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从哈珀校长的治校理念看德国经典大学理念在美国的调适

第一篇：浅论从哈珀校长的治校理念看德国经典大学理念在美国的调适

浅论从哈珀校长的治校理念看德国经典大学理念在美国的调适

论文摘要：20世纪初期，美国高等教育史上出现过一批伟大的校长群体，芝加哥大学校长哈珀（William Rainey Harper，1891-1906）就是该群体中的一员。综观大学发展历程，美国赶超德国后来居上，成为世界一流大学聚集地的原因就在于校长群体较好地把握了德国经典大学理念的继承与超越之间的关系。通过分析芝加哥大学首任校长哈珀的办学理念与领导实践，考察德国经典大学理念在美国的有效调适，试图从该视角揭示美国大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和轨迹，有助于为当下中国大学改革提供思考和借鉴。

论文关键词：哈珀；治校理念；大学理念

美国高等教育史上出现过一批伟大的校长群体，学者考利（W.H.Cowley）将这一时期的校长群体描述为巨人型校长，把这个年代称之为巨人的年代：1870～1910年（The Age of Titans）。芝加哥大学校长哈珀（William Rainey Harper，1891～1906）就是该群体中的一员。

芝加哥大学创建于1891年，在首任校长哈珀的领导下，尽管建校历史不长，但凭借出色的办学理念和优秀的领导能力，迅速跻身美国一流大学的行列。1906年，据美国《科学》杂志对12个领域1000名最杰出美国科学家的调查，将近半数集中在15所研究型大学内，排名依次为哈佛（66.5，荣誉性的、共同任命的科学家为0.5）、哥伦比亚（60）、芝加哥（39）、康奈尔（33.5）、约翰·霍普金斯（30.5）、加利福尼亚（27）、耶鲁（26.5）、密西根（20）、麻省理工学院（19.5）、威斯康星（18）、宾夕法尼亚（17）、斯坦福（16）、普林斯顿（14.5）、明尼苏达（10）、伊利诺（6）。[2]

正如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雷文所言：“如果没有雄心勃勃且有远见卓识的领导者，任何一所杰出的高校都不可能达到目前的地位。”[3]此言用于描述哈珀是非常恰当的。他高瞻远瞩、殚精竭虑，在短短15年间集中了一批热爱学术、以学术为天职的学者，创建了一所一流大学，在1906年任期内溘然长逝。综观大学发展历程，美国赶超德国后来居上，成为世界一流大学聚集地的原因在于校长群体较好地把握了德国经典大学理念的继承与超越之间的关系。本文通过分析芝加哥大学首任校长哈珀的办学理念与领导实践，考察德国经典大学理念在美国的有效调适，试图从该视角揭示美国大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和轨迹，有助于为当下中国大学改革提供思考和借鉴。

一、坚守：大学的直接目的为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

芝加哥大学于1890年7月召开第一次董事会议，同年9月获得伊利诺州政府颁发的特许状，1892年10月正式开课。建校日却定于哈珀校长就职的1891年7月1日，这也可看出人们对哈珀的怀念和崇敬，并印射出哈珀对芝加哥大学的影响。

当时德国大学对美国影响极为深远，在1815～1914年间约有1万名美国学生在德国大学学习，留学生们对德国学术的推崇从留德的哲学家罗伊斯的评论中可见一斑：“唯有德国的学术是我们的老师和引路人，一个初去德国的人对理论生活的可能性仍抱有怀疑的态度，回国后即成为一名为了求知而将时间都用在纯粹知识上的理想主义者。”这种不受功利主义影响的纯学术探究与在哲学修养基础上的个性全面发展的德国经典大学理念成为美国大学的办学旨归。

哈珀对该理念赋予了具体的实施，上任后首先确认学术研究为大学第一要务。他在美国首创成立了大学出版社，并创办了政治经济学、语言学、地质学、社会学等学刊，与其他当时美国的14所研究型大学相比，其出版物与出版种类位列第一。以1906年为首版日的截止期来计算，哈佛大学学术出版物为8种，哥伦比亚大学6种，康奈尔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各5种，加利福尼亚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各4种，威斯康星和耶鲁大学各3种，麻省理工学院2种，密西根大学1种，普林斯顿大学为非正式出版，斯坦福大学则是不定期出版，而芝加哥大学的正式出版物达12种之多。

1894～1896年间，芝加哥大学的每个系都实施了研究丛书计划，哈珀校长要求每一院系最起码都要出版一种学术刊物。到1898年，该校每年学术出版物总印数达到15万册。这种氛围让芝加哥大学教师群体沉浸在学术研究与追求的空间中。因为学术著作的数量极其可观且学术造诣高，因此，1902年就有了《见证——芝加哥大学资深学者学术文献（1892-1902）》的出版，专门记录教师群体做出的杰出学术成就。此外，由政府和学术机构颁发的奖项更是数不胜数。在他主政的15年间，芝加哥大学的学术出版物数量远在其他研究型大学之上。1895年他曾撰文：“如果大学在时间和劳动上还没有扩张到直接或间接影响大学以外的思想和生活的生产工作上，那么它决不能值得拥有大学这样的名字。大学成员个体所承担的首要责任是他的研究和调查。”

哈珀规定教师晋升的决定性条件是学术发表，目的是“期望所有教师做出真诚和持久的努力，为增长世界知识作出贡献。”他强调这种研究是纯粹学术性的，目的是发现、追求真理、扩展人类知识。为此，在建校十周年的讲话中，他特别提到有些教师花费了过多的时间编撰普通教科书，“撰写编辑专科或者中学教材的工作，不属于大学教授的工作范围。”明确表明大学教授的研究主要是以追求、扩展人类知识为目的。因此，他鼓励教授根据自己的研究来决定是否开设相关课程。

为鼓励教师有更多的时间投入纯学术研究，在建校初始他就规定每位教师每年教学36周，每周10至12小时，“任何教师的教学时间都不应该超过这一数量”。这项政策在美国研究型大学中是第一个出台的，15年后才有其他的研究型大学赶上或超出了这一标准。他曾规划大学教授一年有6个月时间用于科研和调查工作，授课和讲学时间限制在另外的6个月中，使得整体研究水准和效果达到最佳状态。大学是一个教学机构，更是一个研究机构的理念深入人心。哈珀明确表示他的目的是创建一所宏伟的大学，而非学院。

为保证教学管理的畅通，哈珀对芝加哥大学的行政设置框架定为董事会、大学评议会、行政领导班子，并设立了4个学校委员会，分别管理学校出版机构、图书馆、实验室和博物馆、体育文化运动及学校附属工作，加上大学本部和推广部，构成了芝加哥大学的整体结构。委员会至少有5名成员，从全体教职工中选出。委员会的工作由行政领导班子和评议会加以总体监督。哈珀认为大学推广部及4个学校委员会是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有助于治校理念及策略的推行。

二、教授治校制的调适：校长负责制下的名师汇聚

德国大学的教授治校制是非常独特的。首先教授是由政府任命的，是国家公务员，工资由政府支付，而非学校。这一点决定了大学教授地位高但独立性强，对校长没有依附性。任命通常是由校方列出简单的候选人名单呈送给政府中负责相关事宜的部长，再由这位部长决定任命哪位候选人。并且教授数量是控制的，一定得等某位教授去世，职位有空缺时，才能申请。

其次，德国大学特有的编外讲师制度。德国大学教师分编外讲师和编内教授两种。申请编外讲师者必须有专著发表，该专著应包含作者在取得博士学位后最初几年的研究成果，这一专著必须比博士学位论文有更大的影响。此外，申请人要向本学科教授发表公开演讲，最后由教授们决定是否有担任编外讲师的资格。编外讲师不拿国家薪俸，靠选修自己讲授课程的学生缴纳的学费维持生活，在大学只拥有授课的权利，是教授学术上的竞争对手。但按照惯例，编内正教授往往是从编外讲师中产生的。这种编外讲师制度为促进德国大学的学术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从另一层面考察，经过这样的程序升为教授的在学术成就上都是有保障的。

上述两方面因素决定了德国大学人群体是一个少而精的特殊阶层。青年学者决定将编外讲师作为职业选择时，一定是胸怀坚定志向的。因为若没有其他的经济来源，编外讲师的生活是较为清贫的，必须默默奋斗数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完全凭借个人的学术成就才能走上通往教授头衔的道路。因此，这是一份被视为“建立在使命感和内心召唤之上的工作”。只有那些志向不在于职位声望和稳定，而在于纯粹学术、以学术为信仰的学者才适于这样的制度。弗莱克斯纳评论说：编外讲师“代表的是纯粹的学术型人才，其职业体现了一种理想主义的生活态度，一种对知识和理念的专一的兴趣。”经过严厉的生活考验及对学术献身精神的打磨，历经数年或者长达十几、数十年编外讲师而最终升为大学教授必定是学术上有相当造诣的大学者。他们已养成相当的独立性与自由研究的习惯。此外，这种制度被看成是“大学的真正精神所在——以极为崇高的方式将学者引入极为崇高的职业„„确保了为高级学术职位提供热爱学术的优秀后备人才”。

德国大学最基本的教学研究制度是讲座制，教授会成员是全体讲座教授。每个讲座中，教授拥有对各项学术事务的管理权，能够独立地确立学科的发展方向，聘用学术与非学术人员，选择教学内容和研究课题、独立使用经费等。教授会之上是学部，学部之上是评议会。大学校长与各学部长由教授会公举，每年更迭一次。校长则由神学、医学、法学、哲学四科教授轮流担任。事实上，大学校长只是履行评议会、教授会的决定，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管理权。教授与社会有一定距离，但又受政府供养。而政府对大学事务却不能插手。大学与社会、政府处于这样的一个关系中，决定了德国大学教授治校制长期存在。

在芝加哥大学，哈珀实施的是校长治校制下的教授汇聚。他认为：“只要有充足的资金和人力，任何理想都可以实现”。建校初期，他以学术作为聘请教授的唯一标准，通过优厚的工资待遇、完备的研究设施为芝加哥大学聚集了一群学界领军人物，总数达120位之多，学科涵盖27个领域。他们中有曾担任过诸如威斯康星大学校长、卫斯里学学院院长的8位名教授，有来自耶鲁大学等名校的多位教授，甚至以高出克拉克大学两倍的高薪把该校的知名教授悉数聘请。以至于当时克拉克校长霍尔指责这是一种工商界大吃小的作风和行径，不应在教育界学术界出现。但克拉克大学的出资人不认同霍尔校长发展高深学术研究的办学方针，进而减少了财政资助，使得意在大力推行高深学术研究的哈珀得以聚拢了克拉克大学的知名教授群体，他们在芝加哥大学继续着高深学术的追求和研究。

哈珀认为最大程度地集结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把这部分有着不同教育背景的人和思想体系聚集在一起会大大促进大学的格局构建。拥有第一流的教师群体成为哈珀的追求目标。为此，哈珀时代的芝加哥大学教师的薪资水平是美国最高的，这一做法在其继任者贾德森任校长时期依然延续，给予一流人才一流的待遇，教授的工资足以与商界成功人士有一比，成为芝加哥大学的传统。此外，哈珀看重的是教师的学力而非仅仅是学历，只要教师有真才实学，他就不拘一格予以聘请。如他曾聘请过一位没有研究生学位的青年天文物理学者，并给予副教授待遇。

哈珀在建校伊始就确立了把研究工作放在首位的办学思路，他坚持学校“提拔年轻人时更多地考察研究工作的成绩，而不是教学效果，尽管后者是绝不会被忽视的”。他认为学术能力强的教师在授课中也是教学相长的。教学与科研齐头并进，探求真理，并为探求真理而培养人才，进而通过知识的增长而丰富人们的生活，成为芝加哥大学的座右铭。芝加哥大学的教师群体在此理念引领下全身心地进行着学术研究，科研成为学校的办学特色，也因此，一批奉行学术本位的学者得以聚集在芝大，该校迅速跻身美国一流大学的行列。

三、创新与传承：学术自由理念的具体阐述与服务社会理念的推广

学术自由是德国经典大学理念的精髓之一，也是德国大学在19世纪迅猛发展的要素之一。该理念对美国大学的影响深远，芝加哥大学也不例外。但哈珀对学术自由有着自己的理解，为避免学术自由的误用，在1899年7月30日他主持的学校例会中对学术自由做了如下具体表述：芝加哥大学自建校之际起，始终把在所有学科中贯彻言论自由作为首要原则，校长、董事会的态度及校长和教授的行动都已表明了这点；无论是当前还是将来，这一原则都不容置疑；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芝加哥大学本身不会批驳参与公众问题讨论的任何一方，任何教授的观点仅代表学者自己，与校方无关。

随后，哈珀又对学术自由的观点作了进一步深入的阐述：“无论其他兄弟院校采取什么措施，在芝加哥大学里，无论是董事会成员、校长或其他任何一名学校官员都不能以任何形式强迫教授对所发表的公开言论作出解释。”并强调学校的捐助者无论是董事会还是政府，都不能干涉、指责教师的教学，也不能干涉学校授课计划。他坚持捐助者若对其所支持的项目进展不满意可以有权停止该项目的资助，但无权干涉整个学校的管理和教学。在他看来，若学校因为外界压力而改变相关制度和教学安排，就不是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大学了，而且学校也将难以维系原有的学术地位和排名。他认为大学是兼容并包、思想相互激荡碰撞的机构，只传授单一学说的学校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因此，他鼓励教师们相互听课，相互质疑，不仅找到最佳的教学方法，而且也能推动学术的持续发展。在他的理念中，“培养学术精神的最基本原则是保证学者们在思想上不受干扰。只有得到这种保障的学者才能专心科研，从而最大程度地造福全人类。”

他极力推行芝加哥大学的教师们拥有言论自由的权力，甚至认为即使滥用该权力也比压制这种自由好得多。但同时他也对滥用言论自由的行为进行分类，目的是提醒教师群体何时何地该如何行使学术自由的权力。哈珀承继了德国大学学术自由的传统，但同时又对该理念进行了具体的阐释和分类。这种创新的做法一方面营造了教师们宽松的教学研究氛围，一批极富个性与学术趣向的一流学者云集芝加哥大学，在各自学术领域中自由探索，推动并促进了大学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恰到好处地提醒教师群体学术自由可以应用的范围，避免教师群体的误用。此后，学术自由传统一直被奉为芝加哥大学的治校经典。

哈珀坚持大学要通过自己的学术研究为社会服务。学术研究是一端，而社会服务则是大学使命的另一方面。该校的校训“增长知识，丰富生活”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学校在鼓励教师进行学术研究的同时，强调为学校所在的城市、州及国家提供学术服务和贡献。如：经济系主任罗福林（J.Laurence Laughlin）经董事会批准，离职2年，出任国家公民联盟主席，负责推广一个健全的银行系统，为美国银行系统的改造起了极大作用；希腊语系主任肖里（Paul Shorey）教授以美国历史学罗斯福学者的身份在德国工作。

哈珀在注重学术研究及研究生教育的同时，强调大学对整个社会负有责任。他坚信大学不仅对它的学生负有责任，培养他们从而服务国家，对那些没有机会入学的也同样负有责任。因此，在他任期内，建立了大学推广部与函授教学和公开讲座，促成了大学教育的延伸，为芝加哥地区没有机会参与常规大学教育的市民提供机会，以便这些市民可以更好地服务于社会。

每一所名校都有它独特的成长史，在成功的背后都有着很多形形色色的故事，但校长是学校发展的关键因素，这一点是无可否认的。正如蔡元培、蒋梦麟、梅贻琦之于中国的北大、清华，哈珀对芝加哥大学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哈珀通过对德国大学理念的精确把握及相应调适，凭借准确的办学定位，为学校发展而献身的精神，引领了芝加哥大学的发展。他让芝加哥大学充满了生机，创造了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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