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台湾工人乐队黑手那卡西:音乐与工人的福音
台湾工人乐队黑手那卡西:音乐与工人的福音
※ 本文源自社会创业家,文/李莉 王发财(爱报道工作室)辑/田甜
当黑手逐渐接触工人群体,并在实践中为他们创作自己的音乐时,音乐与工人便没有了隔阂,取而代之的是相容,甚至是相亲相爱。
“啥是Note不懂Key,老来努力学好乐器,立志唱歌为大家争权益。”这是一首最初在台湾工人阶层流行的歌曲《老子搞音乐》。这首歌的曲风不多见,但有着坚定、不可侵犯的意味,创作者是前台北市政府行政管理处工会理事王明惠。王明惠坦言:十多年前误打误撞参加台湾工会运动,在此期间为了劳工权益好几次与政府抗争,加入黑手工人乐队后,由之前的喊口号、拉白布条等形式转变为用音乐的形式与之对抗。
这首歌曲是在黑手工人乐队创团团长陈勃伟的交代下完成的。在这些应时而生的歌曲的传唱中,黑手工人乐队也逐渐被人们熟知。融合了众多的音乐元素,加上张扬的编曲风格,工人在享受音乐的同时阐述自身的不满,揭露和批判现实。
黑手也有潜伏期
1987年,正值台湾政府解除戒严运动,社会力量蓬勃发展,工人为维护自身权利纷纷组建工会。工会干部们组团赴韩寻找工会运作经验时,他们看到这样一幕:人们手拿战鼓,口中大声唱着歌。这一气势震慑了一批远道而来的台湾工人领袖。
他们逐渐认识到音乐是一种推动游行的有效方式。音乐作为中介,可以减少工人与警察的直接冲突。陈勃伟作为当时加入工会的学生群体之一,认为工人群体是当时社会矛盾的最集中体现,大众应当知道他们的生活样貌。因自身也具备一定的音乐才能,1996年,陈勃伟成立了黑手那卡西乐队。黑手在台湾话里指的是整天跟机器和油污一起工作的劳动者,黑手乐队之名是其立场的最佳体现。陈勃伟创团的初衷是用音乐呼吁工人团结起来与资本家进行对抗。乐团创立之初只有陈勃伟一个人,他总是思考,用何种形式可以让文化和工人产生联系?弱势群体应当如何用自己的方式讲述自己的故事?没有经费,于是他找来部分工人在团队中协助创作,自负盈亏。直至现在,黑手乐队刚刚有了固定的经费,一部分靠演出获得,另一部分向文化单位申请。
抗争运动是压力锅,音乐是催化剂,音乐使得运动更持久,这是黑手成员对音乐的赞誉。随着工人积极参与进来,黑手乐队发展迅速,并以各种新形式出现。反思、推敲和不断创新,似乎成为了黑手团体与时俱进的标志。
弱势群体发声
1973年,台湾劳动法律有一些改变,工作变成八小时制,但很多工厂工作时间仍然超过八小时。在对抗中,工人们最初采取的是暴力反抗,越过警戒线就可能与警察发生冲突,甚至流血事件。在接触工会运动后,工人们逐渐了解了音乐作为一种形式在抗争现场起到的支撑作用,于是他们选择进入黑手乐队,并成为其中一员。
乐队成立之初,工作形式极其简单。大家有空才临时聚在一起讨论音乐的创作。
“最初的音乐创作由内部成员完成,后来才和工人合作完成,希望弱势群体用自己的方式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陈勃伟说道。
乐队清楚地知道工人在这个主流社会很难发声。经过一番思考,与工人合作创作歌曲的形式诞生。于是黑手乐队通过工作帮的形式与弱势者协调,让他们自己填词,并通过写字班的培训,让弱势群体在音乐中加入自己的故事,自写自唱。在集体创作中他们开始互相体谅,他们不仅看到了自己的处境,还看到了别人的处境。跟专业歌手不一样,他们已经超越了音乐,声音的好坏并不是主要问题,最为重要的是自己参与进来并开始发声。最终乐团由个人单独创作向着与工人合作创作的方向转变,并且成果颇丰。随后陈勃伟经常与工人们一起创作歌曲,利用易懂的歌词曲调上街进行抗议。
在黑手乐队成员耀婷的记忆里,麻风村是当时一个穷困的村落,社会运动中台湾政府要求拆掉这个地方。眼看村里70、80多岁的老人将居无定所,黑手乐队开始与政府周旋,希望政府改变方案。
“当时那里的村民非常自卑,这些自卑是五六十年的积累,与社会有很大关系。”耀婷说。当时人们对麻风病人并不理解,甚至逃离他们。社会不接纳这个群体造成他们的自卑。“一个身患麻风病的阿姨拿着麦克风不敢开口讲话,黑手乐队给予她一定的鼓励,希望她通过音乐讲述自己的故事,在观众的好评中,这位阿姨已经勇于在舞台上展现自我。”
自身的成长 在公众眼中,黑手乐队在陈勃伟的带领下参加社会运动演出已积累到了一定程度,并且强大起来。300场以上社会运动场合演出,发表专辑10多张,目前,黑手乐队已参加了三届大陆举办的打工文化艺术节。
2013年初,在北京工友之家主办的打工春晚中黑手乐队出现。如大家所期待,一首《福气个屁》简单却动听。唱歌之前黑手是有准备的,要求大家都站起来互动,现场气氛瞬间活跃了起来。黑手乐队用这种方式让现场观众参与进来。在给予社会弱势群体“有声”支援的同时,黑手乐队成员也表示自身收获颇多。
黑手乐队成员年龄差距较大,不同的价值观有时会导致分歧。但黑手有很好的相处方式,即内部民主。乐队内部成员就某个问题进行讨论时,意见不合的成员在一起,互相劝服,彼此交流。黑手也奉行“尊重每一个人”的原则,会议进展可以放慢,但每个人的意见都要被尊重。“内部民主和尊重每一个人是社团凝聚的重要原因。”陈勃伟说。
在黑手团队成长的同时,黑手成员的价值观也在不断提升。庄育麟是黑手成员之一,他在大学参加社会实践时,“看到了自己的价值与处境,了解了弱势者与自己的关联,毅然加入黑手团队”。庄育麟说,在音乐的桥梁里,他逐渐看懂了能够站出来抗争的、一个可以发疯的声嘶力竭的人,背后存在着什么样的压力,这是他在参加黑手乐队后获得的最大的成长。
我们努力使歌曲传唱,在大街小巷中,通过音乐让一般公民知道这群人的声音。”陈勃伟说,在弱势群体心里,音乐或许是一种不属于他们的东西。当黑手逐渐接触工人群体,并在实践中为他们创作自己的音乐时,音乐与工人便没有了隔阂,取而代之的是相容,甚至是相亲相爱。面对现实社会,黑手不仅是音乐的传导者,更是底层人民心声的反映者。我们不需要为他们鼓掌,只需支持、传播,让更多人知道这群人的声音,让大家真正关注到这群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