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提前15天通知股东的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是否有效？

第一篇：未提前15天通知股东的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是否有效？

未提前15天通知股东的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是否有效？

一、公司章程关于通知的规定

(一)公司通知

公司通知是公司对其成员、雇员等特定受信对象告知或转达有关事项，以让特定对象知道或执行的信息载体。公司通知按其形式，可以分为书面通知和口头通知两大类，其中书面通知包括信函、传真、文字性电子邮件、登报公告等，口头通知包括当面口述，电话口述、录音口述等。

由于公司通知主要用于将特别事项或重要信息正式告知他人，故一般限于采用书面形式的通知，一是便于接收者全面了解通知所要传达的信息，利于正确作出分析判断，二是便于日后发生争议时取证。

(二)公司通知的发出方式

通知发出的方式，也就是将有关信息转达至特定接收对象的图途径。发出通知的方式主要有：专人送达、信函快递、电子邮件、局域网站公告、登报公告等。实践中，除上市公司外，较少采用公告方式。

(三)公司通知的期限及送达时间

对于会议通知，《公司法》一般规定应于会议召开的一定期限之前通知全体会议参加人。如《公司法》第102条规定，召开股东大会决议，应当将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和审议的事项于会议召开二十日前通知各股东;临时股东大会应当于会议召开十五日前通知各股东;发行无记名股票的，应当于会议召开三十日前公告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和审议事项。如公司法没有明确规定，公司章程可根据实际情况规定一个合理的通知期限。

对于通知的送达时间，《公司法》没有明确，公司章程可规定一个合理的送达时间。

二、不符合章程规定的期限提前通知股东的股东会/董事会决议是否有效?

根据《公司法》第22条之规定，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会议召集人未按公司章程规定的期限提前通知股东或董事，可能导致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被撤销。

不过，如果会议召集人虽然未按公司章程规定的期限提前通知，但股东或董事均出席了会议并进行表决，由于该通知的瑕疵对公司实体决议并没有产生实质性影响，故不宜以此否定该决议的效力。

三、案例分析

案件事实

A(40%)、B(15%)、C(20%)、D(25%)四名股东共同出资设立了M公司，其中A是公司监事，D是公司董事长兼任法定代表人。后由于股东A与D产生矛盾，于是，在2015年3月5日，A联合B和C召开了一次临时股东会，并经过表决，以75%表决权通过股东会决议，罢免了D的执行董事及法定代表人职务。D对此不满，在2015年4月2日以临时股东会程序不合法，未提前15天通知为由向法院起诉要求撤销股东会决议。A召集的这次临时股东会只提前一个星期通知，按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要提前15天通知。

案情分析

成都精英律师团都燕果律师指出：我国《公司法》第102条之“临时股东大会应当于会议召开十五日前通知各股东”规定，表明公司2/3的股东发起的临时股东大会，应于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召开十五日前通知各股东。股东大会作为有限责任公司的权力机构，其作出决议的形式过程包括程序与内容两个方面，只有在程序和内容均合法、有效的情况下，才能确保全体股东及公司的利益不会受到损害。反之，如果决议在程序或内容上存在瑕疵，就不能认为是合法的团体意思表示，应对其效力作否定性的评价。同时，公司法尊重公司意思自治，公司章程则是公司意思自治的体现，是公司股东共同一致的意思表示，载明了公司组织和活动的基本准则。

在本案中，A联合B和C召开的临时股东大会，未在规定的会议召开十五日前通知D，而作出了罢免D的执行董事及法定代表人的职务，违反了股东大会决议的程序性规定，也不符合M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不能认为是合法的团体意思的表示。股东D在六十日内即法定撤销期间内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该股东会决议，合法合理，故此，法院应对其效力作否定性评价。

审判结果

经人民法院审理决定依法撤销M公司的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第二篇：未实际出资股东对公司债务是否承担责任

未实际出资股东对公司债务是否承担责任

发布日期：2009-07-06 文章来源：北京法院网

案情

2004年8月，某供应公司与某铁路公司签订合同，约定供应公司向铁路公司供应4000吨煤。铁路公司依约汇给公司40万元预付款后，二家公司又签订了联合经营煤炭的协议，约定双方以供应公司的煤场及设备为经营场所，使用铁路公司的预付款共同经营煤炭业务。

在经营过程中，供应公司强行销售共同经营的煤炭，所收价款不入约定的账户，并且一直没有全额供应煤炭。为此，铁路公司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解除联营合同，返还预付货款，赔偿损失。

诉讼中，铁路公司以供应公司在成立时股东虚假出资为由，申请追加股东纪某、刘某为被告，请求二人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经审理查明，供应公司在成立时，纪某、刘某没有实际出资，供应公司没有自有资产。

分歧意见

本案合议庭对能否直接判决股东纪某、刘某对供应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产生三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本案不能直接判决纪某、刘某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

公司是人格化的组织，是独立的民事主体，虽然股东虚假出资侵害了公司的利益，但与公司的债权人没有直接法律关系，且判决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也没有法律依据。

第二种意见认为，纪某、刘某应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但须债权人先起诉公司，如果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再由纪某、刘某在虚假资金额范围内承担责任。

根据《公司法》的规定，股东出资不实的，应当补交出资，其他股东应当对其承担连带责任。可见，公司债权人有权请求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金融机构为企业出具不实或者虚假验资报告资金证明如何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通知》规定，出资人未出资或者未足额出资，但金融机构为企业提供不实、虚假的验资报告或者验资证明，相关当事人使用该报告或者证明，与企业进行经济往来而受到损失的，应当由该企业承担民事责任。对于该企业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由出资人在出资不实或者虚假资金额范围内承担责任。可见，债权人没有经过对公司的诉讼和执行就直接起诉股东，要求股东承担责任没有法律依据。

第三种意见认为，本案可以直接判决纪某、刘某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

供应公司没有自有资产，应当认定其不具备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开办该企业的股东承担。

分析

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

纪某、刘某是利用公司的独立人格及有限责任原则，恶意虚假出资，逃避债务，应当担责。

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企业开办的企业被撤销或者歇业后民事责任承担问题的批复》规定，企业开办的企业虽然领取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但实际没有投入自有资金，或投入的自有资金达不到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数额，以及不具备企业法人其他条件的，应当认定其不具备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开办该企业的企业法人承担。本案虽是个人出资，也可参照此规定执行。供应公司没有自有资产，所以其民事责任应由虚假出资的股东承担。从程序上说，债权人完全可以直接起诉虚假出资的股东。

最终，石家庄铁路运输法院支持了铁路公司的诉讼请求，并根据第三种意见判决股东纪某、刘某对供应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

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案件

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某货运公司，代理人：戴天乐，上海市中茂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二审上诉人）：陈某。

2000年5月初，陈某与某自然人就共同投资设立某工贸公司制订《章程》。《章程》的主要内容是：

1、公司名称为某工贸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法定代表人陈某；

2、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50万元，股东2人，陈某以货币认缴出资额30万元，占注册资本60%；某自然人以货币认缴出资额20万元，占注册资本40%。工贸公司验资及工商注册手续由管理私营经济城的江川公司代办。5月23日，陈某向江川公司交付现金50万元。江川公司收款后出具《收据》，载明“交款单位陈某”、“工贸公司验资款”等字样，并将50万元记入本单位《收入凭证》及《现金日记账》。5月29日，江川公司以借款名义从本单位账户中划出50万元到工贸公司临时账户；同日，该款转入上海某会计师事务所（下称会计师事务所）。5月30日，会计师事务所以退还验资款名义将50万元划入江川公司帐户，款项用图为“退款”。同年6月15日，江川公司将50万元退还陈某，陈某为此出具《收据》，载明“今收到江川公司退回的注册资金款现金50万元整“，落款为“某工贸公司陈某”。6月5日，经上海市工商局闵行分局核准，工贸公司设立。2000年9月，某自然人去世。2001年10月8日，因工贸公司未申报年检，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依法吊销了该公司营业执照。

2002年2月21日，货运公司为与华运公司委托合同返还垫付款纠纷一案，向黄浦区法院起诉。同年6月12日，黄浦区法院依法追加工贸公司为该案被告，并通知某货运服务公司为该案第三人参加诉讼。2003年1月27日，黄浦区法院依法判决工贸公司应支付货运公司垫付的增值税款172582元，滞报金10150元，工贸公司应负担该案受理费6936.31元。该案判决已生效。此后，货运公司向黄浦区法院申请执行，2003年5月13日，黄浦区法院向货运公司出具了债权文书，确认货运公司对工贸公司享有债权18668.31元，并中止了该案的执行。

2004年年初，货运公司向闵行区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陈某对工贸公司债务承担连带偿付责任。闵行区法院查明上述事实后认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应当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公司作为独立法人，对外应以公司财产独立承担责任。但当股东存在出资瑕疵行为时，其应对公司债务承担相应责任。本案争议焦点是陈某作为工贸公司的股东是否完全履行了出资义务。陈某将50万元交于江川公司后，江川公司从本单位帐户划出50万元进入工贸公司临时账户。可以认定，该50万元是工贸公司的验资款。故在工贸公司设立时的注册资金50万元已到位。然而，根据法律规定，当新设立的公司验资完成后，股东应当将其认交的出资足额存入该公司所在地银行的专用账户，且股东在公司登记后，不得抽回出资。但陈某又从江川公司取出现金50万元，且未将其应缴出资30万元存入工贸公司专用账户，陈某此举已构成抽逃出资。陈某对其“已将出资投入工贸公司，且实际运营中的投入远大于注册资金”之辩称，并没有尽到相应的证明责任：

1、虽工贸公司财务报表记载“实收资本50万元”，2000年12月“负债及所有者权益”合计为：1968210.63元，但这仅是工贸公司自身的记载，缺少原始凭证印证；

2、按照有关现金管理的规定，单位之间的经济往来，应通过开户银行进行转账结算。工贸公司从事的业务并非只能用现金进行结算，且从陈某提供的《解款单》单，以工贸公司名义发生的业务，付款方式多以现金或从陈某个人账户中直接划出，不能印证这是实际经营对公司的投入；

3、陈某所谓公司营运中“资本充足”的辩称亦缺乏登记主管机关的确认。综上，尽管工贸公司设立时，股东陈某投入了资金，但该公司设立后，陈某却抽逃了出资，且此后并未予以补足。工贸公司从事与实际履行能力不相适应的交易活动，给公司债权人造成不应有的损害后果，陈某抽逃出资的行为存在过错，理应对工贸公司欠货运公司的债务189668.31元在其抽逃出资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闵行区法院据此判决：陈某对工贸公司欠货运公司的债务189668.31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案件受理费5581.46元、财产保全费1520元，合计7101.46元，由货运公司承担523.54元，陈某负担6577.92元。

判决后，陈某不服，以工贸公司验资后，江川公司收受50万元，虽未将此款项划入工贸公司专用账户，但却直接用于该公司的经营活动，原判据此认定上诉人抽回出资款有误等为由，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被上诉人货运公司辩称，上诉人陈某的上诉理由不成立。

中级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审认定的事实属实。中级法院认为，经黄浦区法院生效判决确认，被上诉人货运公司对工贸公司享有债权189668.31元是事实，工贸公司理应以公司资产向被上诉人货运公司偿还上述款项，但因工贸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黄浦区法院向被上诉人货运公司出具了相关债权文书后即中止了该案的执行。工贸公司作为有限责任公司，上诉人陈某和案外人某自然人（已于公司成立后去世）系该公司股东，在公司设立时，两股东的50万注册资金经委托江川公司办理验资已到位，但该公司设立后，上诉人陈某却从江川公司收回了上述资金，且此后并未予以补足，故该行为应认定为抽逃出资。现因工贸公司未申报年检，已被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依法吊销了营业执照，上诉人陈某抽逃出资的行为，导致工贸公司履行能力不足，给公司的债权人造成不应有的损害后果，上诉人陈某应在其抽逃出资的范围内对工贸公司所欠被上诉人货运公司的债务189668.31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原审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无误，原判结果应当予以维持。陈某上诉理由不成立，其上诉请求不予以支持。据此，中级法院于2005年8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及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终审判决驳回陈某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581.46元，由上诉人陈某负担。

股东抽逃出资并转让股份后仍需承责

发布日期：2013-02-27 作者：杜义律师

实践中，很多股东以银行借款或中介公司赞助的形式凑足注册资金，待公司成立后不久即以撤回、转移、混同、冲抵等违反公司章程或财务会计准则的各种手段将其出资全部或部分抽回转移为股东个人所有，而公司财务账册上关于实收资本的记载是真实的。由此会引发一系列的法律问题。为预防公司资本和公司资产被不法侵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1998]15号）第80条规定：“被执行人无财产清偿债务，如果其开办单位对其开办时投入的注册资金不实或抽逃注册资金，可以裁定变更或追加其开办单位为被执行人，在注册资金不实或抽逃注册资金的范围内，对申请执行人承担责任”。根据上述规定，抽逃出资的股东应该在抽逃出资的范围内对债权人承担责任，但这种责任是连带责任还是补充责任，该解释未做进一步规定。司法实践中，一般倾向于补充责任，即在公司无资产可供执行的情况下，由抽逃股东在抽逃资金范围内对公司债权人承担债务清偿责任。案例

2009年9月，公司A成立，工商登记股东为B出资200万元、C出资50万元。15日后，B以董事会会议纪要形式决定为缓解公司资金压力，决定暂向A借款200万元。最后，A将200万元转入B账户，用途为往来款。2000年6月，B与D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B将其持有的A的股份2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80%）转让给D。同月，A在工商局办理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股权转让协议》亦提交至工商局备案。

2010年，A向银行借款80万元，借款期限为一年。贷款到期后，A仅归还了部分利息，对于本金80万元始终未予归还。银行起诉A至法院并胜诉。在执行过程中，银行申请追加B为共同被执行人。执行听证过程中，B指出A成立之初，尚未开展业务，资金限制，而B资金紧张，因此双方协商从A借款200万元。该借款行为可由B董事会会议纪要证明。经过中院和高院的两级听证，法院认为会议纪要属于B内部文件，不能直接证明其与A发生正常借款往来的事实；B在向A投入注册资金后十余日即将其所投入的金额全部转出且未予不足，该行为应认定为抽逃注册资金。据此，法院裁定追加B为被执行人，并由其在抽逃注册资金200万元的范围内与A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目前，本案已执行完毕。

根据本案的分析可知，股东抽逃出资并转移股份后并非可逃避法律制裁。立法者不仅规定了民事责任、行政责任，还规定了刑事责任，而且近几年司法实践中，因抽逃出资而被处以刑罚的案例比比皆是。股东瑕疵出资和抽逃出资应如何适用

发布日期：2013-02-24 作者：连会有律师

股东瑕疵出资和抽逃出资应如何适用《公司法》处理目前，在审理涉及公司纠纷案件中，债权人以股东出资不足、不实和抽逃出资将公司及股东一并作为被告提起诉讼的案件处理时，对股东是否要与公司一起承担责任，能否适用新《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关于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有着模糊的认识，存在着不同看法，以致在适用法律上无所适从。笔者对此问题从法理等角度作些分析，以期对该类案件审判有所裨益。

我国《公司法》虽经几次修订，但股东由于出资不实对公司债权人应否承担民事责任都没有作出具体规定，只是规定股东出资不足、不实应对其他已全额出资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对股东抽逃出资，《公司法》第三十六条仅作了禁止性规定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对股东抽逃出资应承担怎样的民事责任没有作出具体规定。新《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了股东只有在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情况下，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何谓公司独立人格被滥用，通常理解是公司资产被转移、掏空或混同。股东出资不足、不实和抽逃出资，属不属于滥用公司独立法人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新《公司法》虽没有作出明确规定，但从《公司法》角度分析，公司债权人就其债权只能向公司请求清偿是处理公司外部关系的一般原则，但该原则所依赖的基础是公司的独立法人资格的存在，而来源于全体股东的资本是公司获得独立法人资格的必备法律要件，股东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向公司足额投入并保持足额资本，是其享受有限责任保护的必要条件。

公司股东虚假出资或抽逃出资，一方面表明公司股东存在利用公司独立法人资格为掩护，将投资风险外化给公司实际和潜在的债权人的恶意。另一方面，客观上使基于信赖公司的实际资本符合公司章程所公示的内容而与公司发生业务往来的债权人的利益受损。也就是说，公司不能清偿全部或部分债务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与股东瑕疵出资这种欺诈债权人的行为之间显然存在因果关系。加上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时期，市场主体的诚信，自律意识不强，公司制度尚不完善，监管方面也存在问题，公司设立中一些人大玩空手道。要么虚假出资，包括出具虚假出资证明、虚假验资；要么公司登记注册领取营业执照后以各种名义抽逃资金，致使公司并无真实资本，注册资本实际为零。虽然从会计制度约束来看，出资人虚假出资或者抽逃出资属违法行为，甚至是犯罪行为，但在我国公司财务制度不够缜密、信用体系不够健全、信息披露不够及时准确的情况下，特别是中国熟人社会的环境背景和打击这种犯罪行为力度不够，使得出资人创建空壳公司可能遭致的违法成本与之可能获得的非法利益相比微之又微,，因而大大剌激了出资人利用空壳公司从事无本经营的欲望。这意味着公司的出资人不承担任何出资风险，而把所有的风险全部转嫁给债权人。这种不正常现象已经严重影响了我国市场经济秩序和公司制度的发展。

所以，股东出资不实、不足和抽逃出资亦属股东滥用公司独立法人地位及股东有限责任，这是《公司法》立法宗旨，也是实践提出的要求。《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适用于股东瑕疵出资和抽逃出资，股东瑕疵出资和抽逃出资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或至少在其出资不足、不实或抽逃出资的限额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杨良发

一、出资不实

股东只是认缴出资但没有实际出资的情况称为出资不实。出资不实的法律责任是非常明确的，公司、其他股东、债权人都有权依法追究出资不实股东的责任。同时，在出资不实的情况下，法律还赋予了公司、其他股东和公司债权人更为灵活、有效的救济权利：

1、股份公司有权另行募集股份。具体而言，如果一个股份公司的认股人没有按期缴纳他当初所认购股份的股款，公司其他发起人在给予其合理期间限期缴纳后，该认股人仍没有实际缴纳认股款的，公司发起人有权就该股份另行向他人募集，这种募集合法、有效。在公司另行募集股份后，出资不实的认股人就丧失了股东资格和权利。

2、以实物出资但未变更产权的股东的权利。股东以房屋、土地使用权或者需要办理权属登记的知识产权等财产出资，已经交付公司使用但未办理权属变更手续，公司、其他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可以主张认定出资不实，应当限期去办理权属变更手续。但需要注意的是，该股东有权主张自其实际交付财产给公司使用时享有相应的股东权利。

3、对出资不实股东权利的限制。如果股东出资不实，那么公司有权根据公司章程或者股东会决议对该股东的利润分配、新股认购等股东权利作出相应的合理限制。

4、受让出资不实的股权的风险。股东转让出资不实的股权，受让人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公司和公司的债权人都有权请求股权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因此，在受让股权时必须首先查明对方出资是否真实。

5、出资不实责任没有时效限制。对于出资不实的股东，其他股东始终有权追究其责任。同时，公司的债权人也有权要求该股东承担责任，只要债权没有超过诉讼时效。

二、抽逃出资

1、对抽逃出资的认定。最高人民法院明确了构成抽逃出资行为的几种情况：（1）将出资款项转入公司账户验资后又转出；（2）通过虚构债权债务关系将其出资转出；（3）制作虚假财务会计报表虚增利润进行分配；（4）利用关联交易将出资转出；（5）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

2、抽逃出资关联人的责任。股东抽逃出资的，不仅该股东要承担民事、刑事责任，根据相关规定，协助抽逃出资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也有可能因此承担民事连带责任。

3、股东资格的丧失。按照规定，如果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全部出资，其在合理期间内仍未缴纳或者返还出资的，公司有权以股东会决议解除该股东的股东资格。在此情况下，公司应当及时办理法定减资程序或者由其他股东或者第三人缴纳相应的出资。

三、垫资设立公司

垫资设立公司是较为常见的一种现象，但垫资人往往不了解自己的风险。按照规定，如果第三人代垫资金协助他人设立公司，双方明确约定在公司验资后或者在公司成立后将出资抽回以偿还垫资人的，在公司出资无法补足的情况下，垫资人就可能因此承担连带责任。

四、隐名股东

挂名股东也是一个常见的现象，公开身份的股东称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称为隐名股东。

1、名义股东与隐名股东之间的挂名协议是否有效？按照规定，如果该协议的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这个协议就是有效地。隐名有权主张股东权利，但是，如果隐名股东要求公司向工商局申请变更股东登记，必须取得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否则，实际出资人只能继续做隐名股东。

2、隐名股东转让股权的法律效力。如果名义股东转让股权，隐名股东有权主张股权转让行为无效，但是如果第三人是善意的且转让的价格合理，隐名股东的请求就难以得到法律的支持。所以，隐名股东的风险还是非常大的。

【案情简介】

一、山重水复疑无路。

1998年12月18日，佛山市某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下称“信用社”）与A公司、B集团签订《保证担保借款合同》，先后约定由A公司向原告借款200万元、200万元、180万元、200万元、共780万元，均由B集团作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A公司向信用社清还借款本息、违约金、抵押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合同签订后，信用社提供了借款给A公司。

后因A公司未偿还借款，被信用社诉至法院。法院判决A公司归还借款本金780万元及计至2008年5月20日利息8197772.26元，自2008年5月21日始至判决确定还款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逾期贷款利率计算利息予信用社。B集团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判决生效后，律师调查发现A公司,B集团及其旗下各子公司均无财产可供执行，执行顿时陷入僵局。

二、柳暗花明又一村。

经调查发现，A公司及其他五家公司既是B集团的子公司，又是B集团的股东。且B集团自成立时就没有独立的注册资本，其注册资本是由旗下子公司注册资本汇总计入，因而其所有股东均存在虚假出资的行为。

另，B集团的股东中，部分企业是张某的个人独资企业，部分企业是邝某的个人独资企业，而这些企业均被注销、吊销或歇业。

根据上述调查发现，信用社向执行法院申请追加张某、邝某为本案的被执行人。

2010年7月14日，法院举行执行听证会，其中张某缺席听证，邝某的律师答辩认为，因为被追加人邝某不是被执行人A公司、B集团的股东，故信用社申请追加邝某不属于因投资人注册资金不实而追加投资人为被执行人的情形。

【争议焦点】

执行阶段能否追加公司股东为被执行人？

【代理思路】

在本案中，虽B集团与旗下子公司存在资产混同、抽逃出资等符合公司人格否认构成要件的情形，但我所律师分析案情，阅览国内相关判例，发现“揭开公司面纱”的基石—《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并不适用于执行阶段的追加公司股东为被执行人情况，且存在举证困难等“硬伤”。因而，在选择办案策略时，我们更多考虑的是如何以最小成本实现当事人利益的最大化。具体分析思路如下：

一、追加被执行人策略之“适用法律选择”。

在执行环节中，依据最高院司法解释《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并非系对揭开公司面纱的使用，《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与公司法第二十条关于揭开公司面纱的规定有本质的区别。

首先，揭开公司面纱的后果是股东承担无限责任。但《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确立的为有限责任，即股东仅在注册资金不实、抽逃注册资金或在所接受的财产范围内承担责任。

其次，揭开公司面纱的后果是股东与公司承担共同连带责任，股东与公司承担债务无先后次序之分。而《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采用的是补充责任，即股东在公司财产不足以偿还债务时才承担责任。

毫无疑问，最高人民法院在作出上述司法解释时，充分地考虑到了“执行难”的现状，因此有其合理性。尽管该司法解释有以执行权取代司法裁判权的嫌疑，但是倘若取消上述规定，无疑会加大执行的难度，导致债权人处于无助的境地。况且，在司法实践中，各种类型的抽逃出资、“皮包公司”中，很大一部分是审判后、执行时才被发现的，最高人民法院上述关于变更或追加公司的股东或者开办单位为执行主体的司法解释仅仅是限制在虚假出资或抽逃出资这一严格范围内，而执行法官在执行过程中必定是依据了案件在审判过程中获得的有关公司股东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的证据之后才会变更或追加执行主体。因此，《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解决“执行难”问题的范畴内，最大限度地降低了对司法裁判权的侵害。

为了以最小成本实现当事人利益的最大化，规避“诉累”的风险，尽早的在现行执行法律依据框架范围内实现当事人的债权，我所律师拟定办案策略时，决定以《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及广东省高院的《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办理执行程序中追加、变更被执行人案件的暂行规定》为追加张某、邝某的法律依据。

二、追加被执行人策略之“焦点辨析”。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办理执行程序中追加、变更被执行人案件的暂行规定》第二条规定“因投资人注册资金不实或抽逃注册资金，申请追加投资人为被执行人。”邝某的律师简单地把“投资人”理解成股东，我所律师认为此理解实际缩小了“投资人”的追加范围。首先，从文义解释的角度解读，“投资人”的词义范围比“股东”广泛，“股东”只是“投资人”内涵中的一部分。“投资人”既包括了直接投资人即公司股东，又包括了间接投资人，例如：实际控制人、隐名股东等情况。

其次，现B集团的六位股东均已注销、歇业。在B集团股东虚假出资事实清楚的基础上，仍要求信用社追加已注销、歇业、且没有任何资产的六位股东，对信用社来说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即使追加成功，也是在浪费司法资源后，信用社的债权仍无法实现。

再次，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变更和追加执行当事人的若干规定(征求意见稿)》第二条规定：除执行中指明的债务人外，可以对下列人申请执行，或者在已经开始的执行程序中，申请追加、变更下列人为被执行人：“

（五）作为债务人的独资企业，合伙企业或者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等其他组织不能清偿债务的，设立该组织的公民或者企业法人；

（十）对被执行的企业法人投资不实或抽逃出资的投资人。” 据此，省高院制定的《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办理执行程序中追加、变更被执行人案件的暂行规定》是为了打击在现实生活中投资人通过“转投资”、“隐名股东”等手段规避法律责任等情况，顺应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精神导向，也是为了解决司法实践中遇到的实际投资人通过非法手段规避法律责任而造成执行难的问题。

最后，本案中，虽然B集团表面上的股东是六家企业法人，但是实际上的这六家企业法人均是张某、邝某的个人独资企业，结合最高院的前述规定，设立该独资企业的公民张某及邝某依法可以被追加为被执行人。

三、追加被执行人策略之“法理分析”。

注册资本是公司最基本的资产，确定和维持公司一定数额的资本，对于奠定公司基本的债务清偿能力，保障债权人和交易安全具有重要价值。股东出资时公司资本确定、维持原则的基本要求。出资是公司股东最基本、最重要的义务，同时也是公司法规定的股东必须承担的法定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开设的账户；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股东不按照前款规定缴纳出资的，除应当向公司足额缴纳外，还应当向已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

参照《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金融机构为企业出具不实或者虚假验资报告资金证明如何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通知》等相关规定，出资人未出资或未足额出资，对于该企业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由出资人在出资不实或虚假出资金额范围内承担责任。

且根据我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二条规定，“个人独资企业的投资人以其个人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

因此，邝某、张某作为A公司及B集团的实际投资人，其应对其个人独资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责任，应在各自独资企业出资不实的范围内对某集团对本案债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

【结语】

在社会交往和交易过程中，不少市场主体对社会活动中蕴藏的风险认识不足，有的甚至认为一旦产生纠纷，反正有诉讼这最后一道防线进行救济。殊不知，对于到执行阶段“确无财产可供执行”的案件，好比病人送进医院时已经死亡，医院很可能只能查明死因，却无法起死回生。因此，律师通过变更、追加被执行人的方式来解决“确无财产可供执行”显得尤为重要。但执行程序非审判程序，不能确定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义务，更不能更改裁判文书，且法官对形成证据链的要求更为严格、专业、紧密，对待案件也更加谨慎。所以在下提醒各位“债主”在准备债权实现时，最好聘请精通执行程序、合同纠纷的专业律师，尽早介入案件处理，以避免胜诉后执行不能的法律风险，切实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第三篇：未通知其他股东的股权转让行为的对策

未通知其他股东的股权转让行为的应对

案情简介：2009年10月11日杨某与刘某共同出资成立A有限责任公司，杨某出资比例70%，刘某出资比例30%，杨某为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经理；刘某为监事。2014年4月7日杨某与刘某通过股东决议，决定解散A有限责任公司，并约定5月1日之前对公司进行财务审计，审计后注销公司。由于杨某推脱不委托审计机构，7月20日刘某向法院申请强制清算，杨某在向法院提供公章、证照时称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11月30日法院裁定A有限责任公司解散，进入清算程序。12月18日，刘某在工商局网上公示系统发现，A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成贾某，刘某调取工商档案。工商档案显示：7月18日杨某将其股份全部转让给了贾某；杨某、刘某通过股东会决议刘某同意杨某转让股份给贾某；贾某与刘某通过股东会决议，选举贾某为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经理。营业执照也作了相应的变更。杨某在法院称，不认识贾某，不知道股权转让的事。刘某称不认识贾某，未参加过股东会，其签名系伪造。法院要求杨某到工商局申请复议，撤销工商备案登记或起诉撤销股权转让协议，但杨某拒绝。为了不让清算长久的拖延，法院征求刘某的意见，是否可以启动必要程序，恢复杨某的股东身份。事实分析：代理律师与刘某对工商变更备案登记档案经过仔细研究后认为：股权转让为杨某一手操作，理由是：

一、公司的营业执照由杨某控制；

二、公司的公章也由杨某控制；

三、可能无贾某其人，办理工商备案的身份证是假的。法律风险评价：法律评价的基本点是虚假工商备案登记侵犯了刘某权利的法律属性及实现权利救济的途径。

一、刘某被侵犯权利的法律属性。

1、杨某转让公司股份没有告知刘某侵犯了刘某选择合伙人的决定权，有限责任公司兼具人合性和资合性。《公司法》对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作出了相关的强制性规定，其中第71条第2款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杨某转让股权的行为违反了《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的民事行为。

2、工商备案登记是行政机关对行政许可事项进行行政许可的行政行为。刘某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解除了与杨某的合伙许可和与贾某的合伙许可，是虚假申请的许可行为。

二、刘某被侵犯权利的救济途径。

1、通过诉讼请求法院确定杨某与贾某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公司法》关于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是《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是转让股权的股东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违反该项规定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杨某伪造刘某的股东会签名，证明其并未履行通知义务，其与贾某的股权转让协议是无效的协议。本案中通过诉讼确认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只是恢复杨某的股东身份的第一步，第二步是到工商部门撤销伪造的公司变更备案登记，重新领取营业执照。

2、申请行政复议请求工商部门撤销公司的变更备案登记。申请撤销公司变更备案登记的主要依据是股东会刘某的签名系伪造，不符合备案登记条件。行政复议的审查方式是书面审查和形式审查，刘某需要提交伪造签名的笔迹鉴定，以此证明股东会决议的签名虚假，只要做到这一步就可以撤销公司的变更备案登记。行政复议解决了杨某为法律意义上的股东问题，杨某与贾某的股权转让不管是真是假都不能改变杨某是法律意义上的公司股东，这样就可以让公司清算继续进行下去。作者北京市律师协会并购与不良资产处置委员会委员张学增律师

第四篇：公司盈利股东是否即可要求分红？股东会未作出分红决议,股东可否起诉附10个真实案例

公司盈利股东是否即可要求分红？股东会未作出分红决议,股东可否起诉附10个真实案例

作者：唐青林 李舒 张德荣单位：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转载须在文首醒目注明作者和来源(侵权必究)编者按：我们将陆续推出100篇针对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公司法诉讼案例的分析解读。从败诉方角度深度剖析败诉原因，从他人的败诉中吸取教训、总结经验。正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作者希望通过系列败诉案例的解读，帮助公司股东、高管和公司法律顾问，从他人的血泪教训中不断总结与提高，避免掉进相同的“坑”里面。本公众号推出的百案评析系列即将集结在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敬请关注。

一、关于股东会未作出分红决议，股东可否请求分红的立法现状

《公司法》对于股东会未作出分红决议情况下股东可否请求分红的问题并未作出明确规定。但《公司法》规定，公司分配利润的，由董事会制定分配方案（《公司法》第四十六条第（五）项），由股东会负责审批（《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六）项）。从《公司法》的上述规定来看，公司利润分配应最终由股东会作出决定，并没有明确赋予股东、董监高等作为个人向法院起诉请求分配公司利润的权利。

最高法院审议并原则通过的《公司法司法解释四》（注：该司法解释尚未正式颁布和实施）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股东起诉请求公司分配利润，未提交载明具体分配方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的，应当驳回诉讼请求，但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有证据证明其他股东滥用股东权利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存在欺诈行为导致公司不分配利润的除外。”

二、关于股东会未作出分红决议，股东可否请求分红的裁判观点综述 本书作者检索和梳理了10个最高法院及各省高院的案例，均认为公司是否进行利润分配，属于公司自治事项。在股东会未作出分红决议的情况下，股东无权向法院起诉要求分配利润。案例1：上诉人陈卯、山东省轻工集体企业联社因企业出资人权益确认纠纷一案[（2014）民二终字第157号]最高法院认为：“轻工联社是否应按相应比例向陈卯支付投资收益。陈卯主张轻工联社应向其支付其享有股权比例下的投资收益，证据为东华公司年检报告及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报告等显示东华公司有可供分配的股利和利润，但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东华公司实际对股东进行了分红，且东华公司在1999年11月4日已经明确告知山东省建行，因公司一直处于基建阶段，资金投入较大，未进行过利润分配，故陈卯关于分配投资收益的主张因证据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 案例2：河南思维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与胡克公司盈余分配纠纷上诉案 [（2006）民二终字第110号]最高法院认为：“根据修订前公司法第三十八条和第四十六条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利润分配方案应由公司董事会制订并由公司股东会审议批准。2005年10月27日修订后的公司法亦保留了上述内容。据此，在公司董事会、股东会未就公司利润分配方案进行决议之前，公司股东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公司向股东分配利润缺乏法律依据。因此，本案中在思维公司董事会、股东会未就公司利润分配作出决议之前，胡克以股东身份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分配公司利润，其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由于公司是否分配利润以及分配多少利润属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决策权范畴，原审判决认定思维公司有巨额利润而长期拒不向股东分配损害了占股比例较小的股东的利益，并据此迳行判决公司向股东分配利润，不符合公司利润分配的法律规定，应当予以纠正。” 案例3：再审申请人刘建林、雷淑敏、刘东东与被申请人河南电力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一审被告洛阳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一审第三人洛阳龙羽宜电有限公司、一审第三人洛阳龙羽山川钼业有限公司合同、无因管理、不当得利纠纷一案[（2014）民申字第1166号]最高法院认为：“公司是否进行利润分配，属于公司自治事项。对于符合法律规定的分配利润条件但却连续五年不向股东分配利润的情形，《公司法》仅赋予股东请求公司以合理的价格回购股份的救济权利。而本案中，龙羽山川公司章程虽然约定股东会有审议批准公司利润分配方案的职权，但并未约定股东会在公司盈利时必须每年审议批准公司利润分配方案并分配利润，该公司股东之间亦无相应约定。该公司虽然连续四年盈利，但在第五年即2010年底为亏损，在此情形下，龙羽山川公司股东会作出以前的利润弥补亏损，并不分配利润的决议并未违反《公司法》的规定及公司章程的约定，电力实业公司参加股东会并对在表决时予以同意也未违反法律规定或者相关合同的约定。因此，二审判决认定东梁公司暂时不具备实现利润分配请求权的条件以及电力实业公司行使股东表决权并未损害刘建林、雷淑敏、刘东东的权利并无不当。” 案例4：上诉人苑青松因与被上诉人张志宏、无棣县秩安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秩安公司）及原审第三人孙新山、王海燕侵害企业出资人权益纠纷一案[（2011）鲁商终字第107号]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根据《公司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

（六）规定，股东会有权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公司是否分配红利，应由股东会决定，上诉人主张通过审计查明公司盈利，径行判决公司分配红利，没有法律依据。” 案例5：沁阳沁澳铝业有限公司与被甘肃冶金兰澳进出口有限公司、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知情权纠纷一案[（2011）豫法民一终字第26号]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沁澳公司作为独立法人，具有企业经营自主权，公司运行执行的是股东会、董事会决议，公司股利分配属于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事项,公司的盈余分配虽然是股东的本质权利，但是公司应否分配利润是公司的商业行为，属于公司自治范围，对于公司长期有可支配利润而不分配，根据《公司法》第七十五条第一款‘公司连续五年不向股东分配利润，而公司该五年连续盈利，并且符合本法规定分配利润条件的，对股东会该项决议投反对票的股东可以请求公司按照合理的价格收购其股权’的规定，已经对小股东提供了救济途径。” 案例6：上诉人厉军、余汉平、马海运、余滢、兰州义乌商贸有限公司、青海南洋置业投资有限公司、浙江首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原审被告安德利集团有限公司、祁崇实、原审第三人西宁义乌商贸有限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2013）甘民二终字第152号]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对于厉军应分配利润的主张，其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西宁义乌公司曾经向股东分配过利润，或西宁义乌公司股东会形成过分配利润的决议，故对于该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案例7：凌国良与浙江杭州湾电工合金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公司盈余分配纠纷案[（2016）浙民申1952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有限责任公司是否分配利润以及分配多少利润属于公司股东会决策范畴。股东虽基于投资关系取得利润分配的期待权，但能否转化为具体的利润分配请求权，取决于公司是否盈利以及股东会是否依法作出分配利润的决议等多项条件。故在股东会作出决议之前，股东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公司向股东分配利润缺乏法律依据。本案中，杭州湾公司虽未设立股东会，但章程明确规定董事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有权对公司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定。凌国良在一、二审中均未能举证证明杭州湾公司已经就公司盈余分配形成利润分配方案，并经过公司董事会的批准，故其诉讼请求不能得到支持。” 案例8：黄劲松与安徽玄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公司盈余分配纠纷案（[2016）皖民终760号]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依据《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四十六条、第一百六十六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是否分配利润以及分配多少利润属于公司股东会议决事项。股东基于投资关系取得公司利润分配的期待权，但能否转化为具体的利润分配请求权，取决于公司是否盈利以及股东会是否依法作出分配利润的决议等多项条件。在股东会就利润分配的具体方案作出决议之前，股东并不享有利润分配请求权，继而不具有相应的诉权。现黄劲松主张其为玄凯公司股东，但其并未举证证明玄凯公司股东会已就公司利润分配方案形成决议或玄凯公司章程包含利润分配具体方案，故其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玄凯公司分配利润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案例9：金隆国际有限公司与无锡百和织造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决议效力确认纠纷上诉案（2010）[苏商外终字第0015号]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公司法》第一百六十七条第四款规定，除公司章程另有规定外，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该款是对公司利润分配权的限制性规定，并非强制公司必须对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进行分配。即是否对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进行分配由公司根据其经营状况自行决定，法律一般并不进行强制干预。《公司法》只是在第七十五条规定，公司连续五年不向股东分配利润，而公司该五年连续盈利，并且符合本法规定的分配利润条件的，对股东会该项决议投反对票的股东可以请求公司按照合理的价格收购其股权。百合公司《关于2008年利润分配的议案》的股东会决议决定，对于2008年的利润，不进行分配，也不转增股本。该行为是百和公司对其财产进行处分的行为，是其行使自主经营权的表现，并未违反任何法律规定。因此，金隆公司请求确认《关于2008年利润分配的议案》的股东会决议无效，没有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案例10：刘瑾与衢州市衢江区银兴水电有限公司公司盈余分配纠纷案[（2016）浙民申1190号]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根据《公司法》以及银兴公司的章程规定，公司是否分配盈余，应当由股东会通过决议。本案刘瑾作为公司股东，并未提供相关股东会决议作为利润分配的依据，而是通过2012及之前分配利润以及银兴公司提交了审计报告等行为，推断公司有分配利润的决定，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

作者简介唐青林律师、李舒律师，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从事法律工作十余年，实践经验丰富。专业论文曾发表在《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及《法学研究》等。曾代理多起在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疑难复杂案件并成功获得胜诉，参与办理的各类案件总金额累计达百亿元。领衔的专业律师团队专门办理来自全国各地的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团队“十大金刚”最低学位为硕士学位，全部毕业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著名高校，均取得法学专业博士或硕士学位，理论功底深厚，实践经验丰富。在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法制出版社等出版《公司诉讼法律实务精解与百案评析》、《公司诉讼法律实务精解与百案评析》等法律专业著作十余部。团队深度耕耘的业务领域：公司法（含公司并购及公司控制权）、合同法、担保法、金融、土地与矿产资源法、工程建设与房地产法、高端婚姻家事纠纷、重大财产保全与执行。欢迎就文章所讨论的法律问题与我们联系深度探讨或咨询个案问题电话：010-59449968邮箱：***@163.com手机：186-0190-0636（唐青林律师）185-0132-8341（李舒律师）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38号北京国际中心3号楼9层（来访请提前预约，否则恐无时间安排接待）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研究中心常年面向全国征集疑难法律问题

为了丰富研究素材，有效解决相关问题，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研究中心常年征集疑难复杂案件，我们作为选题进行深入研究。我们在取得研究素材的同时，协助您解决棘手的问题。（1）要求提供的案件问题新颖、前沿或者案件系某个行业典型性、代表性的问题。（2）必须是面临纠纷或诉讼的真实案件。可以由当事个人或企业提供，也可以由代理律师提供。（3）专业领域： 公司法（公司并购重组、公司控制权争夺）、合同法、担保法、金融、土地与矿产资源法、工程建设与房地产法、高端婚姻家事纠纷、重大财产保全与执行。（4）相关问题请发至：***@163.com（5）我们承诺对征集到的疑难案件问题进行保密。延伸阅读：最高法院:公司以股东注册资金偿还所欠股东债务,股东是否构成抽逃出资未足额出资的股东对外转让全部股权,就可以不再承担对公司的出资责任了吗?最高法院:公司章程未记载注册资本、股东姓名、出资额,公司章程是否无效？最高法院公报案例:冒充高官、虚构公司项目骗取股权转让款,股权转让协议可撤销从“真功夫”股东内斗看关联交易合法有效的三要素:信息披露、程序合法、对价公允身份证别外借,被冒名登记为股东后果很严重|附六个相关案例公司设立无效,股东是否仍需承担责任？如何确认公司设立无效？隐名股东、名义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谁能提起公司决议效力诉讼？股东100年后出资,公司债权人可否要求提前出资|裁判观点并不统一,股东及债权人均应注意最高法院:债权人申请强制执行显名股东的股权,实际出资人提起的执行异议之诉能否得到支持？最高法院:股东是否可不经董事会、监事会,直接提起股东代表诉讼?最高法院:股东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公司可否限制其股东权利?应履行何种程序与持股90%的大股东签订增资协议并实际投资,最终竟未取得股东资格|切记关键环节,缺一不可!母公司股东能否代表子公司提起股东代表诉讼|完全不同的两种裁判观点最高法院:认定抽逃出资应从实质判断股东是否将出资非法转出规避侵犯股东优先购买权的五种招数之四:虚张声势转让房地产公司100%股权竟构成非法倒卖土地使用权罪？房地产公司重点刑事风险防范!最高法院: 转让房地产公司100%股权的转让合同合法有效(尽管已被中级法院终审构成非法倒卖土地罪)最高法院:针对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股东可通过股东代表诉讼救济;公司已起诉的,股东不可再诉最高法院: 公司为逃避债务向关联公司转移资产,关联公司应承担赔偿责任出资不实的股东其利润分配请求权是否受影响?分红时按认缴比例还是实缴比例分配？最高法院:解除股权转让合同的通知应在多长时间内发出？解除异议应在何时提出最高法院:股东会任命的工商登记与法定代表人不一致时,如何认定真身?谁有权代表公司?内外不同,效力有别!最高法院:股权转让合同的解除权应在何时行使|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多数股东决定公司不按实缴出资比例分红的股东会决议是否有效？变相分红的股东会决议是否有效？最高法院:未经证监会豁免要约批准即收购上市公司30%以上股权的合同是否有效最高法院: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但未工商变更登记,原法定代表人对外签订合同是否有效两份公司章程对股东表决权作出不同规定,应以哪份为准|吐槽律师在公司章程备案中遇到的那些囧事最高法院:股权转让款分期支付,未付到期款项达总款五分之一,转让方可否单方解除合同最高院法官:公司违反内部决策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效力应如何判断? 作者声明

（一）本公号解读的判决文书案件事实纷繁复杂和证据较多、往往涉及多个法律焦点。为了写作和理解方便，我们可能仅选取某个具体角度、某个焦点问题进行解读和评析，难免挂一漏万。需要完整了解某个案件，请通过法院官方网站或其他渠道获取判决书原文进行研读。

（二）与此同时，有些案件事实似乎相同的案件，却出现不一样甚至相反的判决结果，这可能是因为案件事实看似相同实际上却存在某些细微但关键的差别，也可能是最高法院根据社会发展的变化调整裁判规则和思路，甚至可能是法律法规本身出现了变化。判决书一旦做出就固化了，但是立法和司法实践是不断向前发展变化的。

（三）我国不是判例法国家，除非是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发布的指导性案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第七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各级人民法院审判类似案例时应当参照），否则即使是最高法院的判决书也并不具有指导另案判决的法律效力。关注我们 我们只专注公司法领域疑难复杂案件和公司法领域的权威判例及深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