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十一学校专家讲座之王春易：从学科教学走向学科教育(根据视频资料整理)

第一篇：北京十一学校专家讲座之王春易：从学科教学走向学科教育(根据视频资料整理)

从学科教学走向学科教育

北京十一学校校务委员、学部主任、生物特级教师

王春易

学科教学与学科教育有什么不同呢？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我对它们的理解和认识却经历了相当长的实践过程，最终使我的课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么，我现在的课堂是个什么样子的呢？

生物阅读课。整个课堂不需要我说一句话，课堂上只听到“哗哗”的翻书声和“沙沙”的写字声。我非常享受这样的课堂，他们那么投入，那么会阅读，这在以前是无法想象的。高中生物一般在高二才开始开课，课时非常紧张，通常到了高三第一学期还有很多内容没有讲完，在课时如此紧张的情况下，我还让孩子们自行阅读，因此受到了不少质疑，但我依然坚持。我觉得于生物学科而言，阅读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学习方式，它需要孩子们认真细致地去阅读教材。起初，我是将阅读教材作为课下作业来布置，但是，学生们不认为阅读是作业，他们认为只有写到纸上的，老师要收上去批阅的才叫作业，所以他们不当回事儿。当我把阅读拿到课堂时，这种阅读就会有了氛围，有了感觉，有了效果。孩子们渐渐习惯并喜欢上了这样一种学习方式，有不少孩子还建议延长生物课的阅读课时。当然，在阅读中他们会遇到很多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好在我们的教室中有大量的学科图书，于是，孩子们就有了丰富而重要的学习资源。这些图书拓展了孩子们的阅读视野和学习范围，他们课上可以随意翻阅，课下也可以借走，用一周的时间去阅读。

模型建构课。生物学是比较抽象和微观的，对于这些内容，即使阅读也很难去深刻的理解和领悟，这时候我们可以借助模型建构课来帮助孩子加深理解和领悟。模型建构课，就是提供相关材料，让学生去摆一摆、拼一拼、做一做，在动手操作的过程中，抽象的生物概念就变得具体了，变得可观、可感而且可爱了。细胞我们是见不到的，细胞的分裂过程我们自然也看不到，比如手划伤了，愈合后的皮肤上产生了新细胞，细胞数量在增加，但遗传性质不变。在教学这个章节时以前我这样做：先带他们去看投影片和视频资料等，然后后带着孩子一起去画图，他们弄懂以后，我会编一个顺口溜，告诉他们细胞是怎么变化的，最后出几道题目加以巩固，这部分知识就基本掌握了。现在我这样做：我用红色的毛线代表母方的遗传物质，用绿色的毛线来代表父方的遗传物质，让学生去建构这个过程，通过拼一拼、摆一摆，孩子们就有了自己的思考，他们就会理解这样变化的合理性，在彼此沟通的过程中不断修正自我，获取新知。

小组讨论课。在自主学习时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可以通过小组讨论课来解决。我把整节课交给他们，让他们彼此交流，提出问题，擦出火花。他们喜欢这样一种学习方式，因为这种方式比较轻松，容易学到更多东西。

实验探究课。这是最能体现生物学科特色的一种课型。过去以为是难点的知识，通过做实验就迎刃而解了。实验探究课上，我们不囿于课本上的那些实验，学生可以自行选择实验课题去探究。

辩论课。对于有争论的生物命题，我们就拿出来辩论，从正反两个方面来加深对命题的理解。辩论课上，我们可以看到孩子们完全不同以往的风采，这就最大限度地激发了他们的潜能，发散了他们的思维，让他们全方位地展示了自己。

师生交流课。在自主学习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师生交流课得以解决。在师生交流课上，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一说出问题，就有很多学生回应，而且每个学生的头脑思维是网络结构式的，和平面思维、生物惯性思维是完全不同的。就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达到了师生共同成长的目的。

这就是十一学校变化着的生物课堂。过去是是教师讲解，学生们听，教师板书，学生们记笔记，教师布置任务，学生完成作业；而现在，孩子们都在自主阅读、探究、实验、梳理，老师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指导者、组织者。主角在发生变化，过去的课堂老师是主角，现在逐渐变成学生学习的舞台，老师根据他们的学习进程来安排教学进度和教学内容。如今，师生见面都会问问题，每个人都非常兴奋。学生因发自内心的需求而去学习，才会学得快乐；而作为老师，就算再辛苦，也会非常有成就感。

变革不容易，因为我们舍不得丢弃驾轻就熟的教案。在十一学校，学生对老师都有评价的，每一个学生的评价都会影响总体指标。十一学校在课改之初就提出“不是老师展示自我的地方，学生才是主角，要调整师生关系，优化教师环节”，当时我无法接受，现在愈发觉得学校的改革是有道理而且是非常正确的，这样的课改真正让学科教学走向学科教育。我也由衷地希望我的学生将来离开的时候不仅是取得满意的高考成绩，而是成为一个热爱生活的人，一个爱护环境、关爱生命的人，一个具有科学素养的人，这样我才觉得我在从事学科教育，而不是单一枯燥的学科教学。

要真正实现学科教学走向学科教育，课程整合就成了必然。当增加了大量的实验，课时就显得异常紧张，已经无法满足我们不断增添的实验内容与学生活动。于是我尝试着进行单元教学。起初，我们将同一个模块不同章节的内容加以整合。比如将《细胞的增值》《细胞的分化》《细胞的衰老》《细胞的消亡》等章节作为一个单元来处理；后来才发现，当一个单元不是足够大的时候，课程是省不下来的，因为每个单元的流程是相似的，同一个模块的整合力度和效果便差强人意，于是我就尝试着在不同模块中进行整合。将《必修教材》和《选修教材》两书的内容整合在一起。比如《细胞的结构》共两章六节内容，过去要用8课时完成，现在只需要6课时，课时缩减了，效率却大大提高。这让我们再次反思：不是孩子们不喜欢的课要改革，不是教学成绩不好的老师要改革，任何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老师都要改，越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老师越要改，只有改革，才能给学生提供更广阔的学习的平台和更多的探究机会，从而让他们受到更深入的学科教育。

让孩子们“自主学习”，并不是让他们“自己学习”，在这个过程中，老师的指导、引领和帮助是必不可少的。于是我们尝试着给他们搭建了一个个自主学习的平台，从而帮助他们学会学习。

第一个平台就是学习规划书。每个单元的教学目标是什么，怎样来进行评价等，都提前告诉孩子们，让他们来科学制定《学习规划书》。学习规划书被孩子们誉为自主学习的导航仪，有了这个“导航仪”，学习就有了目标和方向。

第二个平台就是学习合作小组。合作学习是自主学习的加油站，但最早推行小组学习的时候却是不易，越是优秀的孩子越不接受，他们认为这样的方式太直接，效率不高，也不愿意跟别人分享。为了扭转这种局面，我在班上做了三件事情：营造氛围、培训组长、实行小组捆绑式评价。我在教室里贴上“让自主学习成为习惯”“讲给别人听是最好的学习方式”等标语，营造出浓厚的学习氛围。与此同时，我还对组长进行培训，组长不一定是学习成绩最好的，但一定是最有责任心和组织能力的。捆绑式评价，就是小组四个人中有一个人没交作业，四个人都扣分，四个人的平均成绩就是每个人的成绩，这样让他们产生凝聚力。

虽然孩子们接受了自主学习的方式，但不一定有自主学习的能力。我们就通过过程性评价引导孩子们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培养他们自主学习的能力。一个模块结束以后，我们要做一个监测，最后的考试成绩只占50%，另外的50%是过程中的表现。如此一来，学习效率提高了，学生们越来越会学习而且乐于学习了。

这样的学习方式自然是好，可是，我也曾有过纠结：到了高三，我的课还能这样上吗？每次考试大家都会计较分数，都会去比对，但我还是将自主学习进行到底。过去7课时的课程现在我可能还花7课时，但我会把更多的时间交给学生，让学生自主阅读、交流、分析，当然，我也会做精讲和拓展。高三自主复习对老师的要求更高了，老师要为学生搭建自主复习的平台，帮助学生优化学习方法，提高复习效率。在高三，我搭建了三大复习近平台：

一是建构知识网络的平台。在高二的时候虽然也是单元式的教学方式，但那时候的复习单元还不足够的大，因为还有东西还没有学完，现在是全部都学完了，要建构一个更大的网络。二是落实考点的平台。高考考的是一个个具体的知识点，我给学生梳理了知识要点，来帮助他们落实一个个考点。

三是解决问题的平台。运用小组交流的形式，让学生去探究自己不懂的问题，使知识更加清晰化、系统化和网络化。

教改无止境。这一路走来，有过不少欣喜与收获，但从学科教学走向学科教育，依旧任重而道远，我们仍在路上。

第二篇：读书笔记《从学科教学走向学科教育》

用整个的“人”去教学

----向课堂注入更多的感情和尊重而非更多的知识

作为一名刚踏上讲台的新手而言，我向往王春易老师那样的课堂，“充满创造力，激情无限，幸福感极强”，其实我想不仅是我，任何一位老师都渴望达到这样登峰造极的地步。看了王老师的从《学科教学走向学科教育》，我不禁自惭形秽，我不知道一个教了二十多年在三十九岁时就能成为北京市特级教师的老师哪里来那么大的毅力能坚持把讲了无数遍的滚瓜烂熟的教材备了一遍又一遍，而且坚持每一次都会有所不同，新老师都做不到的她都做到了。我不知道她怎么能挤出这么多的时间在上每一节课之前都给她的家人上一遍或是自己对着镜子讲一遍，自己预设学生的反应和问题，把每一节课都当做公开课来反复备，反复摸索。更让我感到钦佩和敬仰的是她对于教学的看法，一项调查问卷结果显示百分之九十的教师都认为自己很爱学生，而让人惊愕的是只有百分之十的学生觉得自己的老师很爱他们。这中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们每天苦口婆心、费心费力地督促学生、鼓励学生，一道题可以不厌其烦地讲个两遍三遍甚至是更多，生怕他们记不住，懒得记，有时还恨铁不成钢地激励他们，感叹自己把最美好的青春都献给了太阳底下最光荣的一项职业，到头来却只感动了自己一个人？而学生对老师有的仅剩下表面的尊重，有些甚至尊重都谈不上，很多人会觉得他们不是为自己而学，而是被迫为家长学，为老师学，他们觉得老师每天上课歇斯底里地讲，他们就象征性地坐在下面欣赏上面的“独角戏”，想听的话会给个耳朵，不想听的话便我行我素，自己在台下演小戏或寻周公。教师和学生感觉就像是互相对立的两大阵营，双方都在斡旋于学与不学之间。在我自己的课堂上也时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苦口婆心地告诉学生他们现在是处在生命最美好的阶段，他们要做的是在这一阶段做一些最美好的不会让自己此生后悔的事情，多年后他们就会觉得快下课时大家一起翘首企盼窗外等着踩着铃冲出教室的时光是多么美好，就会多么想那一刻能慢一点再慢一点，要珍惜这最美好的中学时代„„而他们给出的回应却是一笑了之。或许人就是这样，只有自己经历过了才会更明白；也有些时候，我在讲台上苦口婆心地讲地时候，就如对牛弹琴，整个班都像石头一样，坐在那里无动于衷，这样的时间在漫长的煎熬中度过后就纳闷这群孩子怎么都这么无可救药；无可否认的是，有些时候，不知哪天学

生状态好了，还是他们心情高兴了怎的，上起课来就特别轻松，他们的配合度也极高，这样的课堂就是“共赢”的课堂---学生开心地收获知识、能力和情感，老师也开心地播撒着知识，收获了最珍贵的成就感。

快乐和痛苦交替存在着，这不仅使我思索这样一个问题：怎样才能上出充满激情的、学生和教师都幸福感满满的和充满创造力的课堂呢？新课改明确提出好的课堂应该培养的是学生的知识、能力、情感态度和价值观，重视对学生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培养。而课堂教学改革的核心环节是教师专业的发展，在影响课堂的所有要素中，教师是最为重要的。换言之，“谁站在讲台上”决定了课堂教学改革的方向和成败。不可否认的是，任何一名卓越的教师都是

第三篇：周尚易老师(学科专家) - 北京地理教学资源网

周尚易老师（学科专家）顺义区

高枫 李丹洁 整理

感谢教研中心的教师和上课的教师，这两位老师让我看到了对于我在大学教书都有用的东西，大学教学和中学教学是两种不同的教学方法。两位老师能够因材施教，二中的学生是好学生，教好学生有教好学生的办法，老师们能把好学生的能动性调动起来。在课堂上肯定会有很多即时的、很难把握的东西，这两位老师都能够把握自如，教学节奏控制地非常好。

而且两位老师在课程设计上做的非常好，在能力迁移、转移上给我留下非常深的印象。每节课都是各有侧重的，第一位老师在培养学生能力上没有特别强调，因为也受到了课程本身的限制。

教学过程要培养学生的地理思维。两位老师都能够从个案推到一个普遍的规律。这需要确定个案是否典型。比如北京的工业布局，作为平原地区，这样的产业结构，它在城市周边，和在其他的山区城市产业结构一定是不一样的。在从个别推到一般的时候，北京的产业结构只是个别情况，不是普遍情况，所以要给学生强调这一点。对于多数学生，教师可以先给出教材中的正确知识，然后再用案例来证明。我觉得这种教学方法在中学教学中比较适用。因为用个别推一般在某一个城市可能适用，但在另一个城市就不适用了。例如：工业一定是在地形平坦的地方分布吗？——肯定不是。这是我对于培养学生地理思维的一个建议。

另外一个是应用的视角，地理知识是身边的地理知识，教师们强调地理知识在现实中的应用，现在做的已经非常好了，但是我希望在一些好学校能够做得更好。也就是真正到一个实际操作的层面。例如在教“城市内部功能区”的时候，可以利用这个案例：北京有一个个体的集资建房的领头人，他看到有拍卖地的时候，就召集大家集资建房，他首先考虑的不是地租，而是看城市规划图，看看这块地政府用作商业用地、工业用地还是住宅用地，如果不是居住用地他就不会参与。北京市有基准地价，它决定地租水平，然后看集资者的收入水平。真正到了实际操作的层面，这一部分内容还可以和政治课联系起来，这样学生会看到教学内容真的和实际生活联系到一起了。这两个老师设计的例子设计得已经非常好了，但是我今天想到这样一个实际操作的案例。

下面我对这两节课具体的知识点再说一下。在讲商业区的时候，我建议强调“一级商业区”这个名词，因为只有“一级的商业区”才能形成功能区，其他的全是分散的。

另外一点就是商业区和区位的关系，商业区和交通之间是一个互为因果的关系。例如这块地区有“西单”，所以这里交通便利，地铁4号线就从这通过。其本质就是商业区要靠近消费群。老师应该先给一个概念，然后再看案例。在讲混合功能区的时候，李老师讲的也非常好，她注意到城市里很多地区都是混合功能区。我在大学里教书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拿过来一张民用图或规划图，很难一眼就看出来哪个是文教区哪个是商业区，不会像这位老师给出的那张图那样容易辨认。确定功能区的方法就是把这个城市分成几个图层，假设某个地区是文教区，在这个文教区里可能大学所占的建筑比例比住宅所占比例还小，但是在单一图层上海淀区这里大学相对集中，所以确定这里是文教区。混合区在很多地方呈现，居住区里也有商业用地、交通用地、特殊用地等等。如果尺度再放小，比如在一平方千米以内，可能就看不出这是个文教区，但是由于范围小它又够不成一个“区”。

然后再说一下韦老师提到的“核心词”，也就是城市结构，在大学我们更强调城市形态这个词。“结构”强调的是功能区之间的关系，在中学讲的是城市的形态，比如多核心、同心圆、放射状，也就是城市是集中的还是分散的，城市形态在教材里都有展现。城市结构目前可能在中学涉及不到。一位老师在丰台区讲过一个课，就是美国的城市规划，这就把城市结构给讲清楚了。人文地理总是“不能怎么样”，因为“能怎么样”会呈现千差万别的情况，高考只能考“不能怎么样”。比如工业区和高级住宅区就是不能挨着的，这种关系就是城市结构。城市结构在这样的好学校可以讲一些，这又和后面所讲的影响城市内部结构的原因又有关系了。教材和课标在这方面没有给更多的指导，比如影响城市的因素，可以分解为：影响城市产业结构的因素、影响城市形态的因素、影响城市景观的因素等。因为不同的方面，影响因素作用的形式也是不一样的。老师上课可以讲一下在城市空间结构形成过程当中哪些事情是不能够做的，学生就能够把握了。因为能做的可能是千差万别。

在第二节课中，杨老师上的课非常轻松，有张有弛。我提一个建议，老师讲了三个例子，分别是北京、上海、河北省，我认为最好的例子是河北省。因为北京和上海的例子有点特殊，在一个市域的范围内如果再提城市的地域结构，学生可能会混淆，如果提北京核心区和次一级城区之间的关系，那么北京市和它们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可能就说不清楚了。所以建议以省域或自治区为例学生就不会混了。

第四篇：北京十一学校专家讲座完整版之秦建云：创建适合学生发展的课堂体系(根据视频资料整理而成)

创建适合学生发展的课堂体系

北京十一学校副校长 秦建云

中国教育很纠结，中国教育人很无奈。不可谓我们不学习，不可谓我们没理想。有一个数字可以说明，中国用于教师特别是基础教育教师的培训费用是全世界最高的，这足以说明，中国教育界的同仁努力地学，力争把事儿想清楚，但是，这么多年，我们始终没有想清楚。不可谓我们不努力，我们没日没夜地干，我们没完没了地上课，但是，我们做了一天又一天，我们做了一年又一年，但最终人家会告诉我们：“你们犯了犯了方向性的错误！”就今天来看，我个人认为，如果我们还不能把问题想清楚，而一味地闷着头去干，那么，中国教育就没有希望。

我们似乎把所有的事情都想明白了，只是条件不成熟，我个人的观点是，其实，所有的事情我们都没有整体想明白。每个人都把别人的事儿想明白了，但没有一个人把自己的事想明白，所以，我们整个教育界抱怨多了。为什么我们会抱怨？因为我们知道其他人的问题，但是，我们脚踏实地做事的少了。为什么我们做不了？因为我们没有把自己的事真正想明白。只有我们把自己的事想明白了，我们就能把自己的事做好。每个人都把自己的事做好了，中国的教育就好了。

正是基于这样一个条件，在十一学校，我们不把目光往外看，我们收敛目光，聚焦我们自身，看看我们到底存在什么问题，我们能够做些什么，我们把自己的事做好了，那么，我们十一学校就好多了。为此，我们进行了一些思考，也做了一些事。在所有的思考的过程中，就我本人而言，我觉得三个问题的思考对于我后期的工作起了奠基性作用。

第一个思考：什么是好教育？

我们做教育，就要做好教育，如果我们都搞不明白什是“好教育”，那么，我们教育的本身就是一个误区。我看了很多关于好教育的描述：我看到了国家主席关于好教育的描述，看到了联合国关于好教育的描述，看到了学者关于好教育的描述，还看到了校长、家长关于好教育的描述，等等。看完我傻了：这些描述庞大得不得了，每个人都有道理，谁都不错，但把它们整合在一起，加在教育的头上，谁也做不了。究其而言，我认为，这些都是站在成人的角度上描述的好教育，无论你怎么做，你会发现，你只能满足一部分关于好教育的描述，你连大多数都满足不了。因此，你做的事情满足了这些人的愿望，这些人表扬你，那一部分人就会批评你；你满足了那些人的愿望，那些人表扬你，这一部分人就会批评你。所以说，我们的教育始终在责难中，如果我们不能走出这种责难，我们做教育的勇气就无从谈起；如果我们不把这个问题想清楚，我们所做的教育只能是一种莽撞。

当考虑到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我忽然感觉到，从成人的角度来描述“好教育”，我们永远难以达成一致，因为成人之间的不同角度的视觉是完全不同的，立场和观点是不可调和的。唯一的方式就是从学生的角度来描述“好教育”，并且这个教育还是可操作、可测量、可评价、可改善的，一言以蔽之，不耽误学生的教育就是理想的教育，但我们永远做不到。教育不可能不耽误任何人，因为我们的教育成本是有限的，教育追求的就是尽全部努力少耽误孩子们，所以，教育永远不可能有神话，教育人永远不谈功绩，教育人的心里只有敬畏，我们时刻在反省着“某学生我们还没帮好”、“我们怎么做才能帮助这些孩子有所改善”，实际上，我们今天的中国教育就是一个耽误人的教育。一个孩子，他的数学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准，而我们生生地把他与讲三遍讲为什么还不懂的孩子放在一起，我们最终两边都耽误了；一个孩子体育方面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他将来从事体育事业，既能够帮助社会，又能够改善自己的生活，我们却生生地就把他按在这里，必须学我们规定的非常难的理论，错失了他自身特长的激发期，以致于我们培养出来的人个个都有些知识，个个都拿着文凭却全是文盲。因此，如果我们不耽误我们的孩子，那么我们的教育就成功了；如果我们明白了这句话，就会明白哪个孩子被我们耽误了，也自然会为这个孩子做些什么。我们一个孩子一个孩子地做，一批孩子一批孩子地做，我们做的年头长了，我们的教育就改变了。这是我第一个体会，之所以我们学校能走出去，就因为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那么就开始寻找我们究竟哪些方面造成了对孩子的延误，我们就从这些方面入手来解决问题。我们不在去争论理论上的得失，这是教育理论家们的事儿，跟我们一切毫无关系，如果我们也参与到了理论争论当中，我们就失职了，我们离开了我们的位置，跑到人家的位置上跟人家纠缠不休，最终我们什么都没干。我们是一线教育的教师，我们就该牢牢的站在学生的面前帮助我们的孩子。

第二个思考：如何做好中国的好教育？

国家层面做不了，地方政府也做不了，只有学校才能做出好的教育。为什么国家层面做不了？因为全国的差异太大了。就以我们这个地区最顶级的学校和最薄弱的学校为例，你能用一个方案、一套课程把这两所学校的教育都解决了吗？不能！只有学校明白不同学生的不同特点，知道他们缺什么，需要什么，清楚地了解了这些，学校在付诸行动，教育就会有成效。

但是，今天中国的教育都在等、靠、要——等政策、等支持、要特权、靠政府。而我们忘了，我们学校是一级法人单位，如果把校长比作厂长，那就要负责全厂职工的生活。因此我认为，中国的好教育只能从一所所学校做起来，国家只能提供一个纲，只能提供一个基础标准，无法实现对具体学校的教育教学行为的具体指导，而且大部分指导都是不切实际的。当我们把这些都想明白了，就不会再等了，不再靠了，不再要了，而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做好。

第三个思考：我们不乏有好的学校、好的区域，为什么没有做出好的教育？

我认为就两个字：信任。教育，应建立在信任的前提下——当老师不再信任学生，你还教他什么？当校长不再信任老师，那谁来教？当领导不再信任学校，谁来做教育？放眼望去，中国教育最大的悲哀就是不信任，于是学校出现了打卡行为，学校领导出现了对老师教学课堂的不信任，从而统一了教学方式。一个校长外出参观学习，回来后就立马统一了教学模式，这不是开玩笑吗？学科不同，同一学科内容不同，同一学科同一内容学生情况不同，教学模式怎么统一？特别是一些伪真理的存在，比如课堂里出现了大量所谓的小组学习，老师让老大教老

二、老二教老

三、老三教老四，可谁来教老大呢？老大是来念书的还是来教书的？老大是最有学习潜力的，将来极有可能在这一学科成为顶尖人物，我们却让他刚一出道就背负着沉重的职责，把孩子给累坏了，我们还美其名曰“他教别人他也会了”，请问他到底会什么了？他会了他原本会的事，他应该去学他该学的事。我们经常在问：为什么我们没有民族英雄？在目前的教育结构下，永远出不了民族英雄。英雄是需要呵护和培养的，而我们的教育却在“杀富济贫”，就把这批孩子给耽误了，就是为了那个所谓的平均分。“平均分”意味着学校、老师和政府的利益，而在学校利益、学生利益、教师利益面前，我们第一取的是学校利益，第二是教师利益，最后才是学生利益。不把学生利益放在第一位的教育永远都是伪教育。我们必须以信任为前提，以解决孩子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为着力点，一步一步去改变教育，要知道，教育是做出来的，不是嚷嚷出来的，嚷嚷出来的教育永远不是好教育。

我后期所做的事情都是基于上述三个基础，所以，我充分信任我的同事们。在我们学校发展初期，很多人给了我一长串名单，上面写着“数学界刚刚退休的著名专家”、“生物学泰斗”等，希望我借助他们来改善十一学校的课程，都被我拒绝了。因为通过接触，我发现他们的脑袋里只有自己的教育，没有十一学校某个孩子的教育，他们做出来的教育绝对不符合十一学校，我要解决的恰恰就是十一学校，而不是普渡众生，我相信只有我的同事们才能把十一学校的事做好，别人永远做不好。有人问我：你的同事写得了教材吗？我回答：要是他们写不了，这个世界上就没人能写出符合十一学校学生的教材。

由于我们明白一切要靠我们自己，我们不再去抱怨。我们只关注怎么做，哪儿有问题，就从哪儿做起。所以，十一学校2010年开始筹划，2011就启动了全新的教育教学变革。

那么，我们究竟做了哪些变革？ 第一，是课时的变化。课时减不下来，教育改革永远成功不了；可是减不下来，永远不存在高校课堂。怎样提高课效率？首先，从老师做起，我们15分钟能上完的课绝不用16分钟。其次，要规划好时间，切实减轻课业负担，给孩子以充足的时间，让他们自学。砍不下课时的学校免谈课堂的改革，因此我们首要解决的不是课程体系，而是砍课时。最终，我们的课时大大缩减，譬如数学一个学期缩减到80课时，譬如物理只有48课时，有人就质疑了：时间够用吗？绝对够用！关键是要改变教学方式，要变“一节一节的低效教学”为“单元高效教学”。同时，还要把课备好。明天上的课今天才备，时间当然不够用；应该一个假期把下一学期要上的课程全部备完，你觉得时间够，因为这样就避免了很多重复的教学环节和教学语言。

由于我耐着性子劝说老师们，不断做他们的工作，我们终于扛下来了，我们学校的教育变革走出了坚实的第一步。我想用我们的实践告诉大家：想改变我们的课堂吗？最简单的办法是砍课时，只有这样，才能让老师在课堂上少说甚至不说废话，从而产生高效的教学欲望。

第二，是学习时段的变化。为什么我们要改变学习时段？主要基于以下几个原因：

一、基础弱的孩子，学习了半个学期，需要停下来补一补，不然后面的课程跟不上，就把孩子给耽误了。

二、孩子们都希望每个学期都有一些自我支配的时间，做自己最喜欢做的事情。一般来说，一个学期中间时段，学生的学习效率比较低——因为疲劳。如果不能用放假的方法解决，就只有换换学法，每个学期给孩子们两个星期去自我规划，让他们自己设计，自主学习，自我诊断，这样算下来，高中3年每个学生就有5次（除去高三第二学期）自我规划的机会，这样他们毕业以后，自然也会懂得规划人生了。于是我们就改了，一个学期三段，第一个时段9个星期，前8个星期师生一起研讨上课，后一个星期是诊断与评价。然后就是两个星期全校无课，初中的孩子一周出去游学，一周自学；高中的孩子两周全部自学。在这两周里，孩子们自主设计学习内容和方法，比如：去痛痛快快地搞竞赛，去高端实验室做实验，等等。学习上出了问题的学生，可以利用这两个星期找老师补一补，我们规定一个老师只能带4——6人，并且以家教的方式进行补习。老师也可以在这段时间内根据上阶段的教学问题，及时调整教学内容和方法，让我们的教学更高效。

第三，是教室与教师办公的变化。我们将教室分开管理，各学科的老师都有自己的专属教室，每个教室里还有图书室和实验器材，这样方便教学，而且互不影响，同时也让学生觉得老师无处不在，无师不友，这就一定程度上淡化了教师的行政身份，使他们的陪伴功能长久存在。这里，要重点谈谈我们的“小班化教学”。我们为什么要实行小班化教学？实践证明：当一个教室内学生数量超过24人，老师对其中每个学生的关注度就会低了很多；当学生数量小于24人，老师就可以根据每个学生的情况能多做一些事，课堂的针对性就高很多。实行小班化教学，班额就增多了，而作为公办学校，我们的教师编制有限，怎么办？只有让老师多付出。每个数学老师教三个班级，每个物理老师教5、6个班级，老师不多带课，根本实现不了小班化教学。

我们怎样备课？西方教学，老师可以一周上24节课，但中国老师一周只能上15节课，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备课方面的问题。我们的老师可以在假期中间用大量的时间去备课，一次性备长时间的课程，讲课的时候再做少量的变化和调整，这样课堂就高效了，就实现了小班化教学。

第四，是评价与诊断的变化。没有过程性评价的评价，永远是功利性评价。现今国内教育往往注重结果，基本是以考试最后得分高低来判别，就连选专业都要依据分数来定，有很多学生喜欢那个专业但因为学分不够，而不能选择。一项权威统计显示：中国孩子大一结束后有四分之一的孩子就废掉了，因为他所选的专业不适合自己。美国教学则不同，比如一个孩子在艺术方面有特长，但其它方面很差，美国学校第一个会录取他。美国录取的是人才，我们录取的是学霸。我们大学的专业应该录取适合和喜欢该专业的孩子，唯分数是从只会耽误孩子。

所以我们必须要进行过程性评价，让孩子们关注过程。过程性评价就是要让孩子们发现自我，建立自我；过程性评价应该是和学生之间相互商量的结果，老师要蹲下去问问学生想怎样学好这门学科，然后就怎样去评价他。让孩子们从自我设计入手寻找到自我，做唯一的自我，这就是过程性评价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第五，是课程变化。这也是十一学校最大的变化。如果我们不能打破国家课程对学校的垄断，我们所有的改革都很难具体落地。如果把我们的国家课程比作服装，那么它就是统一规格、统一款式、统一尺码、统一颜色的，而我们的学生肤色不同，身高不同，性别不同，让所有学生都穿着这样的服装，这合理吗？我们必须改变它，把国家课程、地方课程、校本课程加以整合，形成我们自己的课程。要创建适合学生发展的课堂体系，就必须尊重和体现差异性，即：学生现有学习能力、方法和兴趣的差异以及学生未来志向差异。

在课程设置和改革上，我们怎样来体现差异性呢？我们确定了分成、分类的课程体系，数学、科学等课程以分成为主体，语言、体育。艺术、技术等课程以分类为主体。举例来讲，语文分两类，一类是必选课，一周两节就够了——语文不在于课时的多少，而在于怎么去上；一类是自选课，包括补弱和赏析，学生还可以选其他语言的课程（比如藏语和维语），每周可自选2——3节。数学讲究够用就好，对于将来要搞工程和数理研究的孩子，则可以学习更高的数学。再比如体育课程，现今有些学校体育课形同虚设，在十一学校，体育课不及格，就不能毕业，我们不培养不珍爱生命的人。我们开设击剑和马术课程，开马术课，到乡村去找马匹，花点小钱就可解决。为什么要开这两门课？你看现在的孩子既不果断，又不勇敢，而当一个孩子从马背上掉下来，然后继续上马，久而久之不就勇敢了吗？当一个孩子拿着明晃晃的剑向对手刺去，不就果断了吗？这其实培养的是孩子的行为习惯，核心的两条就是勇敢和果断。还有技术课程，技术没有基础的说法；艺术课程，让学生们按自己的兴趣去做就行„„所以，在十一学校，有多少名学生就有多少张课程表。这就是我们的课程体系，这就是我们尊重差异性的具体体现。

再说说教材问题。中国的教材是世界上最差的教材。教材要讲究实用，有些教材根本不适和现在的孩子，应该给孩子编制一套适合他们的教材，好的教材很容易弄懂、很容易看明白的。教材编写者应该而且必须是有丰富教学经验的一线教师，因为他们长期研究学生，了解学生，编写出来的教材自然是好教材。

我们每一个老师都有做教育的权利，我们每一个都有做好教育的权利与条件，好的教育长时间做成的，只要我们做了终究会成，如果我们不做永远没法成，教育没有功劳，教育只有敬畏，我们永远要检讨我们还有哪儿事还没做好。如果每个中国教育人都有这样的态度，社会就会和谐，人民才会幸福，我们的国家才会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