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尘封50年的知青档案 捞起1000多名浙江人逝去的青春

第一篇：寻访尘封50年的知青档案 捞起1000多名浙江人逝去的青春

寻访尘封50年的知青档案 捞起1000多名浙江人逝去的青

春

2018-01-17 文明浙江袁敏苦苦寻找的知青档案。

当六本泛黄的档案从一堆被废弃的文件中被翻出来时，袁敏只有一种感觉：激动。她掏出手机，快速地一页页翻过，拍照，仿佛耽搁一秒，这些档案就会从眼前消失。袁敏是浙江省作协副主席、作家、资深出版人，这6本档案中记载的是50年前，插队到黑龙江富锦的1000多名浙江知青。今年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50周年。50年前，那场席卷全国的运动，改变了全国1600万年轻人的命运。袁敏关于知青档案的这次寻访，前后花费了近一年时间。这6本几近失踪的珍贵档案被她重新打捞出来，它们印证并记录了那一代浙江年轻人上山下乡的历史足迹，而这么完整的知青档案，也是袁敏从未见过的。本月，最新出版的《收获》杂志上，随着袁敏开设的专栏面市，她向记者独家透露了这批档案浮出水面的过程。记忆中的知青档案厚厚的档案上，每个名字后面都有一段故事。在袁敏的追访中，这些故事随之浮现。对袁敏来说，关注知青这个群体，并非一时兴起。早在30多年前，袁敏就曾发表过和知青有关的小说《深深的大草甸》。故事主人公的原型就是袁敏姐姐的中学同学，一位插队落户在北大荒的女知青。“这只是一个知青的故事，她的背后是一个群体，我想用文字记录他们的故事。”袁敏觉得那一代人的青春不应该被淹没。袁敏的寻访是从当年的富锦兴隆公社开始的。为了创作，袁敏也多次去过当地。“寻访开始前，不断有人向我提到有一份知青档案。”第一位向袁敏提及此事的是一位叫于小平的杭州知青，他是上个世纪70年代全军模范红九连的副指导员，当年也是兴隆公社的插队知青。“他因为办理退休，需要一份证明知青身份的材料，这样才能计算工龄。他辗转找到一份当年的知青登记表，托人复印了写有他名字的那一页。”看到于小平发来的这张复印件照片时，袁敏一下子被击中了，“上面记载的个人信息很全，最后一栏是‘有何政治问题’，一页上大概10个人，每人的这栏上面都写着父母有各种问题，比如叛徒、特务、大右派等，都是各种政治帽子。”那一刻，袁敏感到了历史的某种荒谬。直觉告诉她，有记录的应该不只是这10个人。不久之后，第二个人印证了她的推测。一位留在东北的杭州知青，七八年前也受人之托，找到过这样一份知青登记表。“这位知青说当时他费尽周折，才在富锦劳动就业局一个废弃的铁皮柜里找到档案。”据他回忆，当时看到一共有7本。这个说法让袁敏受到了鼓舞，因为据她了解，富锦下面当年有7个公社，也就是说，每个公社都有一本这样的知青档案。被遗忘的铁皮柜袁敏迫切地想找到这份完整的知青档案。“我相信它一定还留存在世，这是见证一段重要历史的文物，需要抢救。”2017年2月初，袁敏订了杭州飞往佳木斯的机票，又转车到富锦，开始了她的正式寻访，陪她一起寻访的，就是那位曾亲眼见到7本原始档案的杭州知青。袁敏到达富锦后，在这位知青陪同下，直奔富锦劳动就业局。上个世纪60年代，知青运动开始后，各地都有知青办，但1978年之后，知青办陆续撤销，它保管的所有东西都转到劳动就业局。“对方蛮客气，但觉得为难，说这去哪里找啊，都这么多年过去了，问谁都不知道。”几经辗转，最终，在富锦劳动就业局的一个办公室里，袁敏见到了这个自己听说过的铁皮柜。“在一个办公室的角落里，一人多高，灰色的文件柜，里面的人说，这个柜子从他来这上班开始就在，但从没打开过。”和文件柜一样斑驳的是它的钥匙，因为长久不用，已经生锈。“一开始插进去根本打不开，我用随身带的润肤露涂了四五次，才咔嚓一声打开。”袁敏记得，柜门拉开的一瞬间，发出嘭的一声，紧接着，里面的东西哗啦一下全倒了出来，塞得太满。“屋里立刻扬起一阵灰尘。可以想象，这么多年，一直没开过。”档案中杭州知青的资料。档案里的故事

袁敏在这一堆文件中翻找。“扒出一个大牛皮信封，信封上印着三个大字：资料袋。下面有一行钢笔字：杭州知青登记表。我抽出来一看，厚厚一摞装订好的登记表，每本前面都写着公社的名字，我一眼就看到了兴隆公社。”袁敏当时的感觉就是兴奋，“我一页页翻，先拿手机拍，怕不清楚，又拿出相机拍。”陪她同去的知青咦的一声，说不对啊，还缺一本啊。“这位知青七八年前帮人找过嘛，他当时看到还是7本。”缺失的这一本去了哪里？什么时候不见的？在场的工作人员没人能回答。“失踪了一本，余下的六本就更显得珍贵。”袁敏说。袁敏小心翻开这些被遗忘的档案，有的纸张已经粘连，即使再小心，还是会被撕破，有的字迹模糊，纸张边缘已经发黄。6本档案中的1000多名知青全部来自浙江，其中兴隆公社这一本，记载的有300多人，基本都来自杭州，大部分都是学生。袁敏印象最深的是两点，一是很多人的成分一栏填写的是“贪农”，“其实是贫农，大概当时抄写的人文化水平不高，写错了。”二是不少学生的学校一栏写的是五七中学，“但杭州根本没这个学校，也是问了很多人才知道，其实是杭女中，那个年代认为女子中学是修正主义的产物，就改了。”找到档案的袁敏，接下来的时间，依照兴隆公社这一本上的名录，寻访了80多人，通过他们口述回忆那段过往岁月，慢慢走近一代知青的血泪青春，灿烂芳华。尝过苦难，依然明朗在这一年的追访中，有一件事情一直困扰着袁敏。“我参加过很多次知青的聚会，也和他们有深入的交谈，虽然听起来有许多不堪回首的经历，但他们依然怀念那段岁月。”袁敏看过知青们给她提供的当年的照片，“有的住在马厩里，有的睡在茅草土坯屋里，很多人插队前家境优渥，根本没吃过这种苦头。我一开始不理解，他们想起过往，不应该声泪俱下吗？”但是渐渐地，袁敏找到了答案。“因为那是青春，对每个人来说，青春就是最蓬勃最有生命的。从那些老照片上能看出，他们脸上的笑是发自内心的，是真正的快乐。”当年的兴隆公社中，有一个颇有名气的说法： 东风夜话。那是一个大队里的10多位知青给自己的深夜卧谈起的名字。这些十七八岁的年轻人，白天繁重的劳动结束后，就凑在煤油灯下读书，然后激烈地争论。简陋的茅草屋，没有什么吃的，就煮一锅土豆。在袁敏的叙述中，这是一群有抱负的热血青年，虽然一下子被甩到最底层，却关心着祖国的命运。他们对国家的未来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让人动容。“东风夜话的成员，有很多人如今都在各自领域有颇高的建树。他们怀念那段经历，并刻骨铭心，将这段经历看做自己人生的基石。”袁敏说。除此之外，在和兴隆公社的知青们接触时，袁敏感觉到，他们也很少抱怨苦难，无论在什么境遇中，都能做到坚韧、隐忍而执着。“吃过了那样的苦，什么难题都不算事了。时代给他们带来了苦难，他们身在其中，得到历练，反而变得明朗。”有苦难，有血泪，有意气风发的豪情，有坚定的信仰追求，知青一代身上打着深刻的历史烙印，每一个个体的故事都带着时代的影子，他们的经历让人五味杂陈。“这份档案，以及档案中的人，能带我们重新审视那个时代，并挖掘出可以观照当下的精神价值。”这是吸引袁敏的地方，也是她不停追寻和记录的原因。新闻深读那些身在异乡的女知青6本档案中兴隆公社这一本，记载的有300多人，基本都来自杭州。“大部分都是学生，杭一中、杭女中、铁路中学、十一中、十二中。还有大概10个是来自杭州市福利院的孤儿。几乎每个知青的父母都有政治问题，包括孤儿。”有些人名，袁敏已经很熟悉，“之前接触、走访过。”迄今为止，袁敏已走访了其中的80多人。他们各自人生的故事曲折悲壮，残酷中有温情，有的在当时戛然而止，有的则延续至今，却无一不折射出那个时代的特征。当年杭州知青的生活照。（袁敏提供）

那些血泪经历被他们藏在心底从寻访开始，袁敏就多次参加知青们大大小小的各种聚会。“聚会上，大家回忆的都是当年的开心、快乐，很少提及苦难。”在慢慢地接触和深聊中，袁敏才发现，那些带着血泪的经历，每个人都是把它藏在心底，不说，但却并没忘记。当年的兴隆公社里，有一位19岁的女孩，父亲是杭大老师，她的母亲早已去世，两个哥哥疾病在身，父亲一直将聪明伶俐的女儿视为掌上明珠。这个女孩多才多艺，会吹笛能唱歌，和当时很多年轻人一样，怀着一腔热血插队下乡接受改造学习。女孩下乡第19天，和同伴们出去砍柴，返回时，一行人坐在马车高高的柴垛上，蓝天，白云，年轻人们高声放歌。这群从城里刚刚下来的年轻人，干农活的经验并不足，自然也不知道自己捆绑的柴垛并不牢固，而这种不牢固在崎岖的山路上就是一种隐患。果然，马车下坡时，木柴翻滚下来，这位19岁的女孩一下子被从马车上甩了出去，就在这一瞬间，失控的马车从她胸前硬生生碾压过去……在那样的小山村里，几乎谈不上什么医疗条件，即便是最近的卫生院，也要辗转几个小时才能到达。当被送到医院时，女孩反复地问同伴，我会死吗？我会死吗？同伴拉着她的手说，不会，你看你都没有流血，你不会死的。其实，女孩的肺已经被马踩烂，肋骨全部踩断，在同伴的鼓励声中，女孩还是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女孩出事后一周，父亲的第一封家书才从江南辗转送到公社，信里满满都是鼓舞的话：你要好好表现。“和她一起下乡的都是她的同学，当时所有人的感觉就是懵了，哭不出来，傻在那里。对十几岁的年轻人来说，这个刺激太大了，这大概是她们第一次直面死亡。”多年以后，当年的见证者们再说起此事时，都还记得每一个细节。因为下乡时间太短，女孩连张照片都没有留下，那场追悼会上，是同去的知青们素描了一张她的画像作为遗照……对知青一代来说，不少人都在那段岁月中，直视过这样惨痛的事件。“但又很少看到他们沉溺其中，苦难反而会让人变得更加坚韧，这大概也是那一代人的纪念方式。”袁敏说。当年杭州知青的生活照。（袁敏提供）苦到绝望时恨不得马上嫁人插队的生活有多苦？袁敏走访中，不少女知青都这么说：“如果当时有人能帮忙在垅上干活，或者有人能给口吃的，恨不得嫁给对方。”繁重的体力劳动、终日填不饱肚子，对于这群不足20岁的年轻人来说，日子并不好过。袁敏接触过一对姐妹，姐姐当时18 岁，妹妹16岁。妹妹下乡没多久，受不了这种苦，动了嫁人的念头。“当地不少小伙子都会追求女知青，用的方法就是帮忙干农活，特别是一些大婶大妈，想找媳妇，会时不时给这些女孩端点吃的，一个煮鸡蛋，一碗棒渣粥，就会让女孩子觉得温暖，以为找到家了。”袁敏说。妹妹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下，想要嫁人，“毕竟结了婚，就能有饭吃，填饱肚子。”姐姐知道后，极力反对，甚至不惜动手打了妹妹。但是这样的反对，在残酷的生存面前，显得软弱无力。妹妹就这么仓促做了决定。事实如姐姐所料，结了婚的妹妹并不幸福，夫妻之间基本没什么交流沟通，两天小打一架，三天大打一场。知青可以返城之后，姐姐很快回了杭州，妹妹因为已经在当地结婚，无法回来，但几年之后，因为无法和老公生活下去，抛下户口，带着孩子回杭。因为勤俭能干，妹妹勉强维持生计，谁想到不久后，老公还是从东北追了过来。“虽然一家人生活在一起，但是一个屋檐，两口锅，三个房间，吃饭分开做，水电费AA。”袁敏见过妹妹，她对当年的决定后悔不已，但在那种际遇下，大概很难判定自己的决定合不合适。一位如今事业有成的女制片人，在和袁敏交谈时，说自己当年也有过嫁人的一闪念。面对一望无际的垅，真是觉得绝望和弱小，这个时候如果有人来帮忙，恨不得立刻嫁了。“那种境况让你放下原来的心高气傲，让你觉得自己连选择的资格都没有。”当年杭州知青的生活照。（袁敏提供）这些南方孩子终究是要回去的在袁敏的追访中，像妹妹这样的大有人在，而因为婚姻留下的，很多都并不幸福。但也有当地人，在女知青们坚持不住时，适时提醒了她们，让她们感恩至今。袁敏讲了一个她走访到的故事：当时在兴隆公社，有两位领导是坚决反对当地的小伙子追求女知青的。他们说的最多的就是，这些闺女都是南方孩子，终究是要回去的，在这里安家就被绑住了。那位女制片人就是这样被拉回来的，“他们在当时开明地看到了城乡差别，看到了地域差异对人的作用和影响，认识到家庭出生带来的或多或少的烙印。”时至今日，两位当年的公社领导，一位已经去世，但每年都会有知青去给他扫墓。“我这次到富锦，也去了他的墓地，摆着花圈和祭品，一看就是经常有人拜祭的。”袁敏说。对知青们来说，这些大概就是残酷岁月中的温情。而这种温情一直延续至今，返城之后的知青，10多年前，集资在富锦当地修了路。还组织起来帮助当地的农户销售大米、豆油等农产品。“那里的大米品质很好，但是农民缺乏包装和营销意识，在杭州的这些知青就通过网络帮他们宣传，推广。”袁敏说，这样的事例在她的追访中，比比皆是，“知青离开之后，双方的情谊未断，这也是能让他们一直感念那段岁月的原因之一。”新闻+杭州一群老知青的30年人群陆陆续续到来：有人端着保温杯，有人兜来自家新炒的花生，一位脑中风后行动不便的老人，被他的老伙计们小心翼翼搀扶进包厢。看上去，这些老人衣着朴素，但精神矍铄。大家相互用杭州话问好，场面活跃而热络……2017年末，一场知青聚会在西湖边一家老饭店举行。他们都是老杭州，曾于上世纪“上山下乡”的特殊历史时期，先后到当时的余杭县三墩乡双桥公社红福大队（现西湖区三墩镇绕城村）插队。上世纪70年代，陆续回城后，他们联络上彼此。怀着共同情结，自1986年起，他们开始聚会，30多年来不曾间断。聚会上，他们笑逐颜开，似乎看不到风霜的影子。曾被时代洪流裹挟的他们，如今逐渐衰老。而当年那段知青经历，是他们这代人无法磨灭的烙印。绕城村。黄小星 摄

当年最怕的就是“双抢”“如果当时有两条路，我们选了其中一条，那肯定多少有些后悔，可是所有人就只有一条路好走，没得选择，”聚会上，一边剥着花生，一位女知青的话，引开大家的话匣子。上世纪60年代，大多初中毕业的他们没有升学深造的机会，响应“广阔天地大有可为”的号召，到农村接受锻炼。据不完全统计，从1964年到1976年间，到双桥公社插队的知青，有1000多人。当时家住杭州望江门的臧贤臣一家，是时代的典型缩影。他家兄弟姐妹四个，除了老大臧贤臣，一个妹妹去了黑龙江插队、一个妹妹去了乔司建设兵团。兄妹的“牺牲”，成全了最小的弟弟，他得以留在杭州民生药厂做工。在农村，臧贤臣从头学起。他摇着船，从三墩出发，沿着弯弯绕绕的水系，一直开到卖鱼桥，运送淤泥回来，给田里增肥。一个冬天，天空飘起雪子，他挑着近180斤的淤泥，过跳板时脚下一滑，连人带扁担一齐掉进运河里。虽然会游泳，但河水冰冷刺骨，还是让臧贤臣生了一场病。在知青何财良的记忆里，当时的三墩乡双桥公社，水田间穿插低矮农房，生活拮据而单调。唯一值得称道的，是“纯天然无污染”的自然环境：早起，稻田里升起薄雾，水鸟翩翩飞翔，水田里满是青蛙、黄鳝、泥鳅，有时还会突然窜出一条蛇，把女知青吓得哇哇大叫。“苦”是这群知青的共同记忆。农业靠天吃饭，他们最怕每年“双抢（抢收早稻抢种晚稻）”。何财良说，每天起早摸黑地插秧、掘田、翻耕、收割，一天要干12小时以上，待收工回家，还要自己做饭。有天，累了一天回来，掀开冰冷的炉灶，他竟哭了出来。割稻子时，何财良弄伤腿，没有声张，自己扎了布条止血，第二天，公社大喇叭里传出他的名字，赞扬他“轻伤不下火线”。至今谈起来，何财良仍觉得脸上有荣光。也有从没干过家务的女知青闹出笑话。何财良说，她们想煮两斤米饭，就老老实实地舀了两斤生米下锅，结果煮出一大锅饭，几口人好多天才吃光。臧贤臣当年住的房子（老照片翻拍）有的返城，有的留了下来上世纪70年代，知青们陆续返城。也有人选择了另一条路：同样参加聚会的沈云祥和臧贤臣在同一街道长大，也在同一天下乡。高中毕业的他一到村里，就被相中做老师。他所在的农户家有三个女儿，其中一个和他日久生情愫，他们结婚了。此后，沈云祥在三墩教了一辈子书，也把家安在这里。回城的知青，大多被分配进杭州各家工厂，暂时安稳下来。“我们当知青时，就只有很简单的愿望，有个稳定的饭碗，有个安定的住所，”知青陈浩说。下乡锻炼了他们的自强能力。陈浩说，回城后，他们个个“上得厅堂下得厨房，自己做饭、缝衣服，全都会，”由此，他们成了“最吃苦耐劳，最无怨无悔”的一代人。当然，也有遗憾。1977年恢复高考，陈浩也想参加。初中时，他平均成绩能达到97分，物理和俄语最拿手。但其时他已成家，儿子一岁了。也有和陈浩一起下乡的熟人，为了改变命运，抛妻弃子，决然参加考试。如今，那位熟人已是一家知名高校的教授。通过上世纪80年代尚不发达的通信条件，他们把散落的彼此一个个联系起来。知青们的聚会，像是时代的晴雨表。1986年，朝阳饭店，来了5桌人。当时，这些知青大多40岁出头，正值壮年，有人还穿着中山装，有人已换上新派西服；到了90年代，有人来参加聚会时愁眉不展，一问，是下岗了；2014年，万松岭，双桥公社知青大聚会，来了200多人。此时，大多数人已经退休，拿着智能手机，他们建立起名为“五十多年知青情”的微信群。那些打捞记忆的人“知青上山下乡这段历史值得记录和保存，使后人更好地了解和研究，”杭州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秘书长郑建平说。2015年开始，他们发起并组织实施《杭州知青名录》征集和编制工作，计划用二至三年时间征集杭州市属各中学毕业赴黑龙江、内蒙、宁夏兵团、农场、林场以及浙江建设兵团、浙江农村插队的知青的基本信息资料。郑建平估计，13年间，杭州市有20余万名知青响应政府号召，上山下乡、支援边疆。如今，臧贤臣也成了打捞记忆的人。7年多前，他生了重病，为了留住记忆，他开始在杭州一家本地论坛书写他的知青岁月，迄今一共写了300多篇文章。1月4日，臧贤臣前往绕城村，寻访他当年插队所在的农户高家。昔日的三墩乡双桥公社，如今变成了“美丽乡村”绕城村。低矮的平房，被整齐划一的三层小楼取代，他曾经撑船运泥的小河边，修起休闲亲水步道，油菜花和紫云英等待破土而出。村支书陆彬顺接待了臧贤臣，带他去看村里新修的长廊、凉亭、拱桥，根据规划，这里还将引入台湾一家公司的产业布局，发展花卉种植基地、农家乐、亲子游等。高家也被作为生态环境改善的典型登上报纸：几米开外，就是村里小公园的荷塘，河岸紧贴着高家院子，亲水平台宛如是他家的私家花园。臧贤臣拿手机不停拍下照片，在知青群里“直播”，诱惑群友常回绕城村看看。虽然顶着“知青”名头，似乎还和“青年”有着天然联系，这群老知青，如今大多已经年逾花甲。这些年，他们也相继送走十多位伙伴。每次聚会，他们都会定一个主题，有时是丰富老年生活，有时赶上家庭困难的知青生重病，主题就定为“帮困扶贫”。2017年末的这场聚会上，他们谋划着，新年再组织一场规模更大的相聚。“到了我们这个年龄，聚会真是聚一次少一次，我们现在就是不要争，不要比，不要斗，要比就比谁的身体好、比谁更开心，”陈浩的话引来一片喝彩。有人举起酒杯，有人举起热气腾腾的玉米汁，一道道菜肴端上桌来，欢乐的筵席开始了。新闻背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1966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本年度高校招生推迟半年。由于“停课闹革命”，高校从1966年至1969年四年停止招生。1970年后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全国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1966年至1979年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达1600多万人。●1978年10月31日-12月10日国务院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调整政策，在城市积极开辟新领域、新行业，为更多的城镇中学毕业生创造就业和升学条件，逐步缩小上山下乡的范围，有安置条件的城市不再动员下乡。●1981年11月国务院知青办并入国家劳动总局，历经20余年的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结束。

摘自新华社《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