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依附到自主拉美国际关系理论的成长五篇

第一篇：从依附到自主拉美国际关系理论的成长

从依附到自主：拉美国际关系理论的成长

张建新

【英文标题】From Dependence to Independenc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in Latin America 【作者简介】张建新，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上海 200433）【内容提要】 拉丁美洲国际关系理论的知识谱系，既深深扎根于欧美国际关系理论传统，又对理论进行本土化改造，这与拉美各国在政治经济上既依附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欧美中心”，又不断探索自主性发展道路的现实状况是相一致的。虽然欧美国际关系理论在拉美占据着统治地位，但本土化理论（发展主义和依附论）却为拉美国际关系研究赢得了世界声誉，不仅成为发展中国家国际关系理论的典范，而且为拉美地区国际关系理论向更高水平迈进奠定了基础。【关 键 词】拉美/国际关系理论/本土化/依附论

自被欧洲“发现”以来，拉丁美洲地区在地理上被视为“西方的终端”，在经济上长期居于资本主义体系的“边缘”，其政治与文明体系虽发轫于欧洲，却是在边缘和从属中发育成长。在这种结构下，拉美地区的国际关系知识谱系，与拉美国家在国际体系中所处从属地位一样，具有鲜明的“边缘性”特征。“边缘地带的国际关系研究，被描述为沿用美国模式以及在边缘和中心国家之间存在着不对称的知识交流。”① 因而拉美地区深受欧美国际关系理论的启蒙与影响，理想主义、摩根索现实主义和外交政策分析在拉美国际关系研究中运用最广，影响最深。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拉美学者在借鉴欧美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上，努力减轻对欧美的“知识依附”（knowledge dependency），不懈地开展对外来理论的改造，使“舶来品”与拉美地区的客观条件和现实需要相结合，从而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拉美地域特色的原创性概念，形成了享誉世界的本土理论（依附论）和具有本土特色的合成理论。

一、欧美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

一般认为，古典国际关系的知识大多滥觞于欧洲，英国学者边沁在18世纪创造了“国际关系”这个术语。② 20世纪初，随着威尔逊理想主义和摩根索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崛起，美国在国际关系知识的生产体系中开始占据中心、正统和霸权的位置。在不到一个世纪里，带着“美国中心主义”烙印的国际关系知识不断沿着强权政治的延伸方向对外输出和传播，直到涵盖和同化全球知识界。

拉美无疑是被美国政治经济权力长期渗透和严密控制的地区之一。战后以来，国际关系理论的“舶来品”——威尔逊理想主义、摩根索现实主义和相互依存论——轻而易举地在拉美地区占据了知识领域的中心，这不仅是因为“美国的领导作用使得20世纪（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涌现的国际关系理论多是在美国写就的或者是以美国为主的”，③ 而且更由于拉美的地理位置及其在地缘政治中的角色。在20世纪初欧洲列强相继衰落之后，拉美沦为美国经济的后院，在19世纪依附于欧洲列强的结构，在整个20世纪依附和屈服于美国。④ 可以说，边缘国家依附性发展的最高形态是知识依附，在国际关系领域中，这一点反映在美国学术思想对拉美知识界的长期渗透、灌输和学术殖民化。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由于威尔逊理想主义与玻利瓦尔“理想”相契合，导致国际关系理论从美国“中心”向拉美“边缘”渗透。

滥觞于1919—1939年战争间歇期的理想主义，与伍德罗·威尔逊倡导的“十四点和平原则”相联系。该理论强调国际社会的合法权利与义务，追求和平条件下国家利益的自然和谐，反对均势政治、军备竞赛、秘密外交和武力政策，确信世界公众舆论在建立和维护和平中的作用。其核心假设是：以和平时期的个人利益为基础，可以实现集体利益或国家利益的和谐。理想主义的国际关系方法强调国际关系规范、国际法和伦理道德价值观，认为基于道德一法律原则的外交政策比权力政治更有效，因为它们更持久，更能推动国家间的团结与合作。通过调和冲突和促进合作，这种观念确保外交政策努力创建一种更好的世界秩序，它强调国际法、国际组织以及其他对体系施加约束的机制。⑤ 拉丁美洲的理想主义外交政策可追溯到19世纪南美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他首先提出拉美在政治上的团结联合，呼吁拉美各国“结成一个整体”，共同完成西属殖民地的“全面解放”，力促拉美国家“结成最强大的同盟”，在平等的基础上合作发展经济文化。虽然地区和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然而拉美早期国际关系的思想根系似乎再次从威尔逊理想主义中得到了滋养。

在拉美，理想主义一直是与现实主义并驾齐驱的国际关系理论，在拉美的外交政策分析中，形成了理想主义一现实主义的两分法。原因在于战后美国加强了对拉丁美洲的控制和干涉，拉美各国政府及学者意识到，国际法在维护发展中国家主权和确保主权国家平等地位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1920年国际联盟的创立，以及战后联合国宪章确认禁止使用武力，国际社会概念的诞生，调节国家间关系的国际条件不断取得进展，强权政治受到极大的约束和反抗，这些都使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和谋求平等地位的愿望有可能实现。同时，20世纪60年代，发展中国家为争取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进行的斗争，主要依靠联合国、相关国际组织和国际法，这场斗争在70年代达到高潮，1974年第六届联大特别会议明确指出：这种秩序将建立在所有国家公正、主权平等、相互依存、共同利益和合作基础之上。拉美各国的外交政策，主要目标是确保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和霸权控制，这就为理想主义国际关系分析范式提供了土壤。

其次，从战后初期至20世纪80年代，摩根索现实主义在拉美国际关系领域始终占据着统治地位，此后趋于式微，逐步被自治理论取而代之。20世纪90年代，现实主义理论形态进一步异化，转向了所谓的“外围现实主义”。

根植于西方历史和政治传统的摩根索现实主义在拉美备受推崇。可以说，这一理论自始至终都是拉美地区居于核心地位的国际关系理论。⑥ 在国际关系各学派中，现实主义学派的大师级人物最多，但汉斯·摩根索开创的国家中心主义分析范式对拉美地区的国际关系理论影响是最强大最持久的，贯穿于战后初期至20世纪80年代。实际上，摩根索现实主义与依附论虽然各自关注的中心问题显著不同，但它们具有相似的假设，都关注国际体系内行为体之间权力关系的等级特征，国际关系中的主从关系与统治集权。现实主义的国家异化以及国家利益的概念，特别适合于本地区国家的主人翁角色。⑦ 同时，现实主义观点在拉美各国的外交政策分析中发挥了特长。美国作为区外霸权，视拉美为其经济后院和延伸的政治边疆，长期以来干涉拉美事务。美国的拉美政策贯彻了赤裸裸的现实主义权力政治学，可以说，在美国权力政治的统治下，拉美各国的外交政策不可避免地打上了现实主义的烙印，国际关系研究自然不可能超越强大的现实主义范式。在这期间，汉斯·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就像是国际关系理论的“圣经”，被学者们不加批判地讲授和重述。

第三，尽管地区一体化浪潮使新自由主义相互依存论越来越受重视，但未能挑战摩根索现实主义的统治地位。

相互依存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末引入拉美地区。主要原因在于，相互依存强调国际议事日程的非等级本质，它反对摩根索现实主义的高级政治和低级政治的核心概念，反之，相互依存和跨国化的增加，被认为有利于拉美地区的利益。但是，70年代机制理论和新自由制度主义在拉美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地位并不重要，在同时期发表的论文中只有3篇文章。1988—1998年间，情况有所改善，在约95篇国际关系论文中，有15.8％属于非国家中心模式，特别是相互依存理论。⑧

上述三大理论被统称为欧美经典理论，它们在战后拉美的国际关系分析中占有压倒性地位。根据阿伦·蒂克勒（Arlene B.Tickner）对拉美七国⑨ 的研究和统计，在407种国际关系读物中，一般古典传统（理想主义）占21.9％（89种），古典国家中心传统（经典现实主义）占31.4％（128种），古典非国家中心传统（相互依存论）占15.2％（62种），也就是说，古典方法占到了总数的68.5％。⑩ 这说明拉美地区的国际关系分析深深根植于西方国际关系知识体系之中。

二、本土国际关系理论的兴起

20世纪中叶，拉美大陆广泛兴起了具有民众主义特色的资产阶级改革运动，在很多国家导致新兴工业资产阶级取代传统寡头统治，建立起“多阶级联盟”的民众主义政府，这是拉丁美洲本土国际关系理论兴起的政治背景。墨西哥的卡德纳斯改革（1934—1940）、巴西的瓦加斯改革（1930—1945）和阿根廷的庇隆改革（1946—1955），作为对拉美自主性发展道路的重大探索，对拉美地区的发展模式产生了深远影响。民众主义改革包括：政治上反对考迪罗主义，经济上大力推行土地改革、实行外资企业国有化，并积极推动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发展战略。这些改革举措对拉美知识分子产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影响，政治上表现为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复兴，经济上表现为发展主义思潮的盛行。这三种思潮对拉美国际关系理论的成长产生了很大影响。其中，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形成和民族主义的复兴，导致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在本地区的政治土壤中扎根，马克思主义的复兴对依附理论产生了深刻影响，发展主义经济思潮与玻利瓦尔关于拉美联合的政治理想相契合，为拉美一体化注入了政治动机，并刺激了知识分子构建地区一体化理论的心理冲动。

拉美国际关系研究的本土化过程，自始至终呈现出不平衡性，主要受三个因素影响：一是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发展相对较早、在地区体系中占优势地位的国家，如智利、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等，国际关系研究起步较早。20世纪60年代，墨西哥和智利就建立了第一批全球问题研究中心，智利大学出版了《国际研究》杂志（Estudios Internacionales），墨西哥学院出版了《国际论坛》杂志（Foro Internacional）。二是受政体类型的影响，在威权主义国家，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较快。20世纪60—80年代，在那些依靠威权统治的国家，如智利和阿根廷，威权主义对国际关系理论产生了重要作用，因为政治人物热衷于国际关系活动，推动了拉美国际关系早期学术共同体的形成，该领域的研究力量不断加强。三是殖民经历的时间与特征对本土化国际关系理论的形成具有间接影响。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是加勒比地区参加“拉美外交政策研究计划”的唯一国家，这个国家的殖民历史相对较长，殖民地经历使得该国对国际关系研究采取了相对重视的态度。(11)20世纪60—80年代，为了降低现存的政治、经济和知识依附的水平，拉美学者致力于创造本土国际关系理论的尝试，其成果可圈可点。学者们认同这样一种看法，即拉美需要创造自己的、反映其现实状况的科学知识，寻找自己的理论与方法论工具。于是，逐步形成了具有拉美“本土化”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如依附理论、自治理论、外围现实主义和新地区主义等。根据赫拉尔多·穆尼奥斯的说法，“与美国和欧洲的国际关系研究相比，拉美国际关系研究可以这样说，关键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具有共同特征的地缘政治和安全问题，而后者集中在国家发展和自主性上。”(12)总起来说，拉美国际关系理论的本土化过程可分为三个重要阶段。

第一个是奠基阶段，表现为围绕依附的研究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学术共同体。依附论既受到发展主义的启发，“旨在解释本地区事实上在1930—1945年开始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各种新的特点”，(13)也是出于对拉丁美洲依附于美国的担忧，其结果是马克思主义者和本土理论家对美国国际关系理论进行了长期的反抗，依附理论是在反对和批判欧美学者主导的现代化理论时兴起的，因而“明显是土生土长的”(14)理论。20世纪60年代末，依附理论在拉美兴起并备受推崇，70年代末又痛遭诋毁，此后就陷入低谷。致力于分析和揭示外围国家不发达的根本原因，在经典现代化理论提供的“西化”道路之外寻求替代方案，这是拉美依附论学派理论研究的基本出发点。保罗·巴兰、冈德·弗兰克、普雷比什、多斯桑托斯、萨米尔·阿明和卡多索等人都是依附论的领军人物。其中，保罗·巴兰是研究不发达国家经济停滞或落后根源的第一人，他的观点“为依附论铺平了道路”。(15)冈德·弗兰克也被视为依附论学派的重要创始人之一。弗兰克关于资本主义造成不发达的观点是依附论的典型。在这方面存在着两种看法：一种是强式依附论，认为欧洲发现了那些当时发达的国家，并使它们变得不发达；另一种是弱式依附论，认为欧洲的统治阻止了那些不发达国家的发展。弗兰克代表着第一种观点，属于激进依附论者。在巴兰和弗兰克的影响下，许多拉美知识分子先后投身于所谓“依附形态”的研究和分析，林林总总，蔚为大观。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依附论学派在理论上达到高潮，涌现出不少享誉世界的重量级人物，一批反映依附论学派核心观点的扛鼎之作亦相继面世，从一种依附的视野诠释战后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依附论学派在拉美形成。

依附论方法普遍用于拉美一美国关系、不发达问题、国际参与、地区主权等方面的研究。尽管这个方法是重要的，曾经是战后拉美地区居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但实际上它并未在拉美国际关系理论中占有主导地位。据统计，在1960—1977年间，拉美学者发表的国际关系论文共有26篇，代表依附论方法的论文占总数的19.2％。(16)第二个阶段表现为自治理论的出现，它是欧美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拉美国家外交政策需要相结合的产物，可以说带有合成理论的性质。20世纪70年代，拉美地区的国际导向发生了变化，即对外关系日益多样化以及寻求“脱美”自治，国际关系研究的加强与这些变化有关，这两大变化产生了系统研究拉美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关系的需要，取得自治、超越依附状态成为拉美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命题。从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末，大约有45.8％的拉美国际关系论文共同关注地区自治问题。根据弗朗西斯科·吉尔（Francisco Gil）的观点，这一时期，现实主义的权力概念已经被作为拉美国际政治主要战略的自治概念所取代。自治不仅被看做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受到依附理论的高度关注，而且这个概念开始与拉美外交政策挂钩。从外向内看，自治是一种维护依附的负面效应的机制，从内向外看，又是一种在国际体系中伸张地区利益的工具。一般认为，自治理论在依附分析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特别是古典现实主义和后来的相互依存理论——之间建立了概念的桥梁。(17)赫利奥·加瓜利伯（Helio Jaguaribe）和朱安·卡洛斯·普格（Juan Carlos Puig）是在本地区从事自治概念的分析、传播和实践的最有影响的两位学者。对依附理论、现实主义和相互依存理论的概念的融合构成了一种拉美合成理论，它在本地区的许多国家中成为全球问题分析的基本模式。赫利奥·加瓜利伯把国际体系描述成一个具有差异的秩序，它由四种不同地位构成，其特征视领土邻近性与自决权而定：总体优先、地区优先、自治和依附。尽管自治的国家不能完全保障其国土的不可侵犯性，但它们有能力对内实现自决，对外来侵略者实施制裁。另一方面，依附国家，尽管已经独立和拥有主权，仍然受到不同形式的外部控制。自治是结构性条件的一种功能，加瓜利伯称之为“国家的生存力”和“国际的承认”，前者指国家的人口和物质资源、国际交流能力、社会文化凝聚力。后者指化解外部威胁、对内对外要素依附的能力，包括经济和军事能力，与第三方缔结联盟的能力。普格认为，国际体系不能用无政府状态来定义，而是一个等级体制，其中有三种国际关系行为体：最高分配者，做出决定；次级分配者，执行决定；接受者，只能服从。根据普格的看法，转向自治需要经过四个基本阶段：（1）超殖民依附（正常主权地位）；（2）国家依附（对依附一个国家项目所产生的物质利益的维护）；（3）非正统自治（在非战略性问题上的自治，以换取与核心国家的非对抗关系）；（4）分离主义自治（与中心完全脱离关系）。因此，国家自治需要具有足够的生存能力，足量的国内资源，精英集团基于对自治价值的认知而产生的明确责任。加瓜利伯和普格均认为，外围国家的自治需要调动国家的权力资源，而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实行三大战略：反对中心国家的地区联盟、经济政治一体化和改善谈判战略。(18)第三个阶段，外围现实主义异军突起。冷战的终结引发了对拉美自治理论的重新评估，到20世纪90年代初，甚至已经没有学者研究自治问题了。这个时期拉美国际关系理论界值得一提的事件是以卡洛斯·埃斯库德（Carlos Escudé's）为代表的外围现实主义的崛起。1992年，卡洛斯·埃斯库德出版了《外围现实主义》一书，书中对外围现实主义这一理论作了全面阐述。这一理论是专为国际体系中的那些依附国家量身订制的，包括如下几个命题：（1）国家利益概念应该从以市民福利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来定义；（2）如果核心国家没有直接影响外围国家的物质利益，外围国家应该消除与核心国家的对抗关系；（3）外围国家应该避免与大国发生非生产性的对抗关系，即使这种对抗并不产生中间成本；（4）外围国家应该避免“理想主义”但代价高昂的外交政策方法；（5）外围国家应该对追随主导性大国或与大国结盟的好处进行检验。(19)他还提出，“自治权”概念应根据一国的对抗能力（一国因对抗需要付出代价的承受能力）来重新确定，因此，自治权不等于行动自由权。一个国家的自治权应该根据针对某一具体问题采取自由行动可能付出的代价来加以衡量。(20)外围现实主义反映了拉美学者既要超越自治论、又要摆脱依附论等传统思维模式的最新努力。此后，一些拉美国家的外交政策逐渐被外围现实主义所主导。

此外，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地区主义在拉美的影响日益扩大。冷战结束后，拉美学者对国际关系理论进行了反思。一是对依附论的反思和重新定位。肯定依附论是一种发展理论，而否定其作为外交政策理论的价值。二是许多拉美国家放弃了传统的决策过程论、实力政治论、政治类型论、国际体系论、依附论及其相关的权力政治、地缘政治、势力均衡、等级秩序等学说，地区一体化理论一度成为外交政策的支柱。

三、拉美经验与边缘地带国际关系理论的成长

综合来看，拉美地区的国际关系理论具有三种典型形态：“拿来主义”的欧美经典理论、原创性的本土依附理论、实用主义的合成理论。其中，经典理论和合成理论主要用于外交政策分析，甚至直接指导外交决策。依附理论着重强调拉美地区实现社会经济发展的障碍与矛盾，本质上是一种地区治理理论，原则上不能用之于外交政策分析。但是，依附论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深刻见解与尖锐批判，使之成为一种世界体系理论，从而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拉美国际关系理论的成长，有着鲜明的特点。首先，早期理论的生成，对欧美理论采取纯粹的“拿来主义”态度，尔后趋于理性选择，在对欧美理论的引进时采取“扬弃”的态度。即使在知识依附的情况下，拉美作为“边缘”对“中心”知识的汲取，仍然是有选择性的。譬如，新现实主义在拉美几乎完全“缺位”。这说明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制度主义之间的所谓国际关系理论“第二次大辩论”，在拉美地区并未引起足够重视。其原因有三：一是这些理论缺乏规范性内容，二是它们与边缘问题无关，三是该地区缺乏量化分析的传统。此外，对于建构主义兴起所引发的所谓国际关系理论“第三次大辩论”，拉美学术界似乎同样缺乏兴趣，大概也是因为这个新兴理论实际上很难运用于拉美地区的国际关系现实，正如前文所说，拉美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特点就是它具有现实的政策导向，建构主义不能给拉美各国指出发展方向，也不能开出任何有效的政策处方，因而被学术界忽略了。实际上，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拉美地区的国际关系研究，已经基本摆脱了“言必称欧美”的传统局限性。

其次，围绕“自主性”这个命题，拉美形成了强大的地区学术共同体。早在1977年，拉美国际关系联合研究计划——研究中心联合会便建立起来，曾任智利弗雷政府外交部长的加布里埃尔·瓦尔德斯担任首任主席，目的是促进国际关系的研究、教学与研讨。在其推动下，拉美国际关系学科得到加强并进一步走向成熟。20世纪80年代初，拉美研究中心联合会开始协调国际关系会议的召开，发表年度报告，使学术界的话题日益多样化。1985年该机构出版专业年鉴《国际体系与拉丁美洲》，为拉美区域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1984年1月，第一个专门致力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研究的机构“拉美外交政策研究计划”（PROSPEL）在智利的圣地亚哥成立，其主要创建者为智利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赫拉尔多·穆尼奥斯，这一机构同样由拉美地区学者组成。该机构建立了一个专业性的文献中心，每年出版一卷有关外交政策演变的专题研究，另外还出版有一种关于智利外交政策的研究通讯。跨国学术共同体虽由各国学者组成，尽管在“奠基阶段”的学术努力是彼此孤立的，其研究议程却是基本相似的，包括：国际体系的运作、南北关系与第三世界的角色、中心国家的内在特征、经济一体化与地区合作、比较外交政策、跨国化与相互依存等等。

第三，对“自主性”的不懈探索，形成了一场跨国的“依附研究运动”。由于各国学者的共同参与，其影响超越了拉美的地区界限。20世纪70年代，依附论不仅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赢得了压倒性的影响，而且开始进入全球视野。1970年，萨米尔·阿明在达喀尔召开了一次拉美和非洲社会思想界研讨会，稍后，全世界的社会科学家在达累斯萨拉姆聚会，开始了深受结构主义和依附论影响的、寻找替代理论的道路。在亚洲，许多印度学者在进行理论探讨或教学时，不仅采用了依附的概念，而且把依附论当作分析的工具。在欧洲，这一理论在革命左派、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左翼中赢得了回应。最后进入北欧国家，影响了和平问题的研究。(21)从拉美国际关系理论的生成机制可以看出，拉丁美洲国际关系理论的知识谱系，既深深扎根于欧美国际关系理论传统，又尽力使理论本土化，这与拉美各国在政治经济上既依附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欧美中心”，又不断探索自主性发展道路的现实状况是相一致的。在理论发展的初期，欧美经典理论在拉美国际关系理论中占据着统治地位，而本土化理论的崛起却为拉丁美洲的国际关系研究赢得了世界声誉，为拉美地区国际关系理论向更高水平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且，本土理论的兴起，并不一味排斥外来理论。在政策层次上，本土理论和外来理论都通过学术官僚在不同国家或政府中指导着经济和外交的决策活动；在理论领域，本土理论和外来理论在相互竞争中形成了杂糅与合成的趋势，这是因为在理论争锋的过程中，欧美理论占据主流地位，而外围理论不断进行自我修正。

拉美国际关系理论的形成与演变在发展中国家具有典型意义。上述特点也反映了边缘地带国际关系理论成长中的共性，特别是其理论发展模式反映了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关系理论普遍面临的困境与挑战，如普遍面临的知识依附状况，社会经济不发达造成的在国际体系中的边缘性和从属性，欧美学术的话语霸权，以及在理论发展路径选择上的困难等。在拉美地区，国际关系理论从中心到边缘的输出，自主性意识的觉醒，理论本土化的持续努力与成功，从这种线性发展趋势中，可以领悟到“国际关系领域中的知识如何传播到第三世界国家，什么理论被引入第三世界，什么理论没有被引入，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国际关系知识本身如何发生了转变。”(22)相对来说，拉美国际关系理论成功地走上了自主性发展道路，国际关系知识的生产体系不断强化自主性和个性，着重解释本地区的政治经济问题，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若干特点。对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似乎可以理解为一种“拉美经验”，因而是具有一定借鉴意义的。

注释：

① Arlene B.Tickner,“Hearing Latin American Voic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 No.4, 2003, pp.325-350.② 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页。

③ ［美］詹姆斯·多尔蒂、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阎学通、陈寒溪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15页。④ ［墨］洛斯·安东尼奥·阿居雷·罗哈斯：《拉丁美洲：全球危机和多元文化》，王银福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9页。

⑤ G.Pope Atkins, Latin America in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ystem, Boulder, San Francisco & London: Westview Press, 1989, p.353.⑥ G.Pope Atkins, Latin America in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ystem, p.353.⑦ Arlene B.Tickner, “Hearing Latin American Voic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udies”, pp.325-350.⑧ Arlene B.Tickner,“Hearing Latin American Voic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udies”.⑨ 这里的拉美七国包括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墨西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⑩ Arlene B.Tickner,“Hearing Latin American Voic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udies”, pp.325-350.(11)Arlene B.Tickner,“Hearing Latin American Voic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udies”.(12)Heraldo ,“The Dominant Themes in the Study of Latin America's Foreign Relations”, World Affairs, No.2, 1987, pp.129-146.(13)弗朗西斯科·洛佩斯·塞格雷拉主编：《全球化与世界体系（下）》，白凤森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665页。

(14)［英］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六卷（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组译，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第395页。

(15)George T.Crane and Abla Amawi, eds., The Theoretic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 Read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14.(16)Arlene B.Tickner,“Hearing Latin American Voic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udies”, pp.325-350.(17)Ibid.(18)Arlene B.Tickner,“Hearing Latin American Voic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udies”, pp.325-350.(19)Ibid.(20)徐世澄：《拉丁美洲政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91页。

(21)弗朗西斯科·洛佩斯·塞格雷拉主编：《全球化与世界体系（上）》，第66—67页。

(22)Arlene B.Tickner,“Hearing Latin American Voic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udies”, pp.325-350.转自：《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京)2009年2期第114～1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