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刘渡舟、胡希恕、许振寰)~单志华

第一篇：我的老师(刘渡舟、胡希恕、许振寰)~单志华

我的老师(刘渡舟、胡希恕、许振寰)

早有心思写这个题目，除了缅怀，亦有感于中医界的现状。

然而几次提笔又放下，总觉得这题目太过沉重。较之于老师的盛名，较之这个社会功利化的标准，较之一个个如今已经成为“博导”的他的学生们，我觉得我没有给老师争光添彩，也无缘什么显赫的社会兼职、学术头衔。我所做的，只是按照传统的家传、师承，加上为拿文凭而系统接受的学院派教育；按照传统的读书——临证——再读书——再临证，这样的模式走了三十余年。

一

我是1980年春节正式拜刘渡舟老为师的。

记得大年初三那天，我拿着父亲的亲笔信和一篮盖着过年红纸的水果，来到中医学院宿舍的筒子楼二楼(不久刘老一家便迁进学院新建的教授楼四室一厅的新居）。表明来意后，刘老先考查了我的中医基本功（这之前我已随父亲学医二年），然后点点头说：嗯，不愧是将门虎子。还说：放在过去，这一拜师，这辈子饭碗是不愁了。不过学医不能使人富，如果以发家致富为目的，就不要学医。我点点头。

后来老师告诉我，我是他“私人带徒的第四位弟子”。就这样，从1980年2月到1983年10月，整整三年零八个月，跟随老先生攻读中医经典，尤其以《伤寒杂病论》着力最勤。为了阅读上的方便，这里有必要先简单解释一下中医“伤寒”的概念：

伤寒有广狭之分。广义的伤寒是一切外感疾病的统称；狭义的伤寒即外感风寒感而即发的疾病。《伤寒杂病论》这部书是从狭义的外感风寒入手，引出广义的外感疾病及其合并症，进而以原发或继发的疾病形态涉及到许多内伤杂病的辨证论治、理法方药，所有这些内容，张仲景天才地以“六经”的理论框架辨析之、统括之。因而在中医学术史上，它是继《黄帝内经》之后的第二个里程碑，标志着中医治疗学体系的建立。

先生对我要求严格，“背功”是最基本的，用先生的话讲：我的学生就得讲究“背”，什么叫学问？肚子里得有几本书。

汉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是中医经典著作中最难啃的一块硬骨头，文辞古奥，文意隽永，含蓄吐纳，非常耐人寻味。

我在正式学习这本书之前，先生要求我先背诵清朝《医宗金鉴》里的《伤寒心法要诀》、《金匮心法要诀》，还有陈修园的《长沙方歌括》等。那会儿年轻，记忆力没问题，工作之余用了几个月时间，基本背完。每次去先生处，他先考我书背得怎么样？然后再布置下一步。张仲景的这部书历代医家有不少注释，首开其端的是宋金时期的成无己注本，据考证，成无己活了90余岁，而用于注书的时间竟达40余年。其宗旨是本着《黄帝内经》为《伤寒论》作注解的。

先生属于“尊经派”，要求我详细阅读成无己的伤寒论注本，同时主要参考清朝伤寒大家柯韵伯的《伤寒来苏集》、尤在泾的《伤寒贯珠集》。其时先生的著作《伤寒论通俗讲话》已经出版发行——这部书同样是我学习的重点，书翻得纸边已经部分被“吃掉”。作为正式学习《伤寒杂病论》的学术准备与专业铺垫，我经历了大约一年时间。

这之后又用一年时间攻读背诵《伤寒论》原著398条经文、113个经方（包括药味组成、剂量、煎服法）。并进一步研读有代表性的各家注本。按照先生给我定的学习单元，每结束一个单元，要我写出学习体会。以提问答疑的方式条分缕析地解答我的问题。真正是：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后来我问先生，中医学院本科教材《伤寒论讲义》要求150个学时结束，可我却学了这么长时间，是不是太笨了？先生笑了，随口带出一句：那（指教材）都是白搭。说学经典一定要落实到原著上，要跟张仲景“说上话”。仲景方我们叫经方，药少而精，疗效惊人，有鬼斧神工之力，起死回生之妙。且方义隽永，药味精当，耐人寻味，不可思议。我是专搞伤寒的，你很幸运，跟你老师吃学术上的“小灶”。

先生作为全国统编教材《伤寒论》主编，要我学的竟完全是他非常私人化的另一套教学法，联想到他说的“中医讲究传道，讲究传道之人”，我掂量出这“弟子”的分量。是的，按照教学大纲编写的教材，属“集体智慧”，最后由主编“审定”。有的“不传之秘”，教材当然见不到，就是跟着老师随诊的学生也很难得到老师的“秘传”。

为什么当今中医药大学毕业的学生，普遍临床能力低？老师上课照本宣科，学生以“应试”为标准，哪来的实际本领和悟性？中医这门学科不拜师就很难有境界的升华。如同子贡评价他的老师孔子时说：“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所以，学习——升堂——入室，这三者间是有很大区别的。中医是一门个性化很强的学科，古人讲“自非才高识妙，岂能探其理旨耶？”译成白话就是：如果不是才能高超见识绝妙的人，怎么可能探讨其中的道理旨趣呢？

我除了按照先生的要求完成学习计划外，有时也帮助先生誊写他的书稿。1983年，先生的《伤寒论十四讲》出版了。他送给我一本，扉页上写道：“志華贤契 渡舟 83年4月3日” 这本近十万字的著作，高度浓缩了先生几十年的伤寒治学经验体会，是先生学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有就是先生于九十年代初，出版了一本《伤寒论临证指要》，这本书不足八万言，但颇具大家风范，气势磅礴，将伤寒论的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认识高度，以“辨非”、“水证”、“火证”三论一贯首尾，非常精彩。

时至今日，先生出版的著作不下十余种，我一概收藏。不过，以我今天的眼光看，我最欣赏的还是老师早年的著作，篇幅不长，“有干货”，写得实在，很切合实用。至于后来，徒子徒孙的硕博们挂老人家的名编的书，就不好说篇篇精彩了。

在系统完成了规定的中医经典著作的学习及清朝温病学派的代表医著后，我于83年10月学徒期满。老师亲自写了“书面鉴定”，中有“该同学对所学书目均能领会其精神实质，且颖悟过人”这样鼓励性的评语。恰逢其时，我刚刚为父亲整理出一部近24万字的论著，交稿于人民卫生出版社并被批准出版，我老师亲自作序。这部书按“高级专业参考书”类别编入该社1984年出版计划，第一版就发行了21000册，不久又印发了8800册，较之一般专业书三、五千册的印刷量，父亲这部书的发行量实出乎我的预料。

1995年秋，北京中医药大学召开“刘渡舟教授行医50周年暨80华诞庆典”，我收到一封大红描金的请柬。那天，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民主党派、北京市委、中医科学院、中医药大学等领导到会致辞，还有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京剧名伶、中央乐团资深指挥等一块合影拍照，老师十分高兴，满面红光。一会儿，董其昌李维康夫妇同台献艺，专为老师祝寿编排一个段子，唱得满堂喝彩，伴随着一片掌声，只见老师拱手连连致谢。

入晚，老师以个人名义举行宴会，招待各界来宾，可能开了二十几桌，大约两三百人参加。席间，众人热情地纷纷敬酒......等热闹劲儿过去了，我站起来，庄重地倒上一小杯白酒，走到老师面前：祝老师健康长寿并感谢对我的栽培之恩。言罢，一扬脖，干了。随后一个鞠躬90°。老师看着我深情地点点头。

我旁边坐的两位，一位是老师带的首届博士生，刚刚评了教授职称，一聊天，他忙说“久仰久仰，刘老经常提到你”。另一位岁数稍大，是恢复高考后的首届研究生，现在是伤寒教研室的教授，他眼里含着笑意问我：“你看我的手，患类风湿已变形，有什么好办法吗？”我微笑着摇摇头。面对这些学术精英，我只有洗耳恭听的份儿了。

晚宴结束时，众学生弟子与师合影，我躲在最后，居然被老师看到，他特意要摄影师拍了一张我们师徒二人的合影。真的，包括卫生部部长在内的众目睽睽之下，老师的这一举很让我感动——他是没有忘记与我父亲的交往。

记得我去英国后还与老师通过信，把我在泰晤士河畔还有特拉法加广场的照片寄给老师。

如今先生去世整整十年了。老人家当年给我打下的扎实的中医基本功，让我受用一生。我还真切地记得他老对我的谆谆教诲，先生说：学东西要讲究体系，什么叫体系？你的东西要能提拉的起来，麻线穿豆腐——提拉不起来，那不行。

二

在跟随刘老攻读中医经典著作期间，1982年初夏，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有幸结识了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的另一位名老——胡希恕老先生。记得父亲当时患肺心病住院，病情发展出现肾积水，导尿失败，其中一位名老提出用麝香外敷肚脐，借其芳香开窍之力或许有效，于是院方派人去山西讨回一点上好的麝香给父亲用上，果然尿液点滴而出，可是也就这样了，终未能解决问题。

父亲病情在恶化，高烧、神智昏迷、大小便闭塞不通，已出现心衰合并肾功能不全。院方邀请中医药大学的六位名老中医（包括董建华、王绵之、我老师刘渡舟、胡希恕、赵绍琴、杨甲三）会诊，有位名老提出心衰合并肾功能不全当以扶正为主，先保心肾控制住病情。84岁的胡老诊完舌象脉象后，提出一个与众人截然不同的“峻剂攻下”法并处方案，还说：“小大不利治其标”，必须先解决大小便问题——这就是救人。态度非常果断。众名老念其年事最高，便都依了。但大家都捏着一把汗。服药到第二天，奇迹发生了：大便五次，开始排尿。到第五天，尿量已达正常，肾积水消失，父亲开始下地活动......后来刘渡舟老在胡老著作的序言中写道：“每当在病房会诊，群贤齐集，高手如云，惟先生能独排众议，不但辩证准确无误，而且立方遣药，虽寥寥几味，看之无奇，但效果非凡，常出人意外，此皆得力于仲景之学也。”

就这样，一周后父亲出院了。为表达谢意，父亲准备了两瓶茅台酒让我送给胡老。老人家那会儿住在东直门医院宿舍——一个小两居室，采光也不太好。

记得那是一个午后，大约3点半的时间，估计老人家午睡已醒，我携礼登门致谢。胡老连连摆手说：你父亲就是太客气，没这个必要嘛！我说这是家父的一点心意，还请胡老笑纳。落座后，我见桌子上摆着围棋盘还有布局的棋子，便问胡老：您在跟谁下棋？胡师母在一旁回答：他是自己跟自己下。有这等下法？我感到奇怪。胡老问我会下围棋吗？ 我说只学了一点点，谈不上会。

胡老说：祖宗发明的围棋不仅是娱乐，也是医生看病不同阶段的一种演示，我自己跟自己下，考虑的是用药如用兵，怎么开局、怎么落子、布阵，这里头辗转腾挪，显尽机巧，是为轻灵一路；另一面，走坚实一路，步步为营，渐展威风。棋局经常会纷繁缭乱，但心绝不能乱。看病如下围棋，要有识有胆，胆识具备。

我痴痴地听着，这不就是陆游所说的“工夫在诗外”吗！

当胡老了解到我在学中医时，便说：我现在每周末给内科医生们还有留学生讲《伤寒论》，你如果愿意，就来听听吧。我跟他们说一声就是了。

于是我每周末去听胡老讲课，带一个日本产的松下“板砖式”录音机，连听带录，回到家就整理笔记——整整记录两大本，这真是我意料之外的又一大收获！胡老的传授让我实实在在地学会了“读经典”的思维方法，知道什么叫“读书”了。如此坚持了一年，直到83年夏秋之交，胡老病重住院为止。

胡老先生密切结合临床讲解伤寒论，每发真知灼见，我时有振聋发聩之感！老人家已近85岁高龄，但思维敏捷，颇有口才。讲伤寒论的篇章结构，气势高屋建瓴；而具体到每一条，甚至每一个字，又毫发毕现，细致入微。真的，太精彩了！试举一例（一般读者可绕开此段比较专业的文字）：

伤寒论第31条经文：太阳病，项背强几几，无汗恶风，葛根汤主之。译成白话就是：感冒出现的表证，如果出现脖颈后背发僵不舒展，加上没有汗怕风的症状，用葛根汤治疗。就这17个字，胡老讲：葛根汤的组成即桂枝汤加麻黄、葛根，为何以葛根名汤？是张仲景为了突出“项背强几几”这一主要症状，再从葛根汤的用量上，葛根四两，麻黄三两，桂枝二两，依次主治项背强、无汗、恶风，与经文先后顺序一致。这是一层意思；

第二层意思：冠以“太阳病”是提醒医家此病还处在感冒的表证阶段，类型可以是“伤寒”，也可以是“中风”。但太阳病见“恶风”，又颇像桂枝证，然桂枝证是“汗出”，此是“无汗”，何意？本条经文以“恶风”代替太阳病的恶寒，反映出表证有化热苗头（风为阳邪），但尚未形成热像；

第三层意思：无汗与恶风相连，含义深邃，这是表证渐趋化热的动态描述。同时，首揭“太阳病”，煞尾用“葛根汤主之”，恰是太阳病将入阳明病（或者阳明里证外合太阳表证）的一个过渡阶段。

总之，张仲景这17个字告诉医者：此三个症状，“项背强几几”是为突出主证而设，故列为一；“无汗”反映出病起于“伤寒”或者说属麻黄证，但病势在变化，已渐渐失去表“寒”之典型征象，而出现化热之“恶风”，想必张仲景在此动了一番脑筋，故起首曰“太阳病”，而不曰“伤寒”。这是经文的含义。

运用到临床上，大凡项背僵直不柔和的病人，如颈椎病、颈性头痛、眩晕、背痛等等，都可以考虑用葛根汤为主加减治疗......一部《伤寒论》398条，基本上条条如此，老人家就是这样讲。

胡老才华横溢，一专多能。早年毕业于北京通才商业专门学校（即北京交通大学前身），后担任哈尔滨市电力公司会计股股长，市政局公署营业股股长。还在辽宁省立中学担任过英文教师。日本侵略中国，拒绝为日本人服务，于1936年逃到北京，凭借早年拜师学的中医，于解放初期，与陈慎吾等名医共同办学，传授中医学术，填补了这一阶段我国中医教育史的空白。

胡老一生淡泊名利，治学非常审慎，他的大量医学手稿总是根据临床所得一遍又一遍地反复修改，生前没有出版过一本论著。然而唯一在六十年代发表的一篇题为《伤寒的六经论治与八纲的关系》论文，给了医学界一个不小的震动，人民日报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是“历代医家缺乏论述的难题”。胡老于1984年初春病逝。

在他病逝十五年后，他的大量手稿由老人家的弟子们陆续整理出版问世，他的独特又自成体系的学术观点大大震撼着中医界。

门里人都知道，在中医四部古典医著中，《伤寒论》是最硬最难啃的一块骨头，它是衡量一个中医水平能力的一把尺子。自宋金.成无己首开其端为《伤寒论》作注解以降，历代医家趋之若鹜，大致分类有三：维护旧论派，错简重订派，辨证论治派。据粗略统计，为《伤寒论》作注解者，不下500家。从学术繁荣的角度看，可以说蔚为大观。但从临床学以致用的角度看，则大失仲景本意。使一部活泼泼的《伤寒论》变得扑簌迷离，雾障重重。一批居学术高位拿着丰厚俸禄的研究者，为功名著书立说，抄来抄去，陈陈相因，使《伤寒论》脱离临床束之高阁，被一些有条件捞取学术头衔的人当成抢眼的“冷饭”，而翻来覆去地炒。乃至大多数临床医生竟不知也不懂张仲景《伤寒杂病论》言之何物？！

我们都说中医的精神实质在于辨证论治，如果不能将《伤寒杂病论》有效地应用于临床，那么中医就彻底失去了它的阵地，辨证论治四个字就是形同虚设的空架子。

胡老在病逝二十几年后，又被中医界同道缅怀并造势宣传，除了证明老人家学术上的货真价实外，也凸显出胡老的理论勇气和中医教育家的过人的才华。他对《伤寒杂病论》的深透领悟，并建立起自成体系的学术思想，不能不说是对仲景学说的历史性贡献。

比如中医的脉学，自晋朝太医令王叔和的《脉经》问世以来，历代奉为圭臬，迨至明朝李时珍父子《频湖脉学》问世，虽以四言诀、七言诀的形式易学易诵，朗朗上口，但与临床脱节，壅赘繁琐，较之仲景脉学已属南辕北辙。胡老在研究伤寒论的同时，结合数十年的丰富临床经验，认真系统地研究了张仲景脉法，撰写出《脉学概论》一稿，老人家秉长沙遗风（注：张仲景曾做过长沙太守），返博为约，执简驭繁，质朴实用，惟求实效，同时又有很强的理论性、思辨性。他身在学院，却没有学院派的某些陈腐气，而是推陈出新，别开生面而鹤立鸡群。有学者甚至评价为：胡希恕先生是继清朝伤寒大家柯韵伯之后200年来，又一位有着独特理论体系的伤寒界经方大家。

如果说刘老在学术上使他的学生脱俗变质、由石变玉的话，那么胡老则是把这玉雕琢成器。两位中国现代的伤寒大家是我终生缅怀的恩师！

三

1990年的一个冬夜，在去往东北长春的列车上，硬卧上的我辗转难眠。我此行的目的是去拜一位高人——老中医许振寰先生。许老的背景颇有些“奇特”：早在五十年代，父亲在北京东四十条某处开办了一所针灸学校，先后办了八期针灸传习班，约800名学员接受过中医和针灸的学习训练。

许振寰就是其中的一位学员。他古书底子较好，解放前给一家资本家当管家，理财经营是一把好手。尽管当时他已经40岁，按学医的年龄说是太晚了，可他很用功也很有心，很快博得父亲的赏识，用他的话讲：经常和恩师同桌共饮，把酒吟诗。他中医的背功不行，但悟性好，加上有一定的古汉语基础，故而学的很快。

1956年北京中医学院（即北京中医药大学前身）成立后，父亲被卫生部调任组建针灸教研组。数年后，经父亲介绍，许先生以正式参加工作的名义来到中医学院。可没过两个月，他提出辞退，理由是工资低而且受约束。他要干个体？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换个人这真是个可遇不可求的位置，可他居然“目光短浅”地坚辞不就了。你说怪不怪？！父亲讲：我看你是个人才才举荐你，唉！想回就回去吧。

回东北时也是这冬天，父亲见他穿得单薄，把自己的棉裤脱下来让他穿上，并给他买了火车票。许老提起这一段，无不感慨地说：老师对我有知遇之恩。从此他甘愿流落民间，但他学医、行医、钻研中医一直没有断。

他研究肝病、肾病、肿瘤，数十年如一日。使用的方法既传统又独特。他深通佛道，强调“内功”，长期修炼打坐，对道家典籍《周易参同契》、《伍柳仙踪》等顶礼膜拜，那真是焚香盥手，恭敬地展阅。并能动地把对道家的悟性运用于中医临床，不论诊脉、开方、用药，都离不开道家性命双修的影响——这就从出发点上与教材出身的所谓“正规中医”明显区别开来。关键还是临床疗效：我几次去长春观摩协助他临证，客观讲，在我所见到的治疗乙肝、肝硬化、肝腹水、肝癌、肾病、白血病、肺癌等老中医有效验案中，许老的疗效是最好的。他的治疗肝癌研制的成药曾获得过卫生部级鉴定，他的研究成果曾在国家级《中医杂志》上发表。我90年去长春学习许老宝贵的临床经验时，他已经70多岁了，不论年龄还是医术都堪为我师。可他总以师兄弟与我相称，我说父亲病逝前在他神识清楚的时候对我说过：你可以拜振寰为师，他行。许老听后很感动，说：我与恩师是知遇的师徒。恩师把你托付给我，我当尽义尽责。记住：要立志，真才空空，傲气盈盈是不行的。就这样，我拜了第三位老师——许振寰老中医。

我先后三次去长春许老师处，每次一般三个月。白天帮他抄方看病，晚上听他“讲课”，他很保守，用药很少讲他的思路，而且具体什么药我并不清楚，因为他的儿子专管药，我看到的药已是药物混合后制出的粉剂了。许师有时喝点酒高兴了，泄露两句，你一追问，他又不说了。于是让我产生很大的神秘感与好奇心。

老师志向高远，算是“久有凌云之志”吧。1991年12月，吉林省抗癌协会为其举办了一次“许振寰老中医治癌疗效研讨会”，邀请省医大一、二、三院的专家教授参加，并由一部分癌症患者现身说法。按照会议程序，必不可少的要有一篇许老的学术报告。

这下可难住了老先生，他不想具体谈他的学术，拿出真实的方案。他让我想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我说：老师，参加研讨会的都是专家学者，不是白吃饭的，你的学术报告是什么水平？是虚是实？一听便可判断。他说：那怎么办呢？

我说：好办。文章怎么组织是我的事，但您要给我一个真实的组方思路，具体药味您可以保留，也不便告诉我，但思路要给我，否则这报告就没法子写。采用教材《方剂学》的思路，不用说专家们听着乏味，就是您老自己念着，不觉得言不由衷么？我觉得给人家一个您许老独特的治癌学术思想，又不涉及具体药物，人家听着颇有新意，但又学不到具体东西。这个火候，不就是两全其美吗？

老人家听了频频点头，脸上的皱纹舒展多了。

于是他终于开口说思路了，我迅速笔记。他一看我记录，潜意识里又不想说了。

我说：老师，后天就开会了，您至少得给我一天时间写论文吧？我知道您的顾虑，密不外传。这样吧，明天论文写完，我就把今天晚上的记录交给您销毁。好不好？ 他这才又继续说下去......第二天下午，我把写好的学术报告初稿先读给许老师，我将他的学术归纳出“治癌六大生新之法”，密切联系中医的气血理论并引证《黄帝内经》的相关论述，见首不见尾地参以道家养生学说。许老听后喜上眉梢，太好了！正合吾意。于是马上打印200份以备分发给与会者们。

研讨会开得很成功。老师像众星捧月样地坐在前排正中，与省抗癌协会的领导、众多专家教授、还有部分疗效不错的患者合影留念，甚至健康报发文作了报道。会后的宴会上，老师还与几位教授单独合影，场面激动。有人拿着老师的报告，欲“进一步请教”，许老看着我说：让我北京的门徒给您解答吧。

某日上午忙完门诊后，许老突然给我一个处方，说要我交给他的儿子配药。我是又惊又喜，他终于对我不保密了。

可接过“处方”一看，我傻了——上面完全用“代号”替代了药味：父16 母14 阳春12 交泰16 三象10 少火9......他儿子不懂医，却完全懂得这代号的具体药物所指。我心里很失落，但表面上很平静，他仍在考验我。

自上次研讨会后，许老师独到的治癌学术思想引起了省中医药研究院的注意，于是许老与院方签订协议，共同开发治疗肿瘤的新药，这一研发过程的主要环节我都参加了。经过药理、药效、毒理、动物实验，以及后来的分组对照临床观察，五年下来，终于走到了以省中医药研究院的名义报请卫生部新药审评办公室（简称药审办）。1996年夏，在北京商务会馆七楼的大会议室里，由卫生部组织的来自全国19个高等医药院校的21名专家，就治疗肝癌新药——青龙丸召开论证会。许老因年事已高，委托我参加会议。整个会议40分钟，前20分钟由省研究院的两位副研究员用幻灯片展示研究实验过程与结果，并做了说明；后20分钟由我代表老师作了方案的解说，并针对各位专家的提问作了答辩。最后的评审结果是：通过。

也许正应了那句话：精诚所至，金石能开。许老师后来真是很喜欢我，给我讲了不少他的独到的见解，我非常受益。他最大的特点，我体会就是将道家任督二脉小周天的学说，活化于中医的辨证论治中，而且有着他独特的理论体系。他对肿瘤的认识异常深刻，曾秘撰《癌症研精真源大论九章》、《佛教医药与禅功之学术研究》等。在我所见到的老中医及其有关治疗肿瘤的医论验案中，还没有谁能超过他。包括他的用药，如果你用《中药学》教材的功能主治，来对应他的方案，简直就是天书，根本无法理解。可是验之临床，疗效惊人。记得我母亲晚年心衰，动辄哮喘痰咳，我曾开过几次汤药，吃了就好转，但过一段又反复——似乎今天的中医都早已习惯了这种“疗效”。后来我通过长途电话向老师请教，他开了一个仅有6味药的小药方，要我剂量比例不能变，加上一种有别于常规的煎服法，92岁高龄的母亲服药五天，症状全部消失，从此数年之后直至97岁病逝，哮喘痰咳就再没犯过。

许师真是神了！这使我感受到古人说的，什么叫“用药出神入化”，什么叫“药中肯綮，效若桴鼓”！

许老先生90寿终，是距他的生日还差四天病逝的。

据儿女讲，到死他老都十分明白，不肯闭眼，只见嘴在蠕动，发不出声音——他是有话要说......我此前寄去的寿礼，唉！终未能赶上。

记得逝世前两个月，身在英国的我打越洋电话给老师，对方声音已经断续微弱，但仍是志在千里：我中华文化......中华医学一定......能够攻克......残酷威胁人类的肿瘤。......治病先正人，做到：心贵纯正，......学贵精纯，......理贵深透，......文贵纯朴。张仲景做到了，孙思邈做到了。......汝能识否？ 我感慨动容，唏嘘不已。

四

回忆我的三位老师，联想我走过的30余年的中医之路，我感到，中医是一门既吃功夫又强调悟性的学问。

历代讲究传道之人。有些 “不传之秘”，非不传也，问题在于你是不是真正的传道之人？ 如果是，你必能于经典著作的无字处悟出真谛，进而发现“有”，更上层楼。精华的东西是不会直白地写出来的，必须有一个“众里寻他千百度”的过程，这寻找的过程可能十几年、几十年，甚至一辈子在寻找而没有结果。

那“蓦然回首”者已属少数，真正找到“灯火阑珊处”的“那人”者，更是少之又少。所以，下功夫的人多，出成就的人少，而有大建树的医家更是凤毛麟角。何以如此？悟性修炼使然。缺乏圆通妙澈之智，欲臻化境，诚为难矣！

古人云：“奈何以至精至微之道，传之于至下至浅之人，其不废绝，为已幸矣。”今天的中医状况有没有这种倾向呢？可以思考......我的三位恩师：

刘渡舟先生胡希恕先生许振寰先生千古！

第二篇：我的老师胡希恕先生 单志华

我的老师胡希恕先生 单志华

早有心思写这个题目，有缅怀，亦有感于中医界的现状。然而几次提笔又放下，总觉得这题目太过沉重。较之老师的盛名，较之这个社会功利化的标准，较之一个个如今已经成为“博导”的他的学生们，总觉得我没有给老师争光添彩，也无缘什么显赫的社会兼职、学术头衔。我所做的，只是按照传统的家传、师承，加上为拿文凭而系统接受的学院派教育；按照传统的读书——临证——再读书——再临证，这样的模式走了三十余年。在跟随刘老攻读中医经典著作期间，1982年初夏，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有幸结识了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的另一位名老——胡希恕老先生。记得父亲当时患肺心病住院，病情发展出现肾积水，导尿失败，其中一位名老提出用麝香外敷肚脐，借其芳香开窍之力或许有效，于是院方派人去山西讨回一点上好的麝香给父亲用上，果然尿液点滴而出，可是也就这样了，终未能解决问题。父亲病情在恶化，高烧、神智昏迷、大小便闭塞不通，已出现心衰合并肾功能不全。院方邀请中医药大学的六位名老中医（包括董建华、王绵之、我老师刘渡舟、胡希恕、赵绍琴、杨甲三）会诊，有位名老提出心衰合并肾功能不全当以扶正为主，先保心肾控制住病情。84岁的胡老诊完舌象脉象后，提出一个与众人截然不同的“峻剂攻下”法并处方案，还说：“小大不利治其标”，必须先解决大小便问题——这就是救人。态度非常果断。众名老念其年事最高，便都依了。但大家都捏着一把汗。服药到第二天，奇迹发生了：大便五次，开始排尿。到第五天，尿量已达正常，肾积水消失，父亲开始下地活动......后来刘渡舟老在胡老著作的序言中写道：“每当在病房会诊，群贤齐集，高手如云，惟先生能独排众议，不但辩证准确无误，而且立方遣药，虽寥寥几味，看之无奇，但效果非凡，常出人意外，此皆得力于仲景之学也。”就这样，一周后父亲出院了。为表达谢意，父亲准备了两瓶茅台酒让我送给胡老。老人家那会儿住在东直门医院宿舍——一个小两居室，采光也不太好。记得那是一个午后，大约3点半的时间，估计老人家午睡已醒，我携礼登门致谢。胡老连连摆手说：你父亲就是太客气，没这个必要嘛！我说这是家父的一点心意，还请胡老笑纳。落座后，我见桌子上摆着围棋盘还有布局的棋子，便问胡老：您在跟谁下棋？胡师母在一旁回答：他是自己跟自己下。有这等下法？我感到奇怪。胡老问我会下围棋吗？我说只学了一点点，谈不上会。胡老说：祖宗发明的围棋不仅是娱乐，也是医生看病不同阶段的一种演示，我自己跟自己下，考虑的是用药如用兵，怎么开局、怎么落子、布阵，这里头辗转腾挪，显尽机巧，是为轻灵一路；另一面，走坚实一路，步步为营，渐展威风。棋局经常会纷繁缭乱，但心绝不能乱。看病如下围棋，要有识有胆，胆识具备。我痴痴地听着，这不就是陆游所说的“工夫在诗外”吗！当胡老了解到我在学中医时，便说：我现在每周末给内科医生们还有留学生讲《伤寒论》，你如果愿意，就来听听吧。我跟他们说一声就是了。于是我每周末去听胡老讲课，带一个日本产的松下“板砖式”录音机，连听带录，回到家就整理笔记——整整记录两大本，这真是我意料之外的又一大收获！胡老的传授让我实实在在地学会了“读经典”的思维方法，知道什么叫“读书”了。如此坚持了一年，直到83年夏秋之交，胡老病重住院为止。胡老先生密切结合临床讲解《伤寒论》，每发真知灼见，我时有振聋发聩之感！老人家已近85岁高龄，但思维敏捷，颇有口才。讲《伤寒论》的篇章结构，气势高屋建瓴；而具体到每一条，甚至每一个字，又毫发毕现，细致入微。真的，太精彩了！试举一例（一般读者可绕开此段比较专业的文字）：伤寒论第31条经文：太阳病，项背强几几，无汗恶风，葛根汤主之。译成白话就是：感冒出现的表证，如果出现脖颈后背发僵不舒展，加上没有汗怕风的症状，用葛根汤治疗。就这17个字，胡老讲：葛根汤的组成即桂枝汤加麻黄、葛根，为何以葛根名汤？是张仲景为了突出“项背强几几”这一主要症状，再从葛根汤的用量上，葛根四两，麻黄三两，桂枝二两，依次主治项背强、无汗、恶风，与经文先后顺序一致。这是一层意思；第二层意思：冠以“太阳病”是提醒医家此病还处在感冒的表证阶段，类型可以是“伤寒”，也可以是“中风”。但太阳病见“恶风”，又颇像桂枝证，然桂枝证是“汗出”，此是“无汗”，何意？本条经文以“恶风”代替太阳病的恶寒，反映出表证有化热苗头（风为阳邪），但尚未形成热像；第三层意思：无汗与恶风相连，含义深邃，这是表证渐趋化热的动态描述。同时，首揭“太阳病”，煞尾用“葛根汤主之”，恰是太阳病将入阳明病（或者阳明里证外合太阳表证）的一个过渡阶段。总之，张仲景这17个字告诉医者：此三个症状，“项背强几几”是为突出主证而设，故列为一；“无汗”反映出病起于“伤寒”或者说属麻黄证，但病势在变化，已渐渐失去表“寒”之典型征象，而出现化热之“恶风”，想必张仲景在此动了一番脑筋，故起首曰“太阳病”，而不曰“伤寒”。这是经文的含义。运用到临床上，大凡项背僵直不柔和的病人，如颈椎病、颈性头痛、眩晕、背痛等等，都可以考虑用葛根汤为主加减治疗......一部《伤寒论》398条，基本上条条如此，老人家就是这样讲。胡老才华横溢，一专多能。早年毕业于北京通才商业专门学校（即北京交通大学前身），后担任哈尔滨市电力公司会计股股长，市政局公署营业股股长。还在辽宁省立中学担任过英文教师。日本侵略中国，拒绝为日本人服务，于1936年逃到北京，凭借早年拜师学的中医，于解放初期，与陈慎吾等名医共同办学，传授中医学术，填补了这一阶段我国中医教育史的空白。胡老一生淡泊名利，治学非常审慎，他的大量医学手稿总是根据临床所得一遍又一遍地反复修改，生前没有出版过一本论著。然而唯一在六十年代发表的一篇题为《伤寒的六经论治与八纲的关系》论文，给了医学界一个不小的震动，人民日报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是“历代医家缺乏论述的难题”。胡老于1984年初春病逝。在他病逝十五年后，他的大量手稿由老人家的弟子们陆续整理出版问世，他的独特又自成体系的学术观点大大震撼着中医界。门里人都知道，在中医四部古典医著中，《伤寒论》是最硬最难啃的一块骨头，它是衡量一个中医水平能力的一把尺子。自宋金.成无己首开其端为《伤寒论》作注解以降，历代医家趋之若鹜，大致分类有三：维护旧论派，错简重订派，辨证论治派。据粗略统计，为《伤寒论》作注解者，不下500家。从学术繁荣的角度看，可以说蔚为大观。但从临床学以致用的角度看，则大失仲景本意。使一部活泼泼的《伤寒论》变得扑簌迷离，雾障重重。一批居学术高位拿着丰厚俸禄的研究者，为功名著书立说，抄来抄去，陈陈相因，使《伤寒论》脱离临床束之高阁，被一些有条件捞取学术头衔的人当成抢眼的“冷饭”，而翻来覆去地炒。乃至大多数临床医生竟不知也不懂张仲景《伤寒杂病论》言之何物？！我们都说中医的精神实质在于辨证论治，如果不能将《伤寒杂病论》有效地应用于临床，那么中医就彻底失去了它的阵地，辨证论治四个字就是形同虚设的空架子。胡老在病逝二十几年后，又被中医界同道缅怀并造势宣传，除了证明老人家学术上的货真价实外，也凸显出胡老的理论勇气和中医教育家的过人的才华。他对《伤寒杂病论》的深透领悟，并建立起自成体系的学术思想，不能不说是对仲景学说的历史性贡献。比如中医的脉学，自晋朝太医令王叔和的《脉经》问世以来，历代奉为圭臬，迨至明朝李时珍父子《频湖脉学》问世，虽以四言诀、七言诀的形式易学易诵，朗朗上口，但与临床脱节，壅赘繁琐，较之仲景脉学已属南辕北辙。胡老在研究伤寒论的同时，结合数十年的丰富临床经验，认真系统地研究了张仲景脉法，撰写出《脉学概论》一稿，老人家秉长沙遗风（注：张仲景曾做过长沙太守），返博为约，执简驭繁，质朴实用，惟求实效，同时又有很强的理论性、思辨性。他身在学院，却没有学院派的某些陈腐气，而是推陈出新，别开生面而鹤立鸡群。有学者甚至评价为：胡希恕先生是继清朝伤寒大家柯韵伯之后200年来，又一位有着独特理论体系的伤寒界经方大家。如果说刘老在学术上使他的学生脱俗变质、由石变玉的话，那么胡老则是把这“玉”雕琢成临证学以致用的“器”。两位中国现代的伤寒大家是我终生缅怀的恩师！„„回忆我的三位老师，联想我走过的30余年的中医之路，我感到，中医是一门既吃功夫又强调悟性的学问。历代讲究传道之人。有些“不传之秘”，非不传也，问题在于你是不是真正的传道之人？如果是，你必能于经典著作的无字处悟出真谛，进而发现“有”，更上层楼。精华的东西是不会直白地写出来的，必须有一个“众里寻她千百度”的过程，这寻找的过程可能十几年、几十年，甚至一辈子在寻找而没有结果。那“蓦然回首”者已属少数，真正找到“灯火阑珊处”的“那人”者，更是少之又少。所以，下功夫的人多，出成就的人少，而有大建树的医家更是凤毛麟角。何以如此？悟性修炼使然。缺乏圆通妙澈之智，欲臻化境，诚为难矣！古人云：“奈何以至精至微之道，传之于至下至浅之人，其不废绝，为已幸矣。”今天的中医状况有没有这种倾向呢？可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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