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律角度谈“南京虐童案”辩护词的十个错误

第一篇：从法律角度谈“南京虐童案”辩护词的十个错误

广东广强律师事务所刑事律师

陈琦

“南京虐童案”自案发起便一直是舆论热点问题，故意伤害罪的定性，不批准逮捕决定的作出，庭审时当庭逮捕并判处六个月实刑等情况都引起了社会热议。该案辩护律师王永杰是业界知名的刑辩律师，其总结了“刑事辩护49条金律”并今年出版了刊载其经办“名案”思维结晶的《刑事辩护的艺术——无罪辩护经验谈》一书，但其为“南京虐童案”作无罪辩护的辩护词却在近日公开后遭到了法律界潮水般的非议。

刑辩界对“南京虐童案”一审辩护词的批评声音多着眼于该案的辩护思路、辩护策略以及辩护效果，认为该辩护词思路不清，逻辑混乱，缺少以证据、法律为基础的分析论证，脱离案件事实以“法治”为口号上纲上线。也许这些对“南京虐童案”一审辩护词的批评有其道理，但这些角度多带有主观价值判断色彩，而我认为“案外人”由于没有实际经办该起案件，不了解案件的证据情况，不宜从辩护风格、辩护策略等角度对辩护词作过多的个人价值评判，只适宜从法律角度来分析“南京虐童案”的一审辩护词是否合格。可惜的是，作为一名专办刑事案件的辩护律师，我从这份辩护词中发现了诸多在法律上并不过关的表述。

第一，询问未成年被害人时不一定需要“法定代理人”到场。“南京虐童案”一审辩护词提到“公安在询问孩子时，不依法让法定代理人到场”，其法律依据是《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条的规定“对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讯问和审判的时候，应当通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场„„询问未成年被害人、证人，适用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的规定”，但是辩护律师却忽略了同一个法律条文中同样规定了“无法通知、法定代理人不能到场或者法定代理人是共犯的，也可以通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其他成年亲属，所在学校、单位、居住地基层组织或者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的代表到场，并将有关情况记录在案”，因此从法律本身的规定上来看，公安机关询问未成年被害人时未必一定要其法定代理人到场，而结合本案的具体案情，必然会出现法定代理人不能到场的情况。

《民法通则》第十四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是他的法定代理人”，本案被害人是未成年人，是被告人李某办理收养手续后收养的养子，从法律角度看被告人李某是被害人的监护人，亦是其法定代理人。虽然有意见认为控方提交证据指出李某办理收养手续因程序有问题，而导致收养手续不具有合法性，但是收养手续是否合法，收养关系是否应予以撤销并非刑事案件的审理范围，因此在本案中不能因为李某涉嫌对未成年养子犯罪而得出其不再是被害人监护人和法定代理人的结论。

正因为在本案中李某兼具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双重身份，符合《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条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三百一十二条规定的“无法通知、法定代理人不能到场或者法定代理人是共犯的”情形，因此在本案中不存在询问被害人时通知法定代理人到场的可能性。

第二，对未成年被害人进行伤情鉴定时没有强制性法律规定未成年人的法定代理人在场。

“南京虐童案”一审辩护词提到“鉴定人给孩子检查伤情时不依法让法定代理人到场”，但是现行法律并没有强制性规定司法机关对未成年人进行伤情鉴定时需要未成年人的法定代理人在场，因此辩护词中所提的这个观点缺少法律依据。

事实上，现行法律只规定了“询问、讯问”未成年被告人、被害人、证人时需要通知其法定代理人到场，而且从法律规定的内容上可以看出这项规定的目的在于防止“办案人员在讯问中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维护和“代为行使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害人、证人的诉讼权利”，其原因在于询问、讯问所得的是主观性较强的言辞证据，司法机关在取证过程中可能会出现违法取证的行为而未成年人由于心智未完全成熟而无法按自己意愿和客观事实陈述案情。而在司法鉴定等其他侦查活动中，由于侦查活动的客观性和中立性较高，往往也不需要介入未成年人的主观判断，因此不需要作出“法定代理人到场”的特别规定。

在实践中，可能基于安抚孩子或者照顾孩子的需要，鉴定时未成年人的父母一般都会在场，而司法人员对此也不持异议，辩护律师也许基于这种情况，进而形成了法律上规定了鉴定时法定代理人必须在场的错误认识。

第三，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阶段不一定需要询问证人才能查清案件事实。

“南京虐童案”一审辩护词提到“公诉人当庭承认其在审查起诉时没有见过证人，事实如何查明？”但事实上法律并没有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阶段一定要询问证人。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十一章“审查起诉”对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阶段的工作内容进行了全方面、详细的规定，其中第三百七十一条规定的是“人民检察院对证人证言笔录存在疑问或者认为对证人的询问不具体或者有遗漏的，可以对证人进行询问并制作笔录附卷”，与之对应的是第三百六十四条规定的“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听取辩护人、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意见，并制作笔录附卷”。

也就是说，承办案件的公诉人在审查起诉阶段并不是“应当”询问证人，是在其认为证人的证言存在疑问或者有不具体、遗漏的情况“可以”询问证人，只有讯问犯罪嫌疑人才是“应当”进行的。该案辩护律师混淆了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阶段的工作内容，将询问证人理解为像讯问犯罪嫌疑人一样属于“应当”的范围了。

至于辩护词所表达的“没有见过证人就无法查明案件事实”的意思，事实上不仅不符合法理，也不符合司法实践。在法理上，证据之间是否相互印证并形成证据链条是案件事实是否可以查实的判断标准，而不是在审查起诉阶段是否曾经询问过证人；在司法实践中，不仅审查起诉阶段，就连审判阶段也大量存在证人不出庭作证而仅由公诉人宣读证言的情况。因此，是否询问过证人与是否能够查明案件事实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

第四，法院可以视案件情况决定是否通知证人出庭，证人不能旁听庭审。

“南京虐童案”一审辩护词提到“法院未依法通知证人出庭，未依法通知被害人的父母到庭，他们在法庭门口被禁止进入”，但事实上法院可以视案件情况决定是否通知证人出庭，而证人不能旁听庭审。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且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据此，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有三个条件，分别是：1.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2.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3.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

换言之，最终决定是否通知证人出庭作证的权力在于法院，而法院作出这个决定的依据是该证言对定罪量刑是否有重大影响。在辩护词中，辩护律师未能充分论述其认为应当出庭的证人对案件的定罪量刑有何影响，因而仅以法院未通知证人出庭便认为法院违法，缺少事实和法律依据。

另一方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一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证人、鉴定人、有专门知识的人不得旁听对本案的审理”，如果被害人父母曾经向司法机关提供过证言，那么禁止其入内旁听庭审是于法有据且符合审判公正的内在要求的。

第五，由上级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支持下级检察院提起公诉不符合程序正义，但并没有直接侵犯被告人的上诉权。

“南京虐童案”一审辩护词提到“本案公诉人颜伶俐是南京市检察院的检察官，应当回避没有回避，侵犯了李征琴的上诉权”，虽然我们在过往经办的案件中也出现过上级检察院指派优秀公诉人支持下级院提起公诉的情况，也曾在法庭中对这种违反程序正义的行为予以抗议，但是并不能认为这种行为侵犯了被告人的“上诉权”。

无论出庭支持公诉的检察员来自南京市人民检察院还是南京浦口区人民检察院，李征琴在一审判决后如有不服仍然可以上诉，而且事实上被告人本人及其辩护律师也已经表示准备上诉了，可见其上诉权并不因公诉人是上级检察院指派而受影响，辩护词中所谓侵犯“上诉权”的说法并不妥当。

第六，控方出示新证据并没有侵犯被告人的质证权。“南京虐童案”一审辩护词提到“公诉人当庭拿出的一份‘会议记录’，李征琴当庭才看到，公诉人搞证据突袭，违反各方在‘庭前会议’上的约定，侵犯李征琴的质证权”，但是控方依法有权出示新证据，而被告人当庭才看到证据并不会损害其质证权。

我们作为案外人，无法得知辩护词中所说庭前会议的约定究竟是什么，但是从法律规定上看，控方在庭审时出示新证据并不违法，而且很多时候是查清案件事实的客观需要，如果说这份“会议记录”违反了控辩审三方的约定，很可能是这个约定本身的合法性就存在问题。

辩护词认为李征琴当庭才看到会议记录这一证据侵害了被告人的质证权，但法律上并无规定允许当事人在庭审前可以查阅证据，事实上被告人也往往在庭审时才能看到各种证据，被告人在庭上可以对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其质证权并未受到侵犯。

至于证据突袭的应对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二十一条规定“公诉人申请出示开庭前未移送人民法院的证据，辩护方提出异议的，审判长应当要求公诉人说明理由；理由成立并确有出示必要的，应当准许。辩护方提出需要对新的证据作辩护准备的，法庭可以宣布休庭，并确定准备辩护的时间。”如果的确如辩护词所言，如果所谓“会议记录”的确是开庭前未移送的证据，那么法院未同意辩护方的要求确实欠妥，但考虑到有评论文章提供了视频证据指出控方在开庭前已经移送证据并且辩护律师也已经查阅复制了该证据，因此本文在未能确定相关事实时不对法院未予休庭的决定是否合法作过多的评论。

第七，是否爱孩子、爱孩子并不是作出逮捕决定的影响因素。“南京虐童案”一审辩护词提到“一直以来，李征琴爱孩子、爱家庭，她没有试图自杀的动机。法院处理此事的最佳选择是让其回家，得到亲人的安抚，而不是逮捕，故南京市浦口区法院对其逮捕是缺乏依据的，对其羁押也是不必要的”，但是否爱孩子、爱家庭并不代表法院要因此而不逮捕被告人，是否逮捕被告人在法律上有明确的规定。

《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企图自杀”的情况下应当逮捕被告人，结合庭审的真实情况，法院在李征琴当庭撞墙的情况下对其予以逮捕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第八，是否严重影响司法公正才是鉴定意见需否排除的标准。“南京虐童案”一审辩护词提到“一方面该院在对南京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的鉴定意见的违法办案之处发出了纠违通知书，同时又来采用这份明显无效的鉴定意见”，但根据法律规定，并不是证据存在违法之处就必然要予以排除。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八十五条规定：“鉴定意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

（一）鉴定机构不具备法定资质，或者鉴定事项超出该鉴定机构业务范围、技术条件的；

“

（二）鉴定人不具备法定资质，不具有相关专业技术或者职称，或者违反回避规定的；

“

（三）送检材料、样本来源不明，或者因污染不具备鉴定条件的；

“

（四）鉴定对象与送检材料、样本不一致的； “

（五）鉴定程序违反规定的；

“

（六）鉴定过程和方法不符合相关专业的规范要求的； “

（七）鉴定文书缺少签名、盖章的；

“

（八）鉴定意见与案件待证事实没有关联的； “

（九）违反有关规定的其他情形。”

以上九种情形鉴定意见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的情况，这九种情况下得出的鉴定意见之所以不能作定案的依据，是因为其“内容”有效性方面存在严重的问题，辩护词所说“倒签日期”的情况并不属此列。

反观《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只有“严重影响司法公正”且不能予以补正的书证、物证才应予排除，辩护词以鉴定意见倒签日期为由认为该鉴定意见无效缺少依据，事实上混淆了“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非法证据”和“非法证据”之间的差别。

第九，在家庭暴力类的故意伤害案中提起公诉并不违反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

“南京虐童案”一审辩护词提到“被害人（孩子）和生父母在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均强烈要求不追究李征琴的刑事责任，公安局不予撤案，强行推进，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明显越权”，但司法机关在家庭暴力类的故意伤害案中提起公诉并不违反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

首先，根据刑法的规定，法律明文规定的自诉案件仅限于侵占罪，侮辱、诽谤罪，虐待罪以及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而且其中部分罪名在特定情况下仍然可以提起公诉），而故意伤害罪并不在此列，因此在“南京虐童案” 中司法机关对被告人提起公诉并不违法。

其次，辩护词提到的《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第八条的确规定“在侦查过程中，被害人不再要求公安机关处理或者要求转为自诉案件的，应当告知被害人向公安机关提交书面申请。经审查确系被害人自愿提出的，公安机关应当依法撤销案件”，但是要注意两个条件：一是要提交书面申请，二是被害人自愿提出。

在本案中是否存在书面申请并不明确，但是由于被害人是未成年人，从法律上是无法认定其是“自愿提出”不再要求公安机关处理的请求的，而根据同一司法解释的第九条已经明确规定“对于家庭暴力犯罪自诉案件，被害人无法告诉或者不能亲自告诉的，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可以告诉或者代为告诉；被害人是无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没有告诉或者代为告诉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告诉”，因此在本案中，由于被害人是限制行为能力人而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没有告诉，人民检察院的确有权告诉，而且司法解释作出这样规定的理由也已经也明确规定为“通过代为告诉充分保障被害人自诉权”，这正是对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体现之一。

第十，“疑点利益归于被告原则”和“亲亲相隐理念”的理解错误。

“南京虐童案”一审辩护词提到“双方的法医对孩子的伤情鉴定的适用标准存在重大分歧，根据疑点利益归于被告人的刑事诉讼价值取向，也应当判决被告人无罪”，但辩护律师对“疑点利益归于被告原则”的理解并不正确。

所谓“疑点利益归于被告原则”，指在刑事诉讼中遇到事实无法查清或查清事实所需成本过高的情况,依有利于被告的原则判决，但该原则仅适用于事实认定方面而不是法律适用方面，由于轻伤的鉴定标准在法律上有明确的规定，不属于“疑点”问题，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并不适用该原则，如果辩护律师所说的是“伤情到底是轻伤还是轻微伤存疑”则应作出有利于被告的决定，那才是符合法理的表述。

另外，“南京虐童案”一审辩护词引用了“亲亲相隐理念” 请求法院考虑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但这明显属于对该理念的理解不当。亲亲相隐所针对的是有亲属关系的证人是否应出庭作证的问题，而这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或者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是否情节轻微并无关系。

综上所述，由于从辩护思路、辩护策略、辩护效果等角度去评析一份辩护词难以客观且容易导致“英雄所见不同”的局面，但本文仅就“法律本体”这一辩护词“硬指标”对“南京虐童案”的一审辩护词进行评析，却也能发现十个明显的错误，这说明“南京虐童案”虽是名律办名案，但在法律本体方面还是没能做到“名符其实”。

附：“南京虐童案”一审辩护词

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受被告人李征琴委托，经北京泽永律师事务所指派，由王永杰、王常清律师担任本案被告人李征琴的辩护人。经过审阅本案卷宗，向被告人了解情况，又经过了本案的庭审，辩护人已对本案案情有了充分的掌握。在此基础上，发表如下无罪辩护意见。

庭审情况表明，本案在侦查中，公安在询问孩子时，不依法让法定代理人到场；鉴定人给孩子检查伤情时不依法让法定代理人到场。

公诉人当庭承认其在审查起诉时没有见过证人，事实如何查明？法院未依法通知证人出庭，未依法通知被害人的父母到庭，他们在法庭门口被禁止进入。

请法庭一定要关注公诉机关浦口区检察院在本案中的违法行为：

第一，本案公诉人颜伶俐是南京市检察院的检察官，应当回避没有回避，侵犯了李征琴的上诉权。

第二，公诉机关搞证据突袭，过错在先，法院没有依法安排休庭，显属不当。公诉人当庭拿出的一份“会议记录”，李征琴当庭才看到，公诉人搞证据突袭，违反各方在“庭前会议”上的约定，侵犯李征琴的质证权。李征琴和辩护律师要求休庭予以准备是合理合法的。并且，合议庭不安排休庭是导致李征琴质证权受阻，李征琴的要求属于正常表达，不属于闹庭。在审判长代理审判员徐文露多次打断李征琴的合理诉求，李征琴悲愤交加中晕倒法庭，后被法警抬到候审室。一直以来，李征琴爱孩子、爱家庭，她没有试图自杀的动机。法院处理此事的最佳选择是让其回家，得到亲

人的安抚，而不是逮捕，故南京市浦口区法院对其逮捕是缺乏依据的，对其羁押也是不必要的。

第三，公诉人以感情代替法律，用道德审判代替法律审判。一方面，说李征琴在收养孩子时的两份证明有问题，试图抹黑收养证的合法性，抹黑养母的形象。另一方面，公诉人感情用事，公开在法庭上用语—“南京虐童案”是不理性的。公诉人颜伶俐多次不当发言，被审判长警告达50余次。

第四，公诉机关浦口区检察院使用双重标准来公诉案件。一方面该院在对南京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的“鉴定意见”的违法办案之处发出了“纠违通知书”，同时又来采用这份明显无效的“鉴定意见”。鉴定人承认，在4月5日南京市公安局高新分局对李征琴刑事拘留时，没有这份鉴定意见，鉴定人倒签日期到4月5日，实际上鉴定意见是4月8日才作出，4月23日才送达李征琴，侵犯了李征琴重新鉴定的权利。公诉机关对于这么重大的违法仅仅是责令纠错，对于李征琴的轻微家庭暴力，却认为是犯罪。

本案我们要特别警惕公诉机关假惺惺的以孩子利益最大化的名义来伤害孩子，伤害孩子深爱的母亲，离间家庭的亲亲相隐，伤害中国正在艰难重建的道德情感。案发前，孩子住在李征琴家180平方米，生活富裕，明窗几净，屋内洒满阳光。李征琴除了工作就是辅导孩子学习，李征琴家中和孩子的合影全是孩子幸福的时光。案发后，孩子租住在十平方米的房间，家徒四壁，满是甲醛味道„„

如今，案情真相大白，多位法学专家发出了理性的声音，认为不应当给养母李征琴定罪。“虐童案”里情与法的冲突，应当引起司法机关和公众的思考，不能仅仅为了满足法律文本上的正义和公众快意恩仇的“义愤”，忽略了当事人真正需要救济的权利和利益。其实，孩子没有因“虐童”而产生心理阴影，然而，网络曝光、李征琴被拘留、被公诉给孩子带来的伤害超过“虐童”本身。

辩护人将从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一、事实之辩

本案孩子的伤情是轻微伤。首先，检方使用的南京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的“鉴定意见”漏洞百出。此“鉴定意见”的两名鉴定人出庭时称，其依据的是人民卫生出版社的一本教科书，同时也承认这本教科书没有法律效力。其次，检方的提交的来自江苏省检察院的法医顾某、江苏省公安厅的法医徐某、南京市检察院的法医高某等的联合“会诊意见”，其不属于法定证据种类，也没有出庭作证，关键是这种做法早已经被明令禁止。因为这种公检法联合办案的模式是一种法治极大倒退，把司法机关相互制约的法律规定抛在脑后。检方以为这样就把李征琴案做成了铁案。这种由上级机关对下级的错误鉴定继续背书，一个谎言需要一百个谎言来弥补，欲盖弥彰。

辩方专家证人胡志强法医和庄洪胜法医对“鉴定意见”审查后出具“审查意见”，胡志强认为孩子皮内出血为主，且伤后当日能安卧，次日能正常上学，3至4日即基本吸收，说明其损伤轻微，不应属于轻伤范畴。胡志强法医还出庭作证已经充分论证，其依据权威的公安部刑事侦查局“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释义》和司法部司法鉴定管理局的“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适用指南》被害人是轻微伤。

二、法律之辩

从适用法律上来讲，被告人也是无罪的：

第一，退一步讲，即使被害人构成轻伤，公安和检察院也不该受理此案，法院应当判决无罪，依据很充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以下简称四部委意见）第8条明确规定，尊重被害人的程序选择权。明确规定，在侦查过程中，被害人不再要求公安机关处理的，公安机关应当依法撤销案件。被害人（孩子）和生父母在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均强烈要求不追究李征琴的刑事责任，公安局不予撤案，强行推进，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明显越权。

本案是家事。百姓的家庭，“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道出了一个基本常识，那就是公权力和私权力有明确的界限，警察的权利应当有边界。公权力进入私领域有一个原则，那就是“非请莫入”。

第二，退一步讲，即使法院不考虑这份“鉴定意见”的程序违法，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该鉴定意见也不应该被采纳。双方的法医对孩子的伤情鉴定的适用标准存在重大分歧，根据疑点利益归于被告人的刑事诉讼价值取向，也应当判决被告人无罪。

第三，再退一步讲，在法院行使自由裁量权时，《四部委意见》第18条还规定，“切实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于实施家庭暴力构成犯罪的，应当根据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原则，兼顾维护家庭稳定、尊重被害人意愿等因素综合考虑，宽严并用，区别对待。对于实施家庭暴力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构成犯罪的，应当撤销案件、不起诉，或者宣告无罪。”这也是符合刑法“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规定。

法律关于“亲亲相隐”的特殊规定。《刑事诉讼法》第188条明确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如果法院把家长判刑，而这违背孩子的初衷，孩子的负罪感会伴随一生。自己亲自把妈妈送进监狱，而这，有悖人伦。孩子和生父母的愿望是尽快回到李征琴身边，目前孩子十分思念李征琴，十分牵挂李征琴。

三、道德之辩

我们希望法院的判决不要拆散这个原本幸福的家庭。法院的判决会对社会和人们的行为产生指导和规范作用。“南京彭宇案”就是负面判决的典型。一审判决书一经作出，立即引起舆论一片哗然，此后各地不断出现了“看到老人摔倒也没人敢扶”的怪现象，引发了一场“公共道德危机”，该判决导致社会道德水平倒退了几十年。

如果说“南京彭宇案”是该不该扶别的老人，引发的一场道德讨论，那么，“南京李征琴案”归根到底是孩子对于轻微的家庭暴力，该不该被逼着揭发自己母亲的讨论，如果判决有罪，按照判决思维模式，将会使中国回到逼着亲人相互揭发的可怕局面。

另外，个别政府工作人员缺乏“人权保护”意识。在接触孩子的过程中，一位工作人员指着孩子的生母对孩子说：“李征琴不是你亲妈，这才是你的亲妈。”这位工作人员说破真相之举，无异于在一个9岁孩子心中投下一枚炸弹。

西方有句谚语说，没有一滴雨认为自己造成了洪灾。中国有句谚语是，可怜天下父母心。我们希望法院的判决不要成为洪灾中的一滴水，法院的判决对这个家庭是否解体至关重要，对我们每一个家庭至关重要，关系到每一个孩子的冷暖，我们希望法院做出一个暖判决。

辩护人善意提醒，南京彭宇案，已经把南京法院的形象降至冰点。本案中，如果法院默许公安在侦查时在凌晨两点把熟睡中的孩子从养父怀里夺走，在生父母不在场时强行询问孩子，鉴定人在孩子家长不在场时强行对孩子脱衣进行人身检查、拍照，置明显的程序违法于不顾，明明是轻微伤非要认定是轻伤，明明是自诉案件却强行侦查、公诉，......。如果法院对所有这些违法行为默认，冤判其母，驱逐其子，辩护人不敢想象南京的法治进程会出现怎样的局面。

前几天，江宁区法院驳回生父母起诉发帖人徐某尧的合理诉求，结合李征琴的遭遇和我们开庭的感受，我们至今没有看到南京司法改善的迹象。所以，判决稍有不慎，一方面，会把孩子和李征琴逼上绝境，另一方面，无异于自毁南京法治建设的长城。

辩护人善意提醒，本案是自诉案件，且被害人跪求公安、检察院撤销案件，为何不按照法律规定撤案？近期，中央政法委、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密集发声要求一定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南京，多事之秋，备受关注。我们既是为李征琴辩护，也是想提醒江苏省司法内的良知不要偏离法治，重庆教训，殷鉴不远。南京的法治，需要保卫。

最后，祝福江苏，祝福南京，祝福天下所有的父母和孩子，愿江苏无冤！

此致

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

辩护人：北京泽永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永杰律师王常清

2015年9月28日

（欢迎转载，但需注明作者和来源：金牙大状律师网）

第二篇：温岭幼儿园女教师颜艳红虐童案法律竞赛

温岭幼儿园女教师颜艳红虐童案

【案情】温岭警方通报称，10月24日当天，网络上流传一张幼儿园女教师以拎耳朵的方式虐待学生照片。后查明，颜某自2010年在温岭城西街道蓝孔雀幼儿园工作以来，多次对幼儿园学生以胶带封嘴、倒插垃圾桶等方式进行虐待，并拍照取乐。温岭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对颜某予以刑事拘留。

问题：

1．颜某可能涉及的罪名有哪几项？

虐待罪、侮辱罪、故意伤害罪及寻衅滋事罪。

2．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对颜某予以刑事拘留？

对于虐待罪，我国刑法没有规定虐待儿童罪，刑法规定，虐待指的是虐待家庭成员。对于侮辱罪，这罪是需要公诉的才处理，可以由受害人家长向法院自诉。

对于故意伤害罪，只有受害人伤势达到轻伤以上结果，才符合这一罪。

对于寻衅滋事罪，按刑法规定，随意殴打他人，情节严重的；追逐、拦截辱骂他人的，情节严重的；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颜某的行为造成受害人恐慌、害怕等后果，符合寻衅滋事的立案标准。

另外，事实上，故意伤害罪最高刑期是3年，而寻衅滋事最高刑期是5年。

3．《新闻早间报》将被虐待儿童的照片，未经处理，直接予以刊发，是否合法，为什么？

《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三十九条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披露未成年人的个人隐私。《上海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第二十七条：报刊、广播、电视、网络和其他公开出版物，不得披露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或者受侵害的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单位、照片、图像以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

4．《新闻晚间报》刊发题为《请看女教师颜艳红的罪行》报道，是否合法，为什么？这样报道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不合法。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审判，对任何人不得确定有罪。会误导舆论，不利于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5．据查，事发的温岭市城西街道幼儿园女教师颜某无教师资格证，违反了哪两部法律的规定？

《教育法》第三十四条国家实行教师资格、职务、聘任制度，通过考核、奖励、培养和培训，提高教师素质，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教师法》

6．新华社为此事件发表新华时评《虐童背后是幼教发展欠账》，认为政府应当加大幼教投入。也有人认为是当地政府执法力度不够，应加大执法力度。如果你是当地人大代表，请结合以上案例，提出自己的立法建议（至少五条，言之成理即可）

第三篇：虐童案频发的社会机理及法律对策（本站推荐）

“虐童案”频发的社会机理及法律对策

近期，社会上“虐童案”频发，被舆论推到风口浪尖的是携程亲子幼儿园，“红黄蓝幼儿园”的用针扎孩子、喂孩子吃芥末的恶性虐童事件。这一起恶性虐童事件进入了公众及社会大众媒体的视野之后，迅速激起了社会舆论的轩然大波，极大的冲击了社会公众的安全心理防线，人们的社会安全感迅速降低。不少家长都陷入了恐慌，甚至有些草木皆兵了，很多的家长一遍又一遍的询问着孩子，自己的孩子是否遭遇过类似的事件。在这次的恶性虐童事件背后，又隐藏着什么样的社会原因呢？为什么社会上“虐童案”频频发生而屡禁不止呢？不少的家长，社会各界人士，各方学者都发出了类似的疑问。

本文就近期社会上“虐童案”频频发生而屡禁不止的社会内在机理进行一定的分析。第一，社会上“虐童案”的频发，是由于一定的客观原因的影响。儿童的年龄较小，生理年龄以及心理年龄都很不成熟，尚未形成自我保护的认知意识，同时，儿童由于生理年龄的限制，就算儿童拥有一定的自我保护意识，其自我保护能力较差，没办法完成对自我的保护。

第二，是家长们对儿童的保护意识有限，很多家长并没有在自己的孩子上幼儿园之前，向孩子传达出保护自己的思想，培养孩子自我保护的意识，因而我们的孩子在幼儿园受到了伤害，他们可能也会受到老师的恐吓，孩子们就算回到家也不敢告诉自己的爸爸妈妈。

第三，社会对幼儿教师的培训不过关，很多的幼儿园老师，都是十七八岁的、刚刚毕业的女孩子，她们拿到的工资很少，但是她们在幼儿园的时间很长，长时间的面对哭闹的儿童，人都会有一些烦躁的心理，何况是本身就不是很成熟的一些刚刚成年的女孩子们，幼儿教师的困境，也是社会上“虐童案”频发的根本原因之一。幼儿教师的准入门槛低，一些幼儿教师的受教育程度较低，导致的是很多幼儿教师的自身素质较差，法律意识的淡薄。同时，幼儿教师的待遇以及境遇较差，留不住一些真正热爱幼儿教育的工作的人才，很多的优秀的幼儿教师都由于过低的工作以及较差的工作环境不得不被迫转行以谋求更好的工作环境以及工作条件，很多的优秀的幼儿教师都流失到了其他的行业。

第四，我国的对于儿童保护的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度不健全，我国的法律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是一块空白区域，只有一些关于未成年人保护的基本法律，只能在案件十分严重的时候，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而相对应的，适应当前社会发展的，可以真正的从儿童的角度出发的，可以真正的保护到我们的孩子的相关法规尚不健全。这使得导致大部分“虐童案”的嫌疑人都受不到应有的惩罚，并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对他们做出的应有的惩罚。只有舆论的惩罚，只有道德的惩罚，对于这些嫌疑人来说，这是远远不够的。

上文通过对社会上的“虐童案”频频发生的原因进行了一定的分析，对社会上频发的“虐童案”的社会机理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从而根据上述的几点原因，提出以下一些相对应的建议从而防止社会上“虐童案”频繁发生。从法律的角度上来看，我们可以提出以下几点相应的建议：

第一，我国关于未成年人保护的相关的法律法规，需要进行进一步的完善。同时，我们必须从儿童的角度出发，制定与儿童相适应的法律法规，实际的保护着我们的孩子们，不仅仅是要保护孩子们的身体健康，而且也要对孩子们的心理健康起到了足够的重视，在法律法规中提出明确的规定，这可以对我们的孩子保护起到很大的作用。同时，对社会上的不法分子以及有可能伤害到我们的孩子的人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第二，我国的法律在完善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同时，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一些类似的先进的经验，我们可以加大对成年人收到伤害时，对嫌疑人的惩罚力度，做出从重惩罚，对一些不法分子起到相应的震慑作用。

第三，法律法规制度不仅可以在未成年保护的层面上起到一定的作用，同时，也可以相应的对幼儿教师的准入门槛做出规定，提高幼儿教师的准入门槛，例如，可以规定幼儿教师，必须取得相应的幼儿教师资格证，方可从事幼儿教学工作，同时，在取得幼儿教师资格证的基础上，要对其证件进行年审，每年一审，以保证幼儿教师队伍的纯洁性与先进性。

第四，相关的法律法规可以从提高幼儿教师的资格待遇方面来吸引更多的人才，以期留住更多的优秀的幼儿教师，使优秀的幼儿教师不至于因一些生活乃至工作环境等问题被迫流向其他行业。增加幼儿教师的待遇规范，使得更多的人可以走向幼儿教师行业，而不是，那些十七八岁的女孩子们由于刚刚毕业，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而无奈、或者被迫选择的工作，而是真正吸引那些真正热爱教育、热爱孩子们的那些优秀的幼儿教师的进入。

最后，我国的相关法律法规必须完善对私立幼儿园的管制问题，一些私立幼儿园的乱象在现如今的社会上频频发生，私立幼儿园的孩子们也需要我们的关注，私立幼儿园的相关法律法规制度的完善也亟待解决。不管是私立幼儿园，还是公立幼儿园，都是一盘棋，都需要我们从根本上去保护我们的孩子，给他们一个健康成长的环境，保证他们都健康长大。

希望这几点建议可以有所帮助，愿社会上不再有“虐童案”，愿我们的孩子都健康成长。

第四篇：从法律角度谈医疗纠纷和解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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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法律角度谈医疗纠纷和解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虽然通过诉讼途径解决医疗纠纷的案件逐年上升，如从2002年9月1日以来至2003年12月，江苏省各级法院受理的医疗事故争议案件达到700多起，是往年同期的10多倍。但由于非诉讼解决方式即ADR(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在解决纠纷方面具有简便、经济、快捷、专业性及保密性强等优点,因此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已成为解决医疗纠纷的主要途径。从理论上讲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包括仲裁、调解、和解，而我国当前医疗纠纷处理实践中只包括卫生行政机关主持下的调解和医患双方的直接和解。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发生医疗事故的赔偿等民事责任争议，医患双方可以协商解决即和解，不愿意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当事人可以向卫生行政部门提出调解申请，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因此进行医疗事故的和解有法可依，同时和解也要遵守法律规定，以确保协议的生效和执行。

一、不同性质的医疗机构的和解权限不同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四十九条的规定不属于医疗事故的，法律咨询s.ying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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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由于当前我国的医疗机构分为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和营利性医疗机构，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一般属于事业单位，其财产一般归国家所有，财产的处置需征得国家同意。营利性医疗机构的财产一般不属国家所有，其财产的处置一般不需征得国家同意，有自主决定权。因此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一般只能对属于医疗事故的医疗纠纷与患方进行调解。而营利性医疗机构一般对所有的医疗纠纷都可以和解，对不属医疗事故的医疗纠纷的和解视为将自身财产赠予患方。

二、参加和解的民事主体要具备的条件

1、患方主体要具备的条件

（1）参加和解的患方要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18周岁以上的公民是成年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可以独立进行民事活动，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16周岁以上不满18周岁的公民，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因此与医院和解者一般需年满18岁。

（2）参加和解的患方要具备主体资格

参加和解的患方在法律上必须能够享有民事权利，依法承担民事义务。因此患方必须直接与医院发生利害关系，如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患者本人。若医疗纠纷中涉及的病人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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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如未成年人、精神病人、昏迷病人，此时与医院和解的患方只能是病人的监护人。具体的监护人在法律上有明确的规定，如《民法通则》规定未成年人的监护人主要是父母，还有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姐、关系密切的其他亲属、朋友、未成年人的父、母的所在单位或者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等。若医疗纠纷中涉及的病人发生死亡的，则其继承人具有与医院和解的资格，此时参加和解的患方必须是按顺序的某一顺序的所有继承人。《继承法》规定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一顺序继承人是：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继承人是：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具备主体资格的患方既可亲自参加和解也可委托代理人参加和解或与代理人一起参加和解。虽然委托代理可以用书面形式，也可以用口头形式。但为了避免日后可能的纷争，委托代理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在授权委托书上应有患方和代理人的签字、应当写明代理人的姓名、代理事项、权限和期间。

2、参加和解的医方要具备的条件

如医院的法定代表人即院长参加调解，则代表医院的行为，其和解行为合法有效。如其他医院人员参加和解原则上应有医院的授权委托书，并在协议书上盖上医院公章。最好是医院领导会议上明确医疗纠纷的医院和解人和和解金额的权限，并形成会议纪要存档。

三、医患双方的和解行为必须依照法定原则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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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法律行为是公民或者法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合法行为。医患双方的协商作为民事法律行为，必须遵守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患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医院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该协商行为无效。现在有不少社会上的“混混”长期混迹于医院，专门寻找医疗事故。一旦发现医院和患者之间出现纠纷，这些“混混”就上前表示可以代打“官司”，然后“利润分成”。一些社会黑恶势力雇请一批闲散人员，围攻医院和有关政府部门，这种行为已成为社会安定的隐患。这种情况下签订的协议书已违背了自愿原则，因而是无效的。

四、保证协议生效执行的措施

由于和解所达成的协议本质上属于契约,效力较弱，事后易反悔。因此在通过和解解决医疗纠纷的时候,最好再通过公证或担保等形式以加强和解协议的法律效力，同时在协议书中写明违约的责任来制约反悔行为。因为民事法律行为从成立时起具有法律约束力，行为人非依法律规定或者取得对方同意，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否则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五、和解行为不得规避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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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医院在医疗纠纷中可能存在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当事医务人员可能存在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医患双方的和解只能就民事责任进行协商，不能规避当事医院、当事医务人员应承担的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因为追究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是由卫生行政部门和国家的公权力机关进行，其他单位和个人无此职责。因为法律规定对承担民事责任的公民、法人需要追究行政责任的，应当追究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对公民、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因此排斥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协议条款是无效的。

笔者长期从事医疗纠纷的和解工作，严格掌握医疗纠纷的和解原则，遵守相关法律规定，和解纠纷近百起，均顺利执行协议，无一反复，未造成大型医患冲突。而当前医疗纠纷已成为社会矛盾最为突出的热点之一，在不少地方甚至酿成大型冲突。如何妥善的缓解医患矛盾，无疑是一个系统工程。医患双方的和解反映了一种时代理念和精神的变化———从对抗走向对话,从冷战走向协商,从单一价值走向多元化,从胜负之争走向争取双赢的结局。这种变化对处于社会转型以及制度重组时期的我国来说,尤应值得关注。医疗纠纷解决过程中所遇见的种种困难很多，而交流与合作的不足,相互尊重与宽容的欠缺,往往是医疗纠纷难以快速有效解决的最大障碍。因此我们应加强医患沟通，从法律的角度进行和解，从而构建一个便捷、高效的医疗纠纷处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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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与参考文献

1、朱新法.聚焦医疗纠纷.新华日报.2003年12月8日第4 版

2、张海滨.医疗纠纷的非诉讼解决方式—医疗纠纷ＡＤＲ.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03，（3）：153-154

3、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当前医疗纠纷案件的特点、难点及审判对策.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2003，（2）：129-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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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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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的法

律

承

认

是

什

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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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印发（中国建设银行网上银行章程）的通知 http://s.yingle.com/w/jj/66147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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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解决电子合同纠纷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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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审核中禁止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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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 http://s.yingle.com/w/jj/661467.html

 电力工程施工协议书（2018http://s.yingle.com/w/jj/661466.html

第五篇：群杰印章研究院《从法律角度谈施工企业风控管理实战培训班》圆满结束

群杰印章研究院《从法律角度谈施工企业风控管理实战培训班》

圆满结束

2018年10月20日下午，由群杰印章研究院主办的《从法律角度谈施工企业风控管理培训班》在南京明发国际大酒店圆满结束。群杰物联科技总经理朱杰先生、法匠总经理魏迪先生、群杰印章研究院咨询顾问刘海东先生以及来自南通三建、江苏建工、龙信集团、大地建设、江苏双楼、鲲鹏建设、绿地城建、山东诚祥、上海建伟律所等单位代表共计50余人参加了培训。

群杰物联科技总经理朱杰先生在会上发表了精彩的致辞。他指出，群杰印章研究院旨在搭建一个学习、分享的平台，为更多的企业提供专业知识分享、咨询解答、专家指导等服务，让参与的企业能有所悟、有所得，进一步帮助企业提升、发展。

本次培训班特邀法匠总经理魏迪先生亲临授课，魏迪老师是中天建设（控股）集团法律监察审计部原总经理，从业十余年，在建筑领域风控管理方面有着丰富的实战经验。魏迪老师从自身经历讲起，着重聚焦工程施工企业的多维度风险，从众多实战案例出发，分别对未有效评估垫资风险、安全事故风险、项目经理滥用实际施工人地位风险、印章管理混乱风险、人工和建材涨价断供风险、工期违约无上限风险、单位犯罪风险、忽视质量管理风险、保证金退还风险、履约过程资料管理风险等施工企业经常遭遇的风险进行分析讲解，并有针对性地给予应对指导建议与意见。参训学员纷纷表示，此次培训获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