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明朝皇帝的崇道之风
明朝皇帝的崇道之风 晁 中 辰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文史哲》2004年第5期
摘 要: 明成祖在“靖难之役”中自称得到真武大帝的佑助, 故夺得皇位后极力崇道。后世皇帝仿效成祖, 崇道之风愈演愈烈, 至嘉靖、万历而盛极。因崇道而日事斋醮, 皇帝怠政之风日盛, 加速了明王朝政治的腐败。
因怠政而出现权力真空, 内阁的权力随之上升, 逐渐有了所谓“宰相之实”。皇帝崇道促进了“道藏”的编纂和
道教的传播, 道教更加民间化和世俗化。明代道教虽未出现新流派, 没有理论上的新贡献, 但相对于佛教, 其
地位却上升了, 故不宜笼统地说明代道教处于衰落时期。
关键词: 明朝;道教;怠政;民间化和世俗化
道教于东汉末年产生以后, 历朝帝王对其态度多有不同。例如, 隋朝皇帝崇佛胜于崇道;唐朝皇帝因是李姓, 自称老子后裔, 故大力崇道, 以唐玄宗最为痴迷;宋朝皇帝亦崇道, 宋徽宗甚至以天下道教的教主自命;元朝和清朝都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 其皇帝都不崇道而崇佛。在封建时代, 皇帝的个人信仰对社会能产生重大而广泛的影响。在明代, 明成祖自称在靖难之役中得到真武大帝的佑助, 故称帝后极力崇道, 明后世皇帝中以嘉靖、万历二帝对道教最为痴迷, 影响巨大。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既可以了解明代道教传播的特点, 也有助于对有明一代历史认识的深化。
一、明成祖开明朝皇帝崇道之风
明朝皇帝崇道之风是从明成祖开始的, 而他的父皇朱元璋则较为崇佛。朱元璋称帝后, 只允许佛、道二教流传, 其他宗教一律禁绝。但从总的倾向来看, 朱元璋崇佛胜过崇道。这可能与他本人当过和尚的经历有关。这种倾向从以下三点就可以看出来。
其一, 朱元璋称帝后以“天有师乎”为借口, 取消了张正常“天师”的称号, 改授其为“真人”, 而“天师”是道教中对教主最尊崇的称谓。
其二, 和尚和道士犯同样的罪过, 对道士处罚得较严厉。《万历野获编》卷27《僧道异法》中记载“:洪武中有诏, 凡火居道士(犯通奸罪), 许人挟诈银三十两, 钞五十锭。如无, 打死勿论。”后来,“山西有僧夜入奸妇家, 为同奸者殴死”。如按对待火居道士例, 应“打死勿论”, 但“上命宥死戍边”。文中还说:“此则见之史者。盖二法必皆太祖所定, 特未载入律中耳。”
其三, 据《明实录》记载, 洪武三年十二月十四日, 朱元璋发布诏谕:“公侯不可崇道, 尚服丹药。”明初士人大都以儒学为本, 佛、道兼修, 例如宋濂就自号“仙华道人”, 刘基亦曾随道士修业。这二人崇道很可能是他们后来失宠的重要原因。朱元璋禁大臣崇道而不禁崇佛, 足见他本人崇佛胜过崇道。明成祖则与其父大异其趣, 变得极为崇道。明成祖起事北方, 按照道教的说法, 东青龙, 西白虎, 南朱雀, 北方的守护神是真武大帝, 自然以真武大帝作为自己的保护神最为适宜。于是, 明成祖从起兵时起,就不时借各种机会显示, 自己在冥冥之中经常得到真武大帝的佑助。据《明书·姚广孝传》载, 明成祖起兵当天,“出祭纛, 见披发而旌旗蔽日。太宗(明成祖)顾之曰‘:何神?’曰‘:向所言吾师玄武神也!’于是太宗仿其像, 披发仗剑相应。”此事在高岱《鸿猷灵》中明确说成是发生在姚广孝选的日子, 即明成祖“屡问”姚广孝起兵的日子, 姚屡说不可, 到举兵前一日才说:“明日有天兵应, 可矣!”第二天举兵时, 果然“众见空中兵甲, 其帅玄武像也。成祖即披发仗剑应之”。“玄武”即“真武”, 宋代时为避宋真宗讳, 改称“真武”为“玄武”。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 这场真武显灵助成祖起兵的活剧很可能就是姚广孝导演的。古代人迷信心理重, 信以为真, 便认定明成祖是“真龙天子”, 大家就信心十足地跟着他打天下。在此后长达3 年之久的靖难之役中, 明成祖经常以真武大帝暗中相助来激励士气, 在军中还时不时打出有“真武”字样的旗帜, 使建文帝的将士也误以为真武大帝在佑助明成祖。这既对明成祖的将士起到激励作用,又对建文帝的将士造成了心理上的威慑。明成祖以八百人起兵, 在靖难之役中经常能转危为安, 并最终夺取皇位, 这种心理作用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明成祖即位后, 道教的地位明显上升。继朱元璋取消张宇初的“天师”称号后, 建文帝又剥夺了张宇初原有的“正一天师”印诰, 明成祖则一即位就将“正一天师”印诰交还给了张宇初。明成祖对真武大帝的崇奉更是优礼有加, 隆重加封真武大帝为“北极镇天真武玄天上帝”, 以真武大帝为护国大神, 在京师建真武庙, 在御用的监、局、司、厂、库等衙门中, 全都建有真武庙。庙中供奉真武大帝塑像, 左右两旁塑龟蛇二将, 以彰显真武大帝之神武。明成祖在《御制真武
庙碑》文中对真武大帝助其夺位之功大加颂扬:“惟北极玄天上帝真武之神, 其有功德于我国家者大矣⋯⋯朕肃清内难, ⋯⋯神之阴翊默赞, 掌握枢机, 斡运洪化, 击电鞭霆, 风驶云驰, 陟降左右⋯⋯迹尤显着。”朱元璋曾颁布《大明玄教立成斋醮仪范》, 明成祖则重新加以删定, 增加祭颂真武大帝的乐章, 成《御制大明玄教乐章》, 通行全国道教斋醮场所。
据传, 真武大帝最初修练武当山, 功成升天, 奉上帝命镇北方, 故明成祖便于武当山重建庙宇, 以奉祀真武大帝。《明史·礼志四》对此记载得很简略, 实际上工程规模很浩大, 历时6 年, 耗银百余万两, 前后动用兵民数十万。竣工后明成祖亲制碑文以纪其事, 赐名武当山为“太岳大和山”。于是, 号称“太岳”的武当山盛极一时, 其地位一度凌驾于五岳之上。各地藩王也纷纷仿效明成祖, 在武当山设立道观, 以供奉真武大帝。武当山道教建筑群至今仍是全国最大最壮丽的道教建筑群。
真武大帝成了护国大神, 整个道教在明成祖时期的地位自然也随之大为提升。据《万历野获编》卷27《僧道异恩》条载:“永乐间, 升⋯⋯全真(道)邱元清为太常卿。”金元之际的邱处机是全真道的开创人, 其后人邱元清位列九卿之一, 以太常卿掌“礼乐郊庙社稷事宜”, 对全真道来说是件十分荣耀的事。但总的说来, 全真道在明代的地位不如正一道高。
明成祖将明朝的京师从南京迁至北京, 实际上也与他将“镇北方”的真武大帝作为自己的护国大神有关, 只是这种心理外人难以明知。他对北京进行大规模营建, 今故宫和北京老城的基本格局都是在明成祖时奠定的。与此同时, 明成祖在北京兴建了一些供奉道教神灵的建筑, 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数天坛, 另有天将庙和关公庙等庙宇。天坛和故宫中的宫殿都在永乐十八年落成。天坛初称“天地坛”, 因嘉靖时另建地坛, 遂只称天坛,为皇帝祭天祈祷丰年之所。天坛上供奉“皇天上帝”,即玉皇大帝, 为道教中的最高神灵。北宋末年皇帝宋徽宗曾为玉皇大帝上了“上帝”的徽号, 后世沿用了下来, 也有称“天帝”、“玉帝”者。明成祖建天坛供奉玉皇大帝, 名为祈祷丰年, 实际上还寓有祈求道教神灵保佑的深意存焉。
明成祖“于禁城之西”建有天将庙, 以供奉崇恩真君、隆恩真君。崇恩真君指宋徽宗时的萨坚, 善符法。隆恩真君即王灵官, 天将庙中以王灵官为二十六将之首。王灵官据传为宋徽宗时人, 原名王善, 作战勇猛, 善用符法, 后世尊奉为“玉枢火府天将”, 故明成祖为其所建庙称“天将庙”。据《帝京景物略》记载,明成祖率兵出征时总带着王灵官藤像, 奉其为军中保护神。
明成祖在未迁都北京前, 即于永乐元年于北京建关公庙。对关羽的崇祀始于宋徽宗时, 后世屡有加封。明成祖也是将关公作为道教神灵来崇祀的。永乐十五年, 明成祖还建洪恩灵济宫, 立庙皇城之西,崇奉五代时的徐知证、徐知谔兄弟, 分别封二人为金阙真人、玉阙真人。此二人作为道教神灵受崇祀, 实自明成祖始。
实际上, 明成祖还在内宫建有玉皇殿, 供自己和内宫中人奉祀。王誉昌《崇祯宫词》卷上记载:“内玉皇殿, 永乐时建。”因崇祯帝在明朝临灭亡前改奉天主教, 先毁佛, 后毁道, 命人将内宫的玉皇殿毁掉。明成祖在内宫建玉皇殿这件事清楚表明, 他崇奉道教是十分认真的。
张三丰是明初修道有成的著名道士, 民间有关他的传说甚多, 据传讲求内功的太极拳即为张三丰所创。明成祖多次派人到全国各地去寻访他, 但张三丰为自抬身价, 故意避而不见。《太和山志》卷5 载有明成祖《赐张三丰书》, 其中写道:“朕久仰真仙, 渴思亲承仪范⋯⋯朕才质疏庸, 德行菲薄, 而至诚愿见之心夙夜不忘。敬再遣使, 谨致香奉书虔请, 拱候云车风驾惠然贲临⋯⋯”明成祖对这位道士的仰慕之情溢于言表。明成祖虽然始终未见到他, 但还是在武当山为他建了遇真宫, 内有张三丰铜铸鎏金坐像。
明成祖还不时命道士设斋醮, 为他的父母祈“冥福”, 当他的皇后徐皇后于永乐五年死后, 他命天师张宇初于朝天宫率众道士设大斋醮, 为徐皇后祈福。有时设斋醮三日, 有时则长达七昼夜。他这种大设斋醮的做法开了先例, 后世皇帝便纷纷仿效。
二、崇道之风至嘉靖、万历而盛极
明成祖崇奉道教成了后世皇帝的榜样。他们基本上都崇奉道教, 只是崇奉的程度不同而已, 其中尤以嘉靖和万历二帝对道教最为痴迷。《明史·礼志四》载北京的“京师九庙”皆为明成祖他的后世子孙所建。这“九庙”都是由明廷官方正式供奉的具有标志性的庙宇。其中, 真武庙、泰山庙、关公庙、洪恩灵济宫、城隍庙自然都属于道教系统。另外四庙是: 先牧神庙、文丞相祠、元世祖庙和太仓神庙。这样, 在“京师九庙”中就有五庙供奉的是道教神灵, 而没有一庙奉祀佛教神灵。仅此一点, 亦可见明朝皇帝崇奉道教之一斑。
从《明实录》和《万历续道藏》中的《汉天师世家》可以看出, 明成祖以后的明代各个皇帝都对道教中神人予以封赏。明成祖死后, 其子仁宗命天师张宇清为父母“修荐扬大斋”, 因“有瑞应”, 故赏赉甚丰。他即位后, 封高道刘渊然为“冲虚至道六妙无为光范衍教庄静普济大真人”, 给二品印诰, 其品级与六部尚书同。宣宗继位后, 立即加封张宇清为“正一嗣教清虚冲素光祖演道崇谦守静洞玄大真人”。宣德八年于北京建朝天宫, 以奉祀玉皇大帝等道教诸神。英宗继位后, 按宣宗遗命, 在朝天宫内东北隅又建天师府,迎四十五代天师张懋丞入住。景泰六年四月, 命天师张元吉于灵济宫建大斋醮,“鸾鹤群至”, 有瑞应, 代宗大喜, 遂加封张元吉为“正一嗣教冲虚守素绍祖崇法安恬乐静玄同大真人”, 赏赐极丰。英宗复位后, 加封张元吉之母为“慈和端惠贞淑太玄君”。宪宗崇奉道教更笃, 常在宫内赐宴张天师, 并赐以“正一嗣教大真人金印”, 继而又加赐玉印, 亲书“大真人府”四字为天师府第门额。宪宗还加封“金阙、玉阙真君为上帝, 遣(万)安祭于灵济宫”。金阙、玉阙即五代时的徐知证、徐知谔兄弟, 为明成祖所加封号, 在道教诸神灵中的地位并不算很高。宪宗这时居然加封为“上帝”, 其地位大为提升。
明孝宗被誉为明代的中兴之主, 但他崇奉道教毫不逊色于其父。他继位后, 命张天师于内庭建醮,为他“祈圣子”。皇子出生后, 他认为建醮有验, 对天师大加赏赐。此后, 他时设斋醮,“糜费万计”。孝宗甚至命道士崔志端掌太常寺,“带衔为礼部尚书”。鉴于他的父皇明宪宗崇道过甚, 致使“不合祀典”之事时有发生。在一些大臣的奏请下, 明孝宗命礼部“会官考详”, 以确定“何神应祀与否”。《明孝宗实录》卷13 载有此事始末, 其结果收效甚微。明孝宗降旨道:“⋯⋯东岳、真武、城隍庙、灵济宫祭祀俱仍旧, 二徐真君并其父、母、妻宜革去帝号, 止仍旧封号。”如果说还有点成绩的话, 也只是革去了二徐真君“上帝”的封号, 其余皆一仍其旧。孝宗的儿子武宗喜佛, 但他亦不排斥道教, 南巡时还曾命天师张彦项为他除妖。世宗嘉靖帝继位后, 崇奉道教就达到痴迷的程度了。
就对道教痴迷的程度而言, 在中国古代帝王中大概只有宋徽宗可与嘉靖帝相比。宋徽宗为自己上道号为“教主道君皇帝”, 只及自身, 尚未对其父母加封道号。嘉靖皇帝则对其父加道号为“仁化大帝”, 其母为“妙化元君”, 完整的封号字数都很多。嘉靖帝起初给自己加的道号是“灵霄上清统雷元阳妙一飞玄真君”。他大概嫌这个道号字数太少, 于是再加道号为:“九天弘教普济生灵掌阴阳功过大道思仁紫极仙翁一阳真人元虚玄应开化伏魔忠孝帝君”。后来, 他又第三次给自己加道号为:“天上大罗天仙紫极长生圣智昭灵统元证应玉虚总掌五雷大真人玄都境万寿帝君”。道号字数如此之多, 不仅在世俗之人中无与伦比, 即使在道教神灵中也极为罕见。在古代, 封号字数越多越显得尊崇。明成祖授四十四代天师张宇清的封号为“清虚冲素光祖演道大真人”, 在“大真人”前仅8 个字。后来, 宣德帝和成化帝都增加到18个字, 已甚隆崇。但嘉靖帝觉得还不够, 居然增加到20 字, 为“怀玄抱真养素守默葆光履和致虚冲静承先弘化大真人”。嘉靖帝甚至授给他宠信的道士邵元节的封号也达18 字, 为“清微妙济守静修真凝元衍范志默秉诚致一真人”, 可谓极尽隆宠之能事。
嘉靖帝大建宫观, 耗费巨大。明成祖建武当山宫观已极尽宽敞富丽, 紫霄宫达160 间, 嘉靖帝还嫌不够,“扩大至八百间”。按照陶仲文等受宠道士的建议, 在泰享殿、大高玄殿尚未竣工时, 嘉靖二十一年又开始兴建“佑国康民雷殿”, 工程庞大,“务宏侈”。《明史·刘魁传》载, 时任工部员外郎的刘魁冒死谏劝:“一役之费动至亿万⋯⋯道流所居拟于宫禁。国用已耗, 民力已竭⋯⋯。”刘魁为此被逮系诏狱。嘉靖帝营建宫观名目繁多, 耗费惊人, 难以缕述。《明史·食货志二》明确记载“世宗营建最繁:, 十五年以前,名为汰省, 而经费已六七百万。其后增十数倍, 斋宫、秘殿并时而兴。工场二三十处, 役匠数万人, 军称之, 岁费二三百万⋯⋯经费不敷, 乃令臣民献助, 献助不已, 复行开纳。”由此可见, 当时营建道教宫观的规模是何等之大。明代财政自嘉靖时明显入不敷出,“帑藏匮竭”, 故不得不于嘉靖三十年开始向百姓加派,时称“提编”。明后期导致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的加征之害实自嘉靖始。这不全因军费增多, 更大的开支是大建宫观和日事斋醮。
所谓“斋醮”, 指道教设坛祭神的一种仪式, 要设供品, 献表章, 祈神灵保佑。嘉靖帝之所以能继承皇位, 就是因为正德帝没有儿子, 他以藩王入继大统。他称帝后亦久无子嗣, 十分焦急, 就想通过做斋醮,求神灵保佑自己早生子, 多生子。除此之外, 另一个目的就是祈求长生。嘉靖帝做斋醮, 极尽奢靡, 耗费惊人。正如《万历野获编》卷2《嘉靖青词》条所云:“每一举醮, 无论他费, 即赤金亦至数千两⋯⋯屑金为泥, 凡数十碗。”这种事如偶一为之, 也就罢了, 但嘉靖帝却把做斋醮当成了头等大事, 似乎成了每日必做的功课。
嘉靖帝宠任一大批向他献方药方术的道士, 其中最典型的两个人即邵元节和陶仲文。邵元节不仅本人被授二品衔, 而且其父母和孙子、曾孙都受到很高的封赏。嘉靖十五年皇子诞生, 嘉靖帝认为是邵元节为他建醮祈子有效, 遂加封为一品, 授官礼部尚书。邵元节死后, 嘉靖帝又追赠他为“少师”。继邵元节之后, 最受宠的道士就是陶仲文了。据《明史·陶仲文传》载, 他除了被授官礼部尚书外, 先后陆续加封少保、少师、太师,“一人兼领三孤, 终明世, 惟仲文而已”。后来, 又“授特进光禄大夫、柱国, 兼支大学士俸”, 其子被授予尚宝丞。就受恩宠的程度而言, 陶仲文比邵元节更有过之。嘉靖帝因为极度崇道, 便大力毁佛。他继位不久, 即下令毁掉位于京师西山的皇姑寺, 其理由之一是“皇姑寺”的名称“不好听”“言我皇家之姑也”,。不久, 他又下令毁掉“禁中大善佛殿”, 在原址建“太后宫”, 即将佛教建筑改为道教建筑。据《万历野获编》补遗卷4《废佛氏》载, 礼部尚书夏言建议, 将大善佛殿中的佛像、佛骨、佛头、佛牙等埋于野外, 但嘉靖帝认为不彻底, 欲“永除之”, 遂“毁金银佛像一百六十九座, 金银函贮佛头牙等一万三千余斤, 燔之通衢”。后来夏言被杀, 有人私下谓之为报应。
《明史·海瑞传》载有海瑞在嘉靖四十五年的上疏, 主要内容即历数嘉靖帝崇道之误,“陛下之误多矣, 其大端在于斋醮”,“一意修真, 竭民脂膏, 滥兴土木, 二十余年不视朝”。海瑞为此被逮系诏狱,“昼夜讯”。只因嘉靖帝不久死去, 海瑞才被释复官。隆庆帝继位后, 鉴于嘉靖帝过于痴迷道教, 朝政废弛, 便采取了一些限制道教的措施。但隆庆帝对真武大帝仍很崇敬, 隆庆元年即遣尚宝司少卿徐昆往祭真武大帝。
隆庆帝在位仅6 年, 他的儿子万历帝亦痴迷道教。鉴于嘉靖帝因痴迷道教而遭到众多大臣反对的教训, 所以万历帝崇道不像嘉靖帝那样大张旗鼓, 他不公开排佛, 但他崇信道教的程度实际上并不亚于嘉靖帝。
万历帝即位不久, 就恢复了张国祥被隆庆帝废掉的“正一大真人”封号, 赐金印, 秩二品。万历帝还亲自做媒, 将驸马都尉谢诏之女嫁给张国祥为妻。因张国祥受宠, 他的父母、祖父母都受到万历帝的恩封, 其封号都极为隆崇, 甚至他的妻子谢氏也被封为“贞淑玄君”。张国祥的母亲死后, 万历帝不顾许多大臣的反对, 破例“特与祭九坛, 以示优”, 过去“文臣一品始得祭九坛”。万历三十八年, 万历帝命江西留税银3 万两, 交张国祥修龙虎山上清宫、三清殿等殿宇房屋。万历帝命张国祥修《续道藏》, 名《万历续道藏》。万历帝也像他的祖父嘉靖帝那样, 整月整年地在宫中做斋醮, 为此居然一连十几年、二十几年不上朝, 其“怠政”之严重旷古罕见。万历帝除重建朝天宫等道教宫观外,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正是万历帝将关羽崇拜推广到全国城乡。关羽在北宋末年即受到崇祀, 洪武时在南京鸡鸣山建关公庙, 永乐元年明成祖建关公庙于北京, 万历帝则封关羽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 定关羽为武庙的主神, 称“武圣”, 与孔子并称为文武二圣。于是, 关公庙迅速遍及全国城乡各地。不仅道教尊奉为“关圣帝君”, 有些佛教寺庙中也争相奉祀关公。这是中国很特殊又很引人瞩目的一种文化现象, 也是儒、佛、道“三教”融合的标志。
在万历以后的三个明朝皇帝中, 光宗只在位一个月, 因服丹药致死, 为此还引发了一场沸沸扬扬的“红丸案”。天启帝在位只7 年, 亦崇道, 还曾敕修太和山玉虚宫, 亦是服丹药致死。《明史·霍维华传》载, 阉党霍维华“宫禁事皆预知, 因进仙方灵饮露。(天启)帝初甚甘之, 已渐厌。及得疾, 体肿⋯⋯无何,熹宗(天启帝)崩”。崇祯帝起初亦甚崇道, 对五十代天师张应京加封太子太保, 并晋封张道陵为“六合无穷高明大帝”。这种“大帝”的封号比“天师”还要尊崇。由于对李自成和对清兵作战连连失利, 崇祯帝便向玉皇大帝祈祷, 希望发天兵天将来帮助他。因崇道而排佛, 他下令毁掉宫内数百尊大大小小的佛像。后来, 他感到道教诸神不能帮助他挽救明王朝的危亡,便在汤若望等人的引导下改奉天主教, 希望西方的神灵能帮助明王朝转危为安。为此, 他甚至撤毁了宫中的玉皇殿。可悲的是, 崇祯帝无论寄望于中国的神还是外国的神, 都无法挽救明王朝灭亡的命运。
三、皇帝崇道之风对明代社会的影响
明朝皇帝崇道之风对明代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从大处来看, 至少可指出以下几个方面。
(一)皇帝因崇道而怠政之风日盛。
稍有些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 在明朝16 个皇帝中, 只有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勤于政事, 比较有作为, 其余的皇帝普遍昏庸不堪, 其怠政可谓一个胜过一个。明朝后世皇帝盲目崇奉道教, 希望能像道教所说的那样“修道成仙”, 长生不老。要修炼就需要静下心来, 尽量避免一些俗事和政务的干扰。于是,就出现了嘉靖帝“二十余年不视朝”的怠政现象。万历帝怠政更有过之, 据《陔余丛考》卷18《有明中叶天子不见朝臣》条载, 万历十八年七月, 万历帝“召见阁臣议边事”, 自此一直到万历四十三年,“以梃击事起, 始见群臣于慈宁宫”, 即经过25 年后,“群臣始得一望天颜”。自此一直到万历四十八年驾崩, 万历帝“不复有召见之事也”。作者赵翼据统计指出,“自成化至天启一百六十七年”间, 除弘治间数年以外,“其余皆帘远堂高, 君门万里”。在这种情况下,“上下否隔, 朝政日非”也就是必然的了。由于万历帝“晏处深宫, 纲纪废弛”, 致使狱中的犯人长期无人审理;因吏、兵二科缺掌印官, 新选官“数千人”久不能就任;文武官员辞职, 写封辞疏, 不管准与不准, 就挂印而去, 也无人追究;万历三十四年时内阁仅剩朱赓一人, 但他“辅政三年, 犹未一觏天颜”;各衙门缺官不补, 导致“职业尽弛, 上下解体”。在中国历史上, 这种因皇帝怠政而出现的瓦解局面是极其罕见的。嘉、万二帝最痴迷道教, 怠政自然最典型, 其他各帝虽表现不尽相同, 但也好不了多少。如果说有例外的话, 那就是崇祯帝。因当时天下多事, 亡国在即, 崇祯帝只得“日理平台”, 想安安静静地做斋醮也不可能了。
(二)因皇帝崇道而怠政, 出现权力真空, 内阁权力随之上升, 俨然成了权力中枢, 逐渐有了所谓“宰相之实”。明代内阁大学士品级很低。《明史·职官志》明确记载, 大学士“终明之世不过正五品”, 只不过是个中级官员。内阁没有正式官署,“不置官属, 不得专制诸司。诸司奏事, 亦不得相关白”, 不能直接对六部发号施令。六部尚书有什么事也不向内阁请示。内阁的主要职能就是“备顾问”, 帮助皇帝起草诏令和处理章奏。就其职能来看, 内阁实际上就是皇帝的内廷 秘书处。
明成祖以后的皇帝怠政之风日盛, 又没有丞相代为处理政务, 这就必然出现权力真空, 内阁就自然成为这种权力真空的填补品。各路大臣的章奏汇至内阁, 内阁便代替皇帝处理这些章奏, 提出初步处理意见, 初称“条旨”, 后称“票拟”, 皇帝或代皇帝“秉笔”的司礼太监在“票拟”上画上勾, 即发下执行。内阁在宣德年间就取得了这种最主要的权力。再加上这时的内阁大学士大都兼有师、保、尚书之类的头衔, 故大学士的品级和地位也高了起来。
因为外廷没有丞相, 人们便习惯性地把内阁首辅视为过去的丞相。尤其是嘉靖、万历年间, 由于两个皇帝整天躲在内宫做斋醮, 不理政事, 外廷事务一任内阁通过“票拟”来处理, 所以这时内阁首辅的权力便格外显赫。正是在嘉、万年间才出现了像夏言、严嵩、张居正这样权倾朝野的内阁首辅。也正是在嘉、万年间, 围绕内阁的朋党之争渐起并日趋激烈。明代历史上有一个突出的怪现象, 令许多人颇为费解, 即明朝皇帝成年累月地在宫中做斋醮, 不理朝政, 但国家机器却还在那里基本照常运转。通过以上的分析即可恍然大悟, 原来是内阁填补了这个权力真空。皇帝不处理章奏, 内阁在那里处理, 司礼太监代皇帝用朱笔在内阁的“票拟”上一画勾, 即以皇帝的名义发下执行。内阁的这种“票拟”权自然就越来越重要了。人们似乎很难想象, 明王朝这台国家机器在很多时期就是靠这种惯性来运转的。
(三)促进了“道藏”的编纂和道教的传播, 使道教更加民间化和世俗化。
所谓“道藏”, 就是指道教的经典总集。张道陵在创立道教之初就写有道书若干篇, 后随道教的传播而形成卷帙浩繁的经籍书文。由于唐玄宗痴迷道教,他组织编纂了历史上的第一部“道藏”, 称《开元道藏》。道书结集称“藏”, 亦自唐代始。宋代和元代都相继编有“道藏”, 但由于各种变故, 这些“道藏”大都亡佚。人们今天所看到的“道藏”都是明代编纂的, 一是《正统道藏》, 一是《万历续道藏》。永乐四年(1406), 明成祖鉴于以前的“道藏”大多散佚, 便命第43 代天师张宇初编纂“道藏”。这项工程一直到正统十年(1445)才全部峻工, 历时39年。这部“道藏”即名为《正统道藏》, 共5305 卷, 分装480 函。万历时, 鉴于《正统道藏》搜罗不全, 且《正统道藏》刊印以后的近二百年间又有不少新的道书问世, 于是, 万历帝命第50 代天师张国祥负责修“续道藏”, 称《万历续道藏》, 共180 卷, 分装32 函, 作为《正统道藏》的续集传世。后来习称的《道藏》, 即这两种“道藏”的合印本。经过明代这两次大规模的编纂,道教经典书文基本搜罗无遗, 大大促进了道教在全国各地的传播。另值得一提的是, 由于清朝皇帝崇佛抑道, 故清代未进行过大规模“道藏”的编纂。因此至今为止, 明代编纂的“道藏”仍是研究道教的主要文献。同时, 由于明代所编纂的“道藏”中保存了许多非道教的文献, 所以它为人们研究中国哲学和传统文化提供了许多宝贵资料。
由于明朝皇帝崇道, 塑造或加封了许多道教神, 对民间崇道多有优容, 从而使道教更加民间化和世俗化。本来, 无论是清心修炼还是炼丹, 都不大适合为生计奔忙的下层劳动人民, 所以自晋代以后, 道教多盛行于上层社会。东晋著名的道教理论家葛洪就对民间道教批评甚力。这都影响了道教在民间的传播,这也是道教在中国传播的广泛程度一直远不如佛教的一个重要原因。尽管唐朝皇帝明确把道教定为“三教”之首, 但唐代崇奉道教的人数仍远远没有崇奉佛教的人数多。北宋末年, 宋徽宗大力提倡道教, 赐封了不少道教神 , 形成了道教的诸神体系, 但尚未在民间得到广泛流传和奉祀。金、元统治者都更为崇佛, 所以这时尽管出现了全真道, 但崇奉道教的老百姓仍不算很多。只是到了明朝, 由于皇帝大都崇道,还出现了像嘉靖帝、万历帝那样痴迷道教的皇帝, 他们在位的时间又长(嘉靖帝45 年, 万历帝48 年), 这就大大促进了道教的民间化和世俗化。道教的地位提高了, 佛教的地位相对下降了, 道教取得了与佛教大体同等的地位。遗憾的是, 明代道教的这种成就却长期为人们所忽视。
到了明代, 在宋末出现的道教诸神不仅地位进一步提高, 而且进入了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城乡人民生活的各个领域几乎都能看到道教神 的存在。如果说宋代是道教诸神谱系的形成时期, 那么明代就是对道教诸神的奉祀进入民间化和世俗化的时期。由于道教是多神崇拜, 又是土生土长, 再加上道教对神灵的供奉特别重视入乡随俗, 所以能比较容易地与老百姓丰富的生活内容相结合。正像道教思想本身“杂而多端”一样, 道教将中国古代崇奉的众多的天地神灵大都纳入自己的神灵系统。无论从社会生活还是从人们的文化心理, 这都有利于扩大道教的影响, 有利于推进道教的民间化和世俗化。例如, 老百姓除供奉玉皇大帝等尊贵的天神以外, 更多地是按照趋吉避凶的世俗心理, 与各行各业的生产生活相结合, 广泛供奉门神、灶神、城隍、土地神、妈祖等保护神。人们供奉风伯、雨师、雷公, 亦是出于祈求太平和风调雨顺的心理。在民间敬奉的带有世俗色彩的道教诸神中, 多数是在明代定型并得到普遍奉祀的。
除了前文所提到的关公、王灵官等道教神 外,另如在民间广泛流传的“八仙”, 虽在唐代已出现了《八仙图》、《八仙传》, 但直到宋元时期,“八仙”究竟指哪八个仙人仍说法不一, 到明代则明确了下来, 即李铁拐、钟离权、张果老、何仙姑、蓝采和、吕洞宾、韩湘子、曹国舅。作为“八仙”之一的吕洞宾, 其地位也大为提升。据《万历野获编》卷14《吕仙封号》条载,嘉靖二十五年建成“永禧仙宫”, 嘉靖帝命内阁首辅夏言“告纯阳孚佑帝君”。吕洞宾又号纯阳子,“纯阳孚佑帝君”就是嘉靖帝对吕洞宾的封号。以“帝君”加封, 是十分尊崇的。
由于皇帝崇道, 在下层便形成崇道的社会风气。皇帝根据老百姓生产、生活所需, 不时加封道教神。例如在水运行业, 嘉靖帝曾册封柳匡为“有感柳将军”, 并立庙奉祀。柳匡原是宋代山东人, 从军阵亡, 因保护漕运有功而被封。宋代人张夏也是因护漕有功, 被天启帝册封为“通济平浪元帅”。南宋人谢绪在宋亡时投水死, 据传他阴护船户, 保佑船户避险解难, 在元时已被祀为水神, 到明代则被更广泛地奉祀, 并被加封为“护国济运龙王通济元帅”。据说他可以镇黄河之害, 所以亦被尊为“黄河之神”。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据赵翼《陔余丛考》卷35《天妃》条载, 在东南沿海受到广泛奉祀的天妃(又称妈祖)在明初被两次加封, 明太祖以天妃“护海运有功, 封孝顺纯正孚济感应圣妃”, 明成祖“建天妃庙, 赐名宏仁普济天妃宫”, 以后便习称为天妃。据《明史·礼志四》记载,明成祖对天妃封号的全称是“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 极为隆崇。在明代以前, 有的天妃庙由僧人主持, 自明代以后, 天妃宫全由道士主持, 天妃
就完全成了道教神。
值得注意的一个历史现象是, 随着明中期以后工商业的发展, 各行各业兴起了一股行业神崇拜风。如制墨匠祀吕祖, 文具商祀文昌帝君, 打铁匠祀太上老君, 甚至连娼妓和窃贼也为了显示自己是一个行当, 亦分别奉祀管仲和时迁。这些行业保护神绝大多数属于道教系统, 有的还受到明朝皇帝的册封。还有一个颇引人瞩目的现象是, 对道教神 的崇奉和民俗相结合, 渐渐成为明代民间习俗的一部分, 对后世影响十分深远。例如, 经明成祖大规模营建武当山宫观以后, 每到春天二三月间, 江南许多地方都组织大规模的武当山进香旅行。成群结队的人们不远数千里, 长途跋涉, 沿运河、长江行进, 前往武当山祭祀。这种活动自然大大扩大了道教在民间的影响。
道教神 的形象频繁地出现在文学艺术作品中。道教虽缺少思辨性的理论建树, 但却提倡人的身心自由, 这与文学艺术的特点暗自吻合。因此, 在明代小说等文学艺术繁荣的过程中, 描写道教神 形象就成为很突出的内容。在明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中,“八仙”、玉皇大帝、太上老君等神 形象几乎随处可见。长篇神怪小说《封神演义》几乎全是道教诸神斗法的故事。《西游记》虽以唐僧去西天取佛经为主线, 但孙悟空“大闹天宫”却闹的是玉皇大帝。《水浒传》开篇就说张天师放出妖魔108 人, 这就是后来的梁山108 将。《金瓶梅》中也有不少道士、仙姑的形象, 他们还经常为西门庆的家人消灾治病。在罗懋登所著的《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中, 前十几回都是描述碧峰长老出家、降魔及其与张天师斗法等事。在短篇小说集“三言”、“两拍”中, 道教神 的形象亦随处可见。这种文学现象既是道教民间化和世俗化的表现, 反过来又进一步促进了道教的民间化和世俗化。
相对于佛教来说, 道教地位的上升还与明代的宗教政策有关。朱元璋于洪武元年用诏书颁告天下,禁止一切邪教, 只允许佛、道二教流传。洪武六年规定“天下府州县止存大观、,寺一, 僧、道并处之。欲出家为僧、道者, 三年一考, 确实通晓其僧、道经典者,由官府发给“度牒”, 始能出家。洪武十二年又限僧、道名额, 僧、道, 府不过四十名, 州不过三十名, 县不过二十名, 这个规定遂为“定额”。弘治时著名大臣马文升据全国府、州、县总数计算, 全国僧、道总数不过
37090 人。后世虽不时突破这个限额, 但不至于太离谱, 所以明代就没有出现因僧、道太多而影响国家赋役的严重问题。这表明, 佛、道二教的规模在明代都受到限制。表面上看来对佛、道二教平等对待, 但因过去佛教徒的人数远远超过道教徒的人数, 所以受限制最严重的是佛教。再加上道教的正一道教徒可有妻室, 多家居, 可不受此限, 道教受限的主要是全真道教徒。再加上明朝皇帝对道教的崇奉和有意偏袒, 因而, 相对于佛教, 道教的地位在明代就大大地提高了。以前, 人们对佛、道二教这种地位的变化都有所忽视。
过去, 往往是一论既出, 众人相沿, 几乎众口一词地说明代道教处于衰落时期。如果这是指明代没有出现像全真道那样的新教派, 在道教理论上也没有什么突出的新贡献, 那是可以成立的。但佛、道二教在明代都受到限制, 都不能任意发展, 明代道教相对于佛教而言, 其地位不是降低了, 而是提高了。对于儒、佛、道“三教”在相对独立情况下的相互融合,这种差距的缩小无疑是一个有利因素。
第二篇：明朝皇帝列表及简介
明朝皇帝列表及简介
明朝，中国历史上一个风云诡谲的王朝。从太祖朱元璋立国的那天起，明朝注定就不会安生，因农民起义而生，也因农民起义而灭，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而太祖朱元璋又是一个充满传奇的人物，下面就给大家带来一篇明朝历代皇帝列表，来细数一下明朝的诸位皇帝们。
一、明太祖朱元璋
明太祖朱元璋(1328-1398)，明朝开国皇帝，年号“洪武”，1368年称帝，建立明朝，定都南京。在位31年，死于1398年，时年71岁。在位期间，废除行省制，打击贪官。朱元璋统治时期被称为“洪武之治”。
庙号太祖，谥号开天行道肇纪立极大圣至神仁文义武俊德成功高皇帝。葬南京明孝陵。
二、明惠帝朱允炆
明惠帝朱允炆(1377-1402)，太祖孙，皇太子朱标的次子，是明朝第二位皇帝，1398年即位，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闰五月，朱元璋驾崩，皇太孙朱允炆继位，改年号建文，称建文帝。在位5年，年号“建文”。朱元璋在世时，大封王室，20多个儿子均封为亲王，分驻各地，惠帝登基后，进行削藩，以统一军事，惹恼诸王，燕王朱棣其兵北京，1402年攻入南京，在靖难之变后下落不明，惠帝一说被烧死，一说外逃。
庙号惠宗，谥号为嗣天章道诚懿渊功观文扬武克仁笃孝让皇帝，清朝乾隆元年上谥号为恭闵惠皇帝，后世有人以其年号而称建文帝。
三、明成祖朱棣
明成祖朱棣(1360年6月1日—1424年8月12日)，安徽凤阳人，洪武三年(1370年)，受封燕王。朱元璋去世后，继位的建文帝朱允炆实行削藩，朱棣遂于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发动靖难之役，四年六月攻入南京，杀方孝孺等人，夺取了皇位。次年改元永乐(1403～1424年)。1421年迁都北京，并下令编纂了《永乐大典》。他统治期间社会安定、国家富强，由于成祖年号为“永乐”，后世称这一时期为“永乐盛世”。死于1424年，时年65岁。在位23年。
原庙号为“太宗”，百多年后由明世宗朱厚熜改为“成祖”。谥号“启天弘道高明肇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
四、明仁宗朱高炽
明仁宗朱高炽(1378-1425)，为明成祖朱棣长子。在位仅十月，终年47岁。在位期间，立皇后皇后张氏。共有子十人，女七人。洪熙元年(1425)五月二十九日。朱高炽猝死于宫内钦安殿。死后葬于北京昌平天寿山献陵。在位期间发展生产、与民休息，为仁宣之治的繁荣打下基础。庙号仁宗，谥号敬天体道纯诚至德弘文钦武章圣达孝昭皇帝.五、明宣宗朱瞻基
明宣宗朱瞻基(1398年-1435年1月31日)，汉族，建文元年年(1399年)二月初九[1]生于燕王府。明仁宗朱高炽长子，永乐九年(1411年)立为皇太孙，数度随成祖征讨。洪熙元年(1425年)即位，年号宣德，成为明朝第五位皇帝。宣德元年(1426年)平定汉王朱高煦叛乱，他和其父一样，比较能倾听臣下的意见，听从阁臣杨士奇、杨荣等建议，停止对交阯用兵，与明仁宗并称“仁宣之治”，宣宗时君臣关系融洽，经济也稳步发展。宣德十年(1435)正月初三日，逝于乾清宫，享年38岁。
谥“宪天崇道英明神圣钦文昭武宽仁纯孝章皇帝”。六月二十一日葬于明十三陵之景陵。
六、英宗朱祁镇
明英宗朱祁镇。明宣宗长子。9岁即位。初大事权归皇太后张氏，以累朝元老杨士奇、杨荣、杨溥主持政务，继续推行仁宣朝的各项政策，社会经济也有所发展。张氏死后，三杨去位，宠信太监王振，振遂广植朋党，启明代宦官专权之端。十四年，瓦剌入犯，听从王振之言亲征，抵土木堡兵败被俘。成王朱祁钰被拥立为帝，改元景泰。元年(1451年)，英宗被释回京，被尊为太上皇，软禁于南宫。八年，武清侯石亨等乘景帝病重发动兵变，迎英宗复位，改元天顺。
庙号英宗，谥曰法天立道仁明诚敬昭文宪武至德广孝睿皇帝。葬于明十三陵之裕陵
七、明景帝朱祁钰
明景帝朱祁钰(1428-1457)，宣宗次子，英宗被俘后被拥立为帝(1449年)，年号“景泰”，即位后，用于谦为兵部尚书，粉碎了瓦喇对北京的进攻，迫使瓦喇放回英宗，英宗放回后，景帝将其软禁，直到1457年，景帝病危时，英宗才又被拥为帝。景帝死于1457年，在位9年时，年30岁。他是明代迁都北京之后，唯一一位没有葬于明十三陵的皇帝。
庙号代宗，谥符天建道恭仁康定隆文布武显德崇孝景皇帝。
八、明宪宗朱见深
明宪宗朱见深(1447-1487)，明英宗长子，明朝第八代皇帝。初名朱见浚。土木之变，英宗被瓦剌掳去。景泰三年(1452)明代宗即位后，被废为沂王，天顺元年(1457)英宗复辟，又被立为皇太子，改名朱见深。初年为于谦平冤昭雪，恢复景帝帝号，又能体谅民情，励精图治。在位末年，好方术，终日沉溺于后宫与比他大19岁的宫女万贵妃享乐，并宠信宦官汪直、梁芳等人，以至奸佞当权，西厂横恣，朝纲败坏。
庙号宪宗，谥曰继天凝道诚明仁敬崇文肃武宏德圣孝纯皇帝。葬於明十三陵之茂陵。
九、明孝宗朱佑樘
明孝宗朱祐樘(1470-1505)，年号“弘治”，宪宗皇帝第三子。1487年即位，在位期间，孝宗“更新庶政，言路大开”，勤于政事，励精图治，驱除宫内奸臣，任用王恕、刘大夏等为人正直的贤臣，使英宗朝以来奸佞当道的局面，得以改观，明朝再度中兴盛世。史称“弘治中兴”，被誉为“中兴之令主”。死于1505年，在位19年，享年36岁。
庙号孝宗，谥号“建天明道纯诚中正圣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葬泰陵
十、明武宗朱厚照
明武宗朱厚照(公元1491—公元1521年)，年号“正德”，父亲明孝宗朱祐樘，母亲张皇后，公元1505年—公元1521年在位，明武宗是历史上很有争议的一位皇帝。以往很多人认为他荒淫暴戾，怪诞无耻，是少见的无道昏君。然而通过近些年来历史学界的研究，人们对武宗的认识有所改变，有人认为他追求个性解放，追求自由平等，为人却又平易近人，心地善良，是极具个性色彩的一个人。
庙号“武宗”，死后葬于北京十三陵之康陵，谥号“承天达道英肃睿哲昭德显功弘文思孝毅皇帝”。
十一、明世宗朱厚璁
明世宗朱厚璁(1507-1566)，宪宗孙，父兴献王。1521年即位，年号“嘉靖”，世宗前期颇有一些作为，诛杀宦官，节用宽民，但后期荒淫无度，政治腐败，多次爆发农民起义世宗因服丹药中毒死，在位46年，时年60岁。
庙号世宗，谥号钦天履道英毅神圣宣文广武洪仁大孝肃皇帝。葬于北京明十三陵之永陵。
十二、明穆宗朱载垕
明穆宗朱载垕(1537-1572)，世宗第三子，1566年即位，年号“隆庆”。在位7年，死于1572年，时年36岁。
庙号穆宗，后被谥为庄皇帝，葬于北京昌平昭陵。
十三、明神宗朱翊钧
明神宗朱翊钧(1563-1620)，穆宗第三子。1572年即位，即位时才10岁，年号“万历”，由皇太后陈氏及李贵妃主持政务。神宗亲政后，深居宫中，荒淫享乐，政治腐败，神宗时，北方努尔哈赤建立后金，窥视中原。神宗在位48年，死于1620年，时年58岁，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庙号神宗，谥号范天合道哲肃敦简光文章武安仁止孝显皇帝，葬十三陵之定陵。
十四、明光宗朱常洛
明光宗朱常洛(1582-1620)，汉族，年号泰昌，明代第14位皇帝，1620年即位，在位一个月。明神宗万历帝长子，母王恭妃。朱常洛是明代传奇色彩最浓的一位皇帝，明宫三大疑案都与他有关，万历皇帝并不喜爱这位太子，他的位置曾一度岌岌可危，苦熬了三十九年之后，他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皇帝宝座，但是光宗是一个贪财好色的皇帝，由于淫欲过度，即位当天就病倒了，后因服用丹砂过度，就在他即位的第三十天清晨，这位刚要展翅高飞的皇帝就莫名其妙地去世了，时年39岁。死后谥崇天契道英睿恭纯宪文景武渊仁懿孝贞皇帝，葬于庆陵。《谥法》云：“能绍前业曰光”。
庙号光宗，谥号崇天契道英睿恭纯宪文景武渊仁懿孝贞皇帝。葬于明十三陵之庆陵。
十五、明熹宗朱由校
明熹宗朱由校(公元1605-1627年)，明末皇帝，光宗长子，年号“天启”。1620年阴历九月—1627年阴历八月在位，年号天启(1621—1627年)，故又称天启帝。明光宗朱常洛长子，父亲光宗在位仅29天便因“红丸案”而暴毙，朱由校经过“移宫案”的**，为群臣拥立继位。在位7年，因嬉乐过度成病(一说曾落水，留下病根)，于1627年服用“仙药”而死，终年23岁，谥熹宗，葬于德陵(今北京市十三陵)，是明朝营建的最后一座皇陵。在位时任用宦官魏忠贤，致使政治腐败。努尔哈赤乘机攻占沈阳。天启帝有三男二女，无一长成。终无子，遗诏立五弟信王朱由检为皇帝，即后来的明思宗(崇祯帝)。
熹宗好木工，即位之后不理朝政，魏忠贤等人擅权，朝政日益败坏。天启七年(1627年)，落水生病的熹宗服用“仙药”身亡，享年二十三。葬于明十三陵之德陵。又称木工皇帝。
十六、明思宗朱由检
思宗朱由检(1610-1644)，光宗第五子，1627年即位，年号“崇祯”。即位后，诛杀魏忠贤，颇为勤政，勉力振作，无奈积重难反，各地农民起义不断爆发，北方皇太极又不断骚扰入侵，又崇祯性多疑，刚愎自用。终于在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帝在景山自缢身亡。时年35岁。死前于兰色袍服上大书“勿伤百姓一人”。
朱由检死后庙号怀宗，后改思宗、毅宗。清朝上谥号守道敬俭宽文襄武体仁致孝庄烈愍皇帝，南明弘光帝上谥号绍天绎道刚明恪俭揆文奋武敦仁懋孝烈皇帝。葬于十三陵思陵。
第三篇：浅论明朝出现问题皇帝的原因
浅论明朝出现问题皇帝的原因
论文摘要 明朝皇帝较之其他朝代的皇帝们，显得政治上无所作为，生活上放荡不羁，完全表现出与君主身份不相吻合的行为，我们将之视为“问题”皇帝。其“问题”的出现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本文主要从教育方面来浅析皇帝“问题”出现的原因。从家庭教育、在学宫教育上、社会教育上来分析君主角色失范“问题”的原因。
论文关键词 明代 皇帝“问题” 教育
赵秀丽在《角色失范-明代问题皇帝研究》中提到，所谓“问题皇帝”，不是指扮演着本身存在的身体缺陷或不足，而是专指在其位不谋其政，身居“皇帝”职位却拒不履行“皇帝”的职责与义务，不遵守“皇帝”规范，打破各种规范纪律的约束，是自己的言行举止与自身扮演的角色规范相背离的皇帝。她的文章中强调的角色失范，主要你是指皇帝没有做好皇帝该做的。比如明世宗长期不理朝政，任意罢官选官；严酷的对待言官，对谏臣呲之以鼻。朱万历做皇帝后以酒色财气闻名，还出现了明朝后期的“三大案”，对大臣打击报复不遗余力；惜财如命，派矿监税使其各地扰乱了整个社会秩序，导致民不聊生；宠爱郑贵妃，迟迟不愿意立长子朱常洛，“国本之争”长达二三十年。明熹宗身为皇帝，不理朝政，却沉溺于木匠活和游戏中，爬树掏鸟窝，钻洞捉迷藏、养猫抓蟋蟀斗公鸡，到狗马骑射、溜冰划船、赏花采草、观看灯会、制作机关、登台演出等等，尤其醉心于泥、瓦、木、漆技艺，日日营作，乐此不彼。赵秀丽在其文章中也阐述了造成“问题”皇帝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本文主要是从教育方面分析“问题”皇帝出现的原因。
一、家庭教育
（一）父母不良的言行举止，耳濡目染下一代
父母的教育在个人的启蒙阶段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它决定了个人的塑造成型的方向。父皇们的“榜样力量”开始了“问题”的恶性循环。明朝自太祖以来，历朝皇帝多崇奉藏传佛教和道教，一代影响一代，崇奉藏传佛教最典型的就是明武宗。明成祖在“靖难之役”中自称得到真武大帝的佑助，故夺得皇位后极力崇道。后世皇帝仿效成祖，崇道之风愈演愈烈，至嘉靖、万历而盛极。明朝皇帝多好色、懒惰、贪财，也造就了明宗室中生活荒淫者极其普遍、喜好敛财、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完全置传统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等级理智观念、皇家的威仪尊严于不顾，缺乏起码的礼仪廉耻
（二）恶劣的皇宫生存环境，使他们笼罩着身心上的阴影
第一，在储君的继承上，严格的嫡长子继承制使皇子们承受巨大负担，同时又缺少竞争压力，造成日后即位问题甚多。“凡朝廷无皇子，必须兄终弟及，有皇子则须立嫡母所在，庶母所在虽长不得立”。由于这样的规定使得庶出的长子虽然身为大皇子，但也没有成为皇太子的可能性，这样会造成皇子们没有目标没有理想，甘于平谈、游手好闲、不思进取，更不会关心朝政和民生问题。即使碰上皇后无子，也是竞争恶劣，兄弟争宠。典型的就是朱常洛的“国本之争”。在这长达二十多年里，朱常洛惶恐不可终日，只有担心不遭杀身之祸的心思和精力，哪还有心思去思考国政。所以一旦被立为太子了，也是身心疲惫。这种精神和肉体备受摧残的环境里，使他们具有小市民暴发户的心态，在即位后，很容易表现出与其爵位身份所要求的气质、风范相去甚远。
第二，在崇奉佛道上，宫中浓厚的藏传佛教信仰、朝政日益黑暗腐朽也一定影响着这些储君或君主们。
第三，在经筵讲学上，非储君不能读书识字祖训规定，也是造成明朝皇帝们非智力影像自身素质提高的一个因素。朱元璋曾命学士宋濂在大本堂向皇太子、诸王讲授儒家经典，皇太子出阁讲学在君主幼年智力萌芽阶段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朱常洛就是由于“国本之争”使得被拖到十三岁才出阁讲学，这严重影响了皇子的个人之力开发和启蒙。
第四，后宫斗争的残酷性，增加了皇子们的身心压力，致使他们性格懦弱。皇宫的权力斗争一直是此起彼伏，暗藏杀机。为了权利，兄弟相残、父子相斗、妃嫔相背，亲情荡然无存，这样的环境本身就不利于皇子们的成长和教育。而明朝相比较于其他朝代，有甚之而无不及。明朝十六位皇帝中，就有仁宗、宪宗、孝宗、穆宗、神宗、光宗、熹宗、思宗在继位之前生活于恶劣的环境中，只有成祖、景帝、世宗以藩王继承大统，生存环境相对而言宽松一些。
二、学宫教育
学宫教育是明代皇帝和储君接受教育的主要途径。可由于学宫教育出现了一些问题，导致了皇帝、储君受教育质量差、学习水平低、文化程度和个人素质修养远远不及其他朝代的皇帝。而造成学宫教育出现的问题是多方面的，不仅有教育体制的问题，还有皇族制度问题、讲官设置、皇帝的个人因素等等诸多因素。正是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使明太祖设计甚为详细的皇族教育制度落空，他的后继者所接受的系统学习微乎其微，皇帝、太子的文化素质与政治能力普遍较低。
第一，教学时间得不到保证，没有专职的教学教师，使学宫教育具有很强的随意性和不定性。明代经筵日讲制度没有定制，随意性和主观性太强，皇帝和太子的教育缺乏制度的约束。教师经常是内阁或者是翰林学士兼职代理，没有设专职的三师三少，那么东宫就缺乏正规的府僚，太子的正规教育自然就得不到保障。“明代东宫教育的内核己经掏空，仅存内壁，教训与辅导太子的功能完全丧失。储君终日所处多品行不端之士，往来皆白丁，刑余之阉侍”。
第二，皇族教育制度的局限性常常使皇子们错过学习和启蒙的最佳时期。皇族教育（尤其是东宫教育）是建立在册封基础上的，没有册封为太子的之前，虽贵为皇子，却因为政治的敏感性和制度的存在性，既不可以接受正式的教育，甚至连一些启蒙的基础教育也是很难有的。朱常洛就是典型的以为深受这个制度影响的皇帝，由于始终得不到神宗皇帝宠爱，神宗不愿册封其为皇太子，在大臣的群臣反对下，出阁就学一事才被慢慢涉及，不过结果还是造成了其目不识丁。都没有在最佳教育时期接受正规的教育，使他们在素质上显得较低。
另外，明初确定的培养皇帝和储君德行与驭术的监国制度也因为各种原因被无法实施，宦官专权、权臣祸国，致使督学有名无实，教官地位降落，师资缺乏，监生素质下降，科举录取名额虽增，但质量远不如前。
三、社会教育
在教育体系中，社会教育也起着人生教育的一个重要部分，它影响着个人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明朝当时的社会思想潮流无意有意的雕琢着明朝皇帝们。
第一，自由思潮的盛行。现在的明朝史学界都指出，明朝在中后期出现了一股“自由之风”。这种自由之风由下及上，也影响着皇帝们在登基前后都会有一种自我“松懈”的状态，而这样又由上及下，行程了一种“自由”的循环。傅衣凌先生在文章中指出：“在万历时代是自由奔放的，有较多的新气息。而到了雍乾两朝则严肃冷酷，闻不到人们的笑声。”方志远先生也曾提到，这种自由奔放是从成化时代就开始行程并传开：“一方面，经过百余年的休养生息，社会财富积累了，于是追求物质享受的奢靡之风兴起；社会生活安定了，于是追求身体健康的养生之风兴起；文化生活丰富了，于是追求精神享受的玩物之风兴起；社会环境宽松了，于是追求政治地位的求官之风兴起。人们都打着自己的算盘，追求自己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另一方面，这种社会心态也影响着最高统治者的心态。”
第二，商品经济带来的私欲主义、个人主义和拜金主义影响整个社会。明代中后期市民文化是在商品经济有了较快发展，市民文化反对蒙昧主义、禁欲主义，肯定人的价值、世俗生活，对理学的冲击作用不可低估。张翰先生在《松窗梦语》中形容过那时商贾贩夫“趋利欲，如众流赴壑，来往相续，日夜不休，追逐锱铢之利致富的情状说：财利之于人，甚矣哉虽敝精劳形，日夜驰骛，犹自以为不足也。”反对蒙昧主义——肯定人的价值，宣扬人性解放；反对禁欲主义——肯定世俗生活，一股不安分守己和别开生面的新鲜文化——市民文化的潮流涌动于传统文化的结构之中。市民文化反对蒙昧主义、禁欲主义，肯定人的价值、世俗生活；市民文化没有建立一个崭新的理论体系，但它打破偶像崇拜，肯定人的欲望和私欲的合理性，对理学的冲击作用不可低估。明史学者方志远先生针对这个现象说过“传奉官现象导致了社会需求和价值观念的变化，加速了成化时代开始的由讲究节俭到追求奢靡、由政府控制到个性发展、由‘严肃冷酷’到‘自由奔放’的明代社会的转型”。
四、结语
本文是在李秀丽《角色失范——明代问题皇帝研究》分析明朝“问题”皇帝出现原因的基础上，以教育为视角浅浅分析了明朝皇帝出现“问题”的原因。总结明朝皇帝出现问题，归根结底是责任心的缺失，对国家的责任、对朱明江山的责任、对自己妻儿的责任、甚至对自己的责任，随着个性的发展而泯灭。
第四篇：读书笔记——皇帝文臣和太监明朝政局的三角恋
读《皇帝、文臣和太监：明朝政局的“三角恋”》有感
——法学院唐艺萍1000016351
这本书并不在老师的推荐书目之中，但看完了之后，还是有很深的感触。所以就依往常的习惯写写随笔。所以，与其说您现在在看的是读书笔记，还不如说是纯粹的感想罢了，会贴切的多。本来嘛，一本非学者写的书，碰到了一个伪文艺青年，自然是感性的感触会多于理性的分析的。
十年砍柴，本名李勇，不是专业的学者，却以一种更为浅显易懂或者说诙谐的文字，诠释了明朝政局的特色。只看书名便知不是什么专家学者的论著，更多的可能是一本调侃式的闲书，却吸引了热爱历史却又不专业的我，也实实在在地对我的认识形成了一定的影响。
用夫妻妾的三角恋关系来比喻明朝政局之中的皇帝、文臣和太监之间的关系，未为不可，毕竟自古文人自比女子的历史实为悠久。将怀才不遇的自己比拟为得不到丈夫宠爱的怨女子是文人的老腔调了，不过，把太监也加到这层关系之中却是较为罕见的。却很形象的揭示了明朝的政治制度特色。
作者在书中分别用“皇帝之专政”、“文臣之辅政”、太监之乱政“三部分论述了明朝政局中皇帝、文臣和太监的不同角色演绎，以及他们之间的微妙关系。皇帝作为一个帝国的当家人，虽然有守成治国的义务，但国家之大，难免有疏忽之处。文臣，作为女主人的说法有点缺憾，因为皇帝是不会和你共享江山的，却还是有一种管理家业的职责所在，对国家的兴衰有着各种道义、忧愁，与妻子在家中的角色却有很大的相似之处。至于太监嘛，确实很有小妾的特点，没有相应的名分，对家国大事的干预明显是名不正言不顺的，只能像小妾一样以媚术邀宠，取悦皇帝，因为他们所有的权力来源都在皇帝身上。特别是在明初明太祖加强皇权专制以后，明朝的太监不像汉末与唐末一样，甚至可以操纵皇帝。宦官不论多张扬跋扈总是惮于皇帝的专政的，毕竟一旦超越了应有的底线，皇帝还是会收拾宦官的，即使不是被当朝的皇帝所收拾也会被继位的君王所惩治。
可是，为什么宦官可以这样的肆意妄为呢？其实，就像作者所说的，一般情况下，宦官的乱政大多源于皇帝的放任。明初，太祖朱元璋严禁宦官干政的制度在后代显然有了很大的变形。诸如东厂西厂锦衣卫等宦官机构的产生绝非偶然。宰相制度的废除，皇权的鼎盛，这些都并不意味着君主对所有权力的掌控，毕竟，人的能力、精力都是有限的，文臣的权力被大肆剥夺之后，势必要有其他的人来帮助皇帝管理各种事务。而无法信任文官的皇帝所能信任的人显然也就只有朝夕为其生活起居服务的宦官了。更何况，宦官不像文臣一样，总会拿各种规矩礼义来约束皇帝，那么让宦官去和文臣相制衡又有何不可。即使宦官乱政也无所，只要不危机君王的统治，一般都是会被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放过去的。但这样的政治制度却是畸形的。从而导致了文人失节于宦官的局面，使得儒家的伦理道义观得到极大的冲击。社会风气也就变得越来越混乱。这就涉及到价值观的问题了，为国死节还是安于苟活，每个人有自己不同的权衡，毕竟除了为国尽忠之外还需要对自己的家人负责。没有什么好苛责的，但却也足以引发我们对现今社会的思考。
至于本书的学术价值，我个人认为，对于专注钻研的人来说可能意义不大，但对于文史知识的普及，以及引发一般人的思考还是有很大的价值的。毕竟诙谐的笔风或许更能勾起大家的兴趣吧！
第五篇：明朝皇帝政治作为的影响因素_以年龄为观照点的考察(精)
学术论坛理论月刊2010年第7期 明朝皇帝政治作为的影响因素 ———以年龄为观照点的考察 赵秀丽1，马建平2 *（1．三峡大学政法学院，湖北宜昌443002；2.三峡大学学报编辑部，湖北宜昌443002）
摘要：明朝皇帝长寿者仅太祖、成祖、世宗、神宗四人，其他十二位皇帝皆青壮年仙去。这一独特年龄现象对皇帝个体心理和政治作为产生深远影响，对死亡的恐惧，对生的迷恋使他们纷纷走上迷恋丹药祈求长寿、纵情享乐快意人生之路，储君少不经事就继承大统，难当大任，倦怠心理使得荒政怠政，所托非人，危及帝国统治。
关键词：明朝皇帝；寿龄；帝国政治；影响中图分类号：D691=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0）07-0067-04 探讨明朝“问题皇帝”的生成机理，不仅应该关注皇位继承制度、皇室教育、皇帝早期经历与家庭因素、文官制度与文官集团、监察机制、宦官集团等因素，还应该关注皇帝的寿龄。目前学术界在研究明代皇帝和政治时，往往将焦点放在皇权与内阁、宦官的权力角逐中，较少关注皇帝寿命对个体发展、政治作为的影响。笔者拟以明朝皇帝寿命为例，探讨寿龄对皇帝本人、帝国政治的影响。
壮年丧命者多。明朝皇帝寿命过五十岁的只有太祖、成祖、世宗、神宗四人，占明朝皇帝总人数的25%。年纪在四十岁以下的皇帝有10人，分别是惠帝、宣帝、英宗、代宗、孝宗、武宗、穆宗、光宗、熹宗、思宗，占明朝皇帝总人数的
62.5%，这意味着明朝大部分皇帝正值年富力强大有作为
之际就龙驭上宾。通过赵秀臣的研究我们已知皇帝是传统社会风险较高的职业之一，明代皇帝能达到标准值的只有太祖、成祖、仁宗、宪宗、世宗、神宗六人，其余的都低于中国封建王朝帝王的平均年龄。
此外惠帝之父懿文太子，孝宗、穆宗和神宗前面几位被立为太子的兄长都还未登基就英年早逝，倘若将明朝所有储君的寿命都纳入考核范畴，储君平均寿命又将大幅下降。
东汉皇帝的寿命概况与明朝类似，东汉中后期皇帝
一、明朝皇帝寿龄概况与特征
明朝皇帝从开国皇帝明太祖到末代皇帝崇祯帝，共 16位，他们的“寿龄”、“登基年龄”与“在位时间”（如下表 所示）。
表1：明朝皇帝登基年龄、在位时间与寿龄统计表
寿命较短，嗣皇继位时年龄偏小。但两个王朝的皇帝又存在很大的区别：东汉皇帝英年早逝后，太后与外戚手握重如窦皇后所立殇帝仅百余天、安帝岁，梁皇后所立冲Á 权，为巩固家族权势，往往倾向于选择立年幼的孩稚，例 13
（资料来源：张廷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通过《明史》“皇帝本纪”记载的史料可以看到，明代皇帝的平均寿龄是42岁，赵秀臣在《议论议论皇帝》中将秦始皇以来历朝历代的皇帝“寿命”进行了统计，指出中国封建王朝“224位已经确切寿命的帝王平均年龄是39岁”，［1］可见明朝皇帝的平均寿命超过封建王朝的平均年龄。
然而审视明代皇帝的“寿龄”表，不难发现，明朝十六帝的寿命呈现一个鲜明特征：整体寿命不长，长寿者少，青
帝2岁、质帝8岁、桓帝15岁，权臣所立灵帝12岁、献帝 9岁。东汉幼帝不能独立行使皇权，只能依靠母后和外戚
来控制政局，从而造成外戚势力独大，甚至操控皇帝的废立。为夺回皇权，年幼的皇帝不得不依靠和扶植宦官势力，孰料宦官得势后也忘乎所以，侵夺皇权，操废立之权。可以说，东汉中后期皇权孱弱，少帝只能依附一方苟延残喘，在外戚与宦官的夹缝中艰难生存。
明朝皇帝继位时只有英宗和神宗为幼童，其他人都
——多学科视域下的前近代社会*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CCNU09C02004）“群体与社会变迁—群体研究”；三峡大学博士课题基金（0620080054）“明代问题皇帝群体研究”成果。
已达到成丁的年龄（古代社会男子十五六岁即可结婚生子），继位时没有外戚、藩王或者宦官势力侵夺皇权。明代权臣、权监的权力都源于皇帝，皇帝拥有轻易瓦解那些令他不满的势力集团的能力。后人对明朝皇帝持严厉批判态度，猛烈抨击其荒政怠政，所托非人，误用奸臣，就在于他们可以自由掌控权力和政局，不像东汉皇帝处于弱势地位，受制于人。
考察诸帝的死亡原因，根据正史和实录留下的资料显示，大致如下所示：太祖朱元璋病死；明惠帝京城沦陷后不见踪迹；明成祖病死在返师途中；明仁宗病死；明宣宗病死；明英宗病死；明代宗病中因英宗复辟被废黜软禁而气死；明宪宗因爱妃病殁愁闷成病而死；明孝宗病死；明武宗荒淫过度而病死；明世宗因服丹药而病死；明穆宗病死；明神宗病死；明光宗因荒淫无度致病后服红丸而死；明熹宗因嬉戏落水成疾，服用“仙药”而死；明思宗因李自成起义军攻破北京自缢而死。若将病因与年龄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明代皇帝真正算得上寿终正寝的只有太祖、成祖二位而已。
仙方以进”；［4］宪宗朝李孜省进“朱砂养修炼之秘药”，僧继晓以秘术进，最得宠信，其他如邓常恩、赵芝玉等“俱以市井庸流，或假金丹为射利之策，或作淫巧为迎身之媟”，大臣万安、李实、张善俱献秘方仙丹以邀宠，致使“术误金丹，一时寝庙不宁，旬日宫车宴驾”；［5］孝宗朝宦官李广以修炼服食之说进，“召集道流，以致黄门修炼之术、丹药苻录之伎杂进并兴”；世宗、光宗迷信大臣、术士进奉的灵丹妙药，常食用“红铅丸”、“秋石”、“诸品仙方”、“百花仙酒”、“天水生元”、“三丹元”等；［6］熹宗有疾，兵部尚书霍维华进仙方灵露饮，帝“甘饮之”。皇帝对江湖术士的重用，服食丹药品种名目的繁多，充分反映了他们向往长生愿望的迫切性。
第二，皇帝纵情享乐，麻痹自我，以此消释对死亡的恐惧。皇帝拥有最高权力，掌握天下臣民生杀予夺的大权，却对自己的身体健康与寿命束手无策。当死神降临时，他们也同普通人一样，流露出懦弱、胆怯之情。有些先贤面对死亡的恐惧能超越自己，以追求道德、职责与使命来化解死亡，例如西方前基督教社会最伟大贤明的君主罗马皇帝马克·奥勒留虽然发出“人生苦短，转眼百年”的感叹，但并不由此引发及时行乐的抉择，更不至于否定道德原则，使人如兽行，无耻纵欲，他认为对死亡的慰藉应该在责任的履行中去寻找，主张弃绝肉体的享受，弃绝一切可以称之为快乐的东西，刻意追求超凡脱俗的卓越品行，充分尽善，［7］以此消释对死亡的恐惧，获得内心的宁静，从而实现人生的幸福。
但明朝皇帝极少通过克制欲望、修炼心性、履行义务、完善德行来实现精神超脱，在奉行实用主义哲学的他们眼中，生命既然无常，死亡随时降临，就应该抓住当下时光尽情享受，自我控制、清心寡欲正是虚度青春之举，因而他们纷纷寻求其他途径来消释对死亡的恐惧。宪宗、孝宗、武宗、世宗、神宗、穆宗、光宗、熹宗或沉溺道教，或崇奉佛教，在虚无缥缈的宗教中寻求长生不老之术，同时拼命放纵欲望，及时行乐、享受人生。他们凭借至尊至贵身份，过着锦衣玉食、仆从成群、美女环绕、穷奢极欲的生活，纵情声色犬马，用酒肉和女色麻醉自己，在醉生梦死中忘却不安与恐惧。南明福王被南渡大臣马士英等人拥立为帝后，终日只知吃喝玩乐，其弘光内殿悬挂的对联“万事不如杯在手，一年几见月当头”［8］正是最高统治者意志消沉、及时行乐心态的真实写照。
第三，过度服食丹药、纵欲无度危害了皇帝的身体健康，缩短其寿命。过多服食丹药正是皇帝致病的重要原因。明朝皇帝误信方士的异端邪说，以为丹药是补药，可以治疗疾病，壮阳提神，有益于身体健康。但事实上，“人受天地之生，其本来精气自足供一身之用，少壮之时，酒色丧耗，宴安鸩毒，厚味戕其内，阴阳侵其外，空余皮骨，不能自持，而乃倚赖于腥臊秽浊之物，以为夺命返魂之至宝，亦已愚矣。”这些金石丹药本身含有毒性，“盖其燥烈之性为火所逼，伏而不得发，一入肠胃，如石灰投火，烟焰立炽”，容易损伤人的五脏六脾，严重者危及生命。明成祖食用的仙方
二、英年早逝对皇帝个体的影响
人的生命周期一般分为童年、青年、壮年和老年四个阶段。从“明朝皇帝寿龄表”可以看到，三十岁至四十岁（青壮年）阶段是明朝皇帝的高危年龄阶段，意外事故与病魔频频危及他们的身体健康，共有八位皇帝在这个时间段命丧黄泉，占总人数的50%，明世宗和神宗也在这一阶段经历过生死劫。“所有具有基本智力能力的人都恐惧死亡。这种宗教、政治、军界领导们想方设法超越的恐惧是本能的，先天的。”［2］更何况明朝皇帝纷纷在而立之年英年早逝，如同梦魇缠绕着皇帝，对死亡的忧虑与恐惧如同沉重的石头压在胸口，令他们惶恐不安。这种焦虑不安与恐惧情绪直接影响其人生观与宗教信仰，左右其生活方式与生活态度。
第一，短寿引起皇帝的恐慌，迷信丹药方术祈求长寿。明朝皇帝普遍短寿，并不是朱明皇族家庭内部有可怕的、致命的家族遗传疾病，但大多数皇帝身体健康欠佳。仁宗身体过于肥胖，且患有足疾，腿脚不便；孝宗先天体质不好，体弱多病；武宗暴饮暴食，嗜酒如命，没有子嗣延续香火，泛舟溺水后就大病难愈；世宗因水土不服，落下一身疾病，哮喘、感冒难以治愈，嘉靖十三年“重咳六十日”，十九年冬“复得奇疾，非寒非热，卧三旬乃起”；［3］神宗常年疾病缠身，经常感冒、腹疼，患湿疹，头目眩晕，数日不止；光宗、熹宗身体状况也欠佳，经常玉体违和。
明朝皇帝身体健康欠佳，加上祖先英年早逝的传统，令他们忧心忡忡，延年益寿的欲望十分强烈，纷纷迷恋方术，吞食丹药，以求长寿。有明一代，迷信方术、服食丹药的皇帝有九人之多，很大程度上与其身体健康欠佳有关。明太祖患病，赤脚僧献药治愈，命肃王于奉天门设座听朝政；成祖在都城建灵济宫，“帝每遘疾，辄遣使问神，庙祝诡为
“药性多热，服之辄痰壅气逆，多暴怒，至失音”；［4］“唐时诸帝，如宪、文、敬、懿之属，皆为服丹所误。宋时张圣民、林彦振等皆至发疡溃脑，不可救药。近代张江陵末年服丹，死时肤体燥鮤如炙鱼然。”［6］充分证明了服用丹药的危害。
根据现代科学可知，服食丹药容易引起重金属中毒，但其毒性是日积月累，慢慢危害人体健康，并不会让人迅速丧命。明朝中后期皇帝普遍英年早逝，还与其纵欲无度有直接关联。明中后期社会纵欲之风盛行，一些人利用丹药作为房中助兴仙药，“借为肆志纵欲之地”，结果“得未得而寄存器随之”。例如“庐州龚太守廷宾时多内宠，以百金购十丸（红铅丸），一月间尽服之，无何，九窍流血而死。”［6］中后期皇帝放纵肉欲，热衷食用丹药采阴补阳，执迷不悟，例如仁宗沉溺女色，服食丹药，导致身亡；宪宗所服丹药多为媚药淫术，红铅“其性大热，峻补命门淫火。陈酒服一枚，少顷蒙昧如醉；若连服二枚，则邪火内拒，令人暴亡”，［9］秋石“久服之，令人成渴疾。盖此物既经锻炼，其气近温，服者多是淫欲之人，籍此
放肆，虚阳妄作，真水愈涸，安得不渴？”［10］世宗“晚年须眉脱落，乃至大渐，丹毒并作”；［11］穆宗循用此等药物，致损圣体，不能视朝；［12］光宗继位纵欲无度，服用“红铅助火之物，一夕遂至人故”；［13］熹宗“初甚甘之，已渐厌，及得疾，体肿”，［4］“服未匝月，而龙驭宾天”。
［14］
立自主能力与理性思维能力都显著增长，可以乾纲独断，不为小人蒙蔽，不受制于人，因而能较好地扮演皇帝角色，承担其神圣职责，尤其是政治职责。
皇帝登基后都会经历一个与朝中文武官员磨合、了解整个军国政务、权力格局分布状况，通过恩威赏罚慢慢建立自己的权威，选择亲信充当代言人实施自己政治设想的过程。26岁的明惠帝、23岁的熹宗刚刚明白、勉强能够适应、担当皇帝角色、职位，30岁的代宗、31岁的武宗、34岁的思宗刚刚建立自己的权威，熟练操控文官集团，驾
驭官僚机构，36岁的孝宗和穆宗、38岁的宣宗和英宗、39岁的光宗正是成熟稳重、精力旺盛、大展宏图的时段。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躯体在30-35岁，精神在约49岁时达到黄金时代，［2］孔子也说过“三十而立”，三十多岁正是人生发展的黄金阶段，身体机能、知识储备和专业技能的修炼都达到最佳状态，敢拼敢闯，充满激情，锐意进取，奋发向上，是最能成就功业的时段。如果上面这些皇帝能活到五十多岁，用青年人的锐意进取精神、奋发向上精神鼓舞士气，带领整个国家机构朝“明君”、“圣君”、“贤君”目标发展，君臣上下齐心，明朝将出现“中兴”与“盛世”景观。中国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都是在长君治下完成。然而非常可惜，明朝这十位皇帝都在人生最宝贵、最容易将人推向成功的年龄，还没来得及大显身手、施展抱负就英年早逝，统治期间碌碌无为，缺乏建树，难现盛世风光。
第二，继位少主难以胜任皇帝工作，倚仗身边亲信，容易误用歹人。登基的幼主、少主并不具备履行皇帝职责义务的素质与能力，皇权多流于权臣或权监之手，给国家社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明朝从英宗开始，继承者年龄普遍偏小：英宗9岁、宪宗18岁、孝宗18岁、武宗15岁、世宗15岁、神宗10岁、熹宗16岁、思宗17岁（皆虚岁）。他们再天资聪慧，毕竟阅历有限，面对险恶的政治，力不从心。这种少主执政往往潜伏着许多危机，容易引发各式各样的问题。例如英宗生于深宫，长于大内，幼年嗣位，任性而为，喜谀好胜，信任王振，一意孤行，轻开边衅，落得兵败被俘、被逼下野，幽居南宫的下场。熹宗16岁仓猝登基，文官之间的门户之争、文官宦官之间翻云覆雨的斗争，让这个涉世未深的孩子茫然无所适从，仅因魏忠贤是最宠信的乳母客氏的“对食”，就将处理文书的大权交给魏氏，自己终日沉迷于木艺、雕塑，最终酿成了“魏忠贤之祸”，让天启朝成为明朝历史上最黑暗最恐怖的特务统治时期。
这些少帝无力独自挑起国家重担处理军国要务，即使充当象征性、礼仪性的首脑，也需要依靠他人方能胜任。鉴于明朝对外戚和宰相的严格限制，宦官成为少帝信任、依赖的主要对象，几乎每位皇帝都有几个最信任的大伴，致使明朝的宦官力量恶性膨胀，宦官干政害政现象特别突出。回顾整个明朝历程，几位年轻少主的统治都存在很大问题，举措失当、治国无术、用人无方，为自己的统治埋下祸患，也给整个帝国带来巨大灾难。
正如崇祯皇帝所感叹，父兄皆为宫中旧方所误，一丸丹药葬送性命。仁宗、宪宗、孝宗、武宗、世宗、穆宗、光宗、熹宗都迷信、热衷丹药，服食过量，结果正是这些丹药成了催命符，不仅不能长生延寿，反而缩短寿命。
三、皇帝短寿对帝国政治的影响
传统社会，皇帝是帝国的核心首脑，肩负着整个帝国兴衰存亡的重担，“人存政举”、“人亡政息”，“治天下者惟君，乱天下者惟君”。
［15］
明朝皇帝大多英年早逝，这种寿龄
特征对帝国政治产生的影响，并不单纯只是皇位继承人变更所引发的“一朝天子一朝臣”、统治阶级内部权力再分配问题，还直接影响到皇帝的政治作为问题，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皇帝多在而立之年去世，缺乏作为，不利于王朝统治。帝国的最高首脑应该具备超常的素质和能力，仅防止皇权旁落一项，就需要高超的统治艺术与谋略。传统“君临之术”包括八柄、四位、七术、察六微、两手等，皇帝只有依赖赏刑二柄，赏以劝之，刑以戒之，诱之以利，施之以法，牢牢操纵官员的生死荣辱，方能驾驭整个官僚机器。而治理好整个国家，处理好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和文化等事务，使国家长治久安，民众安居乐业，更需要具备专业政治家的各项素质。朱熹认为人君临朝必须端庄安重，凝住天命，胸怀至宽至阔，眼光至远至大，意志至坚至强，知识至广至博，思想极其深刻，操守极其高尚，德能极其超卓，惟其如此，方能使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向善。无知孩童和懵懂少年根本无法达到此一境界，唯有成人方有可能实现。长君的心智、能力随着实践的增多、经验的积累，独
第三，少主过早承担治理天下的重担，产生厌倦心理，导致日后荒政怠政。明朝皇帝荒政怠政现象特别突出，［16］
君和圣主，大部分皇帝都是庸碌无为的庸君、荒君和纵君。他们在心学思潮和逐利思潮的感召下，无心处理政务，纷纷追求远离皇帝角色规范与权利义务之外的自在生活，退回皇宫内苑，游弋在自己的私人领空，谱写着完全由自己掌控的精彩纷呈的人生篇章，成为一个个特立独行、与众不同的帝王。大明帝国正是在中后期问题皇帝的无为而治、荒政怠政中，由广大文官宦官集团按照文官社会既定轨道、内部章程规则缓慢运行，缺乏生机与活力的统治机构日益陷入困境，整个帝国走上衰亡之道。
也与他们过早担任皇帝一职有关。这些年纪轻轻、毫无
人生阅历的少年皇帝登基后，与其说发挥行政首脑的职能，不如说发挥其最高权力的象征性意义，在“皇帝”的名义下赋予大臣举措的合法性。例如神宗十岁继位，在其亲政前十余年间，每月逢三、六、九日上朝听政，接见群臣并按照阁臣事先拟好的批文照本宣科读一遍。幼主、少主虽能得体地完成早朝仪式，但他本人并不明白批语所含深意，离亲理朝政、乾纲独断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当他真正成年可以独立处理政务时，却早已厌倦这种枯燥、辛苦的生活，不肯上朝。后人在猛烈批评“懒王”荒政怠政行为时，却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在其短暂的58年生涯中，就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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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皇帝少年得志，轻易荣登宝座，完全依靠皇位先天赋予的权力获得无上的权威，因而对自身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与应尽义务缺乏深刻认知，具体到政治生活实践中，他们只知道饱食终日，碌碌无为，甚至对这一角色厌倦，一心逃离皇宫，过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逍遥生活。例如熹宗登基后，所有心思都花在玩游戏和娱乐上面：“美人灯下裹头行，黽鼓低敲玉笛停。清响一声罗帕卷，君王重系小银铃”，捉迷藏的游戏居然从童蒙时代一直玩到九五至尊之后，“终夜不倦”，“夜宴既毕，陈种种杂戏，宵分始就枕。”［14］熹宗尚为少年阶段就进入权力核心圈，本人还没有做好当最高统治者的思想准备工作，就被迫坐上皇帝的宝座，他并没有积极主动调试心态，转变角色观念，按照一国之君的标准培养、锻炼自己，既不肯虚心求教，克制欲望，清心寡欲，修炼德行品质，也不肯花时间和精力学治国本领，一味放纵自己，追求自我享受，究其一生，始终是一个调皮的“宫中小劣童”。
明朝大多数皇帝青少年阶段直接继承大统，过早承担治理天下的重担，意气风发、年富力强的青壮年时期又不幸英年早逝，这种寿龄特征使得大明帝国缺乏明君、贤
责任编辑仝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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