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最高法院打官司的潜规则丨大法官问谁越多则谁输得越惨？

第一篇：美国最高法院打官司的潜规则丨大法官问谁越多则谁输得越惨？

美国最高法院打官司的潜规则丨大法官问谁越多则谁输得

越惨？

阅读自由和正义的另外一种可能编者按语 许多年前，乔治敦大学法学院一位名叫莎拉·莱维恩·舒尔曼（Sarah Levien Shullman）的二年级女生总结出一条“定律”：在美国最高法院打官司，结果是输是赢，根据言词辩论情况就能猜个八九不离十。大法官问哪方问题多，哪方就输定了。4 位政治学学者为此选取了美国最高法院 2000 多小时言词辩论记录、搜集了大法官们在法庭上所问的近34万个特有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4位研究者的研究结论验证了“舒尔曼定律”的正确性：诉讼结果与提问频率是有关联的，谁被提问多，谁的输面就大。Inquiring Minds Want to Know:

Do Justices Tip Their Hands with Questions at Oral Argument in the U.S.Supreme Court?Timothy R.Johnson，Ryan C.Black，Jerry Goldman and Sarah A.Treul Washington University Journal of Law and Policy，Volume 29(2009)问其所欲知：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们在言词辩论中通过提问摊牌？蒂莫西·R·约翰逊，明尼苏达大学政治学与法学副教授； 赖安·C布莱克，华盛顿大学圣路易分校政治学在读博士； 杰里·戈德曼，西北大学政治学教授

莎拉·A·特雷乌尔，明尼苏达大学政治学在读博士chunfengqiushui 翻译《华盛顿大学法律评论与政策杂志》，第29卷（2009年）★★★★★

2008年3月18日，美国最高法院审理“哥伦比亚特区诉海勒案”（District of Columbia v.Heller）。诉讼中，汤姆·金斯坦（Tom Goldstein）（在其实时博客中）认为，“只基于提问就能证明有错误。最高法院在海勒案中因为意识形态而分为两派。肯尼迪(Kennedy)大法官坚持认为宪法第二修正案的‘有效条款’（“operative clause”）保护不与兵役相连的个人权利，其确保了狩猎和自卫权。”

（【译者按】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管理良好的民兵是保障自由州的安全所必需的，因此人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得侵犯。”（The Second Amendment reads: “A well regulated Militia, being necessary to the security of a free State, the right of the people to keep and bear Arms, shall not be infringed.”）说明确些，他认为海勒将赢得这场官司，大法官会承认携带武器这一个人权利。有趣的是，汤姆·金斯坦也表明布雷耶（Breyer）大法官试图通过发信号——即他愿意狭义地理解宪法第二修正案——以获得五分之一的投票。然而令布雷耶大法官气馁的是，最高法院大法官保守派中再无第二人支持他的看法。金斯坦的底线是，对当天观察最高法院的大多数人来说，大法官们将以微弱差额投票形式支持海勒有权携带武器。时间最终证明了这个预言。的确，最高法院以 5:4 支持海勒。

史蒂芬·布雷耶（Stephen G.Breyer）

像金斯坦分析海勒案一样，约翰·罗伯茨（John Roberts）首席大法官长期一直认为，大法官们在最高法院言词辩论中向辩护律师提问可以用于预测诉讼结果。事实上，在他加入最高法院前，罗伯茨已经通过小样本诉讼中大法官们对律师的提问数量验证了他的假设。具体说来，他计算了1980年至2003年开庭期第一起案例到最后一起案例（共28起案例）的每一场言词辩论，并发现在这一段时间里 86% 的情况是，哪一方受到大法官较多的提问最终会败诉。约翰·罗伯茨（John G.Roberts Jr）

尽管我们发现他的假设很有趣，但是因为首席大法官的分析是基于小样本案例进行的，因此我们对1979年至1995年开庭期间 2000 多件案例进行分析以重新验证他的论点。本文结构如下，下一部分我们将聚焦于大法官和学者们就一般言词辩论的所写所述以及这些诉讼程序在最高法院作出判决过程中的作用；本文第二部分我们将考察几个与此话题有关的现有研究；第三部分将展示我们用以检验这一假设的数据；第四部分介绍我们所用的方法；第五部分讨论结果。我们以一般性讨论和未来研究方向结束此文。第一部分：言词辩论对诉讼结果的影响（The Influence of Oral Argument on Case Outcomes）

研究最高法院的学者们不同意言词辩论是否真的会影响诉讼结果。那些强调根据态度以预测大法官们判决的人认为这些诉讼程序没有提供谁输谁赢某案的真实迹象。另一些人则认为，言词辩论给大法官们提供了信息，而且在一些案例中，当大法官们在做出时候，其甚至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由于这个原因，言词辩论能够影响诉讼结果，因为它们给大法官们清理踌躇问题和判断其同僚如何思考该案的机会。这一研究线索也表明，言词辩论的质量影响大法官们的判决。事实上，通过系统分析注意到，哈里·布莱克门（Harry Blackmun）大法官就考虑言词辩论的质量，学者们发现大法官们已对摆在其面前的言辞辩论说服力作出了反应而且通常已相应投票。

哈里·布莱克门（Harry· Blackmun）

先不管这些迥然有异的观点，较为合理的假设是，言词辩论丝毫没有加强大法官们对一个案例的考虑。现有的轶闻证据支持这一看法，就像最高法院的司法意见经常提及诉讼程序中所收集的信息一样。例如，在“田纳西流域管理局诉希尔案”（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 v.Hill）和“《纽约时报》公司诉苏利文案”（New York Times Co.v.Sullivan）中，鲍威尔（Powell）、斯蒂文斯（Stevens）和布伦南（Brennan）大法官在他们的判决意见中提到了言词辩论中所讨论的问题。毕诺伊特（Benoit）以此为基础发现了称引那些在诉讼摘要中没有提及但胜诉方此前在言词辩论中提及的问题的判决意见例子。最终，约翰逊认为，“罗伊诉韦德案”（Roe v.Wade）的判决直接源于莎拉·韦丁顿（Sarah Weddington）律师和拜伦·怀特大法官（Byron White）在言词辩论中的讨论。他也提供了系统的证据以解释大法官们何时最可能在多数派判决意见中援引言词辩论中的信息。

最后，有证据表明言词辩论为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提供了有用的信息，这些信息影响他们对该案的最终投票并为其在撰写判决意见过程中提供帮助。相较于诉讼摘要，这些诉讼程序给大法官们提供了以较少偏见的方式获得信息的机会。事实上，大法官们不仅用言词辩论来确认或澄清诉讼摘要中的信息，而且还可能在这些诉讼程序中寻找新的信息以帮助他们做出符合其所希望的结果的判决。

以前和在任的大法官们肯定了言词辩论在最高法院做出判决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前首席大法官伦奎斯特（Rehnquist）说到，“律师们经常问我言词辩论是否‘真的很紧要’。这个问题经常是以怀疑论的方式低调提出来的，如果不是犬儒主义的话（这暗指法官们在列席审理前已经真地做出决定而言词辩论只不过是走形式而已），就我自己而言，我认为它真地很紧要：在一个重要案例的少数派中我听取了言词辩论，我让同僚从不同方面来思考一个案例。这种变化几乎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我发现其真的可能发生在那些涉及我所不是很熟悉的法律领域的案例中。”

威廉.任奎斯特(Chief Justice William H.Rehnquist)伦奎斯特大法官所指的是，这些诉讼程序为大法官们提供了“就什么经常是复杂法律和事实问题达成协议”的机会。就像这样，他们可以被影响，尤其是大法官们对案例所涉及的法律领域不是很熟悉的时候。

另外大法官们也承认言词辩论在为最高法院提供信息中起着重要作用。布莱克门大法官声称，“（一个）好的辩手能为一个案例提供不少助益，帮助（我们）在稍后分析该案所涉及的诸般问题……（摘要中）的许多困惑可以通过律师所说内容得以澄清。”刘易斯·F·鲍威尔（Lewis F.Powell）大法官巩固了这一看法，他是这样说的，“事实是，正如每位法官所知道的……言词辩论……对于判例的发展有着重要贡献。”

刘易斯·F·鲍威尔（Lewis F.Powell）

很明显，大法官们相信和学者们已经证实言词辩论对于大法官们的观点之具体化或使其能从不同的角度审视案例有着重要作用，大法官们的观点和学术解释的组合建立了这些诉讼程序和大法官们最终对案件判决进行投票之间的联系。第二部分：大法官们的问题预示诉讼结果？（Do Justices’ Questions Portend Case Outcomes?）

尽管学者们已经分析了言词辩论在为最高法院提供信息中的作用，系统的证据还没有显示大法官们是否确实在这些诉讼程序中“摊牌”。然而大量轶闻证据显示，他们将言词辩论用作关于最高法院应该如何判决一个案例的最初想法之沟通方式。在这一部分里我们将讨论最高法院观察者、律师、大法官、法律学者和心理学家们所提供的这些证据。追踪报道最高法院的记者们认为，“（当）大法官们向辩论席上的律师发问时，他们也已互通信号。”事实上，格林豪斯（Greenhouse）表示其可能预示了诉讼的结果，因为“言词辩论的一般趋向”通常泄露了大法官们的意图。例如，当最高法院听取“克劳福特诉马里恩县选举委员会案”（Crawford v.Marion County Election Board）的言词辩论时，她推测大法官们的“提问表示大多数人不接受挑战者的基本论点——扮演投票者进行欺诈不是一个问题。”对格林豪斯来说，大法官们的行为也意味着他们想不再谈论该案。最终，她指出，安东宁·斯卡利亚（Antonin Sacalia）大法官在他的提问中“以明确反对”的方式说话。

安东宁·斯卡利亚（Antonin Sacalia）

辩护律师也同意记者们的观点，即大法官们可能在言词辩论中彼此发送投票信号。一位美国前副司法部长将这些诉讼程序描述为“高度程式化的日剧”，即“大法官们通过提问来互通声息。”在2005年开庭期为四桩案例进行辩护的戴维·弗雷德里克（David Frederick）说，他认为言词辩论是一个 “三向”（three-way）对话，其包括“在辩论席上的律师”、提问的大法官和“潜在被说服的大法官”。

即使大法官们也声称他们可以确定他们的同僚如何基于其在言词辩论中对辩护律师的提问类型和腔调来判决。正如伦奎斯特所称，“言词辩论第二个重要的作用是能够收集事实，它是大法官们在一周后几天里有望坐在法官席上集中讨论一个案例的会议讨论前的唯一时间。尽管大法官们的提问是直接针对该案的辩护律师，其事实上可能有助于其同僚。” 琳达·格林豪斯（linda Greenhouse）

不管新闻媒体、辩护律师和大法官们所说如何，我们不知道他们的结论是基于单一的案例还是这一行为贯穿于所有案例、所有大法官和所有时间。有一些证据支持这种一致性，然而格林豪斯在其回应最高法院预测项目时重新考察了从2002年开庭期以来所有言词辩论故事，回顾了她对六桩案例的确切预测。她的发现对她来说并不令人惊讶，但是其可能涉及该项目的两个群体。确切地说，与其他预测项目的各方相比，格林豪斯能基于其对大法官在言词辩论中的提问之评论而预测更多诉讼和每位大法官的投票结果。她相信，她在基于计算机和专家方法上的优势是她的预测乃是“辩论后的预测”。正如一位政治科学家所看到的那样，这“应使我们大多数人重新考虑未能注意到这些表演的司法判决之解释。”

舒尔曼（Shullman）通过计算2002年开庭期十次言词辩论中大法官们的提问数量来拓展格林豪斯和罗伯茨首席大法官所进行的研究。她清点这些问题并将其分为如下几类：1）提问总数，2）“每案所提问题”，3）有大法官投票支持一方被问问题数，4）有大法官投票反对一方被问问题数。（【作者原注】《魔鬼的辩护之假象：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如何在言辞辩论中预示其判决》，Sarah Levien Shullman, The Illusion of Devil’s Advocacy: How the Justices of the Supreme Court Foreshadow Their Decisions During Oral Argument, 6 J.APP.PRAC.& PROCESS 271, 273(2004).）舒尔曼在简单地计算后将发言的腔调进行解释，假设当大法官们讲笑话时，“我会想起言词辩论中任何其他潜在相关或有趣的观察。”更确切地说，她将每个“最有帮助的问题”记为一分，将每个“最有敌意的”问题记为五分。最终舒尔曼对法官席所提问题的总数和这些问题的情绪内容感兴趣。她的研究结果很清楚：言词辩论结果具有预测力。换句话说，当最高法院问一方问题越多，尤其是提问较多有敌意的问题时，则这一方很可能败诉。这一研究发现只是基于 10 个案例，其还需要进行有系统的研究。

莱特斯曼（Wrightsman）甚至进一步辨析了主要案例与非主要案例。他将其称之为意识形态对非意识形态。他假设主要案例中所问问题更具有诉讼结果预测力。为了检验这一假设，他分析了2004年开庭期 24 个案例（主要与非主要各半）中大法官们的提问支持或反对一方的次数。其结果非常类似于舒尔曼的结论。

另一方面，莱特斯曼的研究发现与格林豪斯、舒尔曼以及罗伯茨的研究——即被问问题较多的一方，其败诉的可能性将大增——存在龃龉。莱特斯曼最初将其归因于每项研究分析的是不同的开庭期和每项分析都少于 24 个案例这一事实。接着他重新检验了他们的每一项发现并得出结论，简单的问题数不是一个预测诉讼结果的可靠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问题数和敌意问题数的组合可能是基于言词辩论中大法官们的行为以确定胜诉方的最佳方式。

最后，包括罗伯茨首席大法官亲自分析在内的上述研究只是描绘了一副狭小的图景。因为小数问题的存在，他们没法控制替代性解释，我们不能确信这些研究结果是可靠的。尽管存在不足，我们相信组合的结果对于我们的分析是有益和重要的。实际上，它们告诉我们大法官们很可能在言词辩论中摊牌。正如舒尔曼所得出的结论，“尽管大法官们向诉讼双方提出敌意的和争辩性的问题，但通常似乎是他们向其所支持的一方律师较少提问而向其所反对的一方律师扮演魔鬼辩护人。”

基于这些轶闻发现我们试图检验类似的论点。确切地说，我们假设最高法院对特定一方关注较多与其胜诉的可能性是逆相关。换句话说，当最高法院较多关注原告一方，大法官们很少会投票改判而不是维持原判。我们用大数统计分析检验了我们的假设，其相比此前研究更具普遍性，而且控制了与最高法院撤销或维持下级法院原判相关的潜在混淆因素。第三部分: 1979—1995年言词辩论问题描述性分析（Descriptive Analysis of Oral Argument Questions 1979—1995）

我们的研究通过使用1979—1995年所有言词辩论的副本以拓展此前的研究发现。

（【作者原注】我们拥有截至2006年开庭期的所有数据，但是其他主要参量的数据可获得性使我们受到限制。正如我们在本文讨论部分所表明的那样，我们将在未来的分析中采用许多方式拓展我们的研究。）

此前的研究只分析了少量的案例，我们的数据使我们能够系统考察 2000 多小时言词辩论和大法官们所问的近34 万个特有问题。

（【作者原注】这里的“问题”可能会引起误解。不管其是否是一个问题，大法官的每一次发言都是“问题”的先导。例如在2006年开庭期的一起案例中，布雷耶（Breyer）大法官提供了这个例子：“对不起，我有喉炎。你们能完全能听清我说的话吗？”（见于“哈德森诉密歇根案”（Hudson v.Michigan，547 U.S.586(2006)(No.04-1360)），【译者按】布雷耶大法官在此案判决中是少数派））我们的观点是大法官们这些非实质的声明或问题只是我们数据中的随机噪声。）换句话说，与聚焦于某个开庭期或几个开庭期的少量案例相比，我们的广泛数据使我们能对提问如何影响最高法院的判决作出一般性评价。

为了收集这些问题数据，我们下载了1979—1995年最高法院开庭期所有可得到的言词辩论副本。我们接着使用基础的计算机脚本隔离大法官们的问题并收集诸如每个问题的（词语）长度等额外信息。我们将其合并到保罗·柯林斯（Paul Collins）在最近一篇文中所用到的数据库中。分析单元是案例的引用，我们涵盖了所有言词辩论和引用法官判词的司法意见。

（【作者原注】《法庭之友：考察美国最高法院诉讼中法官顾问的参与之影响》，Paul M.Collins, Jr., Friends of the Court: Examining the Influence of Amicus Curiae Participation in U.S.Supreme Court Litigation, 38 LAW & SOC’Y REV.807, 807–32(2004).）

我们最初探究了最高法院大法官们在言词辩论中所问问题的几个描述性方面。图一的柱状图显示，数据呈熟悉的钟型分布（Bell Shape），每次言词辩论期间的平均问题数是 105 个，标准偏差大约是 38。

图一：1978—1995年每案所问问题数柱状图

我们在图二提供了大法官们这一段时间里所问问题的另一统计。该图显示了样本区域内平均每案最高法院所问问题数。这一时间序列显示了数据的几个有趣特点。首先注意到平均数从未低于 80，这表明言词辩论是辩论当事人希望被问的与大法官们想问的明显差不多。图二：1978—1996年每案平均被问问题数

基于我们关于言词辩论信息收集功能的观点和与之有关的现有发现，这一发现是凭直觉获得的。有趣但并不令人惊讶的是，伯格（Burger）法院末期被问问题数明显减少，而伦奎斯特时期则逐步增加。最值得注意的是急剧的下降发生于1980年至1985年开庭期，当时每案平均被问问题数从近120 下降至 80 多。在下一个开庭期，其平均数仍在 100 以下，这与伦奎斯特被晋升为首席大法官相一致。接着，1987年开始有上升趋势，当时大法官们的提问数从 92 增加至1995年令人吃惊的 147 个。这些数字与这一时期最高法院最多产的提问者大法官之加入相一致，他们是斯卡利亚、金斯伯格（Ginsburg）和布雷耶大法官。

鲁丝·巴德·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图三显示了大法官们在提问中所用词数，其有助于我们更深一层分析言词辩论。平均数在伦奎斯特法院时期最初 5 年增至 2200 词左右。最终，在伦奎斯特接掌最高法院的第二个五年（1991—1995年），这一数字飙升至每次言词辩论 2800 多词。大法官们似乎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不仅想要多问问题，而且想问更长、更复杂的问题。这与我们的想法相一致，即大法官们用言词辩论与辩护律师做出一样多（或更多）的考虑。

图三：1978—1996年大法官们提问所用词数第四部分: 多变量分析（Multivariate Analysis）

尽管上一部分的描述性数据很迷人，然而我们更感兴趣的是大法官们所问问题是否显示他们就一个案例的判决将如何进行投票。为了确认这一效应的存在，我们评估了两个逻辑回归模型。两个模型都用同样的原告胜诉二分因变量。原告胜诉就是“一”，否则就是“零”。

为了检验我们的假设——获得法官席较多关注的一方很可能败诉，我们建立了两个变量。我们在第一个模型中使用问题数差（Question Difference），它是原告被问问题数和被告被问问题数之差。其平均值是 0.34，而标准偏差大约是 25。我们在第二个模型中使用词数差（Words Difference），它是用以讨论原告诉被告案的词语数之差。这一变量的平均值是-26，（也就是有更多的词指向被告）标准偏差大约是 550 词。基于我们两个变量的操作，正数表示原告在辩论中被问更多问题或使用更多词语。因此我们预期模型中的每一个系数都有一个负号，其意为当原告受到较多关注时原告很难胜诉。因为政治科学的传统观点仍表示言词辩论对诉讼结果很少或没有影响。我们控制了这两个模型中的替代性解释变量。首先我们建立了三个变量以捕获意识形态可能对最高法院改判的影响：马丁—奎因中值（Martin-Quinn Median，MQ）衡量中间派大法官意识形态对最高法院的影响；下级法院趋向（Lower Court Direction）对于自由派下级法院来说是一个编码的“一”，则否就是“零”；下级法院中间派法官一致性（Median Justice-Lower Court Congruence）是前面两个变量的互动。

这些变量可以使我们确定当下级法院的判决在意识形态上处于最高法院优先选择的对立面时最高法院是否会撤销原判。当最高法院相对自由时，中间派的MQ值是负数。如果下级法院的判决是自由派立场（记为“一”），则互动一项是负数，即其将拉下最高法院撤销原判的可能性因为中间派同意下面的诉讼结果。与之相反，当中间派较为保守时（即MQ值为正数），互动项是正数，即其很可能与撤销原判相关因为中间派在意识形态上不赞成下面的诉讼结果。政治科学家也证明，当副司法部长（Solicitor General，SG）作为法官顾问参与某案时，副司法部长所持的立场很可能胜诉。为了控制利益当事人可能获得联邦政府的支持，我们设立了两个变量：副司法部长作为原告法官顾问（SG Petitioner Amicus）和副司法部长作为被告法官顾问（SG Respondent Amicus）。如果联邦政府支持原告方，则第一个变量记为“一”，否则为“零”；如果联邦政府支持被告方则与之类似。在我们的案例样本中，副司法部长支持原告 574 次，支持被告 301 次。

当联邦政府方面作为法官顾问参与进来时需要排除这一因素，证据是当诉讼当事人一方获得一个或多个利益团体支持时其很可能在最高法院胜诉。如此一来，我们也为其设立了两个变量：原告方非当事人意见摘要（Petitioner Amicus Briefs）和被告方非当事人意见摘要（Respondent Amicus Briefs）。它们分别代表原告和被告方非当事人意见的摘要数。第五部分: 结果

我们用参数一同来评估表一中的两个模型，其结果明显支持我们的假设，诉讼双方在言词辩论中谁受大法官们关注明显会影响诉讼结果。

表一第一列表示作为主要自变量的诉讼各方被问问题数之差模型结果。负号表示最高法院向原告提问较多问题，大法官们不大可能撤销下级法院原判。当我们控制公认的替代性解释即大法官们为什么判决支持一方反对另一方时其依然成立。第二列表示同样的关系，我们衡量了特定一方以大法官们提问问题词数之差形式受到的大法官们注意。事实上，根据模型的常规衡量，词数差（Words Difference）变量似乎要优于问题数差（Question Difference）。总的说来，两个模型都能较好预测最高法院是否会投票撤销原判，每一个都能在估计模型结果（也就是撤回原判）时适当减小误差。我们也注意到我们的控制变量如预期一样表现良好。这支持我们的论点，即我们有合适的给定模型。

表一：原告胜诉的逻辑回归（圆括号表示强标准差）尽管我们感兴趣的变量系数似乎很小，其实际的影响确是非常巨大的。图四显示了问题数差的结果。当大法官们问原告和被告同样数量的问题，撤销原判的可能性为0.64（即64%）；当最高法院向原告所问问题比被告多于 50 个（低于平均值两个标准差），则这种可能性骤降至0.39；若果差处于最高水平（向原告所问问题多于94个），最终这种可能性将下降至最低值0.18。如图四所示，与之类似，当最高法院较多关注被告（图四X轴的负数部分）时，撤销原判的可能性会明显增加。

图四：问题数差对诉讼结果的影响

我们感兴趣的也对不仅限于法官席上所提问题数是否会影响诉讼结果。图五显示了这方面的证据。事实上，如果针对诉讼双方所问问题词数差是平均值（-22.11），最高法院撤销原判的可能性为 0.64（即64%）；当最高法院向被告所问问题比原告多两个标准差，这种可能性上升至 0.85；如果差处于最高水平（向被告提问用词超过2423个），撤销原判的可能性是 95%。与之类似，如果大法官们向原告提问用词较多，则撤销原判的可能性明显下降；如果高于平均值2个标准差（向原告提问用词超过1100个），则撤销原判的可能性下降至 34%；当向原告比被告提问用词之差处于最大水平时，其最终会降至 8%。

图五：词数差对诉讼结果的影响第六部分: 讨论

本文的分析非常明了：当大法官们在言词辩论中较多关注诉讼双方中的哪一方，则哪一方很可能败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发现，因为它支持了罗伯茨、格林豪斯、舒尔曼和莱特斯曼等人此前所提供的证据。尽管这些描述能说服我们，但是他们每人所关注的案例都少于 30 个，这表明需要系统的证据来支持他们共同的论点。我们提供了这些证据，但问题依然存在。

例如，格林豪斯、舒尔曼和莱特斯曼将所提问题理解为它们对诉讼中的律师是否有有助益或有敌意。我们在这里没有这样做，因此之故我们的研究发现较接近罗伯茨首席大法官的发现。然而在我们有关此课题的下一个研究项目中，我们将明确地表达这一问题。随着数据生成过程我们描述如上，我们还收集了有关大法官们在提问时所问问题和所用词语的语言和情感性质数据，这些数据都是基于辛西娅·惠瑟尔（Cynthia Whissell）的工作成果，其有助于我们评估最高法院所用词语的令人愉悦水平。因此，我们能够更广泛地检验这一观点，即对诉讼双方给予较多有益的或有敌意的对待能影响诉讼结果。

检验大法官们用词的情感内容已经超出本文的探讨范围，我们只检验针对伯格法院时期最后几年和伦奎斯特法院时期最初十年的假设。因为我们控制变量的数据局限，这是本文的一个必然选择。但是我们有言词辩论数据以将我们的分析扩展至2007年开庭期。

如此我们将能检验整个伦奎斯特法院时期、伯格法院时期最后几年和罗伯茨法院时期前几年的结果。如此一来，我们将能评估首席大法官的更替和最高法院的正常变化是否会影响言词辩论中的提问如何有关于最高法院的判决。接下来我们将进行单个大法官层面的分析，也即我们将分析言词辩论中所有大法官（甚至是托马斯大法官）的行为以确定他们在这些诉讼程序中如何行动是否有变化以及这些变化是否会影响他们如何判案。我们将利用1998年开庭期以后的副本，因为这一时期能明确地辨别向律师提问的每一位大法官。

最后，我们希望不管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这些研究如何，但是基于言词辩论声频文件的可获得性，我们希望将这些数据和此前的书面副本一起使用。我们相信像舒尔曼听到这些言词辩论将会就大法官们在一个案例中最终将如何行动给我们更佳的洞见。

最终，我们的分析支持十来年有关于此的研究，其证明言词辩论如何能够并实际影响大法官们判决。这使最高法院观察者可以对今后的案例进行预测，就像金斯坦在“海勒案”中一样；并使像我们这样的研究分析者可以说明像这样的轶闻描述是准确和可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