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评估：“一带一路”面临三大挑战

第一篇：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评估：“一带一路”面临三大挑战

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评估：“一带一路”面临三大挑战

发稿时间：2015-01-16 10:30:00 来源：中国青年网

作者：李晗

“一带一路”包括路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资料图片

中国青年网北京1月16日电（记者 李晗）昨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地区安全研究中心在京发布《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评估（2015）：“一带一路”与周边战略》。报告认为当下中国引领与塑造周边的能力与意愿显著提升的同时，推进“一带一路”面临着三大挑战。

报告主要由亚太与全球战略院的亚太安全与外交研究室人员完成，同时邀请来自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东欧中亚研究所、内蒙古社科院以及国观智库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加盟，并得到了国观智库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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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一带一路”面临三大挑战

报告指出，“一带一路”是一种跨区域的开放性框架，以周边地区为起点和重点，但不限于此。“一带一路”是中国的倡议，要把倡议变为现实，取得成效，也面临诸多挑战。

挑战之一是战略疑虑，即对中国倡议的战略意图有怀疑。一些近邻国家怀疑中国借此实施扩张，对于合作共建基础设施网络存有疑虑，不太愿意让中国参与大通道的建设，把经济的问题政治化，一些非政府组织受到其他力量的鼓动，散布一些抵制中国参与的舆论；一些大国出于担心排斥自己的考虑，也对自己的伙伴国施加压力，甚至直接出面做工作，制造中国主导的舆论。

挑战之二是如何妥善解决或者化解争端。比如，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首先遇到的问题是需要妥善解决南海争端，创建搁置争议、合作建设的环境和气氛，以合作代替争斗。

挑战之三是如何创建可持续的新发展方式。像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以往我国与中亚国家的经贸关系主要是在资源领域，即开发利用中亚的资源，建设通往中国的能源输送管道。

中日之间结构性矛盾日益严重 印度欲与中国争夺话语权

当前，中日关系虽然仍处于可控状态，但是两国关系受制于各种矛盾和障碍，尤其是安倍政府的对华战略也一时难以进行根本性调整。鉴于此，中日关系近期内不会很快得到根本改善。

报告透露，日本学界对“一带一路”极为关注，尤其是国际关系学界已经着手研究中国国内形势，以及中国与主要周边国家之间的复杂关系。

印度看来，中国推行“一带一路”的战略目标首先是国内经济发展与经济转型的需要。印度学者普遍认为，中国计划通过“港口和海洋基础设施建设，或者在相关伙伴国家建立经济特区，以此保持出口竞争力，消除不断上升的劳动力成本的负面影响”，实现经济转型。

报告分析，印度关于“一带一路”规划内容的解读包括三点：一是谨慎欢迎，留意观察，拒绝表态；二是保持沟通，密切往来，试探底线；三是推出“印度制造”，冲淡“一带一路”，夺回话语权。

第二篇：如何应对“一带一路”面临的挑战

在国际形势下全面认识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它将充分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一带一路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资源禀赋各异，经济互补性较强，彼此合作潜力和空间很大。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重点在以下方面进行建设和合作。（1）政策沟通

加强政策沟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保障。加强政府间合作，积极构建多层次政府间宏观政策沟通交流机制，深化利益融合，促进政治互信，达成合作新共识。沿线各国可以就经济发展战略和对策进行充分交流对接，共同制定推进区域合作的规划和措施，协商解决合作中的问题，共同为务实合作及大型项目实施提供政策支持。（2）设施联通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在尊重相关国家主权和安全关切的基础上，沿线国家宜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规划、技术标准体系的对接，共同推进国际骨干通道建设，逐步形成连接亚洲各次区域以及亚欧非之间的基础设施网络。强化基础设施绿色低碳化建设和运营管理，在建设中充分考虑气候变化影响。

抓住交通基础设施的关键通道、关键节点和重点工程，优先打通缺失路段，畅通瓶颈路段，配套完善道路安全防护设施和交通管理设施设备，提升道路通达水平。推进建立统一的全程运输协调机制，促进国际通关、换装、多式联运有机衔接，逐步形成兼容规范的运输规则，实现国际运输便利化。推动口岸基础设施建设，畅通陆水联运通道，推进港口合作建设，增加海上航线和班次，加强海上物流信息化合作。拓展建立民航全面合作的平台和机制，加快提升航空基础设施水平。

加强能源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合作，共同维护输油、输气管道等运输通道安全，推进跨境电力与输电通道建设，积极开展区域电网升级改造合作。

共同推进跨境光缆等通信干线网络建设，提高国际通信互联互通水平，畅通信息丝绸之路。加快推进双边跨境光缆等建设，规划建设洲际海底光缆项目，完善空中（卫星）信息通道，扩大信息交流与合作。（3）贸易畅通

投资贸易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内容。宜着力研究解决投资贸易便利化问题，消除投资和贸易壁垒，构建区域内和各国良好的营商环境，积极同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商建自由贸易区，激发释放合作潜力，做大做好合作“蛋糕”。

沿线国家宜加强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的海关合作，以及检验检疫、认证认可、标准计量、统计信息等方面的双多边合作，推动世界贸易组织《贸易便利化协定》生效和实施。改善边境口岸通关设施条件，加快边境口岸“单一窗口”建设，降低通关成本，提升通关能力。加强供应链安全与便利化合作，推进跨境监管程序协调，推动检验检疫证书国际互联网核查，开展“经认证的经营者”（AEO）互认。降低非关税壁垒，共同提高技术性贸易措施透明度，提高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

拓宽贸易领域，优化贸易结构，挖掘贸易新增长点，促进贸易平衡。创新贸易方式，发展跨境电子商务等新的商业业态。建立健全服务贸易促进体系，巩固和扩大传统贸易，大力发展现代服务贸易。把投资和贸易有机结合起来，以投资带动贸易发展。

加快投资便利化进程，消除投资壁垒。加强双边投资保护协定、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磋商，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拓展相互投资领域，开展农林牧渔业、农机及农产品生产加工等领域深度合作，积极推进海水养殖、远洋渔业、水产品加工、海水淡化、海洋生物制药、海洋工程技术、环保产业和海上旅游等领域合作。加大煤炭、油气、金属矿产等传统能源资源勘探开发合作，积极推动水电、核电、风电、太阳能等清洁、可再生能源合作，推进能源资源就地就近加工转化合作，形成能源资源合作上下游一体化产业链。加强能源资源深加工技术、装备与工程服务合作。推动新兴产业合作，按照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原则，促进沿线国家加强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领域的深入合作，推动建立创业投资合作机制。

优化产业链分工布局，推动上下游产业链和关联产业协同发展，鼓励建立研发、生产和营销体系，提升区域产业配套能力和综合竞争力。扩大服务业相互开放，推动区域服务业加快发展。探索投资合作新模式，鼓励合作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等各类产业园区，促进产业集群发展。在投资贸易中突出生态文明理念，加强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和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共建绿色丝绸之路。（4）资金融通

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深化金融合作，推进亚洲货币稳定体系、投融资体系和信用体系建设。扩大沿线国家双边本币互换、结算的范围和规模。推动亚洲债券市场的开放和发展。共同推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筹建，有关各方就建立上海合作组织融资机构开展磋商。加快丝路基金组建运营。深化中国－东盟银行联合体、上合组织银行联合体务实合作，以银团贷款、银行授信等方式开展多边金融合作。支持沿线国家政府和信用等级较高的企业以及金融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符合条件的中国境内金融机构和企业可以在境外发行人民币债券和外币债券，鼓励在沿线国家使用所筹资金。

加强金融监管合作，推动签署双边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逐步在区域内建立高效监管协调机制。完善风险应对和危机处置制度安排，构建区域性金融风险预警系统，形成应对跨境风险和危机处置的交流合作机制。加强征信管理部门、征信机构和评级机构之间的跨境交流与合作。充分发挥丝路基金以及各国主权基金作用，引导商业性股权投资基金和社会资金共同参与“一带一路”重点项目建设。（5）民心相通

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根基。传承和弘扬丝绸之路友好合作精神，广泛开展文化交流、学术往来、人才交流合作、媒体合作、青年和妇女交往、志愿者服务等，为深化双多边合作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

扩大相互间留学生规模，开展合作办学，中国每年向沿线国家提供1万个政府奖学金名额。沿线国家间互办文化年、艺术节、电影节、电视周和图书展等活动，合作开展广播影视剧精品创作及翻译，联合申请世界文化遗产，共同开展世界遗产的联合保护工作。深化沿线国家间人才交流合作。

加强旅游合作，扩大旅游规模，互办旅游推广周、宣传月等活动，联合打造具有丝绸之路特色的国际精品旅游线路和旅游产品，提高沿线各国游客签证便利化水平。推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邮轮旅游合作。积极开展体育交流活动，支持沿线国家申办重大国际体育赛事。

强化与周边国家在传染病疫情信息沟通、防治技术交流、专业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合作，提高合作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为有关国家提供医疗援助和应急医疗救助，在妇幼健康、残疾人康复以及艾滋病、结核、疟疾等主要传染病领域开展务实合作，扩大在传统医药领域的合作。

加强科技合作，共建联合实验室（研究中心）、国际技术转移中心、海上合作中心，促进科技人员交流，合作开展重大科技攻关，共同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整合现有资源，积极开拓和推进与沿线国家在青年就业、创业培训、职业技能开发、社会保障管理服务、公共行政管理等共同关心领域的务实合作。

充分发挥政党、议会交往的桥梁作用，加强沿线国家之间立法机构、主要党派和政治组织的友好往来。开展城市交流合作，欢迎沿线国家重要城市之间互结友好城市，以人文交流为重点，突出务实合作，形成更多鲜活的合作范例。欢迎沿线国家智库之间开展联合研究、合作举办论坛等。

加强沿线国家民间组织的交流合作，重点面向基层民众，广泛开展教育、医疗、减贫开发、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保等各类公益慈善活动，促进沿线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改善。加强文化传媒的国际交流合作，积极利用网络平台，运用新媒体工具，塑造和谐友好的文化生态和舆论环境。

“一带一路”虽然面临巨大挑战，但是也存在着良好机遇，中国要敢于迎难而上，脚踏实地下好“一带一路”大棋局。

第一，践行“一带一路”战略首先需要明确实践主体。政府是“一带一路”战略的倡导者，政府主要扮演着开疆拓土、牵线搭桥的角色。政府首先需要实现沿线国家之间的链接，打开沿线国家的国内市场，实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一些方面的“必要统一”，在政策层面为“一带一路”保驾护航。其次，企业应该成为“一带一路”战略中最活跃的部分。商人以追求利益为目标，企业是“一带一路”项目建设的直接承担者，应该成为“一带一路”项目中经济利益的捍卫者。在全球化的今天，跨国公司成为了“海外投资”的主要承担者，中国实施“一带一路”项目也需要有一批实力强大的跨国公司。目前中国的国有企业成为了我国进行海外投资的主体，例如中石油等。然而，一些国家对国有企业的国家背景存有偏见，认为国有企业的存在会导致不公平竞争行为，甚至有不可告人目的。针对这种情况，中国应该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增加国有企业的透明度，做好释疑、解疑工作。当然，不是所有的国有企业都可以参与到“一带一路”项目中去。“一带一路”不仅仅是经济战略，也是我国走向世界的一张“名片”，对于参与“一带一路”项目的企业，需要进行甄别，宁缺毋滥，这就需要参与“一带一路 ”项目的企业不仅具有强大的经济能力，还要具有过硬的国际公关能力。

第二，要采取多种手段有效应对“一带一路”项目中存在的安全问题。首先，从国家角度来讲，国家应该倡导沿线国家共同建立“一带一路”联合反恐中心，在中心实现反恐情报共享，反恐行为相互配合的目标，共同应对恐怖势力威胁。其次，中国应该与沿线国家在安全方面加强合作，以当地政府为主，同时依托于“联合国维和部队”，在**地区设立一道对“一带一路”资产以及海外劳工进行保护的安全屏障。必要时也可以与当地政府协商后派出维护海外资产项目的安全人员，确保“一带一路”项目的安全。最后，投资本身就意味着风险，为了规避风险，中国企业也可以与其他国家的企业共同组成跨国公司，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将“一带一路”蛋糕共同做大做好。

第三，积极推动投资建设项目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本土化”。在“一带一路”项目落户沿线国家之前，我国需要建立“一带一路”专门研究机构，做足前期准备工作，并且实现与企业的合作，组织有能力的专门研究人员赴沿线国家进行长期、实地考察，分析当地的实际情况，针对当地发展的具体情况以及“一带一路”企业的具体特点采取不同的“投资战略”，促使“一带一路”项目“扎根本土”。此外，智库除了担任研究、考察工作外，还应该发挥桥梁的作用，开启不同国家之间智库的沟通与交流，增强智库层的互信，构建沿线国家决策层对“一带一路”的科学认知。

第四，要加强“一带一路”的对外宣传工作。“一带一路”不仅仅是中国走出去的“经济工程”，还是一项巨大的“形象工程”。因此，对“一带一路”的宣传工作需要采取“入乡随俗”的策略，讲求“互利共赢”的原则，使当地人能够真正感受到“一带一路”给他们带去的福利，以及给他们的生活带去的积极改变。中国政府以及企业在开展“一带一路”战略的同时，还应该注意对当地的公益投入，使“一带一路”走过的地方能够印下友好的脚印。

第五，设立专门机构对“一带一路”进行科学管理。对于“一带一路”的实施，不能只算经济账，还要算国际政治、国家与国民安全账、大国责任账、全球与地区发展账、民族信心账等等，如果没有一套完善的专门机构对“一带一路”进行科学管理，难免会使“一带一路”项目顾此失彼，达不到预期的目的。“一带一路”是一项巨大工程，不仅涉及到工程项目建设，还需要与沿线国家进行沟通、协调。“一带一路”管理机构在设立时应该以项目需要为出发点，根据实际需要设立相关机构。其次，“一带一路”管理机构在设立的过程中可以采取“多边机制”，实现与当地政府以及其他国家共同管理，一方面可以实现风险共担，另一方面也可以方便不同参与者之间的沟通、协调工作。

第六，通过制度化机制将“一带一路”项目在当地固定下来。当前中国“一带一路”与沿线国家发展战略对接时主要采取的是政府间合作，“一带一路”沿线一些国家政局不稳，再加上选举政治的影响，“一带一路”存在着被中止的风险。任何政府间的合作都存在着风险，唯有通过规则与制度将合作机制化，才能够确保项目的可持续发展。如果能够通过制度化机制将“一带一路”项目在当地固定下来，那么就会确保“一带一路”的连贯性与稳定性，促进“一带一路”可持续发展。当前中国虽然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中国依旧处于对规则的适应阶段，并没有主导制定新国际规则的实力。当前世界不同地区发展水平差距比较大，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还处于对现有国际规则的适应阶段，中国应该抓住这一点，将“一带一路”总体保持在现有国际规则的框架内，在力所能及的基础上，去主导制定符合我国利益的新规则，并对一些不合理的规则进行修订，使之能更加符合世界大多数国家的现实发展需要。

最后，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必须得与国内经济状况相适应。我们要看到，中国的产能过剩是相对的；实际上，国内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仍有很大空间，大有可为。如果我们不顾及国内的这些实际需求而一味向国外投资和转移产业，有可能会产生对国内投资的挤出效应和产业的“空洞化”。对此我们要提高警惕。

第三篇：中国周边安全形势面临的威胁与挑战

中国周边安全形势面临的威胁与挑战

2010年以来安全形势相对于2009年总体来说较为稳定，但出现了一些更多的尖锐的问题，如朝韩问题、中日钓鱼岛争端等。

2009年形势呈现总体稳定，局部动荡，东缓西急，北和南优的态势。

在东边，中美、中日关系出现了多年少有的佳绩，安全压力减轻。美国奥巴马政府任职以来，积极寻求发展、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积极推进亚洲外交，中日关系明显改善。鸠山访华期间，表示在历史问题上坚持“村山谈话”精神，与中国弥合分歧，构筑可信赖的日中关系，推动战略互惠关系发展。

与此同时，北方安全持续改善。中俄关系纵深发展，军事合作领域成为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重要内容，“和平使命-2009”联合反恐演习，再次展示两国共同应对新威胁、新挑战的坚定决心。中俄关系稳定发展，促进了上海合作组织安全协作，巩固了中国北部边陲的稳定。

但是，中国西部安全趋紧，南部亦存在重大隐忧。阿富汗安全形势已成为影响中国西部周边安全的重大威胁之一。阿富汗战火还向巴基斯坦境内蔓延，阿巴边境成为美军及其联盟与塔利班、“基地”组织交战场所。阿安全形势逆转，诱发巴国内宗教极端势力和国际恐怖势力活动反弹。恐怖分子活动猖獗，甚至重创巴陆军总部。巴国内持续动荡引发同印度关系紧张，两国口角不断。

中国南部,印度不断制造紧张气氛，数次向有争议的边界地区增兵，加强高技术装备部署，加速向该地区移民。尤其是印度政府不顾中方强烈反对，允许**喇嘛窜访达旺地区(我藏南地区)，企图“以藏制华”。中缅边境亦不平静，缅甸政府军挥师北上，整编少数民族武装，突袭果敢地区，导致大量难民涌入云南。

在海上,中国与东南亚海上邻国在南海问题上的摩擦显著增多。随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200海里外大陆架划界案的最后期限临近，一些国家“浑水摸鱼”，圈海划界，同中国争夺岛屿与海域归属权，中国海上领土和海洋权益安全面临重大挑战。在东海方向，虽然中日关系整体改善，但两国海上权益的纷争依然。日本加强武力监控钓鱼岛，还力图拓展海洋战略纵深，准备在冲鸟礁(日方称冲之鸟岛)建造港湾设施，宣示“领土主权”。美国在南海周边地区投棋布子，同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等国举行联合军演。2009年，美国在南海权益争议问题上似乎更愿意从幕后走到台前，以军舰通过权与中国先后发生“无暇”号、“约翰·麦凯恩”号驱逐舰事件。

2010年以来北面较为平和，西面基于09年没什么重大事件，然而在南面随着印度的崛起以及中印之间的一系列的历史遗留问题双方的争端在所难免，南面局势较为忧心，特别是美国的介入更是让局势边的难以揣测；东南方向与南亚各国的海域争端仍就是主旋律；东面，与日本的海域、领土争端问题变得愈发的严峻，还在于高层之间还在进一步的沟通，中韩的黄海划界问题以及朝韩局势也对我国的安全形势有着很大威胁；值得欣慰的是台海问题暂时比较稳定平缓。但这一切的背后都有着一个身影在后面，山姆大叔这个国际 警察参合其中让一切变得更加的严峻。

整个中印边界全长1700余公里分西、中、东三段。在每一段边界上都有争议地区。在西段，双方争议面积为33500平方公里，主要是阿克赛钦地区，除巴里加斯一处外，其余都控制在我们手中。在中段，双方争议面积约2100平方公里，分为4处，现控制在印度手中。在东段，双方争议面积约90000平方公里，即网上常说的藏南地区，现全部控制在印度人手里。在整个中印边境争端中，东西两段是争议重点，1962年的边境冲突也是在这两段打的。印度现有驻军约103.5万人的印度陆军将3个军用于警戒中国，番号为第4、33、15军。在“阿鲁纳恰尔邦(藏南地区）”、阿萨姆邦和锡金邦三个同中国接壤的地区，印度部

署有第4军和第33军。第4军靠后配置的方式就显示出印军仍害怕中国军队会像1962年那样穿插围歼其主力。但总部设在西里古里的印度第33军却十分危险，该军战斗力最强的第17山地步兵师就驻扎在乃堆拉以南40公里处，同属第33军管辖的第20山地步兵师(驻比纳古里)、第27山地步兵师(驻噶伦堡)则作为后应部署在二线。第15军下辖第19山地步兵师(驻巴拉穆拉)、第3山地步兵师(驻列城)和炮兵第3旅，直接威胁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唯一陆路咽喉喀喇昆仑公路(第15军哨所离公路最近处不过几十公里)。同时也威胁着去哦过西南边陲的安全。今年印度大量的购买军火，并研制一系列的导弹一旦发生争执对我国的安全又极大的威胁。美国售印度2艘退役扫雷舰 鼓励印加强沿海安全等，据印度媒体报道，印度陆海空三军在2012年前将斥资300亿美元从国外采购先进武器。印度与1月11日成功试射“阿斯特拉”短程导弹，成功试射可搭载核弹头的中程导弹，印度积极研究试图获得导弹防御与范围性能力等。

南海区域，2月2日，菲律宾通过法案将南沙群岛和黄岩岛划为菲属，挑起了新一轮南沙群岛领海争端，中方则派出最大渔政船赴南海宣示主权。此事事出有因，局势仍在不断发展中。针对南沙群岛争端，美国10月4日主动提出，愿协助中国和其他国家解决这个问题。同时，美国方面还表示，基于华盛顿对菲律宾的安全承诺，美国将继续派军到菲律宾，直到该国阿布沙耶夫反政府武装组织被铲除为止。对此，有专家认为，美国这一系列的政治牌、军事牌，最终还是为了实现其经济利益最大化。香港《南华早报》报道，越南与埃克森－美孚达成了一项油气初步勘探合作协议，而勘探地点恰位于南海中越争议海域。美国官方7月15日表示，对中国和越南在南海的领土争端保持中立，但反对不让美国公司与越南合作开发油气资源的做法。

东海海域，钓鱼岛局势恶化，日本防卫省目前正在考虑在东海临近钓鱼岛的与那国岛部署陆上自卫队。日政府此举凸显日本防卫战略重心进一步向西南方向转移，而与那国岛靠近钓鱼岛与台湾岛的地理位置，不仅方便日本对钓鱼岛的侵占与掌控，更方便其未来以军事手段干预台海问题。防卫省上演“双簧”。同时日本驻兵与那国岛欲争取中日领土纠纷谈判筹码.。日本把“钓鱼岛是日固有领土”写入教科书，引起了我国的强烈抗议。钓鱼岛装船事件更是是中日关系进一步恶化。朝鲜半岛的局势也一度陷入紧张知中，朝韩争端越演越烈的态势，美国一军事同盟参与其中，先后举行美韩、美日军演，并一度挑战中方的极限。使得我国在东海、黄海的局势不容乐观。台湾今年来局势交稳定，两岸交流频繁，互通有无，取得了今年来比较好的势头，然台海问题仍旧是个不稳定的因素。

究其以上观察，我国与许多国家相邻使得我国与血多国家存在领土争端，然而由于利益的因素使得这些争端变得更加复杂难以解决，不仅如此还招引某些霸权主义国家的阻挠。根据国际惯例我国部分领土若在2020年还未收复则争议领土将有成为占有国的领土。这些问题只要有一个恶化都将威胁我国的安全，所以说我国的周边安全坏境面临着巨大的威胁与挑战。

第四篇：一带一路—我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一带一路—我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2013年9月和10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中亚四国和印度尼西亚期间，分别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简称“一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路”)的战略构想。李克强总理在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将这一战略构想纳入全年的工作重点。“一带一路”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主动应对全球形势深刻变化、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对我国全面发展，实现伟大中国梦具有跨时代意义。

一、“一带一路”建设的重大意义

“一带一路”建设战略给古老的陆路和海路丝绸之路赋予了新的生命，为中国全面深化改革规划了美好蓝图，为亚欧区域合作注入了新活力，为世界发展繁荣提供了新路径。

（一）延续古丝绸之路辉煌成就的必由之路

随着时代发展，丝绸之路成为古代中国与他国政治经济文化往来通道的统称。古有西汉张骞出使西域的“西北丝绸之路”；有北向蒙古高原，再西行天山北麓进入中亚的“草原丝绸之路”；有西安到成都再到印度的“西南丝绸之路”；还有从中国东南沿海出发，穿过南中国海，进入太平洋、印度洋、波斯湾，远及非洲、欧洲的“海上丝绸之路”等。各国人民排除艰难险阻、跨越万水千山，以极大的毅力和勇气开辟了这条道路，承载的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精神薪火相传。新时代背景下，亚欧国家都面临着转变发展模式、增强发展动力的共同使命和挑战，使这条曾经创造无数财富、凝聚各国人民友谊的传奇之路重现辉煌，成为惠及沿线各国人民的合作之路、共赢之路。

（二）是构建我国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必然要求

习近平主席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上出：“中国正在推动落实丝绸之路经济带、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等重大合作倡议，中国将以此为契机全面推进新一轮对外开放，发展开放型经济体系，为亚洲和世界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和空间。”改革开放特别是实施西部大开发以来，西部地区积极实施赶超战略，发展步伐明显加快，但受地理区位、资源禀赋、发展基础等因素影响，与东部地区相比仍有很大差距。“一带一路”建设，有助于西部地区统筹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形成横贯东中西、联结南北方的对外经济走廊，进一步释放开发开放和创新创造活力。

（三）是促进亚欧国家共同发展繁荣的必然选择

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积极践行亲、诚、惠、容的外交理念，逐步深化同周边国家互利合作。通过“一带一路”建设，能够更好地推动沿线各国人民友好交往，促进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传统的国家之间和谐相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给沿线各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和好处。“一带一路”是世界上跨度最长的经济大走廊，也是世界上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合作带。“‘一带一路’发端于中国，贯通中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乃至欧洲部分区域，东牵亚太经济圈，西系欧洲经济圈，覆盖约44 亿人口，经济总量约 21 万亿美元，分别占全球的 63%和 29%。”通过“一带一路”建设，能够把中国的发展与沿线各国的发展对接起来，让周边国家从中国的发展中获益。

二、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所面临的双重安全挑战

在这幅员辽阔的疆域内，“一带一路”战略在加深区域内经济合作的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安全风险。

（一）传统安全方面(1)大国地缘政治的博弈

近年来，当今世界主要大国在“一带一路”区域内纷纷提出各自的地缘战略，谋求增强地区影响力。前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于2011年7月在印度金奈提出“大中亚”思想和“新丝绸之路”构想，主张建设一个连接南亚、中亚和西亚的交通运输与经济发展网络； 9月，她在联大会议期间向国际社会进一步描述了“新丝绸之路”计划。美国还持续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积极打造“印—太”概念，将亚太的边界延伸到印度次大陆。美国还不断强化其在亚太的军力，利用中国周边海洋领土争端，极力扶持其盟友及相关争端当事国，实施离岸战略“以邻制华”。

欧盟在 2009 年提出“新丝绸之路计划”，通过修建“纳布卡天然气管线”，加强与中亚及周边国家在能源、商贸、人员、信息等方面的联系，积极开展投资，在保证自身能源供应安全的同时，增强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此外，欧盟出于自身利益，担心地区争端恶化，要求争议各方在多边框架内通过对话合作解决争端。欧盟的介入，一 方面有利于平衡美俄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但另一方面也使得中亚地区局势更趋于复杂化，不利于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所推进的地区合作。

俄罗斯在 2002 年与印度、伊朗共同发起“北南走廊计划”，提出修建从印度经伊朗、高加索、俄罗斯直达欧洲的国际运输通道，以保持其传统区域影响力。近年来，俄罗斯又提出整合中亚地区的倡议，即“欧亚联盟”的设想，加速推进独联体经济一体化进程。冷战后，俄罗斯一直将中亚视为其传统势力范围，尽管普京在2014年5月亚信峰会期间中俄首脑会晤中宣布支持“丝绸之路经济带”计划，但依然对中国存在戒备心理，从而影响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全方位合作。

日本早在 1997 年的桥本龙太郎内阁期间就提出“欧亚大陆外交战略”，2004 年提出建立“中亚 + 日本”对话机制，2006 年提出建立“自由与繁荣之弧”，通过加强日本与中亚国家的经济合作，在提升中亚各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和国际化水平的同时，增强其在这一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利用该区域丰富的油气资源，保障自身能源供应安全。2013 年 10 月，安倍晋三内阁强化对亚欧地区的关注，他指出: “从东京出发，经过伊斯坦布尔，最终抵达伦敦。日本要做新亚欧丝绸之路的起点、地缘政治的操盘手。”日本还积极发展太平洋、印度洋沿岸国外交，加强军事存在。以上都是日本意图在更大的范围内构筑“防线”遏制中国的举措。

印度、伊朗和阿富汗共同推进南亚“南方丝绸之路”建设行动，试图打通“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印度依据其地理优 势，谋求独霸印度洋，对外部力量在印度洋的存在都抱有防范之心，尤其将中国所谓的“珍珠链战略”视为战略包围。拉贾·莫汉怀疑印度是否会容许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通过印度洋来实施，因为地缘政治和安全因素太浓。这对中国与南亚国家的合作将产生不利影响，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印度强势的海洋战略势必会影响中国的能源通道安全。此外，印度积极推行“东进”战略，介入南海问题，在经济、政治、军事上与中国竞争，增强对亚太事务的辐射响力，从而加大了中国在东南亚方向的战略压力。(2)领土、岛屿争端

基于历史原因，“一带一路”地区内存在各种领土、岛屿争端，争端处理的结果直接影响战略实施的安全保证。目前存在的争端主要包括：海洋上，中国与部分东南亚国家存在“南海争端”。2014年5 月，由于“中海油 981”号钻井平台引发的所谓中越“西沙主权”之争；中国与菲律宾、越南之间愈演愈烈的“南沙主权”之争。另外，中日之间也存在钓鱼岛以及东海专属经济区之争。周边海洋争端的实质在于区域秩序主导者及其追随者同中国崛起之间的矛盾。短期内，这些争端难以解决，这不利于深化中国与东盟的全方位合作，进而影响中国在新一轮贸易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

陆地上，“二战”后印巴之间关于克什米尔地区争端、中印边界争端、巴以领土争端依然没有解决。冷战后，随着苏联解体，“丝绸之路经济带”地区涌现了一批主权国家，这些国家之间的边界划定工作并未全部完成。这些边界领土、飞地之争和水资源纠纷已经成为引 发地区局势恶化的重要显性因素。尤其是中亚地区的争端，直接影响到未来上海合作组织范围内的政治互信、安全与经济合作，不利于维持中国西部地区的稳定。(3)区域内个别国家政局动荡

“一带一路”区域内的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受国内社会阶级矛盾、民族宗教问题等复杂因素影响，这些国家一般实行政党政治，但部分国家由于朝野斗争，政局存在脆弱性和不确定性，缺乏共同归属感，导致重要的内政外交政策缺乏延续性。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中国未来势必在区域内加大投资力度，扩大进出口，促进人员交流，这些国家的动荡将会提升经济投入成本并降低合作效率，进而影响中国的海外利益。

（二）非传统安全方面(1)恐怖主义的威胁

以恐怖主义为核心的地区“三股势力”(恐怖主义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的破坏活动是威胁“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重要因素，日益成为区域内最大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尽管当前各极端组织之间的政治目的、组织形态、人员构成、活动能力存在差异，但其共同点均为反对世俗化政权，主张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受国际反恐局势和地区安全局势变化的影响，区域内的各极端组织出现人员互相交叉、指导思想相互融合、活动分散化、组织碎片化等特点，同时与国际恐怖组织之间的联系也有所加强。(2)海上航道的安全风险 维护通行安全是“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重要考虑，这种考虑将基于通道的“打通”或“切断”而展开。全球商业贸易的90%和石油总量的65%要通过海洋运输，其中印度洋提供了全球一半的集装箱运输，70%的石油产品运输需要通过印度洋由中东运往太平洋地区。印度洋航线分布着诸如曼德海峡、霍尔木兹海峡和马六甲海峡等对全球贸易有着重大影响的战略要道，其中40%的全球贸易运输经过马六甲海峡，40%的原油贸易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因此，维护海上安全意义重大。

(3)区域经济一体化压力

中国推行“一带一路”战略的目的在于建立中国与东南亚、中亚、中东、欧洲更加紧密的经贸联系，寻求更加深入的合作与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通过输出资金、技术推动区域内国家发展与繁荣，带动中国经济的升级与再平衡。而美国提出构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 议 ”，以阻碍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对亚太地区逐步形成的由东盟主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起到分化作用。同时，欧美联合构建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推行更加自由化的国际经贸规则，从欧洲大陆方面阻碍亚洲与欧洲的经贸合作进程。(4)跨国有组织犯罪

中国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密切区域内各国经贸关系的同时，也会受到跨国有组织犯罪问题的影响。被联合国大会列为“世界三大犯罪灾难”之一的跨国有组织犯罪日益猖獗，严重影响了各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当前跨国有组织犯罪的类型包括: 毒品走私、偷越 国境、跨国经济犯罪等。

三 对我们海军的期望要求

中国的远洋生命线大部分集中在经马六甲海峡、印度洋到中东、北非这一航线上，如果说石油是工业的血液，那么从中东连接印度洋，并且途经马六甲海峡的航道，实际上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大动脉。因此，维护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马六甲海峡、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曼德海峡三处节点的通道安全至关重要。近年来，美军加强了对太平洋的兵力投送，对华意图明显；中日钓鱼岛争端日益升级；中非、中越南海岛礁争议白热化；中印海军针对性军备意图明显。因此，我国海军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与挑战。

随着我国海军实力不断加强，近年来，持续不间断的钓鱼岛巡航、索马里护航、对外友好交流访问，彰显了我国大国形象，展示了我军实力，对周边觊觎之国和海盗恐怖分子，起到一定震慑作用。但是我们也必须清晰认识到，我军与美军等存在的军事实力差距。再加上美日等国构建的第一、第二岛链对我国的海上封锁。我军面临巨大的海上安全压力。因此，要求我们不断创新，努力提升自身实力，建设一支强大军队，保卫我国领土安全和国家利益。

第五篇：中国周边安全形势

中国周边安全形势

2011年中国周边安全形势的主要特征是，中国崛起已经成为亚太安全格局演变和地区国家间关系调整的首要因素。美国外交战略的重心加速转向亚太，继续利用海上安全问题对“雁型安全模式”进行升级，力争打造美国主导的“太平洋世纪”。亚太地区军备呈现竞赛趋势，中国周边国家利益分化重组加快。2011年中国周边安全形势呈现出五大基本特征：海上问题矛盾激化，朝鲜半岛局势陷于僵局，美日同盟关系加强，中国与周边国家相互刺激军备竞赛，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并没有明显改善，特别是以非传统安全为主要内涵的海上安全问题极为突出。

1．海上问题矛盾激化

海上安全成为中国周边安全形势紧张的重要来源，中国的海洋战略已成为国际社会判断中国是否和平崛起的重要指标。中国的深海战略已经触及美国的亚太乃至全球利益，周边国家借美国重返亚太之势在海洋问题上结成利益共同体抗衡中国的潜力大大增强。因此，中国的海洋安全环境进一步恶化，中国深海战略面临的压力将常态化。

2011年以来，菲律宾和越南在南海问题上态度强硬，中越、中菲之间的摩擦不断，；中突升级。中国海上邻国出现“合纵连横”，共同制衡中国的趋势。美国以海上安全作为其构建“雁型安全模式”的主要“抓手”，得到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印度等国的积极配合，南海争端国际化的趋势进一步加快。美国宣布在新加坡部署一艘近海战舰，在澳大利亚部署海军陆战队，标志着越战以来美国首次在太平洋地区扩大长期军事存在，其矛头直指中国。菲律宾和越南的强硬立场和行为不仅受美国对地区安全的承诺和支持的鼓舞，同时也有深刻的国内政治经济困境压力。在11月举行的东亚峰会上，除柬埔寨、缅甸外，其余16个国家都谈到了海上安全问题，其中很大一部分国家表示对南海的关切。

有必要引起警惕的是，美国对南海问题的关切与台海两岸关系联系到一起。中国台湾地区也对南海声称拥有主权，如果中国台湾因实际控制的岛屿与周边地区发生武力；中突，那么各方如何有效控制局势将是一个重大考验。总之，自1995年美国首度表示关切南海问题开始，美国的目光就没有离开过这一地区，美国的持续介入使南海地区的安全局势趋于紧张和复杂化。

2．半岛局势僵局难破

2011年1月以来，朝鲜对朝韩、朝美关系采取新的柔和姿态。朝鲜表示愿意同韩国进行各种形式和层次的对话，并提出无条件恢复六方会谈，以缓和美日韩同盟体制对朝的孤立和高压态势。但是，自朝韩六方会谈首席代表在2011年7月东盟论坛会议期间首次接触后，朝韩关系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缓和。对于重启六方会谈来讲，目前最大的障碍在于美、日、韩三方要求朝鲜采取所谓的“事先措施”。因此，六方会谈在李明博任期内可能难以恢复，僵局难以破解。

3．日本“远交近攻”加强日美同盟

震灾揭示日本外交“同心圆”，美日同盟继续强化。2011年3月，东日本大地震发生灾后国际救援行动和日本接受救援的情况，清晰地反映出日本对外关系的亲疏排序，即日美同盟为中核；第二层次为间接的盟友，主要是美国同盟旗下的英、法、韩国、澳大利亚、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第三层次为与日本历史渊源甚深且有共同价值观的东南亚各国；第四层次为能够对中国实力起制衡或牵制作用的俄罗斯、印度、蒙古等。上述四个层次均具有针对和遏制中国的战略意图。虽然中国在大地震后对灾情深切关注，物质方面予以日本大力援助，但是日本在接受中国的援助时甚为谨慎。日本选择国际援助的态度充分显示了其 “远交近攻”策略。

4.战略忧虑刺激军备竞赛

中国与周边国家相互刺激，地区军备竞赛加剧。随着中国实力的上升，绝大多数周边国家对中国的防范明显增强，主要表现为：澳大利亚认为中国将成为亚洲的主要的军事力量；东南亚国家加快军备建设，加强与美国军事合作关系，尤其是菲律宾和越南；日本将中国列为主要防卫对象。因此，中国虽然能一再宣称自己的军事现代化是防御性的，但是周边国家的军费开支持续增长，未来这一态势不会改变，这将损害国家间安全互信的建设，使亚太地区陷入军备竞赛的“恶圈”之中。

5．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

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地区化扩展。东日本大地震、以泰国为代表的东南亚洪灾、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后恐怖主义的抬头、中国船员在湄公河被害、中国海外投资在缅甸遭受损失等，都表明本地区深受非传统安全的威胁。由于非传统安全具有突发性、跨部门、多地区等特征，应对传统安全的治理模式遭受极大挑战。对中国周边安全环境而言，一方面，美国军事力量的局部撤退并没有带来地区局势的全面稳定，另一方面，大量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周边地区的活动也使矛盾激化。未来，非传统安全对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影响将显著上升。

同时，2012年是周边国家的大选年，各国国内政治变化可能引发地区格局新变化。2012年，美国、韩国、俄罗斯、台湾地区等都将迎来大选，中国也面临着政府换届。各国政府将更加关注国内问题，但是选举中议题的炒作，可能给地区国际关系调整带来新压力和动力。新领导人上台，财经政策变革将对市场走势产生重大影响，这种波动有时足以影响到国家的对外政策。更为直接的是，新领导人为满足国内民族主义压力，以对外政策的强硬缓和国内矛盾，可能让周边国家在观察政策走向时产生误判。

对中国周边环境产生持续影响的选举，其复杂性还在于政策调整的频率、幅度在短期内都会加剧，这有可能将使那些建立在经验积累上的外交手段失效。由于调整的叠加效应，即便是选举国自身也很难测度政策变化对地区局势的影响，从而使亚太地区存在着若干无法掌控的选举引爆点。在不确定性加大的态势下，对各国领导人的政治掌控能力、外交决策部门的反应能力都是一项严峻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