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耶鲁之为耶鲁：通识教育的作用--读理查德.莱文的《大学的工作》
文孙向晨（复旦大学）
理查德德．莱文（Richard C.Levin）作为耶鲁大学校长已经有十多年的工作经历了，对于耶鲁之为耶鲁深得其中奥妙，在他的演讲集《大学的工作》（The Work of the University, New Haven and London:YaleUniversity Press, 2003）中一吐他对于大学理念的心得。2004年笔者在耶鲁访学一年后，对于耶鲁的奥秘有了更强烈的探究渴望。离开耶鲁时，在Barnes & Noble书店耶鲁专柜中买了一堆有关耶鲁的著作，其中就包括莱文的《大学的工作》。
大学之道在于育人
我们固然可以从很多侧面来理解耶鲁之为耶鲁，耶鲁巨大的学科优势，悠久的历史文化，丰富的艺术和图书馆藏，在各个领域贡献的杰出人物等等，不一而足。而莱文在〈耶鲁的第四个世纪〉﹙“Yale’s Fourth Century”﹚演讲稿中对耶鲁的特色作了一番总结，他认为主要有两个特点：「首先是在美国最出色的研究型大学中，耶鲁特别重视本科生的教育。其次，在研究生院、专业学院以及耶鲁学院，我们致力于领袖人物的培养。」1 由此为我们提供了理解耶鲁之为耶鲁的一条主要线索：努力培养最优秀的人才，才是真正的大学之道。
曾几何时，中国内地的大学纷纷以研究型大学自诩，各种大型研究项目相互攀比，对于本科生的培养颇为不屑，以至于连教育部刚退休的副部长都在感叹，大学忘记了教育人。而通观莱文的著作，洋洋洒洒涉及大学工作的各个方面，归根结底就是如何培养人、教育人，如何运用各种资源尤其是优秀的师资力量来达到这个终极目的。
「重视本科生教育」，非常朴实的一句话，在中国的大学中固然是被淡忘了，在美国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些州立大学中，作为研究型大学在学术上可能很有名望，研究做得不错，但受限于学生人数众多，学校经费紧张，许多州立大学的本科教育相当薄弱，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以至于美国诗人艾伦．金斯伯格﹙Allen Ginsberg﹚称这些大学像一个巨大的仓库，用来储藏那些尚未成熟的年轻人。当然，另一方面，美国也有以培养本科生为主的着名私立文理学院（College ofLiberal Arts），比如麻省的阿姆赫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与威廉姆斯学院（Williams College），康州的威斯理安大学（Wesleyan University），事实上它们远要比很多公立的研究型大学更有声誉，进入这些大学同进入那些长青藤大学（Ivy LeagueUniversities）同样艰难。这些学院对于本科生极为精心的培养是美国许多研究型大学所不及的，但这些学院也有其缺陷，即他们整体的研究力量并不强，研究生教育薄弱。可见即便是在美国，研究型大学和本科生教育在很多地方也是疏离的。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莱文普普通通的一句话，却成为了耶鲁的最大特色之一。因为在美国也只有像耶鲁、哈佛、普林斯顿这些著名的私立大学才有能力有资源既保持研究型大学的学术声誉，同时保证对本科生教育的极大关注，它们在研究型大学中很好地融合了美国最好的文理学院的本科教学传统。事实上，在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哥伦比亚这些大学都有专门招收本科生的学院，如哈佛学院、耶鲁学院等，其院长享有崇高的荣誉，地位仅次于校长，高于研究生学院的院长以及其他院长。上一届的耶鲁学院院长，也就是莱文在书中屡屡提及的理查德德．布洛德海德（Richard Brodhead）就被任命为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的校长。当时这一消息充斥各类新闻，足见其在教育界影响之大，其本科教育的成就受世人瞩目的程度。在毕业典礼上，耶鲁学院的学生也是最骄傲的，他们身着长袍礼服，走在队伍的最前列，耶鲁学院的本科生作为「耶鲁人」似乎有着特殊的地位。
本科教育的关键依靠通识教育
那么本科教育的关键是什么呢？对此，莱文校长的回答非常明确：「本科生经历的核心是通识教育，它培养学生批判性独立思考的能力，为终身学习打下基础。」2 这里的「通识教育」原文是“liberal education”，中国内地有翻译成「自由教育」，也有译成「博雅教育」的。此外“general education”也经常译成「通识教育」，但“general education”更多地是指教育内容上的「通」，确切地应该是相对于专业课程和职业教育而言的「通识课程」，而“liberal education”更注重西方“liberal arts”的教育传统，可以直接延伸到中世纪的传统。“Liberal”一词更能体现「通识教育」的精神所在，即那种对于心灵的自由培养。事实上，耶鲁早年的大学本科教育就是「通识教育」，不包括任何专业和职业教育。当然随着现代社会分工的越来越细致，专业教育也日益成为学习内容的主流，一时湮没了通识教育。但在美国，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对于通识教育的重视程度有了一个新的复兴和提高。几所长春藤大学起着领导的作用，所以，莱文的书中尽管只有一篇演讲辞冠之以〈通识教育〉﹙“On LiberalEducation”﹚，实际上在书中他几乎处处涉及通识教育。他系统地论述了通识教育的意义和作用，以及通识教育在耶鲁的历史和价值，这对于耶鲁之为耶鲁的奥秘是一个更为具体的解答。那么让我们来看看在莱文那里被称为「无价之宝」的「通识教育」究竟意义何在呢？」
通识教育，或自由教育，顾名思义，就是要与专业教育和职业教育区别开来。这类教育的内容通常包括伟大的文学作品、哲学、历史、艺术、科学的方法和原则。这具体体现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艺术教育等基础学科中，学生据此在各个领域里各选一定的课程，才能完成大学本科教育。这种「通识教育」传统坚持在本科生的低年级阶段不设「职业性」专业，专以基础学科为务，以学问本身为目的。这样本科教育基本上就是基础学科性质的，真正的专业学习和研究一般都是在研究生院，而商学院、法学院、医学院、医护学院、神学院等都算是职业学院，不招本科生。在莱文看来，「通识教育从根本上来说完全不同于专业教育或职业训练。它并不意图发展一种特殊的技能，或为你们某种特殊的职业做准备。它的教育具有更大的通识性，而看上去较少『有用性』」。3 这里有两个突出的概念值得我们关注，其一是较少有用性，其二是通识性。首先，让我们来理解一下莱文所说的这种较少「有用性」。我们知道学习基础学科的人在人才市场是很少能直接利用的，在这个最直接的意义上，通识教育看上去不那么有用。此外在美国，教育界较之欧洲传统，原本就有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色彩，尤其是二战以后，对来自下层的学生以及学生家长们来说，教育的「有用性」变得非常急迫，甚至变得急功近利。在历史上，托克维尔（Tocqueville）在观察美国时就已经注意到，在贵族时代，科学用于精神满足，而在民主时代，则用于肉体足。现实中，美国公众也一再质疑高等教育的效用，联邦政府的拨款比例虽在上升，平均到每一个学生头上的费用却在下降。在这种情形下，莱文强调通识教育的「无用性」是有很大勇气，也有很大的针对性。莱文在书中始终贯穿着这种与教育功利主义思想相反动的精神，尽管他本人是一位卓越的经济学家，效用问题本是他关注的焦点，但他更强调在教育问题上必须破除这种单纯投入产出的思想，破除教育的产业观，扬弃那种种狭隘的「有用性」，真正使教育服从于培养人这个目的。在这个意义上，他以美国还有像耶鲁这样古老的私立大学，不完全受实用主义支配，更接近欧洲前辈的教育理想而感到骄傲。
通识教育的核心：自由的精神、公民的责任、远大的志向
那么「通识教育」的「通识性」又在哪里呢？这里的「通识性」针对的是现代大学中的专业性。在耶鲁的使命中，本科生培养的目标并不是具体学科的人才，不是培养从事某项具体工作的高级职员，而是进行自由教育，自由地发挥学生的潜质，自由地选择学习的方向，不为功利所累，为生命的成长确定方向，为社会、为人类的进步做出贡献。在莱文看来，通识教育的「通识性」正在于完成教育的一般目标：「通识教育的目的是发展独立思考的能力，而不是获取特定的或『有用』的知识。」4 正如《大学的观念》(The Idea of aUniversity)的作者纽曼（John HenryNewman）所说：「只有教育，才能使一个人对自己的观点和判断有清醒和自觉的认识，只有教育，才能令他阐明观点时有道理，表达时有说服力，鼓动时有力量。教育令他看世界的本来面目，切中要害，解开思绪的乱麻，识破似是而非的诡辩，撇开无关的细节。教育能让人信服地胜任任何职位，驾轻就熟地精通任何学科。」5 纽曼的一番话道破了为什么通识教育必须先于专业教育的道理。莱文认为，在现代这个信息时代，通识教育显得尤为重要。这个时代给予人们获取知识以极大的方便，单纯的传授知识显然不够，更为关键的问题是要使这些极为丰富的信息转换为切实成果的能力。这就要通过通识教育培养、开发独立判断的能力，并从繁杂的信息中筛选出有用的部分。所以，这里的「通识性」，我们理解为是对人自身的一种培养。通识教育培养的是才智，发展的是思考和理解的能力，成长出来的是一流的头脑。莱文「相信通识教育的本质就是发扬批判性独立思考的自由，充分培育人的心智，使人从偏见、迷信和教条解放出来。」 6 与狭隘的强化技能的教学方式相比，文理兼顾、内容广泛的通识教育更有利于培养一个具有真正思考能力和终生学习能力的人。不仅如此，通识教育培养的开阔眼界，还会延伸到整个校园生活。耶鲁有着非常丰富的第二课堂，来扩展通识教育所带来的精神。举例来说，记得刚去耶鲁时，拿到一份Yale Bulletin，第一篇的题目就是「在耶鲁发现艺术」，介绍了这一天之内耶鲁各种艺术活动。当时非常惊奇，耶鲁何以有如此丰富的艺术生活。以后发现耶鲁有极为出色的美术学院、音乐学院和戏剧学院，它们使小小的纽黑文城每天音乐戏剧演出不断，美术展览不断更新，时间一长反而不觉得奇怪了，以为耶鲁就该是这样的。这样的艺术氛围不仅仅是关乎校园的气氛，更有助于创造性智慧的开发。莱文曾引用一位耶鲁毕业的神经外科医生的话来说：「我享受着古典音乐会和参观艺术博物馆„„耶鲁教育给了我通向职业外宝藏的智能通道。」7 在耶鲁全面而丰富的通识教育培养中，有对艺术的欣赏，有对文学的品读，有对历史的考证，有对哲学的思辨，有对科学的研究，这些都成了本科生需要培养的素养。正是有了这种追求「通识性」的教育，其毕业生进入研究生阶段学习以及今后进入社会时无论在什么专业，无论在什么领域就会有更深远的思考和目光。常说中国的留学生在美国绝顶聪明，但最终国外的学者在研究上能更胜一筹，更有突破性，耶鲁在本科阶段对于「通识教育」的强调不失为一种解答。本科阶段的通识教育起到的正是中国老话中所说的功夫在「诗外」的作用，它使人终身受用。通识教育看似无用，却是在为人们的未来事业奠基，为终身的事业做准备。
「通识教育」对人的培养不仅是在才智上得到发挥，更重要的是「通识教育能引导我们去质疑和界定我们的价值」。不仅如此，「为了完全理解我们价值观的意义，我们还必须通过由此生活而对它们进行检验」。8 换而言之，「通识教育」的「通识性」更着重如何培养一个健全的人，一颗健全的心灵。正如一个耶鲁的校友所说的：「耶鲁给予我的最重要的东西与具体的学术和文化知识无关，却与价值、与道德、与一种存在的方式、思考的习惯有关。」 9 这正是通识教育的成果，培养和运用批判性的独立思考能力，就是为了要用这宝贵的能力来确立自我，发现自我，完善自我。莱文在书中，特别强调对于价值观的培养。他认为，在耶鲁的生活就是要认真对待各种思想，培养批判性独立思考的能力，发现自己浓厚兴趣和强烈爱好所在，确定自己的人生目标，服务社会、贡献人类。
在莱文笔下，通识教育的目标对于个人具有双重意义，一是个体自我，二是承担公共利益的公民。通识教育对学生才智上的培养，为的是更进一步地培养一个健全的人。这不单单是一个才智的问题，还要求学生树立志向和信心，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独立地走自己的路；同时培养具有承担公共利益和责任能力的公民意识。莱文在此深刻地意识到，对于国家的未来来说，需要的不仅仅是有技能的职员，更重要的是具有道德责任、服务意识、自由思想、探究精神和独立思考能力的合格公民。技能是容易学的，而素质和教养却不是一蹴而就的。只有通过这种教育，学生才能成为独立而有教养的公民开始生活。莱文对于即将毕业的学生说，「通识教育将培养你们成为终身有思想的公民，具有批判性审视所有集团和利益主张，要抵御那些企图用偏执的情感来代替理智的人。」10 由此才能分辨公众的意见，摒弃所谓的「政治正确」，以追求真理为己任。
就广义而言，「通识教育」还应该包括在课外的社团和社会生活中培养公共的服务意识。耶鲁的学生除了学业，还会参加校园和小区的各类公益活动。每年耶鲁都有几千名大学生投入纽黑文当地的公共服务，如小区服务、咨询中心、卫生服务和咨询、无家可归者的照顾、教堂礼拜等等。曾认识一位心理学的学生，他在一个免费的图书中心，收集和整理捐助的旧图书以提供给低收入家庭的孩子，这是一项很繁杂的工作，而他乐此不疲。正是这种公益的意识和培养，使耶鲁的学生毕业以后，会更多地投身于当地小区的志愿服务中，并且担任领导工作。这是公民公共生活的很大的一个方面，并由此逐步超越小区而服务国家和世界。
学习还需要培养宏大的志向，在这方面，莱文非常推崇美国建国之父亚当斯﹙John Adams﹚与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在他们的身上反映出对学识的理想和热忱、对独立思考的能力的追求，以及建立在相互敬重上的友谊。尽管杰斐逊是理想主义，而亚当斯倾向实用主义，莱文希望通过优秀的通识教育能够使这两者结合。对于领袖人物的发掘和培养更需如此，在《耶鲁每日新闻》（Yale Daily News）上，经常可以看到对于这类优秀学生的介绍。耶鲁在通识教育的基础上对领袖人物的培养，意味着努力寻找出那种赋予青年人潜力和难以捉摸的性格特质，鼓励他们对世界产生影响，通过学术、艺术和职业上的成就对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而目标就是为改善人类的状况而努力。因此在耶鲁校友歌的最后一句就是「为了耶鲁，为了全人类」。这是何等豪迈的一种志向。而这一切在莱文看来又是那么自然。因为耶鲁的使命就是保护、推进和丰富人类的知识和文化，耶鲁的责任是去教育、去引导、去塑造更广阔世界的价值观，使其能激励人类的潜能全面开发。为此莱文自豪地说「耶鲁就是人类成就的纪念碑」。只有这样的教育，这样的意识和这样的志向才能培养出真正的领袖人物。举一个小例子就能说明问题，耶鲁为美国培养了五位总统，533名国会议员。这决不是偶然的，是和耶鲁的一贯的志向有关的。
通过切实的制度保障通识教育的实现
与「通识教育」宗旨相关的还有耶鲁的选课制度。一般来说，耶鲁学生的主修方向要到大学二三年级才确定，比如按照莱文的说法：「作为新生，你们从一份大菜单中选择你们的课程，满足必修科目的要求，探索一些有潜在兴趣的领域。到了二年级，你们将多尝试几门科目，在选择专业的同时，扩大你们的知识面。你们中的有些人，尤其是那些有志于理工科的学生，需要早一些选定主修方向，但你们中的许多人还可以整年继续你们的选择。在三年级，你们将深入专研和探索所选择的专业，更加老练，并偶尔静心反思你在这里究竟学了多少，„„」11 在耶鲁，理科的主修方向在大学二年级定，而文科的主修方向要到三年级才定。可见学生在其中有很大的选择余地。通过学生在大学一二年的自主学习，可以真正了解自己的学术爱好，从而选定专业，减少学习的盲目性。由于在本科阶段的教育都是基础学科性质的，剔除了那些非常职业化的系科，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下，学生在本科阶段选专业时，更注重的是自己的学术兴趣，而不是未来的职业考量。如果要考虑职业的话，那就要通过下一步在研究生阶段的学习来加以体现。所以，不仅通识教育跨越系科，而且从整个本科教育来看，它也超越了职业性的教育，从而使学生能沉浸于纯学术的兴趣中。
在通识教育具体的培养方案上，莱文特别强调，人类伟大著作向我们提供了人的头脑是如何来进行思考的范例，它告诉我们如何获取知识，如何行动。不仅耶鲁，在哈佛、在芝加哥、在哥伦比亚，那些「核心课程」（core course）都强调对于伟大著作的重视。这些著作之伟大，是因为它们试图回答人生经历和道德行为中最深刻、最困难、最艰巨的问题，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代人对于经典进行重新理解，从而使之成为我们自己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的一部分。在耶鲁，虽然并不要求每个学生都选完整个系列的核心课程，但它每年从新生中会选出125位学生，跨学科地系统学习西方文明的课程，时间长达三年之久，其中包括了西方文明史上的文学、哲学、历史和政治思想，学生学习的主要任务就是阅读西方文明史上最为经典的著作，从古希腊、犹太基督教传统，一直到二十世纪的名著。来讲课的教师都是学校各系最为杰出的教授，每个教授都就其最熟悉的主题来讲。为因应全球化的时代，这个项目最近还增加了对于穆斯林、对于犹太、对于中国的研究课程。尽管是本科生的课，这种课的讨论课，教授一般会限制人数，以使每一个学生都有机会加入讨论。当我去旁听哲学系的课程，看到本科生人手一本《柏拉图全集》时，不禁非常感慨，从这些巨著中浸淫出来的学生，会有怎样一种胸怀呢！而当看到在一个礼堂里聚集着几百位学生选修「政治的道德基础」，几百学生选修史景迁(Jonathan Spence)的「中国历史」时，你不妨想象一下，那些主修理科的学生如果能具备如此丰厚的人文素养和社科素养的话，将会在未来的社会生活中起怎样一种更加积极和健康的作用，从而避免技术官僚对于社会可怕的统治。
耶鲁之为耶鲁，当然不仅仅在于通识教育。但从莱文校长的书中，可以看出他对于通识教育之于耶鲁的基础地位的信念是毫不动摇的。耶鲁的通识教育有很多可取之处，这里不过是借阅读《大学的工作》而作的一些感想，未免挂一漏万。然而，中国内地大学通识教育的改革却已经是刻不容缓了。
第二篇：耶鲁校长理查德·雷文：亚洲大学的崛起
耶鲁校长理查德·雷文：亚洲大学的崛起
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雷文（Richard Levin）在英国皇家学会的报告
非常高兴今晚能和大家见面，也很荣幸有机会为大家做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所第七届讲座。
今晚，我在这里作为美国第三古老大学的代表，距离英语世界中最古老的两所大学仅五十多英里。现今，英、美最著名的大学，如牛津、剑桥及耶鲁，更不用说哈佛、斯坦福、伯克利、麻省理工学院、伦敦大学学院及帝国理工学院，因其在研究、教育方面的领导地位，受到全世界的尊敬与赞赏。作为全球顶尖的大学，他们设立的标准受到国内和国外学校的竞相效仿；他们代表了“世界级大学”；他们成功推动了人类自然和文化知识的进步；他们为下一代学者提供最优质的培训；他们为各个领域未来的领导者提供了出色的本科及专业教育。
然而，我们都清楚，在这21世纪之初，东方正在崛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亚洲经济的发展，由日本、韩国和台湾开始，扩展到香港和新加坡，最后在中国大陆和印度正如火如荼的进行。亚洲经济的迅速增长已经改变了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中的力量结构。东方崛起的各个国家都认识到受到良好教育的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以及科研对推动提高创新精神和竞争力的影响。1960年、70年和80年代，在日本、韩国和台湾这些亚洲发展较早的国家和地区，高等教育的首要目标是提高中学毕业后受教育人口的比例。他们最初的重点是增加学校的数量和入学人数，并且成果显著。
现在，中国和印度，亚洲的两个发展中大国，有更加远大的目标。这两个新兴力量都寻求拓展其高等教育系统的能力。自1998年以来，中国取得了非常引人注目的成果。但是他们同时也希望建立少数“世界级”大学以跻身世界前列。这是非常大胆的目标，但是特别是中国，有意志和资源来实现它。这不单是亚洲其他国家的目标，同时也是中东地区一些资源丰富的国家的目标。
考虑一下这些近期的发展：
· 海湾国家花费数亿美元来建立美国、欧洲一流大学的分校，如卡塔尔的康乃尔大学和阿布扎比的索邦(巴黎大学)大学。
· 去年秋季，新的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在沙特阿拉伯落成。它的基金为100亿美元，超过除美国五所大学以外的其他所有大学。
· 新加坡正在计划建立一所新的技术设计公立大学，及一所附属于国立大学的美国式通识教育学院。
· 中国政府为九所大学提供大量资助，以提高其国际竞争力。这九所大学把自己称为C9——中国的常青藤联盟。
· 印度教育部最近宣布将建立14所“世界级”综合性大学。
今晚，我要讨论的是建立“世界级”大学的原因、必须克服的实际困难以及可能的成果。鉴于中东地区的情况有所不同，我将只讨论亚洲。
另外还有一些重要趋势在影响着高等教育的国际格局。如国际学生人数的快速增长，美国、欧洲大学分校的不断增加，盈利性的校园和远程教育机构的出现以及世界贫穷国家，尤其是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对加强其高等教育的迫切需要。由于时间关系，今晚我没办法谈到所有问题，所以我仅分析在亚洲发展世界级大学的前景和结果。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将要在今年春天出版的本·威尔达夫斯基所著的《头脑大竞赛》一书中会着重讨论高等教育全球化这个广泛的题目。
亚洲的目标：增加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在战后亚洲发展的初期，人们认识到提供更多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是保持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日本和韩国在过去半个世纪中从农业经济转型到生产业经济再由低技术经济转型到高技术经济的关键是他们拥有有文化，训练有素的劳动力。有了政府的大力支持，两国的高等教育系统迅速提升。日本的入学率，即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占同年龄人口的比例，从1960年的9%增长至90年代中的42%。韩国的入学率增长更加显著，从1960年的5%到90年代中已经超过50%。
在这一较早阶段，中国和印度则较为落后。至90年代中，只有5%的适龄中国青年得以接受高等教育，与孟加拉、博茨瓦纳和斯威士兰相当。尽管印度战后首先致力于建立一批国家综合性大学，接着又建立了小而精的印度理工学院，90年代的入学率仅为7%。
1998年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的庆典上，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宣布中国将大力扩展其高等教育体系。中国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实现了这一目标。至2006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5%用于投入高等教育，几乎是十年前的三倍。
这项投入的结果十分惊人。在江泽民宣布后的十年内，中国高等教育学府的数量翻了一番，从1022所增加到2263所。同时，入学人数是原来的五倍，从1997年的100万学生增加到2007年超过550万学生。这样的扩展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拥有超过2000万大学生的中国仅用了十年的时间就建立起世界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事实上，中国2000年以后中学后入学人数的增长超过美国中学后入学总人数。
要实现增加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目标，中国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尽管入学率大幅增长，相较于日本的58%，英国的59%和美国的82%，中国高等教育的入学率仅为23%。由于考虑到一些大学学生人数的增长已超过教师的负荷能力从而影响教学质量，增长速度从2006年起已经开始减缓。过去十年内学生-教师比例大约是原来的两倍。即便如此，随着教师队伍的扩大，入学人数将会继续增长，因为中国领导人非常清楚地认识到接受良好教育的劳动力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到目前为止，虽然印度的成绩并不像中国的那么出色，但是印度目标却同样的远大。印度已经是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20年之内，它将成为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如果经济保持增长，到2050年，它将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为了保持增长，印度教育部长西鲍尔的目标是在2020年前把中学后入学率从12%提高到30%。西鲍尔的目标相当于在未来十年内使印度大学的学生人数增加4000万。可能这个目标不能实现，但是即使完成一半也是非常可观的成绩。
亚洲的目标：建设世界级大学
在提高接受高等教育机会取得了巨大进步之后，亚洲主要国家现在将致力于一个更具挑战的目标：建设能与世界最好的学府相竞争的大学。这是非常艰巨的任务。世界级大学是通过集合了在各个领域领先的学者和科学家才有了现在的地位。这同时也需要时间。哈佛和耶鲁花了几百年的时间才达到牛津和剑桥的水平，斯坦福和芝加哥大学(两者均建成于1892年)在半个多世纪之后才获得了世界级一流大学的赞誉。唯一能在世界排名前25位的亚洲大学，东京大学，建成于1877年。
为什么中国、印度、新加坡和韩国这样公开地表达要把自己的大学提升到这样的地位呢？我认为有两个原因。一是，这些快速发展的国家认识到，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以大学为基地进行的科研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二是，世界级大学为培养科学、工业、政府及社会人才提供了理想的环境，使他们能够具有渊博的知识和判断力来解决问题，创新和领导。
让我就每一点再详细阐述一下。虽然中国和印度目前仍处在可以通过生产业的低价劳动力来竞争的发展阶段，但是最终农业的剩余劳动力会被城市吸收，工资会开始提高。这种情况过去也在日本和韩国出现。在这个阶段，没有创新，没有新的产品和服务领先投入市场，就不可能保持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多数新的产品和服务都通过对科研成果进行应用而产生出来的。
粗略的讲，可以考虑以下这个问题：在1950年至1990年间，在日本的剩余劳动力被工业吸收时，日本经济增长比美国快速，之后则较美国缓慢很多。现在请考虑一下，如果日本有微软、网景、苹果和谷歌这些企业，日本的增长还会这样缓慢吗？我认为不会。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创新是美国经济能够在2008年危机之前的二十年内迅速发展的原因。日本落后则正是因为它没有创新。
亚洲新兴国家清楚地认识到，在后工业时代知识经济中，建立本土科研能力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这一清晰认识在他们的国家政策文件和规划中都有所表达。他们也意识到以大学为基础的科研是科学发现最有效的推动力，最终必将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与经济相关的新技术。因此，他们想要建立能够处于科技前沿的研究型大学的意愿，我个人认为并不是为时过早。以目前他们城镇化速度来看，中国在二十年之内就将失去其在生产业中劳动力价格的优势，印度在之后十年内也会遇到同样的情况。因此，两个国家目前还有足够的时间在提高创新竞争力方面做出成效。
但是一个国家的发展所需要的不止是科研能力。它需要受过良好教育、具备广阔视野的公民和能够独立思考、有活力的创业者。这是第二个使亚洲致力于建立世界级大学的因素。特别是中国、新加坡和韩国的领导人非常明确地表明他们的大学缺少两个重要元素：多学科的广度和对批判思维能力的培养。亚洲的高等教育一直以来高度专业化，同欧洲相近，与美国不同。学生们在18岁的时候选择一个学科或专业，从此就很少再学习其他东西。与欧洲和美国一流大学不同的是，中国和韩国的教育方式倚重于机械式的学习。传统上，学生们是被动的听众，他们很少在课堂上对彼此或是教授的见解提出异议。教学法注重对内容的掌握，而不是对独立批判思维的发展。传统的亚洲式课程和教育方式也许对培养工程师和中级政府官员非常有效，但是可能并不适合培养具有领导才能和创新精神的精英。
很有意思的是，在美国和英国的政治家们担心亚洲，特别是中国，培养了更多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同时，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在担忧他们的学生缺乏能够保持经济增长的独立性和创新精神。他们担心专业化使毕业生们视野狭隘，而传统的亚洲教育方式使他们缺乏想象力。因此，他们的目标是通过改革课程和教育方式来完善他们的一流大学。
建立世界级大学的条件：研究
在讨论过亚洲想要建立世界级大学的原因之后，我们下面要讨论的是要实现这个目标所必须完成的任务。所以第一个问题是：建立世界级研究型大学需要什么？最重要的是它必须具备吸引优秀学者和科学家的能力。在科学界，这代表着一流的研究设施，充足的资金来支持研究以及优厚的工资和福利。中国在这三方面都做了巨大投入。上海的几所一流大学，复旦、上海交大和同济已经在过去几年内建立了全新的，具备精良研究设施，靠近商业伙伴的校区。在招生增长的同时，研究经费也同样增长。中国大学在吸引教师人才方面已经具有相当的竞争力。90年代，只有10%在美国获得科学、工程博士学位的中国人返回中国。现在这个数字在不断提高，同时越来越多的在美国和英国已获得终身教授职位的中国学者和科学家被大幅改善的工作条件和参与国家建设的机会所吸引，回到中国效力。印度也开始在吸收海外印度人群方面取得成功，但是它还需要像中国那样在改进设施，提高研究经费和福利方面加大投入。
除了吸引师资所需的物质条件以外，一个能够有效快速的分配研究资金的系统也对建立一流的研究能力至关重要。在1946年一份名为《科学：无穷的前沿》的报告中，杜鲁门总统的科学顾问文内瓦·布什精彩地阐述了建立这样一个系统的基本原则。该报告指出基础科学研究的成果最终会是工业技术发展的基础，但是基础科学进步所带来的经济利益通常在几十年之后才会体现，并且其应用所产生的结果往往是研究的当时所无法预料的。在50年代末期，当相干光的性质第一次被确定时，没有人能想象到激光将在几十年后被用于眼部手术。由于最初的发明者很难在纯科学的突破性发现中获得全部经济利益，私人企业通常对于一些有益于社会的投资缺乏积极性。政府应该起到带头作用。
布什1946年的报告所建立的国家扶持科研的系统和三个基本原则在今天仍然适用。一，联邦政府承担资助基础科学研究的首要责任。二，大学，而不是政府实验室、非教学性研究所或私营工业，是进行这一研究的主要场所。三，虽然政府决定投入到各个科学领域的总资金，具体的课题和项目独立于政治或商业立场，是通过严格的同行审查的竞争过程进行评估的，由独立的学术专家根据提案的学术价值本身来确定提案是否通过。
这个系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原因有几条。它使正在接受培训的年轻科学家，即使是那些将来不长期从事学术工作的研究生，能够接触到最领先的技术和研究领域。它使本科生有机会亲身体验科学研究的经历，而不是只在教科书上读过去十年科学领域的成就。它也意味着，能够获得资助的一定是最好的研究，而不是系里最资深或者最有政治背景的教授。
在东方，资助研究通常不是这样的模式。历史上，东亚多数的科研都不是在大学进行的，而是在研究所和政府实验室。在日本、韩国和中国，资金一般都用来资助应用研究的发展，仅有很小部分研发经费被用于基础科学。例如，在中国只有5%的研发费用用于基础科学，而在大多数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国家，这个比例是10%到30%。用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来衡量，美国在基础科学上投入的经费是中国的七倍。另外，通过同行审查批准经费的做法在东亚几乎很难被贯彻执行，有时 甚至是完全不存在的。一直以来，日本总是把大量的经费分配给最资深的研究者。尽管日本几年前承认应该通过同行审查分配更多经费，只有14%的政府非国防经费是通过竞争机制分配的，而在美国这个数字是73%。
另一方面，亚洲政府确实把增加研发作为首要问题。中国研发费用在过去二十年内增长快速，从1995年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0.6%到2005年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3%。这个数字仍然比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低很多，但是预计会继续攀升。中国政府已经定下目标要在2010年前把研发开支增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2%，在2020年增加到2.5%。同时有证据显示，增加研究经费已经收到了回报。举一个例子，从1995年至2005年，中国学者在主要科学、工程期刊上发表的文章数增长了四倍。只有美国、英国、德国和日本发表量多于中国。
建立世界级大学的条件：教育
我们已经讨论了建立世界级研究能力的需要，下面我们讨论改革教育所必须的条件。我之前提到过，亚洲的目的是培养一流的大学毕业生，使他们具有多元化的世界观和创新能力。这使得中国、新加坡和韩国的官员们更加关注美国那些在课程结构和教育方式上有别于亚洲的一流大学。
美国的本科课程模式日渐受到亚洲领袖的青睐。典型的美式本科课程允许学生在大学期间的前两年尝试各种课程，然后决定一门在最后两年专修的科目。这种课程模式主要是基于两个原理。第一，大量接触多元学科能让学生建立新的世界观。这不仅增强学生在所选领域的学习效果，还为他们应对将来预想不到的新情况做好准备。第二个原因是，相对18岁的年龄，学生在20岁的时候能对专业的选择做出更明智的决定。在此，我不希望过分强调这两个论点，因为以我的经验来看，牛津和剑桥的学生也并没有因为在18岁时决定专业而变得目光狭隘。尽管这么说，我仍旧对美国课程模式的价值坚信不疑，因为它能够在拓展毕业生的视野方面取得非常好的效果。
大家比较能达成共识的是，世界级大学必须培养学生独立而有批判性的思维能力。和纽曼主教开始倡导通识教育的19世纪一样，今天的知识经济依然要求一个受到良好教育的人不仅掌握专业知识，而且拥有对所有新资讯进行透彻理解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耶鲁1828年报告》是一份对美国本科教育产生深远影响的文献。这份报告辨别了思想的‘方法’（discipline)和‘内容’（furniture)这两个概念。掌握一门专业的知识，就是获得‘内容’（furniture)，在这万变的世界中没有永久的价值。想要成为商界、医学界、法律、政治和学术领域的领袖，学生们需要的是‘方法’(discipline)，就是能够适应瞬息万变的形势，面对新的挑战和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要培养以上的习惯，需要配合一种适当的教学方式：要跳出让学生们被动学习和单向式吸取知识的模式，同时要让他们学习独立思考，学会组织和捍卫自己的论点，或在面对新的资讯冲击和有据理的批评的情况下能对自己的论点加以修正。牛津剑桥的个别辅导课程也许正是这种教学方式的典范。然而，这种个别辅导课程属于劳动密集型制度，在亚洲几乎无法实践，更不用说在美国了。在美国，取而代之的是互动讨论式的教学法。它以小组形式进行，鼓励学生表达和辨明自己的立场，对老师的观点提出异议而不是盲从。即使当学生人数太多而不得不采用大型讲座的方式时，也会用这种小组讨论环节对讲座进行补充。美国顶尖大学的考试极少要求学生死记硬背，相反，学生需要解决一些从没遇到过的问题，或是从正反两面分析论点并提出自己的立场。
亚洲为了创建世界级大学，已经在大幅发展美国模式课程。北京大学在2001年建立了非专业类本科学院‘元培学院’，这项试点计划把一群最具才华的中国学生汇集在一个通识教育环境里。这群学生生活在一起，用两年的时间探索各种科目，然后决定自己的专业。韩国的延世大学也创建了一个类似的通识教育学院。新加坡国立大学创设了国大博学计划，学生除了研习自己的专业外，还修读跨学科单元进行全面发展。
在过去的6年中，受中国政府重点扶持的中国一流大学跟耶鲁大学一直有着紧密的沟通与合作。这些学校的校长、副校长和书记通过参与在耶鲁大学举办的为期一周的研讨班，学习美国大学的实践，同时也分享他们在课程改革，聘任教职人员以及教学方法方面的经验。虽然我不能断言研讨班是直接原因，但这些大学在课程改革的道路上的确进步神速。在复旦大学，所有一年级学生都要接受为期一年的多学科教育课程，然后再开始学习自己的专业。在南京大学，学生已经不需要在申请大学时选定专业，他们可以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从60多门通式课程里进行选择，最后才决定主修的专业。
进行教学法改革比课程改革要困难得多。提供小班教学不仅需要学校投放更多资源，还要求教师采用新的教学法来配合。这对于始终采取传统亚洲教学方法的国家，如中国、日本和韩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而对于印度和新加坡就不是什么大问题，因为受英式教育体制的影响，这些国家的教师们已经习惯于和学生进行教学互动。尽管困难重重，亚洲各国还是积极的地为此寻求方案，尤其是中国。中国意识到教学法改革的关键在于增加教职人员中有留学经验人员的数量，这些人在海外学习期间亲身接受了非机械式教学方法。此外，增加相互交流的机会，让亚洲学生到西方学习或是西方学生到亚洲的大学进行体验，也会加快教育改革的步伐。
成功在望 如上所述，在亚洲建立世界级大学的计划不仅仅需要资金和决心。要创建世界级的科研能力，不仅要有丰富的资源，这些资源的分配，还必须严格以其学术和科研贡献为基础，而并非以教授的资历或政治因素为准则。要达到世界级教育水平，必须拓宽课程和改革教育方法。只要有足够的领导能力和政治意志，这些问题都能解决。
另一个成功的先决条件是集中资源。不是每所大学都有能力或需要成为世界级的顶尖学府。在一点上，美国、英国和德国的经验比较有指导性。在美国和英国，高等教育是一个由多种机构组成的分化型体系，而综合性研究大学只是多种机构中的一种。在这些综合性研究大学中，政府的资助经费主要是按照各个学校的学术和科研贡献来分配的，这也就使得学校间形成差异，有的比较出色，而有的相对落后。在美国，资金的募集更加强化了这种分化的趋势。成功本身继续孕育成功，因为学校越强就会吸引越多的资助。相反，在德国，政府的政策刻意地限制学校之间的分化，采取无限制入学，使得所有大学的师生比例提高，把优秀的研究人员隔离到不同的学校，资源的分配以平等原则而非学术上的成就为基准。这些政策摧毁了德国大学在世界上的盛名。直到最近，德国政府才决定集中资源投放在3所重点大学上，以增强他们在全球大学中的竞争力。
日本和韩国吸收了德国的经验。这两个国家都有得到政府重点扶持的国立大学，分别是东京大学和首尔国立大学。在日本，至少还有两所公立大学，京都大学和大阪大学，他们的名气仅次于东大，而远远高于其它所有院校。中国似乎也在向同样的方向发展。1998年，中国选出了7所重点扶持大学，包括：北大，清华，复旦，上海交大，南京大学，浙大，西安交大。在这7所重点大学里，中国政府更集中投放资源在北大和清华上，势必让他们成为全球排名前20位的世界级学府。同时，由于上海政府的倾力资助，位于上海的复旦和上海交大也获得了相当的资源投放。
印度的情况与众不同。早在20世纪5、60年代，印度政府就已经集中资源创建了5所印度理工学院。这些大学和近20年内又接连创设的10所学院在工程师培养方面都是一流的教育机构，但是他们无法在全球科研竞争中鹤立鸡群。印度政府始终没有系统性地为提高它的十四所综合性大学的国际地位作出努力，这些学校存在着严重的资金不足的问题。
现任的印度教育部长有决心创建世界级综合大学。但是，印度崇尚平等主义的民主环境限制了优秀大学的发展，因为这种理念使得资金倾向于平均分配给所有的学校，而学生和教师的筛选也更加着重于取得社会正义而不是依照择优的标准。两年前，印度政府宣布要在每个邦创设1所新的世界级大学，一共30所，这显然是一个不太现实的目标。最终，印度政府修正说要在每个至今还没有大学的邦创设1所新的综合大学，一共14所。然而，这和中国重点建7所，而在7所中又重点建2所的目标比起来还是有些不切实际。
考虑到海外印度学者在学术上取得的卓越成就，要在印度创建世界级大学所需的人力资源是具备的。至于印度社会能否承受吸引海外印度学者所必需的高额薪酬与社会其它阶层薪酬之间的巨大差异，这还是未知因素。因此，印度政府采取了另一个比较可行的政策，就是允许外国大学在印度建校和创建有利条件让外国和本地私立大学能蓬勃发展。
到目前为止，印度至少在一个方面还是比中国有优势的，就是教授和学生们在选择研究课题，以至于发表和检验一些比较异端想法的自由度上。这种自由度是创建世界级大学所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虽然限制在政治，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上的言论自由似乎并不影响让自然科学的发展达到世界级水平，就如苏联的一些院校在冷战时期在数学和物理上所达到的成就。然而，在缺乏言论自由的环境下，没有一所近代的综合大学能有此成就。
中国在成功的道路上还有另一个潜在的障碍，最近也被讨论地沸沸扬扬，就是其独特的领导责任分配制度，由大学的校长和党委书记共同分担，党委书记同时也担任大学理事会的主席。通常情况下，两位领导是能够有效配合共同完成领导任务的。但是人们担心这种决策体系可能会限制校长实现他的教学目的，因为副校长和系主任等高级管理层的委任都是由大学理事会决定的，而理事会的主席是党委书记而不是大学的校长。中国教育部目前正在试图解决这个有关大学治理的争议。
结论：一个正和博弈
在全球化过程中，亚洲大学的崛起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当阻止人员、物资和咨讯流通的壁垒日渐消退，经济发展的步伐继续向前迈进，亚洲国家将会取得更多的人力、物质和信息资源去创建一流的学院。假如亚洲的新型国家能把资源集中投放在一部分学院，吸引全世界的人才，实现言论和探索自由，他们就能成功地创建世界级大学。当然，这不会在一夜之间实现，而是需要数十年的努力，但是它有可能比历史上任何先例都要快。
西方世界应该怎样看待这个前景呢？是威胁还是机会？我非常强烈的认为教育的竞争，同全球化现象一样，是一个正和博弈。
请思索下面的这个例子。耶鲁最著名的一位遗传学家和他的研究团队在位于纽黑文和上海复旦大学的实验室同时从事研究。另一位耶鲁著名的植物生物学教授也同时在北京大学从事研究。中国提供了充足的空间和研究人员来支持耶鲁的科学家，而与耶鲁科学家的合作提升了中国青年教授和研究生的技能。两方面都获益良多。
学生的流动和思想的交流也是一样。由于全球化增强了跨文化经历的重要性，交换学生的机会越来越多。在亚洲大学进步的同时，参加交流项目的学生也会受益更多。正如每个人都能从商品和服务的流通中获益一样，每个人也都从思想的交流中获益。最后，提高全世界的教育质量代表着培养更有知识、更有效率的人民。这个世界的命运取决于我们能否与其他国家合作，共同解决社会上最紧要的问题，如长期的贫困、疾病的泛滥、核武器的扩散、水资源匮乏和全球气候转暖的危险。拥有接受良好教育的公民和领导只会更好地帮助我们解决问题。（本文为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雷文为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所第七届讲座讲稿，发表于英国皇家学会英国伦敦2010年2月1日）
第三篇：中国信息大学：通识教育对艺术人才培养的作用
中国信息大学：通识教育对艺术人才培养的作用
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源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提出的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思想，起源于欧洲，成形在美国。通识教育是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的结合，包含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三方面的课程，培养出的学生既有广博的古今中外、天文地理等各个学科的底蕴，又有深厚的本学科、本专业知识。在美国的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等著名学府，本科阶段前两年课程几乎都是所谓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后两年和研究生阶段学的才是专业知识。在我国内地，通识教育近年来也因其独到的优势开始为人们所重视。2005年，复旦大学组建了包括哲学智慧与批判性思维等六大模块在内的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体系，力求帮助学生形成基本的人文修养、思想视野和精神感悟。
基于多年的教学实践，笔者对通识教育的积极作用感受颇深，并认为，当前高校艺术设计专业中普遍存在的单一学科倾向已严重制约了该专业的健康发展。而引入通识教育，将有助于拓宽学生的知识结构，强化学生的人文精神，将他们培养成素质全面的创新型人才。
受传统的“培养专业化人才”思维的影响，我国艺术设计人才的培养模式一直以来都比较单一。多数院校在研究生阶段以前依然沿用传统的美术绘画教育方式，即图式中心论的单一知识结构、技法逐次升级的重复教学，以及侧重于表象资料收集的写生式实践环节。同时，由于学生们在进入大学前就确立了“专业设计人才”的发展目标，从社会、学校到其自身都对此形成了一种定式，美术以外的文化课程从高考前的应试训练阶段便有意无意被轻视。这些因素直接导致了学生们的知识结构偏窄。显然，这种人才培养模式不仅与艺术设计自身的发展规律相背离，更不利于培养素质全面、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创新型人才。
通识教育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打破传统学科壁垒，实现文理互渗融通。这对于拓宽艺术设计专业学生的知识结构，突破现有人才培养模式的局限性，无疑有着极强的针对性。今天的艺术设计早已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设计”本体范畴，而是已经成为构建公共社会生活过程和提高人类生活品质的综合手段，艺术设计专业与各学科在知识和能力方面的关系也日益融会贯通、相互迁移，逐步体现出复杂的跨学科特质。如果学生们能通过通识教育，在充分掌握艺术设计专业知识的同时，系统了解一些社会与人文、历史与哲学、工程与技术、环境与生态等学科的知识，将有助于他们解决多种知识需求之间潜在的矛盾，从而更加深刻地理解设计艺术，更加准确地把握设计对象。
艺术设计的创造力往往在瞬间发生，是在生动的知觉形象中对于世界真谛的一种顿悟。这需要平时的深厚积淀，而独特的创意更来自于跨领域的广博知识。西方美术史上，我们耳熟能详的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基罗等人，既是伟大的艺术巨匠，同时也具有多个领域的深厚修养和造诣。从这个角度上讲，拥有优秀创造力的人往往是“通才”，仅掌握单一技能的人则多半创意贫乏。因此，要培养一名创新型的艺术设计人才，决不能仅仅立足于本专业的土壤，艺术设计专业有必要与各学科充分结合起来，从更为广阔的领域中汲取养分。而通识教育能够让学生们在自己的专业之外接触到更多新鲜有益的知识，令他们的视野和思路变得开阔，艺术素养和审美能力得到提升，并获得更多的创作题材和创意思想，这对于增强学
生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显然是大有裨益的。
艺术设计是一个尤其需要人文精神的学科。优秀的创作者们往往会对一些事关安身立命的终极性问题进行广泛和深层的思索，而优秀的设计作品则无不体现着人类思想的深度与力度。但在目前这种高度专业化的教育模式下，学生们被束缚于狭窄的学科划分和自我定位之中，没有机会、也没有能力去了解和思考越出专业知识层面的某些超越性的问题，加上浮躁而功利的社会思潮的影响，他们可能连进行这种思索的愿望都没有。
艺术设计教育要为自己寻找出路，必须找回缺失的人文精神，而通识教育正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最佳手段。通识教育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让受教育者从广阔的知识之海中汲取智慧的力量，养成独立思考和敢于怀疑敢于批判的习惯。通过深入研读先贤的经典，通识教育能够让学生领略作者思想的深邃，从而获得心智的训练和提升;通过了解历史的变迁，通识教育可以引导学生对人生和社会进行充分的反思;而通过了解不同知识的内在统一性和差别性，了解不同学科的智慧境界和思考方式，通识教育能够让学生对客观对象进行更高境界的把握。可以想见，接受过这种通识教育训练的学生，已经因其所拥有的人文精神，在通往优秀艺术家的道路上比别人先行了一大步。
另外，通识教育也是帮助学生们确立科学的内在价值尺度，形成健全人格的重要途径，这对于他们今后的创作人生同样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情。蔡元培先生说过，“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大学生正处于各种心理矛盾最普遍、最突出、最激烈、最难把握的时期，如果不能在此时帮助他们确立科学的内在价值尺度，形成健全的人格，他们所接受的专业教育和技能教育便丧失了最重要的前提。而通识教育能有效地赋予学生们强烈的使命感和博大的胸襟，将他们培养成健康、快乐、有完善人格的人，这将为他们在今后创作出积极健康的优秀作品奠定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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