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国家公务员时政热点:中国银监会批复国开行住宅金融事业部开业(共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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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2015国家公务员时政热点:中国银监会批复国开行住宅金融事业部开业

新华网北京7月29日电(记者刘铮、李延霞)中国银监会29日宣布,为加大对棚户区改造支持力度,批准国家开发银行住宅金融事业部开业。

银监会批准国家开发银行住宅金融事业部业务范围为:办理纳入全国棚户区改造规划的棚户区改造,及相关城市基础设施工程建设贷款业务等。

银监会有关负责人表示,此举是银监会贯彻落实国务院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政策的重要措施。下一步,银监会将按照4月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进一步发挥开发性金融对棚户区改造支持作用的精神,明确监管措施,指导国开行加强对事业部管控,更好支持棚改提速,服务国家战略。

记者从国家开发银行了解到,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要求,国开行在前期筹备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住宅金融事业部相关管理架构和业务制度,人员配置、IT系统改造、办公场所等开业条件已基本完备。

今年上半年国开行新增承诺棚改贷款6760亿元,是去年同期的18倍;发放2195亿元,惠及棚户区居民213万户。记者从国开行住宅金融事业部了解到,下一步将进一步加大开发性金融支持棚户区改造工作的力度。

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胡怀邦此前明确要求,打好支持棚改攻坚战,争取全年发放贷款4000亿元以上,确保棚改好事办好,提高棚改资金使用效率。

文章来源:陕西人事考试网(http://sa.offcn.com?wt.mc_id=br4383)

第二篇:2015年金华公务员热点时评: 国开行住宅金融事业部获批开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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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金华公务员热点时评

国开行住宅金融事业部获批开业

金华华图

国家开发银行(下称“国开行”)设立支持棚改专门机构并实行单独核算的靴子,终于落地。

7月29日,银监会网站发布《中国银监会关于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宅金融事业部开业的批复》(银监复[2014]498号),批准国开行住宅金融事业部开业。该批复落款日期为7月25日。

今年4月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国开行成立专门机构,实行单独核算,加大对棚改的支持力度。作为支持棚改生力军,国开行董事长胡怀邦曾表示,“把支持棚改作为深化国开行改革的重要推动力。”

银监会批准国开行住宅金融事业部业务范围为:“办理纳入全国棚户区改造规划的棚户区改造及相关城市基础设施工程建设贷款业务;在经批准的额度内办理软贷款回收再贷业务,专项用于支持纳入全国棚户区改造规划的棚户区改造及相关城市基础设施工程建设项目及银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值得注意的是,曾作为国开行“独门绝技”的软贷款业务,尽管具备期限长、利率低及可作为项目资本金等特点,却曾因多种原因在2008年被监管层叫停。

此次凭借住宅金融事业部成立之际由监管层划定业务范围,也造就了软贷款的“回归”,市场人士认为其未来将与补充抵押贷款(P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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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成为完善棚改政策执行力度的配套金融工具。不过,具体执行效果如何,尚待时间检验。

软贷款前世今生

软贷款是国开行作为政策性银行成立之时获准办理的一项特殊贷款业务,组建时,国务院就通过《国务院关于组建国家开发银行的通知》(国务院【1994】22号文件),对其性质、职能和任务进行了明确规定。

接近银监会的人士称,设立软贷款的初衷是建立长期稳定的资金来源,筹集和引导社会资金用于国家重点建设,体现政策性意图。国开行一般对项目贷款采取“软硬兼施”,即对同一建设项目既提供软贷款,又提供硬贷款支持。

国开行软贷款期限较长,一般为20-25年,还设有一般为5-7年,最长不超过10年的宽限期;利率一般比其他商业银行同期利率低10%。更为重要的是,商业银行发放的贷款不可以作为项目资本金,而国开行的软贷款可作为项目的资本金。

河南银监局经济师在《关于国家开发银行软贷款及风险控制的思考》一文指出,国开行自行制定并不断调整软贷款业务规定,对软贷款的资金来源、贷款对象、贷款用途等方面作了大幅度的放宽。

比如,从“注册资本金的运用”,扩大到“对核心资本、附属资本和发行的10年期以上长期金融债券所筹集资金的运用”;贷款用途也由国务院规定的“国家控股公司和中央企业集团”扩展到“支持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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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设施、基础产业、社会事业、金融合作、新农村建设、自主创新等国家重点支持的领域”。

根据监管检查,截至2007年6月30日,国开行软贷款75%的借款人和约63%的用款人不符合国发(1994)22号文件的规定。因此,2008年,监管部门明确要求国开行自转至为“商业银行(即股份有限公司)”之日起,停止办理软贷款业务,“只收不放”,在合同金额内已实际部分发放软贷款的项目确需后续贷款支持的,要改为硬贷款支持。

“彼时主要是出于两方面考虑,一是国开行将软贷款大量用于商业领域,可能对市场形成不公平竞争,造成冲击;二是国开行改制商业银行在即,监管部门对其作为政策性银行所开展的业务也做出了规范性动作。”另一位接近监管层的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称。

国开行商业化转型后,重新梳理原有的软贷款管理规定和操作流程,重点监控软贷款的资金流向,防止发生挪用,否则将及时回收贷款或者变更贷款合同。2013年9月底,经国务院批准,国开行对棚改项目的软贷款回收再贷的额度为1000亿元。直到此番国开行因获批成立支持棚改独立核算部门后,才名正言顺重获“软贷款”特权。

存量、增量如何管?

银监会批复称,住宅金融事业部将由国开行行长郑之杰任总裁,张旭光、杨文岐任副总裁。

张旭光为国开行副行长兼国开金融总裁,杨文岐为国开行首席风险官。该行住宅金融事业部规格之高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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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银监会将按照4月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明确监管措施,指导国家开发银行加强对事业部管控。

“这涉及到与之前存量软贷款分工管理的问题。因为在2007-2008年,国开行对软贷款”只收不贷“后,还需要对过去发放的3000多亿元软贷款进行管理。由于新成立的事业部是单独核算,也便于内部隔离,专款专用,定向管理。”一位国开行内部人士称。

监管要求“自2007年末之后国开行不得再新签任何软贷款合同,不得对新项目发放软贷款”。鉴于国开行此前已对有些项目签订了贷款合同,监管同时规定,“在2007年之前已与借款人签订正式合同,且已实际发放软贷款的项目,国开行可继续履约,但不得以任何修订为理由扩增合同中确定的软贷款金额”。

今年以来,国开行对于棚改“供血”不遗余力。截至6月底,国开行新增承诺棚改贷款6760亿元,是去年同期的18倍;发放2195亿元,其中,4月2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以来发放1949亿元,同比增长433%。

未来在机构设置上,国开行相关人士介绍,住宅金融事业部将下设综合局、信贷局和评审局,虽然不是独立法人,但是定价、成本核算、资金来源均独立。

运行机制上,国开行现有的棚改等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贷款将划入事业部统一管理。

21世纪经济报道此前报道,国开行在二季度获得央行1万亿元补充抵押贷款(PSL),用来支持住宅金融事业部的棚改专项贷款。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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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着,未来软贷款将与PSL等工具共同支持棚改及相关城市基础设施工程建设项目投融资。

金华华图:金华市八一北街118号汇金国际商务中心15楼 义乌华图:义乌市丹溪北路

18号雪峰银座14楼1406-1409室

(编辑:金华华图)

第三篇:20140725银监复〔2014〕498号-中国银监会关于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宅金融事业部开业的批复

中国银监会关于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宅金融事业部开业的批复

银监复[2014]498号

《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申请住宅金融事业部开业的请示》(开行发〔2014〕265号)收悉。经审核,现批复如下:

一、同意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宅金融事业部(以下简称事业部)开业,郑之杰任总裁,张旭光、杨文岐任副总裁,住所为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18号开行大厦第9、10层。

二、核准事业部业务范围如下:

(一)办理纳入全国棚户区改造规划的棚户区改造及相关城市基础设施工程建设贷款业务;

(二)在经批准的额度内办理软贷款回收再贷业务,专项用于支持纳入全国棚户区改造规划的棚户区改造及相关城市基础设施工程建设项目;

(三)银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三、你行应严格按照银监会相关监管规定加强对事业部管理,确保事业部依法合规运营、有效管控风险。

四、接此批复文件后,你行应按照有关规定办理事业部开业前手续,事业部自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6个月内开业。

2014年7月25日

第四篇:2018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中国浪潮来了!”

2018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中国浪潮来了!”

导语:中公时事政治频道更新国内国际时事政治热点,并提供时事政治热点、时事政治模拟题、时事政治政策解读、大事记以及时事政治汇总等,今天我们关注——-时政热点:“中国浪潮来了!”

这波“中国浪潮”有一个此前几次科技革命都没实现的突破。那就是,这波新浪潮从一开始,就让普通人有极其明显的获得感

最近,越来越多的世界级未来学家、科技作家频繁造访中国。

和早些年来华的西方记者、作家不一样,他们来华是试图以中国为标杆,来定义世界新的未来。

《科技想要什么》的作者凯文·凯利认为:“中国将成为全球创新中心,包括互联网,包括机器人,包括AI”。

《未来简史》的作者赫拉利感叹:“中国读者对知识的渴望和热情,超过我访问过的任何国家。也许是因为中国正逐渐成为世界经济和政治的领导者,中国人因此感到有责任去更好地了解世界、引领人类”。

《大趋势》的作者奈斯比特表示:“中国在人类即将到来的新浪潮中取得领先地位,我毫不怀疑205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中心。”

„„

尽管视角各不相同,第三次工业革命也好,第四次浪潮也罢,大数据论,人工智能论,万物互联论,不一而足,但有一个判断却高度一致:中国将站上浪潮之巅,成为全球新浪潮的引领者。

不仅是未来学家。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最近一个月接连点赞中国高铁和移动支付,还谦虚地称自己的部长成了“乡巴佬”;英国《金融时报》、美国《纽约时报》连续抛出“硅谷开始山寨中国”等评论„„

倒是中国人自己不以为意。前段时间,20个国家的留学生票选中国新“四大发明”,还被网友吐槽老外“大惊小怪”,因为被选上的高铁、支付宝、共享单车、网购,早已是中国人的生活日常。

对于东西方眼下戏剧性的认知反转,硅谷创投教父、《从0到1》作者彼得·蒂尔感慨中国的经济迅猛增长,“现在其他国家都害怕中国将要统治整个世界,而中国是唯一一个认为自己不会统治世界的国家”。

现在的中国,就像时速350公里的“复兴号”,一直坐在车上的乘客感受不到速度的惊人。只有那些坐在普通客车上的乘客,才能体会到“复兴号”从身边呼啸而过带来的——中国浪潮。

为什么是中国? 硅谷投资人、科技畅销书作者吴军近日接受采访时也说,过去几百年,中国接连错过几次科技革命,现在终于把过去落下的课程补上。

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眼下商业创新和科技创新的场景实在是太丰富了。而场景和技术一直都是人类科技史的两个轮子,相互激发,彼此成就。

美国的路径是技术驱动新的商业场景,中国的路径则是以商业场景的发现和创新倒逼技术的进步。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美国先有了搜索技术,才诞生谷歌这样的美国传奇;而中国先出了阿里巴巴的电商和支付宝,然后短短十余年间催生引领世界的云计算、移动支付和生物识别技术,成为中国浪潮的缩影。

此前几次科技革命,最好的场景和技术都集中在一个国家。而这次,两个“轮子”分道扬镳。这也是为什么奈斯比特坚信,人类这波新浪潮,将由美国和中国并肩引领。

西方未来学家们之所以不约而同地提出全球正在或即将经历一场“中国浪潮”,是因为眼下在中国发生的变化,成就有目共睹。

首先是人才的集聚。当下,技术精英正大规模涌回中国。截至2014年,中国回国留学生总人数首次超过出国人数;2015年,回国人员达到当年出国总人数的77%,而15年前,这个比例只有23%。

美国《麻省理工科技评论》评选出的2017全球35位35岁以下青年创新者榜单,中国有6人上榜。此外,奈斯比特在一次采访中还提到,和信息革命时代的美国一样,中国开始密集出现像马云、任正非这样的世界级明星企业家,“让世界开始意识到中国品牌的存在”。

其次是技术的突破。中国高铁运行5年,客流量就超过34岁的法国高铁,而建设成本仅是德国、日本等国的1/3—1/2,领先世界;中国航天与美国并肩,中国“天宫”将成未来唯一运行的太空空间站,领先世界。

中国超级计算机“神威·太湖之光”登上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首;中国人工智能应用及杰出研究者喷涌式集体入选全球科技权威榜单,领先世界;中国金融科技弯道超车,去年中国移动支付规模约是美国的50倍,领先世界。

第三,中国人的便利生活让世界向往。五年前的我们,根本想不到今天的生活会变成这样:

坐高铁从北京到上海只用四五个小时,是从前的1/4时间;排队成历史,很多要办的事、要买的东西都可以在手机上操作;出门不用带钱包,甚至连手机都不用带了,“靠脸吃饭”时代正在招手„„

命。眼下,中国正在成为许多国家学习的对象。

第四是中国的输出能力。每一次浪潮,都是一场从技术到商业模式,再到生活方式的革在印度,不少餐馆、加油站、飞饼摊、茶叶摊挂上了二维码;在印尼,人们不仅打车打摩的用手机,连点餐、预约快递、干洗衣服也用手机;越南、老挝、缅甸、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俄罗斯,都纷纷要引进中国铁路技术,坐中国高铁周游世界不再是梦;此外还有泰国版今日头条、马来西亚版淘宝、新加坡版闲鱼„„这些都让中国游客有种奇妙的宾至如归感。

再看世界,中国人的移动生活正在影响世界。法国巴黎春天、英国哈罗德百货、芬兰航空、挪威邮轮、南非观光巴士、甚至连北极圈都接入了支付宝,“你好”“谢谢”“支付宝”,成为老外必学的三句中国话;在德国柏林、英国伦敦等全球上百个城市的街头,都出现了中国共享单车的身影„„

第五篇:2014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中国需要多少“大都市”?

2014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中国需要多少“大都市”?

时事政治:城市建设“贪大求全”之风近年在一些地方愈演愈烈,甚至连一些地级市也提出雄心勃勃的建设“国际化大都市”规划。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课题组近期对12个省区的调查显示,12个省会城市,平均一个城市要建4.6个新城新区;144个地级城市,平均每个规划建设约1.5个新城新区。

中国究竟需要多少“国际化大都市”?记者在多地调研发现,一些地方贪大求快,却没有考虑到地方实际能力和民生服务配套,不仅造成了巨大资源浪费,更潜藏着系统性风险。

“大城”遍地开花 几家能结硕果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在对辽宁、内蒙古、河北、江苏、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广东、贵州、陕西等12个省区调研发现,近几年,一些地方打着推进城镇化的旗号,纷纷打造新城建设模式,并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一些专家质疑,中国地少人多、生态环境接近承载极限,需要这么多大都市吗?如此大规模造城运动,又会带来多少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

“新华视点”记者调研发现,当前城市规划发展中三大问题突出。

——定位过高。直辖市提出规划建设国际大都市、国家中心城市;省会城市提出建设国际化城市,大区域中心城市;一些中型城市也提出建设区域金融中心、教育中心、文化中心,甚至也要在整建国际化大都市的拥挤马路上分一杯羹。

——速度过快。一些城市体量不大,胃口不小,希望借新型城镇化的大好机遇实现“弯道超车”,“后发赶超”,却没考虑自身的“消化能力”。西南一个县级市,在建的房地产开发面积达到1000万平方米,可以提供超过10万套住房,而目前市区总人口才30万出头。消化现有住房的周期就超过15年。

——用力过猛。广东一个县级市,自然风光优美,出于整体规划的考虑,上级政府规划部门一直将其规划为生态屏障,限制工业开发。记者走访发现,该市近期却提出,“不能生态有了经济没了”,希望将上级规划部门核准的旅游度假开发区容积率提高三倍。江苏一个镇,政府财力不足,征地速度却不降,直接给农民打白条,言称征地补偿“过两年再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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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脑门”决策 “拍屁股”走人 系统性风险正在累积

不久前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积极稳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新华视点”记者在多地调研发现,一些地方政府劲儿用错了地方,把“以人为核心”变成了“以个别人为决策核心”,试图以行政的手代替市场的手。

记者在西南一个县级市采访发现,由当地政府主导,在一座山上规划建设了一个商业城,320栋数百平方米的民族风格三层小楼密密麻麻排列在蜿蜒的盘山路上,还分了不同区域,有的规划卖茶、有的规划卖民族银饰、有的区域规划做餐饮,从字母A一直排到J。当地政府负责人表示,政府出全资,希望打造成民族风情文化园,总投资额“八九亿元”。

一位房地产业内人士表示,这样“造城”实现难度太大。“三四公里长的盘山商业街,就两个车道,车多了怎么办?这么远的山路,没车的市民怎么上去?连卖什么都规划,有没有市场?一句话,缺乏前期调研。”

记者注意到,这里几乎没有一家商铺开门。当地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为盘活人气,政府规定所有政府组织的大型活动都来此举办,商户入驻第一年免租金,且每间房政府还补贴5000元。但他也承认:“平时人很少,一有活动车就堵到市区”。

专家指出,政府建房,不收租还倒贴,看似惠民,实则是资金浪费。广东省建筑设计院原院长何锦超直言不讳,“有些城市的领导气魄很大,几亿元资金投入,其实钱都是纳税人的,花钱有没有走法定决策程序?用行政代替市场,可能造成很大的投资风险和资源浪费,也扭曲了城镇化发展的方向。”

一些专家提醒,目前一些地方政府“押宝”城镇化,地方融资平台“主要抵押靠土地,还债付息靠卖地”,一旦新城成空城、土地出让断续,极有可能出现地方债危机。

一家知名房地产企业高管向记者介绍,中央对新型城镇化的方向描述很清晰,但是各地认识不一,随意性很强。“原本准备投资某个国家级新区,该区前一任领导表示,要重视风险,吸取教训,从容开发,我们觉得很对,准备观望。但下一个领导到任又提出加快建设速度,我们只能赶紧准备参加土地拍卖。”

这位高管认为,地方政府发展规划,一定要描绘清楚坚决执行,形成制度约束,不能因为领导更迭就“人走政息”。

走不进百姓 何谈走向世界

专家认为,城镇化确有扩内需、促增长的作用,但城镇化的方向绝不是片面造大城、建大都市,必须刹住部分地方的贪大求快风,提高中小城市对人口的吸引能力,合理调节各类城市人口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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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院院士、设计专家何镜堂等专家建议,提高中小城市对人口的吸引力,不是以大为荣,而应该兼容生态、宜居、产业发展和交通等因素,建设绿色、环保、紧凑的中小城镇。

记者近期在汶川走访发现,原本拥有4万多人的汶川县城,1万多人选择离开,1万多人在地震中遇难,剩下的只有1万多人。5年过后,由于重建建筑安全、公共服务质量改善,震后急剧减少的人口已经回流,有1万多居民选择回来。汶川县委书记青理东表示,汶川重建是化灾为机,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并通过产业选择,寻找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活力。

暨南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胡刚表示,汶川重建的模式,与德国等一些国家的小城镇模式类似,虽然体量不大,但通讯、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条件与大都市相差无几,医院、学校、购物机会等一应俱全,居民在本地就能享受到和大城市类似的机会和保障,却少了拥堵、教育、住房之苦。

专家指出,现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城市病不断凸显,新型城镇化应该避免再走类似的弯路。而国内一些城市一边高喊与国际接轨,却不倾听百姓心声,基础设施不到位,城市规划不合理,连百姓都走不进,谈什么走向国际。

接受记者采访的专家表示,推进新型城镇化,中央要因地制宜制定顶层规划设计,同时通过相应考核调整,引导各地发展新型城镇的规划方向。“否则,类似底特律式的‘美国病’也会成为未来中国的烦恼”。胡刚表示。(执笔:乌梦达 参与采写:齐健、陈亮、徐海波、吕福明、魏宗凯、孔祥鑫、石志勇、熊琳、杨绍功)

文章来源:中公教育北京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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