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90分钟胡鞍钢清华讲座：2050中国向何处去(完整视频)
90分钟！胡鞍钢清华讲座：2050中国向何处去（完整视频）
“中国处在国家生命发展周期的上升期，正在实现对美国综合国力的全面超越。你们非常幸运，赶上了中国蓬勃发展的黄金时代，在二十来岁的黄金年龄，来到黄金大学学习。希望你们能对自己好好地进行黄金投资，并在将来作出黄金贡献！”4月23日晚，中国国情研究的领军人物、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教授对莘莘学子的这番深情寄语，在新清华学堂久久回荡。而与“五个黄金”寄语同样掷地有声的，是胡教授在当晚做客清华大学“人文清华讲坛”时首次发布的“中国2050”研究报告。这也是这位中南海智囊继《中国走向21世纪》、《中国2020：一个新型超级大国》、《2030中国：迈向共同富裕》等系列研究成果之后公开发布的最新国情研究成果。中国从哪里来？现在处在什么位置？又将走向何方？2050年的中国与你我有着怎样的关联？相信每一个心系祖国发展的中国人都会对此无数次设问。尽管党的十五大报告首次提出、党的十八大报告再次重申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已给我们提供了明确的历史预期和时代答案；但胡教授旁征博引，从他持续跟踪研究了三十余年的中国国情研究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出发，给出了他自己的思考和答案。“中国处在国家生命发展周期的上升期，正在实现对美国综合国力的全面超越。你们非常幸运，赶上了中国蓬勃发展的黄金时代，在二十来岁的黄金年龄，来到黄金大学学习。希望你们能对自己好好地进行黄金投资，并在将来作出黄金贡献！”
中国正在实现对美国的全面超越按照国家生命发展周期的理论，每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都会经历成长期、强盛期和衰落期，这既可以解释中国为何从强大到衰落，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从衰落再度走向强大。1820年，中国GDP曾占世界总量比重的近1/3，曾经是世界的“老大帝国”，但这样的辉煌后来长期被“衰退期”所占据，直至1950年之后，中国才开始进入到现代国家发展生命周期的第一个阶段，即现代经济的准备成长期。1980年之后，中国开始进入现代经济起飞阶段，即迅速崛起的时代。从改革开放开始，中国创造了世界经济高速增长持续时间最长、人口规模最大、消减绝对贫困人口最多的历史记录。可以说中国在更差的先天基础上取得了更好的增长成绩，创造了世界绝无仅有的经济增长奇迹。由此，胡教授认为，中国的崛起不是简单的崛起（Rising），而是重新崛起(China Re-rising)。他在演讲中强调，2020年之后中国将进入强盛期，即国家发展生命周期的第三个阶段，将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具有强大综合国力的社会主义强国。中国正在实现对美国的全面超越，并将最终实现综合国力的全面超越。三步走实现2050的第二个百年目标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中国如何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又有怎样的战略部署和发展路径？胡教授在“人文清华讲坛”的演讲中给出的关键词仍然是“全面”，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继承性和连续性。他认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总任务和战略部署大体可分三步走：2030，全面建设共同富裕社会（简称“共富社会”）；2040，全面建成共富社会；2050，全面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绿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演讲中，胡教授详细解读了三步走的发展路径：第一步，到2030年，全面建设共同富裕社会。所谓“富裕”是反映在我国人均收入水平、人类发展水平、主要现代化指标均达到世界中高收入国家前列；所谓“共同富裕”是反映在地区、城乡、共同差距持续缩小，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覆盖全体人口。第二步，到2040年，全面建成共同富裕社会，全社会富裕程度达到高水平。高水平的富裕反映在我国人均收入水平、人类发展水平、主要现代化指标接近或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全面建成共同富裕社会反映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持续缩小，高水平的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覆盖全体人口。中国在世界的地位更加凸显，是强大的综合国力之国。第三步，到2050年，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共富社会、全面建成共富社会形成现代化发展的逻辑递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不仅在现代化因素方面追赶并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更重要的是在本质上创新不同于并优越于传统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化。
中国正在创造人间奇迹“我们比它落后六十年。假如我们再有五十年、六十年，就完全应该赶过它。这是一种责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毛泽东在1956年的这段话曾经在青年胡鞍钢心中种下了促使他投身国情研究的种子。邓小平在1987年也曾说过：“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通过改革加快发展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用我们的实践来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要用两代人、三代人，甚至四代人来实现这个目标。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真正用事实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了。”伟人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们的远见卓识。因此，在胡教授看来，中国的发展和重新崛起正在逐渐证明社会主义道路的优越性。30余年来，他本人所进行的中国国情研究也是在不断验证毛泽东、邓小平的伟大预言。可以说，中国走向2050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历史，就是不断创造人间奇迹的历史。
今年第一季度的经济增速已达到6.9%演讲结束之后，胡鞍钢教授接受了凤凰财经、凤凰卫视、搜狐新闻中心等媒体的专访，对中国宏观经济发展速度、中国制造、中国精准扶贫战略、减税政策、“一带一路”战略等热点话题一一予以解答。他认为，我国今年第一季度的经济增速已达到6.9%，为全年经济增长奠定了良好基础。“但是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我们还是寻求稳中求进，进中求好，这个好就体现在你的资产收益率、纳税和创造就业等方面。”胡教授也强调，中国的“一带一路”本质上就是共嬴主义，同时也是一种互联互通，重塑中国经济和周边经济地域。“事实上中方和美方一直在推动美国加盟，因为我们搞的是大合唱，在这方面来看，大门永远是敞开的。”精准扶贫是党中央针对消除最后四千万绝对贫困人口提出的战略，胡教授指出，“精准”就体现在不是“大水漫灌”式的。精准扶贫在推进过程中，面临着不少挑战。比如，一些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员，不是简单的经济贫困，还存在着精神贫困。扶贫攻坚既要帮助贫困人口改变生活环境，更要努力改变他们的心理环境，让他们从根本上告别贫困。
附读：红色经济学家胡鞍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十大特征
本文源自北京日报作者胡鞍钢，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形成两维坐标，构成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路径。横坐标视为发展维，纵坐标视为转型维。决定前者的是速度，决定后者的是方向。速度快但方向不对，就会一错百错；方向对即使速度慢一点，也无碍大局。因此方向是关键，目标是关键。有了正确的方向和具体的目标，就能事半功倍。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不仅首次系统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路线、战略和基本政策，还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与转型的特征。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再次重申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进一步拓展了这一阶段发展与转型特征。我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最大国情可分为上、下两个半场，“上半场”(即20世纪后半叶)又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绝对贫困阶段，在极贫水平下打基础的阶段，即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第二阶段是改革开放之后的温饱阶段，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三阶段是小康水平阶段，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下半场”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前二十年全面小康社会阶段，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即基本实现工业化目标；第二阶段是后三十年共同富裕阶段，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即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经过数十年的努力，我国已成功进入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下半场”的“第一阶段”，即“全面小康社会阶段”，并朝着“第二阶段”，即“共同富裕阶段”进发。在这一过程中，我国在人均收入、发展水平、生活水平、社会结构、产业结构、贫富差距、地区差距、人与自然关系等方面实现了大发展和大转型。第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不断走向中等发达阶段的过程，突出表现在人均收入水平的持续提升。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的人均GDP(2011年国际美元)指标，在1990年之前属于极低收入水平，位居世界后列，是最突出的不发达标志；1990年进入低收入水平；2000年进入下中等收入水平；2010年进入上中等收入水平；2020年之后将进入高收入水平，位居世界前列的三分之一，这是进入“共同富裕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
第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全体人民发展能力、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的历史过程，突出表现在人类发展水平不断提高。按人类发展指标(HDI)，我国经历了极低人类发展水平阶段(1978年之前，HDI指数小于0.400)，到1990年达到低人类发展水平(HDI指数大于0.400)，到2000年达到中人类发展水平(HDI指数大于0.55)，到2011年达到高人类发展水平(HDI指数大于0.700)，2014年中国HDI指数达到0.727，在188个国家中排名第90位。预计，“十四五”期间，中国将进入极高人类发展水平(HDI指数大于0.800)。
第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由贫困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逐步下降，最终消除贫困人口的发展过程，突出表现为农村贫困发生率的持续大幅度下降。按现行农村贫困线，1978年我国农村有7.7亿贫困人口，贫困发生率高达97.5%，到2015年贫困人口下降至5575万人，贫困发生率下降至5.7%。到2020年，最后的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这意味着中国用了40多年的时间，实现了从世界最大规模的贫困人口国家转变为世界最大规模的小康社会的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
第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从贫困到温饱，从小康到共同富裕、进而到更加富裕的发展过程，突出表现为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按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指食品支出占生活消费支出比重)指标，先后经历了从绝对贫困类型(1983年之前，恩格尔系数大于60%)、温饱类型(恩格尔系数大于50%)、小康类型(恩格尔系数大于40%)，再到富裕类型(恩格尔系数小于40%)，2015年这一系数已下降至33%，到2020年将进入更富裕类型(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低于30%)，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重要的标志之一。第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由传统农业国，逐步实现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现代经济仅占国民经济的10%，经过几十年的工业化，我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工业生产国、工业制品出口国，基本实现工业化，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超过了1/2，正在向后工业化时代过渡。未来要通过新型工业化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推动我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
第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由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主要依靠手工劳动，逐步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包含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工业化国家的历史过程。目前，我国已实现了从农业为最大就业部门(1978年农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70.5%)到服务业成为最大就业部门(2015年服务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比超过40%)的跨越。未来，随着新型城镇化的进一步推进，服务业就业人口占比仍将持续上升。第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由地区经济文化很不平衡，通过有先有后的发展，逐步缩小差距的过程。我国区域发展差距经历了先扩大、再缩小的过程，目前已形成了“一带一路”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长江经济带战略三大支撑带与东部沿海、中部、西部、东北四大经济板块相融合的“东西跨越、南北贯通”大格局，这将有利于推动地区一体化、全国一体化，进而推动“一带一路”的区域一体化、国际一体化。
第八，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由文盲、半文盲占很大比重，科技教育落后，逐步转变为科技教育比较发达的历史过程。目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已从1949年的1.0年上升至2015年的10.2年，相当于1949年的10.2倍，体现了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本质是全体人民的现代化这一要义。
第九，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创新体制机制，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过程。从经济体制改革拓展到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法律法规的制定实施，从国家现代化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第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由人与自然之间的差距扩大到逐步转变为缩小，进而人与自然和谐的长期过程。我国人与自然的差距经历了先扩大、再缩小的过程。“十三五”时期，中国将进入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阶段，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绿色、低碳水平上升，能源资源开发利用效率大幅提高，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大幅减少，主体功能区布局和生态环境安全屏障基本形成。这意味着中国进入生态文明建设时代、绿色发展时代、生态盈余时代。
总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逐步缩小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过程。这里，我们以美国作为中国现代化赶超的对象，因为美国是最发达的又是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采用1950年-2015年期间GDP(反映经济实力)指标(分别以购买力平价、1990年国际美元、2011年国际美元三种方法计算)、出口额(反映国际市场竞争能力)、发电量(反映现代化因素)、发明专利申请数(反映技术创新能力)四个标的赶超系数(美国为100)，可以清楚地看到：从1950年的全面落伍、巨大鸿沟，到改革开放之后的全面追赶、快速追赶，进入“下半场”之后，在经济实力、国际竞争力、现代化、技术创新等全方位的逐渐赶超。这直接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即现代化速度和规模大大超过先行的美国，未来时期将实现人均指标的赶超。
还要客观地认识到，人口多，人均资源占有量少，生态基础薄弱，长期面临发展的硬约束条件，如能源供给约束、主要其他资源供给约束、环境质量约束、温室气体排放约束将长期存在，地区发展差距开始缩小但仍不平衡，城乡收入差距开始缩小但仍较大，到2020年基本消除现行贫困线贫困人口，仍有较大规模的低保人群。即使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下半场，实现第二个百年的目标仍任重而道远，仍然是一场伟大长征。稍有不慎，半途而废，就会前功尽弃。为此，我们绝不能盲目自满，骄傲自大，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自觉的认识，“而今迈步从头越”。关注我们
第二篇：中国农村教育向何处去
中国农村教育向何处去？
作者：杨东平等
编者按：9月21日，21世纪教育研究院、南都观察（微信id：nandugongyiguancha）、农村小规模学校联盟联合主办了“农村教育何处去”主题沙龙。REAP中方主任张林秀，分享了中国城乡教育差距的现状，几位身处乡村教育实践第一线的嘉宾交流了各自的探索。
杨东平/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导，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
张林秀/农村教育行动项目(REAP)中方主任，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北京)副主任。
康健/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原北大附中校长，“美丽中国”首席教育官。刘伟/新学校(北京)教育科技研究院副院长，原山东潍坊坊子区教育局长。教学质量差，师资是个大问题
杨东平：我们现在有一个说法，农村从有学上到上好学，主要是农村教育质量问题，这个问题请康健老师和刘伟老师谈谈你们的认识。除了营养健康以外，你们觉得中小学辍学的问题是什么? 康健：师资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教师的年龄结构偏大，过去留了一大批当年学历低的，高中毕业的人，现在50岁以上，他们占比例相当大。他们愿意留在村小，不愿意去中心小学，是因为工资一样，学生少，边远地区成绩不好也可以原谅。另外老师的学科结构不合理，过去根本不重视音体美，现在又讲音体美。水平高的老师也留不住，他们有一个逃离的时间表，一招工、招警察或者公务员，一招都走了。我们属于扎根派，在一个村子里待一段时间。
功利主义的考评目标，造成上面要什么，下面就对付什么，这些孩子去年考评的成绩，今年再考可能很差，成绩不知道怎么来的，数据和实际情况很不一致。教师的问题仍然是最突出的问题。
张林秀：现在还有一种现象，很多贫困地区的老师，把位置留着，让代课老师来教，他自己跑到沿海打工。这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出教师的质量不高，在册的是那些人，真正教学的是他们的替身。
刘伟：虽然我已经不做局长了，但一直也没有离开教育。我来自山东潍坊，我感觉农村教育说一千道一万是师资的问题。2001年以后课改以后，我们对于老师和教育的要求都有很大的调整，但是老师跟不上，本身素质提升不上去，教和学的方式上就出了问题。
这些年我们一直在改变教和学的方式，来推进和提升农村的教育。现在农村学校的规模越来越小，给我们创造了一个尝试的机会。
农村教育应该完全复制城市吗?
杨东平：我们现在的农村教育是在复制城市的应试教育，同样的标准和规则。但是农村的教育资源、学生的学习能力难以和城市竞争，我们把这种竞争称之为龟兔赛跑，实际上农村还是处于非常弱势的地位，所以表现在初中阶段大规模大量的辍学，到了高中升学的比例也很低。这个问题，各位怎么看待?仅仅是教师师资不足的问题，还是说我们农村教育的目标、功能、方向有问题?在农村实行完全城市化的教育这件事情是不是合理的? 张林秀：杨老师这个问题很深层，我的观点是，城市教育和农村教育适应性应该一样。就像别人问我少数民族教育和汉族教育，我以前总说少数民族的教育不应该抛弃传统理念，但是只要走上社会，是跟汉语环境的人在竞争，你是让他有同等的竞争力呢，还是在自己小群体里欢畅?我们的目标是一样的，让所有人都有同样的竞争力。
但是方式方法要改进。我有一个朋友搞教育的，他给孩子买小画书，所有的童话书都是外面进来的，不是我们本土的。这值得我们教育教学的人去思考，怎么把课件弄得更接近农村的孩子? 但从教学目标上来看，水平不应该降。不能在知识水平上对农村和城里不同要求。他们将来总得到北京上海，他们会碰面的，要在同一个场地竞争的。
康健：我觉得农村，特别是乡镇以下的边远的学校，绝不能走复制或者跟随主义，县中怎么教你就怎么教，看起来形式上公平，其实不公平。因为城乡差距把最优质的人力资源都抽走了以后，这个竞争已经是不公平了，还要用同等的方式来竞争谁高谁低?结论已经有了，这个肯定是不公平的。
那如果大家都学一样的东西，听起来也是公平的。2001年课改以来为这件事已经争论了一二十年，没有结论。90年代末，我在教育部课程改革专家组，我们就提出一个问题，城乡要不要学一本教材?是不是大家都学一样的样板教材? 一种观点是如果不学一样的，农村跳出龙门的一线机会都没有了，为这一线机会要学一样的教材。如果不一样了，对农村是一种歧视，一定要一样。现在面临一个问题，如果学的不一样，升学的出口用什么标准来衡量?因为学得不一样，评价标准就不一样。
第一次课改的时候认为农村的孩子为什么一定要拿高中的文凭?拿一个绿色证书，种果树、养牛羊你也有本事，但是不了了之。这件事情在农民那里也说不通，很多农民说给我降低分数进那些学校，可出来后跟城里完全不一样，找的工作跟城里孩子也不一样，所以他宁愿打工，也不愿意花三四年的钱去读这种书。
现在到了该有结论的时候了，如果这个事还没有结论，就像现在看起来是一种竞争，但实际上真的是不公平的。
80%的高考生上不了大学，农村教育应该培养什么人?
杨东平：我们来谈谈农村教育的目标。在相当多的农村西部地区，全县平均高考入学率20%左右，80%的考生注定是上不了大学的，那我们的基础教育从初中到高中为他提供了什么?我们现在的教育是升学的教育，对少数升学的人是有用的，对大部分人是没有用的，他留在农村有什么帮助呢?这是一个方向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在20年代的时候我们做过一种探索，当时提出一种概念，三“教”统筹，实现农科教三结合，改变单纯的升学教育。如果我们整个基础教育就是为了少数升学的人服务，这个方向是不是有问题呢? 张林秀：教育的核心是培养我们社会经济发展合格的人才。人才需要有非熟练的工人，也要有高精尖的。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公共资源要培养社会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合格劳动力人才。他也为自己的家庭带来回报。不见得所有人都要去上大学，起码应该有足够的知识能够在社会上立足。
我们现在说，中等收入转型的国家，基本的劳动力都是高中水平的，能学会掌握新技能的能力，而不是技能本身，这是我们教育培养的目标。基本劳动力的素质提高，有助于我们社会经济转型、产业链提升。
杨东平：我们国家还在教育规划，把高中教育提到议事日程。
康健：整个政策是从上而下的，但这个问题是长线解决的。如果我们不从小时候健康生活着手，小孩子就注定上不了高中和大学。如果不从长线抓，而从最上端，从高考、中考抓，我觉得没戏。现在的学校课表也好，课时也好，教学方式也好，特别是教师的教学水平，也注定了他只能跟着别人走。
“美丽小学”：村小也有“条子生”了
康健：现在我所在的美丽中国，我当校长，带了13个大学毕业生，我们为改变而来，我觉得还是充满希望的。我们还有了条子生!过去我在北大附中，条子生困惑了我很多年。以为回到村子里就安宁了，没想到村里有条子生了。有家长开始给我递条子了，说康老师我能不能把我的孩子从中心校转到村小?这说明大家会改变的。
村里的书记把孩子送到城里读书了，他怀疑我能待多久，我们来了能改变什么?现在开学三周，他偷偷来了四次，说你这个开学典礼办得跟所有的学校都不一样，不让领导讲话!一个领导都没有，没有主席台。第二天，他看到原来脏兮兮的厕所干净了，又修了浴室，上面是男孩的，下面是女孩的，说我的孩子要是可以在这样的学校里念书就好了。他孙子六七十个人一个班，听说我们一个年级只有30人。我们绝不做大班，我觉得是有希望的，能改变的。
杨东平：康健已经做了一个小规模的精品学校。
康健：我们十几个大学生在村子里，整个进展情况非常好，我们还是从健康、卫生、安全、运动，这些最基本的东西做起，不炒分数。我们绝不跟着人家走，这是农村教育体制上的突破。我们这个学校是承办的学校，是政府委托NGO管理的。
我们首先做的是改造学校的饮水系统，才花了一万多块钱，安装了一套净水设施，加温到100度，再降低到50度，用加压系统把水压到每一个教室，把全校师生的饮水都解决了。
张林秀：我给您一个定心丸，您别担心您只关注营养健康和卫生，我们很多的干预研究已经证明了，你把营养健康状况改善了，学业表现就会上去。有的孩子视力差，成绩差，我们帮他配了一幅眼镜，他学习表现就很好了。
康健：我们做这些事的时候，别人都有点怀疑，弄厕所?我们都是隔板的，男孩和女孩要有尊严。
张林秀：孩子的自尊心上去了以后，自然学业表现就会跟着上去，我们也测过因果关系的。
康健：现在农村公办学校条件越来越好了，都是标配，很多闲置严重，浪费。电脑室被很多人参观过，使用率永远赶不上参观率。现在我们完全换一套，帮助农村教师和农村孩子使用的。很多学校都是超大屏，大屏替代大黑板，其实没有什么改变。
我们不用大屏，用有利于孩子视力的小屏，用小桌子，个别化、小组化的教学，设施按照这样的方式去设计，方便孩子学习。
张林秀：我们也有一个实验验证。我们跑了很多地方，国家十三五的电气化工程要求每个学校必须有一个电教室。我们发现，电脑基本是闲置的，最多老师备课用。我说能不能让孩子直接用? 我们开发了电脑辅助学习的软件，安排孩子每个学期去上两个45分钟的课。在小学贫困地区不好找计算机老师，我们课程设计的是，任何一个老师拿着课件，维持秩序，让孩子自己玩45分钟。这些孩子各方面表现比不玩的增长快。
我们实现了两个目标，第一是让后进的孩子赶上来了，第二把电脑资源充分用起来了。电脑原来一星期开不了一次，现在我们每天都让孩子直接去用。刚开始，小孩不敢鼠标双击，手都在发抖，不到一个月，那些孩子如果家里有事请过假，就问老师说我能不能补电脑课啊，更喜欢学校了。
康健：在师资培养方面，甘肃2015年的数据至少还有一万所村小，小规模学校至少一万所，学生有十万人以上。这个数量还是挺大的。我们想自己建立一个乡村教育学院，针对包班制，重新再培养适合农村生长的教师。当地政府给了我们一块地，我们也得到了一些支持。真正要解决教师问题，第一个是落地要扎根，第二是针对乡村培养。
潍坊村小的教学实验
杨东平：我们揭示农村教育不容乐观的现状，也介绍了令人乐观的尝试。刘伟局长在潍坊做了一个教学实验，请他介绍一下。
刘伟：美国教育学家博伊尔写了一本书《基础学校》，梳理学校发展史和现状，设计了一种基础学校，具有普遍性。我们想，能够把他的想法落实下来吗?他们这个组织在全世界有500多所学校，我们一个团队能不能按照他们那些方法来操作?
我们做了三年的时间，开始感觉这套工具高大上，但具体研究了以后，发现就是一套工具。因为它的设计要求一个班最好不超过16人，我们就在村小做了一个实验，完全按照这套工具来操作，经过一年时间，发现我们教的方式和学的方法改变了以后，学知识太容易了，实现了我们学校和外面世界的对接。它核心的理念是真实情景、创新学习，概念驱动。
我们的教学内容是真正的以孩子为中心。现在国家拿出这么多钱培训老师，我觉得效果不理想，只有给他一个方法，让他在学习和适应方法的过程中，去改变和提高。我们有很多好的想法，但没有给老师工具，他手里没有工具，怎么做?我们说把教材放下，那好，我教什么?缺少了中间的工具。一个强大的资源库支持着老师的教学。
现场互动问答
观众A：我有两个困惑，两位老师讲的都是外力的干预，有没有跟乡村当地的互动，挖掘当地乡村的内发力量?对于乡村文化有没有关注? 张林秀：任何一个干预都要有目标，我刚才讲的外部干预，是模拟政府如果采取行动，是什么样的行动有效，怎么复制推广。
有人说孩子吃不好是家长的问题，干吗非得要政府买单给他们提高营养改善呢?我们也给家长做了营养知识的培训，效果不太明显。第一，家里没有钱，我知道天天吃肉对孩子有好处，但是做不到。第二，培训过后，回家就忘记了，效果和强度很弱。到底外力强制做更好，还是自发更好?只有尝试了才知道。
我们针对小学生贫血做过十几个干预实验，有三四个专门针对地方资源的，我们把蔬菜、红枣、豆子都搜罗了一遍。有铁强化酱油，一天得喝两瓶才能达到铁的量，还有铁强化面粉，但那些贫困地区都是自己生产的麦子自己吃，根本不去市场买。现在走的捷径就是维生素片，免费给发营养包，增加微量元素。全球都试过了这些方法，你要食补的话，有时候是来不及的，只能添加。我们国家又没有这个习惯，只能政府主导。
康健：我们农村几千年贫困了。从古代王阳明办的乡学，到近代陶行知、晏阳初等不少乡村改造，可是中国农村依然贫困。城乡差距不说，中心校和农村小学差别都很大。
为什么不把当地老师扶持起来?年龄结构根本没有办法解决。学科结构很难解决。学生层次质量问题其实也解决不了。你如果扎根在这里不走，就一定得突破现在的体制。现在农村教育是需要下重手的时候了，我们要三突破，观念、体制和标准上要突破。否则只能重复。
我们这一代受到过非常良好的教育，要敢于对现在的社会和农村教育问题有一些思考，做一些前人没有做的事情。必须有一批人来一起做这个事。
观众B：我在甘肃的陇南做过一年的驻校社工，有一些学校确实从校长往下，机制层层有问题，最后压迫小孩，非常严重。这种情况下，NGO力量的来源在哪?我们突破口在哪? 刘伟：我做过一个尝试。农村教育现在有些破败，村里人对教育不关心，而且我们校门是关闭的，孩子在里面怎么样，与村民没有关系。我们想，怎么让利益相关者知道这个学校是他的?我们成立了一个理事会，让校长、老师和周边有威望的代表参加，到学校看看，办得怎么样。
当校长出现空缺，要提名，竞争上岗，用不用村民说了算。以前大家都不关心它，真正的利益相关者不能参与，导致了很多了问题。一旦他知道这个学校是我的，是为我孩子服务的，就不一样了。
观众C：美丽小学是不是另外一种不公平?命运垂顾了这些孩子，我们面对这么多有需要的孩子，怎么推广? 康健：我们过去以支教为主，零散分到一个大学校，六七百上千人的学校，杯水车薪，很难做到改革和创新的层面，你只是顶了一个缺，新代课教师而已。
但是我们建一个乡镇以下的小规模学校，提出“走向最边缘，沉到草根中”。如果从根本上改变一个学校，去一两个人不起太大作用。我希望天下穷人家的孩子都受好教育。我带进去的这些人，希望一年至少踢出一个人，去另一个山沟学校当校长。
另外我有“三不变”：第一，生源不变，我只要本村的全收。收费不变。招生不变。地方标准不变，但是不代表我教学方法不变。
未来我们不会变成什么贵族教育，这条路我们不走。
观众D：我做过十几年老师，观察到现在支教是跟着欧美跑，但我们传统文化也有一些很好的内容。教育不能完全被当下目标束缚住，超越时空的素质教育也非常重要，我们的教育增加了多少他们对自我的了解，对人与自然之间相处的理解? 杨东平：利用传统文化资源办现代教育，这是很重要的方向。国内也有一些机构在这方面做了尝试，例如伏羲学校，比较成功，突破了我们主流体制学校的做法，完全按照中国传统的认知来学习，这种多元文化的尝试和探索是存在的。
康健：这个理念是对的，中国人应该有这个信心。根据我自己的判断，未来中国最好的学校会从农村最小的学校里诞生，因为它的环境，自然、乡村和社区的融合，是几乎所有城市和大学校不能比的。城市水泥制的学校，已经失去了走在世界最前沿的机会，他们是封闭式的，人的成长和发展失去了最原生的条件。必须扎根自己本土，否则是没有归属感的教育。
第三篇：《中国向何处去》读后感
直面改革开放进程中的“阴暗”
读《中国向何处去》有感
最近，应于作业要求，在网上搜索各种有关党史的书籍，一看到《中国向何处去》几个字，就深深抓住了我。拜读之后，感受颇深。此书主要描述了中国改革开放后时局，并进行评论，作者犀利笔墨、独到见解不多见。在和谐社会的大前提下，多数文章都以歌颂为主，对缺点、问题轻描淡写一带而过。而作者以揭露深层矛盾为主，并且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作者在书中，分析了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就和原因以后，分析了中国社会目前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城市化症结
城市化即是指在国家发展进程中，农业产值逐步下降，农村人口逐步向城市转移。相对于世界平均水平比较，中国的城市化落后大约15个百分点。这15个百分点表明，大约2亿应该转移到城市的农村人口没有实现。同时，农村就业的劳动人口，也多出了15个百分点左右。中国的户籍制度产生于上世纪50年代，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许是无奈之举。由于中国地大物薄，政府不得不将人口分为城市和农村两部分，以此减少政府的压力。但是，也由此也造成了近年来严重的不平等。农村居民，在住房、医疗、劳保、养老、基础设施等，始终受到不平等待遇。30年来很多农民离土、离乡，进入城市。他们在建筑工地施工、在矿山挖煤，他们成为中国产业工人的主力。但是，我们遗憾的看到，他们不属于自己所在的城市。因为，没有当地的户口，他们依旧是农民，不能享受社保、不能购买住房。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今天似乎还不如100年前民族工业兴起时，农民自然转换成为产业工人的阶段。农民工的根在农村，他们只是客居城市。但是要把几亿农民转化为城市居民，难度大的难于想象。尽管，有些城市开始了农民工转为当地市民的探索，但速度不会很快。因为，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超大城市，目前已经人满为患。如果将户口真的放开，将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二、房地产的病态
房地产业近年来飞速发展，成为社会上瞩目的焦点问题。房价过快增长，民众怨声载道，政府多次调控，效果难于评估。问题能解决吗？不容易！因为，原因太复杂，盘根错节。
作者在书中，谈到几个方面，综合起来包括：现行土地制度供给结构与需求的矛盾和冲突；中国住房强劲的需求市场；高房价成为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高房价是土地制度、政策、管理的结果；粮食安全与土地的矛盾等等。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特别是价格高居不下，几乎是一个无解的难题
三、中小企业无人问津
中国的就业问题，近些年来十分突出。官方公布的数据，其实仅仅是城市居民的就业情况。中小企业一般是劳动力密集型，特别是服务行业可以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但中国的考核体制有明显缺陷，均以GDP和财税为主要内容。哪个地区上述指标发展快、增长多，就受到表彰，就受到重用和提拔。其他指标、包括就业都属于软指标。为此，很多地方的政府对发展中小企业并没有兴趣。因为，10个小企业也没有一个大企业创造的GDP和税收多，100个小企业也没有一个大企业影响力大。我们看到，很多官员热衷于总部经济，千方百计吸引大公司、包括国际大公司到本地落户，甚至不惜给予政策、土地等优惠，给予资金支持等。并且，各地为此争先恐后出台政策。很少看到，政府主动为发展中小企业出台政策，很少看到为农民工、商贩、保姆等草根族做什么事情。不仅如此，在创业门槛上，中国也是全球比较高的。包括注册资金、经营范围等。这些，实际上与解决就业困难相去甚远。
四、机关难于控制
作者用大量的事实、包括数据，披露了当前中国体制下，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等，需要公共供养的部门，制度、体制、现实中存在的问题。1.中国供养负担沉重，在中国的体制下，社会供养负担沉重，无论是绝对还是相对指标。从政权机关分析，一般包括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司法部门包括公检法机关。一般实现上下对口制度，从中央到县级基本对口。在政权机关中，有公务员编制，还有事业编制，很多地方的后勤管理没有社会化。除此以外，政府办学校、办医院、办公共事业，也是加大供养负担的重要方面。近些年来，政权机关改革多次，但成效甚微。2.税费体制的障碍，中国的税费体制中，有很多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国家收入长期以来增长过快，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要大幅度提高个人收入，首先是国家要从国民经济分配中，减少自己的份额。3.税外收费和罚款，中国的税收体制很特殊，除了法定税款以外还用很多带有税收性质的收费、罚款，这和中国供养人口过多有直接关系。在中国的供养体制中，有全额拨款单位、差额拨款单位。其中，差额拨款单位，由于经费不足，被允许向管理对象收费、或者罚款，来补充固定拨款的不足。有不少部门，也乐得享受这种收费、罚款。不仅解决了经费需要，还有不少寻租机会。
第四篇：法理学：《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的书评
书评
陈晓 法学法硕 201322061038
《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从学术层面剖析了中国法律目前状况，对法学的世界回顾与前瞻做了极大的推进。然而，我认为，在中国法律哲学的意义上，关键问题并不在于“中国法学向何处去”。而是如何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
邓正来教授的论著通篇都是围绕对他所谓的自1978年以来到2004年26年间整个中国法学的批判性反思，尤其是集中地对他所认为的中国法学中最具影响力的几种主张即“权利本位论”、“法条主义”、“法律文化论”和“本土资源论”的深入分析和批判，批判似乎也就成为邓教授的主要着力点和主要关注。然而我认为，邓教授的论著要旨不在于“批判”本身，而恰恰在于透过这种批判所进行的“建构”：建构中国自己的法律哲学，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
虽然《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形式上都是对近26年的中国法学及其主要理论主张的深刻批判，但其思想的主线和主要的学术关注始终是中国法律哲学的根本使命的阐明，即中国法律哲学的使命在于为中国人民提供符合中国人民的生活本意的理想图景。那么，现在的中国法律哲学意识到这个使命并有所行动了吗？邓教授认为没有。据此，邓教授指出：“我们必须结束这个由现代化范式支配的法学旧时代，并开启一个自觉研究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法学新时代。”换句话说，中国法律哲学必须自觉意识并真正开始思考其思想和理论的使命，必须自觉担当为中国人民提供符合中国人民自己的生活旨趣与本意的理想法律图景。邓教授已经阐明了为中国人民的生活提供“中国法律理想图景”这一中国法律哲学的根本使命。
读完邓教授的论著，本以为邓教授肯定会为大家提供具体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但是读到邓教授下面的文字说，又有些颇为失望：“这类有关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是什么的问题或者以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是什么为前提而提出的问题颇为重要，值得认真对待。但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上讲，我必须指出，这类问题在根本上透露出了一种我本人极其反对的本质主义倾向，是以一种我们以为存在着的某种本质性的、唯一正确的、超越时空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实体性理念为前设的。”仔细品味邓教授的文字以后，发现邓教授并不是非常狡猾地以其高超的学术论证技巧掩盖了问题，而是提出了一种问题处理方式：提供一个确定的或者说“是什么”意义上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在这里并不重要，或者说分保就没有必要。这里的真正理论问题或者说真正的哲学问题，不是“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是什么”而是“如何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从哲学角度来讲，“理想图景”的“有无”和“是什么”只是一个事实层面的或者说现实层面的问题，只有“理想图景”本身“如何建构”才是一个思想与理论层面的或者学术层面的问题。而后一个问题，实质上就是一个有关思想或者观念的操作问题，也就是一个思想或者观念的思想实践的问题。在著作中，邓教授从来没有否认过中国法学存在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恰恰相反，他正是在认可中国法学的确存在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的前提下展开对中国法学的反思和批判的。只不过邓教授所认为的是，中国法学所提供的“法学理想图景”不是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而恰恰是西方的“法律理想图景”，这里就出现了不匹配或者错位的问题。而究其原因，邓教授认为是因为中国法学在整体上收到了他所谓的西方“现代化范式”的深刻影响，从而使中国法学和中国法学论述由于深处其中而基本对这一深刻的重要问题不意识。
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从思想上和观念上制造或者建构或者处置真正的理论问题。具体来说，中国法律哲学使命的践履，不在于构建或者得到一个成型的具体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而在于“中国法律理想图景”各种可能性的思想与理论筹划的思想方法。于是，邓教授从思想操作的角度对中国法律哲学使命的践履也即“如何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做了理论化的问题处理：面向世界结构中的“主体性的中国”、面向世界结构中的“主体性的中国”的中国人、面向世界结构中的“主体性的中国”的中国人的“生活”或者“实践”来思考和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而承担这样的思想建构任务的中国法律哲学，也就必然地在其具体而实际的思想与理论工作呈现其思想个性。
论著中也许存在一个逻辑的毛病：邓教授明确声明，他特别反对诸如“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是什么”这样的本质主义的提问，因此他绝不会在自己的论著中给出一个本质主义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是什么”来，但是若问“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必然的答案就是“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只要他开始着手对于“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思想建构”，就必然会有一个“法律理想图景”的本质主义的结局在前面逻辑地等待着他，这样，他就不能不自我否定了。所以，邓教授所设定的问题“中国法学向何处去”本身就是无解的，其所谓的“要开启一个自觉研究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法学新时代的宣言实际上也就不具有“思想建构”或者“思想创造”意义上的操作可能性。但是在论著最后一个小型研讨会上，邓教授说“当我把你从狼口里拯救出来的时候，请别逼我把你重新送回到虎口中去。”这里又非常聪明的显现出来邓教授并不是真正反对给他的这个“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的问题一个本质主义的结论，只是他本人不愿意这样做而已，而且，他也认为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是必然会在最后形成一个具体的“理想图景”的，只是这个时候的“理想图景”不是任何个人单独的“思想建构”而是众多的人在单独的“思想建构”过程中“反复博弈达成的重叠共识”，也就是说这是一个众人共建的“理想图景”。但从结局的意义上来讲，难道这个“理想图景”就不是“本质主义”的吗？而我认为，“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的问题在长时间段里仍然有一个或者说无法避免“本质主义”的结局。
综上所述，邓教授就中国法律哲学所提出的问题“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大体上可以说是一个“假命题或者“伪命题”。事实上，邓教授自己在论著中也成人，中国的法学学者在事实上都是有自己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而且，基于民族传统文化的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无论中国的法学学者所使用的学术理论资源是西方的还是非西方的，其所建构的“法律理想图景”都始终是、而且也不能不是“中国的”，而绝对不是或者不可能是任何“西方的”或者“别的哪一方的”。同时，既然中国的法学学者无论依据何种学术理论资源，其所提供的有关中国法律的理想图景都不能不是“中国的”，而且这种多样化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不是一个确定事实状态或者自然状态，这些事实状态或者自然状态在总体上自然而然地也就显现出中国法学的逻辑走向——即向何处去。如此这样，把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作为一个法律哲学的理论问题提出来似乎就没有什么真正的理论意义了。更何况，中国法学向何处去这个设问十分明显地彰显出一种强烈的理想设计色彩或者说本质主义的内在预设，而这恰恰与邓教授所表示的强烈的反本质主义相抵触。
于是可以看出，在中国法律哲学的意义上，关键问题并不在于“中国法学向何处去”，而在于“如何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而我认为，这本来就是邓教授《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的真正的思想与理论问题。
第五篇：吕良彪：达能的“中国战略”向何处去？
吕良彪：达能的“中国战略”向何处去？
——从“达娃之争”看跨国经济的“中国战略”
达娃之争”绝对不是单纯的法律问题，也绝对不是单纯依靠法律可以解决的问题。在双方“角力”基本平衡的情况下，法律又成为解决达娃之争最基本的依据。
双方的并购战、法律战、舆论战，无非希望在解决达娃之争的博弈和利益再分配中占据主动权。某种意义上，提前终止合同，清算公司，可能是解决达娃之争最合法、最公平也最彻底的解决方式。
－－题记
“达娃之争”自去年四月爆发以来，双方围绕“娃哈哈”系列商标权归属、同业竞争、合资公司控制权等问题在海内外展开了一系列“法律战”和“口水战”。在此过程中，达能作为成熟的跨国经验所表现出来的投资战略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并购战略、法律战略、舆论战略以及买办战略，很值得日益融入全球化的中国企业学习、借鉴与反思。
一、达能的中国投资战略
1、高起点的投资使其成功地将中国乳品饮料市场纳入其全球战略
达能进入中国二十一年来，先后投资娃哈哈、益力、乐百氏、光明、梅林正广和、汇源、蒙牛等中国乳品饮料行业的七大“龙头”企业及其他企业，2006年年销售额达近四百亿人民币。在占有巨大市场份额的同时，达能向所投资的具有激烈关系的中国乳品饮料行业的龙头企业派驻董事，以此加强对企业乃至整个中国乳品饮料市场的控制力和影响力。这种高起点、高质量的投资战略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项目的“人弃我取、单打独斗”形成鲜明对照。
2、以投资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财务投资与产业投资的灵活掌握
达能的中国投资前期以财务投资为主，除向所投资企业派驻董事以外，达能多关心投资的财务回报，而鲜为涉足企业的具体经营。但基于其对所并购企业法律上的控制权，达能随时掌握控制企业经营管理的权利，乐百氏即是一例；如非遭遇宗庆后强力抵抗，娃哈哈亦难免重蹈乐百氏覆辙。
跨国经济投资利益的最大化与东道国民族经济的健康发展是一对永远的矛盾，和谐发展则共赢；跨国经济为追求自身利益不惜伤害甚至牺牲东道国民族产业，或东道国的盲目排外，则矛盾与斗争在所难免，处理不当必然导致双败的结局。
二、达能的中国并购战略
1、股权收购争取主动的法律技巧
1996年达娃合资之时，原本商定宗庆后所控制的两家娃哈哈企业占股49%，达能占股41%，百富勤占股10%，但随后达能与百富勤以在新加坡注册的金加公司控股合资公司51%的股份，达能与百富勤则分别成为金加公司分别占股份70%、30%的股东。这就使达能、百富勤之间的股份转让根本不必征得宗庆后同意，控股金加即意味着控股娃哈哈合资公司。随后，百富勤不如意外地将其在金加的股份全部转让给达能，娃哈哈合资公司由此成为达能控股的子公司。
2007年2月，距达能参股汇源仅半年时间，达能就在汇源果汁IPO时行使优先认购权，以1.223亿美元的代价，将所持汇源果汁的股份由上市前的22.18%增持至24.32%。对此，汇源高层表示，达能此举主要是根据合作之初签订的“反摊薄权力”协议，在达能所持有股权可能被稀释时，追加投资。
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理应让中国的企业家明白：在经济活动尤其是诸如跨国并购这样一些高端业务中，聘请专业人士人的费用应该是一种投资而非成本。
2、合作过程争取主动的法律技巧
（1）合作“陷阱”
例一：今年4月，达能突然以非合资公司生产的产品未经合资公司董事会通过，擅自使用“娃哈哈”商标，违反双方曾于1996年签订的《商标使用权转让协议》和《商标使用许可合同》为由，要求低价强行收购娃哈哈非合资公司51%股权；
例二：在与光明乳业的最初合资时，达能同意将其部分“达能”商标与外观设计交给光明无偿使用至2011年9月。但在协议的附加条款中，达能只允许光明在两个菌种的酸奶中无偿使用这个商标。尽管后来光明违反协议在别的菌种上也使用“达能”商标，达能一直没有表示异议。然而就在光明股改之时，达能却突然抛出了光明的“违反协议”大做文章，并以此为谈判条件。截至2006年，达能最终以低于流通市场价大约1/3的价格如愿增持光明股份，得以成为光明乳业第二大股东的地位。
（2）控制合资公司的法律技巧
方式一：通过公司章程设定高定额的任务。达能接管一年后，即以未能完成工作目标为由将何伯权为首的“乐百氏五元老”踢出管理层。
方式二：巧设董事会权限掌握公司控制权。正广和和娃哈哈即是典型，达能先是谋求董事人数的相对多数，再将任命总经理这样重大的事项设置为简单多数通过即可的事项，从而在董事会简单多数的情况下即可控制合资公司。
3、涉嫌“灰色”的并购手法
在媒体质疑达能增持光明乳业股份时，范易谋先生一再强调系与当时的上海市国资委合作。据查，那个时期的上海市国资委主要官员，已因腐败问题被查处。曾有机构拟向上海市纪委实名举报“达能公司当年用低于市场价格30%购买光明乳业股权，是通过串通陈良宇，由原国资委主任凌保亨具体执行的国有资产流失行为”,要求调查达能在此并购过程中是否存在违法。我们同时注意到，近期达能不仅以4.58元/股的低价完成转让，还拿出了3.3亿的巨资作为光明方面“市场、渠道等相关补偿费用的代价”。加上今年4月达能在收回托付光明打理的子品牌 “碧悠”时也曾支付补偿费用8000万元，“达能向光明支付了4.1亿元费用”。
三、达能的中国法律战略
1、管辖权选在东道国境外
综观达能与国内各企业的合资合同，关于合资争议的处理，无一不选择了国外的仲裁机构。这种安排，一是避免东道国的单边保护主义伤害投资者利益，二是对不善国际性诉讼、仲裁的发展中国企业造成强大心理压力。
对此，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极富创新性的诉讼战略，使娃哈哈从程序上和实体上握有打赢法律战的“撒手锏”。从管辖权的角度而言，笔者作为娃哈哈合资企业工会、职代会的代理人，认为娃哈哈合资企业职工是公司的股东，是独立的民事主体，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有权独立提起股东代位诉讼。当作为合资公司的股东殆于行使或无法行使追究侵害合资公司利益的大股东责任时，工会、职代会作为股东的代表，有权提起股东代位诉讼。此种股东代位诉讼，理应由中国法院审理而不必到国外仲裁。
2、多头诉讼形成围攻
达能分别于2007年5月，在斯德哥尔摩仲裁院针对娃哈哈非合资公司和宗庆后先生个人提起了八项仲裁；6月，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最高法院对宗庆后先生女儿宗馥莉小姐和妻子施幼珍女士提起一项诉讼；7月，分别在意大利和法国针对娃哈哈的设备供应商西德乐公司提起两项诉讼；9月，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一项行政诉讼。此后，又分别于美国和英国法院起诉，并冻结由被指由宗庆后先生及其家人控股的离岸公司对“娃哈哈”非合资企业的股份。在新疆等地法院以宗庆后先生涉嫌同业竞争为由提起诉讼。
娃哈哈方面针对性地由三类主体对达能及其派驻人员提起诉讼和仲裁请求并获得法律上的主动：
其一，2007年5月，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在杭州市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请求终止《商标转让协议》；达能提起仲裁反请求；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起诉要求人民法院撤销合资公司关于选举范易谋为董事长的董事会决议。
其二，2007年7月，娃哈哈集团与部分娃哈哈合资公司小股东在沈阳、吉林、宜昌、桂林等地对范易谋、嘉柯霖、秦鹏等三人提起诉讼。法院已相继认定被告构成同业竞争，并判令其向合资公司赔偿损失。
其三，2007年12月，娃哈哈集团工会在山东潍坊起诉达能侵犯合资公司利益，人民法院依法冻结了达能在合资企业内的股份。
目前，针对西德乐公司的两项诉讼达能已告败诉并被法院判令赔偿西德乐公司损失十万欧元；针对国家商标局的行政诉讼已经向人民法院申请撤诉；起诉宗庆后先生构成同业竞争的诉讼请示亦被新疆相关法院驳回。杭州市仲裁委员会以诉讼时效已过为由驳回了达能的诉请，达能为此向人民法院提请撤销仲裁裁决的诉讼。目前此案正由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之中。
四、达能的中国舆论战略
成熟的舆论战略是达能实现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例如当百事可乐可能进入法国市场并可能对达能进行并购时，达能在法国发动了一场对百事可乐的全方位抨击，使法国上至总统、议员，下至商家、百姓，都为保护达能这一“法兰西民族瑰宝”而同仇敌忾，最终使百事可乐退出法国市场。在达娃之争中，达能同样运用高超的舆论战术：
达能聘请了世界知名的公关公司，为其提供专业的舆论服务：专业的机构、精心准备的措辞、专业人士的统一发布、与媒体的良好沟通等等，使达能在达娃之争初期几乎形成了一边倒的舆论优势。在对娃哈哈、宗庆后的打击中，最主要的舆论指责，都是来自中国国内的专家和媒体。究其原因，就在于达能专业化的舆论战成功地引导了中国的媒体，而中国企业家近乎赤膊上阵的“朴素”则使中国企业陷于被动。在国际上，达能通过舆论和诉讼，一再宣称其在中国可能得不到公正司法的保护，一再妖魔化竞争对手，既为自己争取舆论支持，也对中国司法形成压力。
达能的中国法律、舆论，都采取低成本高效率的定点清除的“狙击战术”，如将“达娃之争”巧妙地转化为“达宗之争”，并通过对宗的家人的诉讼对宗施加舆论压力，并期望以此引发宗的其他法律风险。除掉了宗，也就除掉了控制娃哈哈企业的最大障碍。据称，在应对国家商标局所发函件过程中，达能同样采取了对具体经办人员的举报对其施加强大精神压力试图迫其就范。
成功的舆论战可产生巨大的“舆论泡沫”，在短时期内对对手形成巨大压力。但只要承受住了压力，舆论泡沫自会随着真相的不断揭示而告破裂。解决“达娃之争”，需要理性地尊重中国法律，以真诚的意愿和智慧寻求问题的解决之道。
五、达能的中国买办战略
“买办战略”，跨国经济“本土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即跨国公司以利益或其他方式雇用、影响当地人员为其服务，一般有两种：
1、经济利益上的买办，这很容易理解。
2、非直接经济利益的买办，这其中也可分为两种：
一是利用东道国固有的社会矛盾，使部分人员为争取自己的利益自觉不自觉陷入其中为其服务。典型者可通过某些扩大宣传，诱发某些人心底“仇富”等非理性状态，利用打击对象的竞争对手；或是创造一些氛围，激发某些想参与其中却无能为力的“小人心态”，让他们从道德层面去抵毁作为同行的专业人士。
二是利用东道国某些 “精英阶层”过于富于反思精神的思维方式，迎合这些人对所谓缺乏契约精神之类民族劣根性的深恶痛绝，将其置于思想者、反思者和正义坚持者的虚幻地位，使这批人自觉或不自觉地为跨国公司的利益摇旗呐喊。
“达娃之争”绝对不是单纯的法律问题，也绝对不是单纯依靠法律可以解决的问题。双方的并购战、法律战、舆论战，无非希望在解决达娃之争的博弈中占据主动权。双方在相关部门主持下闭门谈判并一再延长谈判期限，亦在预料之中。截止4月10日，双方谈判的暂时无法达成一致亦未有延期之说，归根到底还是对已方“法宝”未尽全力的不甘心和对对方能力的错误判断乃至打压，为未来的利益再分配争取主动。双方争执已至“内力拼决”阶段，任何花哨的伎俩已不再有效。在双方“角力”平衡的状态下，法律又成为解决达娃之争最为基础的因素。达能对娃哈哈和宗庆后先生的诉讼、仲裁请求，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商标侵权；二是同业竞争；三是达能作为大股东失去了对公司的控制权，合资公司沦为“空壳”。
其一，关于商标侵权
商标转让以国家商标局核准为条件，现有证据表明，国家商标局对于娃哈哈商标的转让申请“一直未予核准”，且达、娃双方对此均明确知晓，杭州仲裁裁决也已确认娃哈哈集团对商标的所有权。商标使用许可合同有两个版本，其中未报备案的版本中规定的使用许可与转让并无区别，属于规避法律的变相转让，属无效条款；当未报备合同与报备合同出现矛盾时，以报备案合同规定为准，而已报备案合同只是授予娃哈哈合资企业普遍的使用许可和再许可的权利，商标权人有权使用和许可他人使用；双方《商标使用许可合同第一号补充协议》也对非合资企业的使用权进行了规定。因此，达能放弃该项诉请当属明智。
其二，关于同业竞争
娃哈哈企业自始即由三种企业构成：一是合资企业股东；二是娃哈哈合资企业；三是娃哈哈非合资企业。在双方《商标使用许可合同第一号补充协议》中，娃哈哈非合资企业被称为“被许可的娃哈哈企业”。娃哈哈非合资企业一直为合资企业提供代加工的生产，产品交由合资公司统一销售，审计报告也包括非合资公司的生产。达能方一直知悉并允许娃哈哈非合资公司及其与合资公司间这种合作的存在。因此，娃哈哈非合资企业与合资企业间并非竞争关系，而系代加工的关联交易。宗庆后先生服务于娃哈哈非合资企业，并未违反竞业禁止，亦不构成同业竞争。而达能投资与娃哈哈有激烈竞争关系的同类企业，显然已经构成同业竞争，且中国法院亦作出相应判决。
其三，关于大股东控制权
达能作为娃哈哈合资公司大股东，失去对公司的控制权和无力行使对公司的管理权是两个概念。曾有传言称达能将大范围撤换公司经理人的不明智之举，笔者以为，即使作为公司大股东，亦不得滥用其股东权利，有意侵害公司及其他股东权益。若采取此等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行为，必须对此承担全部的法律责任。
萨科齐总统访华之际，笔者曾发表了自己受娃哈哈工会、职代会委托的《调查报告》及《法律意见书》，并提出了双方解决问题的前提条件和基本思路。在此，笔者再次呼吁合资企业工会、职代会敦促公司两大股东以公司利益为重，公司利益就是股东利益。希望两大股东真正拿出诚意，协商解决纠纷。目前，必须解决好以下基本问题：
第一，双方是“合”还是“分”
这场跨国婚姻发展到今天，双方无论合与分都不难理解。关键是未来究竟是合，还是分，这个大方向首先要谈清楚。这个原则性问题解决之前，任何一方指责纠缠于对方拒绝上市或不谈具体的股份分配比例系缺乏诚意都是不负责任的。
第二，如何“合”与如何“分”
其一，双方在什么样的利益再分配条件下可以继续合作？是保持现有股东结构，还是引起新的战略投资者多元投资者继续合作？是保持现有娃哈哈合资公司、非合资公司并存，还是将所有娃哈哈企业进行整合？
其二，如果决定“分”，是达能还是娃哈哈退出合资公司？退出合资公司的条件是什么？是否考虑新的战略投资者？
第三，未来新的娃哈哈企业如何发展
无论合与分，都将面临未来娃哈哈合资企业与非合资企业的整合问题，都面临娃哈哈企业如何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问题。
第四，如果双方确实无法合作，可以提前终止合同，清算公司。某种意义上，我可能是解决娃哈哈最合法、最公司也最彻底的解决方式。
我们应该感谢达能给我们带来如此深刻的启发与冲击，我们应该感谢宗庆后先生在领导中华民族企业与跨国经济博弈过程中给我们的震撼与思考。“达娃之争”的出现适逢其时，对于融入全球化过程中的中国企业、中国资本乃至中国政府而言，都是一个考验；对于国人的心态、舆论与传媒的成熟、政府管理社会的法治化与政绩考核机制的科学化，都带来了全面的挑战，也使我们的企业、我们的社会更趋成熟。同时，这一事件使我们这个民族对法治理念、契约精神乃至中国的民族品牌保护、国家经济安全以及如何正确面对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都能有更深刻的理解，从而促进社会的成熟与进步。
[作者系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北京律协风险投资专业委员会主任、兼职教授、硕士生导师、仲裁员，娃哈哈合资公司工会、职代会委托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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