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强国富民普京战略目标及其历史悖论
强国富民：普京战略目标及其历史悖论
白晓红
2013-02-27 19:26:47
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7期
【内容提要】普京政府的战略目标是“把俄罗斯变成一个伟大的国家和富足的民族”。一般说来，强国、富民这两个因素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逻辑上是统一的。然而，考察俄国历史发展过程，我们发现，俄罗斯国家走过的是一条相反的道路——“富国穷民”的道路。在俄国，强国和富民成为一对不可统一的历史悖论。本文试从历史的角度出发，探讨普京未来政策走向、它与民主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的区别、它的可行性和可能陷入的误区，以及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是否能走出“强大的国家，贫弱的人民”的怪圈。
【关键词】普京；国家；人民；强国穷民；强国富民
【作者简介】白晓红，女，1963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历史学博士。(北京 邮编：100007)
【中图分类号】D5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00)07-0034-04
俄罗斯新总统普京在不同场合、不止一次反复强调的一句话是：“我们国家富裕，人民贫穷。再不能容忍这种局面继续下去了。”[1]对于普京来说，俄罗斯当前最为迫切的是内政问题，首当其冲的是经济问题。为此，普京认定，必须严饬法律、加强秩序以及一定程度的国家调控。普京的理想是在继续市场经济(私有化)的条件下强化国家的作用，他强调基于发达经济基 础上的强国意识，所谓“文明的爱国主义”。普京式的俄罗斯发展道路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的模式。普京的战略目标是“把俄罗斯变成一个伟大的国家和富足的民族”，普京政府如果能排除万难做到这一点，或者只是向这一方向迈进了，便是为俄罗斯人民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回顾俄罗斯国家的历史，无论哪个阶段的政府(俄国的、苏联的)都没能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很好地结合起来。强国富民成了俄国历史上不可统一的悖论。
一 强国穷民：俄国历史发展轨迹
俄国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突出矛盾现象是：强大的国家，贫弱的人民。这种“强国穷民”现象与俄国历史的基本因素——专制制度、农奴制、东正教、村社有紧密联系。而这些基本因素又与俄罗斯早期发展的特点——流动、拓张性密切相关。抵抗蛮族的入侵、开拓新的地方，都需要军事力量。于是，对于军事力量的倚重，使军事守卫者——贵族、大公在早期国家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俄国有一句话：农民种地，贵族打仗，这是天经地义的。而国家对军事贵族的报偿是帮助其对于农民不断加重的奴役，15、16世纪，农奴制形成，中央集权国家确立，俄国开始了“强国穷民”的国家发展模式。
我们知道，作为东斯拉夫人的一支，早期的俄罗斯人生活在西起德涅斯特河、东到第聂伯河以及黑海北岸的广袤的东欧平原上。这块土地的地理概貌是：森林与沼泽交错、河流纵横、土质以砂质黏土为主，同时远离海洋与大草原连接。俄罗斯先民在这里生生不息、顽强生存。他们清理森林、挖掘树根、烧荒种田。砂质黏土的地力薄，很容易就被耗尽了，只好再重新开垦一块耕地。于是，俄罗斯农民“像风滚草一样”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直到俄罗斯平原的天然疆界，“到乌拉尔和白海为止”。俄国历史学家有一种看法，认为大自然对于西欧是“亲娘”，对于俄罗斯则是“后母”，俄罗斯这种“后母自然”进而决定了它的“后母历史”——俄罗斯历史文化先天不足。俄罗斯这个后娘的孩子只能在寒风中“鞭打芦花”四处奔走。俄罗斯先民的流动性还与外族的侵犯有一定关系，俄罗斯平原广阔无屏，草原蛮族可以长驱直入。克柳切夫斯基说：“与草原的游牧民族，波洛夫齐人以及凶恶的鞑靼人的斗争从第8世纪几乎一直延续到17世纪末叶，这是俄罗斯人民最痛苦的历史回忆，这段历史记忆深刻地印在他们的脑海里，并且异常鲜明地表现在他们的壮士诗中。”[2]基辅罗斯时期，外犯频仍，西南罗斯的居民不断向东北腹地迁移。
在恶劣的自然条件和防范外敌的情况下，俄罗斯人不断开发新的土地，征服并移民到新的土地上。如果说俄罗斯早期的移民开拓具有某种被迫性，然而，习惯变成自然，逐渐地流动性成了俄罗斯民族血液中流淌着的因素。俄罗斯统一国家形成后，开始有意识地进行开拓移民，俄罗斯的“液态因素”更多地具有了进攻性和扩张性。俄罗斯人越来越深入到亚洲腹地，俄罗斯国家越来越靠近东方，历经几个世纪，俄罗斯这个内陆国家终于成为拥有多个出海口、横跨欧亚大陆的帝国。
俄罗斯国家急剧拓张的结果是国家越来越强大，人民越来越弱小。与英国掠夺“金羊毛”的资本扩张性质不同，俄国的早期扩张更多是占领新的土地，而非市场。俄罗斯国家的强大不是以人民的富足、经济的发展为基础，它是一种畸形的、头重脚轻的、以人民的贫苦为代价支撑起来的国家机器的强大。俄国历史过程中的重要现象是国家，[3]俄国历史的基本因素有专制制度、农奴制、东正教和村社。专制制度——君主权力的无限，农奴制——国家大多数居民的奴隶地位(最低水平的生活需要)，二者共同保证了国家机器、军事力量的庞大支出。东正教村社生活的共同性和平均性，是俄罗斯人民苦难生活的缓冲剂。强国穷民的模式在 俄国一直延续下来。
1480年莫斯科国家摆脱鞑靼蒙古的统治后，历经伊凡三世、瓦西里三世和伊凡四世的努力，不断扩张，俄罗斯统一国家形成，俄罗斯开始成为一个“大国”。马克思在《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一书中写道：“惊恐的欧洲，当伊万在位之初，几乎不知道夹在鞑靼人和立陶宛人之间还存在着一个莫斯科公国，这时看到一个庞大的帝国突然出现在它的东部边境而弄得目瞪口呆。”[4]伊凡雷帝的对外扩张与其对内残酷的专制统治是连在一起的。[5]伴随着俄罗斯国家崛起的是人民的农奴化和贫困化。彼得一世的改革被认为是改变俄 国国家落后面貌的重要一步，是俄国西化的开始。然而彼得改革至多只是富国强兵，这位“伟大的”沙皇连同其后继者叶卡捷琳娜女皇，使俄罗斯国家空前强大(版图急剧扩大，打开波罗的海和黑海出海口，两次土耳其战争、三次瓜分波兰)，而庞大帝国的臣民，依然是贫穷而地位低下。19世纪上半叶是俄国充当“欧洲宪兵”的时期(亚历山大一世打败拿破仑，尼古拉一世镇压1848年欧洲革命)，克里木战争后，俄国“失之西方，取之东方”，开始向东扩展。整个19世纪，人民的力量一直跟不上迅速膨胀的国家的脚步，俄罗斯人民很难 承担俄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的大国角色。毋庸讳言，苏联时期的俄罗斯国家也没有超越国家强大、人民弱小的发展道路。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机器制造业和国防工业，成为军事大国，而人民生活必需的轻工业、食品工业和服务业很不发达。苏联人民在战争、革命、集体化和工业化中，不断地为国家贡献。
整个俄罗斯国家史是一部强国弱民的历史，强国富民几乎成了俄罗斯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历代俄国和苏联的统治者不可能不想到富民，[6]然而在没有解决生产力发展这一根本性问题的情况下，又想在国际上作为一个大国说话，只能让人民作出牺牲，富民成了一纸空谈。“强国富民”，这对俄国历史上不能兼得的“鱼和熊掌”，普京能拿得到吗? 二 强国富民：普京的俄罗斯道路选择
道路选择问题在俄国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课题。它不仅是苏联解体之后、90年代初各类圆桌会议的热门题目，它几乎是贯穿整个俄国历史始终的问题。代表文明主流的西方世界不需要选择，处于东西方之间的俄罗斯永远饱尝走西方道路还是走本民族独特发展道路的选择的折磨。对于俄国来说，西方有时意味着文明、富足、科学、进步、人道，总之是梦牵魂绕的理想地方，有时则完全是不适于俄罗斯土地的“高处不胜寒”的地方。俄罗斯时而对西方满怀渴望，时而又体验着大梦初醒后彻骨的失望。苏联解体后的新俄罗斯政府，作为对前苏联斯大林主义集权统治的否定，有意识地弱化国家的作用，强调无政府主义自由。伴随着“休克疗法”、全盘西化而来的是俄罗斯国力的迅速衰落，国际地位一落千丈，“美苏争霸”、“超级大国”已然是昨日黄花。关注于内部事务的新俄罗斯政府并没有给俄罗斯人民带来富裕，[7]只是极少数人(寡头)暴富起来。十年改革给俄罗斯留下的是空前的混乱——有组织的犯罪、影子经济、腐败和普遍缺乏秩序，以及空前的自由——政治自由(议会民主制)、经济自由和个人自由(言论和思想的自由)。面对这种现实，俄罗斯各派政治家、思想家分别开出自己的药方。
俄罗斯思想界有一个“60年代人”[8]的概念，它是指苏共二十大后出现的反斯大林主义、坚持经典(原生)马克思主义的流派。这一流派具有广泛的影响，包容许多方面的追随者：列宁晚年思想(新经济政策)、布哈林的、托洛茨基的，甚至是恰亚诺夫思想的信徒。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乍暖还寒”的政治气候下，“60年代人”坚持“解冻”时期非斯大林化、发展民主的思想，在苏联解体后民主和自由泛滥、反集权主义的日子里，他们高举“真正马克思主义”、“自由共产主义”的旗帜，反对激进派和“反共产主义者”。到1996、1997年激进改革宣告失败，经济濒临崩溃，国家陷入危机的时候，“60年代人”提出民主社会主义道路作为摆脱困境的出路。他们倡导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是一种既抛弃“左派”共产主义(斯大林主义)的消极因素、又克服野蛮资本主义的弊端，政治上的民主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面向社会的多种经济形式)的模式。1997年底，“俄罗斯争取新社会主义运动”组织成立，俄罗斯学者评论道：“很明显，在俄罗斯，新的左派浪潮正方兴未艾。它不是着眼于过去，而是着眼于未来——着眼于建立一个这样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社会公正的理想将与公民高度的个人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结合在一起。这个社会的经济将不是建立在把计划绝对化或把市场绝对化的基础上，把私人所有制或集体所有制绝对化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把各种经济形式和经济手段结合起来的基础上，这种结合将确保在对人的劳动提供最大的社会保护的条件下产生最大效益。今天，大多数俄罗斯人所希望的正是这一点，因此，俄罗斯争取新社会主义运动的口号‘向新社会主义前进!’极有可能成为全俄罗斯的思想和俄罗斯各民族人民的目 标。”[9]
“60年代人”在俄罗斯学术界占据重要地位，许多著名理论家、思想家、社会活动家、作家和史学家都是它的追随者，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在俄罗斯社会有广泛的基础，一度似乎成为社会主导思想，它政治上的代表卢日科夫和普里马科夫几乎问鼎俄联邦总统的宝座。因此，在意识形态领域，真正与普京竞争的不是“右”的极端“西方派”全盘西化(盖达尔、丘拜斯、亚夫林斯基)的思想，也不是“左”的俄共(久加诺夫)和民族主义(日里诺夫斯基)的思想，而是麦德维杰夫等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世纪之交，在俄罗斯各政党和流派意识形态淡化、向中间靠拢的形势下，非资非社的“第三条道路”成为主流趋势。而无论哪一流派，在叶利钦时代结束后，都认定国家强大、人民富裕的伟大理想。作为对前苏联和激进改革时期极端倾向的纠正，民主社会主义潮流的“第三条道路”和普京式的“第三条道路”都标榜自己既反对斯大林主义集权的教条的社会主义，又反对激进改革时期的野蛮的资本主义(休克疗法)、无政府主义。普京的“第三条道路”是国家资本主义模式的：国家调控下的市场经济与强有力的国家及行之有效的政权之下的民主制度的结合。于是，我们看到，普京的模式更强调国家作用和保障私有权(私有化成果)的市场经济，它无疑更适合强国富民的伟大目标，这或许是普京取胜的原因。
现在，人们已经认识到了全盘西化在俄罗斯的破坏性后果。许多学者指出，独特的俄罗斯传统文化与自由市场经济的背道而驰。只有在有完备的法律体系和私有权保障的地方，才能进行真正意义的市场经济。俄罗斯缺乏这些，即缺少自由经济运转的游戏规则，也缺少遵守游戏规则的人。罗·麦德维杰夫在《俄罗斯往何处去》一书中，专辟章节论述资本主义在俄罗斯的不适宜性。的确，有着村社(土地平分和互助)和东正教(聚合性，缺乏新教个人进取精神)传统的俄罗斯民族，其民族性有很大程度的反资产阶级性：[10]共同性、平均主义和法律虚无主义。问题在于，俄罗斯传统文化的这种“特殊性”只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俄罗斯民族并不例外于其他民族，它不可能超越人类共同文明的道路——现代化文明之路，不能以“特殊性”为由而拒绝发展市场经济。
丘吉尔曾慨叹“俄罗斯是谜中之谜”，西方观察家评论俄罗斯新总统“谜一样的普京”。普京当选总统确实存在着偶然因素吗?我们来分析普京政策走向。首先，普京准确地抓住了“强国富民”的思想，既符合时代精神(俄罗斯当前首要任务是消除贫困)，又不违背历史传统(俄罗斯国家主义传统)，同时，成功地扬弃了前一阶段国家虚无主义的弊端。其次，为了达到“强国富民”的目标，普京提出了一套切合俄罗斯实际的、切实可行的政纲：继续市场经济、承认私有化的结果(同时也承认私有化的失误)、保护私有权(开始考虑土地的自由买卖)、在议会民主制的同时实现强有力的国家和高效率的政府的管理、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建立国家调控体系、严格法律和秩序、反对腐败、打击犯罪、消除影子经济等等。这些政策反映了俄罗斯人民渴望稳定、渴望秩序、渴望“有人管”、渴望过上“应有的生活”的愿 望。
普京是一个灵活而务实的政治家，[11]他成功地当选总统有赖于他“强国富民”的战略目标和相应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的政策。现在我们回到问题的开始，普京执政过程中能够成功地把强国和富民结合起来而逃出他的前辈们“强国穷民”的怪圈吗?普京在不同场合提出要“清理家底”，指出不知道自己拥有什么，俄罗斯就不可能开始新的生活。应该说，叶利钦给普京留下一个大乱摊子，百废待兴。不懂经济的新总统首先面临的是复兴经济。普京“强国富民”的顺序应当是在人民富裕的基础上加强国力。普京政府避开“强国穷民”历史悖论的出路是：专注国家内部事务，全神贯注于经济发展，暂时不谋求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不追求多极世界的格局，放弃“超级大国”的幻想，悉心发展有助于俄罗斯经济联系的国际关系。普京强调的国家作用应当是国家作为经济发展的“守夜人”的作用，而不是经济活动的指挥员的作用。
俄罗斯一些学者把普京比做亚历山大三世：[12]一样的坚定强硬、孔武有力，都怀有民族主义的情绪，同样相信国家的权威。当年德国驻俄大使施韦尼茨曾这样描述俄国所面临的：“俄国只能在两条道路中择其一：或者从彼得堡开始进行欧洲方式的改革，或者在莫斯科实行沙皇专制。”[13]而亚历山大三世选择了第三条：在彼得堡成为莫斯科的沙皇，在专制帝国的条件下发展资本主义。如果普京真能像亚历山大三世——“带来和平的沙皇”一样，保持国内和国际环境的稳定，成功地吸引外资，在任内使俄国的经济持续发展，这正是俄罗斯人民所企望的。事情的另一面是，与亚历山大三世一样，普京也喜欢军队及其代表的力量、秩序，他眷恋自己的队伍，迷恋部队的气氛、甚至是武器(驾驶战斗机)。普京一直重视俄罗斯的军工综合体，而且不仅重视它们的改组和转产，更关注军工企业在为国家生产高科技武器装备方面的作用。特别是，车臣战争使普京赢得了军方的支持，在战争中立下“汗马功劳”的将军们向普京要求俄军现代化的装备问题，这对于新总统是一个考验。事实上，“军事动作在普京的治国蓝图中分量”已经在加重。[14]俄罗斯当前经济的状况无力支付庞大的国防开支，普京是否也会滑向“强国穷民”的陷阱，重演以牺牲人民的利益换取强大的国家的悲喜剧。但愿普京能暂时战胜“强国”思想的诱惑，给俄罗斯人民带来真正的富足和文明。
注释：
[1]普京在“致俄罗斯选民的公开信”中([俄]《消息报》2000年2月25日)和在塔斯社会见竞选代理人时的讲话里(2000年2月28日俄通社-塔斯社电)反复强调了这句话。
[2][俄]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61~62页。
[3]著名历史学家索洛维约夫1851年写道：“在俄罗斯的历史中我们发现一个重要的现象，即国家，其统治不断扩展的国家”。[俄]索洛维约夫：《索洛维约夫著作选》，莫斯科，1983年版，第28页。
[4]马克思：《十八世纪俄国外交史内幕》，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78页。“伊万”指伊凡三世，其在位时间为1440~1505年。
[5]伊凡的对外扩张：向西是立沃尼亚战争，争夺波罗的海，失败。向东成功地征服喀山和阿斯特拉罕两汗国；对内的暴虐：特辖 制，血腥恐怖屠杀贵族和百姓。雷帝时期中央集权加强，政权的暴行、战争的破坏、加之自然灾害，广大人民陷入苦不堪言的境地。1568、1569两年欠收，俄国饿殍遍野。
[6]斯大林在《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有一段著名的话阐述社会主义的目的：“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
[7]1997年，85%的俄罗斯人认为，与解体前80年代的生活相比，自己现在的生活水平大大下降了。见[俄]《经济问题》杂志，1997年第5期，第77页。
[8]俄文为шестидесятник，原指19世纪60年代俄国社会活动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别罗留波夫等)，现在是对具有20世纪60年代反斯大林主义一代人特征的一些人的称谓。
[9]《圣彼得堡公报》，1997年2月20日。转引自[俄]罗·麦德维杰夫：《俄罗斯向何处去》，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362~363页。
[10]在俄罗斯思想发展中，反资产阶级性具有普遍意义，从宗教思想家到无神论者，从斯拉夫派、赫尔岑到彼得拉舍夫斯基、陀斯妥耶夫斯基到民粹派，更不用说马克思主义者，都反对资本主义，尽管各自的出发点不同。
[11]普京对苏联时期的评价极为巧妙，成为名言：谁要是不为苏联解体而感到遗憾，他就是没有良心，谁要是想回到前苏联的模样，他就是失去理智。
[12]亚历山大三世，在位时间是1881~1894年。政治上极力维护专制制度，反对亚历山大二世开始的一些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经济上注意吸引外资，发展工业，在位期间是俄国工业高涨准备和 启动时期。
[13]参见陈之骅主编：《俄国沙皇列传》，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242页。
[14]参见廖沙、葛立德：《普京要抖大国威风》一文，载《环球时报》，2000年5月12日。
第二篇：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历史衍变及其现实悖论
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历史衍变及其现实悖论
吴果中 西方新闻专业主义思想起源于美国。19世纪中后期，随着政党报纸解体和媒介商业化、煽情化，新闻专业主义兴起。至20世纪中期，由美国民主政体、实证科学原则和公民意愿的强烈催生，它从而发展成为诠释和评判新闻事业的主导话语，并于1947年以哈钦斯为首的出版自由委员会报告《一个自由和负责的报业》正式提倡媒介专业化：“我们建议将自己的职能视为从事专业化水平的公共服务。”由此，西方新闻专业主义成为成熟的话语实践，导演着新闻事业的一幕幕实践画像和争论图景。
一、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历史衍变
19世纪30年代，美国便士报产生并逐步发展，其中立、公正的理想追求，带来了以新闻为主、关注百姓生活的新闻理念。如《纽约太阳报》创办者本杰明·戴倡导“刊载每天所有新闻”的出版宗旨；《纽约先驱报》设计“提供一幅世界的正确图画”的经营理想；《纽约时报》的雷蒙德树立要使该报成为一张“刊载每天发生在世界各地所有新闻的报纸”的鸿鹄之志，以及1896年的继承者奥克斯更明确提出“刊登一切适宜刊登的新闻”的经营意图。这些均显示报人对新闻报道以及新闻关注公众生活的高度重视和对政党信息的有意偏离，表明新闻专业理念在传播者意识领域的初步萌芽，体现出新闻从业者理想追求和职业伦理的单纯维度。当然，由于报人的商人属性、报纸的企业本质以及办报的盈利动机，便士报的新闻专业主义追求以及形成的办报模式都被视为“广告自我”，新闻专业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办报者手中能赋予效益和价值的“广告”魔杖，增强了传播者的职业神圣和受众的青睐程度，为报纸发展路向奠定了社会基础。
就专业水平而言，美国便士报时期，报界缺乏集体作战的“组织”形式，“个人新闻业”以主要的发展样式而存在，其出版宗旨、经营方式、人员组合模式均难以成为一门正式职业并得到社会的认同。这一时期的专业理念和职业道德以及由此而来的传媒实践都给新闻专业主义套上了无形的镣铐，致使其步调踏不上“专业”的正常轨道。从而，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追求就是一种缺乏自觉的职业意识，或是一种偏离本来面目的行业利用。而自觉以新闻为职业，并运用专业理想和专业实践逐步完善新闻专业主义，那是19世纪末独立报刊时期才有的历史事实。
19世纪70年代，美国独立报刊兴盛而促使雇佣专职记者逐渐涌现，直至80—90年代，记者已成为一个社会职业，以尊重事实、精确新闻报道的实践，开启了新闻专业主义的理论雏形。独立报刊在美国新闻史上的独特地位，及其呈现出的“职业化报刊样式”和“新闻信息模式”，为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实践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摹本，也为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研究提供了一条清晰的致思路径。
美国独立报刊是一个复杂的新闻现象。一方面，新闻专业理念已成为他们的职业道德理想以及新闻报道、写作和编辑的行为准则。《纽约先驱报》贝内特公开宣称：舆论是最高目标，为此，“一个编辑必须总是与人民在一起”；《纽约世界报》的普利策声称该报“是真正民主的……站在人民一边而不依附于任何有钱有势者”；格利里更是努力使《纽约论坛报》成为社会的改革者，“致力于促进人民的利益，为人民的道德、社会和政治的健康良好而起到推动作用”。在意识形态深处，报刊经营者遵循新闻成为一门职
业所应具备的行业规则和专业理想，在新闻写作、新闻报道和编辑实践中也履行着这些规则的专业操作。与20世纪30年代的便士报相比，美国独立报刊在新闻主导地位的确立背后，加重了新闻的公共性、人民性以及新闻对普通大众的思想辐射力度和舆论扩张能量。可以说，这是新闻专业主义理论发展的进一步深化，并指导新闻业发展的大规模尝试，从而也就导致新闻专业主义的纵深衍变。
另一方面，美国独立报刊时期的新闻专业主义衍变是一个复杂、多方面因素的聚合效应。由于传播者的新闻专业素养、传播动机以及舆论的历史生态环境，这一时期的专业理念和职业道德以及传媒实践致使报纸经营和新闻传播在社会中成了一门正式且得到人们认同的职业。19世纪中期，注重事实的新闻采访开始出现，专业化水平从媒介经营、新闻报道等领域逐渐提高，报纸记者对新闻职业的认同逐渐成为自觉追求，并且内化为一种职业道德自律。正如《纽约论坛报》的瑞德所说:“我们的最大报纸都是严格按照新闻业是一个专业的观念来运行。”因此，美国独立报刊事实上就是职业化报刊。这样的概括和认识是对历史事实的合理解释。就在这种简短精确、客观公正的职业追求环境和培养新闻采访、报道、编辑、评论等专业技能的舆论语境中，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内化了新闻从业者的新闻技能和新闻素养，新闻专业主义渐趋完善。
然而，发展到报刊的大众化时代，新闻业成为一种广泛的“集体组织”样式，新闻专业主义自然也脱离不了复杂的社会关系。传媒所有者、广告商或者政府的参与而产生的外界压力，迫使媒介经营者和新闻报道者不断调整媒介生产模式或报道的内容选择。“正如美国传播学者詹姆斯·凯里所言，在经历了客观新闻与专业主义的高峰期后，美国主流新闻又大有回到党派新闻和鼓吹性新闻年代的迹象。”面对金钱和政治利益的强大诱惑，传播者会以煽情的传播手段（如黄色新闻）、商业化的管理模式（如广告管理）或附庸权力机构的传播理念（如“喉舌”论）指导新闻业的发展走向。为了迎合政府、广告商和传媒集团本身的政治经济利益，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新闻的客观性和独立性原则不断遭到侵蚀。首先，他们在追求传播者的新闻自由、传播内容的客观性和深度解释及调查性研究等方面，仍然秉持新闻专业主义的行业操守，从而使之更加规范和完备。然而，在这些追求背后，他们不免制造或平庸或虚假或富于强烈倾向性色彩的信息，以哗众取宠的煽情方式勾起受众的低级欲望和情感偏向，削弱了新闻专业主义对新闻社会监督功能和大众服务功能的本质性规定。因此，在日益尖锐的媒介批评面前，新闻专业主义常常陷入理想与现实的尴尬处境。
二、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现实悖论
理想与现实的悖论常常存在于一切形态中。西方新闻从业者在追求新闻专业主义的理想过程中，由于现实因素的规范与制约，常常陷入理想与现实的悖论，解构了西方所标榜的“自由”、“客观”、“公正”、“独立”的新闻专业主义神话。
新闻专业追求与现实表现的悖论。客观、公正、独立、真实地描述新闻现象真相以反映事实的本质，并以服务全体人民而不是某一利益集团为实践理念，最大限度地满足全体公众的信息需求和知情权利，这是新闻专业主义追求的核心内涵。但是，这种专业追求在现实表现中产生了困惑。早在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媒介研究学派埃尔德里奇教授就已明确指出，“客观”在实践中的意义是千变万化的，而新闻是一定文化的构建。新闻文化的影响，形成传播者不同的文化差异和舆论环境，致使他们常常自拟一种既定的新闻操作模式和解读方式，从而，新闻从业者对客观与主观、公正与片面、真实与谎言、独立与依赖等概念的把握和判别存在模糊的、不可确指的多样性，意识形态的理解困难自然产生了实践的现实差异。另一方面，政府、国家和媒体所有者对新闻话语权力的直接操控，加强了新闻客观性中主流社会价值体系的蕴含，使新闻的客观独立原则受到政府权力话语的挑战。如“9·11”事件之后“美国主流社会价值体系的右翼化，甚至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化，使北美主流新闻的客观独立原则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一现象已经成为北美新闻与政治民主之间关系话语的明显体现。
新闻价值要求与社会需求的悖论。从结构功能角度看，新闻对社会施以“中立的把关人”和“忠诚的看门狗”角色。在传播信息时，新闻专业主义要求按照“新闻价值”的中立标准进行取舍，凡符合新闻价值要求的信息，便责无旁贷地传播；反之，便铁面无私地舍弃。然而，“消费者对于他们想看的和想读的越来越挑剔”，而“主流媒体所做的仍然是把复杂多样的现实翻译成简单的、只有少数几种声音的符号世界”。于是，新闻价值要求与社会需求成为抵触的两个概念，致使媒介真实和客观真实之间产生较大的差距。正如格拉斯哥小组所论证的：媒体往往是为主流社会服务的，它往往反映的是一种精英意识。而实际情形表明，社会需求是大众化和多层次的。悖论由此而产生。
新闻职业道德与效益利润的悖论。新闻专业主义严格规范新闻职业道德，要求新闻从业者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须遵守职业的道德标准和团体组织的规范制约，以全体人民的利益为重。而新闻是“由新闻行业的商业运作、政府以及他们的媒体顾问操控的传播技术，以及公民的品位和娱乐习惯共同作用而形成的”，就增加受众和收视率而言，它们也是影响新闻机构社会效益和经济利润的主要维度。而且，媒体不同传播样式以及同种传播样式的激烈竞争，新闻从业者往往偏离新闻职业道德的制约，以迎合企业、政府及受众的特殊企求，尽力地传播政治信息，新闻报道内容和形式、媒介的运营模式和管理流程以财团利益及其对媒介利益的影响为思考出发点。
三、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本质属性
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向来宣称新闻与政府、政党的完全独立，政治上不偏不倚，宣称新闻记者在新闻报道时严格忠于事实，宣称国家资助的媒体不服务政府利益等美妙的“神话”。然而，真实的情形又如何呢？
2003年3月31日，正在巴格达采访伊拉克战争的美国广播公司（NBC）记者彼得·阿内特被公司解雇，其理由是仍留在巴格达的他在战时接受了伊拉克官方电视台的采访，并在节目中发表个人对于战争的看法。他说：“显而易见，美国的反战力量越来越大，布什总统在战争问题上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大”，“我们关于此间平民伤亡，关于伊拉克部队的抵抗的报道，都将反馈到国内，它对那些反战者质疑现行政策、论证自己的观点可以起到帮助作用”，“美国方面错误地估计了伊拉克部队的决心”。阿内特站在相对独立的立场，把自己在伊拉克境内的所见所闻和事实真相告诉受众，其言论正是新闻专业主义的要求体现。可是，尽管NBC竭力为阿内特辩护，在白宫的批评压力下，NBC不得不解雇阿内特。
2003年5月22日，英国广播公司（BBC）广播部《今天》栏目记者安德鲁·吉利根援引一名“匿名英国高级官员”提供的消息说，政府指示情报部门将伊拉克在45分钟之内部署并发射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句子加入到政府报告之中，以赢得国会和公众对发动伊拉克战争的支持。凯利被作为“匿名者”遭受政府的打击，于7月17日“自杀身亡”（赫
顿报告结论），这时，BBC才由当初的矢口否认转到公开承认：凯利是吉利根的消息来源。由此，在政府的指控和赫顿报告的双重压力下，BBC记者吉利根、董事会主席戴维斯、总裁戴克相继辞职。2004年2月1日，BBC董事会考虑集体辞职，后被劝阻。BBC 面临新闻专业主义合法性与共识危机，“凯利事件”，更确切地说，“BBC事件”显示出政府权力及其法律权威对新闻专业主义的杀伤性侵袭。
这就是西方所标榜的“新闻专业主义”，一个新闻从业者所尽力维护，而外界力量所竭力解构的专业门类，一个西方政府歪曲事实，不顾民主和人权、维护自身利益的美丽幌子。依托这个幌子，缺乏新闻职业道德和专业理念的个别人员进一步侵入新闻专业主义的机体，为西方新闻专业主义虚假的本质属性添加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999年3月，《纽约时报》曾发表过一篇被白宫称为“爆炸性新闻”的所谓“独家报道”。该文无中生有，对美国华裔科学家李文和进行了百般诬陷和恶意中伤。这篇报道不仅使李文和被解雇，遭到9个月的无辜监禁和可能被判死刑的迫害，而且还在美国煽起了一股反华风，给中美关系的正常发展造成很大伤害。本应对此负全部责任的《纽约时报》，后来只是很不情愿地发表了一则道歉声明，对“制假”记者未作任何处理。
2003年5月1日，27岁的《纽约时报》记者杰森·布莱尔在半年内发表的70多篇报道中有36篇是杜撰、剽窃、失实的，因而被迫辞职，成为《纽约时报》152年来的最大丑闻，致使执行总编豪威尔·莱尼斯与总编辑杰拉尔德·博伊德双双辞职。正如美国一些有识之士指出的那样，“布莱尔事件”只是美国新闻丑闻“冰山的一角”。
2005年5月9日，美国《新闻周刊》报道称：古巴关塔那摩美国海军基地的美国审讯人员曾把《古兰经》放进厕所，甚至将其冲入便池，以此作为对信教者的惩戒。此报道引发阿富汗等国穆斯林的抗议，经证实报道事件内容是不准确的，美国《新闻周刊》不得不就此道歉。尽管《新闻周刊》编辑惠特克声明，在报道未刊登时已派出记者让两位美国国防部官员过目，一位官员拒绝表态，另一位官员也没有驳斥亵渎事件的报道。然而，从本质上说，新闻工作者对真实报道的专业理念在许多因素的侵袭面前常常摇摆不定。
在《芝加哥每日论坛报》关于1948年总统竞选而出现“杜威击败杜鲁门”假报道之后的近60年，即2006年1月21日，不仅《纽约邮报》、《纽约每日新闻》等小报，而且《纽约报》、《华盛顿邮报》、《今日美国报》等大报，对美国西弗吉尼亚州萨戈煤矿矿难的报道，将13名矿工只有一人获救的事实报道为“12人仍活着，1人罹难”的新闻，从而受到美国受众的激烈批评。虚假报道的不断出现，再次证明美国媒体从业人员及美国媒体在专业领域未能过关。
可以说，美国主流大报代表主流社会的意识形态，在和平时代如此，在战争时期更是如此。伊拉克战争中美国政府和军方对媒体报道的严格限制、对萨达姆生死报道的虚假操作等，都显示出美国政府对新闻媒体舆论的左右，新闻专业主义的专业理念和职业精神严重缺失。
四、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形成悖论的三个因素
新闻专业主义不是真空中的绝对存在，新闻媒体是一定阶级的产物，都会受制于国家和集团利益，新闻从业者的道德伦理也将影响新闻专业主义的实现。
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悖论主要受三个因素影响。一个因素是政府。以美国为例，媒体报道是美国政治的生命线，政府与媒介的关系一直是社会政治生活的一个焦点，在非常情况下甚至能左右政局的发展。“美国政府多年来已经建立了一个包括美国新闻署在内的庞大新闻传播体系，而这个传播体系的核心是白宫的新闻局和总统新闻发言人办公室，主导行政当局日常新闻工作。”媒介影响政府、政府操纵媒介成为200多年美国历史上各界总统控制舆论的一贯政策。一方面，选举政治、上任后的政治运作、国会议员的政治活动都需要借助新闻媒体的报道建立起在民众中的民主形象；另一方面，在政府的支持下，新闻媒体能赢得发展的自由空间和宽松环境，也会乐此不疲地效劳政府，自愿接受政府通过新闻发言、信息封锁的影响和左右。由于新闻媒体与政府圈子纠缠在一起，西方新闻媒体漠视民众的意见，渐渐地失去了公民精神，既使民众无法得到准确的新闻资讯和参与他们处身的社会，也使政府官员无法听到民众的声音，从而堵塞了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沟通渠道。
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形成悖论的另一个因素是垄断资本集团。美国新闻业大多是私有的，商业巨头、金融寡头、媒体大亨等国家的权力利益集团操纵了新闻媒体，美国广播公司、全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老板能决定全国观众将看到什么，2000家左右的报纸每天从垄断集团支配的美联社和合众国际社得到他们所需要的大部分全国性新闻，期望顺当地从垄断集团获得媒介的经济收益。当今，美国新闻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来自商业和金融业的压力：40%的压力来自国内市场，37%的来自地方市场。新闻产业成为资本主义商业，成为垄断资本攫取高额利润的工具，在金融财团的利诱下，新闻专业主义举步维艰。
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形成悖论的第三个因素是新闻从业者的“失律”。“失律”的重要表现就是“自律”的缺失。一方面，商业和资产阶级新闻道德的核心是“利己主义”的，把一味追求利润看得高于对社会应尽的职责，因而，新闻规范和原则在“巨无霸”公司和政府的干扰面前以及一味迎合受众、赢得“卖点”，最终赢得效益和利润面前常被忽视，新闻职业道德和专业理念被“异化”为效益和利润，新闻“自律”条文失效，新闻从业者游离于自我约束和内化记者角色的体制之外，缺乏自主的独立人格。新闻传媒“失律”了，美国新闻媒体发生严重的信任危机。另一方面，被冠以“无冕之王”、手中握有“第四权力”的新闻从业者权力自我膨胀，肆无忌惮，“谁来监督媒介与媒介工作者”是美国新闻界一个没有完美答案的问题。
当政府、财团力量和社会需求超越于专业理念、新闻价值要求和新闻职业精神的整合力量时，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就会在权力利益的诱惑下，忽视新闻的专业要求，呈现出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本质特性。
（载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参考资料》33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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