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级法律职业之路这么走北大法律系“黄埔一期”刘凤鸣陶景洲现身说法 律新社名家谈5篇

第一篇：顶级法律职业之路这么走北大法律系“黄埔一期”刘凤鸣陶景洲现身说法 律新社名家谈

顶级法律职业之路这么走！北大法律系“黄埔一期”刘凤鸣、陶景洲现身说法

律新社名家谈

律新社作者 | 路小艺 编者按

此文4000字，阅读需要5分钟。纯大咖，纯干货！4月25日上午，由上海交通大学法社会学中心主办、律新社协办的“中国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四十年：如何走向世界”主题讲座在交大凯原法学院举行。通用电气（GE）全球副总裁刘凤鸣和美国德杰(Dechert)律师事务所亚洲业务执行合伙人陶景洲，回顾了自1977年恢复高考至今的法科教育历程及职业发展之路 —— 从律师曾被认作最差的就业分配，到成为最佳的职业选择；从法律人出国留学，到积极寻求回国服务；从法律人限于对本专业的深入探索，到用跨学科的视角看问题，中国法律教育、法律职业发展四十年，是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大时代前进发展的四十年，是随着中国企业大量走出去日趋国际化的四十年。未来，中国法律教育、法律职业将以更快的速度、更国际化的姿态走向世界。40年前，一件大事的发生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也为中国未来的高速发展播下了种子。

那一年是1977年，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特殊的年份。中国结束文革十年**后，在这一年恢复高考，这一年入学的大学生，也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对日后的中国甚至世界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1977年对很多人来说，是改变人生道路的一年 也就是在这一年的深秋，通用电气（GE）全球副总裁刘凤鸣和美国德杰(Dechert)律师事务所亚洲业务执行合伙人陶景洲考入了北京大学法律系。北大法律系当年招收了82名学生，这些学生的背景不同，成长经历迥异，对法律专业的认识深浅和兴趣浓淡也各不相同，得益于北大浓厚的学术氛围和大家40年来坚持不懈的钻研以及对法治的执著追求，他们在毕业后的几十年成为中国法律教育、法律职业各个领域的权威，甚至创始人。他们被称为北大法律系“黄埔第一期”。这其中有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北大著名行政法法学家姜明安、刑法学权威陈兴良、英文学术刊物《The China Review》主编王绍光、物权法主要起草者之一的民法学家郭明瑞以及华东政法大学前校长何勤华等众多当代名人。

前排从左至右：姜明安、龚祥瑞、陈兴良、王建平后排从左至右：陶景洲、刘凤鸣、李启家、王绍光、李克强 4月25日上午，由上海交通大学法社会学中心主办、律新社协办的“中国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四十年：如何走向世界”主题讲座在交大凯原法学院举行。刘凤鸣、陶景洲两位大律师，作为中国法律行业发展的亲身参与者和历史见证者，用自己的经历、一路积攒下来的宝贵经验，以及对未来高瞻远瞩的展望，做了深入、专业、透彻又极具建设意义的分享。刘凤鸣律师现场分享，陶景洲律师视频连线 上海交通大学法社会学中心是为在全球化背景下，对法律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作用，尤其是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各种法律问题，进行深入探索而设立的跨学科研究机构。凯原法学院教授李学尧主持了此次讲座。李学尧教授还是今年刚刚出炉的第八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之一。近40名法律界的学术代表和机构代表参加了本次讲座，代表中既有即将奔赴哈佛法学院等著名学府深造的青年才俊，也有已在政法单位耕耘几十年的宿将。主题讲座以两位成功法律人士对40年法律学习和执业经验的全景式的回顾为契机，立足于以更高的视角审度未来，对每一位法律界人士而言，是一场难得的精彩分享。

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1982年宪法

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国，北大法律专业还属于绝密专业，绝大多数人将来要从事政法工作，对党要绝对忠诚，必须要根红苗正才能参加法律系。对这样一个背景下的法律教育，陶景洲律师总结了五个方面：一是，当时的法律专业专政特色比较明显，主要是培养未来的法院、检察院的人；第二，当时的法律教育受苏联的影响比较大，主要还是国家与党的理论比较多；第三，以批判为由，引进了西方的法律理念；第四，由单纯的理论性研究做了进一步突破；第五，有逐步开放的课程设置。而其中最重要的是第四点的突破。那个年代在学校里面争论的最激烈的，就是法律和政策的关系到底怎么界定，到底是政策大于法律，还是法律大于政策，这个关系到底怎么摆平？

开放的思想促成了一个宪法原则：一切政党、社会组织都要在法律框架下活动。八二宪法正式开启了改革时代法制建设的大幕，设定了法制建设的合法性基础和边界，承诺了对法治国家的追求。可以说，八二宪法的制定，与当年对法律和政策关系的争论，有十分紧要的联系。如果没有学术理论上的突破，也就不会有1982年宪法的相应修改。

二、40年前，律师是最差的职业选择？

两位律师回忆1982年毕业的时候，大多数同学的工作分配是中纪委、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各个部委，律师成了就业分配最差的去向。刘凤鸣、陶景洲毕业时则选择参加研究生出国留学考试，分别去美国、法国留学并分别在美国和法国开始了律师生涯。后来他们都发现，法律人最好的职业选择还是律师。这是时代的发展，也是法律人的机遇。当时的中国，在对外开放的过程当中，一方面是中国律师还没有任何走出去的经验，没有和外国公司打交道的经验，对于国际官司怎么打，兼并如何处理、技术许可怎么安排等等，没有任何的经验。另一方面是，随着外商逐渐进入中国，一大批外国法律服务提供者，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律师事务所，以一种顾问公司的形式出现了。1992年10月20号，中国正式批准了12家外国律师事务所在华设立代表处。从此慢慢放开了中国对外国律师事务所在华执业的限制。那段时间，大量的外商对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法律环境的缺乏了解，需要通过理解他们的语言、语境、日常工作规程的人，来帮助解决问题，一些外国律师事务所，在一段时间内成为了最主要的参与者。但是，对外商来讲，不光是如何在中国成立一个企业，更重要的是如何解决他们在华经营过程中遇到的各类法律问题，与合作伙伴的纠纷，与政府之间的矛盾。此时，刘凤鸣和陶景洲也开始思考他们的前途规划，一方面是国内缺乏具备在海外学习、工作经验的法律人才，一方面是国外缺乏具备在中国从业经验的法律人才，而他们两位正好都具备这两点，在中国巨大的市场和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两位远在美国和法国的执业律师一致认为，中国最需要的可能不是再多一个处长，或者副处长，而是多一些做实务的，他们应该选择回国服务。1992年，当时在美国律所已经做到第五年律师、再往前走一步就有机会成为合伙人的刘凤鸣律师决定放弃在美国继续发展的机会，回到国内。他给一家外国事务所写信，要为他们在中国的事务做些贡献，却遭到了拒绝。后来，刘凤鸣律师做了一个大胆的尝试，跟对方讲：“你们暂时不需要律师，但是可能需要一个翻译，而且是专门懂法律的翻译，我肯定比一个学外语的人更专业。” 当时这家律所的北京办事处有几个美国律师，他们就以一个类似于法律助理的身份聘用了刘律师。国内对外国律师的大量需求，加上个人的努力，三年之内，刘律师从一个法律助理做到了律师，又到合伙人和办事处首席代表。在这个岗位上被该所提成合伙人的，刘凤鸣还是第一人。刘凤鸣认为中国巨大的市场，是全球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办法重塑的。这种环境下，很多机会是在其他法律市场不存在的，即便存在，也早已经过去了。像刘凤鸣、陶景洲律师这样，可以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深度参与许多重大项目，和中国的对外开放是分不开的。刘律师举例说，中国证券交易方面的法律人士，他们从证券市场的设立到法律体系的设定，都是创始人。这样的职业经历在法律领域十分难得。如今，中国企业大批的走出去，大量的国际兼并，使得中国律师有机会在国内律所和企业快速成长起来。

三、潜下心来学好技能，终生有益

刘凤鸣律师后来又进入微软中国做总法律顾问，在微软十四年中，几乎每次比尔·盖茨来中国访问和中国的国家领导人到微软访问，他都是主要负责人。这也让他这个法律从业人，介入到一些相关行业，包括公共政策、政府事务。后期他在微软更多的是从事管理方面的工作。这样在公司商业决策方面，也有了参与的机会，越来越了解公司的运营状况，包括怎么读资产负债表，怎么了解公司的营收、公司的现金流、产品的推出、市场推广等等。因此，刘凤鸣律师讲到，法律教育作为一个职业来说，其实可以把路子想的更宽一些，它不一定是限于如何解释一个法律条款或者合同条款，甚至说不一定在法律这个行业里面。但是你受法律教育的过程，你所学到的，所遇到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对你一生都是很有益的。从微软到通用电气这样一个老牌工业制造企业，刘律师发现他在微软公司积累的很多经验和经历，特别是在软件、云计算等领域的专业知识都很有用。通用电气目前正在从一家传统的工业企业朝着数字化工业公司转化的过程中 —— 通过互联网、云计算对相关数据的分析，来提高其产品的设计研发、生产制造和售后服务的效率，从而彻底改变企业自身和为其客户带来的价值。刘凤鸣律师说，在职业发展过程中，加入通用最初的原因是微软公司的法律问题是相对单一的，主要是知识产权方面的事务；而通用电气有近十个不同的业务板块，从航空发动机到发电设备到医疗，从交通到照明，再到金融和数字化等等，这可以有机会接触更多其他领域。职业发展中职业规划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更重要的是基本技能的培养，只要在所从事的领域里，专注地潜下心来好好学习，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那在今后的职业生涯当中，总会发生作用的。刘凤鸣感叹，不成想，这个职业变化的过程当中，在微软这些年的积累，对现在在通用有很大的好处。

四、未来，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法律人才

回看中国法律教育、法律职业四十年，刘凤鸣律师认为，法学教育改革的步伐有点慢，或者说法律教育跟不上经济发展、科技发展的速度，这是法律教育面临的最大挑战。比如说我们的法学教育现在有没有关注和研究新的经济模式和新技术所带来的新的法律问题？ 随着新一代工业革命的深化，“信息跨界”流通，人工智能也为我们带来了许多之前没有的新问题。如何从法律的角度合理地处理这样的问题将直接影响到新一代工业革命的发展速度。欧美法律界对相关问题的关注已近十多年了，中国在这方面研究还较少。从顶层设计的角度来看，什么样的法律适应新的发展，同时既具有能够适应目前技术的发展过程，又不给新的技术发展造成不必要的障碍。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这不是中国法律教育特有的，国外也有这种问题。刘凤鸣律师认为应该考虑多元化的教育方式。他说，我们现在提倡的工匠精神特别适合法律职业。所谓工匠精神就是要锲而不舍地对某一件特定的事情一点一点做下去，同时有传承的过程，就像学徒跟着师傅学习某种技能的过程。法律教育可以考虑引入“学徒制”，也许从法学院学习后期开始，跟着资深的律师学习，耳闻目染跟着他学，这种学习过程是很难替代的。陶景洲律师还给出了要多动手、加强写作能力的建议，他说就像出租车司机一样，开车开多了，路就熟了，这对于律师来说是同样的道理，你写东西写多了，也就写好了，做得多的话，会知道哪个地方会有潜在的风险，哪个地方会出事。同时，两位律师也提到要使法律教学与实践更多结合起来。早期做法学教育的人大多没有当过律师，没有当过法官。他们当时解释传递相关信息，有天然局限性。但是，现在可以引进多方面的人才。法律人也应该学习和关注相关领域的发展，通过跨学科的学习，加上专业的功底，为未来业务的开拓增加竞争优势。对比过去，如今在国外律师事务所做到合伙人的中国人，可能有成百上千人。市场机会仍然很多，竞争的人也更多。但是，市场上新领域的法律需求仍在不断在发生，尤其是新一代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新的法律问题和需求，不管对中国行业发展还是对中国法律职业发展，还将带来很多的机会。所以，在法律教育和职业发展过程当中，法律人要理解或者了解周边的大的经济技术动态，才会有利于做好下一步的工作，才能把握好新的机遇和应对新的挑战。回看中国法律教育、法律职业发展四十年，方方面面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过程。从1977到2017，刘凤鸣、陶景洲经历的是个人职业生涯的起飞、成功，更是中国改革开放大时代的巨大变迁，法律专业从一个绝密专业，到如今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大构成，这是中国法律行业的前进跨越，更是中国法治的进步。未来，中国法律教育、法律职业将在更大的挑战中走向世界！GE全球副总裁刘凤鸣在本次主题讲座前接受了律新社【大咖来了】专访，和律新社进行了深度对话，敬请期待！律新社CEO王凤梅专访GE全球副总裁刘凤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