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后两岸知识分子的命运,读到很多地方都觉胸口郁结

第一篇：1949年后两岸知识分子的命运,读到很多地方都觉胸口郁结

60年前，蒋介石在大陆所剩日子无多，自1948年11月，陈布雷自杀，1949年1月戴季陶自杀。

痛失两位重臣。令蒋更觉大势已去。

到了1949年的的冬季，毛主席的战士们攥着枪杆子终于云集在了北平城下，内心笃定

地来取他的政权。蒋介石开始收拾铺盖卷，黄金、文物等等。

20世纪最贵的是什么，是人才。19世纪也是人才。

在大陆积攒了这么多年的家当，搬去台湾岛得有多少千头万绪的工作啊，即便这样，蒋委员长百忙之中也没有忘记北平的人才，亲自制定了一个“抢救”大陆学人计划。并制定了名单。

他要把确认的中国大陆真正的知识分子尽可能多地带往台湾。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北平城外不谋而合地考虑到了这个问题，当然，他老人家最先想到的是胡适，并通过电台放话给这位北大校长，只要你不走，还让你当北大校长兼北平图书馆馆长。并有中共的地下党员直接带话给胡校长。

北平地下党的负责人刘仁在即将解放前的纷繁复杂的工作中丝毫没有耽误对知识分子的争取。做了大量认真耐心而细致的工作，挽留他们留下来，参加新中国的建设。

现在叫“知识分子”，历来，中国的民间俗语叫“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两边都有枪，都有说法，都得罪不起，而且，别看中国这么大，遇到改朝换代的这种事情，你只能有两个选择，不是东就是西。

相对众多和两个党派在不同时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知识分子而言，熊十力这个无党无派的书生表示，他不想在老迈之年做一个流亡之士。当年王夫之钻进山洞都能为往圣继绝学，难道他就不能？

熊十力也希望他的得意弟子能留下来，陪他一起继往开来。但他的三大弟子徐复观、牟宗

三、唐君毅不想和他钻山洞，与他分道扬镳。当然，中共高层绝不可能让这个大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山洞里做学问，而是盛邀其北上，就在他风风光光去北平的路上，他的三大弟子则撒丫子出走。

国共间漫长的生死较量已成定局，争取人才不过是棋局中的收官，这些知识分子的去留也许只是佐证其正义性的筹码，也许是例行公事，也许就是国家、政党和个人的宿命。绝非底层的某个人甚至哪一些高层的政治人物所能够左右的。

但，抉择是每个人必须做出的。国民党特务也没闲着，对有亲共倾向的知识分子进行了威胁恐吓，如，徐悲鸿在因为在一个公开场合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而遭到了电话恐吓。

国民党当局还恫吓齐白石老先生说，共产党那里有一个黑名单，进城后要杀一批有钱的人，名单中就有齐白石的名字。齐白石吓着了，打算迁居香港。被徐悲鸿劝止。

南京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急电北平各大专院校南迁。徐悲鸿领导的北平艺专接到电报后，他与北平艺专的一些主要负责人吴作人、王临乙等人商定，他们本人决不离开北平，北平艺专也决不南迁。人不走则罢，还将国民党教育部汇来南迁的费用分发给全体教师、职工和学生会，买粮食吃。

然而，在所有的知识分子中，胡适的选择最关键。被众人所瞩目。

1949年1月13日，蒋介石派大员冒着解放军的炮火飞抵北平劝他南下，此时，北大的广大教职员工和全北平乃至全国甚至全世界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在观望他的选择。

胡适说忙着筹备北大50周年校庆，想再考虑考虑。第二天，蒋委员长急了，两次打电报催，说时间紧迫不容拖延，并于当天派出专机飞抵北平。

12月15日，胡适、陈寅恪、毛子水、钱思亮、英千里等人分乘两架飞机抵南京明故宫机场。

出发前，胡适力劝辅仁大学校长陈垣，陈垣不走。胡适小儿子胡思杜也表示留在亲戚家。不愿意去台湾。胡适无奈，出发时，胡适只拣了他父亲的遗稿和他自己的著作手稿，及一部甲戌本《石头记》

2月17日，北大50周年校庆，正值胡适57岁生日，蒋介石夫妇在南京城黄埔路官邸再设寿筵宴请胡适夫妇。蒋介石平日请客从不备酒，那天特为胡适备酒贺寿，破格表达了对胡适本人的的敬意，也表达了因胡在国共最后的争斗中给了蒋足够的面子的感激之情。

就在胡适等人飞离北平后的第六天，1948年12月21日，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率领第二批知识分子飞抵南京，同机者有李书华、袁同礼、杨武之、江文锦等人。

胡适去机场接第二批人才，正值非常时期，时间又紧，无法事先统计到底来了多少人，来的是谁，只能等飞机到了，一个个地数。

机仓门一开，胡适数人，认人。

一共24人，飞机上还空了很多座位。名单上的大多没来，不在名单的却来了若干。

据说，胡适见此情此景，潸然泪下。

人才之战，国共双方都保持了极大的耐心和克制，与北平和平解放本身一样，是整个解放战争中最斯文的一幕。

根据一些资料，唯一能出入北平的南苑机场的详细弹着点已经被中共地下组织勘测并送达围城部队，后来傅作义曾在西单修了一个临时跑道。用来起降最后几架进出北平的飞机。

作为和平解放北平之外的预备方案，解放军找到粱思成，让他画一个北平文物的图，好在强攻北平时，能保护好这些文化遗产。

梁在一张图纸上密密麻麻地标满了他所认定的文物。看到图纸的解放军军官说，按照这个图，这个城就没法攻了。

小规模的冲突中，一部分解放军官兵为了保护城内的文物，在不使用重武器的情况下，被国民党部队从城内致高点发射的重火力杀伤。

位于圆明园一带的空旷地，很多年仅十八、九岁的解放军战士因此在胜利到来的最后时刻，长眠在这里。

盘点最终的人才战况。

国民党政府中央研究院81位院士有60余位留下了，各个研究所除了傅斯年领导的史语所比较完整地迁台，其他几个只有小部分人与仪器迁台，如数学所等。

这场人才收官终于尘埃落定。

无论去留，都有着不同的心态和标准作为一生中最重要的抉择依据，离开大陆的知识分子中，大多数根本就不理解、不认同人民革命，或曾坚持过“反共”立场，他们或是直接担任过国民党军政要职，或是思想文化立场不承认新政权。在紧张的政治气氛中，判断出自己留下必将作为敌人而受难，无奈地背井离乡。

有故土难离而留在大陆的人。比如张伯苓、张元济、竺可桢、储安平、罗隆基等，都是大名鼎鼎的社会贤达。文学艺术界留下的人更多，沈从文、老舍、巴金等。

如吴宓，则西行入川，站在重庆北碚民众队伍中欢迎解放，他再三地说：“我不愿逃到台湾去，依附美国。„父母之邦，不可弃也！‟”

也有的对新政权充满期待，如新闻界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如王芸生、徐铸成、赵超构、陈铭德和邓季惺夫妇等等，义无返顾，从香港北上，迎接新政权。

还有的觉得自己跟政治没关系，无所谓，如陈寅恪虽经国民党政府多次“抢救”都未走，因为他觉得胡适是因政治上的原因非走不可，而他于政治是绝缘的，所以他选择栖居岭南度过余生。

也有的态度中立，但留在了大陆，如冯友兰后来回忆，认为自己当时不走的理由有三:其一，“我是中国人，不管哪一个党执政，只要能把中国搞好，我都拥护”；其二，“中国好比有两个儿子，大的是国民党，二的是共产党，大的把中国搞糟了，应该让二的试一试”；其三，“我想，我是专家、学者，在旧社会中，在政治上，专家、学者是附属于帝王、资本家的。到„社会主义‟社会中，他们就更升一级，岂不也好。我之所以在解放时没有走，主要是由于对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失望，并不是由于对共产党的欢迎。”

冯友兰的想法代表了很多知识分子。

他们中跟着大儿子走的人，有的去了香港、美国、东南亚等地，有的晚年才辗转去了台湾。他们政治上或多或少都倾向于国民党，有一些人还是蒋介石的座上宾，曾为后来的台湾岛的“戡乱治国”出谋划策。

大儿子的“戡乱”，让这些知识分子没少受迫害和压制。胡适在孤岛上屡受围攻；他主创的《自由中国》惨遭查封，他的好友，该杂志的发行人雷震被投进监狱；殷海光和弟子李敖、陈鼓应们“越轨”行为或遭受牢狱之灾，或被变相“封喉”。

本来就有严重心脏病的胡适刺激很大，连呼“大失望！大失望！”

1962年2月24日，在台湾岛上“中央研究院”的酒会上，胡适突发心脏病去世。

和胡风一样在广场上高唱《时间开始了》，迎接二儿子和新时代的来临的知识分子们则经历了一段让中国人更不堪回首的艰难岁月。

1949年11月，朱光潜这个去年9月曾和毛子水、张佛泉等16位知识分子联名发表《中国的出路》的名教授，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自我检讨》，对自己前半生作了全面的否定。

而巴金在第一次文代会上的发言题目为《我是来学习的》，以此来对自己的前半生最彻底的否定。沈从文几次企图自杀而未遂。

冯友兰、汤用彤、陈垣、金岳霖等，这些留下来的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都以改造对象的身份公开发表自我批判的文字。他们对自己过去所受的教育、所作出的成就进行批判，并极尽自我糟蹋之能事。

熊十力这个曾想在山洞里做学问的大儒，并未能如愿，1966年以后，常常穿着一件褪了色的友布长衫，扣子全无，腰间胡乱地扎一根麻绳，独自一人到街上去或公园里，跌跌撞撞，双泪长流，口中念念有词“中国文化亡了！”令路人侧目。

陈寅恪，并没有能够如他所期待的那样与政治无缘，能够在岭南好好度过余生，1969年5月5日下午，老人家受尽肉体和精神折磨，躺在床上再次被被迫作口头交代。留有“我现在譬如在死囚牢中”之语，终至泪尽泣血，口不能言方休。延至10月7日晨5时30分，溘然长逝。

吴宓以种种罪名蹲入“牛棚“，到平梁劳改，受尽苦难。76岁的老人干不动重活，还被架上高台示众，头晕眼花直打哆嗦，被推下来跌断左腿。之后又遭断水断饭之折磨。腿伤稍好，即令打扫厕所。1971年病重，右目失明，左目白内障严重，回重庆养病。1977，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只好让其胞妹吴须曼领回陕西老家，延至1978年1月17日病逝老家，终年84岁。1981年1月17日，其骨灰，由胞妹送至安吴堡，葬在白雪笼罩的嵯峨山下。

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这个当年曾被中共地下党负责人竭力挽留下来，并在关键时刻稳定住学校，使学校顺利度过政权交接的知识分子，于１９６９年下放到河南省信阳专区息县“五七”干校，先被分配种菜，后因体力不济，干不了，又被分配看守厕所。由于息县是一个非常穷的地方，屎都是好东西，常有附近的农民到社科院干校的厕所偷屎。陆先生那年75岁，手无缚鸡之力的他加上高龄，怎么可能挡得了当地农民的粪叉和粪勺呢？老先生最后不光连泡屎都看不住，还把自己搞的智不清。后被送回北京。76岁那年，病逝于北京。

胡适的小儿子，就是当年那个不听爹的话，留在大陆的胡思杜，在胡适与台湾去世前五年，就是1957年9月21日，在中国大陆的河北唐山“上吊自杀”。尸体被草草土葬于郊外，化为尘土，了无痕迹。由此可知，小孩子一定要听父母的话。胡适死时，对此一无所知。

不一一例举。在那场被中国人称之为“浩劫”的政治运动中，多受惨痛冲击，罕有漏网者。

徐悲鸿有幸，1953年因病去世，未遭此难。

那些岁月，一些专门为他们整理乃至发明出来的汉语新词成了他们新头衔：“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牛鬼蛇神”、“封建余孽”、“右派”、“臭老九”等等。

曾经为和平解放北平并在挽留人才的工作中做出过重要贡献的的中共北平地下党领导者刘仁，曾被表扬“刘仁”就是“留人”。在那场不堪回首的岁月中未能幸免也被投进监狱，狱中五年，致死。终年64岁。

后，中国大陆“拨乱反正”，至改革开放，两岸开展频繁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乃至对话。当年那个没钻成山洞却在北京大街上疯颠着叨叨“中华文化亡了。。。”的熊老父子可能因为岁数大记性不好，忘了他有几个不听话的弟子仓皇跑到台湾岛上。

当然，他更没有想到，这些弟子们如今和大陆以及台湾岛众多新的老的知名的不知名的知识分子们重新拾起了文化的薪火。

两岸交流，无不期待化干戈为玉帛。令一切重新来过。无不期待一个无战事，少对立，无迫害，少仇恨，无报复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