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族祭祀成吉思汗文化

第一篇：蒙古族祭祀成吉思汗文化

成吉思汗祭祀，是蒙古民族崇拜成吉思汗的集中体现，也是成吉思汗八白宫能够长期延续的基础，是鄂尔多斯地区乃至全体蒙古族家喻户晓的祭祀活动。八百年以来鄂尔多斯蒙古族达尔哈特部肩负守护、祭祀成吉思汗八白宫及苏勒德等圣物的神圣使命，以世袭制的形式传承成吉思汗祭祀，成为蒙古民族当中唯一直接传承成吉思汗祭祀的特殊群体，他们使神秘的成吉思汗祭祀在鄂尔多斯地区完整地保留至今。

什么是成吉思汗大祭

成吉思汗大祭，是保存在伊金霍洛祭典成吉思汗的一项重要祭祀活动。成吉思汗祭祀继承了北方游牧民族信仰崇拜文化的精髓，属于蒙古族帝王祭祀的主要内容，是蒙古贵族最高规格的祭祀活动。成吉思汗祭祀包括八白宫祭祀和专项祭祀，主要是指以成吉思汗与孛儿帖哈屯宫帐为核心的八白宫祭祀和苏勒德祭祀。成吉思汗祭典种类多，除每日、每月的例行祭典外，一年举行数十次专项祭典，其中“四时大祭”更为典型。元世祖忽必烈在建立元朝后，尊其祖父为元太祖，并钦定成吉思汗四时大祭，明确了祭祀的议程及内容，建立和完善了守护成吉思汗八白宫的达尔哈特人的组织机构和职责分工。此后，成吉思汗祭祀一直依此而行，时至今日成吉思汗陵仍然较完整地保留了13世纪以来的祭祀方式。

成吉思汗祭典，一般分为季祭、月祭和奉祭。季祭为四季之祭，每年四次分别为：农历三月二十一日为查干苏鲁克祭（也叫马奶祭）;农历五月十五为夏季淖尔祭;农历九月十二为秋季的禁奶祭；农历十月初三为冬季的皮条祭。月祭是在每月的初

一、初三举行的固定祭典。奉祭是平时择日进行的经常性祭典。此外还有守陵人按家族每年在固定的时间里举行的一些祭典，多达十几次。这样成吉思汗祭典每年固定的有三十多次，举行奉祭者更是每日络绎不绝。

查干苏鲁克大祭

查干苏鲁克大祭的来历，据说是在成吉思汗五十岁那年的春天，草原上遇旱成灾，成吉思汗为逢凶化吉，选择了春节后的第八十一天，用九十九匹白马之乳，向上苍九天祭洒，又将一匹白马点化为神骏加以供奉。认为可以消除灾难，查干苏鲁克就可以安然无恙地归来。从此，便有了这个祭典，成吉思汗去世后仍然沿袭查干苏鲁克祭来祭洒苍天、祭祀圣主成吉思汗。

明清以来，成吉思汗八白宫供奉在鄂尔多斯部的各个地区，每逢查干苏鲁克大祭时都要回到伊金霍洛，集中在一起进行祭祀。大祭之日由总管鄂尔多斯事务和负责成陵祭典的济农主祭。1956年，分布于鄂尔多斯各地的成吉思汗八白宫及其他祭祀圣物集中到成吉思汗陵供奉。

三月二十一日，是查干苏鲁克祭典中最大的祭祀。当天辰时，主持祭典的济农率领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王公台吉们，在达尔哈特八个牙门图德的引导下为溜圆白骏献上一只全羊、一尊白酒，再将二十七条白缎条给溜圆白骏戴上。然后步入成吉思汗宫帐，敬献神灯、圣香，又来到拴马驹练绳(吉拉)跟前，向“宝日温都尔”奶桶供上一只全羊，一尊圣酒，将八十一匹白马之乳(约三百斤)斟满宝日温都尔，在距奶桶二十七步远的地方，竖起金马桩(阿拉腾嘎达斯)。该马桩虽称作金马桩，在这里由人代替，据说其原因是对当年偷窃真的金马桩者的惩罚，后以其后裔相延世袭代替金马桩，每年一次象征性地站立，并不把溜圆白骏真正拴在他身上。

在金马桩西北八十一步长的距离上，栽着被称作代表“天座”的“翁嘎日勒”。济农首先用一种“楚楚格”的酹奶容器，从宝日温都尔中将鲜奶三舀三祭。然后率领黄金家族的王公台吉手持“楚楚格”，舀起鲜奶，赤脚跑步绕着宝日温都尔、阿拉腾嘎达斯、溜圆白骏向苍天酹洒鲜奶。在祭洒马奶的同时，诵颂《九十九匹白骏之乳祭洒赞》。

济农诺颜拉开了洒祭鲜奶的序幕后，便来到金殿。金殿已准备好所有的供品和祭器。殿内备有一只牲羊，先用圣水拍打羊的耳朵，再由济农将其抓住，让守陵者中的嘎勒其宰杀。这时格赫庆牙门图吟诵祝词。

牲羊宰杀后，济农率领众人，跪在成吉思汗灵柩前，开始祭灶，同时诵读《成吉思汗金殿香烟大祭词》。祭灶后，以济农为首的王公台吉向成吉思汗灵柩献哈达、献神灯、献全羊。同时吟诵相应的祝词。

随后济民等众人开始献酒，他们来到金殿门前，济农双手捧着查古(一种特制的敬酒器)，走进金殿，将圣酒敬献给圣主成吉思汗，然后依次由王公台吉们敬献。在敬洒时有两个达尔哈特洪晋牙门图分列两旁，一个拉马头琴，一个敲马头板演唱十二支马头板歌。这首十二支歌，是一首神奇的歌，是神圣的成吉思汗祭典中最神秘的内容，至今任何人都无法破译其歌词里的真正含义，只能由专司此职的守陵人一代一代依其调，依其词继承传唱。

大歌唱毕，由专门的守灵人诵《成吉思汗大祭文》。祭文诵毕，由芒赖牙门图德呼唤着四位守护圣主达尔哈特的职衔，将圣酒敬给他们的后裔，这时格赫庆牙门图德在宫殿外面吟诵《殿外祝词》。

接着，格赫庆牙门图德又诵起了《殿内祝词》。赞颂一番后，便开始分发殿内祭祀的有“福份”的全羊祭肉。济农和达尔哈特的八个牙门图德均按规定得到相应的份子。殿内外祭祀至此结束。这时，济农等又重新回到祭洒鲜奶的地方，此刻祭洒鲜奶已接近尾声。随后，济农出面挪开“金马桩”。接下来济农便走到溜圆白骏跟前，将一只金杯臵于它的臀部，任其自由落地，审视金杯落地时口儿朝上或朝下的情况。最后济农又来到“巴图吉勒”（永固的练绳）前，用鲜奶抹画巴图吉勒和绳上练着的许多小马驹，格赫庆牙门图要诵《巴图吉勒》祝词。这番抹画、祝颂之后，二十一日的所有祭祀全部结束。

三月二十一日晚上在成吉思汗金殿举行的招福仪式和二十三日祭祀黄车，二十四日八白宫起程祭等，都属于查干苏鲁克大典的收尾仪式。

1、招福仪式。二十一日晚上，在成吉思汗金殿中举行珠太渗酒、抹画呼图克、招福致祥仪式。当济农进金殿的时候（多半由继位台吉代表济农参加），图利将酒洒在牲羊四褶的肠子、肥肠、胃之中，使其渗透，这叫作珠太渗酒，为祭香火（灶）所准备。当图利将珠太和阿木苏（五谷）一起拿上，走到火撑跟前的时候，格赫庆亚门特吟诵《珠太赞》。

在吟诵《珠太赞》时，图利将珠太和阿木苏一起投放火中，进行祭奠。这一仪式，是以肠肚为祭品祭香火（灶）的简便形式。接着抹画成吉思汗灵柩跟前的圣主呼图克（招福吉祥物，同第十章第三节“抹画呼图克仪式”），举行招福（达拉拉嘎）仪式。将牲羊的左前腿跟蹄子一起煮熟，将肥尾、胃、肥肠等装入招福桶里，由格赫庆亚门特唱《成吉思汗招福歌》。唱时，挥动羊前腿，表示招福致祥之意。这样，二十一日的祭奠全部结束。

二十二日没有公祭，由个人自由祭奠。

2、黄车祭。在查干苏鲁克大祭期间，请运成吉思汗与孛儿帖格勒真哈屯灵帐的黄车，一直停放在吉格上的成吉思汗金殿后面。从各地来的不少蒙古族群众，看见这吉祥的黄车，便去膜拜。施主们叩头时纷纷向黄车扔小钱，这些钱孩子们可以抢走。孩子们为了多得些钱，便念诵《黄车小孩祝词》。三月二十三日，用四只全羊、四尊圣酒供奉黄车，准备将成吉思汗灵帐运回原地。

3、八白宫返回祭。三月二十四日辰时，八白宫离开吉格，返往原地。起程之前，要各用一只全羊、一尊圣酒供奉。成吉思汗与孛儿帖格勒真哈屯灵柩，要从吉格上的金殿中请出，放入弓箭宫帐，然后再抬到黄车上，由两至三峰白色神驼拉着，像十八日请来吉格时的礼节一样，形成护送仪仗队，请回大伊金霍洛原来的宫帐中安放。安放后，用三只全羊、三尊圣酒祭奠。延续近半个月的查干苏鲁克大典，于这一天结束。

夏季淖尔大典

淖尔大典，是成吉思汗“四时大典”之夏季大祭。夏季的淖尔大典，于每年农历五月十五日举行。“淖尔”，蒙古语，意为“湖泊”。“淖尔大典”有“盛奶大典”之意。五月的草原，水草丰美、牛羊肥壮，是畜群盛产鲜奶的季节。蒙古人，迎接奶水象湖海（淖尔）一样涌流丰盛吉祥的季节时，到处举行“珠拉格”（淖尔）、“马驹节”等“马奶节”。在节上首先向苍天、向圣主祭献，祈求苍天、圣主保佑大地，使草原五畜兴旺，鲜奶象湖一样丰盛，牧人过上幸福安康的日子。“淖尔大典”是成吉思汗时期开始举行的“盛奶节”。在淖尔大典中，原为成吉思汗奖赏功臣，这一习俗，一直延续下来。淖尔大典中的祭祀程序，所念诵的祭文、祭词、祭歌等，与查干苏鲁克大典中的“金殿大祭”程序相同。即献哈达、献神灯、献全羊、献圣酒，举行祭香火（灶），念诵祭文、祭词。只有一点不同的仪式是，这次祭奠中要念诵《圣主伊克芒赖图格勒》（圣主大福份之份子词）给六十个亚门分份子。

在淖尔大典中的念诵《圣主伊克芒赖图格勒》，奖赏有功之臣后代仪式，在野外的草滩举行。这一仪式称之为“淖尔拉忽”（享受淖尔之福），体现出当年成吉思汗在客鲁伦河畔草滩上举行的仪式。

秋季斯日格大典

斯日格大典为成吉思汗“四时大典”之秋季大祭。秋季的斯日格大典于每年农历九月十二日举行。“斯日格”，为马驹嘴上戴的禁奶叉。“斯日格大典”即“禁奶大典”。从这一天开始，母马禁奶，人们不再挤母马的奶，盘收练绳，将马驹从练绳上解放出来，使马驹自由地吃母马的奶了，对马驹而言，是“开奶节”。秋季斯日格大典中的成吉思汗大祭，与查干苏鲁克大典中的“金殿大祭”基本相同。在斯日格大典中，首先祭洒九十九匹白母马鲜奶，摘掉马驹嘴上的禁奶叉和头上的笼头，把它们从练绳解放出来，盘收练绳。然后举行圣主祭祀活动。秋季斯日格大典中的成吉思汗祭祀，用全母马一匹、全羊九只，圣酒九尊。关于斯日格祭祀的祭品，各时期实际用量有所不同。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重新修订的《金册》中说：“斯日格典礼用一尊白酒，九十五尊奶酒，一只绵羊”。1815年（嘉庆二十一年）记载：“斯日格典礼上敬献酸奶、白酒八十尊”。

冬季大典——达斯玛大典 达斯玛大典，是成吉思汗“四时大典”之冬季大典。冬季的达斯玛大典，于每年农历冬初十月初三举行。“达斯玛”，蒙古语，是“皮条”的尊称。“达斯玛大典”即“皮条大典”之意。文献资料《十福经典白史》中记载：“冬季中月初三，由于曾向成吉思汗表示祝福，故放置达斯玛之典礼于这天举行”。在《宝贝念珠》中记载：“十月初三，浴圣主成吉思汗神明身体之脐带的祝福之日”。鄂尔多斯人也传说：达斯玛大典是“纪念成吉思汗出生后用达斯玛包扎其脐带之事”，“成吉思汗出生的那年冬天，将他放在一个新作的暖襁褓里，外面用领了牲的山羊皮条包扎起来并加以祝福，达斯玛祭就是为了纪念此事”，所以祭典定于冬初月。小孩出生后，选择吉祥之日，用鲜奶点祭，举行祝福庆典的习俗，从古以来在蒙古民族中普遍盛行。达斯玛大典，是成吉思汗出生后举行祝福庆典的纪念活动。忽必烈时期，将此庆典列入为“四时大典”，每年按规定程序进行。

哈日苏勒德年大祭

哈日苏勒德大祭亦称“哈日苏勒德达斯玛祭”、“哈日苏勒德添缨祭”。成吉思汗陵旅游区管委会全体干部职工参加了祭典活动。最夺人眼球的是，身着民族盛装的祭祀群众们带着羊背子、美酒、奶食等祭祀贡品，不远几十公里前来告慰圣灵、祈求吉祥。祭典活动由专门守护供奉苏勒德的达尔扈特人主持，祭祀群众们纷纷将贡品交到达尔扈特手中后跪拜接受祝福。“苏勒德”蒙古语的意思是徽标，是成吉思汗统率军队的战旗、蒙古民族的守护神、战无不胜的精神象征。成吉思汗哈日苏勒德，农历春初月（正月）初三祭典为“入春祭”，夏初月（四月）初三祭典为“入夏祭”，秋初月（七月）初三祭典为“入秋祭”，冬初月（十月）初三祭典为“入冬祭”。即每个季度的第一个月初三祭典为“季祭”。

成吉思汗哈日苏勒德，由一柄主苏勒德和四柄陪苏勒德组成。因而亦称“四斿哈日苏勒德”、“镇远哈日苏勒德”，汉语曾称黑神矛，黑纛。哈日苏勒德，是成吉思汗的战神，是成吉思汗大军所向无敌的旗帜。哈日苏勒德的祭典，分平日祭，小祭，年大祭，龙年威猛祭，特殊祭等。哈日苏勒德的祭典，集中体现了蒙古民族战胜邪恶，渴望平安的心理，祈祷圣主之战神保佑百姓。

阿拉腾甘德尔敖包传统祭祀

2015年的阿拉腾甘德尔敖包传统祭祀于6月28日（农历五月十三日）8:30在成吉思汗陵园阿拉腾甘德尔敖包举行。阿拉腾甘德尔敖包，是蒙古人为纪念成吉思汗掉马鞭而设立。当年，成吉思汗率军路过鄂尔多斯，目睹这里水草丰美，是一块风水宝地，留恋之际，失手将马鞭掉在地上。人们为纪念此事，便设立了阿拉腾甘德尔敖包。

圣主“五百两” 祭祀

3月22日（农历二月初三），一年一度的圣主“五百两”祭祀在成吉思汗陵举行。圣主“五百两”祭祀，是指农历二月初三举行的撤“五百两”供品的祭祀。据记载，清代，重新组建五百户达尔扈特（守陵人）时，清政府授予他们不服兵役、不纳税赋的权利，并且规定了每年每户达尔扈特筹措一两银子的义务，共五百两，用于成吉思汗祭祀。

现代的“五百两”祭祀，每年腊月中旬开始准备供品。那些天里，成陵旅游区祭祀文化办公室的全体达尔扈特用150斤白面炸出新鲜的馓子一层层整齐地垒在一起，晾干后再作进一步加工装饰。达尔扈特人制作的羊油馓子别有特色，是长方形网栅状，这种特殊的形状跟成吉思汗有渊源，象征着蒙古大军渡黄河时用的筏子、象征着胜利。腊月二十七，把晾干好的馓子抬到陵宫祭祀大殿。首先，在专门准备好的长方形祭祀银盘里摆放6层馓子，然后在上面顺着外边摆放一层酥皮饼，酥皮饼上面又摆放一层空壳饼。接着把准备好的红枣倒入馓子上面，再把拌好的黑枣、蜜枣、核桃、冰糖、红糖、水果糖、葡萄干和奶酪等继续倒入上面，上面再摆放一些奶食品。最后把这个精心准备好的供品摆放在圣主白宫前的供桌上，这样，专门用于成吉思汗新春大祭的“五百两” 祭祀供品正式制作完成。

第二篇：蒙古族祭祀文化

蒙古族祭祀文化

成吉思汗祭奠：

成吉思汗祭典是蒙古族祭奠成吉思汗的习俗，最早始于窝阔台时代，到忽必烈时代正式颁发圣旨，规定祭奠成吉思汗先祖的各种祭礼，使之日臻完善。现今鄂尔多斯伊金霍洛的成吉思汗祭典，就是沿袭古代传说的祭礼。成吉思汗祭祀一般分平日祭、月祭和季祭，都有固定的日期。专项祭奠一年举行六十多次。祭品齐全，皆供整羊、圣酒和各种奶食品，并举行隆重的祭奠仪式。每年阴历3月21日为春祭，祭祀规模最大、最隆重。各盟旗都派代表前往伊金霍洛成陵奉祭。成吉思汗哈日苏勒德祭祀：

成吉思汗哈日苏勒德，由一柄主苏勒德和四柄陪苏勒德组成。因而亦称“四斿哈日苏勒德”、“镇远哈日苏勒德”，汉语曾称黑神矛，黑纛，象征着长生天赐予成吉思汗的佑助事业成功的神物。哈日苏勒德祭坛所在地叫“苏勒德霍洛”。由苏勒德达尔扈特守护、供奉。苏勒德祭坛，是高一尺的平台，周围用木板竖立而成的围栏。举行祭奠时，常用黄色布料或绸缎围在外边，因而围栏俗称“什拉库列”（黄色围栏）。

窝阔台祭奠：

窝阔台系成吉思汗三子，在成吉思汗去世后，继承了大汗王位。据传说，窝阔台在去世后，有他的肩胛骨流传于达旗展旦召地区，并有部分达尔扈特牧民一直保护着装有窝阔台肩胛骨的银箱，当地牧民保留了对窝阔台的肩胛骨进行祭奠的习俗，达拉特这一名称就有可能源自于此。

十三阿塔天神祭祀：

在鄂尔多斯南部的乌审旗沙尔利格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哈答斤氏族，供奉着一尊阿塔天神。鄂尔多斯阿塔天神祭祀，是蒙古族最古老的祭祀形式，鄂尔多斯蒙古族古代信仰的是原始的萨满教。在古代由于自然环境、生活条件等多种原因，在蒙古人的头脑里产生了天神，天神则存在于苍穹的虚幻反映里，萨满教便是天神与人之间的联系者，而且，萨满教将天神分为东西两个部分，西方五十五尊天神，东方四十四尊天神，东方四十四尊天神的兄长是阿塔乌兰天神，因为阿塔乌

兰天神代表着“灾难之主”，支配着风雪、灾害、损失和收益等，因此，人们把牲畜的兴旺，打猎的收获，远征作战的胜利都归功于“阿塔天神”的保佑。所以古代的蒙古族便开始祭祀阿塔天神。

萨岗彻辰祭祀：

萨冈彻辰是蒙古族三大历史著作之一《蒙古源流》的作者，是蒙古鄂尔多斯万户巴图洪台吉的长子，生于1604年，成吉思汗黄金家族后裔。萨冈逝世后，人们经常祭奠他。现在每年的阴历五月十六日，乌审旗群众都要举行祭奠盛会，表达对他的怀念之情。

拖雷伊金祭奠：

位于鄂托克旗沙日布日都的成吉思汗季子拖雷灵帐遗址，原是祭祀拖雷的地方。拖雷是继承成吉思汗家业，传承成吉思汗圣火(香火)的人，几百年来成吉思汗圣火一直在这里传承，这里的祭祀，主要是祭祀圣火，具有特点。在这里建立拖雷伊金祭祀文化点，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是鄂托克旗的一大亮点。

蒙古族祭驼：

蒙古族祭驼，是流传于蒙古族牧驼群众中的一种集宗教信仰、传统生产、人文思想为一体的民间活动。蒙古族祭驼以双峰驼为对象，较大规模的祭驼在双峰驼的主要产区进行，非主产区以牧户为单位举行小型的祭祀。在双峰驼产区最具代表性的是阿拉善蒙古族祭驼，由祭公驼、祭母驼、祭驼群等内容组成。

哈布图•哈撒儿祭祀：

成吉思汗胞弟,史称卓赤•哈撒儿,哈布图•哈萨尔，公元1164年生,1227年春病逝。哈萨尔自幼随其兄铁木真,为统一蒙古高原各部落，建立统一蒙古汗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哈萨尔是蒙古族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名将、神射手。哈萨尔部后裔自古以来有祭奠其祖哈布图•哈萨尔的传统。哈布图•哈萨尔的舍利陵随四子部、乌拉特部、茂明安部多次西迁,终至择落于原乌兰察布盟的中心地带,新宝力格苏木境内安放至今。

青城寺祭星：

青城寺蒙古族祭星”为敖汉旗四家子镇青城寺所独有，每年正月初八晚，蒙古族群众自发来到青城寺，祭祀星宿，以求来年风调雨顺。

翁根毛都祭祀：

农历七月初三，巴林右旗原人大主任恩和组织举行了翁根毛都（神树）那达慕大会。选定在七月初三进行神树祭祀是有历史依据的。据说长期以来，当地人民就在这个日子进行神树的祭祀，祈求一年风调雨顺和幸福安康。

祭泉：

祭泉，在蒙古族祭祀文化中是十分难得的珍稀现象，然而，在鄂托克旗查布苏木的敖伦布拉格至今仍然较完整地保留着这一传统习俗。现在祭祀神泉，选择在农历5月19，每年举行一次。届时远近成百的牧民自动蜂拥而至，或乘骑、或赶车，带着肥硕大尾的羊背子、饼子、鲜奶、美酒聚集到一起。祭祀在上午开始，主持人以巴扎尔嘎迪为首，率领众人叩拜“洛素伊金”，熏香燃柏，泼散食物，绕泉祭洒白山羊奶和红牛奶、美酒等，还有数位喇嘛在敖包旁披红袍，执手铃，闭目诵经。如今传统的祭泉习俗活动，与广大牧民的文化娱乐生活相融和，展示着新生活的风采。

骆驼祭火 ：

蒙古族祭驼，是流传于蒙古族牧驼群众中的一种集宗教信仰、传统生产、人文思想为一体的民间活动。蒙古族祭驼以双峰驼为对象，较大规模的祭驼在双峰驼的主要产区进行，非主产区以牧户为单位举行小型的祭祀。在双峰驼产区最具代表性的是阿拉善蒙古族祭驼，由祭公驼、祭母驼、祭驼群等内容组成。

祭火：

祭火，也叫“祭灶”。蒙古族的一种古老传统习俗。因为蒙古人特别崇敬火神，认为炉灶是火神所在地，是家道或家族兴旺的象征，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神明。

所以不准往灶口倒水，不能用利铁器捅火，不往火中吐痰，不准焚烧污秽的东西，忌讳用脚蹬在锅灶或在火上烤脚。平时蒙古包和房屋里的炉灶，火盆和篝火堆等，都被视为火神而加以崇拜，每逢年节、迁居或婚礼时，都要举行祭祀。各地形式略有差异。一般是将牛羊肉、奶酒、黄油、奶食品等投入火中或供在炉灶旁进行祷告，吟诵祭火祝辞或请喇嘛念经。

木华黎祭祀：

木华黎：公元1170～1223年，蒙古名将、攻金统帅。成吉思汗“四俊”开国元勋之一。蒙古札剌亦儿部人。沉毅多智略。辅佐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诸部，战功卓著。每逢农历五月十一，位于成吉思汗陵西南近百公里的乌审旗白音敖包变得格外热闹。接受人们顶礼膜拜的是一杆苏立德。人们都说，它是国王木华黎的化身。木华黎是蒙古帝国杰出的统帅，他与孛尔术、孛尔呼、赤老温号称四杰，是能够给成吉思汗以重大影响的少数几个人物之一。与庄严神圣的祭祀活动一起进行的，还有蒙古族传统的娱乐项目：摔跤和赛马。隆重的祭祀程序结束之后，苏立德要在日落之前，由专人护送，离开这里。

察干苏力德祭祀：

察干苏力德汉译名叫九鼎白徽（汉文史书称九斿白纛），由原鄂尔多斯乌审察哈尔哈然图克钦（护旗手）户设坛祭祀守护，位于今乌审旗无定河镇毛布拉格村陶高图滩北侧叫阿拉布尔的地方。察干苏力德祭坛由主鼎苏力德、游使苏力德及护卫苏力德神戟三部分组成。

第三篇：柳州祭祀文化

柳州风水祭祀文化特点

《周易》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包罗万象，博大精深，以天人地三才之道，贯穿阴阳之理，具有多元化哲理。中国人几千年来都在追寻“天人合一”的人居理想，强调人与自然的融合。反映了中华古人对地质、地理、生态、景观、建筑学的综合观念，这种“天人合一”的地理观，被西方科学家称为“东方文化生态”。

柳州又称龙城，位于广西中部，是我国南方的一座古老而美丽的城市。柳州市区地形平坦微有起伏，东、西、北三面环山，形成了“拔地奇峰画卷开”的山水特点，山上基本没有大的树木，甚至只是光光的石灰岩寸草不生，具有典型的岩溶地貌特征。早在5万年前就有“柳江人”生活在这里了，柳州始建于唐贞观八年（634），因柳江得名。从建城至今已有2100多年的历史。柳州自古以“桂中商埠”著称，今日更是集工商、交通、旅游优势于一体的南疆重要城市。它具有良好的人文历史景观和丰富的旅游资源，也是广西最大的工业基地和经济中心。柳州的汽车工业历史悠久，现成为柳州的支柱产业，从大街上柳州产的小巧玲珑的小轿车多如过江之鲫可以看出人民生活的富足和当地汽车工业的成熟。

柳州的山水都具有与别处不一样的地方，石山奇特秀美，岩洞瑰丽神奇，江流弯曲明净。清澈的柳江穿市区而过，像一条绿色的玉带，把市区环绕成一个“U”字形半岛。唐代著名文学家柳宗元在柳州任刺史时，曾用“越绝孤城千万峰”、“江流曲似九回肠”的诗句，来描绘这个美丽的城市。

柳州的文庙就是其风水祭祀文化的代表。据柳州市文史学家考证，柳州文庙始建于唐贞观年间。公元815年，唐代大文豪柳宗元任柳州刺史期间曾重修柳州文庙，并大力推崇孔子思想和传播儒家学说，办学兴文，以开民智，使得柳州“人去其陋”“政通人和”。柳州文庙体现了中华文化的精粹，立足于城市美学，有气势、有文化个性，突出景观，聚集人气，做到山水文化与儒学文化的天人合一。构筑成我市的文化地标经典。柳州文庙的风水具有如下特点：

一、天人合一

在祖国传统文化中，房屋既是天的化身，又是人的化身，呈现天圆地方，中轴对称，层次分明，动静相间，气候宜人等特征。

人根据自己的需求和意愿，通过文庙格局，屋顶、地面、门窗、庭院、园林，既隔离自然又回归自然，做到天人合一，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这就体现了中国易学与传统建筑文化的精粹。

二、山环水抱，藏风得水

风（空气）和水为地球所独有，对人类关系密切又须臾不可缺。“风水之法，得水为上，藏风次之”。古人很聪明，因此用它来表征人类生态环境。

柳州文庙正是了解了这种大自然的奥妙之后，利用大自然与人的和谐相处的伟大学问，而营造以生态环境为主题的建筑群。

三、螺旋气场、浑圆有情

河图洛书表明，宇宙之中，既有顺时针的阳性螺旋气场，也有逆时针的阴性螺旋气场，还有阴阳和合的双螺旋气场。这种宇宙螺旋气场效应自然要求宇宙万物浑圆有情。“曲有情，直无情，曲生吉，直生煞”。砂环水抱必有气，山管人丁水管财。

柳州文庙采用了易理建筑风水学的设计概念，整体形成了一个太极形气场，达到了阴阳互补，气流顺畅；加上神灵水（坤方）水池，正神方（艮方）高楼的巧妙配合，从而催动整个文庙的风生水起。

四、阴阳五行互补和谐

《周易》曰：一阴一阳谓之道，阴阳依存、对待、互补，交变与平衡，组成了一个

美观、舒适、和谐的人类生态环境。柳州文庙遵循了这一规律。

我国地处北半球，根据日照和风向规律，文庙建筑群尽可能做到：①南低北高；②坐北朝南；③背山面水；④山环水绕；⑤避免出现纯北方型，压阴房；⑥控制好“过白”（室内能见的天空光线，不使室内地面潮湿）。

文庙，即文宣王庙，是孔庙的别称，是用以祭祀中国古代伟大的哲学家和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的纪念性建筑。文庙祭祀，是用以盛赞孔子的道德，显示儒学的光辉，以此启迪后人，使儒家学说不断发扬光大。它和一般的设坛祭祀祈求风调雨顺消灾降福，有着本质的差异。因此，文庙祭祀一直为封建统治者所重视。柳州峨山文庙的祭祀活动，从明朝洪武年间创立文庙开始，一直保留到1948年才停止，持续了566年。

文庙祭祀的时间是全国一致的，规定于每年的仲春和仲秋上旬丁日举行，即每年农历的二月、八月各举行一次，日期是上旬按历书的干支排列天干是“丁”的日子。称为“祭丁”和“丁祭”。其典礼的进行，过程也是相同的。

峨山文庙的祭祀也于是日举行，由县长担任主祭官，另外选两名德高望重且有一定资历的长者担任陪祭官和两庑分献官。主祭官祭孔子、陪祭官祭四配十二哲，两庑分献官祭两庑先贤先儒。参加祭祀行礼的其他人员也必须有一定的学历或资历，显示出地方人才的济济一堂。祭品按古代帝王之祭必献以太牢(牛、猪、羊各一)和规定的各种祭品：帛、爵、太羹、和羹、韭菹、芹菹、兔醢、鹿脯、脾拆、豚拍、黍、稻、稷、粱、白饼、黑饼等等，且要按规定的位置摆设。每到祭祀，大成殿前的四棵大柱上便要换上两副鲜艳的对联，一副是：“自生民所未有;集群贤之大成”，另一副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斯文在兹参赞天人。”其他各祠也都换上新联。

祭典都于清晨进行。信炮一响，大成殿诸门洞开。殿内烛光辉煌，香烟缭绕，一片庄严肃穆的气氛。参加祭典的人群即随着礼生的赞礼仪程进行，先是“迎圣”，乐舞生手擎龙风旗帜和銮驾，列队行至文明坊前，将一较小的雕刻精致的孔子牌位，由一位长者双手捧着，由乐舞生列队为前导，穿过大成门，迎上大成殿，参祭的人员在两旁垂手肃立，表示恭迎圣驾。安圣已毕，开始献祭。站在平台上的礼生高呼：主祭官就位，陪祭官就位，两庑分献官就位。三位官员随即走出人群，按规定的位置站定。其他参祭人员也随即找一个适宜的位置，立于平台之下的场地上然后是击鼓鸣钟，读祝文，由一名礼生高声朗涌：“惟某年某月某日。主祭官某，陪祭官某等。致祭于至圣先师孔子神位前，曰：惟我先师，德隆千圣，道冠百王。揭日月以常行，自生民所未有。值文教昌明之会，正礼节乐和之时。辟雍钟鼓，成恪荐以馨香，泮水胶庠，益致严于笾豆，兹当仲春(或仲秋)，祗率彝章，肃展微忱，聿将祀典。配以复圣颜子，宗圣曾子，述圣子思子，亚圣孟子。尚飨。”读完祝文后，进行“初献”。平台上的礼生高喊“主祭官行初献礼”。随即由另一名礼生引导主祭官进入大成殿向孔子位行礼。喊“陪祭官行初献礼”，陪祭官也由另一名礼生引导进入大成殿向四配十二哲位行礼。再喊“两庑分献官行初献礼”，又由一位礼生引导分献官进入东庑西庑向先贤先儒位行礼，主祭官行礼时参祭众人也要在原地同时行礼。初献结束后，接着是“亚献”，再接着是“终献”，其行礼的过程和初献礼一样。行完三献礼后，接着是“撤馍”和“送圣”。送圣时也由乐舞生为仪仗，将祭前迎人的孔子牌位仍送回文明坊下安放，参祭人众仍是垂手站立两旁恭送，祭礼仪程结束。

同一天早晨，除祭祀孔子外，还要祭其他祠祀。祭孔前必先祭崇圣祠和苍圣祠，祭孔后还要祭名宦祠、乡贤祠等祠，只是祭这些祠祀时不像祭孔子那样隆重，人员也无须全体参加，只由一至二位祭祀宫和礼生按规定程序进行。

以上是民国年间峨山文庙的祭祀概略。据当时老一辈人的讲述，清代的祭祀比民国年间的要早得多，天还未明就开始进行，到天亮时已基本结束。典礼也比民国隆重，祭祀时乐舞生必歌以颂扬孔子功德的乐章，伴以“八佾之舞”。民国以后，歌舞失传，祭典也随之不

像清代那样隆重了。礼节上也逐步作了一些改革。把原来行的“三跪九叩”礼改成了三鞠躬礼。迎送孔子牌位也勿须再下跪，改为垂手肃立，表示肃然起敬就可以了。只是献祭的议程没有大的变动，依然是“迎圣”、“初献”、“亚献”、“终献”、“撤馔”、“送圣”几个过程。

第四篇：蒙古族文化

蒙古高原及其周边地域，自古以来就是阿尔泰各民族生息繁衍的空间，历史上曾经涌现出大大小小数十个民族。共同或相近的生产生活方式，决定了他们之间有着相同或相近的文化基因，从而使他们创造了以相同或相近的价值取向、审美尺度为基础的文化类型——以游牧为典型特征的草原文化。并成为他们相互认同和交流的天然纽带，为他们奠定了相互之间文化交融和继承的基础。从草原区域的历史发展进程看，草原文化的传承，在蒙古高原各民族间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完成的：一是相互间的文化传播。一些曾经占统治地位的民族文化往往成为一个时代的主流文化，对于弱小、落后民族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匈奴人的制度文化在草原上延续数千年，柔然人发明的可汗称号，成为此后所有草原政权最高首脑的称谓，而突厥人的基督教信仰、回鹘人的摩尼教信仰在蒙古族文化中得到积淀，回鹘文字母成为蒙古文字模版„„。

13世纪蒙古高原的统一，彻底打破了蒙古高原区域之间的封闭，打破了原有的民族、部族格局，结束了蒙古高原数千年民族、部族纷争的历史，同时也促进了草原文化的大融合，使整个草原文化的发展成为一个整体，使之发展趋于平衡。这种融合虽然伴随着战争和民族压迫，但在客观上代表了一种历史发展的趋势。在统一和睦的环境中生产生活是社会发展的要求，也代表了广大民众的愿望。蒙古族由最初的一个弱小部族，就像滚雪球一样，将大量不同氏族、部族和民族包容到共同体之中与此同时，也将草原各民族的文化融合为一体，吸收、消化了以往草原民族文化的全部精华，浓缩了草原文化的基本特征，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既具有民族特色、又具有时代特征的文化形态。自蒙元王朝之后，蒙古高原在其后的封建时期内，没有再次出现完全的分裂，民族成份没有发生新的变化。这一历史现象的出现，原因是十分复杂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13世纪所形成蒙古族文化吸纳整合了以往草原文化的全部历史积淀和精华并给草原文化未来的发展以明确的昭示，形成了较强的凝聚力。正是因为蒙古族在草原历史文化中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地位，13世纪之后的“蒙古”一词，已经成为国际上表述草原人及其生活方式、地理空间、动植物种属和草原文化的基本概念，蒙古马、蒙古包、蒙古高原、蒙古草原、蒙古人种以及数百种“用蒙古文拉丁化命名的”植物名称等等，表明蒙古族在世人的观念中已成为草原和草原文化的代名词。

制度文化是检验一个地区或民族文明化程度的最重要尺度之一，草原民族在悠久的历史岁月里，根据自身生产生活方式、民族结构的情况，创建了与之相适应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体制，形成了极具特色且完整的制度文化。

众所周知，具有游牧特色的草原社会制度的基本形态是由匈奴民族奠定的。从草原民族的历史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不同时代的民族对国家的建构模式做过不同的尝试和探索，从公元四世纪开始，由草原向周边的扩张逐渐成为一种趋势，并且一浪高过一浪。但是，我们也注意到了另一点，一直到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游牧王朝以氏族、民族为中心的国家政权构建体制从未改变，征服与被征服民族之间的冲突始终伴随着每一个草原帝国，往往成为其崩溃的重要原因。匈奴等民族虽借一时之强盛，曾与中原王朝分庭抗礼，但未能妥善解决内部的民族、部族之间的矛盾，一旦出现大的自然灾害、君主的更替，貌似强大的政权便会瞬间分崩离析.归根结底，从匈奴帝国到辽王朝，绝大多数草原政权都是以氏族、民族为中心建立起来的王朝，国家形态未能完成从血缘型向地域型的历史跨越。

“因俗而治”制度是草原民族在制度文化方面的一大创举，是中国古代处理民族问题的成功范例之一。受游牧经济的单一性的制约，在手工业品和农业产品方面，草原民族对定居民族有较强的依赖性。为了满足这种需求，就必须处理好与定居民族的关系。经过长期的磨合，一些的草原民族建立的政权，针对中国多民族并存的社会格局，采取了入主中原、统而分治的政策。13世纪崛起的蒙古人秉承并发展了草原文化的这一制度。随着版图的扩张，被征服区域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更加复杂。蒙古统治者提出了“因其俗，柔其人”的分治政策，一是沿用被征服民族传统的社会结构；二是维持各民族文化，利用其传统观念羁縻其思想。如在中原地区实行“以儒治国，以佛治心”策略，在西藏实行政教合一制度，在云南地区推行土司制度，在蒙古地区则沿用传统制度，等等。然其建树的顽强生命力直接与现代社会相连接，能够超越民族，能够超越国界，能够超越信仰，能够超越时间，实属对人类智慧宝库的一种非凡贡献”。毫无疑问，成吉思汗和忽必烈所推行的政治制度、文化制度，都是建立在历代草原民族历史经验基础之上，他们的智慧浓缩了草原文化的精华，是草原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标志着草原制度文化已经超越了民族文化的范畴，已经具备了世界性品质，具有进步意义。

由于人们不能将草原文化看作一个持续发展的整体，自然会对13世纪蒙古族所创造的历史产生很多困惑，一个欧洲人曾发出过这样的感慨：“从未建过一座城市的蒙古部落，建立了统治一半世界的帝国；以狩猎、放牧为生的人打垮了三个文明古国的军队；而不会写字的野蛮人居然为50个民族制定了法律”。如果我们能够正确认识蒙古族是草原文化数千年文明的集大成者的话，类似的感慨就不应当出现。

草原民族制度文化由匈奴到蒙古的形成、发展和演变，尤其是自魏晋南北朝“五胡”民族，到辽—契丹、蒙古—蒙元的国家观的发展，对中国乃至世界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我们在看到其扩张战争带来的负面影响的同时，还应当注意到其积极的一面。以中国古代历史为例，草原民族跨不同经济形态、不同民族文化形态建立统一国家政权观念的形成及其实践，为各民族之间在和平环境下进行经济文化交流创造了条件，更重要的是，它改变了两种经济形态下游牧农耕民族之间长期对峙的局面，使双方由经济互补关系延伸到政治、文化的依存关系，这种认同感的确立，在历史上为中华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创造了坚实的基础，其意义和贡献是巨大的。

第五篇：发展成吉思汗文化旅游产业

发展特色文化旅游产业

摘 要：成吉思汗文化是内蒙古草原文化的典型代表，成吉思汗文化旅游的开发和推广将提升内蒙古旅游的品牌形象。本文分析了成吉思汗文化旅游的开发现状以及在开发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并提出现阶段成吉思汗文化旅游开发的模式。关键字: 鄂尔多斯 成吉思汗陵

文化旅游

可持续发展

1、文化旅游定义

文化旅游，是最近几年才出现并流行的一个名词，它的出现与游客需求的转变密切相关。因此，其目前较为流行的定义是“那些以人文资源为主要内容的旅游活动，包括历史遗迹、建筑、民族艺术和民俗、宗教等方面”。还有说法认为文化旅游属于专项旅游的一种，是集政治、经济、教育、科技等于一体的大旅游活动。

综上所述，文化旅游就是以旅游经营者创造的观赏对象和休闲娱乐方式为消费内容，使旅游者获得富有文化内涵和深度参与旅游体验的旅游活动的集合

2、成吉思汗文化概述

内蒙古是我国拥有草原面积最大的省份，草原东西延伸2000多公里，分布着草甸草原、典型草原、荒漠草原三种类型的草原，呼伦贝尔、科尔沁、锡林郭勒、乌兰察布、鄂尔多斯、乌拉特草原闻名遐迩[5]。尽管内蒙古拥有丰富的草原资源，但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北京、河北、甘肃、宁夏等地的草原旅游已经对内蒙古草原旅游构成了很大的威胁，因此想要获得草原旅游的竞争优势，就必须升入挖掘草原的文化内涵，草原文化在国际文化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草原民族曾是欧亚大陆上最活跃的，因此也使得草原文化的影响力和吸引力更加的广泛，而蒙古族文化更成为草原文化的典型代表[5]。蒙古民族以其独有的草原文化特色，构成了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一部分，因此保护好以成吉思汗文化为代表的蒙古族文化资源，既是保护中华民族母体文化，也是保护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

成吉思汗陵区作为蒙古族伟大祖先的陵寝、蒙古民族文化最完整保存地之一，在资源优势上是独一无二的，成吉思汗陵作为征服亚欧的大帝国首领形象深入民间，在现代西方世界与韩日等国，成吉思汗这一与拿破仑等比肩的世界征服者的辉煌历史及独特的大漠风光，对他们也是很具吸引力的，根据国际旅游的基本要求，完善成陵旅游游乐设施，住宿设施，进一步发掘蕴藏在其中的文化内涵，成陵无疑能成为国内外新的旅游热点之一，会成为中国最大的蒙古民族文化旅游园区，成为国家一级旅游景区[8]。

3、旅游资源优势

3.1 该区域旅游资源的优势主要体现在神秘的成吉思汗传奇以及绚丽的民族风情文化上。

就鄂尔多斯而言,近距离客源市场主要在呼和浩特、包头等大中城市,中距离市场在京、津等华北地区, 远距离市场在华东、华南、港、澳、台地区及日本、美国等国家。

市场定位决定了鄂尔多斯以草原风光去吸引不同距离市场的客源是不可能的, 因为 在近、中距离市场周边存在许多开发成熟并具有代表性的草原风光景区；相反,成吉 思汗传奇却是对近、中、远距离游客均具有恒定的吸引力, 应是很强的优势。

3.2 鄂尔多斯最具魅力的资源不仅有雄浑的大漠风光, 还应有在这个独特自然环境背景下所形成的独特的人地关系, 即该区域中所独有的人文文化景观。

这个景观以蒙古族文化为主导, 经历史上蒙汉文化的融合, 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区域文化, 如鄂尔多斯婚礼, 鄂尔多斯小调, 鄂尔多斯饮食文化等。

4、成吉思汗文化旅游的开发现状

4.1 成吉思汗文化旅游开发现状的空间分布

现在的成吉思汗文化旅游开发主要集中在鄂尔多斯市的成吉思汗陵所在区域，其他地区的开发多是零散的。虽然成吉思汗有多次西征与南征的战绩，但这些都还没有形成有规模、有影响的线路。成吉思汗文化旅游在空间上仍然以自治区西部为主，并且缺乏深度开发。

4.2成吉思汗陵建设现状

随着草原文化的开发，世界上最大的蒙古历史文化旅游景区—鄂尔多斯市成吉思汗陵旅游区也得到了国家的开发，它的开发建设是成吉思汗文化开发的必要步骤。

2002年以来，鄂尔多斯市投入8亿多元，完成了成陵旅游区建保护工程。目前景区总面积10平方公里，可控面积80平方公里。现在的成陵旅游区规划布局是在维持原有建筑风格基础上，基本按照2001版《成陵旅游区总体规划》、《成陵旅游区详细规划》的“三区、两道、八景”的总体格局来进行规划和资源开发的。[6]

其中“三区”即:(l)文物保护观光浏览区，该区的主要功能是文物保护和观光旅游；(2)生态恢复保护区，在文物保护观光浏览区外层，面积约20平方公里，该区范围内停止农业和牧业生产活动，退耕退牧还林还草，恢复生态植被并严格保护，实行禁区管制;(3)视觉景观控制区，在生态恢复保护区外围，面积约50平方公里该区范围内的农牧业生产与人民生活保持原状，逐渐向职业种草植树过渡，现有建筑物逐步还原为蒙古包外型。

“两道”即:(l)成吉思汗大道，从成吉思汗中心广场到陵宫大殿，;(2)风景道，是围绕着巴音昌呼格草原及现陵园四周约18.62公里的仿石路。

“八景”即游客活动中心(入口广场门景、铁马金帐群)、游客教育中心(亚欧广场、蒙古历史文化博物馆、成吉思汗中心广场)、祭祀观光浏览区(牌楼、陵包、苏勒德祭坛)、蒙古民俗村、休闲渡假中心(包括大汗行宫酒店、帐篷营地)、那达慕马术活动中心等。[6] 4.3文化旅游产品开发现状

成吉思汗陵祭祀、鄂尔多斯婚礼、察罕苏力德祭祀等一大批民俗文化旅游精品被开发并显示出其强大的市场竞争力。如，鄂尔多斯婚礼表演每年在鄂尔多斯市内各旅游景点演出达 2 000余场次，观看的中外游客约 200 万人次，已经成为鄂尔多斯旅游文化的主打品牌[3]。在取得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鄂尔多斯民俗旅游资源开发带来的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等也已逐渐显现，民族文化得以挖掘、保护、传承，生态意识得以增强，生态环境得以改善。

鄂尔多斯市采用多元化投资、企业化运作、科技化开发、科学化管理、立体化发展等一系列战略措施，开发形成了以成吉思汗陵祭奠、查罕苏力德祭祀等为代表的祭祀民俗文化旅游产品系列，以鄂尔多斯婚礼为代表的社会游艺民俗旅游产品系列；以鄂尔多斯国际文化节、那达慕大会等为代表的节庆民俗旅游产品系列。鄂尔多斯民俗旅游已经初步实现了产业化经营，产业前景广阔。

5、存在问题

现阶段，由于对成吉思汗民族文化旅游的开发缺少组织性，没有对自然环境进行应有保护，以致成吉思汗形象有所破碎，让旅游者感受到的是时间序列性和空间线路性的杂乱无章，而非完整的文化形象。文化旅游开发与发展的基础，是在旅游资源开发的过程中，自然环境的合理保护和民族文化的有序传承。

现在的成吉思汗文化旅游开发主要集中在鄂尔多斯市的成吉思汗陵，其他地区的开发多是零散的。成吉思汗文化旅游在空间上仍然以自治区西部为主，但是开发的内容不够丰富，缺乏深度，文化内涵挖掘不够深入。

新陵投入、建设规模虽然很大，民族特征也较为明显，但是游客在参观完之后的反馈都不是很满意。如景区许多展品，只重视外观，不重视内在；只重视实物物品，因而造成文献和古籍善本资料的严重缺乏。

旅游资源整体开发不够,产品类型较为单一市内在部分旅游景区的综合开发不够,旅游产品单调,旅游形象模糊,旅游景观亟待整治,市内旅游产品以观光为主,忽视了参与性、休闲性、趣味性、民俗风情旅游产品的开发。不少景区未能深入挖掘积淀极深的鄂尔多斯蒙古族文化旅游资源,缺乏文化内涵和品味,缺乏创新与设计,从产品生命周期上讲,多数旅游产品仍处于导入期,没有完整的体系。2.2 基础设施不足的表现

成吉思汗文化旅游基础硬件不完备。由于内蒙古地区处于我国西部，经济的欠发达导致旅游地的各项基础设施建设仍然滞后。这也成为制约成吉思汗文化旅游开发和发展的关键。草原往往地处城市深处，而交通设施的不便利，造成渴望一览草原文化美景的游客无法到达，使得已开发的成吉思汗文化旅游产品不能更快捷地展示给旅游者，因而也无法为地区经济带来有效的拉动。2.3 建设资金不足

当前，成吉思汗文化旅游开发依然缺乏资金投入，资源开发受限。成吉思汗民族文化资源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而要把无形的东西变成现实的旅游产品，需要一定的资金投入。由于建设资金不足，成吉思汗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在某种程度上至今还“躲在深闺人未识”。

成吉思汗是中国和世界历史上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他惊天动地的一生，与鄂尔多斯结下了生死之缘。坐落在鄂尔多斯草原上的成吉思汗陵。成为中外游人心往神驰的圣地。令人遗憾的是．声名远播的成吉思汗陵作为国家四A级旅游景区，旅游业发展却不容乐观。成吉思汗陵旅游区受到国内外游人冷落，究其原因，主要是旅游六要素落实不到位。就“吃”和“住”而言．旅游区既没有星级宾馆，也没有民族特色宾馆。餐饮住宿条件上不了档次，也没有特色，无法留住游客。

6、发展文化旅游的重大意义

鄂尔多斯地区有丰富的资源和独特的文化。西部大开发为发挥利用鄂尔多斯文化资源，建设新兴的特色旅游产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机遇。西部大开发利用鄂尔多斯文化资源为建设新的特殊旅游产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机遇。

开发利用鄂尔多斯文化资源，发展地区特色旅游经济的重要意义

3.1.鄂尔多斯人民积极参与西部大开发、第二次创业的必然要求；

3.2.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保持地区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必然要求；

3.4.适应经济结构调整，开发人力资源，发展新的旅游文化产业的客观需要；

3.5.对加快地区基础实施建设，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使鄂尔多斯地区在新世纪实现新跨越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长远的历史意义。

7、成吉思汗旅游资源的发展构想

鄂尔多斯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游牧文化与中原文化在这里互相渗透融合，共同演绎了鄂尔多斯草原文明史。而今，各民族又将在这块物华天宝的土地上创造现代文明[4]。7.1

按照旅游六要素的要求，全面提升成吉思汗陵的文化旅游产业品位，要将蒙古民俗风情同鄂尔多斯地域人文融合起来，精心打造“蒙古族风情园 ”新品牌，不但可以使成吉思汗陵将蒙元历史文化展现给全世界，同时也可利用风情园把历史悠久、韵味独特的鄂尔多斯地域文化和蒙古族民俗文化呈现给世人，二者相辅相成，亦可推动成吉思汗陵景区向多元化、多样化、精品化方向快速发展，使得成陵旅游区在国内外旅游中的含金量大幅提高；蒙古族风情园大体可设计为：[4](一)美食文化村

蒙古饮食品种和生产的优雅，独特的口味，符合现代人的饮食要求，有强烈的吸引力。美食村建设，主要是旅游展示和出售蒙古饮食文化的丰富多彩。(二)服饰文化村

鄂尔多斯文化是蒙古宫廷文化与汉文化、藏文化通过数百年融合成的，蒙古族服饰文化也形成了以骑马民族文化为主体，汉藏文化为辅助的格局。随着时间的推移，鄂尔多斯服饰形成了实用的生活装和礼仪装，不仅保留了传统文化色彩，也赋予了时代性，对游人颇具吸引力，有利于充分展示和推销蒙古服饰文化的璀璨绚丽[4]。(三)敖包文化村

鄂尔多斯敖包种类是蒙古各部中最多的，分为成吉思汗征夏敖包、成吉思汗陵敖包、蒙古族圣物敖包、蒙古族英雄敖包、家族敖包、家庭敖包、旅游景区敖包等众多种类。敖包村的建设，让游人尽博大精深的敖包文化，无疑将成为成陵旅游区一道靓丽的风景[4]。(四)那达慕村

鄂尔多斯那达慕，既有深厚的历史基础，又有广泛的群众意义。活动内容丰富，在风情园里修建那达慕村，平时对游人开放，召开那达慕时用于各种比赛娱乐活动，也是一道很好的人文景观。(五)末代王府公园

清代，满清政府对蒙古各部实施盟旗制度，鄂尔多斯部被称作伊克昭盟，下设七旗。各旗王爷府是封建王权统治的象征，荟萃了当时建筑雕刻、绘画艺术的精华。目前已是残缺不全，在风情园中建设微缩的七旗末代王府公园，也是一个良好的旅游看点。(六)狩猎场

成吉思汗陵旅游区拥有良好的天然牧场，如果将其围护起来，一方面可以使游人观赏到“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大草原迷人风景。同时人工放养一些野生动物和禽兽供游人狩猎娱乐 也是马背民族向游人开放的一个特色旅游项目[4]。7.2 7.2.1 直接利用型

直接利用型是一种因地制宜的开发模式，指除增添必要的旅游设施、设备外，对原有的资源不再进行加工改造，而是保持其资源原貌，将现实的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开发成旅游产品 的开发模式。如民族传统的宗教活动、节事活动、传统婚俗、民俗表演活动等直接成为旅游产品。在这种开发模式下，再现当时的生活场景，旅游者可以领略到原生态的民族文化，拥有较强的真实感，增添了旅游的体验性，这也是直接利用型开发模式最大的优点所在。

成吉思汗文化旅游的直接开发利用中，其发展重点在于加强宣传，强调特色，确保游客体验质量。节庆会展旅游的竞争力集中于活动的特色和会议的规模影响，这是保证游客的体验质量的关键。其次，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营造良好的体验环境。一个安全舒适的体验环境是游客获得快乐体验的基础。目前，鄂尔多斯市的成吉思汗陵区旅游项目的开展，在部分程度上就是采用的直接利用型开发模式。直接利用适合于居民自发的小规模开发经营活动，既让居民获得了经济收入、增加了民族自豪感，又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文化。3 7.2.2复原历史型开发模式

对已失传的成吉思汗民族文化，按照历史记载，挖掘题材,恢复历史面貌的开发,可以让游客更好体验成吉思汗文化的历史原貌，以人造景观的方式历史地再现民族文化。成吉思汗文化旅游资源在运用复原历史型开发模式时，可以根据各种文献、历史记载或者口头流传的民间故事、民间传说，深入挖掘成吉思汗文化内涵，在民族文化旅游产品更新上做文章；还可以探索、开发出一种崭新的成吉思汗民族文化持续旅游模式——成吉思汗民族生态博物馆，把蒙古民族自然、社会、文化进行整体保护、传承和研究的生态博物馆。3

就鄂尔多斯而言，可以加强以成陵为代表的祭祀民俗旅游产品、鄂尔多斯婚礼为代表的婚庆民俗旅游产品、马文化为切入点的游牧生产民俗旅游产品、那达慕为代表的游艺节庆民俗旅游产品的产业转化，形成品牌效应，以品牌带动民俗旅游的产业化发展。7.2.3创新

要改变以往鄂尔多斯民俗开发中到处“蒙古包、手把肉、草原白酒喝个够”的状况，将视野扩展到鄂尔多斯蒙古族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提高民俗旅游产品丰富度，优化民俗旅游产业结构。对鄂尔多斯市各地区民俗进行深度挖掘，找出各地区民俗的差异性并对其进行重点开发，从而形成产品的独特性。在民俗旅游资源开发与产业转化过程中，要注意民俗本真性与时代性的结合，将时尚元素、科技元素有机地融入到民俗旅游之中，增强其旅游吸引力与核心竞争力。在今后的民俗旅游中，必须重视创意竞争策略的运用，加强挖掘文脉、提炼文脉、升华文脉的过程，创新民俗旅游开发的主题。

6、总结

旅游业的发展与兴盛，已成为世界趋势，许多国家和地区都迅速推出了旅游文化战略。以草原文化和沙漠资源为依托的鄂尔多斯旅游文化产业必然会是具有鲜明特色的富有生命力的新兴产业。

综上所述，鄂尔多斯发展旅游业要面向国内外市场，发挥资源比较优势，突出地区和民族特色，挖掘文化内涵，整合基础资源，以“天骄圣地”为主题，优化产业布局，打造旅游精品，加快旅游产业发展步伐，将旅游业发展成为我市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和第三产业的支柱，实现由旅游资源大市向旅游大市的战略性跨越，以旅游业的大发展推动全市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1]。

参考文献

[1] 何雨、王玲 《内蒙古沙漠旅游资源及其开发研究》

[2] 贾铁飞 《鄂尔多斯地区旅游资源配置与旅游发展增长极问题》 [3] 张玉香 《成吉思汗文化旅游开发现状及模式探索》 [4] 张燕翎 《提升成吉思汗陵文化旅游产业品味》 [5] 许海清 《以草原文化推动内蒙古特色草原旅游发展》

[6] 越圆 《基于生态足迹的成吉思汗陵旅游区可持续发展研究》 [7] 王爱军 《鄂尔多斯市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鄂尔多斯民俗旅游资源的开发与产业转化

秦 兆 祥

鄂尔多斯市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王爱军 成吉思汗文化旅游开发现状及模式探索

张香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