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损失惨重：我军11位高级指挥员牺牲

第一篇：抗美援朝损失惨重：我军11位高级指挥员牺牲

抗美援朝损失惨重：我军11位高级指挥员牺牲

抗美援朝损失惨重：我军11位高级指挥员牺牲2011年07月22日07:34 新华网

(一)代军长，副军长4名李湘将军 资料图

1、李湘，江西省永新县人，1913年生，1930年参加革命，中共党员，第67军代军长，1952年7月8日在朝鲜病故。

吴国璋将军 资料图

2、吴国璋，安徽省金寨县人，1919年生，1930年参加革命，中共党员，第39军副军长，1951年10月牺牲。饶惠谭将军 资料图

3、饶惠谭，湖北省大冶县人，1915年生，1930年参加革命，中共党员，第23军副军长，1953年2月牺牲。蔡正国将军 资料图

4、蔡正国，江西省永新县人，1909年生，1929年参加革命，中共党员，第50军副军长，1953年4月12日牺牲。(二)师长3名，副师长1名，师参谋长3名罗春生烈士 资料图

1、罗春生，江西省吉安县人，1916年生，1930年参加革命，中共党员，第40军第118师师长，1952年5月15日牺牲。

2、李雪瑞，湖南省茶陵县人，1914年生，1931年参加革命，中共党员，第67军第200师师长，1951年7月牺牲。

3、王珩，河北省任丘县人，1911年生，1938年参加革命，中共党员，炮兵第8师师长，1951年7月24日牺牲。

4、蔡启荣，河南省商城县人，1919年生，1932年参加革命，中共党员，第12军第35师副师长，1951年5月17日牺牲。胡乾秀烈士 资料图

5、胡乾秀，湖北省阳新县人，1916年生，1929年参加革命，中共党员，第20军第58师参谋长，1950年12月牺牲。薛剑强烈士之墓 资料图

6、薛剑强，江苏省涟水县人，1922年生，1940年参加革命，中共党员，第39军第116师参谋长，1951年牺牲。汤景仲烈士 资料图

7、汤景仲，山东省寿光县人，1917年生，1937年参加革命，中共党员，第40军第118师参谋长，1952年5月15日牺牲。

第二篇：我军历史上叛变投敌的高级指挥员

我军历史上叛变投敌的高级指挥员

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年代，无数仁人志士投身革命、投身人民军队，怀着坚定的革命理想和信念，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使我们的军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经过几十年的艰苦斗争，最终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也有极少数理想信仰淡薄、革命意志不坚定者，对革命前途产生悲观失望情绪，贪生怕死、贪图享受，从而半途而废当了逃兵，甚至走上了叛变投敌的道路，这其中有些人已担任我军的高级领导职务。他们没有在八一军旗的指引下走向辉煌，而只在历史的舞台上留下灰暗的背影、成为历史的垃圾，从另一个侧面映衬着我党我军的伟大和光荣。

本帖试图将我军历史上叛逃和投敌的高级指挥员（担任师级以上职务）的情况做一个集中展示。考虑到张国焘和林彪的最终投敌叛逃与其他人有所不同，没有将这二人列举在内。本帖中内容经多方搜集整理材料而成，难免有错误和不当之处，敬请坛中朋友们指正。

——龚楚：广东乐昌人，1901年11月生。曾在粤军中担任班长、排长、连长、少校参谋等职务，1924年6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转党。参加了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先后任贺龙部第二十军营指导员，工农革命军第3师党代表，红四军10师29团党代表。1929年参加百色起义，任红七军参谋长，后兼任19师师长。进入中央苏区后曾任红十二军34师师长、军参谋长，红七军军长，中革军委直属红军模范团团长，独立第22师师长兼政委，粤赣军区司令员，红军总司令部代理总参谋长，中央军区参谋长等职。由于对苏区肃反滥杀政策不满而革命信念有所动摇，后闻中央红军湘江之败、更感前途渺茫，遂于1935年5月变节投敌，在国民党粤军第一军中担任剿共游击司令、粤湘边区剿匪指挥官，率部追杀陈毅、项英。抗战时期曾担任国民党第五战区上校参谋处长，第七战区少将参谋、第1纵队抗日游击司令，46军少将参谋长，军委会少将参议等职，其间率部与日军几经激战，颇有战果。1946年后曾任国民党广州行辕少将高参、广东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等职，1949年11月在家乡乐昌率一个保安团向解放军投诚，后到香港定居。改革开放后，龚楚于１９９0年9月回到乐昌，1995年7月病逝。

——杨岳彬：湖南华容人，生年不详。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参加湘赣边秋收起义，曾任红四军31团三营党代表、第四纵队政治部主任，中共红四军前敌委员会宣传科科长，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动员科科长、军委总动员武装部部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邮电总局局长，粤赣军区司令员（龚楚之后），红军总司令部第四局局长，扩红突击队队长等职。1934年叛变投敌后担任过国民党《闽西日报》社社长，卖力地进行反共宣传。解放后于1950年被人民政府处决。

——何畏：广东乐会人，1900年生。黄埔军校毕业后参加广州起义，担任过红七军连长，红军赣南西河独立营营长，红四方面军12师师长、第九军军长，红军大学政委，懋功支队司令员，抗日军政大学副校长等职。他作战勇猛、智谋多端，曾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革军委授予一等红星奖章，被称为四方面军的“小诸葛”。到陕北后因在四方面军中的错误遭批判，自感前景黯淡无望，于1938年初借到西安治病之机叛逃投向国民党，但未被蒋介石重视。关于何畏的结局有几种说法，一说为其投敌后加入了中统，1949年解放前夕投江自尽；一说称其1949年秋在广东被解放军抓获后就地枪决。还有一种说法是他后来回到广东老家种地生活、不问政治，还义务担任乡村夜校扫盲教师，在1960年大饥荒中饿死。

——孔荷宠：湖南平江人，1897年10月生。１９２６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平江起义。曾任红军鄂赣独立团团长，红五军第1纵队纵队长，红十六军副军长、军长，湘鄂赣军区总指挥等职，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因领导红军长期斗争功勋卓著，1933年8月孔荷宠与陈毅等33名红军将领一起被中革军委授予二等红星奖章。由于屡受批评和对“左”倾领导者不满，他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于1934年7月叛变投敌，担任任国民党南昌行营参谋、湘鄂赣边区特别招抚专员，组织便衣别动队专门袭击红军游击队。１９３５年在汉口开设双十织布厂。抗战时期曾担任国民党豫鄂湘赣游击总指挥部总指挥官（湘鄂赣游击指挥部指挥官）、湘鄂赣第１游击挺进纵队司令官、陆军五十八军暂编第54师中将师长等职。１９４３年因贪污军饷被长沙第九战区军法执行处判刑，１９４５年被释放后在汉口、南京等地经商。建国后化名曾庆福在云南开设产科诊所。１９５５年被公安机关逮捕归案。１９５８年８月１３日病死于北京公安医院。

——余洒度：湖南平江人，生年不详。1924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 年9 月黄埔军校毕业后，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中校团副兼第1 营营长，参加了北伐战争。1927 年“七一五”事变后，同卢德铭一起率部转移到赣西北，后任警卫团代理团长，江西省防军暂编第1 师师长。同年9 月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任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委员，工农革命军第一军1 师师长。起义部队受挫后，仍坚持向长沙进军。意见被否决后，跟随毛泽东到达井冈山。10 月中旬在酃县水口离开部队，向湖南省委报告工作，任湖南省委军委书记。后对革命悲观失望，脱离组织，参加中华革命党（农工民主党前身）。1931 年11 月在上海被捕，后投靠蒋介石，被委以少将空衔。1934 年被蒋介石以“走私、贩毒”的罪名下令枪决。

——郭炳生：湖南湘潭人，生年不详。1928年在湘军彭德怀部任连长，参加了平江起义。曾任红五军第八大队大队长，第4纵队、第3纵队司令，红八军6师师长，红五军2师师长等职。作战勇敢，指挥机智果断，但性格简单粗暴、旧军队军阀习气严重。因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于1932年9月叛变投敌，被蒋介师委以国民党军新编第37师师长之职，掉头参加围剿红军，于1933年3月在第四次反“围剿”时被红军击毙。

——杨遇春：江西瑞金人，生卒年月不详。黄埔军校三期毕业，参加了南昌起义。他很能打仗，擅长游击战术，曾任红十二军101团团长、江西独立师师长、红十二军35师师长等职。由于中央苏区“消灭地主”运动中其父母叔伯均被逮捕清算、家产全被没收，杨遇春因感自身难保而投靠国民党，担任国军江西抗日游击总部副总指挥、第一集团军直辖第2挺进纵队司令等职，1938-1939年间率部在庐山英勇抗击日军，坚守庐山半年多，给侵略军以大量杀伤。据说他后来加入了国民党军统系统，终生与共产党为敌。

——方步舟：湖北大冶人，生卒年月不详。参加了南昌起义和大冶兵暴，具有较强的战略战术和军事指挥能力，曾任中共鄂东南特委书记、红军鄂东南独立师师长，红16师政委、师长，红十七军政委等职。1937年2月因被撤职和对革命前途失去信心而叛逃投敌，担任过国民党挺进军第8游击纵队司令、绥靖总队司令等职，从事过抗日斗争，也曾围剿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1939年曾与我党谈判将其所部改编为八路军或新四军，未果。解放战争中在浙东四明山率人枪千余举行起义，归顺解放军。经陈毅亲自主持讨论研究，对方步舟作出“将功折罪，既往不咎”的决定。解放后南京市委分配他在安徽宣城一个劳改农场当副场长，后来到南京市青龙山林场任副科长。

——旷朱权：湖南郴县人，生卒年月不详。北伐战争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参加湘南起义。曾任工农革命军第7 师党代表，红四军第33、第28、第31 团党代表，红一军团第3纵队党代表，参加了井冈山和赣南、闽西地区的游击战争。1930 年后，任红十二军34 师政委，红五军团第十三军37 师政委、军政治部副主任，红二十二军政委，红五军团政治部副主任，江西军区独立第3 师政委，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一至第四次反“围剿”斗争。1933年8月被中革军委授予二等红星奖章。1935 年春投敌叛变。据说此人抗战时期曾在苏北与新四军交过几次手，后不知所踪。

——张绍东：陕西人（一说为湖北红安人），1907年生。1930 年参加红军，1934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二十五军连长、营长，第75 师第224、第223 团团长，参加了鄂豫皖、鄂豫陕苏区的反“围剿”斗争和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任红十五军团第75、第73 师师长，参加了劳山、直罗镇、东征、西征战役。抗日战争开始后，任八路军第115 师第344 旅第687 团团长。1938 年投敌叛变。结局不详。

——兰国清：又名兰明清，湖南人（一说为广西人），1911年生。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7 月参加平江起义。曾任红三军团排长、连长、营长，第4 师11 团参谋长，红军陕甘支队第2 纵队11 大队参谋长。参加了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任红十五军团参谋长、第73 师参谋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115 师第344 旅第687 团参谋长。因革命意志衰退，兰国清很快堕落，并将同样信念不坚定的团长张绍东拉下水，1938 年3月伙同张绍东叛变投敌。结局不详。

——赵凌波：四川泸县人，1908年生。早年参加川军，与红军作战时被俘参加红军，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 年后，任红二十五军经理处政委、第223 团政委，中共鄂豫陕省委委员，参加了鄂豫皖、鄂豫陕边区的反“围剿”斗争和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任红十五军团第75 师政委，参加了劳山、直罗镇、东征、西征战役。抗日战争开始后，任八路军第115 师344 旅687 团副团长，新四军第3 支队参谋长，新四军司令部参谋处处长、新编第一纵队副司令员，1941 年1 月在皖南事变中被俘叛变。1943 年2 月在安徽无为石涧馆被抓获处决。

——汤祥丰：籍贯不详，生卒年月不详。曾任红二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政治部代主任，红二方面军第六军17师政委等职。1936年10月红二方面军长征途中，他贪生怕死、革命意志动摇，携枪带人叛逃，投靠国民党东北军。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中被我党向国民党方面要回，受到公审。

——邢仁甫：河北盐山人，1910年生。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国民革命军排长、旅部参谋等职。1933年冬，到天津做党的地下工作。1937年参与组织华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成立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任救国军特务团团长、救国军司令等职。1938年后，担任八路军冀南军区第六军分区司令员，一一五师工作部部长，鲁西军区四分区司令员兼恒河支队队长，山东军区统战部部长，一一五师教导第六旅旅长兼冀鲁边军区司令员。在抗战艰苦阶段，他对形势产生悲观情绪，开始贪图享乐，结党营私，排除异已，由此与副旅长黄骅等产生了严重对立。1943年6月30日，邢仁甫趁黄骅在新海县（今黄骅县）大赵村召开边区各军分区参谋会议之机，派亲信带人混入会场，将黄骅和旅参谋长卢成道等5人开枪打死。同年9月，他与同党杨铮候（冀鲁边三军分区司令员）逃到天津，叛变投敌，先后担任过伪沧南六县“剿共”挺进总司令，国民党军统天津站一级少校组长、保密局津南流动组组长，河北省第三专署保安副司令兼第41团团长。1949年11月在天津落入法网，1950年9月在其家乡盐山被枪决。

上述14人之外，我军变节投敌的领导人尚有红军时期湘赣省委书记兼湘赣军区司令员陈洪时，闽浙赣省委书记兼闽浙赣军区司令员曾洪易，闽赣军区司令员宋清泉、政治部主任彭祐，赣东北红十军政委倪宝树等，以及抗战时期八路军第四纵队6旅副旅长兼18团团长吴信容、17团团长刘子仁，新四军军部第一纵队副参谋长赵希仲，第四支队7团团长杨克志、政委曹玉福等。这些人或在军中任职有限、不能称为军事将领，或任职资历未达到师级以上，这里就不作详细介绍。

还有少数人在背弃革命事业后并没有投敌，而是选择走中间道路，这类人的典型代表是周昆。

周昆，湖南平江人，1902年生。1927年参加秋收起义，曾任红四军第1团连长，第2纵队5支队副支队长、支队长，参加了井冈山和赣南闽西地区的游击战争。1930年后，任红十二军第1纵队纵队长、第34师师长，红四军第11师师长、军长，红一军团第10师、第3师师长，闽赣军区第21师师长，红军大学代理校长，红八军团军团长兼第21师师长、第23师师长，红一方面军参谋长，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斗争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任红军学校校长，红军大学校务部部长，中央教导师（庆阳步兵学校）师长，抗日军政大学第2分校教育长。抗日战争开始后，任八路军第115师参谋长。1938年2月，周昆到八路军总部开会，领取了6万元军费后，携其中3万元钱潜逃。据说他回到平江老家做买卖过日子，此后再未离开过。解放后组织上对他进行过调查，结果证实他没有参加过任何反革命组织，也没有任何其他反革命行为。关于周昆离开革命队伍的原因及其结局，说法比较多，至今是个谜。

另有钟炳然，湖南桑植人，生卒年月不详。曾任北伐军贺龙部连长。1928年参加贺龙组织的工农革命军，担任过湘鄂西红四军参谋处长，红三军9师、红二军团6师师长等职。由于观念战法陈旧，不能适应革命斗争需要，1934年11月被免职。他随即赌气跑回家，脱离了革命队伍。据说后来被反动团防武装抓住杀害。

在中共军队的历史上，变节将领最多的时期是红军时期，仅大军区和军一级干部“叛变”者就不下七、八位，师、团级更多。在1933年以前，变节的将领人数比较少，而且叛变原因主要是由于党内肃反和被俘。但到一九三四年广昌战役前后，由于反围剿的失败，由于前途渺茫，投降的将领开始多了起来（比如孔荷宠等就在这一时期内叛变）。到长征以后，留在南方进行游击的红军部队，在围剿军的兜剿和希望破灭的双重打击下，更是叛变成风。据我这里不完全统计，三年游击战中叛变的团级以上军官（均有名有姓）至少就有四十多个。有的部队甚至全部主要军官都叛变了，如湘赣军区独立第四团的团长、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四大巨头，全部叛变；湘鄂赣军区红十六师的师长、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代主任也都先后投降了。这一时期，大军区、军一级的投降将领也是最多的，有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闽赣军区司令员宋清泉、湘赣省委书记兼湘赣军区政委陈洪时、闽浙赣省委书记兼闽浙赣军区司令员曾洪易、闽赣军区政治部主任彭祐、新红十军副军长倪宝树等等。其中，地位最高的当属龚楚。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是世界公认的。至于叛变投敌也有，极少。那么艰苦的环境，从士兵到将军几乎没有什么待遇，只是为了一个信念，随时准备献出自己的生命。外有强敌，内有肃反，加上敌人的策反收买，极少叛变投敌真是奇迹。

如果将林彪、张国焘考虑在外，职务高、破坏大的要算龚楚，他早年参加革命，２８年参加湘南起义，任过红四军参谋长，红七军军长。红军长征时是中央军区的参谋长，闻红军湘江之败，丧失信心，杀害红军干部，叛变投敌，追杀陈毅和项英，使留下的红军基本丧失战斗力。晚年流落香港，不知是党的宽容，还是邓小平的念旧情，1991年回乡（广东）定居，后病逝于广东。

还有一个是孔荷宠，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平江起义。曾任湘鄂赣红军独立1师师长、红16军军长.1934年卸任军长到军校学习，担心整肃，投敌叛变，后任国民政府南昌行营参谋、湘鄂赣边区招抚特派员，1935年在汉口开设双十织布厂，1938年后任豫鄂湘赣游击总指挥部总指挥官（湘鄂赣游击指挥部指挥官）、湘鄂赣第1游击挺进纵队司令官，陆军暂编第54师中将师长，1943年被长沙第9战区军法执行处判刑，1945年被释放后在汉口、南京等地经商。建国后化名曾庆福在云南开设产科诊所。1955年被逮捕，1958年8月13日病死于北京公安医院。

郭炳生也参加了平江起义，是彭帅的亲戚，任红２师师长时，借口到宜黄城下打土豪,可耻地投向敌人。这个人在第四次反“围剿”时被红军击毙于草台岗山梁上。12军34师政委旷朱权后来也投了敌，抗战时在苏北与新四军交过几次手，后不知所踪。其他还有湘赣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中央政府中央执行委员陈洪时；闽北军分区司令员李得胜：川南游击纵队司令员王逸涛等人。

红军时有名的叛徒还有一个叫曾洪易，留苏学生，赣东北的中央代表，政委，省委书记。是肃反专家，根据地失败后，到上海找党未成，跑到南京自首，发挥特长当俄文翻译，解放后被抓判死刑，死于狱中。与他相仿的还有余洒度。算得上秋收起义领导人之一（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师长），谁曾想,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后，也到南京投了敌，弄了个少将空衔。抗战开始时因贪污受贿被蒋介石枪毙。至于周昆（红８军团长，１１５师参谋长），倒没有投敌，对革命失去信心，拐了几万军费回家作生意去了。真为他可惜。

还有一个叫熊寿祺(参加秋收起义，三湾改编是一连党代表)的与他有些象(属于开小差)，是第一个与林彪配对的政委（１纵队党代表，继任者罗、聂都是元帅），也是代表红军向中央汇报并参加会议，回来时被敌怀疑扣押，族人保出后脱离革命队伍。解放后与周昆一样也未受惩罚。据说与林彪的荫护有关。红四方面军在红军时期，斗争艰苦，肃反最烈，倒没听说有啥重要人投敌。只知西路军的第十四师师长郭锡山只身向马家军投降。抗战中倒出了几个。除张国焘,还有何畏（九军长、参谋长、红军大学政委），到西安治病投靠了国民党，也未得志，解放前夕投江自尽。

红25军出身的还有115师344旅687团团长张绍东,参谋长兰国清受国民党策反，跑到国军那边去了。在新四军的有４支队7团长杨克志，政委曹玉福,他们的投敌也断送了高敬亭的生命。皖南事变中的一支队副司令员赵凌波（后被新四军击毙）、参谋长赵希仲。八路军4纵队6旅17团团长刘子仁，18团团长吴信容，杀害多名干部，率千余人投敌。刘曾当过汉奸，任过国军旅长、师长、军参谋长，后被迫随张轸起义。一九五一年被镇压。后来中央下达文件又给其平反，因为起义时明确规定既往不咎。

还有徐梦秋，长征时期是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陕北时是红军大学政委，在新疆盛世才反共中被捕，立即叛变，1950年在重庆被抓获，死在狱中。原红四方面军师长朱德崇，1939年因贪污问题被追查从鲁西根据地筑先纵队副司令任上投敌。.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主任袁晓轩在任上叛变，后为军统少将。1949年被捕,1975年作为国民党将校特赦.至于抗战时中共南方委员会组织部长涂振农（曾任中央秘书长），宣传部长郭潜被国民党逮捕后叛变，前者解放后被镇压，后者逃到台湾，写了不少反共书。两人在军内任职不多。

以上人员都是国共合作期间投向“友军”，没有当汉奸。山东倒有几个投日寇的。

一个是邢仁甫，旧军人出身，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与领导本地抗日武装起义，担任过１１５师政治部的军区工作部部长。冀鲁边军区司令员。拒绝到延安学习。１９４３年６月３０日晚，指使军区手枪队长冯冠魁带了四五个人闯到室内，向继任军区司令员黄骅等开会人员开枪射击，黄骅等５名领导当场牺牲。到了１９４３年年底，邢仁甫就投降了国民党，最后，又在天津投降了日本人，被委任为“六县剿共司令”。日本投降后，他又当上了国民党军统特务，直到１９４９年天津解放时，邢仁甫才被捕归案，押到盐山县就地正法。

再一个是王凤鸣（曾任罗帅警卫员，115师686团长），在湖西“肃托”中血债累累。被纠正后叛变投敌。改名杨步仁，拉拢１１５师的败类投敌，当了伪军的别动队队长。后部队被消灭，王得以逃脱。

至于郝鹏举，算不得共军，此人朝秦暮楚，五易其主（冯－蒋－日－共－蒋），不知世界上能否找出第二个。后被陈毅指挥所部将其消灭，郝也结束罪恶一生。

解放战争后，我军日益强大，听不到投敌之事，倒是国军降将如云，难以统计。

去年，听说解放军军总后勤部前军械部长刘连昆少将，及总后勤部前军械局局长邵振中，暗投台湾，出卖情报。由于李登辉失言泄密被我破获，后用注射毒针的方式处死

第三篇：抗美援朝我军的后勤保障分析

抗美援朝我军的后勤保障分析

志愿军入朝前，国家军队高层已经预见到后勤物资贮备，后勤保障的重要性。对志愿军的后勤保障做了充足的准备。成立东北军区后勤部，着手准备志愿军的后勤物资的储备，制定后勤供给的计划。１９５０年７月至９月，用了三个月的时间，举全国之力，储备了充足的被装，粮食，油料，弹药，集结了大量医院、医疗队、手术队。并在通往战区的交通线上，部署了３条兵站线，将准备的物资分别囤积在各线上对志愿军进行保障。希望能够保证战役战斗的顺利进行。志愿军入朝后，志愿军继续在后勤方面进行扩充，不断的补充物资、弹药、人员用一切可能办法，保证粮弹、被服之供给。但是，志愿军从一开始作战，后勤供应的情况就很差，一直延续到战争结束。可以说志愿军的后勤保障问题一直拖着前线作战的后腿，严重影响了作战。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大概有一下几点： 一是我军远程后勤补给经验不足，就地补给和取之于敌能力有限。入朝作战前，我军一直在国内进行战争，当时后勤补给主要依靠当地群众、依靠缴获进行补充。入朝后，我军对当地情况不熟，加之当地资源有限，就地补给也十分有限。战争过程中，由于美军意识到我军后勤补给情况比较差，一旦被我军击退，就会想方设法把不能带走的物资装备全部毁掉，不给我军留下任何东西。这样导致我军的后勤保障必须大部分依赖于国内的供给，但是我军根本没有进行过远程大规模的后勤保障活动，所以导致我军后勤保障十分吃力。

二是后勤保障的快速机动性差。由于我军是出国作战，需要进行大规模的远程运输补给。当时空中运输几乎没有，主要依靠地面运输。但是，旧中国工业落后，运输工具如汽车无法靠自己生产，只能靠从苏联进口和国内战争中的缴获。战前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汽车不过２．１万台，战争中运输工具的损失（尤其是运动战时期）往往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弥补，严重影响了后勤保障的快速机动。三是后勤部队的防护能力不足，战时遭到严重破坏。当时我军火力有限，对地面后勤部队的保护投入不多，加上那时候各方面条件不足，地面部队几乎没有其他较好的伪装且保障方式单一，致使后勤部队几乎是暴露在美军的优势空中火力之下，致使后勤部队遭受到严重的破坏，在本来就有限的后勤保障上更是被削弱的很多，无法更好的对作战部队进行保障。

抗美援朝战争，最然志愿军依靠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战士的英勇顽强以及后勤部门的艰苦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后勤供应上的不足，取得了大大小小战役的胜利，为后来大量消耗敌军并最终转入坚守防御创造了条件。但是，我们通过这场战争要总结后勤补给的经验，改变后勤在后方的观念，培养后勤就是一线，后勤时刻能够保障的思想，超前准备，时刻为我国迎接外界的挑战做好准备，让一线指战员放心，让全国民安心。

第四篇：抗美援朝纪念馆统计确认18万中国志愿军牺牲

抗美援朝纪念馆统计确认18万中国志愿军牺牲

2010年10月26日21:45 新华网

几位抗美援朝老战士在参观鸭绿江断桥，向高校师生讲述当年的故事（10月夕，来自全国各地的抗美援朝老兵齐聚丹东，重走鸭绿江断桥。新华社记者徐。今年10月25日是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60周年纪念日。在纪念日前 16日摄）扬 摄

10月22日，21名来自河南郑州的志愿军老战士与丹东边防检查站的守桥官兵，重温当年的激情岁月。今年是中国 一起登上中朝友谊桥，唱响《志愿军之歌》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60周年。从4月以来，全国许多志愿军老战士纷纷来到丹东 口岸吊唁当年牺牲的战友。新华社记者 任勇摄

新华网沈阳10月26日电（记者陈辉、颜昊）在中国纪念抗美援朝战争60周年之际，记者从抗美援朝战争纪念馆获悉，该馆经过十多年全国范围的调查核实，截至目前共确认183108名中国人民志愿军官兵在战争期间为国捐躯。

坐落在辽宁省丹东市的抗美援朝纪念馆是中国境内唯一一座全面反映志愿军参加那场战争的专题纪念馆。朝鲜战争期间，纪念馆所在地处于进犯朝鲜半岛侵略者的火力范围，曾屡遭美军飞机轰炸。

该馆统计的数字是志愿军直接参加战斗牺牲的人数，包括作战牺牲者和负伤后病故等非战斗减员。这些志愿军烈士来自除西藏以外中国大陆的30个省区市。

据纪念馆研究员张中勇介绍，从上世纪末开始，该馆通过民政部 下发通知，同时派员下到除西藏外的全国480多个地级市2670个县区 单位，从地方最基本的县区民政烈士名单里面，逐一进行核对。

走在抗美援朝战争纪念馆的“志愿军烈士墙”两旁，参观者可以清楚地看到“志愿军烈士墙”的中间花环里标明了志愿军烈士数字：183108，墙的两旁则是该馆统计的各省区市分别的牺牲人数：

福建1173人；甘肃1259人；云南1604人；江西3258人；辽宁13374 人；山东19766人；吉林18499人；四川21051人；湖南11541人；河北 11853人；河南11048人；江苏8444人；青海56人；重庆9468人；安徽 6375人；北京1551人；湖北7183人；广西3418人；黑龙江8683人；山 西5488人；内蒙1995人；陕西3387人；广东3307人；海南91人；宁夏 441人；贵州2957人；浙江3361人；上海1576人；天津808人；新疆93 人。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志愿军准确的牺牲人数始终没有定论，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曾公布，志愿军伤亡36万余人，但没

有单独公布志愿军牺牲人数。

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的《当代中国－抗美援朝战争》也没有说明 牺牲的志愿军人数。此前，抗美援朝纪念馆也曾多方搜集资料，最初 统计烈士数字是171669人，这些都是能查到姓名的志愿军烈士。

抗美援朝战争纪念馆副馆长尹继波向记者介绍，从2003年1月开始，纪念馆通过派人、发函、电话核实等多种方式，从全国范围开始对志愿军烈士名单进行征集、登记、核实。

尹继波说：“目前志愿军牺牲人数的统计数据，已经接近实际牺 牲人数，即使再有新的发现，上升的空间也极小。寻找志愿军烈士的 工作我们还将继续下去，要对志愿军烈士负责，对烈士亲属负责，对 历史负责，让子孙后代永远铭记志愿军烈士的丰功伟绩。”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率领下，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境内，同朝鲜人民和军队一道，历经两年零九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

在交战双方武器装备极不对称、条件极为艰难的情况下，从1950 年10月25日首战两水洞开始，志愿军连续进行了5次战役，把侵略军 从鸭绿江和图们江边赶回到三八线附近，最终迫使侵略者不得不于

1953年7月27日在停战协定上签字。1951年，中共中央决定将两水洞

战斗的10月25日定为抗美援朝纪念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习近平在25 日举行的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60周年座谈会上说，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是保卫和平、反抗侵略的正义之战。抗美援朝是中朝两国人民和军队团结战斗的伟大胜利，是维 战争的伟大胜利，护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事业的伟大胜利。

第五篇：揭秘：牺牲在抗美援朝第一线的志愿军代军长

揭秘：牺牲在抗美援朝第一线的志愿军代军长

核心提示：忽然，飞临军部上空的8架敌机，俯冲下来并投下了一批炸弹。其中的一颗正落在开会的屋顶上轰然爆炸，弹片四溅，击中了正在讲话的蔡将军，他的头部、胸部多处中弹，当即抢救进入坑道，已不省人事，脉搏呼吸极弱，由于失血以多，于当晚22时与世长辞，时年44岁。

本文摘自《贵阳文史》2007年第4期，作者：张良，原题：《百战将星蔡正国》

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在纪念碑后面的一片松林中，有一座坟莹，墓碑正面是一行红字“烈士蔡正国同志之墓”，后面镌刻的碑文如下：

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五十军副军长蔡正国同志，江西永新县丰田村人，生于一九零九年，一九二九年参加革命，一九三二年参军，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战士、班长、排长、连长、团参谋长、团长、师长、副军长等职。二十余年来正国同志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已成为一个优秀共产党员及人民军队的高级指挥员。解放战争时期正国同志任师长，曾率部坚持敌后斗争，配合主力共同取得四保临江之重大胜利，荣获上级通报表扬。著名之塔山阻击战由于其指挥沉着坚定大量牵制与打击了敌人援兵，而有力地配合主力，取得围歼锦州守敌之光辉胜利。抗美援朝战争初期，参加指挥汉江南北两岩五十昼夜的光辉阻击战，更表现了正国同志具有丰富的战斗经验、优良的军事素养与英勇坚定的战斗作风，不幸于一九五三年四月十二日在朝鲜前线牺牲，享年四十四岁。为悼念正国同志毕生对党对人民的丰功伟绩，竖碑铭文以志不忘，烈士英名永垂千古。

邓华

杜平

一九五三年四月二十六日立

这篇碑文的撰写者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代司令员邓华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杜平。全文共358个字，像幅草就的素描，勾勒出一个戎马一生、战死疆场将军的轮廊。

打开尘封的档案，蔡正国将军战斗的生涯跃入我们的眼帘：

1932年4月在江西永新县报名参加红军，参加池江、水口、宜黄等战斗；1933年参加戴坊、永丰等战斗；1934年10月参加长征，任红三军团教导营一连支部书记。进入贵州渡过乌江后，在遵义县三岔河驻扎时，调去地方组织扩大游击队，任游击队政委。20多天后又调任三连任排长。在贵州习水县土城战斗中，一颗子弹钻进了颈喉肩窝部的深处。在没有医生没有任何治疗药物的情况下，蔡正国让战友们把他按在门板上，用刺刀生生地挑出了肩窝深处的子弹。他的伤口不可避免地感染了，发起了高烧。他忍着伤口的剧痛，忍着难耐的高烧，艰难地跟随着部队继续行军。一天清晨，他从昏睡中醒来时，发觉周围一片寂静，不由一惊，四下张望，这才知道部队早已出发了。当他在铺板下面发现了几块大洋后，心里就什么都明白了。这是组织上留给他的，一定是组织上看他的伤势太重，怕他无法坚持下去，就留下了路费让他在老乡家养伤。他知道，如果留下养伤，伤好后他就再也无法找到部队，只能返回家乡了。他坐在空荡荡的铺板上思索了一会儿，不想回去，也不能回去。他是敌人通缉的“赤匪”，回去只有一个死。他不想就这样放弃自己的革命理想，决心去追赶部队，就是死也要死在部队。

朝鲜战争爆发后，蔡正国奉命于1950年10月19日率四十军抗美援朝。入朝参战不到10天，四十军就取得了温井战斗的胜利。第二战役后，蔡于1950年12月26日调任第五十军副军长。1951年3月中旬，志愿志五十军军长、国民党起义将领曾泽生回国休养，中央军委任命蔡正国担任五十军代理军长。第四次战役之初，许多人都以为五十军这支起义部队战斗力很有限，以至于把三十八军放在五十军侧后，准备在五十军顶不住时，随时可以加入进来。按照最初的部署，第一线部队要顶7天，可实际上，五十军在汉江南岸顶了20多天，在汉江南北两岸共计阻击敌人五十昼夜。在汉江南岸，有的一线连队打光了，有的一个营打得只剩几十个人，战斗十分残酷。一天，兵团司令员韩先楚来电话问蔡正国，五十军还能不能再顶几天?此时汉江已经开始解冻，五十军以劣势装备抗击美军进攻连续作战已近半月，部队十分疲劳，背水而战更是险象环生。蔡正国却回答道：“你要我守多少天，我就守多少天。只是什么时候让我们撤到江北，得提前告诉我们!”这一仗下来，令彭总感动万分，认为把蔡放在五十军是选对了人，并慨然承诺：“只要有我彭德怀在，五十军不但不会编散，还要优先换新装备。”

1953年2月下旬，志愿军代理司令员兼代政委邓华下令：已越过汉江的志愿军各部退回北岸，俟机作战。向来擅长于打防御战的第五十军，由总部指定撤至汉江南岸，掩护北撤部队。第五十军组织了井然有序的撤退，第三天下午便进入指定地点。第五十军进入指定地点后不久，就被美军飞机侦察到。4月12日晚上9时，第五十军在坑道外的军部驻地，即一栋砖瓦结构的民房里，正在召开军事会议，会议由蔡正国主持。晚上9时40分左右，夜空里响起敌机的轰鸣声，外面传来了防空信号枪声。蔡正国意识到会议不能再开了，但他又认为不能就这么一窝蜂地散了，再讲个半分钟或许会议就能结束。因为这种情形在以前也遇到过。忽然，飞临军部上空的8架敌机，俯冲下来并投下了一批炸弹。其中的一颗正落在开会的屋顶上轰然爆炸，弹片四溅，击中了正在讲话的蔡将军，他的头部、胸部多处中弹，当即抢救进入坑道，已不省人事，脉搏呼吸极弱，由于失血以多，于当晚22时与世长辞，时年44岁。

五十军部被炸事件震惊了中南海。已经回国任职的彭德怀接到电报后，惊得说不出话来。4月13日中午，正在午休的毛泽东，被机要秘书叶子龙叫醒，在看了志愿军总部发来的电报后，毛泽东神情有些木讷地站着，好一阵才说：“蔡正国，蔡正国，不幸殉国，又折我一员骁将!”蔡正国是朝鲜战争中志愿军牺牲的级别最高的指挥员，也是建国后惟一在前线牺牲的正军级将领。他的不幸牺牲，也震动了朝鲜的党政军领导人，金日成为蔡正国追授了“自由独立二级勋章”与“朝鲜一级国旗勋章”。在朝鲜前线追悼蔡将军的会场，站满了志愿军战士、人民军代表。蔡正国将军的遗体运回沈阳后，沈阳市党政机关、驻军和人民群众举行了盛大的悼念活动，随后安葬在抗美援朝烈士陵园，蔡正国牺牲时所穿带有弹洞的血衣也在陵园内的纪念馆中陈列，供后人缅怀。

他摇摇晃晃地爬起来，把那几块大洋藏进贴心的口袋里，一刻也不敢耽搁，立刻咬着牙向部队行进的方向赶去。那一路，他是靠着超人的毅力走过来的。沿途遇到哪个部队，他就跟着哪个部队走，边走边打听自己的部队。蔡正国后来在《自传》里写道：“幸好伤位打在颈喉肩窝部，自己勉强咬紧牙关，忍受痛苦，跟队前进，部队每日走六十里我可走四十里，部队若停止休息一两天，我又跟上部队，每晚宿营时靠到哪个部队就到他们那里去换换药，如果是伤在腿上，就很难想象。”他的伤口竟在追赶部队的路上奇迹般地愈合了。一个多月后，他终于追上了自己的部队。

“七七”事变后，蔡正国参加了平型关战斗，因战功升任八路军一一五师补充团参谋长，不久改任一一五师独立支队第一团参谋长，参与指挥了留玉、土地、隰县、临县等战斗。1939年以后，蔡正国随部队挺进山东，历任团长、参谋长等职。1945年9月，蔡正国担任山东军区第六师副师长兼参谋长，率部冲破敌人阻拦，从海路挺进东北，进至辽宁的安东(丹东)地区。在东北的黑土地上，蔡正国历任第二纵队参谋长、四纵十一师师长、十师师长，参与指挥了营口、海城、桓仁、新开岭、梅河口、“四保临江”、鞍山等战斗，为解放这些城市立下了赫赫战功。特别是在1946年冬天，蔡正国奉命率领一个师留守辽东地区，在敌后独立作战，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围攻，受到辽东军区电报通令表扬，蔡正国本人也被称为“常胜师长”。

1948年9月辽沈战战役开始后，蔡正国率部向北宁铁路线附近集结。东北野战军首长给第十师下达的任务是：随第四纵队其他两师，迅速转向锦州以南，随后切断锦西、兴城之间敌人的联系。9月20日，蔡正国率部绕过锦州以南敌军控制区，直插锦西、兴城地区。9月23日夜，蔡正国指挥第十师二十九团，扫荡了兴城东北郊的白马石高地后，转向首山山口，经过与第十一师、第十二师协同作战，在以后两天的战斗中，第十师的部队发动勇猛冲锋，先后攻克了干柴岭北高地、韩家沟火车站。9月27日，第十师主力又向兴城火车站和兴城古城外围之敌发起攻击，至次日早晨将其全部肃清。

9月29日拂晓，第十师三十团在东城门附近实施爆破，而后炸开城门；二十九日紧随其后，在炮兵配合下架起云梯登城，经反复冲锋，占领魁星楼；二十八团在北城门实施爆破成功，炸开城门后冲入城内。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激战，第十师部队全歼城内的国民党守军3200多人，解放了这座古城。

兴城解放后，蔡正国顾不得休息，就投入了下一步作战的准备之中。10月21日，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司令员程子华考虑到四纵第十二师自10月10日塔山阻击战开始以来一直担任正面阻击任务，战斗伤亡减员很大，决定调第十师二十八团接替十二团负责防守塔山以东阵地。10月13日，刚从华北海运到葫芦岛的国民党精锐部队————九十五师投入战斗，该师号称“赵子龙师”，扬言：“没有赵子龙拿不下的阵地”。面对着敌军的强大攻势，第十师二十八团毫无畏惧，沉着应战，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战斗打得十分残酷。敌人在督战队的威逼下，不顾死活地向我阵地推进，使坚守在阵地上的二十八团伤亡很大，有一个排仅剩下9个人的情况下仍坚守阵地。蔡正国师长打电话向第四纵队指挥所报告前沿战斗情况时说：“二十八团打得非常英勇，情况是很严重的，我们„„”说到这里，电话里传出了连续不断的轰响，敌人的炮弹就在师指挥部附近爆炸了，纵队司令员吴克华立即指示：“要告诉同志们，一定要死守阵地„„”没等话说完，电话就不通了。等到过一会儿电话再次接通时，蔡正国已经到了前沿阵地指挥作战，纵队政委莫文骅对十师政委李丙令说：“告诉蔡师长，一定要死守，敌人打到哪里，哪里就是第一线，一步不能退!”

14日，接替二十八团的十师三十团面对着敌人更加强大的攻势，以坚强的意志死守塔山，在当天击退了九十五师两次大规模冲击、八次连续冲锋，打掉了敌军的锐气，而我军的塔山阵地却寸土未失。战斗结束后，蔡正国麾下的十师二十八团荣获“守备英雄团”的荣誉称号。

辽沈战役后，蔡正国担任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一军一二一师师长，上级命令蔡正国师先行入关接管北平，后来又作为入城部队接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的检阅。莫文骅将军是这样回忆当时情况的：我当时是四十一军的政委兼党委书记。因为在辽沈战役的塔山阻击战中表现神勇，纪律严明，毛主席亲自点将，派我们先遣入关，而且赋予了警备北平的任务。1月31日12点30分，我带领一二一师出发到西直门去与国民党军队交接城防。记得当时走在最前面的是前卫连，我站在一辆美式敞篷吉普车上，后面是一名战士，手擎一面人民解放军军旗，随后是一辆中型卡车，车上是警卫班，配有轻机枪、六0炮。接着是蔡正国师长、李丙令政委率领的接防部队。随后蔡率领部队一路南下打过长江。1949年7月任第四十军副军长，参加了衡宝战役和广西横县以东战斗，紧接着又追歼残敌，强渡琼州海峡，于1950年4月解放海南岛。

蔡正国将军战功卓著，为人谦和，善于学习，艰苦朴素。他牺牲后，五十军直工科在清理他的遗物列出的清单：马褡子一个、解放鞋一双、布鞋一双、电筒一个、破大衣一件、肥皂七条半、饭盒一个、筷子一双、白线一团、鞋油一合共计十样。一个勇敢、清正、廉洁的军人形象，永远存活在广大指战员的心里。在他牺牲多年后，当年的老战友提到蔡将军，敬仰之情溢于言表。原军委炮兵司令员吴克华将军回忆：蔡是一名优秀的参谋人员，是优秀的参谋长。他工作十分认真细致，我们在一起的合作非常好。后来蔡主动要求到一线作战，任十一师师长，在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的战役中，率部深入敌后，坚持了一个多月，有力地牵制住了敌方兵力，为战役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受到了上级的通报嘉奖。原军委工程兵副司令员胡奇才将军说：“在新开岭战役中，蔡率十一师正面诱敌深入，一步步将敌人引进伏击地域，最后歼灭敌二十五师8000余人，俘敌师长以下5000余人，开创了我军在解放战争一次战役中歼敌军一个整师的先例。”原军政大学政委李丙令将军提到和蔡正国将军一起战斗的往事，动情地说：“蔡在工作上非常讲求方法，注意听取别人的意见，善于团结同志，军事能力很强，随时总结经验，组织战斗严谨，打仗很少吃亏。只要是他指挥打仗，别人都很服气；而且为人谦和，从不骄傲自满，平常非常注意学习，行军打仗总带着书，开会记笔记。”在“三下江南，四保临江” 战役时，蔡所率的十一师被派到敌后牵制敌人。当时，敌人对我们围追堵截，部队常常是到了一个地方，连电台还没来得及架起来，敌人就从后面追上来了。有一次，部队被敌人包围在里面，好几天也没与东野总部联络上，林彪急得整天守在电台旁等消息，以为这个师肯定是完了，被敌人吃掉了。当时敌人也很得意，用飞机散发传单，扬言这次一定要活捉师长蔡正国、政委李丙令。当我拿着敌人的传单送给蔡看时，他只看了一眼就忍不住笑了。原来，敌人的传单写错了名字，上面写的是：“活捉师长蔡丙令、政委李正国”。大家见师长如此镇静自若，心情立刻轻松下来了。原外交部副部长何英对蔡的评价：要求自己很严格，从不搞特殊化，不计较小事，也从不和上下级闹无原则纠纷。平时说话少，是个很爱动脑子的人。蔡与各级指挥员的关系都很好，对部下要求很严格，但从不骂人，不说粗话，与其他军事首长不一样。

1986年，蔡正国将军的妻子张博和儿子蔡小东去北京，住在总参军训部副部长韩复东家。当时，总参谋长迟浩田一听到消息，立刻提出前来看望。张博在电话里说，您是首长，还是我去看您吧。迟总长说，不，应该我去看您。我是抗大三分校的学员，是蔡校长的学生，怎么能让您来看我呢?您在韩部长家等着，我这就去看您!那次会面，迟总长和张博都很激动，一起回忆着当年在抗大三分校的学习、训练、生活情况，一起回忆着蔡将军。迟浩田是抗大三分校的学员，在抗大学习训练了三个多月后就直接奔赴抗战前线了，当年蔡将军给他留下的印象十分深刻：“蔡校长很有水平，抓训练有办法，要求也很严格。但蔡校长对人却很谦和，没有首长架子，十分关心部下，在部队中享有很高的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