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日报刊文 建议工资按比例缴生育基金 不生二胎退休后领回

第一篇：新华日报刊文 建议工资按比例缴生育基金 不生二胎退休后领回

新华日报刊文:建议工资按比例缴生育基金,不生二胎退休后领回（附专家简介）

刘志彪、张晔 经济学家圈 2018-08-17 本文源自新华日报

原文标题《提高生育率：新时代中国人口发展的新任务》 作者：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刘志彪、张 晔

国家统计局今年初公布，2017年中国大陆全年出生人口1723万，比上一年减少了63万，显示全面二孩政策导致的出生人口高峰很可能已经过去。这一观点从目前各地卫计委披露的人口出生情况中得到验证：2018年上半年的新生儿人数同比下降了约15%-20%。这意味着，2018年的出生人口比2017年还将有较大幅度的下降。更糟的是，按照2010年的普查数据，未来十年内我国的生育旺盛期妇女将减少约40%。在未来二三年内，随着我国第三次人口高峰期的育龄妇女逐渐退出育龄期，以及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导致的生育堆积效应释放结束，我国的人口出生率必然面临断崖式下跌。“少子化”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提高生育率应成为新时代中国人口发展面临的新任务。我们认为我国鼓励生育的措施可分为短期、中期和长期的应对政策。短期内，应全面放开生育，优先发展幼教产业和公共托幼服务，加强国家义务教育体系。

立刻全面放开生育。我国女性的生育高峰在25-30岁。从人口结构来看，1975-1985年出生人口的生育意愿较强，但目前已过最佳生育期，二孩积累效应将释放完毕。而90年代人口相对减少，加上生育观念改变，指望这部分人担当生育重任不太现实。只有1986-1990年回声婴儿潮出生的人口，总数高达1.2亿，又有较强的生育意愿，且目前仍有2年左右的时间处于最佳生育期。应利用这一时间窗口，立刻全面放开生育。

大力发展幼教产业和托幼服务。目前低龄儿童的照料主要是通过母亲兼职甚至全职照料、祖辈的照料支持，以及分散且昂贵的市场化托幼机构实现的。随着人口老龄化和个人主义的发展，老年人承担儿童照料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应明确国家在公共托幼服务中的主体责任，重建国家公共托幼体系，探索将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的可能性；通过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兴建民办幼儿园，并加强政府管理；社区街道也可设立托幼机构，提供基层保育服务。努力形成“公立幼儿园为主，民办幼儿园为辅，社区街道托幼机构补充”的多层次的托幼体系，帮助家庭分担儿童照料责任。加强义务教育体系。我国很多地区把素质教育理解为早放学，普遍缩短义务教育时间，以至于很多家庭花费大量时间、金钱和精力，接送小孩并奔波于各种培训班，严重增加了家庭抚育子女的成本。要改变现有素质教育的方式，以公办学校为载体在学校内部展开素质教育。可考虑恢复小学生“朝八晚五”的上下学时间和实施弹性放学制度，以便与职工的上下班时间相衔接。也可针对双职工家庭9岁以下的儿童开设寒暑期班，开展素质教育。为此，要努力增加中小学的基础设施和师资供给，并提高教师的收入水平。

发挥基层计生干部的力量，引导舆论宣传。应纠正把人当作负担的片面认识，形成“人既是消费者更是生产者”的科学人口观。发挥基层计生干部的力量，引导社会恢复和树立多子多福的理念。

中期内，建议建立生育基金制度，并妥善利用好存量的社会抚养费，通过花费较小的经济手段来鼓励家庭生育；延长产假并建立育儿假制度；制定鼓励生育的住房政策，等等。

设立生育基金制度，尽量实现二孩生育补贴的自我运转。可规定40岁以下公民不论男女，每年必须以工资的一定比例缴纳生育基金，并进入个人账户。家庭在生育第二胎及以上时，可申请取出生育基金并领取生育补贴，用于补偿妇女及其家庭在生育期中断劳动而造成的短期收入损失。如公民未生育二孩，账户资金则待退休时再行取出。生育基金采用现收现付制，即个人累计缴纳而尚未取出的生育基金，可用于政府对其他家庭的生育补贴支付，不足部分再由国家财政补贴。提取存量抚养费资金用于生育补贴，减轻财政压力。目前不应再对超生子女的家庭收取社会抚养费，相反我们应提取存量的社会抚养费用于生育补贴。考虑到我国社会抚养费已经征收了30年，存量资金应是一个极为庞大的数字，理论上可以支撑一两年内对二孩家庭的生育补贴。可考虑将存量抚养费资金用于充实生育基金，或作为生育基金的初始资金。

延长产假时间，考虑建立育儿假制度。我国从2016年起，将头胎和二胎产假分别调整为30天和128天，丈夫的陪产假从10天增加到15天。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产假时间仍然较短。可先将二胎产假延长到6-8个月，育儿假延至一年，丈夫的陪产假延至3个月。等时机成熟后，再对生育二胎以上的夫妇延长产假或引入育儿假。为减轻企业负担，妇女在产假或育儿假期间的薪资，可考虑按比例或以固定金额由国家财政或生育基金支付。

制定鼓励生育的住房政策。居住条件对人口生育率有较大影响，可考虑住房政策向二胎或多胎家庭倾斜。如提供长租房，对二胎或多胎家庭优先；对低收入的二胎或多胎家庭提供3年的租房补贴，或房贷优惠，等等。

长期内，待以上政策效应递减时，应充分发挥财税政策的调节作用，对多孩家庭和女性再就业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并对多孩家庭给予财政补贴。

对二孩家庭减免个人所得税，或是按照孩子数量累进抵扣个人所得税。由于孩子在未来缴纳社会养老保险等税金，家庭已为社会养老体系做出贡献。因此，向二孩家庭抵扣个人所得税，用以弥补家庭的生育成本是合理的。考虑到未来我国人口老龄化加剧，社保基金缺口增大，为长远计，税收抵扣必须适度，并注重其经济效率。建议仅对多孩家庭的第二个以上孩子（六岁以下）集中抵扣税额，也可按孩子数量累进抵扣所得税，同时设立一定的封顶额。

对多孩家庭进行适度财政补贴。税收抵扣仅对中高收入人群有激励，但对边际税率很低甚至是零税率的低收入人群并无作用。在这一阶段，各级财政有必要对多孩家庭尤其是经济困难家庭加大财力支持。包括：生育奖励，如对孕期、哺乳期的妇女给予生育津贴，对家庭6岁以下儿童发放育儿津贴等。为提高补贴效率，可仅对家庭第二个以上孩子发放财政补贴。如果国家财力上仍有困难，建议针对低收入家庭或是在人口老龄化较严重的地区加以实施。

通过税收支持或财政补贴，鼓励企业保留或提供生育后再上岗妇女的岗位，减轻妇女职业发展压力。我国妇女就业率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妇女的就业保障措施尤为重要。由于女性在产假和哺乳期间可能被迫中止劳动，企业为减少损失往往选择解雇怀孕员工，导致女性生育后丧失原有职位，极大削弱了妇女的生育意愿。尤其是高知女性，职业发展压力更大，生育意愿更低。可对企业进行一定的税收支持或财政补贴，鼓励企业保留或提供生育后再上岗妇女的岗位。最后，生育政策应充分考虑地区的差异性。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人口向中心城市迁移，中小城市的年轻人口大量流失。我国东北地区以及部分计划生育执行较严格的地区，人口老龄化尤为严重。相反，东部一线城市仍然面临着人地资源紧张和极大的人口压力。中央应制定鼓励生育政策的基本框架和原则，各地政府可根据当地的生育率以及老龄化程度，制定地方性的人口政策。这样不仅能促进人口发展的地区均衡，而且可总结各地试点经验，为下一步大规模实施奠定基础。

作者简介：

刘志彪，1959年生，江苏丹阳人。现为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经济学部委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长三角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国家高端培育智库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

全国十二届政协委员、江苏省十二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主编《南大商学评论》杂志，并担任《南京大学学报》等数家杂志编委；兼任国家工商总局市场监督专家委员会委员、商务部GVC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

主要从事产业经济、区域经济和全球价值链问题研究。他曾经任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院长，南京财经大学校长、副书记。

刘志彪教授出版过40多本学术专著，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近500篇。论著曾经十多次获得省部级以上政府部门的学术奖励。同时，他还积极为国家经济发展建言献策，所撰写的咨询报告，获得过中央和省部领导肯定性批示20多次。他获得过的重要学术荣誉有：

南京大学首批跨世纪中青年学术骨干（1992年）； 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首批入选者(1997年)；

人事部等7部委首批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2004年）； 教育部首批文科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经济学，2005年）； 江苏省333人才第一层次兼首席中青年科学家（2007年）； 江苏社科名家（2015年）。

张晔 南京大学国际经济贸易系副教授。2006年毕业于南京大学经济学院，2008年博士后出站。曾获得第十三届孙冶方经济学奖和首届浦山-中银奖。科研奖励

1.程令国，张晔,2012, 第三届浦山中银世界经济学优秀论文入围奖,中国世界经济学会

2.姚洋，张晔,2009, 第十三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

3.姚洋，张晔,2008, 第一届浦山中银世界经济学优秀论文奖,中国世界经济学会

出版专著

1.（参与）王缉慈等,2010.04, 超越集群—中国产业集群的理论探索,科学出版社

2.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综合课题组,2010.01, 《成都还权赋能： 奠定长期发展的可靠基础---成都市城乡统筹综合改革实践的调查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3.（参与）刘志彪，江静等,2009.08, 长三角制造业向产业链高端攀升路径与机制,经济科学出版社

4.（参与）刘志彪，郑江淮等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07, 长三角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