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悠久的龙舟活动已经在温州形成一种文化

第一篇：历史悠久的龙舟活动已经在温州形成一种文化

龙舟文化蕴涵龙湾人拼搏精神

林炳松

历史悠久的龙舟活动已经在温州形成一种文化，成为一种温州人的情结，龙舟活动讲究的是组织和协调，靠的是团队合作，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温州人创业精神，也正是温州人善于拼搏精神的体现。

龙舟历史渊源

龙舟的历史源远流长。明万历《温州府志》中就有明确记载：竞渡起自越王勾践，永嘉水乡用以祈赛。温州竞渡在宋时已很流行，主要是用于祈求平安和丰收，叶适有诗：“一村一船遍一邦，处处旗脚争飞扬”。即其盛况的写真。直到明清以后，才演变为专门纪念屈原的活动。温州各地的龙舟竞赛，俗称“划龙船”或“划斗龙”。划龙船本是民间一种娱乐活动，过去由于旧社会恶习相沿，常发生一些械斗，导致历代官方政府都不提倡龙舟赛，屡颁禁划令。温州市曾于2000年禁止民间赛龙舟，后随着百姓素质的提高，以及龙舟民间影响力的持续增强，2004年市政府对我市民间划龙舟活动实行有条件的开禁。

民间划龙舟为何能长盛不衰，龙舟文化基础如此扎实，其背后与温州特殊的移民文化和自然环境有关，温州先民从中原迁徒到东南沿海的温州，自然环境恶劣，几乎每年都要遭受台风和洪水等自然灾害袭击，他们的不安全感和忧患意识增强，他们期待一种能超自然力的保护，而划龙舟活动满足了温州先民祈福的祈求，还加强移民间族人间的凝聚力，培养了携手拼搏、同舟共济的精神。同时温州地域水网密布则为划龙舟提供了先天的自然条件。这些外部的客观因素潜移默化了温州人的品性和精神塑造，温州的龙舟文化蕴涵的拼搏抢团的精神犹如基因在温州人中代代传承。

龙舟形式内涵

每逢端午佳节，在状元街道各村都有划龙舟和龙舟竞渡，时间一般是农历五月初一前后开始到初十左右结束。现为了不影响学生“中、高考”而有所变化，按封建迷信说法，划龙舟时，各村庙宇设有官神，专管划龙舟，此乡风一般是四月初一，擂鼓开殿门，祭香官神（也称“进河”起发动作用），龙船归去叫“收香”，斗龙结束叫“散河”，都要祭香官神的，相传这香官神是喜欢玩弄人的小孩儿，所以俗语说青少年不安分，比喻“香官”。

状元域内龙舟，其形式各村大同小异，只是过去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有个别自然村租借龙舟，现在好了，各村都去选个吉日，请师傅备料建造，一船大龙舟身长19.6米，小龙舟身长18.7米。龙舟定额三十六人，叫做一槽，就是俗称的“三十六香官”为18档，状元一带龙舟一般为17档，坐16档，空一档为转身用，划手32人，掌舵2人，鼓手2人，锣手1人，舞旗2人，托斗1人，参龙1人等40余人。

龙舟，大都在船身绘画龙鳞，头尾安置活动的龙头、龙尾，比赛时为了减轻“龙船”重量，拿掉龙头龙尾，龙船的颜色按地区不同有“红龙”、“黄龙”、“蓝龙”、“白龙”等之分。金鼓和铜锣在中间，锣手起着传递鼓手与舵手之间信息以及平衡的作用，鼓手是全船划手的指挥中心，节奏感极强，俗语说：“鼓是令，梢是命”锣是听鼓声的，鼓声一响，众手齐出浆，“龙舟歌起，和看鼓声，节奏鲜明，铿锵有力。”

在划龙舟活动中，参鼓颇有意思，并有多种形式，有的猜殿名村名，有的猜历史典故。划龙舟并非都是男的，也有女子龙舟队，行政

自2004年温州市龙舟开禁以来，龙湾区人民政府在有序引导下，龙舟迅速发展，安全措施得到加强，迷信色彩基本消除，正在以开展富有龙湾特色的划龙舟活动。由区龙舟办确定划龙舟的镇（街道）时间、水域、河道，每艘龙舟都要经过公安，体育部门审批，编上序号，选手都要穿上救生衣，确保划龙舟活动安全文明有序，建立相应健全的管理协调机制，制定工作计划和应急预案，层层制订安全责任书，做到“谁主管，谁负责，谁组织，谁负责”并提前组织力量对重点水域，重点地段进行不定期巡查，严禁违规水上行为。严禁未成年人，外来务工人员，不熟悉水性人员或未穿救生衣及酒后划龙舟，严禁在划龙舟活动中寻衅滋事，宗族宗派械斗，铺张浪费，强行摊派，变相敛财，同时，政府设立举报电话，接受群众，企业投诉，及时查处违规行为。

今作为温州龙舟主要基地之一，龙湾区已建成龙湾龙舟基地。龙湾龙舟基地位于状元至蒲州交界水域，即状元石坦北桥至蒲州上庄桥河道，全长580多米，河面宽度40来米，不属主航道，符合正式比赛的硬件要求。龙舟基地的建成有效填补我区没有专业龙舟基地的空白，建成后的龙舟基地平时将作训练主要基地，同时，承担每年一次的比赛场地之用。使这项全民健身的水上竞技活动有序开展。

第二篇：五邑传统龙舟文化的形成、特点与嬗变（定稿）

五邑传统龙舟文化的形成、特点与嬗变

黄建军

（五邑大学 体育部，广东 江门 529020）

摘 要：通过调查访问和查阅历史文献资料对五邑传统龙舟历史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得出，五邑龙舟文化先后经历了疍民龙舟文化和移民龙舟文化两个阶段，它们的形成与五邑历史地理环境，乡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宗教信仰紧密联系。五邑传统龙舟文化特点主要表现为龙舟外形特征和龙舟活动细节的差异，但部分龙舟文化在形式上或内容上发生变异，从而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因此，深入研究五邑民俗体育龙舟文化，把握其历史形成及其发展的规律，对进一步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关键词：传统龙舟文化；形成；特点；疍民；移民

Form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Evolution of The Culture of Wuyi Traditional Dragon Boat

HUANG Jian-jun

（Department of PE, Wuyi University, Jiangmen 529020,China）

Abstract: Analysis about the traditional dragon boat history of wuyi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visit and inspect the historic data.Wuyi dragon boat culture is divided into the danjia dragon boat culture and immigration people dragon boat culture.Their formation are closely contact with Villager's production, life styles, and religious beliefs.Its features are differences of the dragon boat shap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detail of the dragon boat activities, and Some dragon boat culture be changed in the form or the content,and diversified forms.Therefore, further study of Wuyi dragon boat culture, master its rules of the historical form and the development, It has important significance about further carry forward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Key words:Traditional dragon boat culture;Form;Characteristics;People of danjia;immigrants

五邑位于广东省中南部，珠江三角洲西侧，包括新会、台山、开平、恩平、鹤山五市、区，是中国著名的华侨之乡。东邻佛山顺德、中山、珠海斗门，西接阳东、阳春，南濒南海，毗邻港澳，北与新兴、高明、南海为邻，境内大小河流纵横交错，素有岭南水乡之称。五邑龙舟文化历史悠久，渊源流长，从时代及主体人群特征可划分为疍民龙舟文化和移民龙舟文化两个阶段。疍民龙舟文化源于2000多年前（秦汉之前）百越时期的“龙舟拜祭”，移民龙舟文化则形成于南宋以后，源于长江流域，·至今约700余年的历史。

1五邑龙舟文化的历史

作者简介：黄建军（1968-），男，江苏宝应人。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研究。Tel： 0***，E-mail：hjj980009@163.com。

1.1疍民与疍民龙舟文化

俗话说：“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风俗的地域差异既是划分文化区域的标志，也是构成一个地区直观和特色文化的因素。龙舟文化之所以能在五邑这块土地上形成、沿袭和发展，与其赖以生存的天、地、山、水等自然环境因素密不可分。《汉书·地理志》说：“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之情欲，故谓之俗。”五邑历史地理环境复杂多样，西、北高，东、南低，谷地丘陵、山川河流、纵横交错，境内的西江、锦江、苍江、潭江及临海大、小河道交织密布。两千多年前，岭南五邑属于百越之地，沿江、沿海一带的沙地平原还是一片汪洋，人烟稀少，生活在这一带的百越人多为水上居民，俗称“疍民”。特殊的地理自然环境为疍民龙舟文化的孕育提供了有利条件。

1.1.1“疍民”的生存环境与龙舟文化

“疍民”多指宋代以后岭南陆地居民对水上一族的一种蔑称。（宋）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写道：“以舟为室，视水如陆，浮生江海者，蜑（注：同疍）也。钦之蜑有三：一为鱼蜑，善举网垂；二为蚝蜑，善没海取蚝；三为木蜑，善伐山取材。”[2]（清）钱以垲《岭海见闻》中记道：“疍家捕鱼为业，舟楫为家，故曰疍家。或编蓬濒水而居，谓之水栏。”[3]这种特定的生存环境为疍民龙舟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五邑疍民历史悠久，流源也很复杂，既有古越族人，也有秦汉前迁入的移民。从地方志记载可以看出，宋代以前，五邑（注：明代以前属于新会县）就有水上居民，多分布在沿江、沿海一带。如，新会《潮莲乡志》记载：在南宋以前，潮莲是“渔民蛋户之所聚，蛮烟瘴雨之所归”。[4]自古以来，“粤民视蛋户为卑贱之流, 不容登岸居住, 蛋户亦不敢与平民抗衡, 畏威隐忍, 踢踏舟中, 终身不获安居之乐, 深可悯侧。”[4]

5[1]不难看出，当时疍民的生境非常艰难，一方面为抵御恶劣的自然环境要善造舟、善用舟；另一方面，他们生活在传统社会的最地层，不断遭到陆地居民的排挤、岐视和侮辱，为了生存，不得不“善水战”来反抗民族和阶级的压迫。所以，“善于造舟”、“善于水战”的民族特性既是疍民的生产、生活方式所需，也是生存环境所迫。1.1.2“疍民”宗教信仰与龙舟文化

龙舟文化是疍民民俗的重要内容，更是其宗教信仰的集中表现。自古以来，“水”一直维系着疍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他们以水为生，无日不与“水”交往，经常出没于惊涛骇浪之中，归服于自然威力的统摄之下。因此，疍民信仰以宗奉水神为主，如，蛇神、龙母、妈祖、洪圣、北帝等都是疍家信奉的神祇，虽然各地不同时期的信仰有所差异，但是以宗奉水神为主体的多鬼神信仰始终未变。如，西江流域的疍民以龙母为水神，沿海疍民以妈祖为圣灵，而对于传说中掌管风雨、控制江海的“神龙”，疍民更是有一种敬畏心理。五邑疍民崇拜“神龙”最初源于古越疍民“蛇神”图腾。明邝露《赤雅》记载：“疍人神宫，画蛇以祭。”又因龙与蛇相通，龙是蛇类，龙的基调是蛇，为避水害，疍民“断发文身”以示蛟龙之子，自称为“龙户”、“龙子”。《说苑·奉使》云：越人“处海垂之际，屏外蕃以为居，而蛟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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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与我争焉。是以剪发文身烂然成章以像龙子者，将避水神也。”又《广东新语·舟语》载“（疍人）昔时称为龙户者, 以其入水辄绣面文身, 以象蛟龙之子。行水中三四十里, 不遭物害。”可以看出疍民对“神龙”信仰与崇拜的虔诚心理，龙舟文化形式是其宗教信仰的集中表现。

1.1.3疍民“祭龙”活动与龙舟文化

龙日即龙的生日，五邑民间历来就有“端午龙日”之说。每年五月前后，岭南雨水明显增多，江河涨水，洪水泛滥，如遇天文大潮或台风暴潮顶托，还会出现海水倒灌现象。远古时期，民智未开，疍民认为这一现象是“神龙”降临的缘故，称之“发龙水”，便视农历五月初五为龙日。为祈求风调雨顺、保佑平安，每年端午龙日，疍民“断发文身”、唱着“龙舟歌”在刻有龙纹的舟上举行隆重的“祭龙”仪式和“龙舟竞渡”活动。《越绝书》载，“竞渡起源于古越族。先民断发纹身，自称龙子，特别喜爱龙舟竞渡，其目的是媚神。”娱神娱已的“祭龙”和“竞渡”龙舟活动是古越疍民最隆重的民俗。唐代张建封在《竞渡歌》记载：“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须臾戏罢各东西，竞脱文身请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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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竞渡后解除文身还需“上书”批准方可。如今，五邑内河一带还遗留少数疍民一族，他们“文身”习俗已消失，唱“咸水歌”（龙舟歌）却依然传承。从近年来出土的文物图案也可推断，宋代以前，五邑疍民“竞渡”就有“文身”、颂歌之习俗。1.2 移民与移民龙舟文化

华夏龙舟文化可谓历史悠久，早在春秋战国之时，龙舟文化就已盛行于江南吴越湘楚一带。最早记载龙舟的是《穆天子传》（公元前318—前296年）“天子乘龙舟，负浮于太沼。”[11]和《大戴礼》载“颛顼（传说中上古帝王名）乘龙游四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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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在其辞赋中也多次提到龙舟，如《九歌▪东君》中“驾龙舟兮乘雷，载云旗兮委蛇”和《湘君》中“美要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令沅湘兮无波，使江水兮安流”，“驾飞龙兮北征，吾道兮洞庭”，“石濑濑兮浅浅，飞龙兮翩翩。”等等，所记载的龙舟多以“巡游”为主，这是否与民间“竞渡”龙舟相同，不得而知。然而，从史书记载中我们得知，在岭南还处于“火耕水耨”的原始部落时期，湘楚大地龙舟文化就已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宋代以前，岭南一直被视为南蛮之地，文化远远落后于中原，少有龙舟文字记载。五邑最早有关龙舟活动的文字记载是明万历《新会县志》：“端午早饮蒲艾酒，餐角黍，午后看竞渡，舟楫横江，鼓乐喧天。”由此可推，早在明朝期间，五邑移民龙舟文化已经盛行。

五邑移民历朝都有，或驻军、经商，或任职、贬黜，但主要是逃避战乱，尤其是“靖康之变”，大规模的移民随宋室南迁。据《新会县志》记载，南宋时期，先后有两次大规模移民，一次是“南宋初，逃避金兵，随宋室出走赣南的军民很多逾岭暂居保昌(今南雄)，进而南下。”《新会乡土志》载：“宋度宗咸淳九年，由南雄珠玑巷迁至者，约占全邑民族之六七。”另一次是宋末，1279年南宋皇帝从湛江附近的硇州迁都新会崖山，后元军进攻崖山，宋军败北，战后的幸存者流落到新会及附近地区。随着移民的增加，沿江、沿海的沙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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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加快，农田耕种、养蚕种桑、围塘养殖等多元化农业生产开始形成。自宋神宗实行鼓励围垦政策，大规模地兴修堤围以来，[15]

尤其是清乾隆时期，五邑兴起“弃田筑塘、废稻树桑”的热潮，鱼塘星罗棋布，河道纵横交错。出门行舟、以舟代步成为乡民生产、生活的主要方式，泛舟江河是他们必备的一技之长，特定的生产、生活方式促进了五邑移民龙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2五邑传统龙舟文化的特点

南宋以来，尤其是明清时期，随着珠三角农耕文明的兴起，疍民的龙舟文化开始衰落，逐步被移民龙舟文化所替代。同时，因移民的来源地、居住环境、生活习俗以及宗教观念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各具特色。2.1传统龙舟的特征

五邑传统龙舟手工制作，结构紧密、做工精细、用料考究、色彩丰富。一只龙舟由龙头、龙尾、干船、闸水板、龙篸、舟桡等部分拼装而成，各部分材质不同。干船多用木质坚韧、不易渗水、耐撞耐浸的优质坤甸木制作，因坤甸木忌风吹日晒，平时干船需埋藏于河底淤泥之中，用时才捞起；龙头、龙尾用樟木雕制，需涂油、上漆、着色，平时存放在村祠堂或族庙里；衔接干船头尾的龙篸和插在大傍上方的闸水板多用杉木制造，以防河水从头、尾、边倒灌，龙舟下水时才装上；舟桡用的是元木，不易折断、开裂。五邑传统龙舟规格有大、中、小之分，大龙舟为20-40米，桡手40-80人不等，如江门礼乐、新会大泽、鹤山三夹、开平龙舟等，一般需要配备锣、鼓、舵手；小龙舟长5-6米，桡手4-5人，如江门棠下、荷塘龙舟。龙舟色彩不一,但每只龙舟的队员衣衫、舟桡与龙头、尾颜色相同，久而久之，人们习惯以色彩命名龙舟，如礼乐龙舟有“桃果红”、“花蓝桡”、“黄桡”、“红桡”、“白桡”、“黑桡”；三夹龙舟有“红颈”、“白颈”、“黄颈”、“金龙”、“银龙”、‘“乌龙”等异彩纷呈。另外，龙头造型也形态各异，“五邑乡里看龙舟，看到龙头便知舟”道明了五邑传统龙舟的特点。2.2传统龙舟活动特点

“四月龙头随街绕，五月龙船抢大标”。五邑传统龙舟活动一般在农历四、五月份进行，历时近一个月，整个活动过程包括“龙舟拜祭”和“龙舟竞渡”两个阶段，龙舟拜祭阶段有起龙、龙下水、龙舟宴、旺龙、采青等环节，“龙舟竞渡”分“应景”、“斗龙”两种形式。2.2.1龙舟拜祭

五邑“龙舟拜祭”是对原疍民龙舟文化的吸收和创新。每年的农历四月初八“浴佛节”举行隆重的“起龙”拜祭仪式，一般由村中德高望重、家庭健全的男性长者主持。“起龙”仪式是龙舟活动的起始，即从“龙舟坞”河底淤泥之中起出干船，也叫“出水龙”或“龙出水”。届时，在锣鼓爆竹声中把龙头、龙尾请出，而后一人舞龙头，一人舞龙尾，穿街过巷，走村入户，巡游舞动，纳吉驱邪，这就是“四月龙头随街绕”。另外，龙舟宴、龙下水、旺龙、采青等环节之前以及活动结束后的“藏龙”环节都有相应的拜祭仪式。不同环节拜祭仪式的形式和地点不同，“龙舟宴”在宗族祠堂或村头空地，“旺龙”、“龙下水”在河边，“藏

龙”（又称入宝或入窦）在“龙船涉”（又称龙舟坞）。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拜祭”活动的内容逐步简化，但形式依然留存。2.2.1龙舟竞渡

“龙舟竞渡”是传统龙舟活动的高潮，也是众民所盼。“竞渡”一般分“应景”和“斗龙”两个环节。“应景”是正式赛前的表演或友谊赛，不设名次，活动形式自由多样，或单舟戏水，或双舟竞渡，或多舟齐发。而“斗龙”才是正式的锦标赛，又称“抢大标”，多选择水面宽直、水流平缓的河段。传统的“斗龙”一般多集中在端午前后举行，由实力强的乡镇组织，德高望重的乡绅主持。五邑各地竞渡的时间、形式及赛制不尽相同，如，三夹龙舟、开平龙舟竞渡是在五月初

三、初四两天中午开始，这种传统已有300多年。清鹤山举人吴槐炳（1742——1770）《三夹竞渡竹枝词▪十首》序中云：“地名三夹，乡人竞渡之所也。每逢端阳前二日，士女骈填，笙歌鼎沸，香风影鬓飘拂于酒船板之间，沿河观者不下万人，洵太平盛世也。”[16]有诗“二五墟期龙在田，初三初四龙跃渊。只期郎与龙争健，长在人间不上天。”及“龙舟午后正催齐，斜照多情入鬓低。寄语同心诸姐妹，弯船切勿对河西”等，由此不难理解“初一起、初二忌，初三初四扒出屎，初五初六龙过基，初七初八入泥底。”这首老少皆知的俗谚。在江门礼乐，端午前后的龙舟“应景”，又叫“节龙”，而到农历八月秋凉期间才举行“斗龙”，这就是礼乐“八月龙船出大标”的由来。礼乐龙舟“斗龙”方式特别：一是赛道长，从起点至终点，赛道长5Km至8Km，来回共14次，要取14支标旗；二是要“转鼓”，因河道狭窄，龙舟长，不能转弯，到达标旗处，队员迅速转身，前变成后，后变成前，如此往返，每转一次取1支标旗。所以礼乐龙舟“斗龙”的时间长，完成整个赛程至少需要3个多小时，对队员来说是个极大的耐力考验，俗语云：“任槌一鼓先去，到底是谁夺锦？”即起鼓在先，未必可以夺锦，起鼓在后，未必不可夺标。另外，在开平的水口、龙东、月山、沙冈、杜冈一带还沿袭着“龙舟结契”的传统。每年端午，这一带结契的龙舟便会轮流当东道主，邀请附近龙舟和全村老少前来做客，竞渡后大摆“龙舟饭”宴请各路宾客，场面独特而热闹。不难看出，五邑龙舟竞渡形式灵活多样、特色鲜明。

3五邑龙舟文化嬗变

文化嬗变即文化脱变，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变迁导致主体人群的构成和需求的变化。随着中原移民的不断迁入，人口结构的改变以及沿江、沿海平原的形成和珠三角大规模开发，五邑社会、自然环境均发生了彻底性变化，传统的龙舟文化或形式上、或内容上发生了变异。3.1 主体文化形式变异

五邑传统龙舟文化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并不局限于“龙舟竞渡”，是一个多元的龙舟文化格局，有的甚至脱离了传统龙舟“竞渡”形式而发生变异。如，台山广海地区的“打龙舟”，就是一种传统龙舟文化的脱变，它只保留着传统龙舟“祭拜”仪式。每年农历四月初八举行“打龙舟”起始仪式，端午节才正式“打龙舟”活动，龙舟用木雕制，长约六、七尺，活动中仅作为道具。每个龙舟队8-10人，他们穿着整齐，头戴装饰的宽边草帽，抬着龙舟，敲着

铜锣，以唱的形式走进大街小巷，家家户户。“打龙舟”的唱词自由活泼，可根据对象唱不同的歌，一般多为送神送福、恭贺吉祥等内容。到天黑结束后，把龙船上所有的公仔，帽上的纸花饰物，全部焚化，俗称“送龙返天”。如今，“打龙舟”仍为台山广海一带最为流行的民间岁时节令习俗，至今已有800多年历史。另外，五邑民间还流行一种“唱龙舟”，又称“龙舟说唱”，由民俗龙舟文化演变为一种民间说唱艺术，[18]

［17]

始于清乾隆年间。据《佛山历史文化辞典》记载：“珠江三角洲河涌纵横，人们都喜欢扒龙舟、赛龙舟，而且喜欢听龙舟，唱龙舟。过去，一些被称为‘龙舟佬’的卖唱艺人，手持木雕龙舟，胸前挂着小鼓和小锣，边唱边敲，沿门卖唱，在车站或渡口，亦常可看到龙舟艺人献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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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龙舟”的道具龙舟长约60cm，分上下两层，上层是唐僧师徒四人西天取经的形象，寓意避邪，下层是十名壮汉奋力扒龙舟的姿态。龙舟下方用布衬托，意为龙舟行于水。整个龙舟由木杖撑起，说唱时，艺人一手持龙舟木杖，一手敲着锣鼓，走村过户，边吟唱边敲打，内容也多为祈福吉祥。因此，无论是“打龙舟”，还是“唱龙舟”均脱变于传统龙舟文化，同样表达了五邑民间祭拜“神龙”祈求“风调雨顺、国泰平安”的民族心理。3.２主体文化的延伸

五邑民间将五月初五前后的较大降水现象称为“龙舟水”，即端午前后，南方暖湿空气活跃，在与北方南下的冷空气相遇时，往往会出现大而集中的降水。五邑民间非常看重“龙舟水”的功效，据说“龙舟水”可以祛邪防病，端午洗饮“龙舟水”，一年到尾都精神爽利，无灾无病。因此，农历五月初五，人人都到河里去洗身，从头洗到脚，不会游泳的也下到滩边，掬水洗脸，边洗边喝，洗身的最佳时间是午时。即使那些不靠近江河的村子，也会从井中取水洗饮，望得到“龙舟水”的滋润，有谚语道：“午时洗目睭（眼睛），明到若乌鹙”，又说“午时水饮一嘴，较好补药吃三年”。可见，五邑民间对神龙的崇拜已延伸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代代相传，远远流长。

[20]4 结束语

无论是疍民龙舟文化，还是移民龙舟文化，它们的形成与历史地理环境，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宗教信仰紧密联系。历史地理环境为其形成提供了良好的前提条件，社会环境是龙舟文化形成和发展的驱动力。五邑龙舟文化与同其它文化一样，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历史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这种变化既有形式上的变迁也有内容上的变异，从而使如今的五邑龙舟文化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因此，深入研究五邑民俗体育龙舟文化，把握其历史形成及其发展的规律，对进一步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林忠亮.巴蜀民俗文化初探[J].民俗研究,1992,23(3):11 [2] 周去非.岭外代答[M]．北京:中华书局,1999:115－116 [3] 钱以垲.岭海见闻[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255 [4] 萧凤霞,刘志伟.宗族、市场、盗寇与蛋民 —明以后珠江三角洲的族群与社会[J].中国

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3):1

[5] 陈光良.岭南疍民的经济文化类型探析[J].广西民族研究,2011,104(2):168-169 [6] 闻一多.闻一多全集▪第一卷[M].上海:开明书店,1948:29 [7] 蒋炳钊.疍民的历史来源及其文化遗存[J].广西民族研究,1994,54(4):83-84 [8] 张雄.东、南“越”文化同源试证一一兼论“越”文化同中原文化相互交融[J].中南民

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24(1):24 [9] 屈大均.广东新语[M]．北京:中华书局,1985:486 [10] 王俊奇.中西方民俗体育文化[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8:83 [11] 叶春生,罗瑞强.顺德民俗解码[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20 [12] 佚名.大戴礼▪五帝德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M].台湾: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472 [13] 蒋祖缘,方志钦.简明广东史[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 [14] 编纂委远会办公室.新会地方史志[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146 [15] 勾利军,付勇.论中国古代广府文化中的农业文化特征[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2010,147(4):136 [16] 刘达权.腾飞鹤山——纪念鹤山改革开放30周年特刊[N].江门日报,2008-12-23 [17] 司徒沛.广海“打龙船”习俗[J].海洋与渔业,2011(8):55－56 [18] 叶春生.岭南俗文学简史[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56-58 [19] 林振勇,任流,陈春陆.佛山历史文化辞典[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4:172 [20] 林秀梅.中国岭南、泰国的水崇拜之比较[J].东南亚纵横,2006(7):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