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亲闻,存史淑世 ——纪念《世纪》杂志创刊20周年[五篇]

第一篇：亲历亲闻,存史淑世 ——纪念《世纪》杂志创刊20周年

亲历亲闻，存史淑世 ——纪念《世纪》杂志创刊20周年

今年7月，由中央文史研究馆、上海市文史研究馆主办的《世纪》杂志问世20周年，在文史类杂志中，不算短，也不算很长。但是，若论依托文史馆系统之文史人才，在存史淑世、雅俗共赏方面，在开拓口述历史方面，则戛戛独造，罕有其匹。笔者是《世纪》忠实读者，兹就管见所得，谈些体会。

详史之略

中国史书本来不缺细节，《史记》中就有许多传神的细节，如李斯对厕鼠、仓鼠之待遇悬殊之感叹，霸王别姬的复杂心理，均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史记》之后，这类佳作便越来越少。特别是近代以来不少史书强调宏大叙事，写得干巴无味。文史馆员中颇多重大历史事件参与者、见证人，他们的文章，或在他们提供资料基础上写出来的文章，富有许多生动的细节，既可以增强人们对历史的理解，也可以弥补那些高头讲章的不足。

比如，人民币上的“中国人民银行”6个隶书汉字是谁写的？一般史书并无记载。《中国人民银行书写者马文蔚》一文，介绍了山西人马文蔚写这些字的过程。毛主席纪念堂中“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永垂不朽”那17个大字是谁写的？侯德昌的文章《为毛主席纪念堂作书法》，自述如何从众多的应征者中脱颖而出。

再比如，老革命家与曾经帮助过他们的私人之间的友情，在正史中几无篇幅。《世纪》在这方面展示颇多。《陈毅仁义救恩师》文中，陈毅与其老师肖纯锦之间互相救援的故事，堪称这方面典范：1921年，陈毅被法国当局驱逐回国，受到在上海执教的肖纯锦的援助。第二年，陈毅入北京中法大学就读，恰巧肖纯锦在那里兼课，二人有了师生名分。七七事变后，国共合作，在粤赣边界领导游击队的陈毅，奉命到赣州，与江西省政府代表谈判，谈判代表就是时任江西省农林厅长的肖纯锦。谈判中，肖尽可能地予游击队以方便。日后，肖不止一次地给予陈毅领导的新四军以援助，包括将国民党军队将袭击陈毅部队的绝密情报密报给陈毅，使得陈毅部队得以安全转移。1953年，已是上海市长的陈毅，获悉肖纯锦在江西被作为反革命逮捕，急与江西联系，抢先一步将其救出，随后又将他安排到复旦大学任教。毛泽东知道这一故事以后，称赞陈毅果断救肖“应该，应该”。这些展现重大事件细节的史料，都是修史的珍贵资料。

补史之缺

由于种种原因，某些重要事件的某些环节，缺少资料记载。《世纪》许多作者的口述历史，恰好能够弥补一些缺憾。比如，周恩来在上海从事地下活动时，搬家究竟搬过哪些地方？现存资料不能满足研究的要求。周恩来堂侄周尔鎏的回忆，弥补了一些缺憾。1927年到1931年期间，周恩来父亲在周尔鎏家中（虹口四川北路44号）住过很长一段时间，为周恩来革命活动提供掩护和联络。顾顺章叛变以后，周恩来就在那里隐蔽居住，并让父亲秘密地去和有关同志通风报信。这一重要资料，在以往党史中没有提及。

罗卫国在《忆尼克松总统一行访沪》中披露，1972年，美国人参观黄浦公园时，公园事先经过清场，所有坐在那里谈恋爱的青年男女，都是事先安排的。此中实情，美国人也心知肚明。文章还披露，一次宴会上，由于疏忽大意，翻译将其中一道“油炸野鸡”的“野鸡”(pheasant)，漏掉一个“h”，成了“peasant”(农民)，这道菜变成“油炸农民”了。幸好事先发现，将英文菜单及时拿掉，才避免一场“外交事故”。

顾裕禄的《梵蒂冈承认伪满洲国实录》揭示梵蒂冈与伪满洲国的亲密关系，为人们认识梵蒂冈的政治态度提供了一份难得的资料。严寄洲的《八·一三逃难记》记述自家从虹口逃到浦东、再由浦东逃入租界的过程，具体而微，为展示战时上海平民逃难生涯提供了一个很有价值的个案。苏智良的《日军慰安妇制度揭秘》论述上海是慰安妇制度的发源地，对于揭露、研究日军慰安妇制度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纠史之偏

《世纪》许多文章，兼具亲历、亲见、亲闻与档案文献之长处，持论有据，颇能纠正以往史书的一些偏见。

说到旧上海三大亨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人们习惯于将其与烟、赌、娼、杀人越货联系在一起。《世纪》文章也展示鲜为人知、或少为道及的另一面，即他们也会将非法所得的不义之财，用于赈灾、救济、支援抗战等方面。刘雪芹的《上海滩“三大亨”的慈善行为》文中，黄金荣曾资助创办中法义务学校，杜月笙曾资助创办正始中学。1922年至1924年，城隍庙三次遭火，几乎全被焚毁，黄、杜、张等人发起重建城隍庙捐助活动，终在1927年建成，耗银9万元。其中，黄捐5万，杜、张各捐1万。1931年苏北大水，三大亨均有捐献，黄金荣将其寿礼所得5万多元悉数捐出。1946年苏北水灾，杜月笙组织赈灾，募得赈款20多亿法币。每到年关，黄公馆按例都要准备棉衣棉裤两千套，银角子二、三千元，救助穷人。唐国良的《杜月笙在家乡浦东》文显示，抗战时期，杜月笙把浦东同乡会会馆浦东大厦用作上海抗日救亡活动的主要场所。他曾筹集一批急需的军需物资，派人送往第三战区司令部，并带着自费购买的军用车辆及慰劳品，慰劳守军将士。上海沦陷后，杜月笙撤离上海，但指示其手下搜集情报、转运物资、协助军统惩恶除奸，并协助新四军建立数条地下交通线，为新四军安全运送了大量军用物资。

《历史的真言——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纪实》一书，将毛岸英的罹难，归罪于彭德怀拒不执行毛泽东要他转移司令部驻地的电令。抗美援朝期间跟随彭德怀工作的王亚志，认为这不符合实际，特撰《有关毛岸英牺牲的一则电报》一文予以澄清。文章以档案资料为依据，经过严密论证，指出那段时间志愿军司令部所收电报，完整无缺，根本没有所谓要求彭德怀转移司令部的内容。文章指出，即使毛泽东当时确有电令彭德怀转移驻地的电报，按照保密纪律，李银桥不可阅看，也不可能听到。当时毛泽东身边的机要秘书另有他人。这就廓清了因《历史的真言》而形成的历史迷雾。

1958年，斯诺的《复始之旅》出版，书中记述了他与宋庆龄、甘地和罗斯福等人的交住。宋庆龄阅读此书以后，非常恼火，认为斯诺在一些地方错误地引用了她的话，有些描述既不诚实也不友好，包括宋庆龄如何离家赴日本与孙中山结婚的细节、蒋介石曾向宋庆龄求婚的问题、孙中山是否希望举行基督教仪式的葬礼问题。对此，宋庆龄曾试图加以纠正，包括在斯诺夫妇拜访她的时候，当面向斯诺谴责这些错误，斯诺也承诺做出修改。但是，斯诺并未兑现诺言。《世纪》刊载《宋庆龄纠正斯诺臆想未果》一文，对这些问题一一澄清。

高层秘辛

在《世纪》作者群中，不少人有与上层领导密切接触的经历。他们的回忆，揭示了许多寻常百姓所不知道的高层秘辛。

人们知道“文革”时期高层政治生活不正常，但究竟不正常到何种程度？普通百姓不得而知。武健华的《江青夜闯西花厅“逼宫”》一文披露了一则个案：江青可以擅自召集周恩来、叶剑英等政治局委员到钓鱼台议事，可以毫无根据地诬指服务人员是想毒害她的“反革命”，可以事先未打任何招呼就直闯周恩来住地，逼迫周恩来等人将她的服务人员抓起来，有一次一直闹到凌晨一点多钟，让叶剑英等困乏不已。这事让毛泽东很生气，说是“我要是总理，就应该拿扁担把江青打出去！”如此离奇情节，不是亲见者披露，谁能相信！

曾任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周启才的回忆文章披露了起草周恩来、毛泽东讣告和悼词前后鲜为人知的历史。《周总理的讣告和悼词起草前后》文称，两人逝世一个多月以前，中央已经准备好讣告和悼词草稿。周去世后，政治局在讨论讣告和悼词时，江青以所谓“路线问题”对周进行攻击和诬蔑；张春桥想压低对周的评价，但会上不敢说，而是在会后想通过执笔秘书做手脚，结果遭到抵制。《毛主席的讣告和悼词形成前后》文称，毛泽东悼词中的“三要三不要”，即“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是汪东兴提议、经政治局集体同意后加进去的。

世情百态

《世纪》刊载了许多名人自述，述及许多名人趣事，也述及许多非常时期的百姓生活，从中可见名人之个性风采和世情百态。

在周谷城讲授、周训芳整理的《教学、科研与反帝爱国》一文中，周谷城自述，在中学时代，不喜欢图画课，每次交作业，就请别的同学代画一张充数，下一次还是交这张。国文课，写作文，他将以往记下来的那些不认识的字，都写进去，害得老师批改他的作文要查字典，并感觉“啊呀，周某某古文不错”。

一次，毛泽东在上海召集学者、专家开会。周谷城到得最晚，会场已经坐满。他远远地向毛泽东敬礼之后，即坐在进门靠墙的位置上。毛泽东见后，向他招手，嘱其移近一点，周移近了几步，择一空座坐下。但毛还在招手。周不得不越过一排排座位，挤到毛身边坐下。这种细节，将毛对周的亲近、周对毛的拘谨，显示无遗。

李永晖的《田家英在四川大丰》中讲道，田家英1959年回四川老家搞社会调查。一个生产队长说粮仓里有3万斤粮食，田要他打开看看，果然出现一座粮山。田家英拿起一根竹竿从上到下使劲一戳，只见“粮山”哗哗下沉，原来稻谷下面是厚厚的稻草。

王怡白的《走进中南海的武术大师》，述顾留馨在京城的经历：

有一次，顾老被邀去怀仁堂看戏。他进场时，发现许多部长都站着，前排的位置空着。还没有人坐，他就选了二排中央的位置坐下。将开场时，进来一位满头霜发的老人，他走到顾留馨前排的位置，迎面主动向顾点头致意。顾连忙站起来，才认出是国家主席刘少奇同志。后来顾才知道，他坐的位置原先是刘主席坐的。事后，顾老曾打趣地说：“我在中南海，犹如刘姥姥进大观园，全不懂得规矩。”

口述历史大有可为

《世纪》刊载的文章，主要分两类，一类是雅俗共赏的文史研究成果，一类是关于重要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的口述。前者有助于普及历史知识，可以资政、育人、淑世，毋庸赘述。关于后者，即口述历史，是《世纪》有别于一般历史学刊物的地方。

按照学术界比较通行的说法，口述历史指的是由准备完善的访谈者，以笔录、录音或录影的方式，收集、整理的口传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观点。通过访谈、口述搜集历史资料，在中国和西方均古已有之。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历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是从1940年代开始的，至今已成为历史学工作者获取资料的最为重要的途径之一，与文献资料、实物资料鼎足而三。

人类对历史的记录，在语言出现以前，只能是物传，从遗物看历史。语言发明以后，增加了言传。文字发明以后，增加了文传。录音、录影技术发明以后，又增加了音传、像传。由物传－言传－文传－音传－像传，人类记载历史的手段不断演进。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历史，是在录音器具发明以后，综合运用物传、文传、音传与像传手段记述历史的方法。就复原历史功能而言，千言万语的文字记录，有时也抵不上简单的一刻钟录音，短短的一小段录像。因此，口述史的出现，由记文到录音、摄像，是历史学领域的一大飞跃。

从历史记录的广度而言，口述史提供了相当广阔的空间。人类活动无比繁富，即使再详细的文献、档案，也只能记录下其中极为微小的一部分。以往的档案、文献，比较偏重于记录统治阶层、社会精英的活动，偏重于政治方面的活动，对普通民众的生活则记录较少。口述史可以在这方面弥补传统档案、文献的不足。

口述史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访谈人与受访人的双向进展。受访人有丰富的经历，有许多值得挖掘的资料，但他不一定具有历史意识。在其讲述的时候，可能受记忆、情绪、环境的影响，存在张冠李戴、前后倒置，以及主观片面、情绪化等问题。在此情况下，访问人可以凭借其学术素养，通过提问、讨论、串联、整理，使访谈按照既定的路向前进，使访谈资料得到补充和完善。因此，口述历史的成果，是受访人与访问人创造性劳动的结果，是访谈双方智慧的结晶。

口述历史与回忆录之类的自传作品主要区别也在这里。回忆录是自说自话，口述史是主客对话。回忆录的内容选择是单向的，口述史的内容选择则是双向的。写回忆录固然也不能天马行空，但那种限制主要来自文章的形式逻辑，比如不能自我矛盾、时间倒置，但写什么不写什么完全自出机杼。口述史则不一样。在访问人的作用下，受访人可以循着访问人的思路前行。

口述史资料与文献资料相比，一个活，一个死。文献资料不能再生，口述历史则有源头活水。一个是“读”历史，一个是“听”历史、挖历史。读者与文献的关系，只能是读与被读的单向关系，文献不会说话。口述资料不同，不光受访对象有声音，可以与同一对象反复对话，而且还可以就同一主题与不同对象重复对话，反复验证，不断地去伪存真，去芜存菁，其结果，可以使得研究结论越来越接近历史的真实。

《世纪》的诸多文章，详史之略、补史之缺、纠史之偏，在口述史方面进行了可贵的开拓，有助于珍贵历史资料的积累，有助于减少文献记录之遗漏与讹谬。《世纪》20年，成效显著，厥功甚伟，可敬可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