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济大学迁川始末及我和同济学校的关系---亲历者李清泉

第一篇：同济大学迁川始末及我和同济学校的关系---亲历者李清泉

同济大学迁川始末及我和同济学校的关系---亲历者李清泉

同济大学迁川始末及我和同济学校的关系

亲历者－李清泉

原国立同济大学的前身是德侨在上海办的宝隆医院和贝伦子工业学校。1914年北洋阀政府对德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将德侨所办企事业全部收归本国接办，宝隆医院和贝伦子工业学校合并成为同济医工学校。不久即分设理、工、医三个学院，改为同济大学，仍用德语教学，并留用了一部份德籍教师，是我国唯一采用德国科学技术的综合性大学，在国内外都有很高声誉。1937年8.13上海抗战爆发，学校在吴淞江湾的校址首遭怉火轰击夷为平地。师生仓皇内迁武汉，南徙衡阳桂林，经越南河内辗转迁到昆明。1940年滇缅交通被截断，学校决定再迁川南。是年秋，校方电托前中原造纸厂厂长钱子宁在宜宾南溪一带寻找校址。当时宜宾人口拥挤无法安置，南溪县城空房较多当地士绅又不乐意接受。我们知道了这个情况约集决定去电欢迎，电文是地方人士推选我起草的，只是简单的十六个字即“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应”。当然这样简略的电文只能表示地方人士的态度，不能说明李庄的整个情况。发出电报之后，又由我拟稿写了几份内容大略相同的文件，从历史地理交通物产民风各方面阐明李庄可以接受一批内迁机关学校的优越条件，分致同济大学和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教育部。学校根据我们提供的情况，复电托钱子宁先生到李庄接洽，我们向他详谈了地方人安置学校的全盘计划，保证不会落空。钱立刻去电答复校方，敦促派员来川办理。

很快学校就派了理学院长王葆仁（现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事务主任周召南前来接头，当时驻在昆明的中央研究院三个所和中央博物院也派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芮逸夫随同入川来寻找住地。三位先遣人员住益德小学，由我先到学校晤面后，再约集地方人士开会议定，对学校和几个中央文化机关表示一体欢迎，并初步拟定了具体安置办法如下： 1.同大各学院以工学院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我们决定安排在本镇最大的庙宇——东岳庙。当时庙内住着后备人员训练班学员一百多人，已经结业，我们动员学员去拆毁神像，闹了半天没有一个人肯动手。原来东岳庙正殿供的东岳大帝和皇后太子等的塑像都是栩栩如生，冠服华贵，而两廊分列的是十殿闫罗王及判官小鬼，夜叉牛头马面鸡神无常等的泥塑像，面貌狰狞千奇百怪。后备队员多是乡村农民，迷信思想十分浓重，怕受到鬼神的惩罚，根本不敢下手。后来还是我同罗伯希（李庄人，解放后任过宜宾市文化古物保管委员会付主任委员）以及学校派来的几位先遣人员，先将当时群众最敬畏的鸡神无常拉倒，大家见我们都不怕，才动手捣毁所有神像。

2.同大医学院规模也大，但该院分为前后期，前期是基本医学，后期是分了科的专业，附有实习医院和高级护士职业学校（相当于现在的中专），这几部分对许多病例进行临床实践，设在小乡镇上不大适宜。学校已商得当时宜宾专署同意设在宜宾市女学街，余下前期几个馆，我们只好帮学校没法买下大地主罗用光的住宅大院，作为李庄镇中心小学新校址，而将小学原校址祖师殿让与同大医学院前期建立解剖、细菌等馆。

3.同大理学院规模较小，只有数理、生物、化学三个系，我们就商请原李庄区署让出大部份南华宫庙址房屋作为该院校址。我们捣毁了慧光寺的神像作学校总办事处，不久因机构设置齐全房屋不敷用，又由我出面向川军十八师周勋团婉转交涉与该团团部所住之大庙宇南华宫互换。大学附设的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安排在几里路之外的苏家观（后来在近郊建了实习工厂），这个附校也迁回近郊，还有附设高级中学则由我向酱园厂主刘映咸交涉，把他在下麦坝的大房子让出。同时还租赁了公私大院十余处，作教职员学生宿舍，校医室，体育馆。又商得一些工商户同意，让出王爷庙作大学图书馆，与此同时我们对中央研究院的三个所，中央博物院，中国营造学社等也在近郊代租了几幢大院和一幢祠堂作了妥善安置。

是年九月份，校长周均时由重庆返校立即开学授课。周校长看到学校全部对外的合同和契约都是我经手办的，认为我对学校的帮助很大，当即聘我为训导处训导员。不久因文书主任仲雪坡积压了大量公文，使学校工作不能顺利推进，同时为了申请当时控制很严的汽油，接滞留昆明的图书仪器、机械设备等，需要向国民党中央几个巨头去函电，要求核批。而仲雪坡草拟的文稿连改多次，周校长均不满意，乃改聘我为文书组办事员，立即承办此项文案。由于我在一夜之间就草就了周校长所需要的文稿，一个月之内扫清了所有积压的文件，刚刚一个学期，校方就升我为文书组组员，月薪由90元加为110元，弟年即加为140元，相当于文官委任三级。41年暑假复聘我为招生委员审阅试卷，成为职员中唯一准教员待遇的一员。

周校长是学土木工程的，曾经在德国留学和工作达十八年之久。第一次世界大战柏林被围时曾在城围中与当地人民同甘共苦，德国人对他的感情很深。但他在谈话中对德皇威廉第二和纳粹党很反感。当时使我最感惊异的是他在外国多年，丝毫没有沾染一点洋派的气息。在李庄一两年没有穿过西装，常年穿的是兰布大褂，一顶呢帽不知戴了好多年，已成了暗褐色。外出全是步行，个人生活十分节俭，招待贵客也只有四菜一汤。上台讲演时讲得十分幽默而中肯，能发人深思，使人百听不厌。平时和蔼近人，住处即在老场街民房内与市民比邻而居。当他考虑问题在室内踱方步时，腋下总是夹着一个镔铁盒，内盛糖果饼干，边走边吃。邻家小儿们看到他那付滑稽相，往往围上去大叫“周校长！周校长！我要点糖吃”他从来不拒绝，立刻抓出一把来给小鬼们，还要说，“这个好吃，快吃了去玩吧”，小鬼们都同他很亲近。对学校的用人行政，真是求贤若渴，他聘来的教授多是国内知名的进步人士，用职员从来不问是什么学校出身，只要有真本事就不拘资格。后来接替他的丁文渊校长与他刚刚相反，是一个官僚架子十足的人。西装就有三百多套，每天早午晚要换几次，外出不管远近都要坐轿子，哪怕相距不到百步也从不例外。并且不屑与市民杂居，而是在郊外另购住宅修整后单独住在那里。当时我对两位校长作了鲜明的对比，有很深刻的印象。通过二十四教授事件之后，我认识到丁文渊根本不学无术，不过是蒋帮的文化特务而已。我说他不学无术，是有事实根据的：他过去一直当外交官，在德国时当过德国某大学的中国文学院长，实际上连中国的历史都亳无所知，有一次他曾叫他的德文秘书马炳云来问我学中国历史看什么书，我向他说，二十四史卷数太多，老年人不可能从头学起，只有买一部资治通鉴，看看可以粗通中国历史。丁校长的讲演词和一些纪念文章包括简单的题词都要我替他起稿，实际上我已成了他的中文秘书。我的文笔就很拙劣，但从未见到他增改过，可想而知他的中文程度还在我之下，听说他当年是学医的，究竟学的什么专科，至今我都闹不清楚。至于周校长呢？一直到解放后我才知道他是进步人士，在李庄卸职回渝即被蒋帮关在中美合作所，于49年被杀害，虽已事隔几年，思之还是令人凄怆不已。

我在同大前后任职将近四年，1944年办三十周年校庆我已取了校友资格。按规定非本校毕业的教职员，连续在校任教或任职三年以上即成为校友，取得校友会会籍。我在学校的本职工作是草拟主要公文函电，例行公事则另有人办稿，此外我还负责与地方政府联系学校与地方之间的事务。从41年起连续三年审阅了考生的国文，史地、公民三科的试卷，因此同一部分教授往还比较密切。

抗战后期，物价飞速上涨，教育部每月月终系根据学校月初呈报的物价指数，按物价上涨倍数核发工资。实际上事隔一月，物价又涨了若干倍，员工领得工资后，已买不到所需的生活资料了。后来国民党中央才采取除工资外另发实物，当时叫做米贴。教职员按家庭人口计算，从六市斗到一市石，（三市斗计一石，一斗重五十斤）工人一律六斗，学生二斗，其办法是在每月月终由学校按各人应得数量发给米贴票，持票人可以随时凭票在本校仓库领取食米，米的来源由南溪县粮食储运处按月照拨，船运回校供应。1944年初，学校事务主任朱兰江（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教育部长中央研究院代院长朱家骅的堂弟）竞勾结储运处部分承办人员和粮商，共同舞弊，将在南溪县城拨得的食米三千多市石擅自以高价盗卖给重庆米商，返校对员工诈称米未拨到，使校仓长期无实物供应，米贴票成了空头支票。暗中却勾结本地商人刘映咸，以低于市价三分之一或更少的价格收购员工所持米贴票，员工得不到实物不得不忍痛贱卖，添钱以高价向市场购买食米，一进一出损失不赀。而市场上每月增加成千石食米的销售量，价格波动更大，给广大员工的生活造成极大困难。我到县里开会，了解到这些弊端十分愤慨，返校后立即同会计室会计梁苑英共同署名向校方进行揭发，当时没有料到丁校长和教务长薜祉镐事前均与朱有默契，对我们的揭发爱理不理，企图包庇下来，以不了了之。

我们遂将事实公之于全校，激起了广大教职员工和学生的共同义愤，当由二十四位教授在我们再一次揭发的签呈上签名支持附和的竟多达一千余人。校方见事情闹大了，无法平息，迫不得己，才叫我同被告一起持学校函件到储运处对证。进城后由于我对储运处的人事熟识，很快得到储运处长粟雨田和部分科室人员包括我的堂弟李文清（在该处管档案）的大力支持，回函据实向学校作了答复。丁文渊在事实俱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只好撤销朱的事务主任职务。但学校当局对二十四教授和我都恨之入骨，竟采取卑鄙手法向二十四教授投匿名恐吓信。二十四教授据来信笔迹认定是薛祉镐写的，当向法院起诉，薛抵死不认。最后经最高法院法医研究所鉴定，举出十四点理由证明恐吓信是薛写的，检察官提起了诉讼，法院出了拘传票。校方无法，只得叫薛弃职潜逃，于是矛盾就发展到二十四教授和校长的直接冲突，官司继续在国民党中央政府打。校方对我呢，尽管很不满意，但我平时办事勤敏，另一方面学校需在地方政府帮忙的事都是我去联系，不敢贸然对我停聘。在学年度终了时，仍按原职原薪发了聘书给我，但在此之前校务会议早已内定文书主任徐敬四调注册组，我继任文书主任相当于文官的县级（事实上我已两次代理过此职时间长达一年多），校方由于私怨不但不予进级，连我的年功加俸都被剥夺了。另外调一个根本不懂公文的秦吉云（国民党中委吴稚晖的表弟）来作文书主任。我当时想，别人来享受虚位，要我们来为他人作嫁衣，实在不服，因此愤而退还了聘书。当时整个文书组人员也都义愤填膺，除了两三个低级职员之外，全部退了聘。甚至已调到注册组去任主任的徐敬四，也深憾学校当局未采纳他的合理建议，同我一起辞职不干。两个月之后丁文渊终于被二十四教授告垮了，教育部另派医学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董洗凡来任校长。当时因文书组内人员走后，事情办不好，董曾托德文教授赵公勣（荣县赵尧生的三公子同我关系比较好），进城来劝我回校。我已担任了南溪县党部、县政府和税捐征收处几个职务，不易辞掉。另一方面顾虑激于义愤同我一起辞职的五六人，如我单独返校对不起别人，因此一口拒绝了赵的敦劝。这个事情在发动之初，不过是一件揭发贪污舞弊的普通事件，后来由于二十四教授的参与，与丁文渊发生了直接冲突，其性质已经变成了进步人士与文化特务之间的政治斗争。当时我并不十分清楚，后来才知道二十四教授多是周均时校长时代聘来的进步人士。我记得这些教授当中属于川藉的有唐哲、方召、卓励之、谢苍璃、彭明江、魏泽、赵公勣，外省的有王葆仁、童第周、陈永龄、梁燦英、李化民等，事隔多年，己不能一一举出了。同大在我离开之后，又增设了法学院，教职员工发展到一千余人，学生发展到八千余人（包括附校）。1945年抗日战争结朿之后，由于原上海校舍早已荡然无存，于是年冬季派员回沪筹备，1946年才全部东迁，结朿在四川将近六年的寄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