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马英九就职演说
「人民奮起．台灣新生」
各位友邦元首、各位貴賓、各位僑胞、各位鄉親父老、各位電視機前與網路上的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
一、二次政黨輪替的歷史意義
今年三月二十二日中華民國總統選舉，台灣人民投下了改變台灣未來的一票。今天，我們在這裡不是慶祝政黨或個人的勝利，而是一起見證，台灣的民主已經跨越了一個歷史性的里程碑。
我們的民主走過了一段顛簸的道路，現在終於有機會邁向成熟的坦途。在過去這一段波折的歲月裡，人民對政府的信賴跌到谷底，政治操作扭曲了社會的核心價值，人民失去了經濟安全感，台灣的國際支持也受到空前的折損。值得慶幸的是，跟很多年輕的民主國家相比，我們民主成長的陣痛期並不算長，台灣人民卻能展現日趨成熟的民主風範，在關鍵時刻，作出明確的抉擇：人民選擇政治清廉、經濟開放、族群和諧、兩岸和平與迎向未來。
尤其重要的是，台灣人民一同找回了善良、正直、勤奮、誠信、包容、進取這一些傳統的核心價值。這一段不平凡的民主成長經驗，讓我們獲得了「台灣是亞洲和世界民主的燈塔」的讚譽，值得所有台灣人引以為傲。顯然，中華民國已經成為一個受國際社會尊敬的民主 國家。
不過，我們不會以此自滿。我們要進一步追求民主品質的提升與民主內涵的充實，讓台灣大步邁向「優質的民主」：在憲政主義的原則下，人權獲得保障、法治得到貫徹、司法獨立而公正、公民社會得以蓬勃發展。台灣的民主將不會再有非法監聽、選擇性辦案、以及政治干預媒體或選務機關的現象。這是我們共同的願景，也是我們下一階段民主改革的目標。
在開票當天，全球有數億的華人透過電視與網路的直播，密切關注選舉的結果。因為台灣是全球唯一在中華文化土壤中，順利完成二次政黨輪替的民主範例，是全球華人寄以厚望的政治實驗。如果這個政治實驗能夠成功，我們將為全球華人的民主發展作出史無前例的貢獻，這是我們無法推卸的歷史責任。
二、新時代的任務
未來新政府最緊迫的任務，就是帶領台灣勇敢地迎接全球化帶來的挑戰。當前全球經濟正處於巨變之中，新興國家迅速崛起，我們必須快速提升台灣的國際競爭力，挽回過去流失的機會。當前全球經濟環境的不穩定，將是我們振興經濟必須克服的困難。但是，我們深信，只要我們的戰略正確、決心堅定，我們一定能達成我們的預定目標。
台灣是一個海島，開放則興盛、閉鎖則衰敗，這是歷史的鐵律。所以我們要堅持開放、大幅鬆綁、釋放民間的活力、發揮台灣的優勢；我們要引導企業立足台灣、聯結亞太、佈局全球；我們要協助勞工適應快速的科技變遷與產業調整；我們還要用心培育我們的下一代，讓他們具有健全人格、公民素養、國際視野與終身學習的能力，同時要排除各種意識形態對教育的不當干擾。我們在回應全球化挑戰的同時，一定要維護弱勢群體的基本保障與發展的機會，也一定要兼顧台灣與全球生態環境的永續經營。
新政府另外一項重要任務就是導正政治風氣，恢復人民對政府的信賴。我們將共同努力創造一個尊重人性、崇尚理性、保障多元、和解共生的環境。我們將促進族群以及新舊移民間的和諧，倡導政黨良性競爭，並充分尊重媒體的監督與新聞自由。
新政府將樹立廉能政治的新典範，嚴格要求官員的清廉與效能，並重建政商互動規範，防範金權政治的污染。我希望每一位行使公權力的公僕，都要牢牢記住「權力使人腐化，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的腐化」這一句著名的警語。我們將身體力行誠信政治，實踐國民黨「完全執政、完全負責」的政見。新政府所有的施政都要從全民福祉的高度出發，超越黨派利益，貫徹行政中立。我們要讓政府不再是拖累社會進步的絆腳石，而是領導台灣進步的發動機。
我堅信，中華民國總統最神聖的職責就是守護憲法。在一個年輕的民主國家，遵憲與行憲比修憲更重要。身為總統，我的首要任務就是樹立憲法的權威與彰顯守憲的價值。我一定會以身作則，嚴守憲政分際，真正落實權責相符的憲政體制。我們一定要做到：政府全面依法行政，行政院依法對立法院負責，司法機關落實法治人權，考試院健全文官體制，監察院糾彈違法失職。現在是我們建立優良憲政傳統的最好機會，我們一定要牢牢把握。
我們要讓台灣成為國際社會中受人敬重的成員。我們將以「尊嚴、自主、務實、靈活」作為處理對外關係與爭取國際空間的指導原則。中華民國將善盡她國際公民的責任，在維護自由經濟秩序、禁止核子擴散、防制全球暖化、遏阻恐怖活動、以及加強人道援助等全球議題上，承擔我們應負的責任。我們要積極參與亞太區域合作，進一步加強與主要貿易夥伴的經貿關係，全面融入東亞經濟整合，並對東亞的和平與繁榮作出積極貢獻。
我們要強化與美國這一位安全盟友及貿易夥伴的合作關係；我們也要珍惜邦交國的情誼，信守相互的承諾；我們更要與所有理念相通的國家和衷共濟，擴大合作。我們有防衛台灣安全的決心，將編列合理的國防預算，並採購必要的防衛性武器，以打造一支堅實的國防勁旅。追求兩岸和平與維持區域穩定，是我們不變的目標。台灣未來一 定要成為和平的締造者，讓國際社會刮目相看。
英九由衷的盼望，海峽兩岸能抓住當前難得的歷史機遇，從今天開始，共同開啟和平共榮的歷史新頁。我們將以最符合台灣主流民意的「不統、不獨、不武」的理念，在中華民國憲法架構下，維持台灣海峽的現狀。一九九二年，兩岸曾經達成「一中各表」的共識，隨後並完成多次協商，促成兩岸關係順利的發展。英九在此重申，我們今後將繼續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儘早恢復協商，並秉持四月十二日在博鰲論壇中提出的「正視現實，開創未來；擱置爭議，追求雙贏」，尋求共同利益的平衡點。兩岸走向雙贏的起點，是經貿往來與文化交流的全面正常化，我們已經做好協商的準備。希望七月即將開始的週末包機直航與大陸觀光客來台，能讓兩岸關係跨入一個嶄新的時代。
未來我們也將與大陸就台灣國際空間與兩岸和平協議進行協商。台灣要安全、要繁榮、更要尊嚴！唯有台灣在國際上不被孤立，兩岸關係才能夠向前發展。我們注意到胡錦濤先生最近三次有關兩岸關係的談話，分別是三月二十六日與美國布希總統談到「九二共識」、四月十二日在博鰲論壇提出「四個繼續」、以及四月二十九日主張兩岸要「建立互信、擱置爭議、求同存異、共創雙贏」，這些觀點都與我方的理念相當的一致。因此，英九願意在此誠懇的呼籲：兩岸不論在台灣海峽或國際社會，都應該和解休兵，並在國際組織及活動中相互協助、彼此尊重。兩岸人民同屬中華民族，本應各盡所能，齊頭並進，共同貢献。
第二篇：马英九就职演说全文（精选）
各位友邦元首、各位贵宾、各位侨胞、各位乡亲父老、各位电视机前与网络上的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
一、二次政党轮替的历史意义
今年三月二十二日中华民国总统选举，台湾人民投下了改变台湾未来的一票。今天，我们在这里不是庆祝政党或个人的胜利，而是一起见证，台湾的民主已经跨越了一个历史性的里程碑。
我们的民主走过了一段颠簸的道路，现在终于有机会迈向成熟的坦途。在过去这一段波折的岁月里，人民对政府的信赖跌到谷底，政治操作扭曲了社会的核心价值，人民失去了经济安全感，台湾的国际支持也受到空前的折损。值得庆幸的是，跟很多年轻的民主国家相比，我们民主成长的阵痛期并不算长，台湾人民却能展现日趋成熟的民主风范，在关键时刻，作出明确的抉择：人民选择政治清廉、经济开放、族群和谐、两岸和平与迎向未来。
尤其重要的是，台湾人民一同找回了善良、正直、勤奋、诚信、包容、进取这一些传统的核心价值。这一段不平凡的民主成长经验，让我们获得了「台湾是亚洲和世界民主的灯塔」的赞誉，值得所有台湾人引以为傲。显然，中华民国已经成为一个受国际社会尊敬的民主国家。
不过，我们不会以此自满。我们要进一步追求民主质量的提升与民主内涵的充实，让台湾大步迈向「优质的民主」：在宪政主义的原则下，人权获得保障、法治得到贯彻、司法独立而公正、公民社会得以蓬勃发展。台湾的民主将不会再有非法监听、选择性办案、以及政治干预媒体或选务机关的现象。这是我们共同的愿景，也是我们下一阶段民主改革的目标。
在开票当天，全球有数亿的华人透过电视与网络的直播，密切关注选举的结果。因为台湾是全球唯一在中华文化土壤中，顺利完成二次政党轮替的民主范例，是全球华人寄以厚望的政治实验。如果这个政治实验能够成功，我们将为全球华人的民主发展作出史无前例的贡献，这是我们无法推卸的历史责任。
二、新时代的任务
未来新政府最紧迫的任务，就是带领台湾勇敢地迎接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当前全球经济正处于巨变之中，新兴国家迅速崛起，我们必须快速提升台湾的国际竞争力，挽回过去流失的机会。当前全球经济环境的不稳定，将是我们振兴经济必须克服的困难。但是，我们深信，只要我们的战略正确、决心坚定，我们一定能达成我们的预定目标。
台湾是一个海岛，开放则兴盛、闭锁则衰败，这是历史的铁律。所以我们要坚持开放、大幅松绑、释放民间的活力、发挥台湾的优势;我们要引导企业立足台湾、联结亚太、布局全球;我们要协助劳工适应快速的科技变迁与产业调整;我们还要用心培育我们的下一代，让他们具有健全人格、公民素养、国际视野与终身学习的能力，同时要排除各种意识形态对教育的不当干扰。我们在响应全球化挑战的同时，一定要维护弱势群体的基本保障与发展的机会，也一定要兼顾台湾与全球生态环境的永续经营。
新政府另外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导正政治风气，恢复人民对政府的信赖。我们将共同努力创造一个尊重人性、崇尚理性、保障多元、和解共生的环境。我们将促进族群以及新旧移民间的和谐，倡导政党良性竞争，并充分尊重媒体的监督与新闻自由。
新政府将树立廉能政治的新典范，严格要求官员的清廉与效能，并重建政商互动规范，防范金权政治的污染。我希望每一位行使公权力的公仆，都要牢牢记住「权力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的腐化」这一句著名的警语。我们将身体力行诚信政治，实践国民党「完全执政、完全负责」的政见。新政府所有的施政都要从全民福祉的高度出发，超越党派利益，贯彻行政中立。我们要让政府不再是拖累社会进步的绊脚石，而是领导台湾进步的发动机。
我坚信，中华民国总统最神圣的职责就是守护宪法。在一个年轻的民主国家，遵宪与行宪比修宪更重要。身为总统，我的首要任务就是树立宪法的权威与彰显守宪的价值。我一定会以身作则，严守宪政分际，真正落实权责相符的宪政体制。我们一定要做到：政府全面依法行政，行政院依法对立法院负责，司法机关落实法治人权，考试院健全文官体制，监察院纠弹违法失职。现在是我们建立优良宪政传统的最好机会，我们一定要牢牢把握。
我们要让台湾成为国际社会中受人敬重的成员。我们将以「尊严、自主、务实、灵活」作为处理对外关系与争取国际空间的指导原则。中华民国将善尽她国际公民的责任，在维护自由经济秩序、禁止核子扩散、防制全球暖化、遏阻恐怖活动、以及加强人道援助等全球议题上，承担我们应负的责任。我们要积极参与亚太区域合作，进一步加强与主要贸易伙伴的经贸关系，全面融入东亚经济整合，并对东亚的和平与繁荣作出积极贡献。
我们要强化与美国这一位安全盟友及贸易伙伴的合作关系;我们也要珍惜邦交国的情谊，信守相互的承诺;我们更要与所有理念相通的国家和衷共济，扩大合作。我们有防卫台湾安全的决心，将编列合理的国防预算，并采购必要的防卫性武器，以打造一支坚实的国防劲旅。追求两岸和平与维持区域稳定，是我们不变的目标。台湾未来一定要成为和平的缔造者，让国际社会刮目相看。
英九由衷的盼望，海峡两岸能抓住当前难得的历史机遇，从今天开始，共同开启和平共荣的历史新页。我们将以最符合台湾主流民意的「不统、不独、不武」的理念，在中华民国宪法架构下，维持台湾海峡的现状。一九九二年，两岸曾经达成「一中各表」的共识，随后并完成多次协商，促成两岸关系顺利的发展。英九在此重申，我们今后将继续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尽早恢复协商，并秉持四月十二日在博鳌论坛中提出的「正视现实，开创未来;搁置争议，追求双赢」，寻求共同利益的平衡点。两岸走向双赢的起点，是经贸往来与文化交流的全面正常化，我们已经做好协商的准备。希望七月即将开始的周末包机直航与大陆观光客来台，能让两岸关系跨入一个崭新的时代。
未来我们也将与大陆就台湾国际空间与两岸和平协议进行协商。台湾要安全、要繁荣、更要尊严!唯有台湾在国际上不被孤立，两岸关系才能够向前发展。我们注意到胡锦涛先生最近三次有关两岸关系的谈话，分别是三月二十六日与美国布什总统谈到「九二共识」、四月十二日在博鳌论坛提出「四个继续」、以及四月二十九日主张两岸要「建立互信、搁置争议、求同存异、共创双赢」，这些观点都与我方的理念相当的一致。因此，英九愿意在此诚恳的呼吁：两岸不论在台湾海峡或国际社会，都应该和解休兵，并在国际组织及活动中相互协助、彼此尊重。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本应各尽所能，齐头并进，共同贡献国际社会，而非恶性竞争、虚耗资源。我深信，以世界之大、中华民族智慧之高，台湾与大陆一定可以找到和平共荣之道。
英九坚信，两岸问题最终解决的关键不在主权争议，而在生活方式与核心价值。我们真诚关心大陆十三亿同胞的福祉，由衷盼望中国大陆能继续走向自由、民主与均富的大道，为两岸关系的长远和平发展，创造双赢的历史条件。
最近四川发生大地震，灾情十分的惨重，台湾人民不分党派，都表达由衷的关切，并愿意提供实时的援助，希望救灾工作顺利，灾民安置与灾区重建早日完成。
三、台湾的传承与愿景
从宣誓就职的这一刻开始，英九深知个人已经肩负二千三百万人民的付托，这是我一生最光荣的职务，也是我一生最重大的责任。英九虽然不是在台湾出生，但台湾是我成长的故乡，是我亲人埋骨的所在。我尤其感念台湾社会对我这样一个战后新移民的包容之义、栽培之恩与拥抱之情。我义无反顾，别无悬念，只有勇往直前，全力以赴!
四百多年来，台湾这块土地一直慷慨的接纳着先来后到的移民，滋养、庇护着我们，提供我们及后代子孙安身立命的空间，并以高峻的山峰、壮阔的大海，充实、淬砺着我们的心灵。我们继承的种种历史文化，不但在这片土地上得到延续，更得到扩充与创新，进而开创出丰盛多元的人文风景。
中华民国也在台湾得到了新生。在我任内，我们将庆祝中华民国开国一百周年。这一个亚洲最早诞生的民主共和国，在大陆的时间只有三十八年，在台湾的岁月却将超过一甲子。在这将近六十年间，中华民国与台湾的命运已经紧紧的结合在一起，共同经历了艰难险阻与悲欢岁月，更在追求民主的曲折道路上，有了长足的进步。国父孙中山先生的民主宪政理想，当年在中国大陆没有能够实现，但今天在台湾终于生根、开花、结果。
面对台湾的未来，英九充满了信心。多年来我走遍台湾各个角落，在与各行各业的互动当中，让我感受最深刻的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善良、正直、勤奋、诚信、包容、进取这一些传统的核心价值，不但洋溢在台湾人的生活言行，也早已深植在台湾人的本性里。这是台湾一切进步力量的泉源，也是「台湾精神」的真谛。
盱衡时局，环顾东亚，台湾拥有绝佳的地理位置、珍贵的文化资产、深厚的人文素养、日渐成熟的民主、活力创新的企业、多元和谐的社会、活跃海内外的民间组织、遍布全球的爱乡侨民，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新移民。只要我们秉持「台湾精神」，善用我们的优势，并坚持「以台湾为主，对人民有利」的施政原则，我们一定可以将台澎金马建设为举世称羡的乐土、我们引以为傲的美丽家园。
台湾的振兴不只要靠政府的努力，更要靠人民的力量;需要借重民间的智慧、需要朝野协商合作、需要所有社会成员积极的投入。各位亲爱的父老兄弟姊妹们，我们要从此刻开始，卷起袖子，立即行动，打造美丽家园，为子孙奠定百年盛世的基础。让我们心连心、手牵手，大家一起来奋斗!
最在，请大家跟我一起高呼：
台湾民主万岁!
中华民国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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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马英九简历
1950年7月13日出生，原籍湖南省衡山县，国民党籍。台湾大学法律系毕业，美国纽约大学法学硕士、哈佛大学法学博士。曾任留美学生刊物《波士顿通讯》主编，纽约市柯尔迪兹法律事务所实习律师，马里兰大学法学院研究顾问。返台后任台湾“总统府”“第一局副局长”、蒋经国英语翻译。1984－1988年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副秘书长。1988－1990年
任“行政院研考会”“主委”兼“大陆工作汇报执行秘书”。1990－1993年任“大陆工作委员会”“副主委”。1992年当选为“国大”代表。1993年2月任“法务部长”。1996年6月任“行政院”“政务委员”。1998年12月当选为台北市“市长”。谢长廷简历1946年5月18日出生，台北市人，民进党籍。台北商业专科学校、台湾大学法律系毕业，日本京都大学法学硕士。历任台北平民法律服务中心主任、《关怀》杂志社社长、《台湾民主》杂志社发行人等。1981、1985年两度当选为台北市“议员”。1984年任党外公理会理事，翌年起，连任该会第二、三、四届秘书长。1989年底当选为增额“立法委员”。1992年、1995年分别当选为第二、第三届“立法委员”。1996年3月获民进党提名与彭明敏搭档竞选第9届“总统”落败。1998年12月当选为高雄市“市长”。1986年6月参与民进党的筹组工作，并建议名称为“民主进步党”，被采纳。民进党成立后被选为第一、二、三届中执委、中常委，第四届中执委、第六届中执委、中常委，第七届中评委，第八届中执委，第九届中执委、中常委。1992年底，整合党内中间人士成立了党内新派系“福利国连线”，并担任第一任总干事。2000年6月当选为民进党主席，2002年7月，他辞去民进党主席一职。“马英九简历”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
第四篇：马英九讲话
习先生，大陆与台湾代表团的各位女士、先生，以及在场的媒体朋友们，大家午安，大家好！
今天，我与习近平先生分别以台湾与大陆领导人的身分，穿越66年的时空，伸手相握，握着两岸的过去与未来，也握着中华民族振兴的希望，深具历史意义。
22年前，也就是1993年的4月，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先生与大陆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先生在新加坡会面，签订了4个协议，为两岸制度化协商打下了基础。12年前，也就是2003年的10月，我在“东亚经济高峰会”上，与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资政对谈。当时我们都认为：“两岸的发展，要以人民的利益为依归”。
此刻，我和习先生相对而坐，共聚一堂，在我们背后的，是两岸分隔超过一甲子的历史；在我们眼前的，是这几年来，双方致力“以对话取代对立、以和解替代冲突”的成果；在我们手上的，是永续和平与繁荣的目标。此时此刻，海峡两岸正大声向全世界宣示巩固台海和平的决心，以及促进区域和平的讯息。
这66年来，两岸在不同的体制下发展，能够从军事对抗转为合作交流，绝非朝夕之功。7年多来，两岸签订了23项协议，创造了4万多学生交流、每年800万旅客往来与1700多亿美元贸易的空前荣景。这些巨大改变的基础，都在于“和平”。
历史为两岸留下了错综复杂的世代课题，这正是“尚书”所说的“非知之艰，行之惟艰”。对于各自坚持的敏感议题，需要双方正视现实，以智慧、耐心与诚意务实处理。但是，我们依然能够努力在双方这些年来建构的“制度性协商”之下，达成了两岸和解与合作，推动了永续和平与繁荣，而这也是两岸及国际社会共同的期待。
今天，我愿提出维系两岸和平繁荣现状的五点主张： 第一、巩固“九二共识”，维持和平现状。
第二、降低敌对状态，和平处理争端。两岸目前已不再处于过去的冲突对立，双方应持续降低敌对状态，并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
第三、扩大两岸交流，增进互利双赢。两岸目前尚未结案的议题，例如货贸协议、两会互设机构、与陆客中转等，应尽速处理，以创造两岸双赢。
第四、设置两岸热线，处理急要问题题。两岸目前在海基会、海协会首长之间，与陆委会、国台办副首长之间，均已设有联系机制。今后应在陆委会、国台办首长之间设立热线，以处理紧急与重要问题。第五、两岸共同合作，致力振兴中华。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都是炎黄子孙，应互助合作，致力振兴中华。
这五点主张不是为一己之私、单方之利，而是为了后代子孙的幸福。我诚挚地希望，双方都应该重视人民所珍惜的价值与生活方式，维护两岸和平，以中华文化蕴涵的智慧，确保两岸互利双赢。
习先生，当前的两岸关系，已经是1949年以来最为和平稳定的阶段。这几年，我常常在台湾的大学校园中，看到两岸学生一起讨论、一起运动、一起演奏、一起欢笑的画面。那种自然的水乳交融，往往让我既欣慰，又感动。他们有热情、有创意；但他们没有仇恨，没有包袱；他们能在人生较早的阶段建立友谊，一定可以为两岸永续和平打下更坚实的基础。我们要好好珍惜、扩大这个基础。
北宋大儒张横渠主张“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习先生，为了两岸人民，让我们一起努力、“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为中华民族开创更和平灿烂的未来。
谢谢大家！
中新网11月7日电两岸领导人习近平、马英九7日下午在新加坡香格里拉饭店会面握手，之后习近平、马英九先后致辞。以下是马英九致辞全文：
习先生，大陆与台湾代表团的各位女士、先生，以及在场的媒体朋友们，大家午安，大家好！
今天，我与习近平先生分别以台湾与大陆领导人的身份，穿越66年的时空，伸手相握，握着两岸的过去与未来，也握着中华民族振兴的希望，深具历史意义。
22年前，也就是1993年的4月，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先生与大陆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先生在新加坡会面，签订了4个协议，为两岸制度化协商打下了基础。12年前，也就是2003年的10月，我在“东亚经济高峰会”上，与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资政对谈。当时我们都认为：“两岸的发展，要以人民的利益为依归”。此刻，我和习先生相对而坐，共聚一堂，在我们背后的，是两岸分隔超过一甲子的历史；在我们眼前的，是这几年来，双方致力“以对话取代对立、以和解替代冲突”的成果；在我们手上的，是永续和平与繁荣的目标。此时此刻，海峡两岸正大声向全世界宣示巩固台海和平的决心，以及促进区域和平的讯息。
这66年来，两岸在不同的体制下发展，能够从军事对抗转为合作交流，绝非朝夕之功。7年多来，两岸签订了23项协议，创造了4万多学生交流、每年800万旅客往来与1700多亿美元贸易的空前荣景。这些巨大改变的基础，都在于“和平”。
历史为两岸留下了错综复杂的世代课题，这正是“尚书”所说的“非知之艰，行之惟艰”。对于各自坚持的敏感议题，需要双方正视现实，以智慧、耐心与诚意务实处理。但是，我们依然能够努力在双方这些年来建构的“制度性协商”之下，达成了两岸和解与合作，推动了永续和平与繁荣，而这也是两岸及国际社会所共同期待的。
今天，我愿提出维系两岸和平繁荣现状的五点主张：
第一、巩固“九二共识”，维持和平现状。海峡两岸在1992年11月就一个中国原则达成的共识简称九二共识，九二共识是两岸推动和平的共同政治基础，正是因为双方共同尊重九二共识，过去7年半来，我们才能获致包括达成23项协议在内的丰硕成果与和平荣景，让两岸关系处于66年来最和平稳定的状态，这一部分，等一下在会谈的时候，我会做进一步的说明。
第二、降低敌对状态，和平处理争端。两岸目前已不再处于过去的冲突对立，双方应持续降低敌对状态，并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
第三、扩大两岸交流，增进互利双赢。目前两岸尚未结案的议题，例如货贸协议、两会互设机构、与陆客中转等，应尽速处理，以创造两岸双赢。
第四、设置两岸热线，处理急要问题。两岸目前在海基会、海协会首长之间，与陆委会、国台办副首长之间，都已设有联系机制。今后应在陆委会、国台办首长之间设立热线，以处理紧急与重要问题。
第五、两岸共同合作，致力振兴中华。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都是炎黄子孙，应互助合作，致力振兴中华。
这五点主张不是为一己之私、单方之利，而是为了后代子孙的幸福。我诚挚地希望，双方都应该重视人民所珍惜的价值与生活方式，维护两岸和平，以中华文化蕴涵的智慧，确保两岸互利双赢。习先生，当前的两岸关系，已经是1949年以来最为和平稳定的阶段。这几年，我常常在台湾的大学校园中，看到两岸学生一起讨论、一起运动、一起演奏、一起欢笑的画面。那种自然的水乳交融，往往让我既欣慰，又感动。他们有热情、有创意；但他们没有仇恨，没有包袱；他们能在人生较早的阶段建立友谊，一定可以为两岸永续和平打下更坚实的基础。我们要好好珍惜、扩大这个基础。
北宋大儒张横渠主张“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习先生，为了两岸人民，让我们一起努力、“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为中华民族开创更和平灿烂的未来。
(据台湾中天电视、中央社)
第五篇：马英九判决书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96矚重訴字第1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馬英九 男 57歲（民國39年7月13日生）
住台北市興隆路
身分證統一編號：xxxxxxxxxx號
選任辯護人 宋耀明律師
陳 明律師
薛松雨律師
上列被告因貪污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96偵字第3844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馬英九無罪。
理 由
壹、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馬英九係臺北市民選第二屆及第三屆市
長（任期自民國87年12月25日起至95年12月25日止），為具
有公務員身分之人，明知市長特別費之報支，依據行政院87
年7月21日台87忠授字第05642號函及93年4月22日院授主忠
字第0930002556號函之規定「以檢具原始憑證列報為原則，倘有一部份費用確實無法取得原始憑證時，得依首長、副首
長領據列報，但最高以半數為限」，且依據臺北市政府秘書
處預算書「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項目概況表」之說明，市長
特別費之用途限於「市長因公所需之招待饋贈等費用」，故
市長特別費中以市長本人所出具領據列報之部分（即無庸檢
具統一發票或收據等原始憑證請領之部分），仍須以有實際
之公務支出為必要。詎被告馬英九竟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
有之概括犯意，利用擔任臺北市市長之職務上之機會，自87
年12月至92年12月止，於每月月底即提出其本人出具之領據
一紙，請領次月之市長特別費半數之全額即新台幣（下同）
17萬元，致負責審核之臺北市政府秘書處會計人員趙小菁、孫蜀、莊美珍、謝鎙環、伍碧霞（按：應係伍必霞，起訴書
誤載）、周秀霞等人，均陷於錯誤，認定被告馬英九於領得
特別費之半數後，來日定會支出使用於預算書所指定之公務，而於次月初即將該月份之17萬元匯進被告馬英九於臺北（富邦）銀行市府分行之4112102300 09號薪資帳戶內（惟其
中87年12月份之3萬8千3百元、88年1、2月份各17萬元、88
年7、8月份各4萬元、88年10月份3萬元、88年12月份4萬元
及89年1月份1萬3千4百元係以現金支付）。然被告馬英九於
領得該等金額計10,238,300元後，至多僅使用其中之3,495，874元於公務支出，而將領得款與支出款間之差額共計6,742
,426 元全數納為己有，並向監察院申報為自己財產（申報
日期分別為88年3月15日、89年11月30日、90年12月24日及
92年3月10日）。至92年11月下旬，臺北市政府主計處接獲
臺北市審計處92年11月19日審北處壹字第0920003269號函轉
審計部函指示應注意機關首長之特別費「有無於月初尚未發
生即先行支付情事」後，報請市長辦公室延後每月以領據請
領半數特別費之時間，詎被告馬英九竟仍基於前述意圖為自
己不法所有之概括犯意，自93年1月起至95年7月本件案發為
止，於每月中旬時，明知該月份已有之公務數額尚未達特別
費之半數，竟仍出具領據一紙請領半數特別費之全額，致負
責審核之會計人員莊美珍、周秀霞等人均陷於錯誤，認定該
月份馬英九使用半數特別費之全額做公務支出之事實「已經
發生」，而持續將特別費之半數匯進被告馬英九之前述銀行
帳戶內（其中93因臺北市議會決議保留特別費預算一成不得執行，故該以領據列報者為每月15萬3千元，至於
94與95則回復為每月17萬元）。被告馬英九於領得
該等金額計5,066, 000元後，亦持續將支出款（至多633, 199元）與領得款間之差額共計4,433,801元全數納為己有，並向監察院申報為自己財產（申報日期分別為93年12月23日、94年12月14日）。以上自87年12月至95年7月止，被告馬
英九計詐領得特別費總計11,176,227元。因認被告馬英九，係犯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之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
取財物及追加刑法第134條、第342條之公務員利用職務上之
機會背信罪嫌。
貳、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
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犯罪事實
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
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作為裁判基礎，最高法院
40年臺上字第86號判例著有明文；且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
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
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
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
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
存在而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諭
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76年臺上字第4986號判例亦著
有明文，再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仍應負提出證據及
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
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
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
之諭知，有最高法院92臺上字第128號判例可參。、公訴人認被告涉有貪污犯嫌，無非係以：
一、被告馬英九以領據列報之特別費計有11,176,227元，並
未實際支出。即檢察官（１）清查該收受特別費之被告
馬英九薪資帳戶即臺北（富邦）銀行市府分行41121023 0009號帳戶之所有支出情形。（２）清查被告馬英九前
述薪資帳戶以外之所有帳戶之支出情形。（３）清查被
告馬英九所有未進入銀行帳戶之收入及其支出情形。並
依罪疑惟輕原則將以上三種情形之所有支出除非能證明
「非屬特別費之支出」，均視為特別費之支出。認被告
馬英九自87年12月至92年12月所有帳戶內與帳戶外之總
支出，扣除業經證明與特別費無關者，至多總計有
3,495, 874元得視為特別費之支出。93年1月至95年7月
所有帳戶內與帳戶外之總支出，扣除業經證明與特別費
無關者，至多總計有633,199元得視為特別費之支出。
而自87年12月至92年12月馬英九計以領據列報特別費10 ,238,300元，扣除前述支出3,495,874元後計有6,742, 426元根本未支出；93年1月至95年7月計以領據列報特
別費5, 066,000元，扣除前述633,199元支出後計有4, 433,801元根本未支出，以上總計未支出部分之1,117, 6227元即為貪污所得。
二、被告馬英九於出具領據時有不法所有之意圖及詐術之實
施。
（一）財政部66年8月11日台財稅字第35323號函認特別費「
係因公支用，應依規定檢具憑證或首長領據列報，核
非個人所得，應免納所得稅」，明白指出特別費並非
個人所得（財政部95年12月7日函覆本署之台財稅字第09501016900號函仍維持此見解）。另查臺北市政府市
長特別費預算之編列，88一級用途別科目是特別
費，二級用途別科目亦是特別費；88年7月1日至95 年
度，一級用途別科目業務費，二級用途別科目特別費
。而依「臺北市政府秘書處各項費用明細表」及「臺
北市政府秘書處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項目概況表」內
容欄之說明，市長特別費均係作為市長「因公所需之
招待餽贈等」之費用，且臺北市地方總預算編製作業
手冊對特別費之定義為「凡因公所需之招待餽贈及工
作活動費等費用屬之」、「凡因公所需之招待餽贈、工作活動費及應實際需要核定有案之機要費等屬之。
」再者，臺北市91、92、93、94、95地方總預算
編製作業手冊對特別費之定義為「凡機關因公所需之
招待餽贈、工作活動費及應實際需要招待外賓等費用
屬之」。從上可知臺北市長特別費之用途依規定係限
於公用支出，且被告馬英九長期任公職，對此等公務
常識不可諉為不知。而被告馬英九亦坦承其認為以領
據具領部分之特別費之性質應該全部都要用於公益的用途上，而認被告馬英九主觀上明知特別費必須使用
於公務。
（二）行政院87年7月21日台87忠授字第05642號函及93年4 月22日院授主忠字第0930002556號函規定特別費「以
檢具原始憑證列報為原則，倘有一部份費用確實無法
取得原始憑證時，得依首長、副首長領據列報，但最
高以半數為限」，其函文所謂「倘有一部份費用確實
無法取得原始憑證」，文義上明顯以「有實際支出」
為前提。92年11月審計部台北市審計處復以92年11月
19日審北處壹字第0920003269號函指示臺北市各公家
單位應注意特別費「有無於月初尚未發生即先行支付
情事」，其所謂「尚未發生」當然指「支出之事實尚
未發生」。公訴人推論，此函更進一步具體指出不得
於「尚未發生支出事實前即先行支付特別費」，而認
特別費之支領須以有實際支出為前提。並以臺北市政
府自接獲此函後，在實務上即針對市長特別費以領據
列報之部分，從當月初一即匯款給付改為當月之月中
始匯款給付（證人沈勵強、吳麗洳、莊美珍、周秀霞、林得銓等人之證詞及附卷之臺北市政府特別費支出
傳票附卷參照）。且以被告馬英九之供述，推認被告
馬英九主觀上明知其在92年12月以前，於月初出具領
據請領特別費，其實已向會計人員承諾「來日會有支
出之事實」，而會計人員亦係基於此種確信始願於月
初即先行支付。而自93年1月起，被告馬英九於月中出
具領據請領特別費時，其實係向會計人員表示「已有
支出之事實」，而會計人員亦係基於此種確信始願支
付以償還其墊款（證人林得銓、吳麗洳、莊美珍、周秀霞、鄭瑞成等證詞參照）。但公訴人以前述被告馬
英九帳戶於92年12月之前每月領款後至該結束時
並未有全部之實際支出，至93年1月以後，被告馬英九
復明知並未有全部支出，仍每月出具領據以「已有全
部支出」為由支請領半數特別費之全額17萬元，其有
詐術之實施與不法所有之意圖。
（三）公訴人另以特別費與薪資不同，薪資在發給時並未要
求公務員每月出具領據，但特別費如果請領人沒有出
具領據，各機關之根本不會主動發給，出具領據本身
就是一種積極之意思表示行為，即「日後會支出之承
諾」，或是「本月從月初至今已有支出之事實」，故
被告馬英九在無全額支出之打算（92年12月之前）及
無全額支出之事實（93年1月以後）下，仍出具領據請
領特別費半數之全額，即屬實施詐術之積極作為。
（四）被告馬英九臺北市長任內，每月卻固定轉匯20萬元至
其配偶周美青中國國際商業銀行國外部之帳戶（帳戶
往來明細影本附卷參照），匯款數額超過薪資所得約5 萬元。再者，其於每年年底向監察院申報財產時，係
將所有帳戶（含配偶周美青之帳戶）之存款均列入（88至94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表影本附卷參照），並未加註那些部分是未支出之特別費，主觀上顯然
已無日後再支出之打算，被告馬英九對於上未支
出之特別費主客觀上均已納為己有。
（五）公訴人復以法務部曾以70年8月5日法70會字第9780號
函及行政院本年七月二日及七月廿八日台(70)忠授字
第０五三四０、０六一二一號函根本未提到所謂之「
特別酬庸」或「實質補貼」，反而再次重申「因公支
出」之原則。至於法務部雖曾於95年11月29日行政院
院會時提出法律諮詢意見指出特別費「數十餘年來慣
例由政府編列預算給予，具有『實質補貼』性質之業
務費用之一，然此意見書所指之「實質補貼」與前述
歷年來公函所揭示之「因公支出」原則及特別費預算
書之用途說明均明顯牴觸。按特別費縱使為國家對於
機關首長之特別津貼，其前提仍須以機關首長實際上
有支出為前提，其與其他一般公務預算不同處，僅在於其支出是否屬於公務，是否有裁量權之濫用（例如
何以僅饋贈其政治上之支援者某甲而不饋贈其他人），國家並不過度干預。理由在於特別費經由機關首長
之饋贈招待等之支出，有助於提昇機關內人員士氣與
推展機關之對外關係，而達所謂「政通人和」之效。
然若機關首長根本無任何支出，而將之納為己有，如
何能達到國家編列特別費之宗旨？故法務部前述之實
質補貼說仍應以「有實際支出」為前提，始符合法律
意旨）。另該意見書所提之「無須繳回」乙節，亦與
行政院主計處95年9月28日處實一字第0950005738號函
所指出特別費預算之執行，「應在原列預算額度內按
月依可支用數之上限，核實分配預算辦理，不得超支
；如有賸餘，得依預算法61條規定，轉入以後月份繼
續支用，但以同為限，故結束後，未支用之
餘額，應列作預算賸餘繳庫」見解並不一致，故此意
見書之「實質補貼」觀念實屬獨創之新見解，並非通
說。
（六）查被告馬英九每月出具之領據數額均為特別費半數之
全額，而臺北市政府於年底決算陳報執行率時，關於
無庸檢具單據部分亦均報為百分之百（臺北市政府秘
書處95年11月23日北市秘會字第09531107100號函所附
87年12月迄95年10月臺北市長特別費支用情形統計表
附卷參照），統計數字上既然已無餘額，審計單位自
不可能要求將餘額繳庫，可知「慣例上從未要求繳回
餘額」乙節，實係因審計單位誤以為被告馬英九歷年
來特別費實際上均有全部支出所致。此外，經查臺北
市議員李新曾於89年11月17日公佈臺北市政府一二級
單位首長的「年收入排行榜」，馬英九市長以六百四
十多萬元（含特別費）排名第三。當時臺北市政府主
計處即發佈新聞稿指出，由於特別費為首長因公所需的招待饋贈、婚喪喜慶等支用，不屬於首長的收入，應該扣除（臺北市政府89年11月17日新聞稿、89年11 月18日聯合報第18版新聞報導網路列印本及臺北市政
府主計處處長石素梅96年2月12日訊問筆錄、同處副處
長鄭瑞成96年2月9日訊問筆錄、主計處科長林秀風96 年2月12日訊問筆錄附卷參照）。被告馬英九當時任職
市長，對此新聞事件及特別費不屬首長收入之性質，焉有不知之理？
（七）辯護意旨雖另以所謂「大水庫觀念」辯稱金錢具有替
代性，被告馬英九既然從其總財產中捐款，即可互通
有無，故前述從薪資帳戶以外之帳戶所為之各項捐款，均可視為從特別費捐出云云。然查前述薪資帳戶以
外之帳戶，客觀上大多有其獨立之資金來源（競選經
費捐款、競選費用補貼、國大代表薪資等），另從被
告馬英九於捐款時主觀上有無「從特別費支出」之認
識言之，本件案發前之95年5月19日被告馬英九曾對外
公佈「馬英九財產申報說明」（影本附卷參照），其
第四點指出：「本人在87年與91年兩次參選臺北市長，選票補助款合計4,775萬元（分別為87年2,299萬元
與91年2,476萬元），自88年起陸續捐助本人設立之財
團法人新台灣人文教基金會（2,271萬元）與財團法人
敦安社會福利基金會（2,480萬元）以及中國國際法學
會（預定捐助100萬元，已捐出36萬元）、法治斌教授
紀念學術基金（50萬元）、台灣住民多族群文化交流
協會（98,775元）等單位，捐款總金額已超過選票補
助款總額72萬餘元。此外，本人兩次選舉競選經費結
餘242萬元亦已捐助中華聯合勸募協會130萬元、政大
指南法學基金會100萬元，餘款12萬元。綜合言之，本
人因二次選舉之補助款已全部捐出，且並非全數僅捐
助本人設立之基金會，捐款總額甚至超過補助款金額，實無所謂『發選舉財』的問題。」，已明確表明前
述各項捐款依馬英九當時主觀之認識，均係來自「選
票補助款」與「選舉經費結餘款」，而非來自「特別
費之收入」。換言之，被告馬英九自88年至92年間為
前述捐款時，不僅客觀上資金來源並非來自特別費，主觀上亦無「先捐款，日後再從特別費取償」之認識，從而前述捐款即不得視為特別費之支出，亦不得做
為被告在請領特別費時並無不法所有意圖之依據。
肆、訊據被告馬英九固就起訴書所載之時間，每月以領據領取特
別費半數17萬元匯入其帳戶之事直言不爭，惟堅詞否認涉有
公訴人所指之犯行，辯稱：我根本沒有犯罪，因為我既沒有
犯罪意圖，也沒有犯罪行為。首先，我要說明我對首長特別
費的認知。我領取首長特別費16年來，一向認為用領據核銷
那一部分的特別費，是國家給我個人的津貼，屬於我服務公
職報酬的一部分，領用核銷後已經不是公款，而是私款，是
國家給政府首長個人的實質補貼，領用核銷後已經不是公款，而是私款。如果我這樣的認知就算是貪污，那我豈非已經
「不知不覺」並且「正大光明」地貪污了十六年？這些年來
，沒有任何的出納、會計、主計、審計單位或人員告訴我（事實上也根本沒有任何人告訴過我），這樣做是違法的，這
樣做叫做「貪汙」。然後，在今年的二月十三日，檢察官忽
然以涉嫌「貪汙」罪名將我起訴，於是過去四個月，我以被
告身分坐在法庭上，等待著對我一生清譽的審判。但實際上，不論從以領據核銷的特別費的「客觀屬性」，或者我個人
對於以據核銷特別費屬性的「主觀認知」來看，我根本沒有
犯罪，我既沒有犯罪的意圖，也沒有犯罪的行為。政府在41 年建立特別費制度，其目的即在於補貼及減輕政府首長因身
分所帶來的額外負擔。由於考量首長「無法」或「難以」取
得支出原始憑證的情形，行政院在62年同意首長、副首長以
領據來動支特別費。這一部分特別費在實際執行時，出納、會計、或主計人員自然從未要求首長、副首長具領後，須再
列明後續經費的使用情形、記帳、或辦理剩餘繳回。多年來，包括我在內超過數萬名領用過特別費的政府首長，主觀上
普遍將以領據核銷的特別費視為政府給首長的實質補貼，在以現金、支票領取或匯入首長的私人帳戶後，就是首長可以
自由運用的私款。事實上，74年就有新竹地檢署的不起訴處
分書認為這是政府首長的「特別酬庸」，86年大法官第421 號解釋認為特別費是「固定報酬」，95年法務部的法律諮詢
意見書與96年台南地檢署的不起訴處分書也都認為是「實質
補貼」。22年間，四個不同的司法或法務機關都先後一致認
為以領據核銷的特別費不是公款，而是私款。顯然，這個看
法，已經成為行政慣例。其次，我要說明以領據核銷的特別
費是如何領用核銷的。這一部分的特別費，一向是由出納人
員每月主動作業，定期通知我辦公室的承辦人員，依據出納
及會計人員的指示來領用核銷，我從來沒有親自處理。當初
領用核銷之前，不論是出納、會計或審計部門，從來沒有任
何人告訴我「必須實際支出多少，才能以領據支領多少」，而是每月直接憑一張出納人員準備好、市長室人員蓋上我私
章的領據，就將一筆固定的款項交給我全權使用；領用核銷
之後，並沒有人要求我記帳及結算，也沒有人告訴我必須全
部用完，更沒有人告訴我如有賸餘應該繳回。幾十年來，這
已經是全國數萬首長共同認知與遵守的行政慣例。因此，我完全是善意信賴相關部門依法處理，才以領據依法領取特別
費。幾十年來出納、會計與審計單位都依法核銷結案，並沒
有發現有任何違法的問題，包括我們市政府法規會以及主計
處也都是這樣處理。第三、我要說明，在起訴書中所提到有
關特別費的解釋令函，在本案開始調查以前我並沒有看過，當時根本不知道它們的存在與內容，我對這些解釋令函的瞭
解，都是在本案開始調查以後。然而，檢察官仍以若干我過
去不曾看過的公函，認定以領據核銷的特別費為公款，並認
為以有實際支出為必要。但實際上，檢察官出示的公函從未
明確指出以領據核銷的特別費係屬「公款」或以「實際支出
」為必要，從多項政府（如行政院主計處、審計部、法務部）的公文，以及專業證人如主計處第一局局長、審計部第一
廳科長、臺北市主計處處長、科長、秘書處出納、秘書人員
偵訊及審判時的證詞，均可知相關主管機關並未規定或要求
首長在領用以領據核銷之特別費後，應「列明後續經費之使
用情形」、「記帳」、「結算」或辦理「賸餘繳回」等情事
。顯然，這與「公款」的性質是完全不符的。同樣的，主管
機關審計部今年6月25日的函示，也未要求以領據核銷特別
費的支領，須以「實際支出」為前提。無論如何，即便是包
括審計部、行政院主計處、法務部、司法院大法官等不同機
關，對特別費的定性尚有不同意見，迄今也無足夠資料可以
支持公訴人的法律見解。公訴人認為須以「實際支出」作為
支領以領據核銷特別費之前提，顯然與數十年來實際形成的行政慣例完全不符，此時如將特別費制度設計瑕疵及領用妥
當與否所生爭議的風險，全盤要求領用的政府首長來承擔，是否合法、合理、合情？這樣的解釋怎能符合「法治國原則
」？豈不違反「罪刑法定主義」。我在本案開始調查以前，從來不知道行政院87年7月21日有關特別費用途的台87忠授
字第05642號函、行政院93年4月22日有關特別費用途的院授
主忠字第093 0002556號函及有關不得於月初以領據先行支
領特別費的臺北市審計處92年11月19日審北處壹字第092000 3269號函的存在及它的內容。我擔任臺北市長八年期間，臺
北市政府每年預算至少1,300億元（如加上特別預算及附屬
單位預算則達2, 600億元），我不可能知道每個預算科目細
項的支出用途，更不瞭解每年204萬元首長特別費的支出用
途僅限於「因公餽贈、招待」。我並沒有看到李新議員在89 年發布有關首長所得排行的新聞稿，也沒有核閱臺北市政府
主計處在89年11月17日回應的新聞稿，檢察官三次偵訊都沒
有就此訊問過我，起訴書卻認定我必定知情，顯然有重大誤
解。起訴書第18頁第7行說我在95年11月14日第一次應訊時，已坦承依我的認知，「特別費係屬公款」。我在此要嚴正
澄清，這完全不是事實，而是嚴重曲解。事實真相是：侯檢
察官在第一次訊問時，多次告訴我他認為首長特別費全部都
應該核實報銷，然而，我當時就針對以領據核銷的特別費向
侯檢察官說明：「如果認為是公款，沒有用完要繳回，應該
要改變制度採用必須核銷的方式，要作支出明細說明用途。
」（偵訊筆錄第290頁），可見我自始就認為以領據核銷之
特別費不是公款，那有坦承特別費是公款。既然不是公款，我後來應訊時說是私款，又那有翻供之可言。在本案開始調
查之前，我並不清楚以領據核銷特別費的半數應全部用於因
公饋贈或招待，更無公訴人所指施行詐術的行為。事實上，公訴人也從來沒有舉證證明我在過去知悉以領據核銷之特別
費應全部用於公務並須有實際支出。對於以領據核銷的特別
費的領取，一向是由出納人員每月主動作業，定期通知我辦
公室的秘書人員，依據出納及會計人員的指示來領用核銷，我從來沒有親自處理。歷來經辦相關業務並出庭作證的證人，包括出納人員劉靜蓉、吳麗洳、趙小菁、秘書人員方惠中、孫麗珠、孫振妮等人，均一致地在庭上證明上開情形。所
有人員均係依往例辦理，並未「陷入」任何「錯誤」，我又
如何每個月利用他人之錯誤，而有詐術的施行？過去八年我擔任臺北市長，管理一個262萬市民、7萬多員工的城市，工
作極為繁忙，每天工作近17小時，我的注意力當然都是集中
在處理重大市政工作上。特別費的處理，是很事務性、例行
性、瑣碎性的工作，完全不需要我親自參與，因此我都是交
給市長室的秘書人員處理，事實上，絕大多數的政府首長都
是如此處理，我並不是例外。而檢方提示的公函、北市秘書
處預算書內有關特別費的說明、和北市主計處長針對市議員
所發的新聞稿，在本案開始調查以前，忙於市政的我，並沒
有看過，當時根本不知道它們的存在與內容。實際上，依分
層負責的規定，這些文件都不必經我核示。我對這些公函、新聞稿、夾在數千頁預算書中關於特別費說明的瞭解，都是
在本案開始調查以後。這部分，從多位證人如陳裕璋、石素
梅、林秀風、謝鎙環的證詞中亦可證實，公訴人迄今均未能
證明，我當時確實知悉這些文件的內容。因此，當然不能認
定我有詐欺的犯意。公訴人另提出若干我在去年本案發生後
接受媒體訪問的記錄、89年11月9日市政總質詢記錄，並曲
解我在第一次應訊時筆錄的答覆，推測我已知特別費相關規
定並已承認『特別費係屬公款』，這些部分在答辯書狀已有
清楚的澄清與反證，在這裡不再重複。綜上所述，我就以領
據核銷特別費的處理，連行政法都沒有違反，何來違反刑法、涉嫌貪污呢？最後，我要強調的是。我從事公職二十餘年
來，一向奉公守法，清廉自持，並經常從事公益捐贈，捐款
超過6,800萬元，遠遠超過起訴書所載以領據核銷的特別費
總額1,530萬元的四倍之多。公訴人並未深入瞭解特別費的性質與實務上形成數十年的行政慣例，對於許多有利於我的重要事實與證據完全漏未審酌，就以涉嫌貪污罪起訴我，顯
然有重大瑕疵，對於我一生清白的人格，造成嚴重傷害，我完全無法接受。希望庭上能從特別費的制度設計、包括特別
費制度瑕疵、歷史沿革、行政慣例，以及使用者、承辦人主
觀的認知、信賴的保護等各個層面，詳查明斷，還我清白等
語。
伍、選任辯護人辯護要旨略以：被告無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
犯行，以領據核銷之特別費係內含實質補貼或報酬之概算費
用。且以領據核銷特別費之報支與核銷，實務上一向採寬鬆
彈性之認定，並未對其支用範圍及內容作明確之表列，已形
成行政慣例，具領後如未用盡，慣例上亦無要求須予繳回，被告信賴此一行政慣例而為領用，縱使認知有誤，亦不得論
以貪瀆罪行。而以領據核銷之特別費係內含實質補貼或報酬
之概算費用，於領據時即同時核銷，與款項領出後，須再檢
附支出憑證辦理核銷手續之「暫支」或「預支」款不同，自
無剩餘或繳回問題。系爭被告以領據核銷之特別費，或以現
金交付被告，或直接匯入被告之薪資，均由被告辦公室承辦
人員與臺北市政府秘書處會計室出納人員連繫辦理，93年由
月初改至月中請款，亦係出納人員自行作業，而非被告辦公
室承辦人員要求，被告既未參與，亦不知悉相關請款作業流
程，自無所謂施用詐術或使臺北市政府秘書處人員陷於錯誤
可言。被告並不知悉相關特別費法令規定及制度執行不得以
該等規定之存在認定被告有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之不法
意圖。公訴人以並非每位首長均是全額申請領據核銷之特別
費，而認被告出具領據請領特別費半數之全額，即屬實施詐
術之積極行為，亦是誤會。況縱認以領據核銷之特別費係屬
公款且被告於領用時即知悉應全數用於公務餽贈、招待等用
途，惟因被告本身並無記帳之習慣，制度上亦無記帳要求或
要求繳回，被告主觀上因認所為公益捐款高達5千6百餘
萬元（如加計95年11月間1160萬元之捐款，則有6800萬餘元），遠遠超過所領用之特別費數倍，而未統計或思及各
有無剩餘或是否應予繳回問題，不得因認有利用職務上機會
詐取財物之主觀犯意。金錢係可代替物，被告銀行帳戶內之
款項，不論來源為何，均屬被告得自由使用之範疇，縱認其
中有應使用於特定目的之款項，惟亦未限制匯入與支出款項
之帳戶應屬相同，被告非不得將個人其他帳戶與公務或公益
有關之支出，視為特別費之支出。又，特別費之支出不必然
於支出之前或當時即應有此等款項係特別費之認識，不得以
被告於支用當時主觀上未有從特別費支出之認識，認該等款
項不屬於特別費之支出。公職人員財產申報係法律之規定，凡超過100萬元之存款均須依法申報，有無於財產申報表加
註未支出之特別費，與是否將特別費納入己有係屬二事，公
訴人以被告於財產申報表未加註那些部分是未支出之特別費，推認被告對於上未支出之特別費主客觀上均已納為己
有，已有違誤。況，被告因主觀上認特別費係實質補貼，無
需記帳，且個人所為之公益捐贈遠超過所領取之特別費，自
不可能於財產申報表上加註那些部分是未支出之特別費，公
訴人之指訴，倒果為因，顯屬誤會等語。陸、本院查：
甲、程序部分（證據能力爭議之認定）
一、被告馬英
九、選任辯護人與公訴人對於本院認定事實所引用
卷內卷證資料（包含人證、文書證據），除下列部份外，並
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反法定程序所取得，且被告及其選任
辯護人於審判期日對本院提示之卷證，就證據能力均未表示
爭執，而卷內之文書證據亦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之顯有
不可信之情況及不得作為證據之情事，依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至第159條之5之規定，卷內卷證資料（包含人證、文書證
據）均有證據能力。
二、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
又同法第160條規定，證人之個人意見或推測之詞，除係以
其實際經驗為基礎者外，亦不得作為證據。本件偵查中證人
周秀霞之96年1月25日偵查筆錄、伍必霞之96年2月1日偵查
筆錄、莊美珍之96年1月25日偵查筆錄、趙小菁之96年1月31 日偵查筆錄、林得銓之96年1月26日偵查筆錄、吳定國之96 年1月26日偵查筆錄、孫蜀之96年1月26日偵查筆錄、廖鯉之
95年9月12日偵查筆錄、林秀風之95年11月13日偵查筆錄、石素梅之96年2月12日偵查筆錄、鄭瑞成之96年2月9日偵查
筆錄、王麗珍之95年12月6日偵查筆錄、沈榮泉之96年1月2 日偵查筆錄、沈勵強之96年1月25日偵查筆錄、謝鎙環之96 年1月26日偵查筆錄、黃世興之96年1月29日偵查筆錄、徐玉
美之96年1月31日偵查筆錄，均係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性
質上雖屬傳聞證據，惟本院審酌前開證人曾於偵查中結證在卷，又查無不具任意性等顯有不可信情況，且陳述內容就其
職位承辦事項所提供之意見，係以其實際經驗為基礎，爰依
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及第160條規定，肯認其證據能
力。
三、證人林秀風於96年2月12日偵查中證述：「（問：新聞稿澄
清以後，隔天的聯合報有刊登，你們有無剪報送給市長？）
沒有，市長自然會看到。」（見偵查卷十一第374頁），屬
於證人非親身經歷所為臆測之詞，依刑事訴訟法第160條規
定，無證據能力。至其於當日其餘證述部分，參酌上述二之
分析，應有證據能力。
四、證人吳麗洳之96年1月25日偵查筆錄部分，經證人於本院審
理中當庭表示偵查筆錄與其當時所述意思不符（見本院96 年7月10日審判筆錄），辯護人聲請本院於96年7月23日勘驗
偵查中錄音帶結果，其中：
（一）偵查筆錄載明「（既然前月底就申請，月初就撥款有預支的性質，是不是表示具領以後還是要用在因公使用的用途
？）是沒錯。」（偵查卷八，第42頁）。
本院勘驗結果為「
檢：既然前月底就申請月初就撥款，有預支的性質，是不
是表示具領以後還是要用在因公使用的用途？就是說
領出來，雖然月底就申請，月初1日就撥款，預支嘛，那我領以後，是不是還是應該要按照會計科目，做
因公使用的用途來使用？
吳：這我不清楚耶。
檢：那是當然的啊！
吳：因為就是說錢給他了以後（被打斷）
檢：怎麼用當然你不清楚，我是說理論上啦。
吳：對，理論上啦。
檢：理論是這樣沒錯吧！
吳：對對。
檢：我沒有說你知道他是怎麼用，我也不曉得啊，誰也不
知道嘛！只是說既然是預先支用，領了以後，等於說
這筆錢並不是你已經用了才來領，而是說現在反過來，還沒用就領，1月1日撥款，當然還沒用嘛，等於說
我都還沒用就撥給我了，那撥給我當然我還是要照（被打斷）
吳：應該是這樣講，因為我們不知道說（被打斷）
檢：那不是你們的問題，我只是說，我是從推論理論來講，今天不管是月初也好（被打斷）
吳：你講的是沒錯啦！
檢：是沒錯（打字聲）。
吳：但是問題是說，因為理論上，我們就是因為不知道，其實市長他也，我們給他他也不知道說，他應該也不
知道這樣的規定。
檢：當然啊當然啊。
吳：所以我們就是承襲以前（被打斷）
檢：對啦，我們只是說不管是之前領還是之後領，這個錢
總是要做
吳：公，因公。
檢：因公支用啦，那怎麼用是一回事，依你們的立場當然
不管事前事後領都是要做因公支用。」
（二）偵查筆錄載明「（所以你們是相信市長具領以後會做因公的支用，才會核章？）是的。」（偵查卷八，第42頁）。
本院勘驗結果為「
檢：所以你們是相信市長具領以後會做因公的支用，所
以才會核章？你瞭解這個意思嗎？
吳：我知道你的意思，可是問題是說，我跟你說，我從來
沒想過這樣的問題，我可以這樣說嗎？
檢：那好，我假設，因為是假如，所以就是這是當然，假
設有懷疑當然就蓋不下去啦！
吳：對啊！
檢：那這是當然的一個事情嘛，我當然是相信首長，我才
會蓋章，今天不管相信首長，今天任何一筆來，我都
是相信才會蓋章。
吳：而且其實它特別費也沒有講的很明確。
檢：除非你不相信，那不相信你應該就要那個了。
吳：對，我聽說特別費那時候也沒講的很明確，所以我們
那17萬本身就是（被打斷）
檢：那是另一個作業問題嘛，譬如說歷史共業的問題
吳：對。
檢：或什麼的問題，那是本身特別費自己的問題。
吳：對。
檢：我今天只是就你們的程序來問你。
吳：對。
檢：如果你有懷疑，那當然蓋不下去嘛。
吳：對。
檢：當然是相信，才會說核章嘛。
吳：對、對。
檢：如果妳知道市長具領以後沒有使用或全數使用，妳還
會核章嗎？假設你有懷疑，當然就蓋不下去啦！
吳：沒有，理論上其實我看到他已經，領據已經，就是蓋
出來，我才核章。
檢：我知道啦，領據
吳：對
檢：就是核銷
吳：對
檢：那就相信嘛！
吳：對
檢：所以我才講說這是一個制度問題。
吳：對。
檢：是相信當然就蓋了章！
吳：對，他沒有蓋那個領據的章，我就不會核章。
檢：那當然啊！
吳：對、對。
檢：我是說，如果因為
吳：我知道檢察官的意思
檢：因為你現在是月底就領了嘛，你瞭解我的意思嗎，還
沒有用嘛，就先預支給他用了嘛，我領了以後我就要
來用啊，假設你知道說，如果，我沒有說是怎麼樣啦，是如果，有這個事實，發現說沒有用，依你們的立
場，你們應該就不會核章嘛…
吳：其實我們說的事情跟，其實是，應該是，就像我剛剛
講的（被打斷）
檢：我說事後，事後來那個啦，事後我們來推論是不是（被打斷）
吳：因為當時我們在蓋的時候，我們根本不知道說，我們
認為他領據的部分本來就是他可以拿走的。
檢：這個，責任不在你們啊！我當然知道領據一蓋，只要
首長一具名，當然就相信首長嘛！
吳：對，所以我們不認定說他應該是因公或是什麼因私，我們就不知道。對，我是覺得應該是這樣子說。
檢：那是事實問題，那是另一個問題，沒有錯啊。
吳：對。
檢：就是你們不認定，依你們的立場你們並不去認定說有
沒有
吳：公或是私的問題。
檢：對，公或私的問題。
吳：對啊，我覺得應該是這樣子說。因為你如果說是他私
人的，其實我也不知道，其實如果說我要是私人的用
法，其實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他領據蓋了嘛。
檢：那假設都沒用呢？
吳：都沒用？
檢：我的意思是，就是說好了，領的話（被打斷）
吳：沒用就是私的問題了嘛，對不對，如果都沒有用就是
私的問題，問題是我們還是會蓋章，因為他領據一貼
出來我們還是會蓋章。
檢：都沒用怎麼會是私的問題，都沒用就是沒用啊怎麼會，就是要嘛你就是有用以後才不好判斷到底是用公的用途還私的用途，你沒辦法去判斷。
吳：因為站在（被打斷）」。
（三）偵查筆錄載明「（如果妳知道市長具領以後沒有使用或全
數使用，妳還會核章嗎？）我們相信市長，只要市長領據
具領，我們就核章，市長事後有沒有用，或用到那裏，這
是市長的責任問題，市長必須對自己領據的真實性負責。
」（偵查卷八，第42頁）。
本院勘驗結果為「
檢：那今天這筆錢假設一直都在那裡，沒用怎麼會（被打
斷）
吳：我的意思是說站在我們的，就是我們的付款的承辦人的立場來講，我們其實你只要手續上完備之後他蓋了
章，這邊都核好章，我們就是要做付款的動作，我們
沒有去想說公或是私。
檢：對。
吳：對，就是沒有去想說這樣的說他到底這筆錢會去用在，他到底有沒有用或是怎麼樣用，我們沒有去這樣的想法啊。
檢：好，那我知道，就是說你這方面還是相信市長就對了。
吳：對啊對啊。
檢：市長具領出來我們基本上就相信他，就核章了。
吳：對對對。
檢：那市長有沒有用，那是市長的問題。
吳：對啊，原則上是這樣。
檢：（指導製作筆錄）我們相信市長，只要市長領據具領，我們就核章。市長事後有沒有用，或用到哪裡，那
是市長的問題。
吳：對。
檢：（指導製作筆錄）他必須要自己，就是說以支用辦法
憑證處理要點第3點，要自己負責就對了，應該是這
個意思啦！
吳：對對對。因為沒有規定說17萬那個部分，它如果規定
17萬那個部分我們還要再做一個那個的話，那就有可
能是那，但是它沒有這樣規定。
檢：（指導製作筆錄）市長必須對自己領據的真實性負責
任。
吳：對，其實我們每一張憑證都是這樣。
檢：對啊，領據也是憑證的一種。
吳：對，就是說你要對你自己貼出來的發票或是憑證要負
真實性。
檢：真實性的責任。
吳：對。」。
（四）偵查筆錄載明「（這個函之後，市長特別費領據列報部分，你們作業的時間就延到當月10號左右，然後20號左右才
撥款，撥款的時間跟以後差很多天，撥款是直接撥到市長的薪資帳戶，市長就應該會知道撥款的時間有改變？）應
該知道，但實際上他的秘書並沒有反應。」（偵查卷八，第43頁）。
本院勘驗結果為「
檢：這個函之後，市長特別費領據列報部分，你們作業的時間就延到當月10號左右。
吳：這不是我承辦的。
檢：對啦，就是說，然後20號左右撥款，撥款的時間跟以
往差很多，撥款是直接撥到市長的薪資帳戶，那這樣
市長就應該就知道撥款的時間有改變？
吳：理論上是這樣，應該知道吧，我不曉得耶，因為我們
不會去問他說，他們秘書也沒跟我們反應過，我不知
道他們的反應是怎麼樣。
檢：（指導製作筆錄）應該知道，但實際上秘書並沒有反
應。
吳：他們也沒反應，所以我們也不知道他們。
檢：他們的秘書並沒有反應。
吳：對。」。
（五）偵查筆錄載明「既然這個公函要『注意有無於月初尚未發
生即先行支付情事』，是否表示之後10號左右提出領據列
報的市長特別費，市長已經有因公支用之事實發生，才來
申請？）是的。」（偵查卷八，第43至44頁）。
本院勘驗結果為「
檢：（指導製作筆錄）既然這個公函要「注意有無於月初
尚未發生即先行支付情事」，是否表示之後10號左右
提出領據列報的市長特別費，市長已經有因公支用之
事實發生，才來申請？
檢：理論上應該是這樣嘛喔，就是說既然他已經這樣來糾
正了，之後也改變到10號來申請，然後20號撥。
吳：這我已經完全忘記了。
檢：那時候已經不是你做的了。
吳：對對對。
檢：（指導製作筆錄）是，應該是這樣。
吳：嗯，應該是這樣，因為有時候撥少一點可能忘記了。
」。
（六）偵查筆錄載明「（所以你們會計、出納人員會在黏貼憑證
相關欄位蓋章，表示是相信市長已經支用？）是的。」（偵查卷八，第44頁）。
本院勘驗結果為「
檢：所以你們會計、出納人員會在黏貼憑證相關欄位蓋章，表示是相信市長已經支用？假設是這樣推論下來？
吳：就是他已經貼領據了？
檢：對，就是他已經貼領據了才蓋章。
吳：嗯。檢：(指導製作筆錄)是。」。
（七）偵查筆錄載明「（如果發現市長並沒有使用或全數使用，你們會在黏貼憑證相關欄位來核章嗎？）如果知道是假的，當然就蓋不下去。如果市長蓋了領據，我們當然就相信
市長，依支出憑證處理要點第三條，他要對原始憑證負真
實性的責任。（偵查卷八，第44頁）」。
本院勘驗結果為「
檢：如果發現市長並沒有使用或全數使用，你們會在黏貼
憑證相關欄位來核章嗎？應該就不會核章嘛？我說現
在如果說有發現當然就蓋不下去，假設我送給你這張
憑證是（被打斷）
吳：沒有，這是蓋好的！
檢：我知道啦，我是假設說好了，假設我有一張憑據，你
知道假的，你就蓋不下去了。
吳：那當然。
檢：所以意思是一樣，我知道你的意思，就是說領據當然
是真的嘛！
吳：他領據蓋章我們就核發嘛！
檢：對啦，那我假設我現在問題是說，雖然這張發票是真的對不對，但是實際沒有去買，假設啦，那你當然就
蓋不下去嘛！假設如果說你有發現這個問題，是不是
？
吳：我如果知道它是假的，我當然蓋不下去，對。
檢：（指導製作筆錄）如果知道是假的
吳：當然蓋不下去，但是理論上它如果他們市長室的人蓋
出來，我們就蓋了。
檢：就相信了。
吳：就是像支出憑證第3條。
檢：（指導製作筆錄）如果市長蓋了領據，我們當然就相
信市長。
吳：對。
檢：他要負支出憑證第3條，真實性的責任。支出憑證什
麼？處理要點？
吳：支出憑證處理？
檢：要點？
吳：好像要點的樣子。
檢：對對對。
吳：第3條。就是他對他的單據、原始憑證負真實性。
檢：真實性的責任。
吳：誠信原則。
檢：（指導製作筆錄）對原始憑證要負真實性的原則。」
（八）以上偵查筆錄之記載，或係檢察官以假設性用語「理論上
」提問，筆錄中問題及應答卻略而未顯，或僅是證人以口
頭語方式所為「對」、「嗯」之言詞，而非針對問題回答，亦非為筆錄所記載之肯定答覆，甚至在實務上整理證人
回答以為紀錄，亦未見如此差異，顯見該筆錄確有斷章取
義之處，且有筆錄記載與實際問答不符之情，是筆錄記載
與證人實際證述內容既有不符，彰顯前開偵查筆錄不具特
信性，而有顯不可信情況，應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之反面解釋，上開部分之筆錄無證據能力，不能為證
據，應以本院勘驗筆錄代之。
五、按「除前三條之情形外（按：指刑事訴訴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3），下列文書亦得為證據：
一、除顯有不可信之情
況外，公務員職務上製作之紀錄文書、證明文書。
二、除顯
有不可信之情況外，從事業務之人於業務上或通常業務過程
所須製作之紀錄文書、證明文書。
三、除前二款之情形外，其他於可信之特別情況下所製作之文書。」刑事訴訟法第15 9條之4定有明文。經查：
（一）「臺北市議會市政總質詢第4組質詢紀錄（臺北市議會公報
73卷18期）」、「臺北市議會市政總質詢第9組質詢紀錄（臺北市議會公報73卷19期）」、審計部及主計處在立法院
第六屆第五會期關於特別費法律適用的公聽會所提出之書
面的資料（立法院公報第96卷第28期），係公務員於公務
過程中，基於觀察或發現而當場或即時製作之紀錄文書，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第1款規定，具有證據能力。
（二）臺北市政府秘書處提供之「臺北市長支薪標準與福利」、法務部95年11月29日「法務部就有關首長特別費之法律諮
商意見」，均係各該機關其職務上作業事項表示意見，核
屬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第3款其他可信之特別情況下製
作之文書，具證據能力。
（三）選任辯護人提出朱石炎教授95年12月5日於國立政治大學
公企中心舉辦之「機關首長特別費及其相關問題座談會」
引言資料及黃錦堂教授同日之引言資料；公訴人於本院96 年6月5日審理中當庭提出之非供述證據編號58「網路新聞
報導列印部分」及編號60「凱達格蘭學校國務機要費與首
長特別費制度改革」論壇資料，均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
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無證
據能力。乙、實體部分
一、本案被告馬英九所涉貪污罪嫌，其根由無非係其所使用之台
北市市長特別費以領據核銷之半數所生疑義，開宗明義，本
院必先針對特別費之制度詳加論究定性，始能釐清相關爭議。
（一）特別費之歷史沿革
1、宋代之公使錢
按特別費制度，宋朝即已有之，宋代推行交鈔制度，貨
幣廣泛流通，卻也導致通貨膨脹，百官除正俸外，尚有
公使錢之補貼。學者林天蔚認為當時的「公使錢」及「
公用錢」之制度，二者性質並不相同。前者為首長之特
別津貼，可以私入、自俸；後者乃官署之特別辦公費，用於招待來往官吏、貢使、犒軍及其他特別用途。蓋宋
史、宋會要輯稿及續資治通鑑長編曾敘明，就同一官職
之公用錢必多於公使錢，且依宋史卷一二七「職官」公
用錢條以「用盡續給，不限年月」、「長吏與通判署籍
連署以給用」，故公用錢有帳籍，用時須副署。公使錢
則無此規定。公使錢依「舊制，刺史以上所賜公使錢得
私入，而用和悉用為軍費。」（宋史列傳第二百二十三
外戚中「李用和傳」）、「方鎮別賜公使錢，例私以自
奉，去則盡入其餘，經獨斥歸有司，唯以供享勞賓客軍
師之用」（宋史列傳第二百二十三外戚中「向傳範傳」
附「向經」），可以盡為私用。惟因首長官吏「因公差
使」之「公使錢」，亦可使用官署之「公用錢」，用錢
之際職責難分；且「公使」、「公用」均是「因公使用
」之意，以致宋史、宋會要輯稿及續資治通鑑長編或有
混用「公使」與「公用」之處。從而，公用錢有帳籍、須報銷者，竊用者有罪。如岳陽樓記中之主角滕宗諒，即因任意使用公用錢饋遺遊士、犒勞民兵而被貶巴陵。
公使錢則因可以私入而無此問題。
亦有認公使錢即屬公用錢，如「竊以國家逐處置公使錢
者，蓋為士大夫出入及使命往還，有行役之勞。故令郡
國饋以酒食，或加宴勞。蓋養賢之禮，不可廢也。謹照
周禮地官有遺人，掌郊裏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
積，以待羈旅。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
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
館。候館有積。凡委積之事，巡而比之，以時頒之。則
三王之世，已有廚傳之禮。何獨聖朝，顧小利而亡大體
？且今贍民兵一名，歲不下百貫。今減省得公用錢一千
八百貫，只養得士兵一十八人。以十八人之資，廢十餘
郡之禮。是朝廷未思之甚也﹗」（范仲淹「奏乞將先減
省諸州公用錢，卻令依舊」議）。趙甌北之二十二史撘
記、王銍之燕翼詒謀錄、方豪之宋史、日本學者佐伯富
均將公使錢認屬公用錢。亦即公使錢，為宋各路、州、軍及刺史以上，所有用以宴請及饋送過往官員費用，亦
作為犒賞軍隊之費用，但亦依例可私入、自奉。
2、民國之特別費與政府遷台之重新建制
自民國以來，特別費制度亦已存立，政府遷台前，部分
機關首長早已有特別費支給。政府遷台後，國家百廢待
舉，經費拮据，各機關首長特別費均已取消，僅餘五院
院長有之。39年起在中央政府總預算內五院院長均編列
一定數額之特別費。然各部會首長在其主管業務，因公
務所發生之必要費用，卻無款開支，或由私人賠墊，或
在其他經費項下借支，故為達成推行政務之目的，審計
部40年之審核39中央政府總決算報告書建議自41年
起在原預算範圍內，給予一定款項肆應，恢復對各部部
長酌列特別費。41年1月立法院各委員會聯席會議則以
各部會首長特別費應由行政院統一核定月支數額，庶使
因公開支之招待與捐贈各費得作正列報。並要求五院院
長特別費說明欄應加「包括代表本機關因公之招待與捐
贈，並檢據報銷，不得作私人餽贈與個人津貼之用」。
立法院預算委員會40年12月8日之審查報告，亦要行政
院就特別費之編列，應迅予統一標準及支給辦法以資劃
一及合理。從此特別費重新建制，擴大其適用對象而發
展迄今。此由15年後即監察院56正字第1號糾正案，載明當時特別費之編列中央機關共有71單位，包括總
統府、國防部及三軍總部，五院所屬部、會、署、局、機關學校，福建及新疆省政府、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國民大會秘書處、中央研究院等；台灣省級機關則計有
15單位，特別費成長擴張之速度，可以想見。
（二）特別費恢復當時之性質及用途
特別費之性質及用途，依目前國民政府遷台後所能尋得
存有最早公文書中之記載，即行政院40追加特別費
之說明，特別費之性質乃「在執行公務上之特別需要，及因此一職務關係事實上無可避免之種種特別需用，而
單設之一項經費，純為因公支用，支用之單據均須存備
審計機關隨時查核。」。用途則臚列有
（一）宴請與招
待：為公務上或禮儀上之需要，須舉行宴會。如對外國
使節、友邦軍事人員及其他駐台人員、外國議員、名流、專家、記者及國際友人，酌予宴請，此不僅為禮儀上
之表示，且在外交聯繫上有其必要。至對本國人士，如
克難英雄、模範農民、模範人士、有功人員、各部會工
作人員等，因其工作辛勞，酌予公宴，藉資鼓勵慰勞。
對府院部會及地方政府各級負責人員、軍事首長、民意
代表、各政黨及各界領袖，酌予宴請，以便交換意見，推行政務；又為加強與海外僑胞之團結，對來台勞軍致
敬之僑胞，更有酌予宴請的必要，此均係行政院長在其
職務上無可避免的開支，而非私人間之酬酢。招待則指
短期駐留之賓客，供應膳宿或舉行茶會、酒會等而言，以敦友誼。
（二）餽贈：如對外賓薄致土產、禮品或紀
念品；對生活清苦之勳耆適時酌為餽贈，以表政府繫念
與敬意，遇有疾病、亡故，關於醫藥所需及其他等道義
上之捐助等。
（三）捐贈及補助：對愛國運動、慈善團
體、公益事項之捐助，其他如對反共抗俄文化教育事業、意外災害及對調院保護院長安全之警衛人員的適當補
助等。
（四）其他：不屬於以上各項的特別支用，如各
種紀念節日府院門前搭建各種彩牌費用之攤認、國內外
搜集資料費用之支付等。由此可見，特別費係屬因公支
用之宴請、招待、餽贈、捐贈、補助，而所謂因公，則
範圍相當廣泛，凡與首長職務有關禮節、聯繫、鼓舞慰
問、意見交流、敦誼、政務推行均含括在內。
（三）特別費之重新建制之旨趣及屬性
1、依前開立法院、行政院、監察院及審計部之意見，特別
費確為實質補貼
考之前述特別費恢復之理由，審計部表明既在避免首長
個人墊付，亦不欲任意挪用其他機關經費支應，而因公
之範圍廣泛，正面詳列未及，負面則排除作為私人餽贈
與個人津貼，足見特別費係就首長個人因執行公務所生
之宴請、招待、餽贈、捐贈、補助等，避免其私人所得
墊付之費用，而首長之墊支無非係由薪水而來，是特別
費係在補首長薪水之不足，自不待言。復由前開監察院
正字第1號糾正案亦指明「依照行政院規定，特
別費須用之於因公『酬應』及『捐贈方面』，且應檢同
原始憑證列報，揆其編列此一科目之用意，顯在於因身
為機關首長者不能不有所酬應，而統一薪俸待遇所得，難以支付，故不能不另行編列預算以應開支，此乃人情
之常，本院自亦無不許列報之意。」，其中更進一步說
明「查國家公務人員待遇原應以本俸為主，補助俸為輔，至特別費則僅為某一特定情形下不時之需。是以古今
中外各國未有補助俸超過本俸者，亦未有經常普遍給予
機關首長以特別費者，否則何以名之為本俸，何以知其
為補助性質？又何以見其確為特別必須之支出哉？今為
之計，行政院允宜提高公務員之本俸待遇為正本清源之
途」，監察院亦明白同意，特別費係對首長薪俸待遇不
足支付之因公支出之貼補，與司法稅務員警人員之補助
俸（即今之所謂「專業加給」）同一看待。尤其，監察
院該次糾正特別費之背景，係針對當時國家財力窘困，未能依俸給法辦理，而由行政院統一官吏薪俸，然特任
官與雇員差距極小，故當時以高於本俸數倍之特別費彌
補之背景。準此，不論行政院41年之說明抑或56年監察
院之糾正，謂特別費為首長之實質補貼之性質，從其特
別費之重建目的及嗣後發展來看，並無托大，更非現今
始有之創見。
2、行政院長期未將特別費法制化即在維持實質補貼
監察院早在56年時指明行政院不應編列超過本俸之特別
費以為補貼，且依公訴人論告時所稱前立法委員邱垂貞、彭百顯以就首長特別費之編列及欠缺法源基礎提出質
詢（見立法院公報86卷第4期院會記錄），行政院卻仍
然使用「中央各機關特別費列支標準」或「中央各機關
首長副首長特別費列支標準表」。直至立法院在94
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五院院長及相關部會首長特別
費應立法訂定支給標準」，行政院始於96年才擬定「各
級政府機關特別費列支條例」草案。行政院40年來，遲
未就首長特別費給予法制化之地位。參以證人即前行政
院主計處第一局局長副主計長及前人事行政局長張哲琛
於本院審理中到庭結證以「當時為何行政院主計處會編
列首長特別費之原因有三，一是因為首長所管轄之業務
範圍非常繁雜，而且所屬員工人數眾多，所以難免首長
會發生因公所需有關交際、應酬、饋贈等支出需要，如
果這些經費支出由首長待遇項下支應，由於在四十年代
初期首長待遇偏低，恐無法支應，而且由首長待遇項下
支應並不合理。二為行政院主計處要訂定首長特別費之
支領標準最主要是基於管理控制的目的，如果沒有一個
支給標準之訂定，往往各機關首長對於上項的開支很可
能會在機關的相關預算底下支應，這時候必然會造成就
支領的多少不一產生不公的情況形成浮濫或浪費，第三、我們可以說為何不將首長特別費納入待遇支給之項目，最主要因為首長副首長特別費支給之對象除了首長副
首長之外，還包括獨立單位之主管，所謂獨立單位即依
據認定是組織獨立、預算獨立、人事獨立，包含各級學
校之校長及常任文官在內，如果將首長這些有關主管的特別費納入所得，必然會形成高低所得差距會拉大，很
可能會違背我們公務人員俸給法所定及俸給法所定高低
所得不能超過五倍的限制。綜上所述我所提出特別費編
列之原因很明顯可以看出這個預算之編列如同法務部、行政院主計處對外所說明是對於首長、副首長及獨立單
位首長個人的實質補貼。」等語（見本院96年6月5日審
判筆錄），與前述本院闡析相照，證人所言，並非子虛
。益認特別費確是行政院對首長個人因公支用所需，在法定薪資制度外所為之實質補貼。而法務部於95年11月
30日於行政院院會出具法律諮商意見以「數十餘年來慣
例由政府編列預算給予具有『實質補貼』性質之業務費
用之一」的意見，亦屬的論。
（四）特別費核銷之方式及演變
1、特別費核銷方式之歷史分期
再就特別費重建後之核銷方式，依上述41年立法院各委
員會聯席會議意見，重建肇始之特別費，其核銷需檢據
報銷，並存審計機關隨時查核。62年復鑒於預算在執行
時，各級首長在事實上難免有若干機要性質之開支，無
法取得原始單據，行政院爰參照審計部的意見，增訂在特別費半數範圍內，可以首長、副首長領據動支。行政
院62年6月29日台62忠授五字第4112號函表示：「各機關
特別費均在原列預算內，做為因公招待及餽贈之需。支
用時應檢具原始憑證列報，倘有一部份機要費用，確實
無法取得原始憑證時，得依首長（副首長）領據列報，但此項領據列報數額，最高以特別費半數為限。」（見
公訴人補充理由書九）。之後行政院相關令函包括66年6 月22日（66）忠授字第3274號函、稿亦稱：「特別費係
作因公招待及餽贈之需，正式支用時仍應以檢具原始憑
證列報為原則，倘有一部分機要費用確實無法取得原始
憑證時，將依首長（副首長）領據列報，但此項領據列
報數額，最高以特別費之半數為限。」，行政院73年6月
26日臺（73）忠授字第04854號函稱：「上項特別費係作
因公招待及餽贈之需，實際支用時，仍應以檢具原始憑
證列報為原則，倘有一部份機要費用確實無法取得原始
憑證時，得依首長、副首長領據列報，但其數額最高以
特別費之半數為限。」，行政院87年7月21日臺87忠授字
第0564 2號函載有：「前述特別費報支手續，仍以檢具
原始憑證報支列報為原則，倘有一部份費用確實無法取
得原始憑證時，得依首長、副首長領據列報，但最高以
特別費用半數為限」，自62年起已將特別費全部檢據核
銷之方式，改為半數得以領據具領。迨至95年，行政院
又以95年11月9日院授主忠字第0950006664A號函改以：
「各機關首長、副首長等人員實際支用時，應依本院主
計處訂頒『支出憑證處理要點』規定取得收據、統一發
票或相關書據。其因特殊原因，不能取得者，應由經手
人開具支出證明單，書明不能取得原因，並經支用人核
簽章後，據以請款。又上開支出憑證，應依會計法相關
規定註明用途或案據等」，將特別費之核銷又改為全數
檢據，且無半數以領據之彈性作法，縱有無法取得單據
情況，仍須填寫支出證明單為證。
2、特別費核銷制度之內涵
特別費核銷之制度，無非對首長使用特別費之監督。從
全部檢據到一半領據再到全部檢據觀出，監督之重點即
在於有無「因公支用」。易言之，特別費核銷之審核機
制可分為三階段：第一階段為特別費重新恢復後，自41
年至62年止，共21年，採嚴格標準需全部檢據，需一一
檢視憑證，相關會計審計單位緊追特別費因公支用之宴
請、犒賞、餽贈、捐助；第二階段為62年之後至95年止
採寬鬆作法，一半得以領據核銷，不以填寫支出證明單
為必要，毋須逐一細查，因公支用之嚴密探究，只剩費
用額度之一半，另一半則以首長領據代之，首長出示領
據即屬因公支用而緩合，既能堅持因公支出，又可兼顧
首長之自由彈性運用；第三階段自今（96）年起，改嚴
中帶寬，全部檢據但得以支出證明單代之，轉回固守支
出全部逐項審核，而以支出證明單化解僵性之處。
3、小結
準此，除反應出各時期彼時國家財政之時代背景，更能
見諸政府既無法擺脫特別費為實質補貼，又不願淪為純
粹私人所用，而從監督「因公事由」下手，故產生上述
各時期對公務支出實質補貼之不同堅持程度與心態，其
中一半以領據核銷能夠擅場多年，自不能忽視其優點所
在。然特別費無法僅以提高公務員本俸而廢止（事實上
公務員本俸在40年後之今日因政府多方考量下仍然不高），亦未能因政府其他預算科目之增加而取代之實質補
貼特性。是第二階段之特別費以領據核銷之半數，乃係
多方考量設計下，繼續其實質補貼屬性之權宜作法。
（五）行政院主計處以領據核銷特別費半數之制度意義
1、領據核銷之適法性
被告支用特別費時，仍係以一半為領據核銷特別費之時
期。其之所以領據核銷，用意何在，亦需深思。按政府
各機關請用款項報銷經費，均須取得適法憑證以為核銷
。行政院頒佈之支出憑證處理要點第4條第1項訂明「各
機關支付款項，應取得收據、統一發票或相關書據」。
該要點第2條並稱支出憑證，係為證明支付事實所取得
之收據、統一發票或相關書據。參酌會計法第51條規定，會計憑證中之原始憑證，謂證明事項經過而為造具記
帳憑證所根據之憑證。同法第52條第2款，亦規定現金、票據、證券之收付及移轉等書據為原始憑證之一。從
而首長領據領取特別費時係表示特別費之收付、移轉書
據，自屬會計法所謂之原始憑證，並為支出憑證處理要
點之支出憑證。此亦經證人張哲琛、趙小菁、林秀風、周秀霞到庭結證：首長領據為原始憑證無誤（見本院96 年6月5日、96年7月10日、96年7月19日、96年7月31日審
判筆錄）。以領據之原始憑證核銷，為合法之核銷，且
為會計審計單位所認可接受，復經證人彭淑芳、趙小菁
於本院審理中結證無訛（見本院96年6月5日、96年7月10 日審判筆錄）。而證人即台北市主計處處長石素梅、張
哲琛、周秀霞到庭結證：領據核銷特別費二分之一，已
經核銷完畢，並無經費剩餘問題在卷（見本院96年7月23 日、6月5日、7月31日審判筆錄）。
2、領據核銷取代支出證明單之目的在授權首長全權自由使
用所領得之特別費半數
尤有進者，早在上述行政院主計處在62年將特別費改以
得以領據領取二分之一時，當時審計部依審計法所制定、現已廢止之「支出憑證證明規則」第3條已經規定「
各機關支付款項，應取得受領人或其代領人親自簽名或
蓋章之收據；其因特殊情形，不能取得者，經手人應開
具支出證明單，書明不能取得之原因，陳經主管人及機
關長官或其授權代簽人簽名或蓋章。前項收據如以指印、十字或其他符號代替簽名或蓋章者，經二人以上之證
明，亦與簽名或蓋章生同等之效力。」，彼時之支出憑
證證明規則，係針對所有政府機關核銷憑證所為適用規
定，就不能取得原始憑證之時，理應依照該規則之規定
以支出證明單行之，然行政院卻捨此不為，竟以函釋方
式免除特別費之適用，更進一步規範特別費半數均得以
領據領取。若行政院改依領據領取之目的，在於公訴人
所謂要實際支出而無法取得原始憑證時，則依前述支出
憑證證明規則，行政院大可採行以支出證明單之方式要
求首長具領另一半之特別費，如同行政院主計處自96年
開始所採行之方式亦係要首長在無法取得憑證時以支出
證明單代之。特別是行政院從62年起一再以函文強調得
以領據領取特別費之半數，對支出證明單之部分毫不審
酌。可見公訴人所持必須「實際支出」之理由，斷非行
政院主計處當時改弦更張之考量重點，行政院必有其他
考量之重點。本院綜觀特別費之存在意旨，既有前述補
貼性質，但初期又要嚴格審認支出，確有推行職務因時
間地點難以取得單據或所接觸對象根本不宜取得單據之
時，遂以首長具名領據支領二分之一方式緩和，非但免
除以支出證明單需詳列支出明細及不能取得單據原因而
仍受逐一檢視之掣肘，甚至授與首長對因公支出之裁量
權限、使用彈性享有充分統籌運用之決定權，如此特別
費不致因申領門檻過高無法申領而形同虛設。
3、領據核銷即在維持特別費實質補貼之屬性之相同意見
證人張哲琛於本院結證稱：當首長出具領據時，實際上
已經完成核銷程式，對於其支用會計審計部門，本於尊
重首長之自主權不再加以追究（見本院96年6月5日審判
筆錄）。證人石素梅亦於本院結證以：領據核銷二分之
一特別費，而不以支出證明單核銷，就是在尊重首長統
籌使用的權限等語（見本院96年7月23日審判筆錄）。台
灣新竹地方法院檢察署74偵字第2564號不起訴處分
書以：「首長特別費之半數，得由首長自由支用，並不
過問其用途，此無非國家對機關首長之特別酬庸」；行
政院主計處95年11月30日對國務機要費及特別費制度之
沿革及改進報告以：「50餘年來，一向基於尊重、信賴
首長、副首長，均由其統籌運用，採寬鬆彈性之認定，並未對其支用範圍及內容作更明確的表列，此一作法已
相沿成習，並形成行政慣例。各機關會計人員僅就憑證
作形式審查，對於支用的內容及項目，則基於尊重首長、副首長職務需要從寬認定」、法務部於95年11月30日
於行政院院會出具法律諮商意見：「首長特別費係基於
首長、副首長（以下稱首長）個人職務上的特殊性、尊
崇性而編列的經費預算，由其『首長個人』單獨支配使
用，尊重其職務上的特殊性給予較多的方便性，具有較
寬廣的使用彈性，且因該等支出有偶發性、時效性、機
動性、預支性等等因素考量，其目的亦在增進行政效能，在慣例上不作太多的拘泥與限制，主要因其擔任首長
職務，可能須額外支出費用」，亦均同本院特別費以領
據領取之半數係供首長自由彈性運用之見解。
（六）領據領取特別費已經發生因公支用，並無「尚未發生」
情事，更以非實際上支出為必要
1、審計部函文所指「尚未發生」之真正意義
斟以審計部92年11月10日臺審部壹字第0920005036號函
暨簽呈載明：「審計部函審計部各廳、覆審室、所屬各
審計處室及第一廳各科，應密切注意：各機關首長特別
費是否有於每月月初於尚未發生時即先領取並入帳之情
事，請各審計單位於審核各機關送審憑證或辦理財務收
支抽查時，密切注意各機關辦理情形。臺北市審計處接
獲該函後以92年11月審計部臺北市審計處復以92年11 月
19日審北處壹字第0920003269號函指示臺北市政府各機
關，應注意特別費「有無於月初尚未發生即先行支付情
事」。然該二函所指之「尚未發生」，經本院依職權向
審計部函詢結果，以前開92年函文「緣係立法院於民國
92年11月10日審查91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會
中蘇委員治芬諮詢有關特別費略以：據查有部分部會首
長係於月初就直接入帳，根本沒有實據或領據報銷，是
否恰當？請本部說明。本部紀錄人員依其諮詢意旨，即
席記錄為『各機關首長特別費，有於每月月初尚未發生
及先行支領情事』。…鑑於上開規定（按：指行政院87 年7月21日臺87忠授字第05642號函），對於機關正副首
長以檢具或領據方式結報特別費之支領時間，並未做明
確規範，為反應蘇委員諮詢意見，本部爰轉達所屬審計
單位，請於審核各機關送審憑證或辦理財務收支抽查時，密切注意各機關列支特別費是否有蘇委員所稱情事，…查前開『尚未發生』乙詞，據蘇委員治芬質詢內容，其意似指：沒有憑據或領據報銷，月出就將特別費直接
入帳」等語，有該部96年6月25日臺審部壹字第0960004606號函在本院卷可佐。
2、「尚未發生」係指「尚未以領據或實據核銷而將特別費
先行入帳」
「尚未發生」一語，原係審計部在上開時地經立法委員
蘇治芬諮詢時之「據查有部分部會首長係於月初就直接
入帳，根本沒有實據或領據報銷，是否恰當」，該部人
員所為整理後之記述，故還原「尚未發生」四字製作背
景後，所得「尚未發生」應指首長沒有實據或領據即先
行入帳，了無疑義，足堪憑信。且以領據核銷二分之一
特別費部分，月初先行撥付入帳，嗣後再補以領據，參
諸前開蘇立委之諮詢內容，亦非無可能發生。領據之原
始憑證及支付憑證性質，表徵特別費支出及收付移轉之
事實，亦即因公支出事項已經發生，證人張哲琛與林秀
風均於本院審理中結證稱：當首長以領據報銷支領特別
費後就已經支出掉等語（見本院96年6月5日、同年7月19 日審判筆錄）。公訴人以審計部此回覆本院之函文是臆
測，且若係如此，審計部人員遭諮詢時何不當場答覆云
云，容有未洽。公訴人以被告及證人周秀霞、趙小菁、林秀風、沈勵強等人於偵查中自行理解所陳述上述函文
「尚未發生」之內容，而依此推論「尚未發生」是指未
實際支出云云，則被告、證人均非當時函文製作背景參
與之人，又非審計專業，自行文義解釋所言自不足採為
「尚未發生」之真正解釋。
3、領據核銷即已發生特別費因公支出之事由，不以實際之
支出為必要
承上亦可看出，領據核銷時，即表示特別費已經發生支
出事實。職故，特別費乃就首長之因公支出所為個人補
貼，其中單據列報之一半，受會計審計機關之緊密查核
監督，領據核銷二分之一，則授權首長判斷使用，一經
領據領取，即屬公務支出事項已經發生，核銷完畢，並
無剩餘款項可言，業如前述。以領據列報二分之一，已
經因公支出完畢，且授權首長使用，是否公用之判斷，使用之範圍、對象、時間、數額，均尊重首長之決定，會計審計單位不再詳究其詳細使用之流向、項目，甚至
實際上有無支出，均在所不問。此應即行政院當初採取
領據列報而不以支出證明單之初衷。
（七）地方民意代表費用支給及村里長事務補助費以領據領取
目的亦在廣泛授權領用人使用，不問實際上有無支出之
佐證
1、地方民意代表之因公所需郵電費、文具費及出國考察費
等
參以內政部92年3月11日內授中民字第0920002220號函，「查『地方民意代表費用支給及村里長事務補助費補
助條例』第5條規定，地方民意代表因職務關係，得由
各該地方民意機關編列預算，支應其健康檢查費、保險
費、郵電費、文具費、春節慰勞金及出國考察費。直轄
市議會議長、副議長、縣（市）議會議長、副議長；及
鄉（鎮、市）民代表會主席、副主席，得由各該地方民
意機關編列預算，支應因公支出之特別費。經查上項地
方立法機關正副首長支領之『特別費』部分，同意比照
行機關首長，一半實報實銷，另一半條領；及地方民意
代表支領之『文具費、郵電費』部分同意民意代表掣據
或造具印領清冊核銷」，而對地方民意代表支領之文具
費、郵電費，同意民意代表掣據或造具印領清冊核銷，其中印領清冊之性質，依支出憑證處理要點第10條之規
定，乃各機關支付員工薪俸、加給及其他給與，應按給
付類別編製印領清冊，堪認行政院甚至將本需檢據核銷
之地方民意代表之郵電費、文具費等費用，當成薪俸加
給直接核發，實際上支出與否在所不論。
2、村里長事務補助費
另行政院主計處91年5月31日處實二字第091003901號函
以「查貴部（按；指內政部）89年8月28日台89字內中民
字第0910004361號函以『有關地方民意代表費用支給及
村里長事務補助費補助條例公佈施行後，村里長事務補
助費提列之村里辦公費，仍由村里長具領不必檢據，至
由村里長事務補助費提列之村里辦公費，其使用仍應依
規定檢據核銷，已就村里長事務補助費及村里辦公費應
否檢據乙節作有規範；另依上揭規定，村里長事務補助
費中除提列村里辦公費外，因可由村里長具領無需檢據，自得採存入村里長個人帳戶辦理』」，內政部91年6月
19日台內中民字第0910005430號函亦再次強調依循上開
主計處函指辦理。是以，村里長需因公支出服務里民之
事務補助費之支領，亦以村里長具名領據核銷即可，且
亦能直接匯入個人帳戶核發，事實上有無發生事務補助
費之因公支出情況，並不干預。
3、領據具領原應因公支出費用，即在全權授權使用而不再
過問實際有無支出及支出結果
以上方式均是針對本具有因公支出性質之費用，廣泛授
權領取人使用，而改以領據方式甚至直接以印領清冊核
發，不再過問詳悉其使用之結果，自亦均足為領據領取
之授權支領人自由調度使用之適例，以為地方民意代表
及村里長之實質補貼，不再論究是否確有因公支出之郵
電費、文具費、辦公事務費之實際支出。既是實質補貼，則非領用人薪資之一部，無從為強制執行法規定之強
制執行客體，自不待言，亦不能以該等款項不能強制執
行而推翻其不具實質補貼之性質。
（八）公訴人實務上亦遵從領據領取之特別費半數流向不予介
入追究
1、公訴人在本案共同被告余文以領據領取工作獎金卻用為
零用金部分，未追論實際有無支出及使用流向
尤其，公訴人在本案共同被告余文以不實工作獎金領據
支領特別費5 萬元零用金部分，起訴書亦以「因以市長
特別費犒賞核銷之會計程式至此已全部完成，故余文按
月領得5萬元後之實際支用情形嗣後均無從稽查」等語
相應，公訴人顯然知悉領據核銷之會計程序完成其制度
設計及意旨，不予介入查察，否則以余文中階公務人員
收入固定，公訴人何不以同一清算帳戶方式，詳究共同
被告余文有無不正常收入入帳、上述5萬元資金究否均
支出使用於公務，應非難事。
2、公訴人在本院另案被告吳淑珍等所涉貪瀆案件，就領據
領取國務機要費中機密費部分之資金流向，亦未逐一詳
加探究
另徵以本院另案95年矚重訴字第4號被告吳淑珍等所涉
貪污案件，亦係由同一台灣高等法院檢察署黑金查緝中
心負責偵辦，其中之該案所涉國務機要費機密費部分，起訴書以「惟查總統府長久以來並未為總統編列一般行
政機關首長所得運用之『特別費』（卷附之總統府預算
書參照），所以慣例上均將國務機要費視同『特別費』
處理，部分於月初即以領據領出，部分則須檢具發票等
單據始能申領等情，業據前總統李登輝先生證述屬實。
故『機密費』部分僅以『領據』而未檢具單據領取，縱
有違相關之審計法規，亦難認有刑法上違法性之認識，自不得僅因具領時未檢附單據，即遽認有不法所有之意
圖。況訊之馬永成與林德訓均證稱『機密費』每年用於
三節犒賞文武百官之固定開銷均達八、九百萬元以上，另其二人亦堅稱確有使用部分機密費『F案』等秘密外
交等工作，已如前述。此外，此部分並無發票等書面資
料可供查核單據之真偽，另經核對第一家庭成員之銀行
帳戶往來明細，亦未發現每月請領機密費時有相對應數
額存入之情形，故此部分亦查無具體事證足資證明有人
犯罪，併此敘明。」（以上引自該案起訴書）。顯見同
屬台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查黑中心特偵組之檢察官，對領
據領取部分之特別費或國務機要費之機密費部分之實際
流向，亦知悉應謹守不予詳究追查支用情形之原則，而
從寬採信被告等辯稱因公支出之流向及對象。否則以現
金領取特別費或國務機要費之機密費，即可因家庭成員
之銀行帳戶往來明細，未發現每月請領費用時有相對應
數額存入，可免受詳究，事理豈非倒置；縱使以現金方
式領取，未於每月領得後帳戶旋有相應款項入內，亦可
詳查各該相關人士有無非屬正常收入之金錢入帳。故足
以觀出檢察官於實務處理上係遵循領據領用之特別費，授與首長使用，內部預算監督之會計、審計依例尊重，司法亦不欲介入干涉之原則。
（九）特別費之領據具領須領取人當時居首長職位而非已經實
際支出為必要
特別費為實質補貼，首長執行公務具有領取特別費之資
格而以領據領取時，會計審計部門即授權首長彈性運用
而核發。最高行政法院91判字第1857號行政判決，已陳明「特別費之支給旨在補助縣市政府主任秘書因公
所需之酬酢事宜，具有補助執行公務之性質」，同樣亦
認特別費有補貼性質。且本案僅係原告請求給付其調離
主任秘書時之薪資時，該院認原告調離當時未實際執行
主任秘書職務，而無從請求特別費之領據領取半數，與
本院上開認定不相違。另該判決論述未細分條領及檢據
領取，亦未詳酌歷史沿革及資料認定特別費之屬性，何
況證人石素梅於本院審理中亦證以：「領取特別費當然
是要有首長的身分，行政院對於特別費領用的時間點並
沒有規定」（見本院96年7月23日審判筆錄）。公訴人持
本判決論特別費非實質補貼，容難可取。
二、被告馬英九以領據領取特別費既未施用詐術亦無使任何人陷
於錯誤
公訴人以被告以領據領取特別費半數時，佯為將來必為用於
公務上支出，或已經為公務上支出，致負責審核之臺北市政
府秘書處會計人員趙小菁、孫蜀、莊美珍、謝鎙環、伍必霞
及周秀霞陷於錯誤而核發云云。按公務員利用職務上機會詐
取財物，以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一切事機，以欺罔手段使人
陷於錯誤而交付財物為構成要件。因之行為人（公務員）必
須施用欺罔手段或其他方法而圖詐取不法財物情事，且致相
對人陷於錯誤。若無施以詐術，或相對人早已了然於胸並未
陷於錯誤，其交付財物乃係別有原因，仍無由逕繩以該條款
之罪責。
（一）被告馬英九未施用欺罔詐術手段
本件被告馬英九自87年12月起至95年7月止，每月以
領據支取臺北市市長特別費34萬元半數之17萬元，因
特別費建置目的在補貼首長因公支用薪水之不足，且
自62年起將特別費之半數改以領據具領，全權授權首
長對因公事項之有無、對象、範圍、支出數額甚至使
用時間之判斷，領據報銷即已發生特別費因公支出之
事由，同時已完成核銷手續之程序，會計審計人員不
再過問使用流向及詳目等節，業經本院參酌行政院、行政院主計處、立法院、監察院及審計部相關歷史函
釋，制度設計目的等而分析如上，被告以領據具領之
手段，係本行政院之規定而來，又含有上開已得授權
之特性，證人張哲琛於本院審理中證稱：領據核銷特
別費並無預借款性質一語、證人即前臺北市政府秘書
處會計室主任謝鎙環於本院審理中結證以：領據領取
後即代表整個核銷程式已經完備，就算已經支出了，會計人員毋庸認定來日一定會支出一節（見本院96年6
月5日、96年7月23日審判筆錄），亦與上開定性相符
。故此申領核銷方式，即非欺罔訛騙之詐術方法甚明
。又被告未曾指示於領據上蓋章，亦從未主動填寫領
據申請特別費半數一事，業經證人即秘書方惠中、孫
麗珠於本院審理時到庭結證屬實（見96年7月3日審判
筆錄）。甚至證人即出納人員劉靜蓉、吳麗洳及趙小
菁亦於本院審理中具結證以：一向主動按往例每月月
底時候，會列印特別費領據，填寫領據及黏貼憑單，送至市長室交給秘書蓋章等語（見96年7月3日審判筆
錄）。尤其證人吳麗洳於偵查中結證：「所以我們就
是承襲以前」、「所以我們不認定說他應該是因公或
是什麼因私，我們就不知道。對，我是覺得應該是這
樣子說。」等語（見本院96年7月23日勘驗筆錄），堪
認被告係沿襲依例被動領用具實質補貼性質之特別費
半數，何來施用詐術之有。
（二）會計人員並未陷於錯誤
佐以證人趙小菁於偵查中結證：「（市長室的同仁，包括市長、辦公室主任、秘書、隨扈、余文等人，有
沒有通知你說不需原始憑證的一半市長特別費，當月
市長已經因公使用完了而要請款？）沒有人通知我，我都是自行先作業。（所以市長特別費領據列報的相
關承辦同仁、會計、出納、驗收人、組員或組長等人，即有在黏貼憑證上蓋章的這些人，是不是都相信市
長領了以後會做因公用途的使用？）因為我覺得特別
費是首長的行政權，所以沒有去想首長領到之後會怎
麼用」等語（見偵查卷四，第377頁、偵查卷八，第233頁）；證人孫蜀於偵查中結證：「（如果發現市長
具領以後沒有使用，你還會核准蓋章嗎？）如果有發
現，我當然不會核章，但市長領了以後，他要如何使
用是他的責任。」一語（見偵查卷八，第100頁）；證
人莊美珍於偵查中結證：「具領人必須秉誠信原則，如有不實應該要負不實的責任，我們相信市長。如果
知道不實，我們就不會。我們基本上相信首長，如果
首長蓋了領據，他對領據要負真實性的責任。」等語
（見偵查卷八，第56至57頁）；證人謝鎙環於偵查中
結證：「（如果相關承辦同仁知道首長沒有做因公用
途的支用，應該就不會蓋章核准？）因為我們只能就
形式方面審核，無法就實質方面了解，所以我不知道
這個問題要怎麼回答。」等語（見偵查卷八，第77頁）；證人伍必霞於偵查中結證：「（如果相關承辦同
仁知道市長沒有做因公用途的支用，相關同仁應該就
不會蓋章核准？）我沒有辦法答覆檢察官如果的問題
」等語（見偵查卷八，第253頁）；證人周秀霞於偵查
中結證以：「（所以有在黏貼憑證上蓋章的這些人，是不是都相信市長領了以後會作因公用途的支用？）
應該是，因為我們覺得首長不會做假，我們都會尊重
首長。」等語（見偵查卷八，第31頁），於本院審理
中結證稱：「（你認知該函的意旨，是不是說必須先
有支出再無法取得原始憑證時，始以領據列報？）老
實說我以前從未做這樣的思考，特別費我都是以慣例
來辦理，如果沒有違背報支的規定，我們都是據以辦
理」等語（見本院96年7月31日審判筆錄）。由此足見
證人等或係依例辦理特別費領據核銷、或形式審查，均尊重首長之使用權利，而不過問其用途流向，身為
會計人員之證人等人非但未有誤認之處，更無陷於錯
誤之處進而核發特別費。則被告係依據行政院函示等
規定以領據領取特別費之半數，會計人員亦依據此等
規定，且依據授權首長之功能特性核發，被告既未施
用詐術，會計人員亦無陷於錯誤，被告以領據領取特
別費之半數，客觀上已與詐欺行為未合。
三、被告以領據具領特別費半數之初，並無為自己不法所有之意
圖
再按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3款之公務員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
財物罪，性質上仍屬詐欺罪之一種；故而應以行為人（依據
法令從事公務之人員）有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主觀犯意存在，並表現於外，在客觀上有利用其可乘之事機而使相對人陷
於錯誤致交付財物，以遂其獲取不法所有之犯意為目的者，為其構成要件。而所謂行為人為自己不法所有之意圖，必須
於其領取款項之初，主觀上即已認知形成具備，始足當之，此亦係我國最高審判機關向來所採之見解。今被告以領據請
領特別費之半數，係依行政院相關規定請領特別費，而該特
別費又有補貼首長因公支出，且全權由首長使用，是否因公
使用之判斷，使用之範圍、對象、時間、數額，均尊重首長
之決定，會計審計單位不再詳究其詳細使用之流向、項目，甚至實際上有無支出，均在所不問之屬性，詳如前述，被告
於申領肇始係在取得對自己薪資以外之實質補貼，自無所謂
為自己不法所有之意圖存在，且乏公訴人所謂被告主觀上係
日後未全額支出之打算（92年12月之前）及無全額支出之事
實（93年1月以後）之故意而領用，亦非公訴人所言被告自始
就無支用特別費之打算。
四、被告領得之特別費半數匯帳後已經混合為被告金錢動產之一
部，依法所為公職人員財產申報，並非意圖自己不法所有被
告
以領據領取特別費之半數後，該依行政院主計處89年12月20 日臺處會三字第16924號令修正發布之「內部審核處理準則」
第22條第10款規定「零用金以外之支付方式以直接匯入受款
人金融機構存款帳戶為原則」而匯帳入款之金錢，因金錢之
債本具有不可分性，一旦進入被告帳戶，即已混合成為被告
所有金錢之一部，按諸金錢之債之特性，無從分別彼方為特
別費此方為被告其他金錢動產。而依84年7月22日修正頒布之
公職人員應財產申報法第2條第8款規定，被告屬依法選舉產
生之鄉（鎮、市）級以上政府機關首長，應申報財產。所應
申報之財產則按該法第5條，包括不動產、船舶、汽車及航空
器；一定金額以上之存款、外幣、有價證券及其他具有相當
價值之財產；一定金額以上之債權、債務及對各種事業之投
資等。被告以領據所申領特別費之半數，既已混合成為被告
財產之一部，被告依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申報，係屬公務員
依法申報之義務，且遍查公職人員財產申報亦無須註明所有
財產來源所得之規定，而領據申領之特別費半數又已經混同
為被告金錢之一部，被告申報財產縱未註明特別費，要與意
圖為自己不法所有無干。
五、特別費本屬實質補貼而非個人薪資所得，與被告財產混合後，自無申報所得稅問題
（一）財政部曾將首長特別費視同主管特支費規定免稅
又特別費固經財政部66年08月11日台財稅字第35323 號函以「各機關首長在核定經費預算內『一般行政總
務及管理--特別及機密費』項下領據列報部分，依照
行政院台(66)忠授字第三二七四號函說明，係因公支
用，應依規定檢具憑證或首長領據列報，核非屬個人
所得，應免納所得稅。」等語，然本函之起源，係財
政部66年03月30日台財稅字第32062號函：「本修
正所得稅法第四條第五款規定，其中有關公、教、軍、警人員所領政府發給之特支費免納所得稅，所指之
特支費，包括機關首長之特支費以及各主管於薪津項
目內按月支領之主管特支費。」，然當時之相關法規
及函示，並無所謂之首長特支費，此經證人石素梅、林秀風於本院結證甚詳（見本院96年7月23日、同年7 月19日審判筆錄）。則制度上只有首長特別費，顯見
財政部已將特別費列入免納所得稅之範圍，而之所以
免納所得稅，無非係軍公教警人員勞務所得部分作例
外規定，益見財政部當時亦就首長特別費視同主管特
支費（即現在之主管加給，見財政部76年10月5日台財
稅字第76118769 4號函）看待。然台灣省政府財政廳
年6月1日財稅一字第04290號函又請示財政部「各
機關首長在奉定經費預算內『一般行政總務及管理-特
別及機密費』項下領據列報之特別公務費，可否依照
鈞部66年03月30日台財稅字第32062號函釋特支費之規
定免納所得稅」，賦稅署先以內部簽註要求該部會計
處解釋所謂「一般行政總務及管理-特別及機密費」
一項之性質，簽稿先以前述行政院66年6月22日（66）忠授字第3274號函，並稱「各機關在該項『特別及
機密費』項領據列報之費用，似仍係用於『因公招待
及餽贈之需』，非屬個人所得，似可免納所得稅」，才於66年8月11日改發上開函示（見偵六卷第9至14頁）。
（二）財政部仍肯認領據領得之特別費半數不論實際上是否
支出，縱與首長個人金錢混合，亦毋庸課稅之實質補
貼屬性
是以，應係領據領得之特別費半數部分，與領得人所
有之金錢動產混合後，所生是否仍應納稅所生疑義。
此函僅就因公支出性質非屬個人所得為免納所得稅之
依據，對領據領得之特別費半數實質是否支出在所不
論，換言之，以領據具領後，即論為因公支出，仍屬
維持行政院一貫向來保持授與首長支用特別費半數之
自由，領得之特別費縱已與首長金錢混合，依前述本
院認定之特別費補貼性質，亦非為個人所得，自無庸
繳交所得稅負。被告未將之列為所得申報，要屬合法
合理，公訴人以被告之辯解，被告當應將領得特別費
列所得稅申報云云，即無所據。
六、特別費編於預算業務費項下，行之有年，並無改變其實質補
貼之本質
特別費雖於預算上編為業務費項下，並於預算書上說明為因
公支用。然參諸卷附臺北市政府秘書處88各項費用明細
表及88至95歲出計劃提要及分之項目概況表（見偵
查卷一第269至276頁），業務費項下除特別費外，尚包括，印刷、加班值班費、外勤交通費、其他郵電及材料、外勤誤
餐及交通一般事務費預算書之業務費項目，其中加班值班費
之後改列為人事費，且卷附台北市政府地方總預算編
製作業手冊（見上開偵卷第277頁以下）或稱特別費凡因公所
需或稱凡機關因公所需，被告市長日理萬機，是否知悉此等
經費支用說明檔，已非無疑，縱有見及，亦與其所供知瞭特
別費因公支用並不違背。尤其特別費雖編於業務費項下，但
綜觀所有業務費，僅有特別費係針對特定首長個人所編列，其特殊性質不言可喻，且雖編於業務費項下，此乃行之有年
之事，何況證人張哲琛亦就在預算編列亦有節制各機關支用
不一之寓意，是亦未生特別費實質補貼特性之絲毫改變，公
訴人認被告明知特別費為業務費，自無實質補貼之認識云云，尚乏推理上之關係。
七、領據核銷之特別費半數，已經核銷完畢，毫無剩餘問題
檢察官舉以審計部95年11月3日台審部一字第0950007855號函
及審計部96年6月25日台審部一字第0960004606號函，認特別
費係預算經費，係公款，會計結束後，實際上經費未使
用者，係公款之賸餘，當然應繳回云云。
（一）行政院主計處早在91年即就領據核銷無剩餘款繳回問
題，檢據核銷才有之
惟觀諸行政院主計處對具有同樣性質之領據領取村里
長事務補助費，行政院主計處91年05月31日處實二字
第091003901號函以：「另依上揭規定，村里長事務
補助費中除提列村里辦公費外，因可由村里長具領無
需檢據，自得採存入村里長個人帳戶方式辦理，至村
里辦公費部分，則可由村里幹事具領或直接匯入村里
辦公處於金融機構設立之專戶，並應於支用時檢據核
銷，終了時，如有節餘款項應予繳庫」，早在本
案案發前四年已明白說明村里長事務補助費以領據具
領部分，無餘款繳回之適用，檢據核銷村里辦公費部
分則有結餘款與否問題。
（二）審計部於本案起訴前亦持相同意見
另審計部復於96年1月4日台審部一字第050009013號函
函覆台灣高等法院檢察署詢問特別費有關事宜之法律
意見：「上開條領特別費部分，係於首長出具領據，經內部人員審核及相關權責主管核章後，依規定完成付款作業，即完成結報手續，各機關並於相關會計帳
表列為正式支出，至如有賸餘款之後續處理，行政機
關向未作任何規定」（見偵查卷14第250頁）。另佐諸
本院調閱之87年至95年之「臺北市地方總決算審核報
告」，當中審計部從未於每年之審計報告中，指摘臺
北市政府各機關首長及副首長於領取、核銷特別費之
過程，有何違法或不當之處。審計部更從未要求以領
據核銷之特別費應記帳，如未用完須辦理結算、繳回。
（三）行政院主計處及審計部人員亦均認為領據核銷無剩餘
款問題
觀諸證人行政院主計處第一局局長陳瑞敏於偵查中結
證：「目前對於請領的時間並無規定，亦未要求其記
帳，數十年來已相沿成習，並形成行政慣例」、「首
長憑領據領的半數特別費這一部份，因為一經首長出
具領據支領，並經審計部審核後，即完成經費核銷，故無經費剩餘問題」（偵查卷4第5-6頁）。另審計部
第一廳科長王麗珍於偵查中證以：「以領據列報之特
別費，只要首長簽具領據，經會計審核完竣，依規定
完成付款作業後，該筆支付即完成核銷的程式，就沒
有剩餘的問題。」等語（見偵查卷9第264頁）。
（四）領據核銷完畢無所謂剩餘繳庫問題，即不問實際支出
情形，自與貪污犯意無涉，更無違背預算執行義務而
損害機關之處
準此，領據領取之特別費半數，因前述授權首長之考
量，領據核銷即核銷完畢，預算亦執行完畢，而無剩
餘問題，公訴人逕謂被告明知特別費有剩餘，竟於會
計結束後，未將剩餘之特別費繳回市庫，被告有
貪污詐領犯意云云，已屬無稽。公訴人所指上開審計
部二函釋，已與案發前歷來之主計審計見解不同，尚
難憑採。領據核銷完畢已無剩餘款，預算業已執行完
畢，而被告以領據核銷特別費半數完畢，預算亦已執
行，自無受機關委託預算執行而未執行之處，且此部
分既由首長自由決定支出，不再詳究實際支出情形，不但被告領用後自由運用之任務，毫無可能違背，客
觀上機關本係在核發供首長彈性運用且具實質補貼之
特別費，本身當未受有損害之處，被告主觀上亦依規
定領用而無為自己不法利益或損害機關利益，公訴人
再以被告涉有背信罪嫌云云，誠有法律涵攝之不當。
八、被告無主觀犯意之認定
（一）臺北市政府主計處89年11月17日新聞稿固以：「針對
市議員所提市府首長收入排行榜，因其中特別費非屬
首長之收入，應予扣除，主計處特予說明澄清」、臺
北市政府秘書處提供「臺北市長支薪標準與福利」載
明：特別費係因公所需之招待餽贈等費用，應核實報
支，並非市長薪資之一部分」等語，均與特別費法定
薪資外之實質補貼性質不悖，且主計處之新聞稿經證
人林秀風、石素梅於本院審理中結證：並未詢及被告
如何製作，亦未於事後告知內容等情（見本院96年7月日、96年7月23日審判筆錄），當可相互映證。
（二）公訴人又以被告於89年11月9日、92年11月10日在臺北
市議會接受前市議員王世堅質詢之應答推論，被告對
於特別費，需因公支用，其報支手續，以檢具原始憑
證列報為原則，倘有一部份費用確實無法取得憑證，得依正副首長領據列報，但此項領據列報數額，最高
以特別費半數為限，其至少在本次質詢過程中應有所
悉，並非如其事後所辯毫不知情、甚至誤認為私款云
云；以及被告對於特別費預算編列的科目與使用範圍
與方式知之甚詳；且被告於此次質詢中，對於其「主
觀認知」的加班費與特別費之科目及使用方式不同，當場提出反駁，更能佐證其辯稱私款之不實云云。然
被告前者之質詢中應答，至多僅能得知被告對特別費
為因公支用，且被告對領據核銷之因公支用項目非全
然知悉，未能得出被告知曉為公款，而後者之質詢也
無法推出被告將領據領取之特別費半數視為公款。何
況何謂「公款」，遍觀全卷及起訴書所載，均未見公
訴人有明確定義，本院詳參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
第2款僅規定「詐取財物」，無如同條例第5條第1項第1款之「公款」用語；甚至須「因公支用」之款項，亦
非當然屬於「公款」，蓋「因公支用」一旦如特別費
領據核銷之半數、村里長事務補助費或地方民意代表
之郵電文具費般，已經授權領用人自行判斷，自與「
公款」與否無涉。
九、被告未曾如起訴書所載之自白特別費為公款情事
（一）起訴書理由欄所載被告於95年9月12日偵查初訊自白
知悉特別費為公款部分，經查：被告於該次偵訊針對
公款部分之回答僅有「（既然這樣，依你的認知，特
別費是業務費的一種，如果沒有用完，是不是需要退
回？）如果認為是公款，沒有用完要繳回，應該要改
變制度採用必須核銷的方式，要作支出明細說明用途，我引用臺北市政府在95年11月10日府祕會09505636 000函給審計部臺北市審計處，認為領據列報之特別
費數額，即為支出之數額，自無剩餘問題，這是在月
底具領的時候設計是這樣。（見偵查卷一第290頁）
」、「特別費撥入我的帳戶，我們一直使用在招待、餽贈、犒賞，我們沒有算有沒有用完，實務上也是採
取多不退少不補，如果有報帳或剩餘繳回的要求，應
該要事先講，要建立細帳，沒有用完，公款沒繳回，就是我的錯，現在沒有事先作這樣的要求，我們老老
實實的來作，反而被認為貪污，我實在是沒有辦法接
受，因為我沒有這個犯意。」等語（見同上偵卷第296 頁）」。
（二）以被告回答之全般語意，均係就「假設」為公款回應，且細查全部筆錄，被告均未就知悉特別費係公款為
自白之語意，起訴書逕行認定被告已經供承云云，與
筆錄記載不符，已有自行擅自銓釋被告供述而曲解之
嫌，況且又有上述「因公支用」與「公款」之歧異，起訴書認定被告自白公款，不能憑採。至被告於案發
後經市議員所為質詢之答覆或媒體之訪問，被告之認
知已經有所重新組合思考，亦已經非屬當初被告領取
特別費半數之意，自無關連性，毋庸採擷。而被告迭
於檢察官偵訊時否認特別費為變相加薪薪水之一部或
個人所得，僅供稱公用或公益之用途，確與特別費之
前開實質補貼性質相符，無從推論被告有何曾經自白
特別費為公款或推論被告明知此係為公款。尤其特別
費以領據核銷之半數，屬實質補貼而全權由首長統籌
使用，已如前述，被告主觀上認知為公款或私款，不
但未能影響該已特定之屬性，更無法導致被告有為自
己不法所有意圖之結果。
十、領據核銷特別費半數並無告知支用情形之義務，與消極詐欺
無干
特別費以領據具領之半數，即已核銷完畢，匯入首長帳戶，已經與首長所有之金錢混合，無從分辨，且首長本即有自由
使用該特別費之權，是被告將入帳之金錢，轉存至其妻周美
青帳戶，既因金錢混合無從辨識，且其本有全權運用自己現
金之權，難謂有何故意明知不使用特別費不執行預算而詐領
之處。另公訴人所謂被告係以消極詐欺手段云云，首先詐欺
須先於取得款項之初有為自己不法所有之意圖，本件被告係
以領據具領特別費半數之實質補貼，依法請領核銷，並無為
自己不法所有之意圖，俱如前悉。再者消極詐欺行為人必先
具有告知義務，被告係領取經授權自己自由使用之特別費半
數，領據核銷即已完成，不須製作帳目支用情況，會計審計
單位根本不過問使用情況，被告並無告知如何支用此半數特
別費之義務。反觀公訴人所指之公立醫院醫師不開業獎金，係鼓勵醫師專心致力醫院事務而設，如已在外開業自應告知，而不得領取，否則即有詐領之嫌，不開業獎金之性質與領
據領取之特別費半數，就有無告知義務而言乃天差地別，公
訴人任意比附，亦不足取。
十一、領據核銷特別費之半數由首長自行支用不能再予過問，公
訴人追究被告全部得特別費扣除特別費支出，無論結果為
何結果，均不能據此被告詐領財物
領據核銷特別費之半數，即已核銷完畢，目的在使該部分
特別費授權首長使用而不過問之支出流向，以維持實質補
貼之屬性，已經本院強調再三。則公訴人罔顧上開特別費
之本旨，以清查被告其該收受特別費之薪資帳戶所有支出、前述薪資帳戶以外之所有帳戶之支出及所有未進入銀行
帳戶之收入及其支出情形，將被告任職起至案發時止之領
取特別費減去公訴人自行認定屬特別費支出而清查，不惟
欠缺金錢具有消費性、不可分性，已經混合之被告所有金
錢已無法辨識之法律性質認知，自不能以所存在之帳戶論
定被告金錢支出之性質，否則，以所得稅核課為例，納稅
義務人豈非均能以非薪資帳戶內之金錢並非薪資所得，而
主張毋庸繳納稅捐？公訴人以所存在之帳戶定義被告金錢
之性質，已有法理之不備，且以特定帳戶之支出認定支付
目的之荒誕，更有漠視特別費實質補貼供首長彈性運用本
旨，而任意行使司法權介入，不論計算結果如何，均不能
以此推算方式臆測被告領款之始有何為自己不法所有意圖
詐領特別費。
十二、被告實際上確於首長任期內已因公支用完畢所有以領據核
銷之特別費半數
公訴人未能查明特別費之實質補貼，領據領取半數乃授權
首長自由調度使用之特性，任意以司法權介入查帳，推論
被告涉犯貪污罪行，為本院所不採，俱如前陳。然公訴人
既如此鉅細靡遺追討，不妨用以參考被告實際上究竟有無
用為「因公支出」使用。
（一）特別費之「因公支出」本即包括公益捐助
首按特別費本得用於外賓、耆宿之餽贈，或愛國、慈善團體等公益事項捐助，已經行政院於40年時說
明在案，公訴人稱從寬認定被告公益捐助亦屬特別
費之因公支用，然觀諸上開行政院之闡述，並非公
訴人給予之榮典，合先敘明。
（二）特別費有無實際支出，應由被告擔任首長任期內，全部所有金錢有無實際因公支出為觀察
既然被告特別費領取後已經混合，均為被告所有之
金錢之一部，被告可自由處分其所有金錢，自能隨
意決定支出，不因從何帳戶支應而有不同。又特別
費有實質補貼，首長自由彈性使用不受任何限制之
特點，被告特別費實際有無支出，是本院認被告有
無實際因公支出，應由首長「具有首長身分」始能
領用之定義出發，以首長任期內所有金錢使用判斷，認定特別費實際上有無支出，始能既不悖金錢之
特性，又與特別費之實質補貼且尊重首長之決定，會計審計單位不再詳究其使用之流向、項目，甚至
實際上有無支出，均在所不問之性質相合。
（三）起訴書認被告自87年12月至95年7月止共領得領據核
銷之特別費半數金額為15,304,300元，公訴人已經
認定此段期間之特別費支出為4,129,073元。然被告
於： 1、88年11月1日之九二一震災之一月所得捐款150, 000元。
2、於88年2月22日捐助給財團法人大道文教基金會
籌備處之12,000,000元及台北市立安社會福利基
金會（起訴書誤載為台北市立社會安福利基金會）之13,000,000元；88年3月1日捐助給大道文教
基金會籌備處之712,600元；92年1月10日捐給新
台灣人文教基金會之10,000,000元及台北市敦安
社會福利基金會之10,000,000元；92年2月17 日
匯給中國國際法學會之300,000元；92年7月24日
匯給法治斌教授學術基金之500,000元，以上五
筆共計46,512,600元。3、88年1月22日捐款1,196,877元給聯合勸募協會（由郵政劃撥帳戶支出）；88年1月28日捐款1,000 ,000元給指南法學基金會（其中600,000元由國
泰世華帳戶支出，400,000元由郵政劃撥帳戶支
出）；92年1月8日捐款100,500元給聯合勸募協
會，共計2,297,377元。4、88年1月起至95 年7月止陸續捐款給雲門舞集文
教基金會等單位計111筆共1,611,810元。5、95年11月17日計捐贈12筆共600萬元，95年11月
22日計18筆共捐贈560萬元。6、88年1月起至95年7月其他現金捐款部分，共60筆，金額合計為907,162元。
以上捐款各情，業經證人誠品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台
北所所長周志誠於偵查中具結證稱：其查核被告確
有上開捐款在案（見偵查卷四第97至102頁），並有
該會計師事務所協議程序執行報告書一冊附卷可佐，起訴書對上述被告1至5之捐款亦予肯認。是被告
自88年1月至95年11月其任職台北市長期間共有公益
性捐贈63,078,949元，遠已超過其領得實際領得特
別費領據核銷半數之總和5倍以上。
（四）公訴人一再以被告捐款時並需要以特別費支出為主
觀認知始能列入，已經不合金錢之債之特性，俱詳
前述，而被告之台北市市長競選捐款或台北市選舉
委員會所發給之競選費用補貼款，依公職人員選舉
罷免法第45條之
4、第45條之5，均得為被告所有，與被告其他所獲之市長薪資或之前擔任國民大會代
表薪資，均為被告所有金錢之一部，無從分離，被
告自得自由收益處分，其主張其所有金錢之支出為
特別費實際支出，均非法所不許，而堪採信，是被
告支領特別費半數，在「任期內」實際上早已花用
殆盡一空，至屬灼然，自無從由公訴人錯誤之計算
方法率爾推認被告有詐領財物之貪污或損害機關之
背信行為。
十三、公訴人於辯論終結前提出之證據因待證事項已經明瞭不予
調查
公訴人於本院96年7月31日辯論終結當日始行提出之補充
理由書（12）所列之編號66「95年6月22日三立新聞大話
新聞節目電話訪問是政府新聞處長羅志成之勘驗筆錄及光
碟」，以及編號68「被告接受媒體採訪時關於其使用特別
費之表示光碟及譯文」，待證事項均為被告對特別費之主
觀認知，惟公訴人早就同一待證事項已經提出補充理由書
二編號第20至22，有關被告於案發後接受媒體訪問之非供
述證據，此部分亦經本院調查詳悉，是待證事項已徵明瞭，而無再調查之必要，依刑事訴訟法第163條之1第2項第3 款規定，此二證據之聲請應予駁回。
柒、綜前所述，本院認為我國之特別費制度，立意即在補貼首長
因公支出薪資之不足，但又慮及逐一檢視單據核銷，將使此
制度欠缺彈性形同虛設，遂自62年起改以一半檢據嚴格審查
因公支用狀況、一半以領據核銷，首長無須記帳、決算而廣
泛全權授權首長自由使用。首長任職期間，一經領據核銷，即屬因公支用事實已經發生而合法核銷完成，預算已經執行
完畢，亦無剩餘款之問題，更不問實際支出情形。故領據核
銷半數特別費，確係在維繫特別費乃首長法定薪資外之實質
補貼屬性。被告馬英九依行政院規定領取領據核銷之半數特
別費初始，主觀上既無萌生為自己不法所有意圖，亦缺為自
己利益或損害機關之意圖，客觀上顯乏使用任何欺罔不實之
詐術方法使任何會計審計人員陷於錯誤而核發之舉措，機關
更無損害之處，而與詐領財物、背信之構成要件顯不該當，尚難以貪污、背信罪名相繩。此外，復查公訴人全般作為未
能舉以其他積極證據說服本院足證被告確有所指犯行。不能
證明犯罪，揆諸首揭法條規定及判例旨趣，應為被告無罪判
決之諭知，以昭公允。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黃惠敏、侯少卿、周士榆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刑事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蔡守訓
法 官 徐千惠
法 官 吳定亞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書記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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