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辩护词(慈溪刑事律师)

第一篇：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辩护词(慈溪刑事律师)

慈溪律师沈建飞,浙江万豪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辩 护 词

审判长、审判员、人民陪审员：

浙江万豪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张立平亲属的委托，并征得其本人同意，指派我担任张立平的一审辩护人，参与本案的诉讼活动。通过刚才的法庭调查，现辩护人根据本案事实和有关法律规定，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张立平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证据不足。理由如下：

第一、公诉机关没有确实的证据证明被告人张立平行车时视线严重受阻。行车时视线是否严重受阻，不能光凭被告人张立平的单方面陈述。视线是否严重受阻应当由法定机关作出公正的检测报告。就像醉酒驾驶一样，不能光凭驾驶员的单方面陈述说：我喝了很多酒，我已经喝醉了，难道警方不作酒精浓度测试，就能认定驾驶员醉酒驾驶吗？同样道理，视线是否严重受阻，可见度到底是100米、还是50米、还是为零，不能只根据被告人的口供，也不能凭公诉人的主观推断，应该由法定机关作出司法鉴定。

第二、除了被告人张立平的口供之外，公诉机关没有证据证明被告人张立平的行车路线是“S”形。

第三、公诉机关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被告人张立平是高速行驶。公诉机关除了提供了一张没有车辆牌号的卡口照片外，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被告人张立平是在高速行驶，即使那张没有车辆牌号的卡口照片是真实的，在十余公里的路程中，只是一个点超速，能证明被告人张立平是高速行驶吗？或许刚巧在这一测速点，路上没有其他行人或车辆，难道只凭一个测速点超速，就能指控被告人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吗？在慈溪汽车西站到周巷的十余公里的路程中，有许多电子警察如红绿灯和固定测速点，公诉机关为何只提供对被告人不利的一个证据，而不提供对被告人有利的其他电子监控证据呢？（公诉 慈溪律师沈建飞,浙江万豪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机关应当客观、全面、公正的提供被告人构成犯罪或不构成犯罪的全部证据。）并且以“S”形路线高速行驶本身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既然是“S”形路线，就不可能再高速行驶了，既然是“S”形路线高速行驶，为何在十余公里的路程中没有碰撞到路上的行人或车辆呢？

第四、公诉机关没有证据证明被告人张立平的行为，危害了其他车辆和行人的安全。是否危害了其他车辆和行人的安全，要由在329国道上的行人或驾驶员作出判断，不能以坐在办公室里的公诉人的主观想象和推测为依据。只有在329国道上的行人或驾驶员感受到了危害性，才能认定被告人的行为危害了不特定人的公共安全。

另外，从刑法的犯罪构成理论来看，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主观方面必须是故意。而本案被告人张立平主观上并没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故意，客观上也没有冲撞行人或车辆的行为，被告人张立平主观上不但不希望或放任交通事故的发生，反而是积极地避让路上的车辆和行人，事实上被告人张立平驾车安全行驶了十几公里，也没有发生交通事故。

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的指控，只有被告人张立平的供述，没有其他相关证据印证，证据显然不足。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6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的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因此，不能光凭被告人张立平的口供，认定被告人张立平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以上辩护意见，请法庭予以采纳。谢谢。

辩护人：浙江万豪律师事务所

沈建飞律师

2011年5月19日

第二篇：交通肇事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对比

交通肇事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对比

上周，两起有关“驾车撞人”的案件一审宣判。“高调登场”的胡斌在网民的一致“声讨”之中被以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一直“潜伏”的孙伟铭案因被告人孙伟铭被判处死刑而“暴露”在舆论的一片哗然之中，关于交通肇事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两个罪名也成了公众关注的焦点。背景一

杭州“5〃7”交通肇事案公开宣判

胡斌被判刑3年

7月20日，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对“5〃7”交通肇事案进行了一审公开宣判，以交通肇事罪判处被告人胡斌有期徒刑3年。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9年5月7日晚，被告人胡斌驾驶经非法改装的红色三菱轿车，在途经文晖路、文三路、古翠路、文二西路路段时，被告人胡斌与同伴严重超速行驶并时有互相追赶的情形。当晚20时08分，被告人胡斌驾驶车辆至文二西路德加公寓西区大门口人行横道时，未注意观察路面行人动态，致使车头右前端撞上正在人行横道上由南向北行走的男青年谭卓。谭卓被撞弹起，落下时头部先撞上该轿车前挡风玻璃，再跌至地面。事发后，胡斌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和122交通事故报警电话。谭卓经送医院抢救无效，于当日20时55分因颅脑损伤死亡。事发路段标明限速为每小时50公里。经鉴定，胡斌当时的行车速度在每小时84.1至101.2公里之间，对事故负全部责任。

法院认为，被告人胡斌的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被告人胡斌肇事后及时报警并在现场等候，该行为属于履行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的义务，故不能认定被告人胡斌有自首情节。被告人胡斌案发后虽未逃避法律追究，其亲属也能积极赔偿被害人家属的经济损失，但胡斌无视交通法规，案发时驾驶非法改装的车辆在城市主要道路上严重超速行驶，沿途时而与同伴相互追赶，在住宅密集区域的人行横道上肇事并致人死亡，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犯罪情节严重，应从重处罚。但被告人胡斌的行为不符合《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关于交通肇事罪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具体规定，认定其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缺乏法律依据。法院据此作出上述一审判决。

背景二

成都一司机无证醉酒驾车

致4人死亡被判死刑

7月23日，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在当地备受社会各界关注的孙伟铭无证、醉酒驾车造成4死1重伤案依法进行公开宣判，法院一审认定被告人孙伟铭的行为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且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故依法判处其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法院庭审查明，去年5月，被告人孙伟铭购买一辆别克轿车，之后其在未取得合法驾驶资格的情况下，长期无证驾驶该车，并有多次交通违法记录。去年12月14日中午，孙伟铭驾车搭载其父母去市内东侧一酒楼为亲属祝寿。大量饮酒后，其驾车从该酒楼送父母到成都火车北站搭乘火车，而后又驾车返至市区东侧的成龙路往成都龙泉驿区方向行驶。当日17时许，孙伟铭在一路口从后面冲撞与其同向行驶的一比亚迪轿车尾部。发生事故后，孙伟铭驾车逃离现场继续往龙泉驿方向行驶，当车行至卓锦城路段时，其严重超速驾车越过绝对禁止超越的道路中心黄色双实线，先后撞向对面正常行驶的一长安奔奔轿车、奥拓轿车、蒙迪欧轿车及奇瑞QQ轿车，直至他的别克车不能动弹，造成4人死亡，1人重伤，公私财产损失共5万余元的严重结果。

之后，孙伟铭被接到群众报案后赶至现场的公安人员抓获。经鉴定，孙伟铭驾驶的别克车在碰撞前瞬间行驶速度为每小时134至138公里，孙伟铭血液中的乙醇浓度为135.8mg/100ml（按国家标准血液中的乙醇浓度超过80mg/100ml为醉酒）。

宣判后，被告人孙伟铭当庭提出不服判决，表示要上诉。

（王彬 苏罡 据相关报道整理）

说 法

交通肇事罪和以危险方法

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区别

李桂生（镇平县人民法院刑庭庭长）：交通肇事罪，是指违反交通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指故意以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以外的并与之相当的危险方法，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

周文宇（淅川县人民法院副院长）：交通肇事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都是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都可能发生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严重后果，两罪的主要区别在于：

一是主观方面不同。交通肇事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过失；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在主观上表现为故意。

二是客观方面要求不同。交通肇事罪在客观方面要求行为人违反交通管理法规，且必须造成严重后果；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不以严重后果发生为要件。

三是刑罚不同。犯交通肇事罪，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则要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从以上分析可见，交通肇事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本质区别在于，实施犯罪行为时，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是故意还是过失。

如何区分间接故意和过失犯罪

杨涛（镇平县人民法院法官）：我国《刑法》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由此可以看到：间接故意的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的构成标准分别为“明知”和“放任”。基于这个标准并结合刑法的基本原理，可以得出间接故意的基本概念。所谓间接故意是指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而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

我国《刑法》第十五条规定：“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是过失犯罪。”据此，过于自信的过失对于认识和意志的构成标准分别为“明知结果可能发生”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结果发生”。依此，过于自信的过失的概念为：已经预见到自己的行为可能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但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心理态度。

赵彦锋（镇平县人民法院法官）：我国《刑法》对于故意犯罪和过失犯罪法定刑截然不同之规定，使得区分故意过失具有了很大的现实意义。同时，如何正确区分间接故意和过于自信过失是“刑法中最困难和最有争议的问题之一”。通过概念中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的比照，可以看到间接故意和过于自信过失的相似之处具体表现为：第一，在认识方面，两者都认识到了自己行为发生危害社会结果的可能性；第二，在意志因素方面，两者都不希望危害结果的发生。

尽管有以上的相似之处，间接故意和过于自信过失也存在着本质的区别：间接故意所反映的是对结果的积极蔑视的态度，过于自信的过失所反映的是对结果消极不保护的态度。这种本质的差别，又是通过各自的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表现出来的。

两起案件的定性准确性考量

常亮（镇平县人民法院法官）：通过上面对交通肇事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区分以及“间接故意”和“过失犯罪”两种犯罪主观区别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两地法院在定性上对该两起犯罪（或者说事件）的认定基本上还是准确的。

胡斌案中，被告人胡斌撞人后立即踩刹车并下车查看谭卓的伤势情况，随即拨打了120急救电话以及122报警电话，并留在现场等候处理。这一系列行为是一种典型的过于自信的过失心态。因此，笔者认为，杭州市西湖区法院以交通肇事罪对胡斌进行定罪是准确的。

姜云（镇平县人民法院法官）：孙伟铭案中，被告人孙伟铭长期无证驾驶该车，并有多次交通违法记录，事发当晚，孙酒后驾驶并严重超速，在撞到一辆比亚迪轿车后，不顾轿车乘坐人员的安危驾车逃逸，又先后撞上4辆轿车直至他的别克车不能动弹，事故共造成4人死亡，1人重伤的严重后果。如

果说，孙伟铭对比亚迪轿车上被害人的伤害主观上还存在排斥心理的话，那么，他对造成后边4辆车上的被害人的死亡或重伤却是一种放任的心理，按正常人的思维可以想象，孙伟铭肇事后为逃避法律的制裁选择逃逸并放任了对其他道路行车人员的伤害，其行为符合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犯罪主客观条件。因此，成都中院认定孙伟铭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正确的。

但笔者同时认为，仅仅认定孙伟铭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还是不全面的。孙伟铭其实实施了两个犯罪行为，违反交通管理法规，酒后超速驾驶造成严重后果是一个行为；肇事后驾车逃逸，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是另一个行为。因此，笔者认为对被告人孙伟铭应以交通肇事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数罪并罚。

第三篇：危险驾驶与交通肇事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关系

危险驾驶与交通肇事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关系

作者：濮阳县法院刘耀光 发布时间：2011-08-05 08:58:

53危险驾驶犯罪行为在刑法上应作广义理解，是否应当以交通肇事罪进行规范评价需要区别对待，特殊情形的完全昏醉和作为原因自由行为的危险驾驶不属于交通肇事罪的范畴。在对危险驾驶犯罪行为进行刑法界定时，应当在与具体犯罪构成要件建立特定联系的基础上进行理解,尤其要特别考虑其主观状态和具体所侵犯的法益，而司法认定中，要在正确刑事司法理念指导下特别注意若干问题。考虑到社会发展现实，认为将来有必要将危险驾驶作为公共危险犯予以规定。

针对我国交通肇事现状，危险驾驶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现行法律对危险驾驶的立法规定不足。交通肇事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无法正确评价该行为，有必要对危险驾驶行为进行准确的界定。在刑法中单独增设危险驾驶罪，将醉酒驾车、飙车等危险驾驶行为等正式写入刑法，有其现实合理性，但在犯罪化的过程中一定要保持在入罪范围和入罪程度上的谦抑性。本文认为危险驾驶行为按照交通肇事罪加以定罪量刑，不能体现罚当其罪，建议在立法上增设“危险驾驶罪”，将危险驾驶行为犯罪化，以明确国家对此类行为的否定性评价，从而对危险驾驶行为进行有效遏止，实现公平正义。

近期所发生的醉酒驾车、无技术驾驶、飙车等危险驾驶行为引起的最大的争论就在于行为人是构成交通肇事罪还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就我国刑法规定来讲，交通肇事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同属《刑法》分则第2章“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具体罪名，二者在同类客体上是一致的，即都危害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之所以会产生定性问题的争论，其原因就在于两罪在法定性上的巨大差异。对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即使尚未造成严重后果，其法定性也在3年以上10年以下，在致人重伤、死亡或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时其最高法定刑则是死刑；而对于交通肇事者行为究竟应当如何认定也就掺杂了大量的愤怒甚至仇恨心理。从社会心理的角度来看，这是社会发展进程中未能妥善处理社会矛盾和现实所产生的后果，因而存在可以理解之处。但是，对于法院的定罪量刑而言，则必须正确考察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准确理解刑法的规定，充分考虑案件的主客观因素，进而作出理性的判决。

从理论上讲，交通肇事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主要区别在于行为人的主观方面，前者是过失犯罪，后者是故意犯罪。醉酒驾驶、飙车等危险驾驶行为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呢？包括三种情形：其一，行为人因怀有对社会的仇恨心理，为了报复社会、制造混乱，而无视交通规则，驾驶车辆在大街上超速行驶，横冲直撞，对公共安全造成威胁或者产生实际危害结果的；其二，行为人根本就不具备熟练的驾驶技术而执意要行驶，而且还要超速行驶，作为一个正常人，他对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公共安全的结果是有认识的，但却置公共安全于不顾，仍然驾驶并超速行驶，显然对自己行为所发生可能发生的危害结果抱有一种无所谓的放任态度，这属于间接故意；其三，行为人因饮酒、吸毒等原因使自己的身心状态已经难以正常操控车辆的运行而仍然飙车，此时行为人的超速行驶行为就已经具备了危害不特定多数人生命健康和公私财产安全的危险。按照原因自由行为理论，对饮酒或者吸毒后飙车的，其主观方面仍认定为故意犯罪。但是，如果行为人具备驾驶技术和驾驶资格，飙车时处于正常的身心状态，在正常行驶时能够操控车辆的运行，只是由于为了寻求刺激或者争强好胜而超速行驶的，那么行为人此时虽然对飙车行为的违法性质是有认识的，但通常都是自认为驾驶技术好，能够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从刑法规范的角度评价，这属于过于自信的过失。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当然，对行为人主观心理的认定，还必须结合其在飙车过程中的客观表现，如是否能够遵守基本的通行规则，遇到红灯时是否停车，在发生交通事故后的表现等。例如，行为人虽然飙车，但对于其它基本的道路通行规则仍然遵守，再出现交通事故后能够及时报警并积极抢救伤员的，通常情况下应当认定为行为人主观上是过失。而如果行为人在道路上横冲直撞，根本就无视其它车辆和行人的安全，在发生交通事故后又不及时采取措施甚至逃逸的，则应当认定为主观上是故意。

以杭州“5·7”飙车案件和孙伟铭为例，杭州“5·7”飙车案与孙伟铭案在事实上至少在三个方面的不同：（1）胡斌是具有驾驶资格的，而孙伟铭则是在未取得驾驶资格的情况下无证驾驶；（2）案发之前，胡斌的身心状态是正常的，具备驾驶机动车的身体和心理条件，而孙伟铭则在驾驶之前饮酒，且血液中酒精浓度达135.8㎎／100ml，严重超过80㎎／100ml的国家标准，已经不具备驾驶的身心条件；（3）胡斌在发生交通事故后，立即停车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和110报警电话，并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在现场等候交警处理，而孙伟铭则在整个肇事过程中存在5次接车行为，当其第一次撞车后不但没有停车反而逃逸，严重超速并越过道路中心线，先后与对面开来的4辆车相撞。结合这些具体事实，对二者的主观罪过就不难认定，胡斌明知飙车行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已经预见到这种行为可能发生危害公共安全的危害结果，但轻信能够避免危害的发生，导致发生严重的交通事故。而孙伟铭明知自己不具备驾驶条件，在醉酒后仍然超速行驶，在第一次发生碰撞后不仅不停下来，反而逃逸并且继续肇事，对危害结果的发生至少存在放任的态度。因而胡斌在主观上应当属于过失，而孙伟铭则属于故意。所以，笔者认为，在现行刑法规定的框架之内，认定胡斌构成交通肇事罪和认定孙伟铭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没有问题的。

第四篇：高速公路“碰瓷”作案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定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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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碰瓷”作案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定罪

作者：周汉波 卢祖锋

来源：《法制与经济·上旬刊》2012年第11期

广西北流市籍的李某波、李某生、陈某、梁某经密谋后，在高速公路以“碰瓷”方式对受害人进行敲诈，骗走500元。近日，李某波等四人因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定罪被兴业县人民检察院公诉科依法移送法院起诉。

2012年4月13日，李某波、李某生、陈某、梁某在北流市某酒店一房间商量到高速路上人为制造“交通事故”，诈取他人钱财事宜，最后决定再叫王某参与。具体安排是：由李某生负责开车；李某波出自己的丰田锐志小轿车，坐车后排中间；陈某坐副驾驶座，负责用弹弓把橄榄射到受害车辆后尾，然后把锐志车的后视镜向外推；逼停受害车辆后，由王某负责去和受害者谈话，挡住受害者的视线；陈某负责拿砂纸去擦花受害车辆的左后侧。然后声称对方车辆碰到锐志车，要对方赔钱。

2012年4月17日下午，李某波、李某生、陈某、梁某、王某按照之前商量的位置坐上李某波的小车，在离容县高速路入口几公里处，李某生用玻璃刀把锐志车的右后视镜镜面割破，再用砂纸把右后视镜的外侧擦花一点，之后李某波等人从容县高速路入口进入高速路往梧州方向行驶。当天下午5时许，李某生等人驾车在高速路左边的行车道以七八十公里的时速跟着前面不远处在右边行车道行驶的大货车行驶，这时被害人邹某驾驶一辆越野车从右边车道以时速约110公里欲超过李某生驾驶的小车，邹某刚向左边车道拐出一点想从左边行车道超大货车，李某生马上把车加速到120、130公里时速冲上去，用小车的右前侧贴近越野车的左后侧，陈某迅速用弹弓射一颗橄榄到越野车后尾，发出“砰”的一声，李某生驾车冲上去与越野车平行，陈某伸手出窗外大叫邹某靠边停车。邹某靠边停车后，王某就去用身体挡住邹某的视线，陈某则用砂纸去擦花越野车的左后侧，然后李某波、李某生、陈某、梁某、王某5人围着越野车说越野车碰坏了李某波小车的右后视镜，要邹某赔1200元钱，经过讨价还价后，邹某赔了500元钱，李某波等5人得钱后逃离现场。

本案中，李某波等人为了贪图钱财，采取竞逐和利用弹弓的危险方法将选定的受害者的车辆进行破坏，强行逼停车辆，李某波等人将选定的作案地点在高速公路上，置交通安全于不顾，很明显，李某波等人在主观上对高速公路公共安全的危险发生是持故意放任的态度。因本案涉案数额达不到敲诈勒索罪、诈骗罪的立案标准，故不存在此罪与彼罪的案件定性争论。李某波等四人的行为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之规定，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