保障功能。这种公费医疗也使医药费用、价格等得到了严格控制。
在制度建设和实施医疗过程中强调为人民服务的人道与人权的伦理理念，强化伦理管控，突出公正、公平和科学的医疗保健，即对人的生命健康认真负责及人命关天的伦理思想，使医疗差错、事故、纠纷发生率很低，基本没有医疗诉讼。同时，改革前，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的服务目标定位明确，即全面追求公益目标，全心全意提高公众健康水平，不以营利为目的。基于这种目标定位，加上政府对医疗服务体系的直接和间接投入，所提供的服务价格非常低廉，使广大民众有了病不仅能够获治且治得起。
临近改革前，该体制存在着由于建设市场经济，不少人借机去争夺和浪费公费医疗资源、资金，国家开支日益不堪重负，以及看病难，挂号难，住院周期长，医疗水平和医学科学发展较慢，计划过于死板，看病不自由，不利于人才流动，医务人员待遇低等缺点。
材料11
2012年5月7日，广东全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上，省委常委、副省长徐少华反复强调“以老百姓的利益为依归推动新医改”。他提出，我省医改的新目标是“大病不致贫，中病常规治，小病靠平价”。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让人民群众病有所医，享有基本医疗服务，是政府应该承担的，是我们应该做的，不是领导送温暖。”
医改实施已经三年了，徐少华的评价是“初步建立起了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框架，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初步得到缓解。”他用几个数字来说明——各级财政三年医改新增投入达781亿元，全省1亿多人口享受到医改带来的实惠。
“现在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在社会上仍有一些怨气，所以我们对医改的成效不必估计太高，不可骄傲自满。我们总结医改的成绩，是为了增强决心，不是脸上贴金。”他清醒地看到，改革任务仍然十分艰巨。
徐少华说，当前医改工作进入了承前启后的关键阶段，各地各部门要牢固树立病有所医是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基本理念，始终明确以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诉求为医改的目标任务，设身处地体会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现实感受，以老百姓利益为依归来推动新医改。“要多去了解、体验人民群众排队看病、药费偏高的艰难，要有切肤之痛，要有紧迫感，制定医改方案切忌纸上谈兵。”他建议医改方案的制定者多去体察民情，在制定和实施医改政策的过程中，必须从保障中低收入者的医疗卫生需要为基本出发点，努力做到让老百姓“大病不致贫，中病常规治，小病靠平价”。
据悉，省医改办将在全省范围内征求医改的意见建议，调查社会对医改的诉求，根据最新情况制定符合群众诉求的医改新方案。“财政每年拿出这么多钱投在医改上，当然要征询民意。”徐少华说。对于医保制度，他认为，如果医保不能解决患者大病诊疗的大部分费用，那说明医保的制度设计有问题，有缺陷，必须抓紧研究改进。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让人民群众病有所医，享有基本医疗服务，是政府应该承担的，是我们应该做的，不是领导送温暖。要多去了解、体验人民群众排队看病、药费偏高的艰难，要有切肤之痛，要有紧迫感，制定医改方案切忌纸上谈兵。如果医保不能解决患者大病诊疗的大部分费用，那说明医保的制度设计有问题，有缺陷，必须抓紧研究改进。
三、申论要求
第一题：请根据材料1-6，用不超过200字的篇幅，概括出我国医疗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20分)
要求：概括准确，条理清晰，语言流畅。
第二题：请根据材料7-10，用不超过250字的篇幅，分析说明医患关系紧张的主要原因。(30分)
要求：分析全面，条理清晰，语言流畅。
第三题：请针对材料所反映的问题，结合广东省情，以“进一步做好医疗卫生工作必要性和紧迫性”为题，写一篇800字左右的策论文章。(50分)
要求：结构完整、条理清晰、行文流畅，措施全面、针对性强、具有可操作性。
2012广东省公务员录用考试申论模拟预测试卷
满分：100分时限：120分钟
一、注意事项
1.申论考试是对应考者阅读理解能力、贯彻执行能力、解决问题能力、文字表达能力的测试。
2.作答参考时限：阅读给定资料30分钟，作答90分钟。
3.仔细阅读“给定资料”，按照后面提出的“作答要求”依次作答。4.请在答题卡指定的位置上作答，在草稿纸上或其他位置作答一律无效。5.所有题目一律使用现代汉语作答。未按要求作答的，不得分。
二、给定资料
1.清冷的秋雨中，S省L县某村被笼罩在一种深深的寂静之中，散建于山间、坡上的一些农家窑洞，有的已经破落坍塌。洞前的院落有的已被种满了作物，作物的生机和村庄的寂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村里的刘书记说，现在长住村里的有60多人，其中20多位是65岁以上的老人。“年轻人只有过年过节才回来，也只有那时候村里才热闹点，平时都是冷冷清清的，连个说话的人都找不见。”
由于年轻人大都出去了，村里的公益事业很难开展，比如想搞道路硬化、亮化工程，基本找不到劳力。刘书记说：“我们也想给村里干点儿实事，但老年人思想转变不过来，还有人说自己是快要死的人了，折腾那些事干什么。发动不起来，出工不愿意，出钱更不行。”
Y村是S省新农村建设试点村。记者看到，村户间的道路都已硬化，道旁绿树成荫，广场上，篮球架、大戏台等文体设施一应俱全；学校、卫生室、便民店等公共设施齐全。然而，即便已是上午10点左右，除了几个上学的孩子、出门溜达的老人以及在便民店前下象棋的几位村民，偌大的村子里再也看不见其他人。一个村干部说，平常留守在家的主要是小孩和60岁以上的老人。“新农村建设起步了，可村里人太少了，”72岁的村民高老太对记者说，孩子们出去是为了挣更多的钱、过上更好的生活，也是为了让他们的孩子上更好的学校、有更好的前途，作为老人也支持。这些年农村发展得挺好，老人们在家生活也很方便，只是想到将来还是有些担心。“现在还能相互照顾，年龄再大点就不行了。孩子在外挣钱，不可能回来照顾我们，村里乡里又没有养老院，到时候怎么办呢？”
“村里人外出打工，确实比在家里赚得多，但也让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不再那么融洽了，”村民老张说，以前每到农忙时节，四邻八舍都会互相帮忙。主家称肉打酒，忙完了农活，大伙聚在一起吃顿饭、喝几杯酒，气氛很融洽、很快乐。“现在不同了，邻里间互相帮忙的少了，耕田、打药、插秧都得请人、雇工，一个工50多块钱。” 记者在好几个省的农村采访时，都有一个强烈的感觉——在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双重冲击下，传统乡村的“熟人社会”正在“陌生化”。
一些基层干部告诉记者，在来自城市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的浸染下，传统乡村那种邻里守望、互帮互助的纯朴乡风正逐渐消逝，农民的思想观念、生活习俗正在向城市急剧靠拢。
“如今的人情关系、社会关系、代际关系等等都有点变味儿了，”某镇政协联工委主任说，现在要组织村民开个会很难，大家都忙着办自己的事，人都凑不拢，有时乡里组织村民们开个会，没有“误餐费”，好多人都不愿意来。
2.中秋小长假的第二天下午，江苏某县54岁的村支书老胡有那么点“小郁闷”：村里修公路，工程队的人不小心将沿线村民家种的一小片黄豆毁坏了，双方闹起来，老胡到现场做了半天工作，嘴都说干了，到傍晚才勉强调解好纠纷。
“这种小矛盾在以往，村干部一句话就搞定了，现在居然要费那么大劲。”老胡的情绪一时难以平复，边说边摇头，“你说这修公路也是为了村民出行方便，村里为了争取镇上支持不知费了多少心思，可到头来还得求着村民！”
老胡这个村是一个有5000多人的农业村，这几年道路建设跟不上需求，村民提出要修条路。村里没钱，让村民集资很多人又不肯；村两委打了很长时间报告，好不容易才得到镇里的扶持。可自从今年7月道路开工，老胡和其他5名村干部就没少“求人”——修路涉及农户拆迁，一些农户提出就是给补偿也不愿意拆，因为房子拆了不方便。结果，到现在工程一直是断断续续的。
山东某县Q村高支书谈起村里的情况，多少有点无奈：“现在农村不好管了，各家过各家的日子。村里5个干部，整天忙着治安维护和矛盾调解，再就是村民看病、孩子上学等事情，事情办不好村民会有意见，所以只能尽量争取让大家满意。”住在村东头的村民谢大嫂说，她平常极少去村部，“就算有非常重要的事，也是路过村支书家时，顺道过去说一声就行了，平时都不打什么交道。”
取消农业税，无疑是中国农村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次革新，它不仅减轻了广大农民的负担，而且使农村社会生态发生悄然变化。但伴随着“催粮要款”时代的远去，村干部的权威也面临挑战。在南京市江宁区某村，村委会王主任向记者讲述了他当村干部16年的感受。
“现在与过去不同了，集中村民办个事真不容易，有时候还真得求着他们。大到修桥修路，小到垃圾清理，都要给点报酬。”王主任说，去年9月开工的长江引水工程，要求全村每6户一个水表，放置水表的池子要安置在其中一户人家的房子边，结果有两三户不同意安置，村干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还找来与这几户人家关系好的人做工作，最后才办成。
3.沈某是A市A村农民，过去全家依靠2亩多耕地维持生计。5年前，当地政府引进一家企业，以每亩1万元的价格征走了他家1亩多土地。前年，随着工业园区的扩展，又一家企业进驻村庄，他家剩余的耕地也以每亩1.28万元的价格被全部征走。如今，全家8口人虽然都是农村户口，居住在村庄里，却已身无寸地。“两三万元的征地款，只够一家人一两年的生活。政府虽然帮助买了保险，但标准很低，男的年满60岁、女的年满55岁才能领取100元的养老金。现在物价越来越高，这么低的养老金以后日子怎么过啊！”沈某说这番话时，脸上挂着几分忧郁，失去土地以后，沈某的孩子们外出打工，他夫妻二人只能赋闲在家，守着村中的房屋。“我们说是农民，没地；说是工人，没岗。现在是农不农，工不工。”
中部地区某县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当地一家矿山企业每年缴纳的税收多达2亿元，一度占到全县财政收入的四成，企业还为当地解决了数十人就业，不少村民也因矿而富。说起矿产资源开发带来的收益，地方政府领导如数家珍。不过记者在现场采访时看到，运矿的卡车从村里经过时尘土飞扬，沿街两边房屋都积满了黄土，村里的道路也被压得崎岖不平。
由于这一矿山的尾砂坝存在安全隐患，从去年年初开始，当地政府决定对坝下的200多名村民予以移民搬迁，尽管事前地方政府做了细致的工作，但村民对搬迁安置存在不同看法，怨言纷纷。
一些村民说，企业开采矿山赚了个盆满钵满，政府财政收入大幅增长，有的人靠着矿山也发了财，可我们这些村民并没有真正得到实惠，相反，我们的稻田、生活用水被污染了，路被压坏了，最后还闹得要背井离乡，这事搁谁身上心里都不好受啊！
4.近年来，随着我国政府对新农村建设的重视和投入力度的加大，部分地区乡村环境得到较大改善，但是，记者到基层走访时发现，垃圾围路围河，污水随意排放问题在农村许多地区依然普遍存在，农村垃圾治理难题亟待破解。
在农村走访的几天里，记者眼前的乡村美景屡屡被破坏——大量垃圾随意丢弃在田头、路旁、沟渠、河流等地。
在H县Z村，露天垃圾集中填埋场已有10多米高，场地未见任何防护措施，附近到处是飘落的废塑料袋，旁边就是稻田和藕田。填埋场附近的几户朱姓居民告诉记者，夏天时这里恶臭熏天、蚊蝇成灾，即使在冬天也能闻到臭味。
在素有“国珍珠之乡”的H县，记者发现珍珠养殖对农村环境的破坏，已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H县W村村民告诉记者，珍珠养殖户受利益驱动，实行高密度养殖，过量投放鸡粪等有机肥，造成水体污染；珍珠养殖水体排出的废水发黑发臭，未经处理直接排入沟港，导致他们无水可饮。
在W村，记者看到多处堆积如山的珍珠蚌肉、贝壳废弃地，过往行人掩鼻通过，恶臭难闻。据了解，H县所属的C市每年约有6万吨蚌肉、近10万吨贝壳被废弃，成为重要的污染源。
在B村的蛋鸡养殖小区，由于养殖密度过大和鸡粪缺乏销售渠道，小区内污水横流、气臭难闻。在临乡的生猪养殖小区，部分粪便虽有沼气池处理，但多数粪渣进入了旁边的稻田和水库，日积月累，成了大型的露天化粪池，污染水库。在P村和T村，记者在村民的带领下，来到一条3米多宽的血色“煤水沟”前。T村村民告诉记者，附近煤矿的洗煤水形成的这条“煤水沟”，已经排污十几年，直通入当地的“生命水源”——沅江。村民诉苦说，“煤水沟”的污染已使他们失去了灌溉水源，村里的1400多亩田，现在基本都只种植一季稻，还得靠天降水。
环保部于2011年5月底公布的2010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表明，对周边的环境状况，只有不到6成的农村受访者评价为“满意”或“比较满意”。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的一项调查也显示，对农业生产、生活中产生的面源污染以及工业企业带来的各种点源污染，分别有三分之一和近3成受访农民表示不满意。
5.一些地方在村“两委”换届时，存在贿选、宗族势力操纵选举等情况，外加一些地区在任用干部时缺乏必要的考察、考核，使一些知识水平差、政治素质低的人当选，为村干部腐败埋下隐患。腐败村干部大都文化水平不高，但并不妨碍他们敛财有术，一旦案发，则往往能找出自己的“无知”之处。有村干部在忏悔书中写道：“没想到我这个‘农民官’也能职务犯罪。”
受访基层检察官和纪检干部反映，一些地区农村账目混乱、财务管理不规范，会计手续履行不全，票据跨入账，资金体外循环，“白条子”“假票据”入账情况严重，村干部公款私存、公私不分，村里收入不入账。如山东发生的一起铁路补偿款案件中，几乎所有的涉案村干部都是“左口袋公款，右口袋发票”。
近年来，随着农村土地在市场化与城镇化进程中价值大增，“村官”手中的“隐性权力”越来越大，而“村官”受到的制约却非常薄弱。记者调查发现，土地征用、土地开发、城中村建设和涉农资金、资源管理等领域成为涉农职务犯罪的重灾区。
2009年11月，D市人民检察院收到N村群众举报，反映村干部与D市某公司原总经理张某等人勾结，以每亩7000元左右的价格“征地”，又以每亩6万多元转手卖给市国土局，从中侵吞巨额征地款，众多村干部从中受贿。调查发现，2008年至2009年间，张某向N村村干部行贿457万元，低价囤积千余亩村集体土地。在这起土地腐败窝案中，25名D市干部、13名村干部参与“分肥”。
这起由“村官”贪污受贿引发的腐败窝案绝非是“村官”腐败的个案。据统计，2008年至2010年某省人民检察院累计查处涉农贪污贿赂案256件，406人落网。
6.近年来，许多发端于乡间的传统手艺愈发彰显其生命力，这些广泛流传于乡间、以前一直被用来养家糊口的手艺，正成为一些地方的富民产业，为地方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然而，记者走访调研中发现，民间手艺人和传承人普遍年龄较大，而年轻人又不愿意学习传统技艺，人才匮乏严重。据Z省统计，当地民族民间手工艺生产的中坚力量，年龄都在55岁以上，40岁至55岁年龄段的高级技术人员也出现断层。“现在的年轻人宁愿到城里端盘子，也不愿意在家里当绣工。”湖南工艺美术大师、总工艺师江某说，“我自己的儿女、侄子，都不愿意干这个。学艺要有个过程，至少两三年才能见效益，刚开始一个月赚几百块钱，很难留住年轻人。”
基层文化工作者和专家认为，发展农村特色文化产业，人才问题应放在第一位。当前应强化人才培养的保障和激励机制，完善专家和行业评估体系，破解人才难题。
在一些地方，“一对一”仍是传统手工艺产品销售的主要方式。以木雕、砖雕、砚雕“三雕”著称的J省W县，虽然作坊多，艺人多，但真正懂市场、会经营的商户很少。一名砖雕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坊，只在路边挂了一块牌子，仅依靠熟人订单等简单的方式销售。
农村手工艺等特色文化产业没有被纳入文化产业发展的规划中，战略上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导致农村特色文化产业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不利于其科学、快速发展。专家指出，文化产业不仅是富民产业，还具有传承文化的重要作用，因此，不能单纯依靠市场，而是要在找准市场定位之后由政府给予大力支持，“这也是世界上通行的做法”。
7.在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背景下，挖掘更多的文化资源、培育更多的文化形态成为社会共识，传统手艺的价值正日益彰显出来。
南京六合区冶山镇的六合农民画艺术中心里，几位农民画家正挥洒着手里的排笔和水粉颜料，迅速勾勒《牧羊图》《玩花船》等画作的轮廓，忙得不亦乐乎。因为邻镇的一个农家乐休闲农庄要装饰店面，找他们订了40幅农民画，春节前便要。记者发现，这样忙着作画的场景，在冶山镇的许多乡村，都可以看到。现在，全镇共有骨干农民画家20多位，能画的则有100多人。他们忙时农耕，闲时作画，既作为增收手段，又陶冶情操。
作为苏绣生产核心基地的苏州市高新区镇湖街道，目前从事刺绣制作的绣娘就有8000多人，具有一定规模的刺绣企业有35家，年产值超过10亿元，还催生一一批包装、运输等相关企业。由于镇湖“绣娘经济”的发展，镇湖的劳动就业率超过95%，刺绣收入占农民收入的比重达75%。刺绣经济的发展壮大，还使得镇湖从过去的“接包”加工刺绣产品转为“发包”给周边乡镇，带动了周围大批农民就业。
中国传统民间手工艺在海外市场更是具有巨大的开拓空间。山东潍坊的风筝蜚声海内外，当地企业研发的“教学风筝”（风筝扎制完后，配备毛笔和水彩由消费者自行上色），每年仅出口就近50万只。湖南湘绣城每年产值达到10个亿，湘绣产品销往韩国、日本、美国等15个国家。
8．2011年，某县积极创建“群众事务党员代理制度”，全县5000多名党员干部人人参与代理，全县所有群众都是服务对象，群众所有合理合法诉求都纳入无偿代理服务范围，包括诉求代言、事务代办、信访代理。
为此，该县构建了三级代理服务网络，镇一级依托便民服务中心，建立代理中心，设立“导办室”实行一站式服务，帮助群众代理、代办需上级部门审批的生育、保险、医疗等方面的证照、手续；村（社区）建立便民服务代理站，村民小组（居民小区）建立代理点，受理群众需要到镇级或镇级以上部门办理的各项事务。
与此同时，该县建立了一整套考评监督机制，将群众事务党员代理工作纳入镇村考核体系，保障代理制度落实到实处。为使代理制家喻户晓，各乡镇制作了印有各责任区代理人姓名、电话以及县、乡监督电话的代理联系卡发放到全体农户家中，还制作了金属公示牌钉在各村和居民小区的醒目处，方便群众查找联系电话。
“现在是干部下去找群众，组组有人到，户户有人包，改变了过去群众有事找不到干部的状况。”责任区代理人是24小时保持手机畅通，对群众提出的事项48小时内要做出处理。
该县县委书记说：“我们实施党员干部代理制，就是要发挥广大党员干部的作用，变‘群众上访’为‘干部下访’，让党员干部在与普通群众谈家事中倾听民声，在拉家常中体察民情，在办实事中解决民忧，化解怨气，拉近距离，真正与老百姓心连心、心贴心。”
9.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到2011年末，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达到51.27%。在中国历史上，城市人口第一次超过了乡村人口。这昭示着我们这个具有几千年农业文明历史的农民大国，进入了以城市社会为主体的成长阶段。
草桥村位于北京西南三环，区域内除了有一座巨大的立交桥，是著名的地标恐怕是附近的300路公交车总站，这趟围着48公里长的三环路转圈的公交车，号称“全世界最拥挤的车辆”。而这个从明代起就为北京供应花木的小村落，正在完成它最后的城市化蜕变。
草桥村里有20多家集体企业，涉及花卉、物业经营等多个领域，全村的经济收入超过7亿元。草桥村民住的高层小区整饬洁净，每一户都拥有集体经济的股份，有分红、有福利。
“现在，草桥村民不仅百分百就业，平均每户职工工资加股金分红年收入可达5万到6万元，70%以上村民家庭有了私家车。”党支部书记老王说，他的经验是，第一条，不管怎么变，村集体的经济命脉不能丢，土地收益要成为生生不息的产业，而不是一分了之；第二条，总要有“组织”，熟人社会也好，乡规民约也罢，再叠加经济纽带和党政组织，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管理。
让全体村民离土不离村，拧成一股绳，一直是王书记引以为豪的事——自上世纪90年代村集体开始“有钱”，20年来没有一个村民脱离集体。而这只拧紧绳子的手，就是经济关系。1999年村集体经济股份制改革时，草桥有1亿多元资产，人均能分2万元。王书记强力坚持：“不能分光吃净。”
“周围村卖地后给村民分钱，我们老百姓中也有过这种想法。其实，集体的实力才是坚强的后盾。我们现在的生活很平稳，是最踏实的，最持久的。”以村集体经济为轴，经济关系把村民们紧紧捆在一起。王书记反复强调“组织”在草桥村存在的重要意义。如今在草桥，没听说有人愿意脱离村集体。村集体资产量化后人均达到50万元。以养老福利为例，普通村民比照科级干部退休标准执行，当过村干部的享受处级干部待遇，有了强大的经济纽带，“组织”说话更有分量，草桥的社区管理也有了更多约束力。
三、作答要求
1.请你概括“给定资料1—5”中所反映的主要问题。（20分）要求：全面、准确、简明。不超过200字。
2.分析“给定资料2”，请你指出导致村干部“求人办事”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30分）
要求：准确、具体。不超过200字。
3.假如你是某政府机关工作人员，请你针对给定资料中关于乡村工作的问题，就如何一进步做好农村工作，写一篇文章。（50分）
要求：条理清晰，对策全面、具体，针对性强，不超过1000字。
2012年广东省公务员录用考试模拟预测试卷
《申论》 参考答案
1.请你概括“给定资料1—5”中所反映的主要问题。（20分）要求：全面、准确、简明。不超过200字。【参考答案】
材料反映了农村在公益事业、社会关系、利益分配、生态文明、基层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具体有：
1、空巢化，劳动力缺乏；观念保守，参与意识不强，缺乏公德心；
2、人情冷漠，关系紧张；唯利是图，交往利益化；组织涣散，干部权威丧失；
3、征地多，标准低，缺乏完善保障制度；收益分配不合理，忽视农民利益；
4、生态环境遭破坏，土壤、水、垃圾污染严重，生存环境恶劣，村民满意度差；
5、选举不规范；官员素质低；考核制度不完善；账目混乱。
——张小龙
2.分析“给定资料2”，请你指出导致村干部“求人办事”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30分）
要求：准确、具体。不超过200字。
【参考答案】
一、村民综合素质低。（3分）
1、缺乏大局意识，组织和集体观念淡薄；（3分）
2、公德心差，参与意识不强；（3分）
3、奉献和责任意识不强；（3分）
二、干群关系不和谐。（3分）
1、村民对干部行为缺乏理解；（3分）
2、干群平常缺乏沟通交流；
3、领导干部权威丧失；（3分）
三、制度障碍。（2分）
1、管理能力弱化，村集体缺乏制约手段；（2分）
2、服务能力不足，经济不独立，村集体无资金来源。（2分）
四、社会风气影响，价值观单纯以利益为导向。（2分）
——张小龙
3.假如你是某政府机关工作人员，请你针对给定资料中关于乡村工作的问题，就如何一进步做好农村工作，写一篇文章。（50分）
要求：条理清晰，对策全面、具体，针对性强，不超过1000字。
【参考答案】 标题（2分）简要陈述问题（4分）具体对策（44分）：
第一，开发传统手工艺（4分）。
1、发展规模企业，形成产业链，带动农民就业，增加收入（3分）；
2、鼓励企业研发，打造品牌，开拓海外市场。（3分）
第二，创建了“群众事务党员代理制度”。党员干部无偿代理群众合理合法诉求，变“群众上访”为“干部下访”（4分）。
1、构建镇—村（社区）—村民小组三级代理服务网络，实行一站式服务（3分）。
2、建立党员干部考核、监督制度，保障代理制度落实到位（3分）。
第三、发展村（社区）集体股份经济（4分）。以“组织形式”经营土地收益，增强经济纽带。完善社区保障制度。（3分）第四，挖掘文化资源，发展地方文化产业（4分）。
1、战略上高度重视人才问题，要强化人才培养的保障和激励机制，破解人才难题（3分）；
2、拓展销售渠道，引进培养懂市场、会经营的人才（3分）。
第五，加强基层管理和服务创新（4分）。依托基层党组织和经济纽带的中国特色社区管理模式，增强群众组织意识和集体意识。（3分）
2012广东省申论密卷二
时限：120分钟 满分：100分
一、注意事项
1．本次申论考试分题本和答题纸两部分，题本提供有关资料及问题，答题纸供你作答时使用。
2．考生姓名、准考证号务必填写在答题纸密封线指定位置，答题纸上不准做与答题无关的标记符号。注意：所有作答都必须填写在答题纸指定位置上，否则无效。3．用蓝色、黑色墨水笔(签字笔)或圆珠笔作答。要求书写清楚，卷面整洁。4．本次申论试题共有3个问题。总时限为120分钟。
二、给定资料
材料1.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来源渠道日益多元化。除报刊杂志、记者报道等传统媒体外，互联网、微博等已成为大众了解社会信息的主要方式。
互联网技术自发明以来已经走过了40多个年头，今天的互联网上活跃着黑客攻击，多媒体音视频下载应用，移动应用等多种元素。目前全球互联网用户总量已经达到17亿左右，相比之下，全球的总人口数则为67亿。很显然，2020年以前会有更多的人投身到互联网中。据国家科学基金会预测，2020年前全球互联网用户将增加到50亿。2011年我国互联网支付用户规模达1.67亿人，较上年增长21.6%，互联网支付用户已占总体互联网用户规模的33%。
材料2.2012年2月以来，“非典病毒变异”“军车进京”等谣言，借助网络平台得到了快速传播。互联网是把双刃剑，在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同时，也成为一些人凭空捏造、传播虚假信息的工具，成为造谣、传谣的载体。网络谣言的产生迎合了社会转型期一些人内心的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性，但诸多事实表明，各种网络谣言的滋生、扩散和传播，不仅损害了公民权益，扰乱了社会秩序，引发了公众恐慌，而且破坏了政府公信力，损害了政府形象。如果网络空间中谣言横行，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
在网络媒介不发达的时代，“口口相传”的人际传播是谣言传播的主要渠道。而在今天，网络媒介已经能够同时具备“点对点”的人际传播和“点对面”的大众传播的双重功能，信息传播随意性的增强和成本的降低，使网络成为了滋生谣言的温床。谣言的传播媒介越来越网络化，网络的便捷性也在逐渐改变着普通民众的媒介接触习惯，上网逐渐成为很多人的获取信息、传播信息的主要方式。
以网络为代表的现代媒体，通过数字化的通讯技术，构建起了覆盖全球的传播网络，每一个网民既是信息的接受者，又是信息的传播者，并且通过网络实现了跨地区的相互联通，传播速度越来越快，受众只要通过简单的点击就能够实现对信息的浏览、发布（或者转发）和评论，呈现出一种“发散式”的传播状况。在这样的媒介环境中，谣言被获取和复制的速度就变得越来越快，而网络信息的公开性使得几乎所有的网民都成为了谣言潜在的传播对象。从某种意义上说，方便快捷的媒介技术和数量众多的接收群体为谣言的传播提供了更加便利的载体和更加广阔的空间。
网络媒介的“草根性”和“便捷性”给网民提供了自由发布信息的平台，每个网民都能够自主地参与到信息的传播过程中来，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或者需要，在任意时间上网浏览或者发布信息。但是，由于网民自身知识水平和技术条件的限制，这些信息的来源和真实性往往难以得到有效的核实；在一个缺乏有效“把关”的媒介环境中，谣言在传播过程中所受到的“阻力”就会变得很小，其传播的过程也会变得更加难以控制。再加上法律管理和政策规范的的不到位，使得信息“把关”的难度大大增加。材料3.有关学者表示，应将遏制网络谣言在内的社会舆论监管纳入法治轨道，形成常态化的监管机制，依法加强互联网管理，依法追究网络谣言制造者和传播者的法律责任。
南开大学法学院讲师向波表示，从法制建设角度来说，铲除网络谣言首先要界定网络谣言的概念、由谁来认定；其次，要健全法律，使得互联网信息相关的法律与治安管理处罚法、刑法规定相衔接，完善法律责任追究制度，遏制网络谣言的滋生与传播。另一方面，也要加快诚信体系建设，在互联网上倡导诚信意识。
支振锋表示，消除网络谣言，当公民个人或者组织受到谣言的伤害时，应该勇敢地拿起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权利；而如果造谣诽谤，网络谣言的始作俑者也要承担相应的民事、刑事责任，或者接受治安管理处罚。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莫纪宏表示，治理网络谣言，最有效的办法是让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真正有效地运转起来，让信息公开的速度大于谣言传播的速度，让谣言消失在“阳光信息”下，形成政府和社会公众共同参与的防范网络谣言的制度壁垒。莫纪宏建议，首先，政府应当与主流媒体协作，建立防范网络谣言扩散的预防机制，建立专门机构，配备专门人员，建立防范谣言扩散的预警机制；其次，应及时掌握网络舆情的发展动向，对可能成为谣言的虚假信息加以重点筛选，尽早采取措施来掌控网络舆情的发展趋势；最后，当谣言在网络上泛滥，具有快速传播的特性时，政府应当及时有效地公开各种对澄清谣言具有重要作用的信息，让“信息公开”遏止“谣言扩散”。
“对待网络谣言，全社会应该同仇敌忾，达成零容忍的共识。”莫纪宏表示，谣言是社会公害，与每个人有关。一方面，要加大法制宣传教育力度，提高公民素质，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造谣可耻、信谣可悲”的共识，每一个公民都要做到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都要敢于辟谣，和造谣者针锋相对，不让造谣者兴风作浪、蛊惑人心。
网站与媒体应该自觉承担铲除网络谣言的责任与义务。为吸引眼球、抢占卖点，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是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但因此而忽视对信息发布的掌控，对虚假信息视而不见，对造谣传谣听之任之，是不负责任的表现。上官酒瑞认为，“为了治理网络谣言，洁净网络空间，网站和媒体不能回避公共使命，应当积极担当责任，成为良好网络环境的守护者。这需要加强对各类信息的甄别和监测，尽最大努力对违法信息进行审核，对虚假信息有效过滤，对网络谣言及时删除。
材料4.舆论监督，是新闻媒体的使命之责，也是新闻媒体在一个法治国家应具有的权力。但是，权力犹如人性，总有其弱点。没有监督的权力犹如脱缰的野马，就会恣意妄为，就会滋生“腐败”和“蛮横”。2012年3月31日，人民日报社举行以“落实‘三贴近’，深化‘走转改’”为主题的“走转改”活动研讨会暨读者座谈会，总结、交流“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的经验、做法，面对面倾听读者对加强和改进新闻报道、不断提高办报质量的意见建议。然而在深入采访的过程中，记者的合法权益却很难得到保障。
2011年11月8日，在东莞市庆祝第十二个记者节的活动上，东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志庚在演讲时脱稿讲道：“以后谁关爱媒体、善待媒体、支持媒体，我们就表扬谁、鼓励谁、奖励谁，谁对不起媒体，我就对不起谁！”这样掷地有声的话让许多记者听来倍感激动。
在正常的法律秩序之下，任何公民不惧怕公权力侵权。“进京抓记者”等新闻使新闻“背后”报道新闻的记者，一下子变成新闻事件的“当事人”。在抽丝剥茧、事实水落石出的同时，记者的权益与责任应当引起我们的关注。保障新闻记者的合法权益，不仅仅关系到媒体的报道是否可以顺利进行，也不仅仅只是影响社会公众对公共事件的知情程度，更为重要的是，新闻记者同时也是一个个普通的公民。他们所遭遇的，将会是身处这个社会的每一个人都有可能随时面临的现实权利窘境：包括在缺乏法律依据下的“被通缉”，包括面对傲慢权力时的“被呵斥”，甚至也包括哪怕只是巧合发生的安全隐忧。如果我们的头上时刻悬着一把被滥用着的利剑，谁能不恐惧？如果舆论被压制，民众的知情权、监督权等法定权利和人权又该如何保障？如果在一个法治社会，我们连讲真话和依法行使权利都有风险，谁还敢讲真话和行使权利？
在现代社会，媒体、新闻记者充当了社会正义守望者的角色，新闻记者所维护的不仅仅是公众的知情权，作为公众的眼睛，新闻记者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对权力与私欲的约束。正如美国著名报人普利策所言：“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那么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告。”法治社会，新闻舆论被当作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第四种权力”，成为现代社会革故鼎新、激浊扬清的一把利剑，许多大案要案、内幕黑幕都是新闻记者冒着风险昭示天下的。
记者节虽然过去了，但对记者的保护不能过期。殴打记者事件不断发生，折射出当下舆论监督的困境，折射出记者权益亟待制度护佑的急迫性。个别政府部门和官员拒绝、害怕舆论监督，阻碍新闻记者合法的采访活动，轻则对新闻记者的监督“以牙还牙”，重则动用警力和司法权力进行报复。那么，究竟该如何保护新闻媒体和记者的监督权？又该如何约束被监督者呢？
知名学者展江认为，依法治国，落实宪法，应该体现在新闻法制更加健全、新闻道德准则更有可操作性、新闻职业组织的职能更加正常化上，这几个环节共同构筑了一条维护记者权益的链条。用法律为新闻采访定位，明确采访对象的权利义务，用立法解决新闻从业环境“硝烟弥漫”的现状刻不容缓。否则，由限制新闻记者采访权而导致的对新闻记者人身权利侵害问题就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
善待媒体，善待记者，才能让一个地方的舆论监督环境风清气正。然而，很多政府、企业等单位却不遵循基本的新闻规律，不配合新闻宣传，更担心舆论监督带来不利的影响。
材料5.2011年初，又评选出了包括“中国作协作家团入住总统套房”、“西安已被确定为国家第五个直辖市”、“一女生世博排队被强奸怀孕”以及“金庸去世”等受到社会大众广泛关注的新闻事件。“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一则新闻不一定报道得多么生动，但真实性是必备的。假新闻的出现离不开记者的报道，记者是新闻报道的亲历者，真实客观全面地报道社会现象是记者基本的职业素质，而虚假新闻的出现是新闻记者职业道德缺失与专业理念匮乏的突出体现。关于新闻记者的职业道德操守，《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第四条就是要维护新闻的真实性。利益驱使、观念缺乏、管理失误等一系列因素均是造成记者报道失实的原因。通过分析十大假新闻的产生环境与报道方式，我们能够对新闻记者职业道德缺失有初步的了解，真正做到真实全面客观的报道是每一个新闻记者必须秉承的职业理念与道德操守。
随着我国新闻事业的不断进步与发展，许多负面影响也日渐产生。近年来，在新闻传播引入市场因素之后，不规范的市场秩序和社会上的不正之风对新闻传播产生了强大的冲击力，加之新闻媒体或记者自身放松要求，随波逐流，频频出现丧失职业精神和违反职业道德的现象，致使记者与被报道单位产生摩擦，甚至引发冲突。
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也指出了很多新闻工作者对社会、对专业了解不够的问题。“一是不能深入行业采访，我们的知识结构也不满足社会对新闻工作的需求。二是受社交网站、短信息的影响，产生浮躁之风，有时靠网络信息编新闻发新闻，所以产生了假新闻，引起社会不满。这个问题必须解决，现在的‘走转改’，就是深入生活，采访真实的社会，因为真实是新闻的第一生命。”
材料6.2011年11月13日，由新闻出版总署教育培训中心主办的“全国新闻发言人业务培训班”在北京举行，“早年的《焦点访谈》得罪过大家吗？”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敬一丹一出现，就带来一种轻松愉悦的气氛。
针对当今社会矛盾普遍、突出的现实，敬一丹用“白天不懂夜的黑”来感慨社会太需要沟通。“如果社会提倡沟通意识，多一些善于沟通的人，很多冲突隔阂是可以避免的。”在培训班上，敬一丹以她在电视台工作多年的经验积累，为学员应对电视记者采访，达到有效沟通提出很多建议。
很多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没有时间观念，像背书一样说个10分、8分钟，让记者回去要花大量时间剪辑。敬一丹说，因为电视播出的长度很有限，必定要剪辑，如果官员在发言时组织语言不够精当，在剪辑过程中就有可能把最重要的内容剪掉。
敬一丹说，人要对自己的语言惯性有一个自醒，很多人一张口就带着自己的语言惯性，却发现不了自身的毛病。不管是记者还是官员，都不能把开会的语言直接搬到媒体面前，更不能用公文语言对老百姓说话。什么样的状态是镜头前最好的状态？敬一丹认为，作为被采访者，既要积极，有讲话和说服人的欲望，又要放松，有“谈性”，能够调整自己，收放自如，而不是僵持、亢奋。积极放松相辅相成，才能形成一种良好的镜头前状态。
敬一丹说，记者缺乏专业素养，不妥当的言行常常会妨碍被采访者保持常态。她举例说，有一位央视记者曾向一位专家提出很外行的问题，被专家直接顶了回去“先做点功课再来采访我”，记者当时感觉很尴尬。当被访者遇到不太专业、一开口就说外行话的记者时，就会影响到其谈话欲望，而使采访没有“谈性”。敬一丹建议，在遇到这种缺少经验、不太专业的记者时，被采访者可以委婉地提出恰当的建议，也不必表现得特别反感。
材料7.2010年9月8日，《法制日报》记者、湖南经济电视台记者一起到H部门就黑心棉、金浩茶油被传致癌物质“苯并芘”超标6倍问题进行采访，但作为H部门的质量技术监督局当时未作出任何回应，采访的也被“采访审批制”挡在了门外。
法律界人士纷纷表示，媒体监督政府无须“预约”。H部门设置“审批”制度来应对媒体采访，这种做法是否合适？社会各界意见不一。
“采访还须领导层层审批这种规定非常可笑。”《法制日报》记者在与其他媒体记者交流时发现，对于H部门设置的采访审批制度，众多媒体记者都持反对态度。
“一些突发事件是不能预见的，如果突发事件都需要审批才能够采访，信息就被延迟了，对公众知情权是一种损害。”供职于湖南省某都市报的记者小蒋说。
记者小蒋认为，H部门的这种做法是对新闻采访自由的限制。这项规定使质监部门便于掩盖一些他们做得不妥的事情。某些涉及国家和公众利益的问题、公共安全的情况需要湖南省质监局统一部署再发布消息，是应该的。但是，为了维护某部分机构或个人的利益，把针对特殊情况的做法普遍化，就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
记者张伟认为，政府部门都有义务接受群众和舆论的监督，这种监督只要是在法律框架内进行就无可非议，是无需预约的。
材料8.2012年4月份，“湘潭神女”、“山西女商人变身副县长”等另类的“政治明星”成为网络和公众关注的焦点。
90后副局长事件经网络发现，记者深入采访，报道事实真相。M部门面对突发事件快速回应，表明立场。从任前公示发布至湘潭市官方宣布该提拔任用违规总共历经两天，M部门的快速回应防止了负面舆情的继续发酵。事件曝光后，M部门借助新浪认证微博对此事进行回应，称对王茜“暂缓任用”，此回应引起网友质疑和不满。同时，网友爆料称“王茜之父是某市发改委原主任”，王茜被贴上“官二代”标签。当地官方28日公布调查结果，将王茜之父免职，对该地区委书记立案调查。M部门借助媒体材料，在10多天时间里，理清了事件的来龙去脉，做出了撤销对王茜拟任该地区发改局副局长职务的决定，同时对相关责任人依纪依规进行了处理，惩处的人之多、处罚的力度之大、追究的时间之快，显示出政府与媒体的良好互动。
从处理的内容来看，首先，对王茜的学习和工作经历进行了详细说明，做到了公开透明，显示出调查工作的缜密细致。从对有关人员的处理上可以看出，当地官方对此事的查处和关注力度较大，对一些之前未被网友关注的嫌疑官员也依照调查结果及有关规定进行了处理。由于被处理人员涉及不同地市、不同部门，因而该处理决定M省部、地、市的名义分别作出，但统一公示，避免了媒体和网民分别查找的繁琐，体现了有关部门的诚意。同时，该处理报告省去了有关处理决定的具体纪律条款及处理经过，直接公示处理结果。
从处理结果的传播方式来看，此次处理结果通过新华社、红网、华声在线等媒体发出，充分考虑了网络媒体传播的广泛性。通过这样的方式，更容易满足网友的信息需求。
材料9.在美国，为有效管理互联网，美国国会及政府各部门先后通过了《联邦禁止利用电脑犯罪法》、《电脑犯罪法》、《通讯正当行为法》、《儿童互联网保护法》等约130项相关法律、法规，对包括谣言在内的网络传播内容加以规制。美国各州、市也相继通过相关法规。纽约已通过立法惩治散布有关银行金融状况谣言的行为。2012年1月1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正式生效的一项新法规定，校方有权将有利用互联网散布谣言等“欺凌行为”的学生予以停学或开除。
在英国，谣言治理是整个社会危机管理的一部分。为此，英国在社区设立了公民咨询局，是政府免费提供法律咨询的机构，工作人员大多是来自社会不同领域的、具有专业知识的志愿者。公民咨询局与政府、议会等各方面联系密切，因此能保证在提供咨询时具有权威性。同时，民众通过公民咨询局，还能更直接找到相关部门，提高民众与有关部门的沟通效率，扩大知情权。
西班牙巴塞罗那市政府设立了“抵制谣言代理人”岗位，招募和培训工作人员，专门从事破除谣言和向社区邻里传播真相的工作。公民在日常生活或旅行途中遇到谣言，也有即时辨析的途径。抵制谣言代理人拥有全面准确的信息，这为他们破解谣言提供了基础。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发生后，关于地震及福岛核事故的各种谣言在网络上迅速流传，给国民造成极大恐慌。日本总务省发布通知，要求“电气通信事业者相关团体”所管辖的电气通信事业者在保证报道的同时，采取为大众所知的必要措施，以消除谣言的危害。日本是注重行业协会组织的国家，各企业都要加入到行业所在的协会之中，并听从各行业协会的指令，电话、电视、网络等领域也都有各自的行业协会。行业协会大都归总务省管辖，总务省通过对行业协会发布通知，从而间接管理电话、电视、网络等，防止谣言的传播。
各种形式的网络谣言是世界各国政府面临的共同问题。在打击网络谣言方面，各国的立场是一致的：严厉打击，决不手软。在这方面，各国依据本国实际，不断探索、大胆实践。总体来讲，各国打击网络谣言行动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政府主导型、行业协会主导型与社会公众主导型。
材料10.2012年5月7日上午，广东省打击制假售假专项行动小组工作会议在广州召开。会上，省“三打”办有关负责人还传达了汪洋书记的重要讲话：我们要鼓励新闻媒体记者选择制假售假典型案例进行暗访，必要时还要安排公安人员进行保护，以确保记者更深入地调查和跟踪报道，“挖得更清楚，搞得更准确”。据悉，参与暗访的记者名单将提前上报宣传部及公安厅，以便安排便衣警察确保记者安全。同时，将对成绩突出的记者记功表彰。
三、申论要求
问题一：请根据材料1、2，用不超过200字的篇幅，概括出网络谣言传播的特点。(20分)
要求：概括准确，条理清晰，语言流畅。
问题二：请结合给定材料4-7，用不超过300字的篇幅，分析说明记者采访难、挨打事件频发的主要原因。（30分）
要求：分析深刻，条理清楚，语言简洁。
问题三：请针对材料所反映的问题(仅限所给的材料)，政府与媒体应实现良好的互动，以“进一步做好媒体工作”为题，写一篇800字左右的策论文章。(50分)
要求：结构完整、条理清晰、行文流畅，措施全面、针对性强、具有可操作性
第五篇：申论—问责制
问责制
二、给定资料
1.2001年4月21日，《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正式实施。2003年非典时期，新中国历史上首次在突发灾害事件中，短时间内就同一问题连续地、大范围地追究官员责任。从此，官员问责开始走入了公众的视野。此后，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开始加快推进问责的制度化。“规定”第二条明确对地方及政府官员问责的情形：(一)特大火灾事故。(二)特大交通安全事故。(三)特大建筑质量安全事故。(四)民用爆炸物品和化学危险品特大安全事故。(五)煤矿和其他矿山特大安全事故。(六)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和特种设备特大安全事故。(七)其他特大安全事故。
2004年2月，《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公布，这个全面、系统推行自我约束与促进自我发展的党内制度规范，明确写入了“询问和质询”、“罢免或撤换要求及处理”等内容。2004年4月中共中央批准实施的《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对官员因涉及“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恶劣影响、对重大事故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等应引咎辞职的相关情况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将引咎辞职明确引入问责制度。
2006年1月1日起实施的《公务员法》对领导成员引咎辞职有明确规定,自此,引咎辞职成为我国法律责任体系中一种新的责任制度,从法律角度解决了长期困扰人事管理中领导干部“能上不能下”的问题。
2.2008年8月21日，在云南省行政问责办法、服务承诺制等4项制度实施半年之际，负责实施这项工作的云南省监察厅等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向新闻媒体通报了“四项制度”实施所取得的初步成效。
2008年1月30日，云南省下发《中共云南省委关于在全省实行领导干部问责制的决定》。3月1日，云南省全面启动行政问责。与此同时，云南省实施了“行政问责办法”、“服务承诺制”、“首问责任制”、“限时办结制”等四项制度。
据介绍，截至2008年8月20日，云南全省先后问责各级领导干部542人，其中厅级干部13人，县处级干部171人，乡科级干部295人。按分级问责原则，由省政府及省直机关问责89人，州市政府及州市直机关问责236人、县政府及县直机关问责217人。从问责人员看，涉及16个省政府部门、16个州市和108个县(市、区);从问责人员级别看，共问责乡科级以上领导干部479人，占总数的8838%;从问责方式看，给予调整工作岗位、停职检查、劝其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建议免职问责的169人，占总数的3118%。
3.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薛刚凌教授对云南省推行问责制给予高度肯定，认为行政问责对促进服务性政府的转型、促进政府与民意的互动很有意义，“云南省的做法值得推广”。但她同时提醒，有些问题的产生来自制度本身。如果能通过事故结果倒查责任链条，并完善相关制度设计，问责就更有意义。
也有的学者认为，随着中国行政体制变革的推进，现代意义上的官员问责制度正逐步建立起来，做官的风险越来越大。但一些地方雷声大，雨点小，只出台问责制度，不见落实：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有的地方仅仅在民愤大的公共突发事件搞“火线问责”，在日常工作中，多见的是“太平官”、“和事佬”。
真正的制度性问责，应贯穿于政府管理全过程，贯穿于平日和非常时期。官员问责走向常态化，意味着问责不因时因地因人而异，对党政官员的一切行为和后果都必须而且能够追究责任。规范官员行为，保证权力依法合理行使，必须建立系统完善的问责体系。
在“官员问责”制下，不是只有贪污受贿的官员才会受处罚，那些没有尽到相应义务的渎职人员，那些权力行使不当没有真正为民所用的官员，都应受到责任追究。有权必有责，权责对等。小权力，小责任，小担当;大权力，大责任，大担当。
还有的学者认为，云南、四川等一些地方推行的官员问责制主要是由当地党委、政府推动的，主要是自上而下的行为，是一种“上问下”的同体问责，即政府部门内部，上级对下级的问责。而需要明确的是，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问责的真正主体应是人民。
从逻辑上讲，政府官员经过人大授权才拥有公共权力，其责任的对象应是人民。如果问责制仅仅是上级追究下级的责任，那么在上级需要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况下，就难保问责结果的公正性。因此，广泛开辟渠道，把问责权利归属于人民，让人民监督政府，问责才能有力量、有效果。
4.2008年9月以来，一批官员因为重大责任事故而被免职。在中国掀起了新一轮的“官员问责风暴”。
山西襄汾溃坝事故
9月14日，因“9·8”襄汾溃坝事故，孟学农被免去山西省省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并辞去山西省省长职务。山西省副省长张建民被免职。
9月20日，临汾市市委书记夏振贵停职检查，临汾市市委副书记刘志杰被免职，刘志杰的临汾市市长职务和周杰的临汾市副市长职务被提名免去。襄汾县委书记亢海银被免职;襄汾县委副书记李学俊被免职，其襄汾县县长职务被提名免职;襄汾县副县长韩保全被提名免职。
三鹿奶粉事件
9月17日召开的石家庄市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接受冀纯堂辞去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的决定。
9月16日，石家庄副市长张发旺和市畜牧水产局局长孙任虎被免职。石家庄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张毅，石家庄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局长、党组书记李志国也被免去党内外职务。
9月22日，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中共河北省委常委、石家庄市委书记吴显国因对三鹿牌奶粉事件负有领导责任和直接责任被免职。
9月22日，国务院同意李长江辞去国家质检总局局长职务。任命王勇为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局长。
深圳龙岗火灾
9月21日，深圳龙岗区政府副区长黄海广因“9·20”火灾被提名免职。龙岗公安分局消防大队大队长蒋伟标、龙岗区龙岗街道办事处主任黄勇、副主任谢少辉，以及龙岗区龙岗街道综合执法队队长巫胜龙被免职。
9月22日，深圳又处理了“9·20”特大火灾事故四名责任人。
河南登封矿难
9月22日，因为河南登封市新丰二矿煤与瓦斯突出事故，登封市委书记张学军被处党内警告处分，吴福民被免去登封市委委员、常委、副书记职务，建议免去其登封市长职务，登封副市长张宏伟被建议免职。
5.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表示，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要重点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人财物管理使用、关键岗位的监督，健全质询、问责、经济责任审计、引咎辞职、罢免等制度。
胡锦涛指出，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要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健全组织法制和程序规则，保证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完善各类公开办事制度，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和公信力。重点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人财物管理使用、关键岗位的监督，健全质询、问责、经济责任审计、引咎辞职、罢免等制度。落实党内监督条例，加强民主监督，发挥好舆论监督作用，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2008年新一届政府第一次廉政工作会议上也说，“2008年要选择部分省市和国务院部门开展试点，加快实行以行政首长为重点的行政问责和绩效管理制度。”
6.2008年11月23日，一条网上消息引起坊间舆论高度关注：辽宁省铁岭市西丰县原县委书记张志国近日履新，职务是沈(阳)铁(岭)城际轨道(轻轨)交通工程办公室副总指挥。消息称，20日，铁岭电视台于晚间播报的“铁岭新闻”披露了张的新职务。
2008年年初，张曾派警察到北京试图拘传披露西丰县丑闻的记者，因此被网民称之为“史上最牛县委书记”，“西丰警察进京抓记者事件”闻名全国。而张也因为此事于2008年二月被责令引咎辞职，2008年四月，针对张志国尚未辞职的传闻，铁岭官方出来辟谣，称属不实报道。“张志国现在铁岭家中，未另行安排工作。”——正因为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县委书记复出任新职的事才能引起如此波澜。
本已淡出人们视野的“史上最牛县委书记”在时隔数月之后，突然转任新职，内中究竟有什么缘由，被官方定调为“法制意识淡薄”(铁岭市委调查结论)的“问题官员”何以“东山再起”?引起了媒体高度关注。
就在消息出来的第二天，铁岭市委发布公告，称“迄今为止，中共铁岭市委常委会并未就张志国同志重新工作安排问题开会研究，更未对其重新工作安排作出任何决定。”
事情本应已经了结，11月25日，又有消息说张志国没有任职，是“临时性工作”，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官员，铁岭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袁卫亮表示，2008年5月，铁岭市决定成立沈铁城际轨道交通工程领导小组„„“考虑到张志国正赋闲在家，就让他到办公室临时负责，帮助跑点具体事。”
媒体戏谑地称，“史上最牛县委书记”又成了“临时工”。
11月26日，中共铁岭市委再发公告，表示经过调查，称张志国任职一事，乃是个别领导同志动议。市委已责令其撤销此动议。
4天两份公告，众说纷纭，张志国“复出”可谓一波三折。
就在张志国所谓“复出”消息出来的第二天，某报刊发评论说，“偏要让张志国东山再起，是不是为了给当初愤怒的舆论一个‘报复’?”，文章还援引网友的评论感慨，“中国真的就找不出一个比张志国更好的官吗?”
对此，某快报则把张志国“复出”**与“谢亚龙留任”事件联系起来，评论说，“更大的可能是，这同样是有关部门现在乐此不疲的‘舆论试探’。„„想做出一项决定，却又没有把握，就直接或间接地向媒体透风，让媒体报道。如果舆论反应正常，那就顺势而为，一旦发现舆论反应激烈，那就断然否定，让媒体背黑锅，说是假新闻。”
某报26日再就此刊发评论指出，最牛书记的“带病复出”激起了公众对问责制的反思，文章认为，官员“带病复出”最大的问题不在制度后门，而在于权力后台。问责制度再严厉再完善，毕竟需要人去执行，在目前的制度中，如果被问责者有权力后台，这个凌驾于制度之上的后台，就会冲破一切制度障碍让“自己人”复出，制度有何用? 7.2008年9月21日，四川省剑阁县人事局局长曹正直被免职，原因是两天前，曹局长请人吃饭付账时，与卖酒老人发生口角，曹正直当场打了卖酒老人两耳光。
9月11日，四川巴中市政府办公室的三名工作人员因为三个字丢了官，因为他们两天前在中秋节放假通知里把“中秋节”写成了“端午节”，这事迅速被传至网上，引起了热议，很快，这三人在接到了问责通报后被免职。
重大事故造成人员伤亡的被免了职，喝茅台打了人的被免了职，公文上写错了字的也被免了职。这几位就是近期被问责这把尚方宝剑斩到的官员，虽然同样都是丢掉了头上的这顶乌纱帽，但这几位遭遇的事儿可真是可谓有大有小，官位有高有低。人们不禁想问问，摘掉乌纱帽的那只问责之手进行处分的遵循标准到底是什么?
在我国，《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第33条里，对于公务员处分的种类里并没有免职这一项，在该条例的第48条里提到的免职指的是正常的工作变动。在查阅《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的第11章里倒是专门设立了免职、辞职、降职一节，但也指的是正常的工作变动，对于问责免职也没有写明标准。
找不到明确的规章依据，就难免会对执行标准产生一些疑问。可以发现，媒体在问责中扮演了一个很微妙的角色，有时候官员犯错的事情不大，但却因为媒体的报道而被社会广泛关注，之后受到处分，就像写公文写了错别字的那三位，事情发生之后，迅速被当作笑话传到网上，造成了社会影响，就不可避免地吞下了免职的苦药。群众的反映，领导的关注，媒体的报道，网络的传播，在这个时候扮演了推波助澜的角色，但是如果媒体和社会关注了就进行处分，而不关注就睁只眼闭只眼的话，这实在不是长久之计，人们呼吁官员问责标准还是需要一个明确的法规条例来作为依据。
同样，这种失衡还表现在官员被免职的效果当中，有的人明明被免除了职，在家休息一段时间后，便想出各种理由，动用人脉，使自己很快官复原职。更有甚者，虽然在此处被免职，却又跑到别处或者别部门，摇身一变，当起了官。还有些官员，人被免职了，但问题或矛盾不处理完，留下一个烂摊子就走人了，使得问题和矛盾依旧没有得到丝毫改善。这一切都使问责陷入一个迷局，到底行政问责的行使怎样才能依据一个更加明确的程序，到底政府官员应该为自己的失误负起多大的责任，才能体现行政问责制的效果，我们确实有许多的问题急切地需要得到答案。
8.近日，多名官员先后因在重大安全责任事故中负有领导责任而被免职，中国政坛“问责”之风骤紧。正如人们在不幸事件之后所期待的，灾难总会伴随以进步作为补偿，倘若以此为契机，使行政问责实现制度化规范和常态化运作，对于那些因问题奶粉染病的婴幼儿家庭也是个安慰。
从2001年7月广西南丹矿井透水导致81人死亡、县委书记被免职开始，党政干部行政问责制度在基层起步。2003年非典，卫生部长和北京市长被免职，成为行政问责的标志性事件。2008年以来，行政问责在各地频频发力，密集度之高远超出往年。在此实践基础上，行政问责进一步制度化常态化，需解决三个问题：
一是全面拓展问责领域。现有的问责案例多集中于公共安全事故，而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的决策失误，以及施政失败，也应当纳入行政问责的范围。如同责任与职权不可分割一样，问责也须与职责如影随形。凡责任后果出现，问责便不可避免，不仅安全责任事故需要问责，官员的上任承诺、公共声明、从政道德特别是公共决策，都当在问责的常态视野之中。为此，首先要厘定各级各类公职人员的法定职责，而那种将当地领导分工不向社会公布的作法，显然是不可取的。包括昆明在内的一些地方已经尝试列出领导干部的“权力清单”，亦不妨同时开列相应的“责任清单”，进一步明确违反哪些责任需要问责，以及进行何种尺度的问责。当然，我们更欢迎官员在履行时，主动做出“出现何种情形将引咎辞职”的公开承诺。
二是在何种情形之下，行政问责方能启动。目前的行政问责多基于上级决议和民意舆论，带有不确定性。如9月11日，四川巴中市府办公室3名工作人员因中秋节放假通知笔误为“端午节”，遭问责通报而免职，反映了问责在一些地方的失范和无序。为此，必须科学设置问责体系，健全和周延问责措施，例如仅去职一类，就有责任人主动引咎辞职、上级予以撤职免职、人大代表提案罢免等多种情形，去职之下还有警告、记过、记大过等轻微行政处分，都应当分别予以充实完善，并保持互相衔接。而问责措施的严厉尺度亦应与责任程度相对称，过于严苛可能造成行政系统内部责任分担的畸形与不公，失之于松则会导致问责流于形式。
第三，关于行政问责的后续效力。如西丰县委书记张志国在“警察进京拘传记者”后“责而不辞”，去职官员如何“东山再起”等，同样亟须规范。每次问责的效果都不应是一次性完结，而应伴随必要的后续效力，以保证问责能够切实起到以儆效尤的作用。例如，因行政问责而去职者，至少不应直接转任其他更高级别的岗位职务;而受到警告、记过、记大过等轻微行政问责者，其短期内的提拔晋升也应受到必要的限制等。
总之，行政问责制度化常态化的核心，在于问责的不可避免性。这首先意味着职权主体与问责对象的同一性。公共决策的失误，一般要将“最后拍板者”作为第一被问责人，首先审视“一把手”是否被问责。行政问责的不可避免性，还意味着：在前一起公共责任事件负领导或者主管责任的官员，不会因为其他地区和行业发生新一起责任事件而获得“转移视线的红利”，从而逃避或延缓本应受到的纠问。只有这样，行政问责在公众与官员之间、此官员与彼官员之间，才是公平合理的，而这也是通往“责任政府、法治政府”的不二法门。
9.北京大学公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姜明安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问责分为政治责任和法律责任两类。
政治责任是一种道义责任，是因从政的道德要求所必须承担的责任。如果政府和公职人员失职或政策失误，或者某些事故、事件造成了重大的损失和影响，导致其辜负了人民的信任，即应引咎辞职，对人民或人民代表机关负政治责任。承担政治责任，并不要求个人对事件或事故有直接的过失或故意，而只要其所管辖的地区或其所管理的部门出现了相应的事态，就应当承担政治责任。
而法律责任是指违反了国家的有关法律规定而依法定条件和法定程序追究的责任，包括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通常需要责任人员有相关的过错，比如存在失职渎职或者滥用职权等情况，对其的处分、处罚也要有严格的法律依据。比如，依据《公务员法》、《行政监察法》和《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可以给予开除、撤职、降职、记过、记大过、警告等行政责任，而刑事责任的追究则要严格按照《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来进行。
姜明安认为，要建立法治国家，光有法律责任没有政治责任，或者仅有政治责任而没有法律责任，都不能形成完善的责任追究制度，二者必须同时具备，才能对公权力形成有效的制约。
姜明安特别强调，问责不能建立在个人意愿上，因为有些领导干部在导致国家和人民利益重大损失的事件发生后，本应主动引咎辞职，却“脸皮厚”，自己“良心上过得去”，坚持不辞职。这种情况下，就尤其需要建立政治上的追责途径，比如作为民意代表机构的人大可以要求罢免其职务，其上级机关等有权机关可以启动问责程序等。
姜明安认为，建立政治追责机制首先要把追责条件具体化，比如人大代表多少人联名可以提出罢免案，罢免案的通过要经一般多数还是绝对多数;要按照事态的严重程度或影响大小来决定应当承担政治责任的官员的级别，比如，特大事故追责到省一级或者地市一级，重大事故追责到地市一级或县一级，等等。而目前在我国，由民意代表机构进行的政治追责鲜有实例，而到底何种情况应进行政治追责，追究到何种级别，目前也没有具体的法律规定。
姜明安认为，按照法治的要求，对官员问责和要求官员引咎辞职，应当有制度化的规范，未来应当完善这方面的立法，起码要规定一些原则性的标准，比如，出现什么类型的事件，伤亡多少人，导致多大的经济损失，造成多大的国内国际影响，应由哪一级(县级、地市级、省级以及中央)官员来承担责任等。
同时要形成制度化的政治问责的惯例。这种惯例是有约束力的，不同于“人治”状况下因人因事而异的处理，而应当是同样或者类似的情况，要有同样或类似的处理。否则，只追究一些人而不追究另一些人，或者在政治问责上主要考虑一些不应当考虑的因素，也无法形成对官员的责任压力。
姜明安表示，这次孟学农和李长江的辞职，希望能形成一种惯例，对今后的同级官员在辖地或负责部门发生同类级别的安全责任事故，便可作为一个参照。
对于承担政治责任的官员个人来说，这种责任有时候看起来可能不是那么“公平”，比如孟学农因山西襄汾垮坝事件引咎辞职，就有一些人为他叫屈，认为他到山西任省长时间不长，可能还不是很了解情况，而很多问题是多年积累的结果，甚至是前任或前几任领导任职时就埋下的根子。
对此，姜明安解释说，“哪怕他任职时间只有几个月，应当承担的政治责任也不能回避，这对国家、对人民、对社会来说是必需的。”政治责任的存在，就是要让官员，特别是占据领导岗位的官员知道，掌握权力是有风险的，从政就要“如履薄冰”。只有形成这种压力，才能增加官员的责任感，如果他没有能力承受这种压力，就不要接受这顶“乌纱帽”。
而且，即使承担了政治责任，并不意味着可以撇开法律责任。引咎辞职并不能取代法律责任，领导者没有直接的失职渎职行为，就无须负法律责任，但反之则依然可能要负法律责任。比如，此次的问题奶粉事件，性质如此恶劣，影响如此之大，石家庄市和质监部门的官员即使承担了政治责任，是否还应当承担法律责任，要看最终的调查结果。
在三鹿奶粉事件中，石家庄市委书记也被问责，而山西襄汾溃坝事故同样对临汾市委书记有问责。姜明安认为这显示了问责制度方面的一个进步。因为以往很多问责通常只是针对行政一把手，而很少针对党委一把手。但实际上，各级党委的一把手是直接行使公权力的，因此，党委一把手也应当承担政治责任。
“权力要与责任对等，有多大的权力，就应承担多大的责任。”姜明安说。
三、申论要求
1.根据给定材料，概述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内涵及其意义。要求：表达准确、全面，叙述简明、清楚。字数不超过300字。(20分)
2.针对材料6、8提到的问责官员异地复官、走形式主义的问题，请你就此谈谈自己的看法。要求：条理清楚，表达简洁流畅，不超过300字。(25分)
3.请你以“完善问责制”为题，写一篇文章。要求：(1)结合给定资料，自选角度。(2)符合题意，内容充实，结构完整。(3)总字数在800~1000字。(5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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