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央视发表讲话价格与土地

第一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央视发表讲话价格与土地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央视发表讲话价格与土地

“县乃国之基”，“郡县治、天下安”。

12月19日，由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主办的《中国县域经济发展高层论坛》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探讨县域经济的发展大计。

众所周知，县域涵盖城镇与乡村，是联结城乡的枢纽；县域兼有农业与非农产业，是城市和农村的结合部，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关键载体。

统计显示，目前全国有2800多个县、市，生产总值和社会消费总额均约占全国的50%左右。但同时，县域经济发展也面临着许多考验和挑战，比如说农村金融滞后，城镇化和土地的矛盾，经济发展和环境的矛盾。

可以说，县域经济的发展决定中国现代化的未来。

县域金融需先行

县域经济一头联着农村，一头联着城市。

“金融业在哪些地区作用发挥得好，那个地方的经济增长就会更强劲、更稳定。”银监会副主席蒋定之认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在推动县域经济资源优化配置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蒋定之指出，今后要大力推进县域金融改革发展，着力完善县域金融服务体系，加大对县域经济的金融支持力度。“加快培育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包括支持发展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蒋定之如是描述县域金融未来的发展蓝图。

目前，县域金融服务覆盖面显著提高。蒋定之为此给出一组数据。到今年末，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县域服务网点将达到13万家左右，县域贷款余额12.3万亿元，占比超过25%；截至2010年9月末，全国银行业涉农贷款余额11.1万亿元，占全国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的22%，涉农贷款增量、增速和占比均高于上年。

尽管县域金融发展的速度都是前所未有的，但仍存在较大的差距。“县域金融最突出的问题仍然是资金供给不足，特别是一些经济落后地区，金融资源极其匮乏，资金外流现象依然十分严重。”蒋定之说，下一步重点是要努力将政策落实好，逐步将政策扩展到县域非法人金融机构。

记者获悉，近年来，中央加大了对县域金融的政策支持力度，包括出台县域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增量奖励、定向费用补贴、农村金融业务税收优惠等扶持政策。

蒋定之还透露，“今后五年，将加快构建小额贷款公司、民间互助组织等机构的中央和地方分层监管体制，明确由省或地市人民政府对其承担风险处置责任和实施非审慎监管。”

截至今年9月底，全国一共有2900多万农村信用社，1066家农村商业银行，212家村镇银行，这就大大提高了县域金融系统的支付效率。

“十二五期间，我国可进一步降低农村金融市场准入门槛，拓宽社会资金进入农村金融市场路径。”在此次高仿论坛上，人民银行行长助理金琦称，目前我国县域农村金融组织体系不够完善，金融机构设置仍不足。

土地与城乡矛盾

今年是党中央“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战略的关键一年。

当前，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但是城市强大的资源集聚和吸附效应，加剧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矛盾。

县域集中了我国3/4的人口，吸纳了65%的农村劳动力，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破解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无疑至关重要。

“发展县域经济的关键是培育壮大主导产业，逐步形成有特色的产业集群，在产业选择上突出本地的优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韩俊如是建议。应该说，县域经济是实现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的基本单元。近几年来我国粮食实现七连增，农民收入连续多年保持在较高增长幅度。

“在广大中西部地区，发展特色农业方面有很大潜力，但由于受到资金、技术、人才等因素的限制，发展付出的成本相比东部城市更大。”四川省旺苍县县委书记邓光志此前在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贫困地区，比如招商引资就比发达地区难得多，因此中央应给予“适度政策倾斜”。

云南省漾濞彝族自治县县委书记张国洪则表示，“要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要围绕高效、生态、优质、安全的要求，发展优势突出、特色鲜明的农产品产业，转变农业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

“未来一段时间，县域经济发展的重点和难点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韩俊说，在县域经济结构上，主要是在所有制结构上，国有经济比重低，国有大中型企业更少。

农业部的总经济师张玉香则表示，在发展现代服务业的同时，把农村服务业放在突出位置。“大力发展农村二三产业，进一步调整农业结构。”张玉香说，这个要顺应产业转移的趋势。

“积极推进城镇化，调整就业结构根本出路在于推动城市化发展，要坚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把劳动力转移就业放在突出位置。”韩俊表示。

十二五期间我国县域如何变资源优势为区位优势，变区位优势为开发优势，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主要问题。这几年中央财政在农村投入很多，增长速度很快，但与现在农村人口的规模相比，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还是不够的。“现在中央财政给三农的投入，占整个财政比重是10%，是不高的。”韩俊表示。

据悉，今年中央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也就是3926亿元，过去金融危机之前，可能只有2000多亿元左右，其中用在农业和农村的建设上投资，今年是1600亿。农村的基础设施贷款2793亿元，比发改委一年的1600亿预算内的农业农村基础设施投资规模要大。

“土地政策改革的方向，防止城镇化快速发展过程当中，侵犯农民土地权益的现象。”韩俊说，城乡统筹、“三农”问题目前的核心还是在土地问题上。

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要求，要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且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韩俊建议，农地农用，让这些大公司法人，成为农业的经营主体，把各个农村的农民变成企业的工人，在土地流转方向当中，要确保农民的主导地位。

“土地收益，城乡共享，要按土地的市场价格对被征地的农民进行补偿。”韩俊认为，这是方向，现在城市房屋拆迁条例明确了，按市场价格来补。记者掌握的情况也是，近年来，农村宅基地的整理在某些地区推动得很快，节约了土地，为城市化发展和建设腾出了空间。

韩俊：农民上楼是条不归路

核心提示： CCTV新闻频道2010年11月18日《新闻1+1》节目播出“韩俊：农民上楼是条不归路”，以下为文字实录：

董倩：我们再话说回来，我对您刚才说的那句话，没有退路，没有退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如果按照目前这种强推，就是这种快速进行的话。

韩俊：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这个方向我觉得没有错。

董倩：没错。

韩俊：我们现在搞城市化，最缺的就是土地，这是瓶颈制约。现在耕地保护非常严格，每年新增的建设用地指标非常紧张，现在城市的国有土地上的拆迁成本也非常高，越来越难。所以现在都把目光放到来整理农村的宅基地和村庄的这些集体土地。把节省出来的建设用地指标拿到城里来用。实际上把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增加城市的建设用地。有些地方可能还不具备条件，经济社会发展还没达到那个水平，农民还在务农，然后就为了要地，过去农民说是要粮要钱，现在是要地。就为了要这块地，我们就强迫农民上楼。农民过几年不适应了，农民生活要回去，还有退路吗，回不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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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认为，目前城乡统筹、三农问题的核心还是在土地问题上 本报记者 张娜

“城乡统筹、三农问题目前的核心还是在土地问题上，焦点、难点、重点、分歧点都在土地问题上。农民与土地是唇齿相依，只有土地定权，农民才能够定心。只有让农民拿到一个像结婚证一样有法律效力的土地权利证书，农民心里才踏实。只有地政稳定，社会才能够安定。”12月18日，在中国经济时报社主办的中国经济前瞻论坛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韩俊作上述表示。

他说，城乡一体化，从政策和实践层面看，涉及三个根本性的问题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农民的土地权益怎么保护。在他看来，不仅要不断增加财政“三农”资金投入总量，保持较高增速，而且要逐步提高比重，把财政支农的蛋糕做大；不仅要保障中央财政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增量部分主要用于农业和农村，而且要保障各级政府土地出让收益优先用于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不仅要强调增加财政“三农”资金投入，而且要重视引导更多的信贷资金和社会资金投向农业农村。他认为，农民工向市民角色的转型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要保护农民土地权益，要让农民吃下一颗长效定心丸，不能再折腾农民了。

“十二五”期间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会更快

“农民工向市民角色的转型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韩俊说，“十二五”期间，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会更快。第一，它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需要，如果我们不彻底转移农村人口，就不能为现代农业的发展、为农村的发展创造一个基本的条件。第二，如果不推进农民工的市民化，城镇化就不可能健康发展。现在统计的城镇常住人口当中，每四个里面就有一个是外来的流动人口，主要是农民工群体，这些人在城市没有归属感，也没有人真正认为他们就是城市人。这说明中国的城镇化不彻底，是夹生的，质量不高。第三，农民工这么庞大的群体，如果不能够融入城市，甚至受到一些歧视，享受不到同等的权利，会积累很多的矛盾。

实现农民工向市民角色转型，是一个顺应亿万农民工意愿和我国现代化建设要求的重大转变。从我国农民工流动和就业的一些重要特征看，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已经有了一定的现实基础。农民工就业的稳定性得到显著提升，流动的“家庭化”趋势明显。完全脱离农业生产、常年在外打工的农民工比例已经占到较大比重。目前，上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年满16周岁以上的青年农民工已经超过1亿人。新生代农民工多数不具备从事农业生产的技能，不会再回到农村。虽然在户籍上还是归属于农民，但他们中的多数人，在城市成长、甚至出生在城市，融入城市的意愿强烈。

韩俊认为，农民工的市民化不仅关系到内需，更关系到民生。城镇化要真正体现以人为本，必须把解决农民工这个庞大群体的民生问题放在一个更加重要的位置上。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最近对6300多位农民工的问卷调查，农民工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排序是这样的：第一位是提高工资收入水平，其次是健全社会保险问题，第三是解决住房问题，第四位是解决在城市看病难问题，其他问题有：改善劳动条件、子女享受平等教育等。

韩俊说，近年来，各地各部门高度重视，将农民工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在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方面进行了很多有益的探索。但总的看，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还没有形成；农民工进得了城，但留不下的问题仍很突出；农民工管理制度还没有从根本上摆脱城乡分割二元体制的影响。

“我们现在的政策与农民工的需求相比还有很大的距离。”韩俊说。

近年来，今年以来，对户籍制度改革多有讨论，有13个省已经宣布改变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并统一了城乡户籍。

但根据韩俊及其所在部门今年对五个进行户籍制度改革的城市的调研，结果发现，户籍是统一了，但没有一个城市在统一户口以后，做到让这些外来的常住人口跟本地的常住人口的福利待遇真正实现均等化。

在韩俊看来，农民工变市民，不是简单地改写户口本。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实质是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户口的转换是形，服务的分享是实。市民化是一个长期过程，服务的完善不可能一蹴而就。对于已经具备条件的公共服务项目，如义务教育、就业培训、职业教育、计划生育等，应率先实现同等对待。与城市户籍紧密挂钩的低保、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等，也要逐步覆盖符合条件的农民工。

他建议，城市应该以开放和包容的胸襟，对农民工由排斥到接纳，由管制转向服务，逐渐改变他们这种边缘人的社会地位。

只有地政稳定，社会才能安定

“农民与土地是唇齿相依，只有土地定权，农民才能够定心。只有让每个农民拿到一个像结婚证一样有法律效力的土地权利证书，农民心里才踏实。只有地政稳定，社会才能安定。”韩俊认为，城乡统筹、“三农”问题目前的核心是土地问题，焦点、难点、重点、分歧点都在土地问题上。

土地问题现在大家最关注的就是农民工在城市落户定居后，农村的承包地、宅基地怎么办？有的专家提出，给农民工城市户口，有让他们享受公共服务，他们却不放弃土地，这不公平、不合理。

但在韩俊看来，首先要讲清土地是哪里来的，土地不是国家无偿给农民的一种福利，土地对农民来讲意味着什么呢？土地是一种生产要素，土地是农民的生存保障，更重要的是，土地是农民祖祖辈辈积攒下来的一种财产。所以说我觉得不能老惦记农民这块地，老是去跟农民比不公平。实际上我们这么多年以来，我们对城市比对农村，我们的政策要优惠多了。韩俊说，“如果农民工平等享受公共服务的权利，要以放弃土地财产权为代价才能获得，这是对农民更大的不公平！”

在他们对6300多位农民工的调查中，回答“你如果在城市落户定居以后，怎么处置自己承包地？”这一问题时，80％的人希望保留，自己种，或者出租；6．6％的人认为，户口换土地，若有偿，可以放弃；只有2．6％的人认为有户口以后，就可以无偿放弃。

在城市落户定居以后，农村宅基地怎么办？66．7％的人选择要保留；12．3％的人说要有偿转让；若给户口是可以有偿放弃的，只占到4．7％；有11．4％的人认为可以拿着宅基地置换城市的住房。

上述数据表明大多数农民工不愿意为一纸户口轻易放弃农村的承包地、宅基地，他们是理性的。

韩俊说，在中国，任何一个政策，如果违背农民的意愿，肯定要失败，各个地方搞户籍制度改革，如果就盯让农民放弃承包地和宅基地上，肯定走不通，农民也不会答应。农村的改革最重要的一个成果就是不断强化农民的土地权利，如果农民工在城市落户硬与农民放弃土地权利挂钩，可能会对农民的长远利益造成更大的损害。

韩俊提出，近年来，宅基地整理与村庄整治在不少地区推进很快，明显的好处是节约了用地，为城镇发展和工业建设争取了用地指标。但工业和城市发展缺地，不能主要靠“拆村腾地”来解决，盘活城镇存量建设用地也有很大潜力；城市建设缺钱，更不能靠开发经营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来筹措，必须最大限度地让农民分享开发经营集体建设用地带来的收益，真正能够造福农民。

现在许多地方建设用地指标紧缺，城市拆迁的成本越来越高，搞城市化缺地怎么办？就是让农民上楼？韩俊认为，在城市规划区以内可能有它的合理性，如果农民住到楼上去务农，而我们的目的只是为了要地，这肯定要出问题。另外，现在很多城市发展的资金来源是靠经营土地，下一步可能会城乡的土地一块经营，把农村的建设用地拿过来出让，抵押贷款，钱全部用于城市建设，这不是城乡统筹。

他说，集体建设用地确实是沉睡的资本，如果把这个资本激活了，把钱全放到城市，可能是对农村发展一个新的剥夺。如果换一种思路，允许把沉睡的资本激活，但是通过这个杠杆撬动各种资源，流到农村来，可能会使农村面貌在短时间内有一个巨大的变化。

“这个事不是不可以做，关键是出发点是什么，是要解决城市的问题，还是解决农村的问题，农民的问题。”韩俊说。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韩俊认为，中央政策的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要让农民吃下一颗长效定心丸。

“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必须进一步明确土地政策的方向，防止侵犯农民土地权益现象蔓延。我们在土地问题上不能再犯错误，不能够再折腾农民了。”韩俊说。

（中国经济新闻网-中国经济时报 张娜）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认为，目前城乡统筹、三农问题的核心还是在土地问题上

本报记者 张娜 “城乡统筹、三农问题目前的核心还是在土地问题上，焦点、难点、重点、分歧点都在土地问题上。农民与土地是唇齿相依，只有土地定权，农民才能够定心。只有让农民拿到一个像结婚证一样有法律效力的土地权利证书，农民心里才踏实。只有地政稳定，社会才能够安定。”12月18日，在中国经济时报社主办的中国经济前瞻论坛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韩俊作上述表示。

他说，城乡一体化，从政策和实践层面看，涉及三个根本性的问题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农民的土地权益怎么保护。在他看来，不仅要不断增加财政“三农”资金投入总量，保持较高增速，而且要逐步提高比重，把财政支农的蛋糕做大；不仅要保障中央财政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增量部分主要用于农业和农村，而且要保障各级政府土地出让收益优先用于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不仅要强调增加财政“三农”资金投入，而且要重视引导更多的信贷资金和社会资金投向农业农村。他认为，农民工向市民角色的转型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要保护农民土地权益，要让农民吃下一颗长效定心丸，不能再折腾农民了。

“十二五”期间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会更快

“农民工向市民角色的转型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韩俊说，“十二五”期间，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会更快。第一，它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需要，如果我们不彻底转移农村人口，就不能为现代农业的发展、为农村的发展创造一个基本的条件。第二，如果不推进农民工的市民化，城镇化就不可能健康发展。现在统计的城镇常住人口当中，每四个里面就有一个是外来的流动人口，主要是农民工群体，这些人在城市没有归属感，也没有人真正认为他们就是城市人。这说明中国的城镇化不彻底，是夹生的，质量不高。第三，农民工这么庞大的群体，如果不能够融入城市，甚至受到一些歧视，享受不到同等的权利，会积累很多的矛盾。

实现农民工向市民角色转型，是一个顺应亿万农民工意愿和我国现代化建设要求的重大转变。从我国农民工流动和就业的一些重要特征看，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已经有了一定的现实基础。农民工就业的稳定性得到显著提升，流动的“家庭化”趋势明显。完全脱离农业生产、常年在外打工的农民工比例已经占到较大比重。目前，上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年满16周岁以上的青年农民工已经超过1亿人。新生代农民工多数不具备从事农业生产的技能，不会再回到农村。虽然在户籍上还是归属于农民，但他们中的多数人，在城市成长、甚至出生在城市，融入城市的意愿强烈。

韩俊认为，农民工的市民化不仅关系到内需，更关系到民生。城镇化要真正体现以人为本，必须把解决农民工这个庞大群体的民生问题放在一个更加重要的位置上。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最近对6300多位农民工的问卷调查，农民工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排序是这样的：第一位是提高工资收入水平，其次是健全社会保险问题，第三是解决住房问题，第四位是解决在城市看病难问题，其他问题有：改善劳动条件、子女享受平等教育等。

韩俊说，近年来，各地各部门高度重视，将农民工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在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方面进行了很多有益的探索。但总的看，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还没有形成；农民工进得了城，但留不下的问题仍很突出；农民工管理制度还没有从根本上摆脱城乡分割二元体制的影响。“我们现在的政策与农民工的需求相比还有很大的距离。”韩俊说。

近年来，今年以来，对户籍制度改革多有讨论，有13个省已经宣布改变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并统一了城乡户籍。

但根据韩俊及其所在部门今年对五个进行户籍制度改革的城市的调研，结果发现，户籍是统一了，但没有一个城市在统一户口以后，做到让这些外来的常住人口跟本地的常住人口的福利待遇真正实现均等化。

在韩俊看来，农民工变市民，不是简单地改写户口本。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实质是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户口的转换是形，服务的分享是实。市民化是一个长期过程，服务的完善不可能一蹴而就。对于已经具备条件的公共服务项目，如义务教育、就业培训、职业教育、计划生育等，应率先实现同等对待。与城市户籍紧密挂钩的低保、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等，也要逐步覆盖符合条件的农民工。

他建议，城市应该以开放和包容的胸襟，对农民工由排斥到接纳，由管制转向服务，逐渐改变他们这种边缘人的社会地位。

只有地政稳定，社会才能安定

“农民与土地是唇齿相依，只有土地定权，农民才能够定心。只有让每个农民拿到一个像结婚证一样有法律效力的土地权利证书，农民心里才踏实。只有地政稳定，社会才能安定。”韩俊认为，城乡统筹、“三农”问题目前的核心是土地问题，焦点、难点、重点、分歧点都在土地问题上。

土地问题现在大家最关注的就是农民工在城市落户定居后，农村的承包地、宅基地怎么办？有的专家提出，给农民工城市户口，有让他们享受公共服务，他们却不放弃土地，这不公平、不合理。

但在韩俊看来，首先要讲清土地是哪里来的，土地不是国家无偿给农民的一种福利，土地对农民来讲意味着什么呢？土地是一种生产要素，土地是农民的生存保障，更重要的是，土地是农民祖祖辈辈积攒下来的一种财产。所以说我觉得不能老惦记农民这块地，老是去跟农民比不公平。实际上我们这么多年以来，我们对城市比对农村，我们的政策要优惠多了。韩俊说，“如果农民工平等享受公共服务的权利，要以放弃土地财产权为代价才能获得，这是对农民更大的不公平！”

在他们对6300多位农民工的调查中，回答“你如果在城市落户定居以后，怎么处置自己承包地？”这一问题时，80％的人希望保留，自己种，或者出租；6．6％的人认为，户口换土地，若有偿，可以放弃；只有2．6％的人认为有户口以后，就可以无偿放弃。

在城市落户定居以后，农村宅基地怎么办？66．7％的人选择要保留；12．3％的人说要有偿转让；若给户口是可以有偿放弃的，只占到4．7％；有11．4％的人认为可以拿着宅基地置换城市的住房。上述数据表明大多数农民工不愿意为一纸户口轻易放弃农村的承包地、宅基地，他们是理性的。

韩俊说，在中国，任何一个政策，如果违背农民的意愿，肯定要失败，各个地方搞户籍制度改革，如果就盯让农民放弃承包地和宅基地上，肯定走不通，农民也不会答应。农村的改革最重要的一个成果就是不断强化农民的土地权利，如果农民工在城市落户硬与农民放弃土地权利挂钩，可能会对农民的长远利益造成更大的损害。

韩俊提出，近年来，宅基地整理与村庄整治在不少地区推进很快，明显的好处是节约了用地，为城镇发展和工业建设争取了用地指标。但工业和城市发展缺地，不能主要靠“拆村腾地”来解决，盘活城镇存量建设用地也有很大潜力；城市建设缺钱，更不能靠开发经营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来筹措，必须最大限度地让农民分享开发经营集体建设用地带来的收益，真正能够造福农民。

现在许多地方建设用地指标紧缺，城市拆迁的成本越来越高，搞城市化缺地怎么办？就是让农民上楼？韩俊认为，在城市规划区以内可能有它的合理性，如果农民住到楼上去务农，而我们的目的只是为了要地，这肯定要出问题。另外，现在很多城市发展的资金来源是靠经营土地，下一步可能会城乡的土地一块经营，把农村的建设用地拿过来出让，抵押贷款，钱全部用于城市建设，这不是城乡统筹。

他说，集体建设用地确实是沉睡的资本，如果把这个资本激活了，把钱全放到城市，可能是对农村发展一个新的剥夺。如果换一种思路，允许把沉睡的资本激活，但是通过这个杠杆撬动各种资源，流到农村来，可能会使农村面貌在短时间内有一个巨大的变化。

“这个事不是不可以做，关键是出发点是什么，是要解决城市的问题，还是解决农村的问题，农民的问题。”韩俊说。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韩俊认为，中央政策的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要让农民吃下一颗长效定心丸。

“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必须进一步明确土地政策的方向，防止侵犯农民土地权益现象蔓延。我们在土地问题上不能再犯错误，不能够再折腾农民了。”韩俊说。

（中国经济新闻网-中国经济时报 张娜）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认为，目前城乡统筹、三农问题的核心还是在土地问题上

本报记者 张娜

“城乡统筹、三农问题目前的核心还是在土地问题上，焦点、难点、重点、分歧点都在土地问题上。农民与土地是唇齿相依，只有土地定权，农民才能够定心。只有让农民拿到一个像结婚证一样有法律效力的土地权利证书，农民心里才踏实。只有地政稳定，社会才能够安定。”12月18日，在中国经济时报社主办的中国经济前瞻论坛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韩俊作上述表示。

他说，城乡一体化，从政策和实践层面看，涉及三个根本性的问题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农民的土地权益怎么保护。在他看来，不仅要不断增加财政“三农”资金投入总量，保持较高增速，而且要逐步提高比重，把财政支农的蛋糕做大；不仅要保障中央财政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增量部分主要用于农业和农村，而且要保障各级政府土地出让收益优先用于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不仅要强调增加财政“三农”资金投入，而且要重视引导更多的信贷资金和社会资金投向农业农村。他认为，农民工向市民角色的转型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要保护农民土地权益，要让农民吃下一颗长效定心丸，不能再折腾农民了。

“十二五”期间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会更快

“农民工向市民角色的转型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韩俊说，“十二五”期间，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会更快。第一，它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需要，如果我们不彻底转移农村人口，就不能为现代农业的发展、为农村的发展创造一个基本的条件。第二，如果不推进农民工的市民化，城镇化就不可能健康发展。现在统计的城镇常住人口当中，每四个里面就有一个是外来的流动人口，主要是农民工群体，这些人在城市没有归属感，也没有人真正认为他们就是城市人。这说明中国的城镇化不彻底，是夹生的，质量不高。第三，农民工这么庞大的群体，如果不能够融入城市，甚至受到一些歧视，享受不到同等的权利，会积累很多的矛盾。

实现农民工向市民角色转型，是一个顺应亿万农民工意愿和我国现代化建设要求的重大转变。从我国农民工流动和就业的一些重要特征看，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已经有了一定的现实基础。农民工就业的稳定性得到显著提升，流动的“家庭化”趋势明显。完全脱离农业生产、常年在外打工的农民工比例已经占到较大比重。目前，上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年满16周岁以上的青年农民工已经超过1亿人。新生代农民工多数不具备从事农业生产的技能，不会再回到农村。虽然在户籍上还是归属于农民，但他们中的多数人，在城市成长、甚至出生在城市，融入城市的意愿强烈。

韩俊认为，农民工的市民化不仅关系到内需，更关系到民生。城镇化要真正体现以人为本，必须把解决农民工这个庞大群体的民生问题放在一个更加重要的位置上。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最近对6300多位农民工的问卷调查，农民工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排序是这样的：第一位是提高工资收入水平，其次是健全社会保险问题，第三是解决住房问题，第四位是解决在城市看病难问题，其他问题有：改善劳动条件、子女享受平等教育等。

韩俊说，近年来，各地各部门高度重视，将农民工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在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方面进行了很多有益的探索。但总的看，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还没有形成；农民工进得了城，但留不下的问题仍很突出；农民工管理制度还没有从根本上摆脱城乡分割二元体制的影响。

“我们现在的政策与农民工的需求相比还有很大的距离。”韩俊说。

近年来，今年以来，对户籍制度改革多有讨论，有13个省已经宣布改变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并统一了城乡户籍。

但根据韩俊及其所在部门今年对五个进行户籍制度改革的城市的调研，结果发现，户籍是统一了，但没有一个城市在统一户口以后，做到让这些外来的常住人口跟本地的常住人口的福利待遇真正实现均等化。

在韩俊看来，农民工变市民，不是简单地改写户口本。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实质是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户口的转换是形，服务的分享是实。市民化是一个长期过程，服务的完善不可能一蹴而就。对于已经具备条件的公共服务项目，如义务教育、就业培训、职业教育、计划生育等，应率先实现同等对待。与城市户籍紧密挂钩的低保、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等，也要逐步覆盖符合条件的农民工。

他建议，城市应该以开放和包容的胸襟，对农民工由排斥到接纳，由管制转向服务，逐渐改变他们这种边缘人的社会地位。

只有地政稳定，社会才能安定

“农民与土地是唇齿相依，只有土地定权，农民才能够定心。只有让每个农民拿到一个像结婚证一样有法律效力的土地权利证书，农民心里才踏实。只有地政稳定，社会才能安定。”韩俊认为，城乡统筹、“三农”问题目前的核心是土地问题，焦点、难点、重点、分歧点都在土地问题上。

土地问题现在大家最关注的就是农民工在城市落户定居后，农村的承包地、宅基地怎么办？有的专家提出，给农民工城市户口，有让他们享受公共服务，他们却不放弃土地，这不公平、不合理。

但在韩俊看来，首先要讲清土地是哪里来的，土地不是国家无偿给农民的一种福利，土地对农民来讲意味着什么呢？土地是一种生产要素，土地是农民的生存保障，更重要的是，土地是农民祖祖辈辈积攒下来的一种财产。所以说我觉得不能老惦记农民这块地，老是去跟农民比不公平。实际上我们这么多年以来，我们对城市比对农村，我们的政策要优惠多了。韩俊说，“如果农民工平等享受公共服务的权利，要以放弃土地财产权为代价才能获得，这是对农民更大的不公平！”

在他们对6300多位农民工的调查中，回答“你如果在城市落户定居以后，怎么处置自己承包地？”这一问题时，80％的人希望保留，自己种，或者出租；6．6％的人认为，户口换土地，若有偿，可以放弃；只有2．6％的人认为有户口以后，就可以无偿放弃。

在城市落户定居以后，农村宅基地怎么办？66．7％的人选择要保留；12．3％的人说要有偿转让；若给户口是可以有偿放弃的，只占到4．7％；有11．4％的人认为可以拿着宅基地置换城市的住房。

上述数据表明大多数农民工不愿意为一纸户口轻易放弃农村的承包地、宅基地，他们是理性的。

韩俊说，在中国，任何一个政策，如果违背农民的意愿，肯定要失败，各个地方搞户籍制度改革，如果就盯让农民放弃承包地和宅基地上，肯定走不通，农民也不会答应。农村的改革最重要的一个成果就是不断强化农民的土地权利，如果农民工在城市落户硬与农民放弃土地权利挂钩，可能会对农民的长远利益造成更大的损害。

韩俊提出，近年来，宅基地整理与村庄整治在不少地区推进很快，明显的好处是节约了用地，为城镇发展和工业建设争取了用地指标。但工业和城市发展缺地，不能主要靠“拆村腾地”来解决，盘活城镇存量建设用地也有很大潜力；城市建设缺钱，更不能靠开发经营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来筹措，必须最大限度地让农民分享开发经营集体建设用地带来的收益，真正能够造福农民。

现在许多地方建设用地指标紧缺，城市拆迁的成本越来越高，搞城市化缺地怎么办？就是让农民上楼？韩俊认为，在城市规划区以内可能有它的合理性，如果农民住到楼上去务农，而我们的目的只是为了要地，这肯定要出问题。另外，现在很多城市发展的资金来源是靠经营土地，下一步可能会城乡的土地一块经营，把农村的建设用地拿过来出让，抵押贷款，钱全部用于城市建设，这不是城乡统筹。

他说，集体建设用地确实是沉睡的资本，如果把这个资本激活了，把钱全放到城市，可能是对农村发展一个新的剥夺。如果换一种思路，允许把沉睡的资本激活，但是通过这个杠杆撬动各种资源，流到农村来，可能会使农村面貌在短时间内有一个巨大的变化。

“这个事不是不可以做，关键是出发点是什么，是要解决城市的问题，还是解决农村的问题，农民的问题。”韩俊说。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韩俊认为，中央政策的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要让农民吃下一颗长效定心丸。

“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必须进一步明确土地政策的方向，防止侵犯农民土地权益现象蔓延。我们在土地问题上不能再犯错误，不能够再折腾农民了。”韩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