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玉凯：中央调查高官的同时已开始搜寻接替人选

第一篇：汪玉凯：中央调查高官的同时已开始搜寻接替人选

汪玉凯：中央调查高官的同时已开始搜寻接替人选

2014年08月18日 02:18

来源：京华时报

十八大以来持续至今的反腐风暴，使大批官员落马，其中不乏众多副省部级及以上官员。官员落马后，由此出现的职位空缺如何填补？由谁接替？成为关注的焦点。截至目前，已落马的40余位副省部级官员的职位，至少有17个已被填补，但仍有不少职位空缺，其中不乏省委常委、地方一把手之类的要职，这也引起了很多网友的担忧，对此，专家表示，中央本着宁缺毋滥的精神，对选拔继任者十分谨慎。即使部分地区一把手暂缺，也不会对整体工作产生影响。

原标题：部分一把手暂缺不影响工作运行

十八大以来持续至今的反腐风暴，使大批官员落马，其中不乏众多副省部级及以上官员。官员落马后，由此出现的职位空缺如何填补？由谁接替？成为关注的焦点。截至目前，已落马的40余位副省部级官员的职位，至少有17个已被填补，但仍有不少职位空缺，其中不乏省委常委、地方一把手之类的要职，这也引起了很多网友的担忧，对此，专家表示，中央本着宁缺毋滥的精神，对选拔继任者十分谨慎。即使部分地区一把手暂缺，也不会对整体工作产生影响。

四省常委两市书记岗位待补

十八大以来，至少已有8名省委常委级官员落马，如时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王素毅；时任江西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赵智勇；时任海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谭力；时任山西省委常委、副省长杜善学等。此外，还有4名兼任省委常委的市委书记落马，他们分别是遵义原市委书记廖少华；西宁原市委书记毛小兵；广州原市委书记万庆良；昆明原市委书记张田欣。

据公开报道梳理，在上述官员落马后空下的职位中，除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遵义市、西宁市市委书记已有人选安排外，其他职位仍无人接替。也就是说，上述地区，至少有4名省委常委、2名省会城市的市委书记的职位无人接替，公开消息中也未有增补信息披露。此外，因高官落马而空缺的正省部级岗位目前也还有两个：分别是四川省政协主席（原四川政协主席李崇禧2013年12月被查处）、中央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即国务院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办公室主任，原办公室主任李东生于2013年12月被查处）。

六落马副省长职四个已接替

据统计，40余名落马的副省部级以上官员中，至少有6名，是时任地方副省长的官员落马。他们分别是原湖北省副省长郭有明（2013年11月27日宣布被查）；原海南省副省长冀文林（2014年2月18日宣布被查）；原云南省副省长沈培平（2014年3月9日宣布被查）；原江西省副省长姚木根（2014年3月22日宣布被查）；原山西省委常委、副省长杜善学（2014年6月19日宣布被查）；原海南省委常委、副省长谭力（2014年7月8日宣布被查）。

在这些人空缺的职位中，湖北、云南、山西三地的副省长职务已经被补位。

此外，海南省其中一名副省长的职位也已有接替者。

据了解，原海南省副省长冀文林今年2月被调查后，海南省5月30日发布任命名单，任命陆俊华为海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不料，仅一个多月后，另一副省长谭力即因严重违纪被中纪委调查。至今，海南省未再有增补副省长一职的官方消息，在海南省政府网站“领导介绍”栏目中，目前只有5名副省长在列。

人大政协空缺职位少有替补

据不完全统计，落马的40余名副省部以上级官员中，至少有12人来自政协系统、5人在人大任职。

除2013年12月时任四川省政协主席的李崇禧以正职落马外，其他人大、政协系统落马的官员多为副职，如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苏荣、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西省政协原副主席令政策、天津市政协原副主席、天津市公安局长武长顺等。同时，个别已从政协系统退休的官员，也仍旧难逃法网。比如已于2013年退休的湖南省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阳宝华，就于今年5月26日被调查。

但是，这些空下来职位的替补者，公开报道的消息中少有涉及。

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报道，人大、政协职务调整一般在当地下一年召开的人大、政协全体会议上有所变化，但因各省区情况不同，领导职务数量也有所区别。这也意味着，政协、人大中因高官落马而造成的职位空缺，或将持续到今年底。

部分职位“空降”补位速度快

京华时报记者统计发现，虽然多地官员职位出现空缺，但也有多个省市先后公布了人事任命，部分继任者是在一定时期后当地官员中择优提拔。比如，原湖北省副省长郭有明在去年11月落马后，4个月后的今年3月27日，湖北省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表决通过人事任免事项，任命曾欣为副省长。此前，曾欣任湖北省政府省长助理、省政府党组成员、省公安厅厅长等职务。但郭有明此前分管的国土资源、水利、农业、林业等领域后被打散，由其他副省长分管。

也有一些职位补缺非常迅速，其继任者则是空降。7月20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市公安局局长武长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仅4天后，7月24日，天津市就公布相关人事任免事项，免去武长顺的天津市公安局局长职务，任命赵飞为天津市公安局局长。公开资料显示，赵飞赴天津就任前，担任湖北省武汉市委常委、市公安局局长职务。

此外，今年4月17日晚，中央纪委监察部官方网站公布，华润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宋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组织调查。6天后，4月23日，华润官网就宣布，招商局集团原董事长傅育宁调任华润董事长，免去宋林职务。

“一把手”暂缺由二把手主持

在落马官员空缺的职位中，广州、昆明两地原市委书记被宣布免职后，职位分别已空缺51天、36天。而部分地方“一把手”空缺情况更不鲜见。记者了解到，地方“一把手”空缺现象并不少见，时限不定，且空缺原因也并不完全因为反腐，正常工作调动也会导致空缺。如去年12月27日，海南省委原常委、三亚原市委书记姜斯宪调任上海交大党委书记后，三亚市委书记一职就一直空缺8个月。

在江西省龙南县，还曾出现过同时长期空缺四大“常委”。去年有媒体报道，至2013年9月3日，龙南县委常委、组织部长的位置已空缺约两年，县委常委、纪委书记空缺约10个月，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空缺约6个月，县委书记空缺一个多月。但当地官员称，重要领导空缺期间，龙南未出现不稳定因素，运转基本正常。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表示，一把手岗位暂缺，并不会对整体工作造成影响。一般来说，一把手职位空缺后，由二把手主持工作，如市委书记空缺，通常市长来全面负责，如果市长空缺，由常务副市长来主持工作。我国官员通常按行政排序确定主持工作的人选后，就算某个岗位暂时空缺，也不会对日常工作有太大影响，“退一步说，如果真的出现大的影响，中央也一定会快速调配人员接任。”

中央对继任者考察本着宁缺毋滥精神

汪玉凯表示，大力度反腐，导致官员落马，替补工作还是比较困难的，中央也非常慎重，特别是对于一把手的选择。

至于部分官员一查之后，其职位马上就有人替补，汪玉凯认为也很正常。他说，中央对腐败官员的调查，是早就开始的。在调查过程中，中央也会根据具体情况，在调查同时搜寻合适的接替人选，两条线同时工作，这边被查，那边马上补上。

据了解，武长顺的落马，就被媒体解读为带有明显的“巡视组印记”。7月8日，中央第五巡视组向天津市进行反馈信息时明确指出，巡视组收到反映一些领导干部问题的线索。12天后，武长顺被宣布落马。4天后，其公安局长职务便由赵飞接替。

“目前的情况整体还是在常态中。”汪玉凯说，目前一些重要岗位尚没有合适的人选，应该是还在具体的筛选中，不一定局限于当地，可能从全国官员中进行调配。汪玉凯说，考察一名领导干部涉及群众基础、贪腐问题等多方面，一旦关键部分把握不好，可能造成不良影响。“所以在替补官员选择上中央慎之又慎，哪怕一些职位出现空缺都不要紧，一定不要因为选人不当造成二次的负面影响。”汪玉凯说。

第二篇：于建嵘,汪玉凯：摆脱维稳困局,从脱敏开始.

于建嵘，汪玉凯：摆脱维稳困局，从脱

敏开始

【访谈对象】

于建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汪玉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

【先驱语录】

于建嵘:现在的中国社会有太多的“敏感”事情、“敏感”人物、“敏感”话题和“敏感”时期，甚至把一些国计民生的问题，都搞成了所谓的“敏感”问题

汪玉凯：我们是把群体性事件妖魔化了，很多老百姓的利益表达其实是正常的，不应用维稳概念压倒民众的利益诉求

【访谈动机】

2010年，“维稳”成为中国政府治理的关键词。每逢重大活动、重要时期，各级政府就会高度紧张起来。比如今年的上海世博会期间、广州亚运会期间，确保社会稳定都是当地政府的头号任务。维稳投入的经费更是难以估量。

高调维稳有一个潜台词，那就是社会的不稳定。可是，当前的中国社会真的到了极不稳定的境地吗?不少研究者给予了肯定回答，但是，他们批评的矛头多指向政府的维稳作为。甚至有学者提出，政府的维稳才是社会不稳定的根源。

在不少人看来，维稳成了一些地方政府的遮羞布，甚至成了一些地方官员滥用职权、徇私枉法的庇护伞。事实摆在眼前。今年8月发生的湖南金浩茶油致癌物超标，当地政府部门隐瞒检验结果的借口，竟然是为了社会稳定。今年9月，河南商城县蜱虫疫情导致18人死亡，然而当地政府同样以维稳为由，拒绝公布死亡者名单……甚至一些地方搞暴力拆迁，也名曰“维稳”。

显然，当前的维稳模式难以持续，“稳定压倒一切”的观念需要与时俱进。

过度使用维稳手段适得其反

《国际先驱导报》：近来，上至中央下到地方，尤其强调维稳。这里面有什么特殊的社会背景?

于建嵘：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的推进，贫富差距、城乡差距、贫困与不平等、弱势群体等社会问题逐渐凸显。群体性事件的快速增长，尤其是更多特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为了应对这些风险，政府往往会采取各种措施维系体制的稳定，并最终形成一种刚性稳定结构。当前的维稳出发点就是维护社会的刚性稳定。

汪玉凯：这是因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在增加，社会内在矛盾突出，呈现被激化的趋势。群体性事件数量逐年上升。并且呈现出一种明显的演变趋势。以前，民众多数都是为了维权争利，运用法律手段去争取自己的权益，后来发展成对社会的不满情绪，再严重的泄愤就是引发群体骚乱。

换句话说，群众利益诉求以前是通过比较温和的方式，现在却是通过比较激烈的方式。这样的社会背景是政府强调维稳最关键的原因。

Q：如今政府对维稳工作“很给力”，为何社会反而越来越不稳定了呢?

于建嵘：为了应对这些风险，政府往往会采取各种措施维系体制的稳定，并最终形成一种刚性稳定结构。当前的维稳出发点就是维护社会的刚性稳定。

刚性稳定是以社会绝对安定为管治目标，把一切抗议行为都视为无序和混乱，都要采取一切手段进行压制或打击。在刚性稳定的情况下，社会管治的方式总是简单化和绝对化。

在很多情况下，地方政府还会以“维稳”绑架中央政府。有时，为了“维稳”，哪怕下级政府的行为违法，上级政府也不得不予以谅解。可以说，在中国，地方政府以“稳定”为借口侵犯民众的合法权益、破坏最基本的社会规则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所产生的社会危害十分巨大。

汪玉凯：政府在维稳的过程当中最大的失误，就是过度依赖警力、依赖外在手段。我认为，这不应该是我们的维稳思路，但是这样的思路现在却占据了政府维稳方式的上风。公安干警和武警增加的速度非常之快，维稳的成本也在急速上升。

其实，很多社会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根源，是政策的不公平、不公正。如果出台的政策越来越有利于富人，越来越有利于垄断行业，那么工人、农民、打工者等弱势群体在政策中的博弈能力就会越来越弱。这些占社会人口绝大多数的弱势群体如果没有话语权，没有利益表达的途径，我们的社会怎么可能稳定?

不该把维稳和维权对立起来

Q：国外发生所谓的“群体性事件”，比如今年的法国工人大罢工，以及英国大学生抗议学费上涨等，所在国政府并没有“维稳”一说。跟中国的情况相比较，当中有何不同?

汪玉凯：在国外，这样的事件被看做是正常的利益表达，是老百姓的自由，而不是所谓的群体性事件，更没有所谓的“维稳”概念了。我们是把群体性事件妖魔化了，很多老百姓的利益表达其实是正常的，不应用维稳概念压倒民众的利益诉求。我认为，维护正常社会秩序的概念比“维稳”概念更好。

Q：这么说来，政府要维稳，民众要维权，两者并不是矛盾的?

汪玉凯：表面上二者有冲突，其实二者本质上是一致的。因为，维稳需要在保障老百姓个体权益的基础上进行，否则维稳就没有基础。老百姓是社会的权利主体，国家的主人。政府是为主体服务的，只有维护老百姓的权利，执政才有合法性基础。在维护个体权益的前提下谈和谐，才是真正的和谐社会。维稳以及保障社会秩序是为了打击破坏公共利益的行为，而不是以损害公共利益为代价。因此，维权是维稳的基础，维稳是维权的目的，二者相辅相成，对建设和谐社会缺一不可。

于建嵘：在社会转型期，本来应是民众大量“正常”表达意愿的群体行为，却由于地方政府的“刻意作为”而变成了“非法行为”。政府本来可以处于十分“超脱”的地位，但由于处理矛盾的技巧问题和体制性压力的影响，而陷入管治困境。后果就是政府要直面这些“非法事件”，没有任何缓冲和回旋的余地，更不能充分利用社会中介组织在矛盾调解和纠纷化解中的作用。

Q：那为何政府当前的维稳方式比较容易采取压迫式的手段?

汪玉凯：是的。现在政府在维稳的过程当中过于强势，不是从政策上的疏导，而是以压制、出警的方式，造成民众与政府情绪上的对立，不仅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把问题复杂化。现在网络的传播效应如此之快，很容易把小问题放大。

于建嵘：刚性稳定就是以压力体制为基础。中央政府要求地方实现当地的静态安定，为此，不惜采取各种责任追究制，用社会稳定作为地方官员升降的最主要指标。因此，当社会底层的抗争成为“事件”时，在众多的责任追究制的压力下，一些地方执政者惊慌失措，为了自身的政治利益不是采取暴力就是靠无原则的收买解决问题。

Q：政府“稳定压倒一切”的社会治理观念是不是值得反思?

于建嵘：很长时间以来，我们以“稳定压倒一切”的观念来指导工作，现在到了反思这个观念的时候了。我一直在呼吁，执政党要反思“稳定压倒一切”的观念。这个观点是邓小平在国家处于特殊阶段时提出来的。同时，邓也提到了“改革压倒一切”、“发展压倒一切”。

而我们现在呢，我们因为“稳定压倒一切”忽略了其他问题。为了稳定，我们不惜牺牲民生;为了稳定，有些地方竟然把“文革”时游街批斗的一套都拿出来了;为了稳定，我们不惜滥用警力。稳定压倒一切，它究竟压倒了什么?压倒了民生，压倒了人权，压倒了法治，压倒了改革，而稳定却压不倒腐败，压不倒矿难，压不倒违法拆迁。

当下中国需要“脱敏”

Q：摆脱“维稳”困局的出路在哪里?

汪玉凯：首先要调整维稳的整体思路，不要认为社会成员的利益表达就是社会不稳定的表现。

其次，维稳的政策本身有可能存在疏漏，以政策调整来整合社会利益格局，实现利益表达，这样才能化解社会矛盾冲突。

另外，除了利益表达路径以外，通过制度建设均衡城乡医疗、教育等方面的格局，不能用二元政策，征地、拆迁等方面的政策也要保证农民的利益，以此来保障社会的整体利益。

于建嵘：现在的中国社会有太多的“敏感”事情、“敏感”人物、“敏感”话题和“敏感”时期，甚至把一些国计民生的问题，都搞成了所谓的“敏感”问题。大家均采取回避态度，不敢正视和讨论。事实上，这只是政府的过度反应，也是严重的不自信表现。我认为，当下中国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脱敏”。

另外，应该打开司法大门，通过司法方式解决矛盾纠纷。从理论上讲，信访只是包括行政诉讼、行政复议等行政救济手段之一，而国家的司法救济才是公民权利救济最主要的形式。必须看到，试图用行政救济替代司法救济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在客观上会消解国家司法机关的权威这一现代社会治理的基础。但是，当前我们的法院处境尴尬，“书记管着帽子，市长管着票子，政法委管着案子”。司法地方化现象越来越严重。

同时，可以设立专职人大代表，把信访集中到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人民代表来监督一府两院的工作，并系统地建立民众的利益表达组织。我发现，人大代表有一个特点，敢于“骂娘”，遇到故意惹事的“刁民”，人大代表可以把那些人骂得狗血喷头，并且对方还不会有太大意见。这就说明了专职人大代表机构可以起到政府与社会之间的缓冲作用。

改革可以先从县开始。比如可以选取几个县，改革试验几年看看，如果效果好，再扩大到省，再试验几年。这样至少可以做到以“空间”换“时间”。万一改革失败了，也不会对大局造成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