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从此开眼看世界南开外语学科九十年
从此开眼看世界——南开外语学科九十年
纪念南开大学建校90周年
肖福堂
南开学校的创办人严修和张伯苓很早就考虑如何解决学生求学深造的问题。早在1915年“徇中学毕业生之请求”,南开中学内曾设英语专门科一班,目的是为有志留学或从事教育工作的青年提供深造条件。1916年成立了专门部,集中管理英语专门科的各项工作。后成为知名人士的黄钰生、查良钊等都从该英语专门科肄业,后考入清华学校并赴美留学。同时又设立了高等师范专门班,招收有志从事教育工作的青年学习高等师范课程,积极创造条件,准备在专门部的基础上发展为大学。1916年8月22日,专门部主任张彭春邀集专门部师生举行茶话会,谈了南开大学的构想蓝图。但是由于当时学校经费早已入不敷出,寅吃卯粮,以致英语专门科和高等师范班均因“经费竭蹶,维持维艰,遂次第停办”(《南开学校一览》,1927年)。1918年底,严修、张伯苓赴美考察回津,认真汲取了办英文专门科和高等师范班失败的教训,又借鉴了美国私立大学的办学经验,着手筹备建立大学的各项工作。1919年,在古老的神州大地,爆发了高举民主与科学旗帜的“五四”运动。就在这一年的9月25日,南开大学举行开学典礼。10月17日,召开了南开大学成立大会。随着南开大学的诞生,外语学科作为南开大学最早设立的学科之一,开始了其90年的风雨历程。
第一部分
1919年南开大学建校,从“文以治国,理以强国,商以富国”的思想出发,设文、理、商三科,1921年增设矿科。在文、理、商三科中,按照美国大学分科、选科办法,将全部开设的课程分为四个专修组,即文言学组,包括国文、英文、法文、德文、日文五学门;数理组,包括算学、物理、化学、生物四学门;哲学及社会科学组,包括哲学、心理学、教育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六学门;商学组,包括国内外贸易、银行财政、商业组织三学门。各科学生前两年不分系,每一科学生所学课程基本一样,第三年开始选择专修组,在以上四个专修组中任选一组。到毕业时,视在某个专修组中所选课程至少满五十绩点(文科每星期授课一小时,自习二小时,满一学期者,为一绩点),该门课程则为专修学门。以后又把专修的学门称为“学系”或简称为“系”。当时的所谓“学系”或“系”,并不是行政实体,只是课程的学门,每年也不很固定。根据南开大学注册组1949年5月编印的“国立南开大学历届毕业生名录”中前三届毕业生统计,1923年第一届毕业生共21人,其中英文学系2人,教育学系3人,政治学系6人,历史学系1人,化学系1人,商学8人;1924年第二届毕业生共20人,其中英文学系3人,教育学系3人,政治学系4人,商学9人,算学系1人;1925年第三届毕业生共62人,其中英文学系6人,教育学系2人,政治学系5人,历史学系1人,化学系4人,商学30人,算学系1人,物理学系1人,矿科12人。
根据校史记载,最早来南开大学的教师是凌冰。凌冰曾在南开中学肄业三年半,后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1919年获教育学博士,6月回国,在广州完婚后便偕夫人赶来天津,任大学部主任兼大学教务主任。凌冰新婚的妻子是司徒如坤女士,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文学硕士,南开大学英文学系第一位英文教师。开始时,司徒如坤还兼任南开中学英文主任,并兼任大学德文课。最早的英文教师还有美籍教师刘易斯(Lewis)女士。司徒如坤和刘易斯都于1919年9月25日参加了南开大学的开学典礼(当时南开大学只有不足10名教师)。同日,刘易斯女士在演说中有几句话说道:“今日南开大学,是男子的大学,是男子研究高等知识的地方,可以说是南开中学办有15年的好成绩。但是大学中没有女生,这是跛行教育,这还是半身不遂的教育,甚盼望南开要办女子中学,以备入大学,使女子在本国有研究高等知识的机会。”由于刘易斯和司徒如坤的倡导,以及后来马千里的“南开中学应当添招女生的建议”(《校风》第132期,1919年12月5日),学校领导都同意招收女生。1920年,南开大学开始招收女生三人,而正式毕业的只有英文学系刘菊淡一人。刘菊淡是南开大学第一位女毕业生。
南开大学建校初期,文科主任由大学部主任凌冰博士兼任。1922年夏,司徒月兰由张彭春介绍来南开大学任英文教授。司徒月兰与姐姐司徒如坤同为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文学硕士。司徒月兰担任过一年级英文、二年级英文、三年级高级英文及四年级欧美文学等各类课程,一般每周上课12学时。同时,她还被英文演说会南开之星(Nankai Star)聘为导师,被南大唱歌会聘为导师兼钢琴师等。《南开周刊》曾刊登文章说,南大在华北八校英语演说辩论会“履执牛耳”,“此因出于指导者之功”;南大唱歌会为全校举行音乐会,“实启本校课外团体公开演艺之先河”,“本会还为本校课外组织男女合作之始”。从1925年秋开始,司徒月兰连续三年被聘为下一学年英文教授兼代理英文系主任。以南开大学学生中英文爱好者为骨干组成的英文学会、英文演说会、文学研究会等,是南开大学最早的有目的、有组织的学生团体。英文学系学生邹良骥1924年5月在《南大周刊》(学生生活号)第5期发表的《南开大学学生的团体生活》中提到:“南大学生合起来,人数不到三百,会总有三十个,而且大体都很有精神,很有活气„„往往弄得人和房子都分配不开”。1922年5月,华北六大学(北大、高师、清华、协和、燕京及南大)在北大礼堂举行联合英语辩论会。结果南开与北大获得第一名,清华学校列第三名。南开开创伊始,加入各联合英语演说比赛,此为第一次,一经加入即获得优胜锦席。从1926年起,张彭春担任英文学系的现代戏剧课程。
英文学系除培养专业英语学生外,还担任全校学生的英、法、德、日等语种的课程。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取得西洋文学博士学位的段茂澜,曾兼任德文、法文教授,陈省身、吴大任等都曾听过他的德语课。冯文潜于20年代末来南开,兼开德语课。1919年至1930年开设法、德、日语的教师先后有十几人。
第二部分
1930年春,南开大学文、理、商三科分别改为文学院、理学院、商学院。文学院开始时没有专门设立英文系,只设有文学哲学系,文学是指英国文学。这一年,陈逵先生应聘来校教英文。陈逵字弼猷,湖南攸县人,1920年8月赴美勤工俭学,在大学期间即开始用英文作诗或译诗。1926年在内不拉斯加大学毕业典礼上获“桂冠诗人”称号,令人瞠目。1927至1928年间,他的英诗创作更达到高潮,作品多次刊登在美国几家著名杂志上。美国贝宁顿大学文学系主任菲比·赵女士(Dr.Phebe Zhao)曾说他(陈逵)“在美国诗坛的名流中也不逊色”,“他以卓越的才华为中华民族增添了光彩”。我国著名学者冯至先先提到过:“先生曾创作英语诗文,发表于美国《日晷》、《民族》等著名刊物。英语诗辞句精炼,扬华夏之心声。文则笔墨生动,传祖国之文化,深受彼邦文坛重视。不意几度沧桑之后,如今中美学人互访,美方颇不乏人念及先生当年英语诗文,仍赞叹不已。”1931年发生了日军侵华的“九·一八”事件。陈先生说起国事,慷慨激昂,不能自已。《南大周刊》1931年9月29日第113期在《教授中之关心国难者》一文中提到:“教授中关心国难者有蔡维藩、傅恩龄、陈弼猷三先生。先生等每于提书授课时,泪盈盈而欲泣,声气为之咽嚥,恰似一幕‘最后一课’,令人心为之感,可助同学,时时铭刻国难于心,较之不关痛痒者,真不啻霄壤也。”
陈逵教授讲课很受欢迎,有感人的文学力量。他很健谈,喜欢学生课后到他家聊天。文学院一年级学生曹鸿昭、高殿森、董绍康三人常去陈先生家中听他谈话,他们都非常喜欢英国文学。在与陈先生谈话中,三人常感叹南开没有英文系。一次谈话时,有人提议,何不求学校添设英文系呢?陈先生也大加鼓励。于是几个喜好英国文学的学生,尤其是曹鸿昭、高殿森、董绍康三人,觉得要设英文系,非要张伯苓校长同意不可。最接近张校长的是秘书长黄钰生先生,他同时教文学院心理学课程,跟曹鸿昭几个人都很熟识。他们三人去看黄先生,说明来意,黄先生答应尽力促成其事,让他们写一篇请愿书,并签名,请愿书要简短中肯,太长了怕校长没时间看,让他们写好后交给他,等校长哪会儿高兴容易接受时,就向校长提这事。他们三人照办,把写好的请愿书送给黄先生,黄先生看后说可以并留下,让他们静候佳音。过了一段时间,黄先生告诉他们,张校长已答应他们的请求,决定从下学期(1931年秋)起,添设英文系。英文系成立后,由陈逵教授任系主任。
1932年8月,柳无忌博士来到南开园。柳无忌是杰出爱国诗人、民主主义革命家柳亚子先生的后嗣,可谓出身名门,家学渊源。而他卓有成就,饮誉中外,则是靠自己的勤奋与敬业。那时他26岁,在美国耶鲁大学完成学业,取得文学博士学位。南开当时已有好几位得到耶鲁博士学位的教授,如与他同时毕业的杨石先、张纯明,较前的何廉与方显庭,都在南开教学行政部门担任重要职务。柳无忌博士愿意加入这个阵营,作为一支生力军,为南开开拓一片新的园地。1932年秋,陈逵教授离校,柳无忌继任英文系主任。他怀着极大的热情,着力改进系务,增聘学有专长的教师,丰富课程和教学内容,加强学术研究与交流,力求把英文系办出特色,呈现异彩。
另外爱尔兰文学专家罗文柏教授也来英文系任教,讲欧洲文艺复兴。张彭春作为哲教系兼英文系教授,开设西洋戏剧。张彭春是张伯苓校长的弟弟,人称“九先生”。他指导南开新剧团,奠定了中国北方话剧艺术发展的基础。他对戏剧不光是爱好,而且造诣很深。他对京剧也很有研究,在班上讲课,常把中国戏剧和西方戏剧对照比较。同学们说:“他有一种本领,能把书本上的一出戏,讲得活现在眼前,因此他的课很叫座,常有人来旁听。他的导演,手法也很高。”给人印象深刻的有1934年春季学期学生排演英文剧《西方世界的花花公子》(The Playboy of the Western World),最初由九先生导演,由于他要陪梅兰芳大师赴苏联演出,改由赵诏熊教授担任导演。还有一次对外公演《财狂》,由张彭春教授指导,曹禺校友主演,英文系部分学生参加,市内观众纷至沓来,礼堂挤得满满的。演出轰动了天津,各大报纸纷纷发表评论,予以赞扬。郑振铎、巴金、靳以都从北平来看戏。
1933年,黄佐临先生到英文系任课,讲授长篇小说和萧伯纳两门课。黄佐临早年留学英国,学习经济,当时在天津新华书院任院长,同时在南开大学英文系任课。一次,英国文学家萧伯纳访华路过天津,黄佐临先生带领学生去天津车站欢迎。黄先生告诉萧伯纳说南开大学设有“萧伯纳”课程,萧笑着表示他听了很高兴。1935年黄佐临再次去英国留学,继入剑桥大学、伦敦戏剧学馆。1937年国国后,他长期从事戏剧、电影编导工作,成为我国著名编导。司徒月兰1929年离开南开赴美研修后于1934年又返回南开。柳无忌的清华同学,小说家罗皑岚讲授英美小说。系主任柳无忌认为,英文系学生应当有宽广的知识面,不但要训练英国语言文学,而且对于西洋文学应有普遍的知识。于是英文系于1936年聘请了曾任北京大学法语系主任的法国文学专家梁宗岱教授。他对于德国文学也颇有修养,英文相当流畅,又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20世纪20至40年代初期,梁宗岱声名显赫。在中国现代诗学史上,梁宗岱建构了象征主义诗论的“纯诗”说、“象征”说和“契合”说,成为中国象征主义诗论成熟的代表。更为重要的是,通过翻译,他向国内介绍了西方象征主义诗人及其诗论,同时还将中国诗人和东方诗学精神介绍传播到国外。梁宗岱在南开英文系开设《西洋文学名著选读》、《西洋诗歌》等。梁宗岱后来翻译的《浮士德》即是他在南开讲授的名著。梁宗岱还参与主编天津《大公报·诗特刊》。南开的“人生与文学社”也由于梁宗岱的到来而增色不少。他与著名诗人卞之琳、戴望舒和冯至共同创办《新诗》,促进了中国新诗运动中的现代派诗人群体产生。
英文系还聘请文学界一些名流,如朱自清、朱湘、孙大雨、罗念生、朱光潜、曹禺等来系里进行学术讲座,丰富学生的理论与知识。柳无忌教授利用他主编《益世报》副刊《文学周刊》的机会,选登师生作品,鼓励师生创作。他还与罗皑岚教授等发起组织文学团体“人生与文学社”,出丛书,编刊物。丛书出了两种,即罗皑岚教授的长篇小说《苦果》和《朱湘书信集》。所办刊物《人生与文学》于1935年4月创刊,填补了当时华北一度无大型文艺期刊的空白,曾在津门乃至北方文坛引起颇大反响。时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的朱自清教授对柳无忌教授等办社、编刊活动,极为赞赏和支持。京沪等地一些诗人、作家也极为关注,有的还寄来文稿,如曹葆华、赵景深、辛笛、吴奔星的诗作和徐盈的小说等。英文系师生更是有二十多人在上面发表文作。
作为系主任和学术带头人,柳无忌先生本人在繁重的教学工作(每周12节课)之外,勤奋笔耕,除去编写教材,还在校内外刊物上发表了大量的作品与文章,其中包括诗歌《希望》、《病中》、《下棋》、《生死两镜》;散文《苹果里》、《我所认识的了沅》;论文《语文与文学》、《为新诗辩护》、《诗人济慈》、《读帅黎(雪菜)诗》;短评《艺术与事实》、《文化的买卖》、《文人相轻》;文坛动态《巴比赛与战争小说》、《活跃的美国诗坛》;书评《朱自清的〈欧洲杂记〉》、《当代苏俄戏剧》、《番石榴集》;译作《法兰西》、《乔赛及其作品》等。
当年的英文系,师生关系良好,和衷合作。在柳无忌先生的倡导与推动下,英文系的学术活动十分活跃,在文学院内英文系独树一帜,为人才荟萃之处。柳无忌曾自豪地说:“南开文学院以英文系阵容最完整。”所谓“完整”,主要是指教师素质高,大都是留洋回来的饱学之士,并各有专长,相互搭配,可以满足语言、文学各方面课程教学的整体需要。
第三部分
1937年7月7日,发生了日军侵华的卢沟桥事变。紧接着日军进攻天津,开炮炸毁了南开校园,学校被迫南迁。南开大学的英文系与北大、清华相关的系组成长沙临大和西南联大的外国语言文学系。原南开英文系的教师只有少数到了长沙和昆明。到了昆明的有柳无忌教授和青年教师曹鸿昭、李田意,另外有日语教师傅恩龄等。其余教师都分散到了各地。
西南联大外文系教师队伍阵容强大,学派渊源不同,治学传统相异,学术观点纷呈,风度、气质别具特点,讲授方法各有千秋。他们在竞争中不断进取,开出了一些新课,旧有的课程不断增加新的内容,反映了当时国内最新学术成就。当时的一些青年教师和学生,后来不少人都成了在国内外有影响的学者。柳无忌、曹鸿昭合译的《英国文学史》在这一时期由中华书局出版,被列为“部订”大学用书。这种旺盛的治学风气与机制,促进了教学水平的提高。
1945年8月,抗日战争最终以中国人民的胜利而宣告结束。1946年10月17日,南开大学在天津举行复校典礼,学校由抗战前的私立改为国立,原来的英文系改为外国语文学系(外文系)。司徒月兰教授任外文系代理系主任。
复校后,外语学科把师资队伍建设作为重要大事来抓。一方面,把抗战前一度离校的教师召回学校,如司徒月兰、刘恩荣等。另外在联大及京、津、川等地选聘。选聘的教师,有不少人当时或以后成了享誉中外的著名教授和学者。如卞之琳,在北大英文系读书时曾师从徐志摩,他写的诗受到徐的赞赏。卞之琳与何其芳、李广田曾合出一本名为《汉园集》的诗集,所以在现代文学史上,人们把他们合称为汉园三诗人。1940年,卞之琳到西南联大外文系任教,在这期间,创作了不少小说、诗歌,并翻译了一批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1947年,他来南开外文系执教。他一边教书,一边发表译著《紫罗兰姑娘》、《浪子回家集》、《家门》等,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分别于2月、6月、9月出版,为“西窗小书”之
一、之
二、之三。4月译诗《小说家》刊于《东方与西方》,6月译诗《西面之歌》发表于天津《大公报》文艺版。卞之琳与梁宗岱曾经翻译了同一首长篇散文诗——里尔克的《军旗手的爱与死》。卞之琳一生翻译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创作了许多优秀诗歌、散文、小说。亚洲华文作家文艺基金会赠送给卞之琳大诗人的纪念版镌刻着这样的评语:“诗歌篇篇独具创意,落笔生花,有平实语言精炼出新的感性,提供近代新诗助长的养分。承前启后,功不可没„„”罗大冈,卞之琳的朋友,曾由卞之琳引荐去请教时任北大法语系主任的梁宗岱。1939年罗大冈通过了《白居易诗歌灵感的两个方面》的博士论文,获法国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1947年,罗大冈携眷回到阔别14年的祖国,被聘为南开大学外文系教授,妻子齐香被聘为副教授。在教学之余,他满怀激情,根据自己对法国文学现象所见所闻,写了不少文章,发表在天津《大公报》和《益世报》的文学副刊,以及由朱光潜先生主编的《文学杂志》上。1951年以后,他转任清华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兼西语系教授、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等,并任全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会长、名誉会长等。罗大冈先生重点从事法国20世纪文学研究,著有《论罗曼·罗兰》和论文数十篇,并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法国文学部分的主编,撰写了其中半数条目。他曾用法语写作屈原、李白、杜甫、陶潜、李贺、白居易、李清照七位中国古代诗人的评传,合为论文集《先是人,然后才是诗人》发表;将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艾吕雅诗抄》、《阿拉贡诗文抄》和《拉法格文论集》译为中文出版,又将《唐人绝句百首》和《古镜记》译为法文出版。为了表彰其对法国文学的研究与翻译工作,巴黎大学1983年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还有杨善荃、高殿森、张秉礼等等,外文系师资阵容强,教师著述丰硕。师生参加的“课外谈话”“写作学习”是其特色,活跃了学术风气。
在共产党地下组织领导的爱国民主和解放斗争中,外文系师生不少是积极分子。凌力学、高庆琪、林爽军、孟繁琪、田增佩、刘祖才、张佐、辛毓庄等都是共产党员,外文系学生周福成介绍傅作义将军女儿傅冬菊加入了共产党,后来成为傅冬菊的丈夫。他们二人了解傅作义的活动及思想,并向地下党及时报告,为和平解放北京做出了贡献。
第四部分
新中国成立后,南开大学的外语学科走过艰辛的探索和发展路程。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从上半年起,由罗大冈教授担任外文系主任。1951年底,由著名作家、鲁迅研究专家、文学翻译家、教育家李霁野教授担任系主任,除“文革”中断一段时间,直到1982年。作为翻译家,李霁野在70多年翻译生涯中,翻译活动主要涉及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苏联革命文学、英国文学名著(包括小说、散文、英诗)等。他的译文忠于原著,译笔流畅,风格独特。他翻译的《简·爱》是我国最早的完整译本。李译《简·爱》对于第一人称限知视角、自传体叙事模式以及心理描写笔法的引介,从健全文体类型这一文学形式的角度促进了中国文学向现代变革,在30年代的中国转型期以至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起到积极的思想启蒙作用,在我国外国文学翻译史上的地位和价值是永存的。1993年,他获天津市最高文艺奖“鲁迅文艺奖”。1995年,他与巴金、冰心等老一辈著名文学翻译家同获“彩虹翻译奖”荣誉奖。
1952年的院系调整后,外语学科的英语教师队伍很快形成了较强的阵容。其中有系主任李霁野,有以前就在本系工作的司徒月兰、杨善荃、高殿森、颜毓恒教授,张秉礼、张镜谭副教授;1931年曾任英文系主任的陈逵教授;对英国文学有很深造诣的李宜燮教授;西南联大毕业,赴美留学归国的巫宁坤副教授、张万里副教授;以及1953年从美国芝加哥大学取得文学硕士学位归国的查良铮副教授。查良铮笔名穆旦,是我国20世纪40年代著名的现代派诗人。35岁的穆旦,几经周折来到南开外文系任教。之后的5年里,不论是普希金、拜伦、雪莱,还是叶芝、艾略特的诗作,经过穆旦的精妙译笔,润泽了几代读者的心田。在来南开外文系一年中,就连续出版了《波尔塔瓦》、《青铜骑士》、《高加索的俘虏》、《欧根·奥涅金》、《普希金抒情诗选》等译著诗集,在中国形成一次普希金热。另外还有《布莱克诗选》、《济慈诗选》、《拜伦情诗选》、雪莱的《云雀》等。至1958年,出版了他来外文系后的17种译著、译诗集。但他的主业是在南开外文系执教英美文学,让南开学子融入诗歌创作生命。他经常拿着他过去的诗,请学生看,愿意听取他们的意见,教学相长。可惜的是,穆旦后来经历了1957年至1976年这20年间的政治运动。尽管如此,他还是完成了拜伦的《唐璜》译稿及《唐璜注释》第三稿。著名学者王佐良说穆旦作为翻译家,“他和戴望舒同为20世纪中国最成功的翻译家”。著名诗人卞之琳称穆旦译的《唐璜》为中国诗译艺术走向成年的标志之一。作为诗人,穆旦将忧郁的沉吟化作苍劲雄浑的时代悲歌,形成他在中国现代新诗史上最突出的标志。曾任南开大学秘书长的黄钰生教授,院系调整后调任天津图书馆馆长。但他从20世纪40年代直至1966年夏,一直在外文系兼任英语课。曾任文学院院长的冯文潜教授,从20年代末来南开,直到50年代,在南开外文系一直担任二外德语课,并一度为外语系教授。南开外文系英语专业包括上述教师组成的师资队伍,当时在全国高校英语学科中可跻身前列。
解放以后,根据当时“以俄为师”,需要培养大量俄语人才的情况,外文系于1950年增设了俄语专业,开始培养俄语学生。1955年夏天,高教部来函,南开大学外语系停办。两个专业未毕业的学生转往他校。特别是俄语专业教师,大都离开南开。英语教师也有不少人离开外文系。1956年,英语专业恢复招生。俄语专业直到1960年复办,才又开始招生。1960年和1961年,先后调来约15名俄语教师,不少人都是毕业于50年代初,具有10年左右教学经验的骨干,其中1人副教授,5人是苏联高校语文专业的本科和研究生毕业生及进修教师。教育部派来30年代初入党的老同志陈有信。他当年受组织委派去苏联留学,在苏联蒙受不白之冤被流放西伯利亚,50年代才回国。由他任外文系副系主任兼俄专教研究主任。很快,俄语专业所需要的俄语基础课和语言理论及文学的课程都能开齐。
第五部分
“文革”期间,南开外文系停止招生五年。因为学外语当时被诬为“崇洋媚外”,而懂外语的人又易被人视为有“里通外国”的嫌疑,外文系的教师成为受批判和挨整的重点对象。全系有36%的教师受到各种迫害和打击,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副系主任陈有信也被捕入狱,并死于狱中。1971年至1976年连续招收工农兵学员,学制三年。1972年外文系设立日语专业并招生,开始时,日语教师只有4人,其中有2人刚毕业不久,由孙履恒老师任日语教研室主任。工农兵学员的培养目标,当时定为初等翻译人员和教师。
第六部分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实行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政策,外语受到普遍重视。南开大学外语学科努力探索改革和发展的路子。通过调整培养目标,修改教学计划;拓宽专业口径,增加新的专业;改革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进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加强教材建设;完善教学管理;加强重点学科建设等措施,南开外语学科办学的规模和教学水平得到较快的发展与提高。
1981年我国实行学位制度,南开大学的英语语言文学学科和俄语语言文学学科获得全国首批硕士学位授予权。英语教师李宜燮、高殿森,俄语教师宗育才、孔延庚、曹中德、叶乃方是所在学科最早的硕士生指导教师。1988年日语语言文学学科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孙莲贵教授为该学科首位硕士生指导教师。1990年,英语语言文学学科被批准为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单位,常耀信教授为该学科首位博士生指导教师。1992年11月,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申报天津市重点学科获得批准。1996年,刘士聪教授被批准成为英语语言文学学科第二位博士生指导教师。
1997年10月23日,校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成立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学院由原外文系、外贸外语系、旅游学系的旅游英语专业、公共外语教学部组成。学院成立后,院为实体,公共英语教学部保持相对独立并保留原有办事机构。博士生导师刘士聪教授为外国语学院的首任院长。外国语学院的成立,标志着南开大学外语学科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学院抓住机遇,实行专业重组和资源共享,集中精力搞好学科建设。2002年,学院增设了法语专业;2003年,又增设了德语专业。学院成立至今,英语语言文学学科又先后增列了张迈曾、崔永禄、严启刚、王宏印、马秋武、苗菊、李兵、张文忠教授为博士生指导教师。2003年,外国语学院又被批准获得外国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硕士学位授予权。同年9月,国家人事部批准在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设立博士后流动站。2005年,外国语学院获得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2006年,英语语言文学学科,再次被确定为天津市重点学科。2007年6月,学院申请并获得全国首批翻译硕士专业学位(含笔译和口译两个方向)授予权,同时成立南开大学翻译硕士学位教育管理中心。
外国语学院现设有英语系、日语系、西语系、公共英语教学部,另有英美文学研究中心、俄苏文学研究中心,翻译研究中心。学院还作为天津市“131”人才工程外语培训基地和学校的外语考试中心。该考试中心近年承办了全国金融专业英语证书考试(FECT)、博思职业英语考试(英国BULATS)、日本语能力考试、托福计算机考试、全国英语等级考试(PETS)等国内外考试工作。学院现有教职工160人,其中教师130人(含教授27人,副教授60人),管理干部和教辅人员30人;聘有外籍教师18人,其中英语7人,日语4人,德语2人,法语2人,俄语2人,意大利语1人。学院共有各外语专业学生918人,其中本科生664人,硕士生127人,在职攻读硕士学位学生105人,博士生22人。公共英语教学部承担全校(外语学院之外)的本科生、研究生以及学校远程教育的英语教学工作。
外国语学院一直把培养人才作为根本任务,教学工作是主旋律,努力提高教学质量。广大教师教书育人,面向21世纪,拓宽专业,加强基础,注重能力,提高素质,努力探索外语学科发展和改革的路子。有14位教师获准校、天津市或全国“精品教材”、精品课程及“教育教学改革工程”立项,19名教师获学校“本科教学改革创新”征文奖。王宏印、王健宜、李树芬三位教授分别被聘为教育部高校外语专业指导委员会英语、日语、法语分委员会委员。王宏印教授还被聘为全国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有两名年轻教师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人才支持计划”。学院与日本、俄罗斯、法国、德国有关高校实行合作办学。外国语学院的学生各项素质不断提高,外语专业4级、8级的考试成绩一直保持优良,每年都有一批学生受到学校和天津市的表彰。近几年来,在天津市和全国性的一些高校翻译大赛、外语演讲比赛、外语辩论大赛、外交外事礼仪知识竞赛、戏曲表演赛等赛事活动中,外国语学院获得近20项一等奖、第一名、冠军等奖项,取得骄人的成绩。每年外语节,色彩纷呈。外文剧社、学院京剧团受到国内外一些高校师生的广泛好评,被学校评为“十佳社团”并被授予“特殊贡献奖”。外国语学院的毕业生在就业和读高一级学位的竞争中颇具实力,受到用人单位和招收单位的普遍欢迎。
南开大学是全国首批参加大学英语(公共英语课)教学改革试点工作的高校之一,于2004年制定教改方案,并设立试点班开展工作。2008年4月,教育部专家组来校评估南开的公共英语教学改革工作。通过认真的检查,专家组高度评价南开公共英语教学水平,对南开公共英语教学创新研究成果表示肯定,对把公共英语教学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理念表示赞许。学校有关部门领导表示将进一步深化大学英语改革进程,作好相应配套工作,努力提高公共英语教学质量和水平。
外国语学院在重视教学工作的同时,也努力抓紧科研工作。建院十年来,学院教师在承担科研项目、出高水平科研成果、扩大国内外学术交流等方面,都较前有了突破性的显著发展。近几年,外国语学院教师承担的省部级及以上级别的规划科研项目有30多项。俄语教授阎国栋先后承担两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1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马秋武、李艺、刘雨珍、苗菊、苏立昌等教授都承担了教育部或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石云艳教授的专著《梁启超与日本》获天津市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俄语教授谷恒东,由于在俄苏文学、俄苏诗歌与普希金创作方面研究的突出工作,1999年被俄罗斯联邦文化部授予普希金奖章及荣誉证书。法语教师张智庭教授,在介绍法国文化方面做出突出贡献,2006年11月,由法国高等教育与科研部长为其授“骑士级大学教学棕榈勋章”。英语教授刘士聪翻译的《皇帝的孩子》,2008年获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奖。近年来,南开外语学科先后有6人担任天津市及全国性学会或研究会的11项副会长的工作。
南开外语学科在翻译研究方面,有着传统优势。正如《中国翻译》杂志对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翻译学科简介中所说,该学科“有很久的翻译传统,曾出过一大批很好的翻译家,如柳无忌、查良铮、卞之琳、李霁野、李宜燮、高殿森,以及金隄、庞秉钧等,还有俄语的臧传真、谷羽,日语的李树果等,他们为南开大学翻译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做出很大贡献。他们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应当加以总结、继承和发展”。近年,南开英语博士点在翻译方向先后有4位博士生导师,20多名博士研究生,是一个关心学术发展、热心翻译实践和理论研究的学术群体。刘士聪、崔永禄、王宏印、苗菊等几位博士生导师,在中外翻译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散文及中国古典小说翻译研究、中国文化典籍翻译和译论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令同行赞叹的丰硕成果。另外,《中国译学辞典》编审委员会鉴于南开大学俄语教授王秉钦先生半个世纪来,在文化翻译学、篇章翻译学、对比语义学和翻译思想史等领域成就卓著,特推荐他以个人词条形式入选《中国译学辞典》“译学百论”卷。
常耀信教授在英美文学及英美文学史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包括有《漫话英美文学》、《美国文学选读》(上、下册)、《美国文学简史》、《美国文学评论选》、《美国文学史》(上、下册)等,受到国内专家的高度评价。常教授治学踏实严谨,宁静致远,厚积薄发。每撰一书,必苦心孤诣,力求为上乘之作。他的文章与著作,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与喜爱。2006年,常耀信教授编著的《美国文学简史》(第3版),与本院索金梅教授的《英国文学简史》、王宏印教授的《中外文学经典翻译教程》和王健宜教授的《高级日语精读》(上、下册,第2版)分别入选国家“十一五”教材规划。近30年来,常耀信教授在英美文学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高水平成果,同时培养了大量人才。如今,虽已年近古稀,但常耀信教授在教学和研究工作中,仍处处显示其学术“常青树”的风采与魅力。
近年来,外国语学院的张迈曾、马秋武、李兵、张文忠等博士生导师和有关的教授、副教授,在语言学、语音学、音系学、语用学以及外语教学理论和应用等方面做了大量研究工作,并取得一些在语言学界、外语界颇有影响的成果。学院有多位教师在各级学术团体中担任重要职务,在国内重要学术期刊担任编委。
2007年9月,著名翻译家、社会活动家林丽韫女士接受南开大学的聘书,就任外国语学院院长。学校任命博士生导师李兵教授为外国语学院常务副院长,主持学院工作。2007年12月在新一届领导班子的主持下,外国语学院制定了“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发展规划要点”。
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发展规划的指导思想是,以学科建设为龙头,以教师队伍建设为重点,全面提高教学水平和学术研究水平;坚持外国语言、外国文学和翻译研究“三足鼎立”的传统格局,坚持基础领域研究并形成各自的特点和风格;鼓励边缘领域和交叉领域的研究,培育新的学术增长点,抢占学术制高点;不同时期的建设重点不同;开拓新的应用型领域。学院的发展目标为,第一阶段用五年或更多一点时间,以获得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为主要目标。为实现此目的,现有的日语语言文学、俄语语言文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3个硕士点中,至少要有2个首先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法语和德语专业要能招收硕士研究生;建设好翻译硕士专业学位工作。第二阶段是在实现第一步目标的基础上,再用五年左右的时间,大体在南开大学建校100周年的时候,根据学校学科发展规划和部署,努力建设英语语言文学学科,争取达到国家重点学科的水平。外国语言文学学科是一个庞大的学科群,外国语言、文学、文化研究也都是较大的学术领域。学院的策略是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在充实基础领域教学的前提下,凝炼具有特色研究领域,培育具有特色的学术增长点,力争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强,我有特色。
外国语学院的学科建设任务是繁重而艰巨的。2008年以来,全院师生员工以科学发展观指导学院的学科建设和学院发展,下大气力营造良好环境,团结一致,共同努力,狠抓各项工作的落实,用实际行动迎接和庆祝南开大学建校和南开外语学科创办90周年,并为实现外语学科未来发展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第二篇:第8课 “从开眼看世界”到维新变法 教学设计
第8课 从“看眼开世界”到维新变法
内容标准
了解鸦片战争后中国人学习西方、寻求变革的思想历程,理解维新变法思想在近代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所起的作用。
教学目标
知识与能力
了解鸦片战争后中国思想界向西方学习、依次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中体西用”和维新变法思想,理解维新变法思想在近代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作用。
通过展示的图片、代表人物的言论资料,理解“师夷长技以制夷”“中体西用”和维新变法思想的内涵。
过程与方法
通过材料解读和问题解答,探讨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为什么鸦片战争后各种思潮代表人物的思想不能救国,理清近代中国人学习西方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思想历程。
通过材料解读和问题解答,探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影响,并从鸦片战争前后中国士大夫对待西学(技术、器物)态度的变化中,能认识林则徐、魏源“开眼看世界”的价值。
通过阅读材料和问题解答,认识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领导的维新变法运动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启蒙作用。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通过本课的学习,认识到鸦片战争以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向西方学习经历了由器物到制度转变的艰难过程,体会林则徐、魏源、李鸿章、冯桂芬、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的见识和勇气。
通过本课的学习,树立临危思变、善于应变的积极态度和敢于担当、敢于除旧立新的责任感及爱国情怀。
通过本课的学习,懂得在借鉴和汲取人类一切优秀成果时,要因地制宜,不
能照搬照抄或断章取义。
通过本课的学习,形成“人类的认识是一个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渐进过程”,政治文明、经济文明、思想文化之间是相互影响和相辅相成的,共同决定着社会的发展进步。
教学策略
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依据据课程标准,维新变法思想为本课的教学重点。
难点:评价是历史思维能力中较高层次的能力,因此,探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影响是本课难点之一。
教学分析
本课的教学设计,可引用诸多历史著作中的大量材料,部分材料学生阅读有些难度,教师可根据学生情况,设计的学案可事先给学生预习。
教学过程
导入新课
教师边演示幻灯,边讲述:在欧洲迈进近代门槛之后,先后发生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思想不断解放,同时近代自然科学不断不断发展,西方文化表现出一种昂首向上、积极进取状态。此时的中国,君主专制制度正不断加强,宋明理学日益走向僵化。在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比较中,西方文化明显处于强势,有学者借用物理学的名词,称之为“势差”。随着新航路开辟、西方传教士东来和西方列强不断发动的对中国的侵略战争,西方文化不断传入中国,历史上把这一过程称之为“西学东渐”。在这一过程中,西方文化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产生碰撞。在中西文化的碰撞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经历了由拒绝到被动应付,再由被动应付到主动吸纳的过程。这一过程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认识逐渐深刻,同时也是近代中国思想不断解放的过程。这个过程大致经历了先仿制外国的器物,以抵抗外国的侵略,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和“师夷长技以自强”。此举失败后,又想仿行外国的政治制度图自强,这就是康有为等的维新变法思想和孙中山的民主共和思想。再后来就是再解放思想,学习外国
的“民主”和“科学”,学习马克思主义。
这个过程是近代中国的先进分子经过从林则徐、李鸿章到康有为、孙中山,再到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几代人的不断探索、奋斗,不断解放思想的漫长历史进程。
设计意图:把近代中国思想解放的潮流放到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中,使学生认识到近代中国思想解放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大潮所决定的;使学生对本单元的学习内容有一个基本了解。
出示材料:
材料一:……(明末清初时)西学的传入,人们还是可以轻易地用‚西学中源‛,把这些知识(西方近代科学知识——引者著)解释为古代中国的发明,如天文历法、测量以及所谓的‚西洋奇器‛等。从明清之际最前卫的人算起,如黄宗羲认为‚勾股之术乃周公、商高之遗,而后人失之,使西人得以窃其传‛,王夫之认为‚盖西夷之可取者,唯远近测法一术,其他皆剽窃中国之绪余‛。乾嘉时代以学术闻名的钱大昕也认为,西方天学算学,是习自于在中国失传的祖冲之《缀术》。
材料二:(明末清初)虽然‚西洋奇器‛不断输入中国,数量也远远超过输入北美的,精致程度也相当高,而且,其中包含的知识和技术内涵也远远超过运到北美的器物,但是‚在很多人手里不过上掌上玩物,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认识、认真地研究和充分地利用。一旦传教士离开中国,这些器物也就大多销声匿迹,或弃臵于深宫之中‛。
——葛兆光著《中国思想史》
问题一:从两则材料当中,你能看出明末清初的士大夫对西学持什么样的态度?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态度:(1)认为‚西学中源‛,西方的近代科技或是中国失传的,或是从中国剽窃去的;(2)对西方的器物不屑一顾,视为玩物。
原因:天朝上国的心态;文化优越感。
设计意图:通过材料阅读和问题解答,使学生了解明末清初时的中国士大夫对西学的态度,更加明确鸦片战争前后的林则徐、魏源的所言所行是‚开眼看世界‛。
一、初醒:开眼看世界
1.林则徐——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学生阅读教材内容,了解林则徐在广州禁烟期间翻译外国书报、组织编写《四洲志》和魏源交往的史实。
2.魏源和《海国图志》
出示材料:
材料一:然则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欲悉夷情者,必先立译馆,翻夷书始。
材料二: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
材料三:是书何以作?曰: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
——魏源《海国图志》 问题二:与明末清初的士大夫们相比,魏源的思想有什么进步?同时还存在什么样的局限?
进步:开始认识到自己在技术、兵器和军事上的不足,主张向西方学习。
局限:没有摆脱‚华夷之辨‛,仍然没有以平等的眼光看待西方。
设计意图:通过材料阅读和问题解答,使学生认识到,在鸦片战争前后,以林则徐、魏源等先进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改革派,秉承传统士人‚经世致用‛的精神,本着‚救亡图存‛的目的,立足现实,积极了解西方,迈出了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第一步,但同时也受到时代的局限。
细节:《海国图志》在中国和日本的不同命运
据统计,当时有能力读到此书的人多达300多万,然而却很少有人认真阅读和领会书中的深刻内涵。相反,许多守旧的朝廷官员的骂声却扑面而来,他们无法接受书中对西方蛮夷的赞美之词,更有甚者主张将《海国图志》付之一炬。在腐败守旧的清政府眼中,《海国图志》无疑成了一本大逆不道的书籍。遭到无端非议的《海国图志》最终在国内的印刷数仅有千册左右。
1851年,《海国图志》第一次‚偷渡‛ 到日本,极受欢迎。1854年,日本人干脆在国内翻印了《海国图志》,引起了更大规模的阅读热潮。此后,《海国图志》在日本被大量翻印,一共印刷了15版,价钱一路走高。到1859年,这部书
的价格竟然比最初时飙升了3倍之多。
——魏启敏《中国巨著帮日本走向维新》
设计意图:通过了解《海国图志》在中国和日本的不同命运,使学生认识到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过程之艰难,《海国图志》在中国和日本的不同命运同时也折射了中日两国在向近代化转型过程中的不同命运。
出示材料:
„„从鸦片战争的历史看,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还不是民族致命伤,失败以后还不明白失败的理由,力图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可惜道光咸丰年间的人没有接受失败的教训,战后和战前完全一样,麻木不仁、妄自尊大。直到咸丰末年,英法联军攻进了北京,然后有少数人觉悟了,知道非学西洋不可,所以我们说:中华民族丧失了20年的宝贵时间。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
问题三:材料中的“少数人”是指那些人?材料中的“20年”后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洋务派。洋务运动。
原因:19世纪50—60年代,清政府内外交困,内有太平天国的打击,外有英法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打击,清朝统治岌岌可危。
设计意图:这段话明确指出了当时国人的麻木不仁、妄自尊大,视《南京条约》为万年和约,并未真正感觉到来自西方的威胁,所以致使中华民族丧失了二十年的宝贵光阴。这样,前述两个材料就为教学中衔接‚师夷长技‛的提出到‚洋务运动‛的实践为何相隔二十年提供了理解的桥梁。
二、渐醒: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出示材料:洋务派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经典解释。材料一: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
——冯桂芬
材料二: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于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
——李鸿章
材料三:西学除船械一切必须效法西洋外,其余人心、风俗、察吏、安民仍
当循我规模,加以实意。
——丁日昌 材料四: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人心,西学 应世事,而必无孛于经也。
——张之洞
引导学生阅读,并解释“体”“用”“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含义。体:主体、本质。
用:由主体派生,为主体服务的表现形式,即功能。‚中学为体‛:以中国的纲常名教作为决定国家命运的根本。
‚西学为用‛:采用西方资本主义的近代科技,仿效西方国家的具体措施,举办洋务新政来挽救江河日下的清王朝。
出示材料:
材料一:洋务派对西学的兴趣中,并不包含着追求更高远的社会目标与伦理思想的内在精神要求和丰富的社会内涵。在洋务派看来,“师夷长技”的目的仅仅在于“制夷”。如果“夷”已被制,或者以无“夷”可制,目的已经达到,“师夷”也就自然失去其存在的价值。
——萧功秦《儒家文化的困境》
材料二:‚那个时候的中国,天下滔滔,多的是泥古而顽梗的士人。„„如果没有“中体”作为前提,“西用”无所依托,它在中国是进不了门,落不了户的。‛因此,“‘中体西用’毕竟使中国人看到了另一个陌生的世界,看到了那个世界的部分,并移花接木地把这一部分引进到中国来,成为中西方文化交冲汇融后两者可能结合的一种特定形式。‛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材料三:就其本来意义而言,“中体”应是对于“西用”的限制,但‚西用‛既借‚中体‛为入门之阶,便会按照自身的要求而发生影响,人们虽想把它限制在既定的范围,实际却很难如愿。当这种矛盾日益明显之后,更开明的人们就会在事实的刺激下因势利导,走出更远的一步。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问题四:根据以上材料和所学知识,你认为应该怎样认识“中体西用”?
局限性:仅停留在学习西方技术的层面,没有提出更高的社会和政治改革目标。
进步性:符合当时中国社会实际,减轻了阻力;由引进技术,到学习西方科学文化知识再引发人们对教育政治体制的思考,为维新变法思想的产生提供了基础。
设计意图:通过引用当代著名史学家对‚中体西用‛的评价,认识‚中体西用‛的历史进步性和局限性,对洋务派给予‚同情之理解‛。
三、觉醒:维新变法思想
解释“维新”一词的含义。周邦虽旧,其命维新。
—— 《诗经》
维新:提倡新事物,反对旧事物,特指政治上的改革运动。1.背景
出示材料:
材料一: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 材料二:„„那个时候,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日本崛起于岛夷,最后跨海而来,燃起一场巨大的战火。这个变化过程就发生在中国人的眼皮底下。比之西洋诸国的历史,无疑要具体得多。因此,战争带来的屈辱越是沉重,对于日本自强成功的领会也就越为深刻。于是强敌变成了榜样。
„„ 而甲午一战,日本以彻底的西学打败了中国不彻底的西学。这一事实非常雄辩地为西学致强的实效作了证明。
——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问题五:试根据材料二和所学知识解释材料一的结论。
甲午一战,体态庞大的中国被‚蕞尔小国‛日本打败,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把当时的中国人彻底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惊醒,引起了知识界的思考:甲午战争的失败是‚君主立宪‛的日本打败了‚帝制‛的中国。
2.代表人物及其主张
(1)康有为的维新活动和主张
将西方政治学说和儒学经史结合,撰写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康有为认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尊崇的“古文”经典,如《周礼》《逸礼》《古文尚书》《左传》《毛诗》等都是西汉末年刘歆伪造的,因此都是“伪经”。破除了人们对于经学的迷信,动摇了封建专制的理论基础。
《 孔子改制考》:该书指出,孔子以前的历史都无据可考,孔子遂假托尧舜等古圣先贤的言论行事而作“六经”,其目的是为“托古改制”。康有为虚构出一个首创“改制”的孔子,实际上是用西方近代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思想,把孔子打扮成变法改制的祖师,以减轻维新变法的阻力。利用进化论宣扬君主专制肯定要被君主立宪制所取代,为维新变法提供了理论依据。
(2)梁启超、严复等思想观点
材料一: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成,在变官制。
──梁启超《变法通议》
材料二: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变亦变,不变亦变;亦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已,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
──梁启超《变法通议》
材料三:‚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优胜劣汰。‛
——严复译著《天演论》 细节:严复的进化论思想在当时风行全国,增强了仁人志士救亡图存的信心。鲁迅在《朝花夕拾》中说:‚一有闲空,就照例吃侉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毛泽东这样形容早年在长沙省立图书馆读严复著作时的感受:‚我正像黄牛闯进菜园,初尝菜味,只顾着吃。‛胡适说:《天演论》‚像野火一样,延烧着许多青少年人的心和血。‛
——冯天喻《中华文化史》 设计意图:帮助学生理解教材中的一段表述:‚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乃至新文化运动的骨干,都曾受到过《天演论》的影响。‛
问题六:结合时代背景,思考康、梁等人维新变法思想有什么时代意义?(1)激发了人民的救亡图存的爱国思想和民族精神;
(2)反对封建专制,主张兴民权、提倡新学,起到思想启蒙的作用,促进
了人民的觉醒,为后来的民主共和思想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创造了有利条件。
问题七:回顾今天所学内容,请回答:从鸦片战争前后到19世纪90年代,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学习,不断解放思想经历了怎样的历史过程?
待学生回答后,教师出示下面图表。小 结
从“师夷长技”到维新变法
延伸阅读建议
袁行霈等主编:《中华文明史》(第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 冯天瑜主编:《中华文化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萧功秦:《儒家文化的困境——中国近代士大夫与西方挑战》,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 黄天庆:《从心态视角反思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历程》,载《历史教学(中学版)》,2011年第1期
潘志远:《从文化的视角反思向西方学习的历程》,载《历史教学(中学版)》,2012年第12期
第三篇:人教版 新教材 结识近代中国最早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教案
结识近代最早“开眼看世界”的人
教学目标:
了解近代中国的屈辱岁月及落后的原因;知道近代最早开眼看世界的代表人物林则徐、魏源、容闳和郭嵩焘等代表人物及主要思想主张;学习了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人物的爱国主义精神;
重点:“开眼看世界”主要人物及思想
难点:理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过程及重要性
新课导入:请同学们回顾近代中国与同一时期西方的对比。
(温馨提示:可从政治、经济、外交、思想文化、发展状态等角度入手。)让学生感受,近代中国在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落后于西方社会。
【视频】
师:结合感受屈辱岁月的片段,谈谈你的感受
第四篇:历史研究性学习结题 《林则徐是怎样“开眼看世界”的》
历史研究性学习结题 《林则徐是怎样“开眼看世界”的》
作者:丁茂文
„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2097 更新时间:2008-12-24 15:48:10
丁茂文
方卫华整理
【选题背景】
1.通过本课题的研究,使学生汲取林则徐、魏源等地主阶级抵抗派的爱国主义精神,他们抵抗侵略、御侮图强、挽救民族危机的主张和实际活动,激励同学们为祖国为人民而发奋学习、努力钻研,为祖国为人民掌握过硬的本领。
2.鸦片战争中中国出现了新思想,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对于启迪人们重新认识世界探索救国之路具有进步的历史意义。然而,新思想的代表人物都是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他们的思想有着深刻的阶级和时代的烙印,没有而且也不可能冲破封建主义的藩篱,他们虽然提出了学习西方、改革内政的主张,但又不敢触及封建制度,从而不可能使中国真正强盛起来。
3.思想文化活动是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人类的思想文化经历了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历程,并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在这一过程中,不同特色的思想文化相互碰撞、相互交融,共同发展。了解中外思想文化发展进程中的重大事件、重要现象及相关人物,进一步从思想文化层面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特征,是高中历史学习的基本内容之一。
4.通过学习,认识历史人物所进行的各项重大活动既受到历史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同时也与其个人的主观因素密切相关;掌握科学评价历史人物的一些基本方法,把历史人物置于特定历史条件下,进行具体分析,尤其要关注个人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所起的作用,正确认识个人与社会、个人与自然的关系;从杰出人物的嘉言懿行中汲取历史智慧和人生经验,进而确立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
【基本观点】
学生在本课题的研究中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甲课题组的同学认为:林则徐等从爱国的愿望出发,了解西方、学习西方,是为了抵抗西方的侵略,御侮图强。
乙课题组的同学认为:林则徐等的出发点是维护清政府的封建统治,他们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了解西方的历史地理和法律制度是以挽救统治危机为目的的。
丙课题组的同学则认为林则徐等经世派主要是提倡经世致用的主张,清朝统治的衰落和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引起了一些有识之士的忧虑,迫使他们去反思造成社会危机的原因,探求挽救衰世的办法,开始提倡经世致用思想。鸦片战争后,经世派中一部分人开始向西方寻求救国之道,从而为传统的经世思想注入了新的时代精神。在这方面,林则徐、魏 源、姚 莹、徐继畲最具建树。清王朝所代表的封建地主阶级正面临走向瓦解的封建制度,表现为失去进取精神,日益趋于保守,“不问盐铁不问河”。林则徐在这种政治局面下进行艰巨的改革活动,林则徐的改革从主观上是为了国计民生。所谓“国计”,无非是清王朝的财政收入;所谓“民生”,就是百姓的经济与生活。林则徐的改革,概括地说较多侧重于农业生产的改革及一些经济部门经营和管理的改革。另外,就是注重生产技术的革新,主要围绕农政、河政、漕政与盐政而进行的。
【相关资料】
附页1:林则徐生平
林则徐是我国近代史上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在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入侵我国的初期,即鸦片战争前的禁烟运动和鸦片战争期间以及战后的反侵略斗争中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利益,表现了中国人民的英雄气慨,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光辉业绩达到他所处时代所能达到的高峰。为此,后人崇敬和纪念他,把他称为我国近代史上第一位民族英雄。
林则徐(1785-1850),字元抚,又字少穆、石麟,晚号俟村老人、俟村退叟、七十二峰退叟。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出生于一个清贫的封建知识分子家庭。由于家庭出身清寒,青少年时期生活贫苦,加上父母对他学而优则仕的殷切期望,林则徐从小便发愤读书,而他父母本身的困苦经历和他们比较同情于下层人民的痛苦、不满于统治集团中的黑暗腐败等方面的言传身教,更给了他以重大影响。通过他父亲及前辈学者如郑光策(1755—1804)、陈寿祺(1771—1834)等人的教育,更懂得了必须立定志向,学以致用,从而接触到各种经史典籍,大大开拓了眼界。由于家庭、父母和师长的长期熏陶,使得林则徐从小奠立了救世济时的志向,注意了解下情,认识到正直做人、办事要讲效果和不能与世同流合污的道理,并使他喜读有关民生利病的书,讲究民族气节,崇拜古代著名的民族英雄如李纲、岳飞、文天祥、于谦等人的功业和高尚情操。
林则徐在二十一岁后两次入京参加会试都落选了,到嘉庆十六年(1811年)二十七岁时,他第三次参加会试,终以二甲第四名成进士,被分发为庶吉士,授编修。从此一帆风顺,历充江西乡试副考官、云南乡试正考官,分校会试,迁江南道监察御史。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他三十六岁时外放为杭嘉湖道。附页2:禁烟运动中的林则徐
由于林则徐政绩斐然,他的才干一再得到道光帝的赏识。道光十二年(1832年)二月,他被调任江苏巡抚,成为独当一面的封疆大吏。1838年9月20日,他上了有名的《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尖锐地指出鸦片泛滥对社会经济的严重破坏,认为如不推行严禁政策,采取有效措施,“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促使道光帝不能不从统治阶级的根本利害关系考虑,下决心严禁鸦片,决定任命他为钦差大臣,到广东查禁鸦片。道光十八年十一月初十日(1838年12月26日),林则徐奉调抵京,在京十四天内,道光帝在十一至十八日的八天内连续召见他八次。他没有多作停留,身负重任,于十一月二十三日(1839 年1月8日)即南行赴粤,于翌年正月二十五日(1839年3月10 日)抵达广州城。林则徐到广州后,在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怡良、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等当地主要官吏的积极支持与密切配合下,立足于堵绝来源。在禁烟时期和其后在广州的日子里,他进行了大量的工作。首先是调查鸦片走私贸易的情况,采取有效措施,限令外国烟贩缴烟和具结;其次是组织各方面的人才,搜集和翻译西方国家的书报,积极了解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军事、法律、经济、文化、历史、地理等各种情况;第三是加紧战备,整顿和加强海防力量,增设炮台,训练水师,招募水勇,号召民众组织起来抵御侵略,作好各种必要的准备,以迎击前来挑衅和破坏的敌人。
从四月二十二日至五月十五日(6月3日——25日),林则徐偕同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怡良和水师提督关天培等在虎门海滩监督销毁所缴获的全部鸦片,取得了禁烟运动的第一个大胜利。在英国首都伦敦,有一座专门陈列世界名人伟人的蜡像馆,其中就塑有林则徐的蜡像。道光十九年下半年,中英双方关系日趋紧张,义律多次率英国兵船进行挑衅,由于林则徐、关天培作了周密的防备而未能得逞。继七月二十七日(9月4日)对九龙水师挑衅遭到反击后,九月二十八日(11月3日),义律又以兵舰阻挡英国商船具结,挑起穿鼻洋之战,水师提督关天培奋勇督战,击中敌船头鼻,清师船亦中弹漏水。此后九天之内,英国兵舰向尖沙嘴迤北官涌山的清军阵地发动六次进攻,都被击退。这次战争,可说是鸦片战争的前哨战,由于林则徐事先的认真备战,中国方面获得了最后的胜利。
附页3:鸦片战争中的林则徐
林则徐是以钦差大臣派赴广东禁烟的,他于道光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1839年3月10日)抵达广州,是年三月被任命为两江总督,但未赴任,十二月改任两广总督。这时,英国政府为维护其可耻的鸦片贸易暴利,已蓄意挑起侵华战争。翌年正月十八日(1840年2月20日),英国政府任命懿律和义律为侵华全权正副代表,由懿律率大小兵舰四十余艘于六月初抵达广东沿海。由于广州防范严密,英舰无隙可乘,懿律与义律便率舰北上,于七月中到达天津大沽口外,向清政府进行威胁。道光帝派直隶总督琦善与英军代表谈判,七、八月间,清政府命琦善向英方表示要重治林则徐之罪,为侵略者“代伸冤抑”,并于八月二十二日(9月17日)派琦善为钦差大臣至广东“查办”林则徐。与此同时,懿律与义律率领英舰队心满意足地南返。
附页4:革职后的林则徐
由于道光帝对林则徐“外而断绝通商,并未断绝,内而查拿犯法,亦不能净,无非空言搪塞,不但终无实济,反生出许多波澜„„”的严词斥责。九月初八日(10月3日),林则徐和当时任闽浙总督的邓廷桢同时被革职查办。
但是,封建专制的最高首领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将禁烟有功、坚持捍卫民族利益而坚决抵抗外来侵略的林则徐及其抵抗派战友邓廷桢的这种处分,丝毫也抹煞不了他们的功绩。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自有公论。这该是对林则徐的最高奖赏。
在林则徐的一再要求和两江总督裕谦、闽浙总督颜伯焘等的再次荐举下,清政府终于同意给予林则徐四品卿衔派他赴浙江前线协助裕谦抗击英国侵略者。积极参与前线的军事防御,考察各炮台、修筑工事、研制大炮、战船等,并将自己在广东搜集和研究的制炮技术以及八种战船图样全交给龚振麟等技工人员作参考。但到五月间,他又被革去四品卿衔,“从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七月,他在扬州途中奉旨赴河南祥符河工工地襄助王鼎办理堵口工程,翌年二月初东河河工告竣,道光帝又命他继续西行。十一月初九日(1842年12月10日)才最后到达成所伊犁惠远城。从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起,林则徐被遣戍在新疆的三年时间里,前两年许他协助伊犁将军布彦泰办理阿齐乌苏废地垦务,他的认真负责和精明能干,很得到布彦泰的赞赏。布在给道光帝的密奏中认为林则徐是他“平生所见之人,实无出其右者”的难得人才。后一年他奉命赴南疆查勘垦地,倡导兴修水利,改进推广坎儿井,教民制纺车、学织布,为新疆各族人民作了不少好事,受到当地少数民族的颂扬。
咸丰元年(1850年),林则徐收到当年即位的咸丰帝授他为钦差大臣赴广西镇压正在兴起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命令,他仓促抱病启程,十月十九日(农历)行至广东潮州普宁县逝世。
附页5:“林维喜事件”中的林则徐
第二课题小组的可 培同学在发言中说,林则徐在斗争实践中逐渐学会了从法律上同外国侵略者作斗争的本领,不但运用清朝的法律,同时也注意运用国际法。林维喜事件发生前后,林则徐组织了译员认真地翻译了瑞士人瓦特尔(滑达尔)的《国际法》。即《国际法运用在行为和民族与主权事务的自然法则的原则》。作者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来维护民族国家独立的。现在保存在《海国图志》第82卷。有两种译文,一是袁德辉翻译的,另一种是传教士伯驾翻译的。当时林则徐为了对付英国的侵略,所以兴趣集中在“战争及伴随的诸如封锁、禁运等敌对措施之类的有关章节上面。” 这些章节论述了一个国家拥有禁绝外国或“没收走私货以及进行战争的权利。” 《国际法》虽然译于1838年7月间,但从林则徐的一些言谈中,他掌握有关国际法的知识比这还早,至少了解英国的一些法律。
在林维喜事件中,林则徐向义律严正指出:“向有定例,如赴何国贸易,即照何国法度,其例甚为明白”,“犯罪在伊国地方,自听伊国办理,而在天朝地方,岂得不交官宪审办?”而且“杀人偿命,中外所闻”运用国际法在当时这样一种进步的法律武器,有力地驳斥了义律向我国攫取领事裁判权的要求。这应当说是林则徐为了维护中华民族国家主权向西方寻求知识并加以运用的最出色一例。
附页6:温家宝总理引用林则徐的诗句
在2003年3月18日新一届国务院领导的首次中外记者会上,在回答关于“工作风格”的问题时,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同志表示:“在我当选以后,我心里总默念着林则徐的两句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就是我今后工作的态度。”“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两句诗的意思是:只要对国家有利,不论生死,也要去干。岂能因为个人祸福而避后趋前。这两句诗出自林则徐二首七律《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中的一首,该诗全文是:“力微任重久神疲,再竭衰庸定不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摘居正是君恩厚,养拙刚于戌卒宜。戏与山妻谈故事,试吟断送老头皮。”此诗作于1842年,广东禁烟运动失败,林则徐被清政府遣戍新疆伊犁,在西安与家人告别。
【研究方法】
实施以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的素质教育,关键是改变教师的教学方式和学生的学习方式。设置研究性学习的目的在于改变学生以单纯地接受教师传授知识为主的学习方式,为学生构建开放的学习环境,提供多渠道获取知识、并将学到的知识加以综合应用于实践的机会,促进他们形成积极的学习态度和良好的学习策略,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1.知识与能力目标:鸦片战争中新思想萌发的基础与核心;从“乾嘉学派”到“经世派”;以林则徐、魏源等为代表的一批封建士大夫思想上的革命;《海国图志》;“师夷长技以制夷”;经世派的“经世致用”思想。阅读史书、史料、专著和网上文章的能力;通过书籍、网络、言论、新闻、影视等多种途径获取历史、政治信息的能力;通过对鸦片战争前后中国与世界形势的分析、比较、综合、概括等认知活动,培养历史、政治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评价历史人物的能力。
2.过程与方法目标:感知工业革命后英、法、美、俄等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本国实力大大增强后加紧对外扩张,从而把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作为他们侵略对象,是当时中外形势的主要特征。学习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提炼出自己的观点,努力做到论从史出、论从实出、史论结合、史今结合;探索学习,从不同角度发现问题,积极探索论证自己观点的方法,培养独立思考的学习习惯,对所学、所闻、所知的内容进行较为全面的比较、概括和阐释;学会在组内合作、同组讨论中与辩友的合作与交流等。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通过提炼观点、论证观点、雄辩观点、讨论观点、完善观点的学习活动,激发学生热爱祖国、振兴民族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在小组合作、同组讨论的过程中,培养学生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塑造健全的人格,培养坚强的意志和团结合作的精神,进一步树立求真、求实、创新、完善的科学态度。
林则徐是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是怎样“开眼看世界”的,我们认为可从以下方向进行着手:1.林则徐的剿夷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2.经世派重视国计民生,同时也注重了解西方的历史地理和法律制度;3.林则徐师夷长技以制夷;4.林则徐从了解西方到学习西方之长技;5.林则徐忠君与爱国的矛盾。
【相关书目】
①林则徐:《先考行状》,《云左山房文钞》,卷2。
②爱德华·V·吉利克:《彼得·伯驾与中国门户开放》。
③金安清:《林文忠公传》,《续碑传集》卷24。
④《林则徐传》《闽侯县志》卷69,列传。
⑤《林则徐集·奏稿》,上册,中华书局,1965版。⑥《林则徐集·奏稿》,中册。
⑦《林则徐集·奏稿》,下册。
⑧林则徐《致刘闻石书》,(道光十八年十月二十五日于新乡)。
⑨《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中华书局,第1册。
⑩《林则徐集·日记》。
⑪参见吴思庸:《林则徐手札十则辑注补证》一文。
⑫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鸦片战争》第5册。
⑬《林少穆先生家信摘录》,《鸦片战争》第2册。
⑭Davis:china during the war and sinc the Peace Vol·l·p258
⑮《夷氛闻记》,卷3,中华书局。⑯《云左山房诗抄》,卷6。
⑰《鸦片战争》,第2册。
⑱《林则徐手札十则》,《故宫博物院院刊》,1979年第3期。
⑲《清道光朝留中密奏·布彦泰片三》,《鸦片战争》第3册。
⑳李元度:《林文忠公事略》,《国朝先正事略》卷25。
⑴雷瑨:《蓉城闲话》,《鸦片战争》,新知识出版社,第1册。
⑵魏源:《海国图志》第84卷“仿造战船议”。
⑶林则徐:《致叶小庚函》,(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林则徐书札》。
⑷《林则徐集·公牍》。
⑸《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58卷。
⑹《鸦片战争》,第5册;《鸦片战争史料选译》,中华书局1983年8月版。《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7,“林则徐奏折”。
⑺刘锡鸿:《英轺纪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⑻马克思:《鸦片贸易史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5月第1版,第2卷。
⑼《林文忠公手札》,影印本(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⑽梁廷枬:《夷氛闻记》中华书局。《各国律例》刊于魏源《海国图志》,咸丰二年一百卷本之第83卷。
㈠张劲草:《林则徐—中国近代杰出的国际法学家》,载福建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林则徐与鸦片战争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㈡《澳门月报》,《鸦片战争》,新知识出版社,第2册。
㈢吴乾兑、陈匡时《林译〈澳门日报〉及其他》,载《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3期。
㈣魏源:《海国图志》第54卷。
㈤《林文忠公政书》两广奏稿,第一卷。
㈥爱德华·V·吉利克:《鸦片战争迫在眉睫》。
㈦《林则徐书简》。
㈧魏源:《圣武记》。
㈨范文澜《中国近代史》。
㈩林则徐在流放中的言志联 http://quanyl.html.533.net/lscs22.htm
(十一)林则徐:《致怡良书》,《林则徐书札》。
(十二)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张汇文等译,三联书店。
【相关网站】
㈠《林则徐》http://
㈤林则徐设立人才档案 http://.533.net/lscs23.htm
④《林则徐书简》第137页。
⑤《林则徐书简》第137页。
第五篇:扬大校长焦新安寄语2015级本科新生:读书行天下 开眼看世界 读书行天下 开眼看世界 ——扬州大学校长焦新安
扬大校长焦新安寄语2015级本科新生:读书行天下 开眼看世界 读书行天下 开眼看世界 ——扬州大学校长焦新安在2015级本科生开学典礼暨军训成果汇演上的讲话 亲爱的新同学们,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教
扬大校长焦新安寄语2015级本科新生:读书行天下 开眼看世界 读书行天下 开眼看世界——扬州大学校长焦新安在2015级本科生开学典礼暨军训成果汇演上的讲话亲爱的新同学们,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教官,老师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我们在此隆重举行2015级本科生开学典礼暨军训成果汇报表演。首先,我谨代表全校师生员工,向8756名新同学,表示热烈的欢迎!向中国人民解放军73056部队、江苏省军区、扬州军分区、武警扬州支队及全体承训官兵,表示衷心的感谢!扬州,有着2500年建城史,是享誉世界的历史文化名城;扬州大学,有着113年办学历史,是江苏省重点综合性大学,是成长中的高水平大学。同学们从四面八方,汇聚扬州,求学扬大,成为新的扬大人。从此,同学们将在名城、名校和名师的相依相伴中茁壮成长,在校区、城区和社区的共建共享中快乐生活,在文化、文明与文脉的交相辉映中启迪智慧,在学业、家业和事业的不懈追求中成长成才!同学们,大家一定清晰记得,17天前,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盛况空前,中国人民再次向全世界,展示了捍卫和平与正义的决心。大家一定还记得,170多年前,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激起了有识之士“开眼看世界”的呐喊。大家也没有忘记,5个月前,一名中学老师表达了“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燃起了人们对“诗和远方”的向往。对比两个“看世界”,我想了很多:读书是学生的天职,“看世界”又是青年人的天性,怎样才能兼容兴趣与发展,兼具随性与理性,兼顾当下与长远?对于同学们而言,“读书·行天下”应该是最美好的路径。借此机会,我谈三点想法,与大家共勉。
一、身处人人有梦的时代,当以读书支撑行天下的梦想从古至今,读书蕴含着理想抱负,读书人担当着民族脊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这些深入骨髓的至理名言,抒发了古人为修身治国而读书的情怀;“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国家”,这些振聋发聩的声音,展现了近代仁人志士“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豪情。如今,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这些振奋人心的强国梦,需要同学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读书”。同时,同学们的成才梦、成功梦,也需要通过“读书”将“梦想”变成“成功的未来”。“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只要将个人理想融入时代潮流,同学们的读书一定会更有动力、更有前途;只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自身血液,同学们的成长一定会更有意义、更有价值;只要将创新创业融入大学学习,同学们的未来一定会更加美好、更加幸福!
二、身处日新月异的时代,当以读书领略怀天下的精彩随着时代发展、科技进步,知识的载体层出不穷,读书的方式推陈出新。挑灯夜读、凿壁偷光、刺股悬梁等,是古人刻苦读书的佳话;电子书、订阅号、客户端等,是当代人方便阅读的写照。尽管许多新媒体、新方式层出不穷,但爱学习的人仍然以读纸质图书为乐,发达国家仍然以拥有一批读书人为豪。据统计,2014年,以色列、日本、法国、韩国的人均阅读纸质图书数分别为64本、40本、20本、11本,而我国人均仅为4.56本。令人欣慰的是,我校学生一直喜欢阅读。以图书馆统计为例,文学院学生人均借阅数连续3年超过14本,居全校第一。数学学院、机械学院、生科学院学生的人均借阅数也分别位居各学科门类榜首。不管时代如何变迁,读书的好传统一定要传承。在信息大爆炸、新媒体盛行的今天,同学们更应该把读书作为生活方式,与书为友,与大师为友,与真理为友,让思想不断前行,让心灵不断升华。读书贵在有恒。读书如同吃饭,可以变花样、换口味,但不能偏食、挑食,更不能缺少主食。否则,时间长了,难免营养不良。读书如同上网,需要天天关注、常常更新。读书贵在钻研。读书时多动脑,好比吃饭时多咀嚼,就会消化得更彻底,吸收得更充分。加批注、做笔记、写心得等,看似花费时间,实则事半功倍。学贯中西的一代鸿儒钱钟书,著作等身却藏书不多,大量的读书笔记,是他“过目不忘”的秘诀所在,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学习。归根结底,读书贵在用心。用心读书需要安心。只有安下心来,气息才更平稳,思绪才更专注。读者更入戏,知识才能更入心。否则,一会儿看看QQ、微信,一会儿再看看偶像明星、八卦新闻,看似轻松悠闲,实则自己也不知道“时间都去哪儿了”。用心读书需要宽心。既要读“专业书”,也要读“课外书”;既要读文,也要读理;既要知古,也要知今;既要读“流行书”,更要读“经典书”;既要读“中文书”,也要读“外文书”;既要读“电子书”,也要读“纸质书”。用心读书需要精心。有些经典著作,往往需要耐着性子读、逐字逐句读、反反复复读,每读一遍都会有不同的感悟,都会有不同的收获。今年6月2日,《中国教育报》报道了我校2015届毕业生乔科读书成才的事迹。乔科同学自幼因病丧失行走能力,甚至生活都难以自理。即便如此,他仍然在全班31名同学轮流做“书童”的帮助下,坚持读书,发奋读书,每天早晨5点多就起床背单词、练口语,不仅文化成绩名列前茅,还多次在全国、全省大赛中荣获佳绩,并成功考取东南大学硕士研究生。最难得的是,即使这个暑假,乔科依然坚持留校看书,直至9月1日才去东南大学报到。是读书,让乔科 “站”了起来;是读书,让乔科看到了精彩的世界。我们真诚祝愿乔科校友的世界因读书而绚丽!真诚祝愿同学们的世界也因读书而精彩!
三、身处创新创业的时代,当以读书积聚闯天下的能量闯天下需要知识、能力、智慧和勇气,大学学习需要自觉、自主、自立和自强。希望同学们做课堂上的“抬头族”。课堂是老师教书、学生学习的主阵地,是思想交汇、智慧交融的大舞台。好的老师,是一本移动的教科书;好的同学,是一本移动的参考书;好的课堂参与,是一本即兴创作的自传体。要立足课堂,抓住课堂,用好课堂。希望同学们做图书馆里的“占位族”。书籍的海洋里没有“差序格局”,不会嫌贫爱富,古今中外的往圣先贤,可以随意钦点。但思想的宝库又是“高冷的”,只有板凳坐得十年冷,坚持与大师们对话、交流,书才能读厚,思想才能变厚,人生也才能加厚。希望同学们做高科技的“炫酷族”。当今时代,新知识、新技术层出不穷,依托信息技术的大数据,已经成为“互联网+”时代的“活字典”。要想玩转“活字典”,同学们不仅要用好“百度”“搜狐”,更要用好“高大上”的在线网络课程、数据库;要从“手机控”成长为“科技宅”“文化范儿”;要让互联网成为我们学习的课堂、让高科技成为我们向上的阶梯。希望同学们做实践中的“暴走族”。“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告诉我们不仅要重视读书,更要积极实践;不仅要“知行合一”,更要“以行证言”“以行胜言”;不仅要走遍中国,更要走向世界、行遍天下,努力成长为国际化人才。希望同学们做学习上的“叛逆族”。“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创新源泉往往来自质疑,师生友谊往往源自质疑,梦想之光也往往启于质疑。学校鼓励同学们不盲从经典、权威!鼓励同学们跳出书本读书!鼓励同学们跳出框框、质疑问难、大胆创新!同学们,一个热爱读书的民族,才是充满前途和希望的民族;一个热爱读书的青年,才能成长为充满阳光和智慧的栋梁。让我们从今天做起,从身边做起,共同营造“多读书、善读书、读好书”的氛围,共同品味“读书·行天下”的快乐,共同体验“勇敢闯天下”的幸福!我坚信:不久的将来,扬州大学会因你们更知名,中国会因你们更强大,世界会因你们更精彩!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