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笛学校校长张帆一席演讲,一个节日的诞生,永远的乌托邦!

第一篇：迷笛学校校长张帆一席演讲,一个节日的诞生,永远的乌托邦!

迷笛学校校长张帆一席演讲,一个节日的诞生,永远的乌托邦!

迷笛学校校长 张帆

音乐节这种艺术活动形式在西方社会已经有不短的历史了，我们是拿来主义并在中国进行复制，只不过是结合了中国的国情并克服了种种困难。最终诞生并壮大了这个非常好的活动，实实在在，一点也不矫情却直击人心。迷笛音乐节没有很深的道理，我们想造就的是：“大家来吧，带着你的爱人！我们一起喝酒、唱歌、聊天、拥抱温暖！”这是一种常态，温暖、快乐、彼此感染，其实就是作为人的一种动物本性的释放和回归，是一种很朴素的人性需求。

音乐节为什么能够在中国越做越大，我想主要还是因为国内缺乏这种形式，缺乏这种狂欢的平台。有些事情即使你努力强调、推动，但如果没有市场，还是不会成功。因为一个优秀的艺术形式的生存和发展，一定离不开群众文化消费的基础，文化艺术的发展其实是与时代发展、市场发展以及人类沟通方式的演变紧密相联的。户外大型摇滚音乐节符合时代的气质、符合当代年轻人的审美需求和沟通特征，所以她自身的发展是顺应时事的。除了经典的1969年的Woodstock音乐节，欧洲几大音乐节如英国的Glastonbury、丹麦的Roskilde音乐节，都是1970年开始举办的，到现在41年了，之所以历久弥新，就是因为每年有十几万年轻人热爱这种用自身的亲临体验来真实享受生命的活动。他们提前大半年就在互联网上买光了音乐节所有的套票，也就是说每年有几千万欧元或者美元被提前预支给这种和平、自由、美好的盛会！

北京迷笛音乐学校有24年的历史，它于1993年成立，当时是短期培训，那时候培养出来很多现在摇滚界的著名人物，比如：谢天笑、铁风筝的虞洋、贝司手王磊、舌头乐队、木玛乐队、布衣乐队、生命之饼、幸福大街乐队、病蛹、液氧罐头、潜水艇、The Verse等等。从1997年开北京迷笛音乐学校改为两年制的教学体系，像痛仰、夜叉、秋天的虫子、废墟、AK-47很多乐队的成员都是参加迷笛两年制学习的，到2000年的时候已经有很多学生毕业了，包括之前的十几届短期学生数量可观。

2000年五一时我们就决定办一个校园音乐会，其实就是北京迷笛音乐学校内部的汇报演出，并取名为“迷笛音乐节”。之前我们就知道伍德斯托克音乐节还有国外很多别的音乐节，所以我们英文取名就叫“Midi Festival ”，开始头两年在室内（迷笛学校礼堂），2002年转到露天，在北京迷笛音乐学校校园的草坪上，后来就越做越大。而迷笛音乐节的诞生离不开很多特别的巧合，我认为是上天赋予我们的使命。首先搞摇滚音乐会你要具备场地，但是2000年的时候北京很难提供一个大的场地让你去折腾。但我们有自己的迷笛学校这个场地；当时乃至现在所有文化活动都要经过审批，但如果我们是在自己的校园里做一个“校园音乐会”就不需要审批了；再有，音乐节需要大量乐队，迷笛学校从1993年开始到2000年七、八年的时间里培养出了我们自己的乐队，就像过去黄埔军校培养了自己的军事力量；最后，一个音乐会最重要的是有很多“给力”的观众，而早期的观众就是我们迷笛的学生，当然还有迷笛学生们的朋友和“海面”以上和以下的人：媒体记者、大学生、文艺青年、摇滚铁托、城市愤青、闲散游民、理想主义者、乌托邦分子、以及农民工、画家村的穷艺术家等等，正所谓同是天下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这样第一届就有一千五百多同道中人，温暖互动的气场就聚拢起来了。本次演出活动的主要目的，是寻找新音乐行业的前途，以“音乐节”的形式来打破人们的传统观念，推广扩大摇滚乐市场，培养新一代的音乐消费者，发展摇滚乐的商业性，宣扬青年文化的自由性、多元性，以发展青年文化的光荣名义，提高摇滚乐的社会地位与作用!我们希望让中国摇滚乐行业走上更符合新世纪人民生活文化的新轨道上来，让中国文艺界的青年摸索出与中国现实情况相互共存的方法。

2004年五一我们本来打算继续在校园里搞音乐节，后来因为发生密云灯会踩踏事件，于是北京市五一期间的所有大型活动全停了。但是因祸得福，石景山雕塑公园找到我们说“十一到我们雕塑公园举办吧”，这一步跨越意义重大，这代表了迷笛从校园走向社会，从地下做到地上，从小众走向大众，同时也意味着摇滚音乐演出开始被社会公开接受了。2004年的雕塑公园场地离居民楼特别近，产生了严重的扰民问题，但最后我们又和当地的公安、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做了很好的沟通，每天下午两点开始，晚七点前散场，最后总算圆满结束，但2005年我们肯定不能再去雕塑公园接着扰民了，然而天无绝人之路，海淀公园邀请我们去办音乐节！

事实上，迷笛音乐节最初能够走向社会走向广阔的户外乃至后来能够象国外的音乐节那样发展壮大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客观地讲，其中主要的阻力是来自政府的各级职能管理部门，其中包括文化、公安、消防等等。2004年在雕塑公园举办迷笛音乐节，到最后石景山区公安分局也没有给我们一个正式的活动批文，等于是默认。2005年在海淀公园的迷笛音乐节，海淀公安分局在演出头一天正式批文才批下来，但没有把批文给我们。从这两次审批经历能看出，公安部门对户外音乐节的安全管理还是很担忧，同时不想承担责任替我们背“黑锅”，当时的大型活动的管理制度还很不完善，如果某大型活动出了安全事故首先要问责公安系统，就象04年密云踩踏事件发生后密云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的所长和政委都被公诉了，所以公安部门对于大型活动很头痛、压力非常大。

2005年初，由于公安部门面临这些安全和问责方面的种种压力，北京迷笛音乐学校在跟海淀公安分局打交道时真象是负重爬大山——报批和沟通环节到最后完全是针尖对麦芒了，警官们说现场不让卖酒，我说户外音乐节喝啤酒可以让人“软性兴奋“。警官们说喝酒会打架，我说不会，亚洲人喝不到打架就软了，北京迷笛音乐学校卖的酒都要倒到纸杯里，不卖瓶装酒水饮料，和国外音乐节一样，很安全。警官们说你们的观众必须坐着，因为在迷笛音乐节之前全中国所有的演出都是坐着看的。我说场地如果摆满椅子反而对紧急疏散不利，海淀公园很宽阔，没有任何地面阻挡物和狭窄闭塞的通道，大家站着看，去多个舞台自由多向流动，分散人群压力不是很好吗？最后我甚至开玩笑说：毛主席49年就说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啦，那音乐节就不能试着站起来看吗？！我们给他们看国外的音乐节的录像、照片，我说音乐节是个节日，不是音乐会，大家要互动。最初这种事跟他们沟通起来很难，他们对摇滚音乐节没有概念，不知道音乐节是什么怎么玩。警官们又说，摇滚音乐节有毒品怎么办？有的话会给治安造成很大压力。我说摇滚音乐节不可能有吸毒，不可能有摇头丸，不可能有海洛因，为什么？很简单，摇头丸你吃进去后要不停地在晃动，至少半小时，这样才能“High”，才过瘾，但我们的摇滚乐，每四五分钟就结束一首歌曲，这一停会让吃摇头丸的人很不爽，非难受死不可。警官们又说要是有抽大麻的怎么办？我就直接说了，如果现场有吸大麻的，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把他尽快带离现场，你们警察不要上，容易造成矛盾激化，要维护音乐节大局的稳定和祥和的氛围，以往的迷笛音乐节都很安全，从无危险和不安全记录。这种会我们可能开了七八次，最后他们说你说的也有道理，但我们公安也为难，还是死活不给我大型活动安全批文，最后我半软半硬地说：不给也得给呀，舞台都搭好了，观众来自全国，到了2005年10月1日当天，海淀公园门口可能聚集七八千人，你是放还是不放？最后提前一天，他们说你们办吧，一定一定要注意安全！我当时就想，音乐节这事儿成了！

北京迷笛音乐学校从雕塑公园的水泥地来到了海淀公园的巨大草坪，迷笛一下子变成了一个真正的节日，人们在蓝天下欢歌，在草地上雀跃，那几天整个海淀公园就是一个巨大的Party，不停地撩拨着人们快乐的神经！

07年底北京迷笛音乐学校获得了海淀区颁发的50万元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扶持资金，这也是政府部门第一次出资支持一个摇滚音乐节的发展，资金的使用指向是2008迷笛音乐节。所以我们雄心勃勃地计划在五一举办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迷笛音乐节，为奥运会暖场，为中国争光。为此我们邀请了30余支国外乐队和近百支中国乐队，要搭建5个舞台，预计4天的参加人数在10万人次，我们还邀请了几十家外国驻京媒体前来参加，并得到了全部积极的答复，我们希望让全世界都看到中国崭新的青年文化，中国的的年轻人是多么和平、热情、真挚和阳光。

但是从08年3月开始，先是“比约克事件”、“藏独”、“疆独”、紧接着是“家乐福群众示威”、“奥运火炬传递被骚扰”，总之在短短的一段时间内气氛骤然紧张起来，4月20日海淀公安分局给我打电话，说这事真的不能搞了。紧急开会时他们给我举了几个例子，首先一个外国乐队在台上喊‘台独’、‘藏独’、‘疆独’，台底下人把他办了怎么办？还有参加迷笛的有法国乐队，当时抵制家乐福事件已经闹得很大了，万一‘愤青’们把法国乐队打了怎么办？如果有人搞破坏，进来扔炸药包怎么办？他们给我分析了七八种可能性，我当时没话反驳，这不像你不能喝酒不能坐着还可以跟他们讲讲道理。演出前6天他们又通知我们，海淀公园的门已经锁了，你想运设备都运不进去，舞台搭不起来，5月1日观众来了也没法看，如果这次你帮我们，以后我们再帮你。话已经说到这份上，我就说那行吧，我想办法通知演员和观众吧。我出了海淀公安局，坐在路边，当时觉得心里特空，不是失望，也不是难过，也不着急了，就是如释重负的感觉—— 经过垂死的努力努，现在解脱了，我没有怨公安，他们非常不容易，将心比心吧！我之所以不再焦虑，是因为我非常相信我们的笛迷，只要组委会或者我写篇通知发出去，大家会非常理解的。事实上，公安非常紧张，说‘五一’那天你要带着工作人员到海淀公园，去疏散那些有怨气的观众。我说你放心，观众不会闹事，因为我们该说的都说到了。他们说那你也得来。其实五一期间海淀公园非常平静，有些外地笛迷来了以后，会在草地上非常平静地坐一会儿，算是一种纪念也好，憧憬也好，回忆也好，我就去跟大家聊聊天，让他们来迷笛学校继续听音乐。当时定了30多支国外乐队，我们临时通知他们取消演出，有的已经来不及了，因为国际机票很早就订好了，所以我们临时做了4天的迷笛校园音乐会，很多人就到迷笛学校来了，非常好，很安静，海淀公园没有任何事情。所以公安也很感动。到了十一，我们在校园里举办了为期5天的第九届迷笛音乐节，我们让这种美好的活动一直延续，一直没断，我们有自己的大本营—— 北京迷笛音乐学校，音乐节可以随时退回老巢，再从战略退缩到战略前进。

12月北京市正式出台了《北京市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条例》，着重强调并进一步落实大型活动“谁承办，谁负责”的法定原则，可以说是非常正确地为我们公安系统的警官们松绑了！这样在今后面对各项大型活动管理时，政府各监管部门任务清晰，职责明确，协同配合机制更加完善，大型活动服务保障运转也会更加高效。作为大型活动的主办者、承办者、场地提供方等大型活动管理相对方，安全责任更加明确，有利于安全责任的落实，整体加强了对各方安全管理的约束力。而公安的职责强调于按照《条例》进行严格的前期活动申请的审查和批复以及活动期间的监察和督导，从而责任分清、减轻压力，不用再“陪绑”了。也许再过一些年，当我们回首中国音乐节的发展道路时，我们会记住海淀公安分局的这些警官们，是他们的退让、理解和宽容，使得音乐节得以在今天、在全中国快速和谐地发展。

09年适逢国庆60周年，08年底镇江文化局长张兵派同事和我联系说：北京搞建国60年大庆，迷笛肯定还是无法举办，所以请您来镇江办吧！迷笛这些年每到一个节骨眼上面临停办危机的时候，都会柳暗花明地复活，而且不是苟延残喘，而是越办越好，所以我一直觉得冥冥之中有上天一直在帮助迷笛，或者说我们被上天赋予了一种使命。09年的镇江迷笛音乐节我们做的特别好，但开始文化与公安两方还是争执比较激烈，文化局说一定要搞，而且要出资支持；公安局说一定不能搞，有风险，所以公安局直到最后一天才发批文，那时候舞台都搭好了。第一天音乐节演出结束后，公安方面就彻底放松了，说这帮年轻人善良友好，上厕所都排队，秩序井然，真好。开始他们特紧张，如临大敌似的，第二天全放松了，看着我就笑了，这是一种理解的释然。我觉得那种感觉，就是你让年轻人有了尊严，年轻人也会尊重你，最终成为一种良性互动和沟通，很多乐迷在迷笛2万人的豆瓣小组里发帖：镇江最可爱，镇江警察万岁。所以我认为全国都要做与迷笛相似的音乐节，让这种建设性的、和平友善的基因在全国的年轻人中间蔓延，不用担心什么，迷笛音乐节举办了11届了，从没有打架现象发生，或者说如果两个人要打架，可能立刻会有20个人来劝架。如果全国多一些音乐节，这个国家就更有人味儿了。

2010年北京迷笛音乐学校在春天在北京举办了北京迷笛音乐节，在秋天在镇江举办了更名后的长江迷笛音乐节，在长江的世业洲大岛上，我们搭建两个巨型摇滚舞台，一边“宋”舞台一边“唐”舞台，这边舞台演出一结束人们就往那边舞台涌动，像波浪一样。我觉得人们在音乐节现场是以自由的个体存在的，然后每个人又聚会成一个集体，这个集体我们可以称之为“自由的大气场”，就像我最早去国外的音乐节一样。我第一次去的是澳大利亚的墨尔本音乐与布鲁斯音乐节（Melbourne International Music and Blues Festival），我当时一到现场就觉得找到了组织,所有的人全是在一起，那会儿正好是中国的冬天，墨尔本是夏天，清风送来啤酒的味道、草的味道、男人的汗的味道、女人的香水的味道，还有整个舞台设备的有点橡胶的味道、烟机发出烟的味道、灯光炙热的味道，整个混在一起合成了特别棒的气场。我相信所有参加迷笛音乐节的人，第一次来到迷笛现场的时候也是这样,一下子被感染了——终于找到这么一个有生命力的地方。

2005年海淀区文委主任惠远霖先生批准了北京迷笛音乐学校当年十一在海淀公园举办迷笛音乐节的申请，在文委签发的《北京市演出许可通知》上演出名称一栏写着：2005第六届迷笛音乐节—— 迷笛是中国第一个由政府文化管理部门批准的叫“节”的由民间机构办的文化活动，之前是不允许民间机构办“节”的。所以我们很自豪。迷笛之后，现在全国民间机构举办不同节日的越来越多了，我觉得真是件挺好的事情，老百姓应该可以自己给自己过节。

2011年12月，迷笛音乐节获得了2011年度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扶持资金，这也是北京市创意产业领导小组第一次出资支持一个摇滚音乐节。

我想关于全面评估“迷笛音乐节”的意义这件事我们还是再等10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