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以发展金融服务外包为战略突破口, 推进上海现代服务业步上新的台阶
以发展金融服务外包为战略突破口，推进上海现代服务业步上新的台阶
近年来，上海的现代服务业虽然在金融、文化服务、现代物流与船运、信息服务、商贸、会展旅游、中介咨询等各个领域都有了常速和稳步的发展，但尚没有一个新兴业态在环太平洋地区形成一枝独秀、让世人瞩目。究其原因，就是政府上下难以形成合力，突破现有的体制机制与思维限制，重点专注和支持某一新兴业态的发展。要想上海的现代服务业步上一个新的台阶，就需要政府在发展规划中突出上海的战略功能定位，把握全球产业发展脉博，整固地缘与资源优势，主动将自身纳入国内外产业竞争格局，甄别“继续支持”和“重点专注”的产业领域，并以某一新兴业态的发展作为引领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战略突破口。
一、服务外包是发展现代服务业的最佳方向
现代服务业是依托于信息技术和现代管理理念而发展起来的、知识和技术相对密集的产业，而服务外包是发展现代服务业的最佳方向。服务外包不论是其业务和知识技能结构的涵盖范围，还是产值规模，都远远大于其它任何服务行业。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方向是发展现代服务业，而服务外包将成为支撑现代服务业发展的脊梁，它对外可以从美欧日等地区承接超过数百亿美元的离岸外包业务，对内可培育数倍于制造业的国内服务外包需求，产生数万亿元的庞大产值。
（一）关于服务外包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带有战略意义的转变。以美国、欧洲为主的西方发达国家，在60－70年代开始进行的制造业转移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离岸外移（Offshoring）和离岸外包（Outsourcing）为主要形式的现代服务业的转移（统称BPO，商务流程外包或服务外包Business Process Outsourcing），为具备条件的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发展现代服务业的战略机遇。服务外包是当代国际分工深化、国际产业转移的一个重要趋势，也是当代国际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特点。
何为服务外包？即通常所说的BPO。
从BPO概念的范畴上讲，可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BPO是指企业将其运营活动的一个或几个环节交给其他企业去做，不论这些运营环节是什么内容；而狭义上的BPO即ITES，仅指将企业运营中的商务环节外包，一般不包括ITO部分。
从BPO产业的层次上讲，可以将BPO分为：ITO（IT外包:IT Outsourcing）、ITES（即狭义上的BPO，也称为IT因成服务，或基于IT的服务外包：IT Enabled Service)、BTO（业务转型外包：Business Transformation Outsourcing）与KPO（价值链高端的高知识含量业务外包：Knowledge Process Outsourcing）。
ITO：商业外包活动集中在信息技术服务领域，指企业将自身的IT相关业务外包给专业IT公司来处理，称为信息技术外包（Information Technology Outsourcing），简称ITO。
ITO主要包括两种类型： 软件开发 IT 服务
ITES：随着网络技术、高速数据网络方面的进展，以及带宽能力的增加，业务外包的范围逐步扩大，企业甚至可以卸下整个业务职能，交给外包公司来做，由于这些业务的外包必须借助IT技术来完成，所以这种新的外包被称为ITES（IT Enabled Service——即狭义上的BPO，也称为IT因成服务，或基于IT的服务外包）。
ITES的类型主要包括：
客户服务（语音和非语音）
呼叫中心（呼入、呼出） 电话营销 顾客调查 Email服务
人力资源与工资会计
人员招聘 教育与培训
工资会计/人力资源管理
财务、会计、簿记（book-keeping）
税务咨询 风险管理
财务分析与报告
收支（Controlling/collections） 订单处理
内容开发（content development）
动画 文档管理 地理信息系统
采购、物流
BTO：全称为业务转型外包（Business Transformation Outsourcing），它是指企业与合作伙伴联手，对企业的经营范围、市场定位、产品与服务类型等进行重新定义，进行企业业务的转型，实际企业的飞跃式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企业与承接业务的服务提供者不是简单的“供应商——客户”关系，而是一种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供应商不仅只是承接客户外包的业务，还与客户相互共享资金、市场、信息等资源。
由于开展BTO外包的企业多属于大型跨国企业，而且这些企业在转型过程中可能会将原有大部分甚至全部业务外包出来，因此与传统的外包相比，BTO的规模要大得多，可达到传统BPO规模的三倍以上（来源：EDS.com）。
KPO：（Knowledge Process Outsourcing）是指位于企业业务流程价值链高端的、高知识含量的外包业务。KPO与ITES之间的差异在于，ITES业务仅仅是照章办事，而KPO业务则可以创造价值。KPO对供应商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的要求要远远高于ITES业务，而且这些人员还要具有一定的专业分析和判断能力，并能够进行一定程度的决策。
位于价值链高端的KPO业务领域主要包括： 知识产权研究
股票、金融和保险研究
数据的检索、分析、管理与挖掘 人力资源管理和信息服务 企业和市场研究 工程和设计服务
网页设计、动画和模拟服务 律师助理业务服务 医疗服务
远程教育和出版 药物和生物技术 研究与开发
网络管理和决策辅助系统
从BPO的业务转移方式上讲，可以将BPO分为两大类：外包（outsourcing）与外移（offshoring）。前者指企业将本身的营运环节转包给第三方（BPO供应商）来完成；后者是企业将自身营运中的某些环节、某些部门转移到低成本地区，这些转移的环节或部门仍属于本企业。
（二）国际BPO市场与发展现状
市场规模：在全球服务贸易拥有的26000亿美元（2004年，世界贸发组织）份额中，商务流程外包（BPO）占有4056亿美元（2003年，IDC），2008年将达到6828亿美元（IDC）。而其中金融BPO业务为400亿美元，金融机构的离岸外移业务为1440亿美元，2010年达到2610亿美元（2005年，德勤）。未来5年全球金融服务外包市场将以30%至40%的速度递增。
市场分布：在2004年全球BPO业务（4600亿美元）主要市场分布中，美国占60%、欧洲占22%、亚太地区（日本为主）占15%、其他地区占10%。
发展趋势：目前，印度、爱尔兰已走在了世界金融服务外包的前 列，中国、菲律宾、俄罗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正急起直追。印度是发展BPO和离岸外移最成功的国家，也是离岸外包的最大承接国。上世纪90年代末，印度金融BPO获得迅速发展，年均增长率高达56%左右，2005年总营业额达280亿美元，直接从业人员25万人，预计2010年将超过600亿美元，从事BPO产业的直接就业人数超过100万人（NASSCOM）。印度以ITO（信息技术外包）为开端的规模庞大BPO产业已使印度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世界办公室”，而且由于其现代服务业的比较优势为全球资本市场看好，成为与中国齐名、甚至因其发展的可持续性和与西方体制的接轨性，在不远的将来很有可能从速度和规模上超越中国（源于商业周刊、时代周刊、纽约时报等）。
（三）中国.上海的机遇
目前，中国已连续三年在全球BPO认可度上仅次于印度位居第二（科尔尼公司），中国的机会已经来临。中国拥有强大的制造业、庞大的BPO市场，相对完善的交通、通信基础设施和充裕优质的人力资本，完全可能发挥后发优势，逐步成为国际BPO产业的龙头。BPO产业是中国在新一轮发展中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途径。为了抓住这次战略机遇，大力发展BPO产业，2005年国家商务部提出和启动了发展BPO产业的“千百十计划”，服务外包已成为国家商务部重点推进的、引导中国由“世界工厂”向“世界办公室”转变的、发展现代服务业的重要推手。发展服务外包也已日渐成为各地方政府调整产业结构、争夺政策与产业资源、吸纳高端人才并增加就业、拉动地方经济增长的重要杠杆和规划重点。大连、苏州已成为 中国目前发展最快速的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截止2008年8月，中国的服务外包仅2400家左右，从业人口不足40万人，发展潜力巨大。
其实，中国培育“世界服务业外包中心”，上海具有更大的优势。抓住国际服务业转移的战略机遇，促使国际BPO产业在上海快速发展，对于上海和中国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上海是国内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也是最具国际性、开放度最高的国际金融中心，依托长江三角洲这一中国最具增长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经济区域，有条件建设成中国BPO产业的高地。
确定BPO产业作为上海现代服务业新一轮发展的战略重点，并以发展金融BPO作为战略突破口，将使上海的现代服务业获得超常规发展；在进一步巩固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的同时，推动上海紧密而有机地融入全球现代服务业产业体系；并将带动国内其他地区合力构筑中国在全球BPO市场的龙头地位，成为引导中国从“世界蓝领”逐步向“世界白领”转变的切入点和开端。
二、金融BPO是上海发展现代服务业的战略突破口
金融BPO，即金融服务外包，是指“受监管实体持续地利用外包服务商（集团内的附属实体或集团以外的实体）来完成以前由自身承担的业务活动”，即银行、保险、证券、期货等金融机构，把IT服务、后台服务和业务流程等非核心业务甚至部分核心业务，以合同形式发包给专业的服务提供商，以提高核心业务的竞争力，降低企业成本，分散经营风险。金融BPO已经成为欧美等发达国家金融企业提高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经营策略。从金融服务外包的发展历程来看，金融服务 外包起步于金融ITO，成长壮大于金融BPO，并向金融BTO和KPO方向发展。
当前，国际金融服务外包呈现出金融BPO业务量持续迅猛增长、在海外选择第三方服务和自建外包中心并重、商业操作与IT混合外包、外包运作模式不断创新、细分市场趋向窄范围高深度、核心业务外包比重在逐年增加等发展趋势，但离岸外包市场正待整合。离岸外移外包已经被认为是金融服务业的全球运作模式的核心组成部分，它为中国特别是上海提供高速度、大幅度发展金融服务业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
（一）上海已经具备发展金融BPO的战略条件
1.中国市场已成为国际金融BPO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近年来，在全球金融服务外包市场体系中，中国正越来越受到世人的瞩目，并认为有机会成为继印度之后的全球第二大金融服务外包中心。据商务部统计，截止2008年8月，中国的服务外包企业数为2300余家，从业人员近40万人。“到2015年，中国和印度将可能成为全球金融服务外包业的中心，其在远东市场的地位得到巩固。”毕博管理咨询公司董事总经理彼得·郝勒维茨表示。因为中、印两国拥有大量受过良好培训的外包业务人才,具有劳动力成本优势, 能提供满足需求的产品和服务, 更重要的是, 跨国金融机构从其全球化的长远发展战略考虑, 已经把中国和印度市场作为其战略部署的一部分。
2.“聚集金融”作为国家战略正在上海推进实施 金融业已然成为引领二十一世纪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上海正处于加快推进“四个率 先”和建设“四个中心”的征程中。“四个中心”建设，核心是金融中心，这也就导致了“聚集金融”决策正成为上海现代服务业新一轮发展规划的战略引领，并决定了已得到政府决策层重点垂注的金融业及其衍生的新兴业态将成为上海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排头兵。金融BPO必将为上海做大金融规模、做强金融机构、做全金融功能、聚集金融人才、发展金融服务业提供强大助力。
3.金融信息服务产业基础领先全国一线城市 金融信息服务产业是将先进信息技术与传统金融业务（包括银行类和非银行类如保险、证券、期货等）不断有机融合，以金融数据的集中处理为核心内容，以技术密集、资金密集和劳动密集为基本特征，通过相关服务流程，创新并拓展金融服务品种、提升并突破金融服务水平的一大新兴产业。其基本内容主要包括：数据处理和灾难备份，资金清算与运营管理，（现金与票据）远程支付与结算，银行卡的发卡和收单服务，网上银行和电子货币的支付与结算，电销与呼叫服务，客户档案征信与管理，金融信息产品如金融软件与金融机具等的研发生产和标准检测，金融资讯服务，等等。
可以说，金融信息服务产业是在后工业化阶段产生的，是为适应现代人和现代城市发展的需求、依托电子信息高技术和现代管理理念而新兴发展或拓展延伸的现代服务业的高端，是金融中心建设和金融业发展不可或缺的辅助产业。其主要发展形式与发展方向是依托先进的互联网体系,通过服务外包方式，服务于金融机构并推进金融业发展。金融信息服务产业在上海的优先发展并领先于全国一线城市，将 为金融BPO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和技术与人才支撑。
4.上海金融业发展布局日趋合理 依托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国家战略的推进实施，近年来在上海浦东逐渐形成了以陆家嘴金融CBD为金融前台、金融信息服务产业基地为金融后台，前后台联动发展的、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两大功能性布局。
目前，作为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主战场的上海浦东，集聚了全上海各类金融机构的三分之二，2007年金融业增加值在浦东新区GDP中占比达到六分之一；金融信息服务产业基地，经过五年的建设与发展，初步形成了以金融中后台外移为业务重点和依托、以金融业务流程外包（以下简称“金融BPO”）为产业发展方向和主要成长极、与陆家嘴金融CBD联动发展的金融信息服务产业链，产业聚集效应已初步形成，并初具形态规模。陆家嘴金融CBD与金融信息服务产业基地正成为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两大功能性支柱。
5.国内产业市场的对接条件基本具备 眼下，国内金融机构为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更有效分配管理资源，将非核心业务外包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预计到2010年，中国在岸金融业务流程外包市场将高达500亿美元，离岸金融业务流程外包也将超过50亿美元（博思资讯）。我国某些中小型商业银行业务流程已实行部分外包。现在对中国的服务供应商而言，外资银行法人化以及业务规划将带来两个关键商机，一是企业首先成为这家领先银行的合作伙伴，获取在银行领域的合作经验;再者外资银行将直接引入供应商的外包服务，扩张自身的客户服务力量。同时，中国的法制、政策与服务环境日趋完善，而上海在合格人才供应、规范化管理方面更是优于国内同类竞争性城市，推进发展金融BPO的软硬件条件基本成熟。
（二）从规划和政策源头上扶持金融BPO优先发展
上海的服务外包发展要走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前列，政府的工作重点应在参照国际上产业发展路径并结合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战略定位和国内产业发展现状的基础上，专注于发展定位、规划布局、发展思路和政策与服务等方面。俞正声书记在市委2008重要调研课题部署和市府“关于深化、完善上海产业发展政策重要调研课题”工作会议上提出了“五个不”，即：不背历史包袱，不受习惯思维影响，不怕有风险，不受现有知识约束，不为地域观念左右，为上海今后产业发展规划及其发展指明了方向。
1.在发展定位上，上海服务外包的发展应与“四个中心”建设、尤其是金融中心作为“四个中心”核心的战略定位相匹配。除继续支持软件、文化创意等新兴业态外，金融服务外包更是需大力支持和重点发展的主要方向。同时，要结合上海商务运营成本相对偏高的实际，树立长三角乃至全国一盘棋的大局观，专注于服务外包的中高端领域，着力把上海打造成辐射长三角和全中国的接发包和转发包中心。
2.在规划与布局上，首先，要厘清“服务外包”广义和狭义的概念。商贸、会展、物流是广义上的服务外包，狭义上的服务外包是指基于IT技术的、关于信息技术服务、业务流程和业务研发等的委外服务，主要集中在金融信息服务领域。其次，要认清软件外包和业 务流程外包的关联性和规模上的巨大落差。可以说，前些年乃至目前，中国的软件外包发展迅速，但同时也误导了政府，以至一谈服务外包就是IT。其实，IT技术与服务的外包只是业务流程外包的起点和一部分，是业务流程外包的技术支持与基础，二者的产值规模与服务期限不可同日而语：至少目前国际上鲜有数千万美元的软件外包大单，而金融业务流程外包大单可以超过数亿美元，期限可长达10年之久。再次，依托现有的功能布局，聚焦浦东金融信息服务产业基地，发展产业集群，重点突破并形成示范。所以，要做大上海的服务外包市场规模，就要结合金融中心建设的战略定位，以发展金融服务外包为方向和主导，并在产业集群和业务创新点上取得关键性突破。
3.在发展思路上，首先要处理好发展离岸业务与在岸业务的关系，既要大力拓展国际市场，发展离岸业务，同时，更要鼓励和支持在岸业务的发展，以提高国内企业尤其是金融机构的核心竞争力。其次，要平衡好引进与孵化的关系，引进与孵化作为发展服务外包的两翼要并行发展。既要引进国际知名外移外包企业，在学习与熟悉国际业务外包运营模式的同时扩大中国外移外包市场份额，更要着力发掘本土业务创新点加以孵化和培育、鼓励本土企业以联合并购的方式发展和壮大，提高民族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4.在政策与服务方面，主要是围绕上述服务外包的发展定位、规划布局、发展思路从财税政策上进行倾斜和引导，继续支持商贸、会展、物流、文化创意和软件业务的发展，更要在发展金融服务外包领域重点突破，与金融中心作为建设“四个中心”核心的定位相统一。同时，以前臵服务和全程服务、体贴入微的方式真正做到“企业所需，服务所在”。
三、上海金融服务外包发展中遇到的问题
目前，上海浦东虽然拥有金融机构前后台聚集、金融软件外包和环境建设走在全国前列的比较优势，但金融BPO发展仍存在产业化、市场化、专业化和国际化等方面的不足和产业配套不完善等问题，同时既要从印度等国争取更多的国际市场份额、还面临着主要来自京津、广深、苏锡常、成渝等地区的白热化竞争。产业发展与配套方面遇到的问题主要表现为：
（一）产业发展方面： 1.市场准入限制
目前产业发展的市场准入方面存在：如①“金融服务外包”未进入工商行业目录，工商登记时相关字样无法在企业名称和经营范围中体现；②外商投资类企业存在电信与网络增值服务运营许可限制；③“两头在外”（100%外商投资从事离岸外包）企业审批时间过长等障碍，从而影响企业品牌的建立和离岸外包的快速发展。
2.金融后台外移项目法人化存在体制障碍
目前金融后台业务外移已成趋势，但外包尚未为业界所普遍接受。①由于我国金融业尚处于分业经营阶段，商业银行法等金融法规不允许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机构投资于非金融企业，因此使得金融机构后台服务部门独立于金融机构获得法人地位存在困难。②由于业务安全性和客户信息保密的限制，金融机构普遍缺乏动力将后台服 务部门独立并法人化。③同时，金融监管部门对金融服务外包没有制定相关监管政策且对外包企业缺乏相关认定标准，这也使得金融机构对后台服务部门法人化将受到质疑，从而影响在岸外包市场规模的扩大。当然，金融机构自身在业务流程规范和流程再造与优化方面的问题，也是影响其业务流程外包的重要方面。
3.法律体系的不完善影响金融BPO业务向欧美市场拓展 相同的文化背景和可对接的法律体系是业务发包方在对接包方进行评估时考虑的最重要因素之一，而国际上金融服务外包业务的发包主要来自美欧日。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目前的文化与法律环境无法一时与其形成对接，尤其是知识产权保护法律的不完善更是让中国在国际金融服务外包业务转移目的地的评估中失分。
4.商务运营成本偏高
金融机构业务流程外包的最主要动因就是降低运营成本。而上海相较于国内其他地区，商务成本明显偏高，主要体现在物业购臵与租赁、电力与网络资源、人才培训和交通等运营费用偏高且缺乏针对性财税扶持政策等方面。
5.人力资源供应犹显不足
金融服务外包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劳动密集，上海对发展金融服务外包的定位是中高端业务和接发包总部。目前上海存在①通晓金融服务外包国际惯例与运营规则的中高端业务人才与复合型商务人才明显不足、②对人才的培训成本高且补贴机制不完善、③对高端归国人员和国外高端人才的引进政策缺乏吸引力等方面问题。6.接发包过程中缺乏专业性服务
目前国内金融服务外包企业普遍规模较小，缺乏承接国际金融服务外包的经验；同时，还没有完全形成市场化、专业化的发展模式，接发包过程缺少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的参与，因此，除不能有效地提升整个产业的资源整合力度外，也使得国内金融服务外包企业在参与国际竞争中明显处于劣势。
（二）产业配套方面：
7.土地政策与规划性质的限制影响产业进一步聚集
产业集群是金融服务外包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上海市金融信息服务产业基地正是产业集群的主要目的地之一。但目前工业用地的取得程序与商业用地相同，导致土地价格趋高，从而造成目标客户流失；同时，金融信息服务产业基地土地规划性质绝大部分为工业用地，又使得新设金融性机构无法在基地完成工商注册。这些都影响金融机构与服务外包企业进一步向基地聚集和发展。
8.针对性政策的缺失导致企业在享受政策时无法对号入座 一定的财税支持政策是降低企业商务成本的主要途径之一，而目前政府出台的优惠政策主要针对高新技术企业和金融机构，金融服务外包企业针对性政策的缺失使得这些企业在欲享受财税优惠政策时左奔右突，无法对号入座。
9.本土企业发展缺乏针对性的投融资平台
金融BPO的发展一定要走引进外资和扶持本土企业发展相结合 的路径。我国的金融服务外包企业相对印度等国，规模较小，实力不强，投融资问题一直是困扰着其发展壮大。一方面，金融服务外包企业在承接外包业务时需要大量资金支持，尤其是前期的业务操作所需费用将由企业自己完全承担，整个业务外包过程结束以后才会收到发包方的资金，这对于我国正处于起步阶段的外包企业压力很大；另一方面，金融服务外包企业按照银行贷款条件基本上无法获得银行贷款，财政支持也不能解决其大量的资金需求，风险投资和民间资本在企业未形成规模前不会轻易投资。目前，国内绝大部分中小金融服务外包企业普遍缺乏投融资渠道。
10.专业服务平台与安保体系的建设尚需完善
专业性的服务平台和完善的安保体系是金融后台外移和业务流程外包的必要条件，而这又正是地方政府必须提供的服务之一。目前上海金融服务外包的专业服务平台与安保体系建设尚需进一步完善。
四、发展金融服务外包的政策建议
聚焦上海市金融信息服务产业基地，把“聚焦张江”和“聚焦金融”的相关优惠政策双重覆盖基地，对基地实现“双聚焦”，并结合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的优势，在基地设立先行先试的政策实验区，建立与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相适应的特区政策小环境。加大对基地的聚焦力度，支持基地专业化、产业化、市场化、国际化的定位和金融服务外包中高端业务的发展；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外移外包项目向基地集中，以引进离岸外移外包和孵化本土企业相结合的方式快速做 大金融服务外包业务承接平台。在现有金融后台项目集聚和产业聚群的基础上，继续发挥基地在业界的引领和示范效应，形成上海服务外包的特色和亮点，最终把上海发展成为亚太地区金融服务外包业务的接发包和转发包中心。具体为：
（一）聚焦金融信息服务产业基地，以政策聚焦、资源集中等多种方式打造产业基地服务外包品牌。
1.政策聚焦：将“聚焦张江”和“聚焦金融”的优惠政策延伸并双重覆盖至基地。同时，在基地设立先行先试的政策实验区，允许基地入驻企业在工商注册、电信增值服务、土地取得方式等方面有所突破。
2.资源聚集：加大政府投入，以补贴等方式支持基地进一步建设与完善公共服务平台、安保体系等产业配套设施和交通、住宅等生活配套设施，降低基地入驻企业在物业购臵和租赁、电力和网络资源使用、人力资源培训等方面成本。
3.企业集群：由市或新区政府牵头，以定期举办上海国际金融服务外包研讨会等方式营造基地品牌，引导专业性公共服务平台、离岸和在岸外移外包企业向基地集群。
4.政府确保金融机构中后台外移和金融服务外包项目所需用地指标和土地供应；相应项目用地经市府审核批准后可通过协议出让方式取得。
5.以政府或国资为投资主体，建设诸如金融IDC（Internet Data Center）共享平台、呼叫服务共享平台和灾备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等，为金融数据大集中提供信息安全保障，为服务外包发展提供基础性信息与技术服务。这些平台将进一步完善上海金融信息安全的基础功能性架构，构筑上海金融信息安全防线，丰富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同时，直接切入金融服务外包业务并带动金融服务外包（BPO）产业的发展。
（二）扩大市场准入，规范和支持金融BPO的发展
1.鼓励金融服务外包企业的设立和发展，对从事金融服务外包业务的各类投资主体在注册登记和市场准入上公平对待并给予支持和便利。金融服务外包企业在名称和经营范围内允许出现“金融服务外包业务”字样。对涉及电信与网络增值服务的外商投资企业，允许在基地内先行先试。
2.对外商100%投资、从事离岸外移外包业务的企业直接采取登记备案或放宽审批权限。
3.由市府相关职能部门牵头，协调和联系银行、证券、保险三个监管机构，设立金融BPO行业协会，制订行业标准和企业认证标准，建立外包企业资信数据库和资信评级制度。鼓励金融BPO企业参加ISO/CMMI国际认证，提高自身业务能力和管理水平；规范和简化监管流程，推动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健康规范发展。
4.在引进离岸外包的同时支持国内金融服务外包企业拓展国际市场。外管部门在服务外包的跨境业务购汇付汇、企业境外投资、网上办理核销等方面给予支持。对开拓国际市场业务的企业在办理出口信用保险、设立境外分公司、收购海外企业和海外市场推介等方面政 府给予资金补贴。
（三）对从事金融服务外包业务的企业，其相关外包业务实现的营业收入、增加值、利润总额形成上海地方财力部分实现减免；对进口自用设备免除进口关税和增值税；对其研发经费和房屋租金进行补贴。
（四）为金融BPO企业提供人才保障
1.支持本市金融服务外包企业引进境内外高级技术和管理人才。对境内外高端专业人才创业给予一次性补贴；同时，对引进人才的户籍管理、出入境等方面实行一系列优惠政策，以留住国内人才，吸引海归和国外优秀人才。
2.对金融服务外包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和业务与技术骨干，工 资薪金和劳务所得形成上海市地方财力部份在一定时间内给予补贴；对上述人员个人所得中来源于其所在企业的股权、期权、知识产权成果所得形成上海地方财力部分一定期间内给予补贴。
（五）完善融资服务体系
1.设立由政府引导、多元化投资主体参与的“金融BPO创业孵化基金”，为有潜力的BPO企业、“种子”公司和专业人才提供启动资金、办公设施、人员培训等优惠措施使其在短时间成长并进入高速发展期。
2.设立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由政府引导资金、国内社会资本和海内外风险投资机构共同参与的金融BPO产业发展基金，重点支持国内外主要BPO企业与主要BPO用户的合资与联盟、主要BPO企业的 引进与并购。
3.建立和健全风险退出机制，拓宽金融BPO行业在资本市场的投融资渠道。加强与国内外资本市场的联系与合作，建立BPO企业海内外上市的优先通道。
4.对新引进的重点投资金融服务外包企业的风险投资公司，自首笔业务开展之日年度起，其投资金融BPO企业的业务收入和利润所得形成上海地方财力部分给予补贴。
（六）建立和完善公共服务平台
建立和完善第三方服务平台，为金融BPO企业提供人才服务、政策咨询、知识产权保护、项目接发包、投融资等专业化和社会化服务，政府对服务平台建设和营运费用给予资金支持或补贴。
（七）鼓励金融机构外移外包业务法人化市场化
在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监管部门的支持和规范下，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优化业务流程并进行流程再造，集中精力发展核心业务，将非核心业务外移外包；其外移业务项目转变为法人关联公司，IT服务和非核心业务流程等外包给服务提供商，并鼓励金融服务外包第三方服务的市场化发展，以帮助金融机构降低成本、提高核心竞争力，同时，扩大金融BPO在岸业务市场规模。
上海市银行卡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 二OO八年九月十六日
在外界长达几个月的猜测后，身家亿万的金融家和慈善家索罗斯（George Soros）在香港设立的对冲基金公司终于在今天正式开业。
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Soros Fund Management LLC）发言人证实了这一消息，但拒绝透露进一步的细节。虽然索罗斯仍是公司的董事会主席，这一管理约270亿美元资产的基金公司已不再受他的积极管理。
鉴于索罗斯过去在货币投机方面的成功，他来到亚洲注定会引起轩然大波，尤其是正值各国政府正对美国第二轮量化宽松和低利率必定会推高本地货币和资产价格忧心忡忡之时。
近20年前，索罗斯赌定英国将不得不退出欧洲汇率机制（European Exchange Rate Mechanism），因而做空英镑获利超过10亿美元。他相信从1990年来一直在德国马克阴影下的英镑将无法忍受德国央行因东西德合并代价而制定的高利率。最后在1992年9月，英镑贬值20%左右，英国从欧洲汇率机制退出，这就是知名的黑色星期三。
回到亚洲，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索罗斯在某些亚洲国家成了不受欢迎的人，在马来西亚最受争议。当时的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Mahathir Mohamad）指责国际投机者是金融危机的祸首，特别提到了索罗斯，称他为“蠢蛋”（moron）。马哈蒂尔的指责还包括指控索罗斯是针对马来西亚的犹太人阴谋的一部分。索罗斯做出回应，要求马哈蒂尔退位，称他是马来西亚的“危险人物”。
之后，马哈蒂尔于2006年在吉隆坡与索罗斯偶然碰面时，他收回了之前的指责，承认这位金融家不应对亚洲金融危机负责。
亚洲金融危机过去了十多年，双方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快速增长的亚洲经济体和这里大量的资本池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对冲基金公司在这里建立分支机构。尽管曾经互不信任，现在也许是对冲基金公司和亚洲各国政府重归于好的好时机，就像马哈蒂尔和索罗斯那样。Isabella Steger（本文版权归道琼斯公司所有，未经许可不得翻译或转载）
第二篇：上海如何积极发展以现代服务业为重点的第三产业
上海如何积极发展以现代服务业为重点的第三产业
上海金融业将抓住服务贸易全面开放的机遇，聚焦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在做深市场、做强机构、优化环境、集聚人才等方面大力推进金融创新与发展。依托国际航运中心建设，上海的现代物流业也面临着发展契机。目前在保税港区，已有36家航运物流加工企业、60多家报关公司及货代公司已入驻保税区，已完工仓储面积达6万平方米。在洋山深水港和保税港区初步建成以后，上海的国际航运在突破了深水岸线和政策聚焦这两个瓶颈后，将再进一步加强软件建设，提升现代物流业的层次和能级。目前，国际上现代服务业加快转移的趋势为上海提供了更有利的机遇，上海节能降耗、保护环境、集约用地、扩大就业对发展服务业的要求更加迫切，这些都将推动上海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对上海来说，优化产业结构，就是要形成与“四个中心”功能相适应的产业结构。而与“四个中心”相适应的产业结构，就是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必须始终坚持这一方面不动摇。全市的经济工作、政策导向、资源配置都要朝这个方向聚焦、倾斜。
第三篇：上海恒昌汇财投资管理公司_发展普惠金融扶贫开发金融服务协调推进
“由这么多部门联合出台一个文件，在我的记忆中还是第一次，这说明扶贫开发金融服务工作被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4月9日上午，在中国人民银行多功能厅，前来参加由人民银行、财政部、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国务院扶贫办和共青团中央七部门联合召开的“全国扶贫开发金融服务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的一名银行业金融机构代表向本报记者表示。
央行牵头建立工作协调机制
扶贫开发是国家发展战略性工作，近期，由人民银行、财政部、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国务院扶贫办和共青团中央七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全面做好扶贫开发金融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是此次电视电话会议部署落实的重点。值得关注的是，央行等七部门联合发文，意味着明确由央行牵头建立工作协调机制，做好扶贫开发金融服务工作。
“这意味着金融机构信贷资源要进一步向贫困地区适当倾斜，金融对于促进贫困地区人民群众脱贫致富、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作用将得到充分发挥。”上述银行业金融机构代表称。
党的十八大报告对扶贫开发作出“三个一”的战略部署，即一个“加大”———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扶持力度；一个“推进”———深入推进新农村建设和扶贫开发；一个“减少”———扶贫对象大幅减少。同时，提出了多项综合性治贫的重大政策举措。这对打好新一轮扶贫开发攻坚战进一步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描绘了新的蓝图，提出了新的要求。
据参与《指导意见》起草的有关人士介绍，由央行牵头的《指导意见》从初稿到联合印发历时一年多，深入实际，经过深入调研，得到了多个部门的支持，可谓来之不易。在思路上与十八大提出的扶贫开发目标一脉相承，并着重对金融服务提出了明确目标。由于七部委鼎力协作，《指导意见》贴近实际、生动具体，目标明确，措施具体，融合了各部门的政策。
两个“高于”体现信贷投入增长
扶贫工作离不开各方支持，其中，金融业给予信贷支持，是扶贫工作中的一条重要途径。为了全面做好贫困地区的金融服务，到2020年使贫困地区金融服务水平接近全国平均水平，初步建成全方位覆盖贫困地区各阶层和弱势群体的普惠金融体系，《指导意见》从信贷投入总量等4个角度提出了四项目标，即信贷投入总量持续增长、融资结构日益优化、金融扶贫开发组织体系日趋完善、金融服务水平明显提升。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在信贷总量上提出了“两个高于”的目标。《指导意见》在信贷投入总量上提出了两项量化考核指标：力争贫困地区每年各项贷款增速高于当年贫困地区所在省（区、市）各项贷款平均增速，新增贷款占所在省（区、市）贷款增量的比重高于上年同期水平。
在保障政策措施上，《指导意见》提出“进一步加大对贫困地区支农再贷款支持力度，合理确定支农再贷款期限，促进贫困地区金融机构扩大涉农贷款投放，力争贫困地区支农再贷款额度占所在省（区、市）的比重高于上年同期水平”。专家表示，这意味着加大了货币政策支持力度，体现了优化金融生态环境、发展农村普惠金融的思路。
《指导意见》明确表示，对贫困地区县内一定比例存款用于当地贷款考核达标的、贷款投向主要用于“三农”等符合一定条件的金融机构，其新增支农再贷款额度，可在现行优惠支农再贷款利率上再降一个百分点。合理设置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公式相关参数，支持贫困地区法人金融机构增加信贷投放。继续完善再贴现业务管理，支持贫困地区农村企业尤其是农村中小企业获得融资。
支持贫困地区企业上市
“进一步优化主板、中小企业板、创业板市场的制度安排，支持符合条件的贫困地区企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指导意见》提出，鼓励贫困地区已上市企业通过公开增发、定向增发、配股等方式进行再融资，支持已上市企业利用资本市场进行并购重组实现整体上市。据悉，到2020年，具备商业可持续发展条件的贫困地区将基本实现金融机构乡镇全覆盖和金融服务行政村全覆盖，建成多层次、可持续的农村支付服务体系和完善的农村信用体系，使贫困地区金融生态环境得到进一步优化。
据悉，《指导意见》的实施范围为《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确定的六盘山区、秦巴山区等以及连片特困地区以外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共计832个县。
“信贷结构不断优化，直接融资比例不断上升。通过加强对企业上市的培育，促进贫困地区上市企业、报备企业及重点后备上市企业的规范健康发展，资本市场融资取得新进展。推动债券市场产品和制度创新，实现直接融资规模同比增长”是《指导意见》提出的总体目标之一。
有关专家分析称，七部门联合发文支持符合条件的贫困地区企业通过IPO上市尚属首次，A股市场将为这些贫困地区的拟上市和已上市的公司提供上市机遇和融资渠道，扩大这些地区企业的直接融资规模和比例。
点击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