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专访基督教慈善机构爱德基金会丘仲辉秘书长:服务社会促进中国基督教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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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作为基督教我们有自己的信仰、有自己的特性,有自己的宗教生活,宗教生活跟社会生活只有紧密的联系起来才能更好的发展。我相信中国基督教通过社会服务,通过承担社会责任,在社会发展当中更积极的参与进去,中国基督教就一定能够健康的发展。”爱德基金会秘书长丘仲辉老师如是说。
(福音时报)编者按:爱德基金会成立于1985年4月,是一个由中国基督徒发起、社会各界人士参加的民间团体,致力于促进我国的医疗卫生、教育、社会福利和农村发展工作,25年间,爱德募集资金超过10亿元,惠及31个省、市区1亿多人口。2010年8月16-18日,福音时报同工到访了爱德基金会南京总部,并有幸采访了爱德基金会秘书长丘仲辉老师。
爱德在贵州省开展综合发展项目,丘仲辉老师在地方农民中了解需求(图:爱德基金会提供)
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向爱德基金会秘书长丘仲辉(右)颁发中国消除贫困奖机构奖荣誉证书(图:爱德基金会提供)丘仲辉秘书长曾荣获全国优秀慈善工作者等称号。他是位忠心爱主,乐于奉献的人,他强调作为一名基督徒要作光作盐,践行主爱。在他的领导和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爱德基金会自2005年以来年均募集资金超亿元,跻身全国13家年筹款额超亿元的慈善公益机构行列。
通过兴办爱德面包坊,为残障人士提供了职业培训和就业机会;通过建立儿童发展中心,为脑瘫儿童提供了早期康复场所等等。而且,在四川汶川地震、青海玉树地震、甘肃舟曲泥石流等特大自然灾害爆发时,他领导的爱德团队第一时间进入灾区展开救援行动,并坚守灾区,帮助灾区进行重建。福音时报:丘老师您好,非常高兴您能在繁忙的工作中抽出时间接受我们的采访。首先,您作为一名基督徒是如何看待基督徒在社会中的责任?
丘仲辉老师:做一名好基督徒,首先要做一名好公民。记得我出任秘书长前后不到一年时间里,丁光训主教曾先后三次给我题词,而且,三次都是引用圣经中相同的一句话,就是“非以役人,乃役于人”。这句话正体现了基督教的服务精神和我们基督徒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教会是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有人类开始就有宗教,只不过在原始社会中宗教还处于萌芽阶段。历史告诉我们,基督徒离不开社会,不可能与世俗社会隔离。教会作为社会的一部分,应该考虑如何跟我们的社会、跟我们的文化、跟我们的人民群众建立紧密的联系。中国基督教的健康发展与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我们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脱离了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基督教怎么能在中国发展?
那么,教会应该如何与社会相联系呢?这就需要教会能够深刻的了解社会和担当起更多的社会责任。教会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也是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基督教历来讲服务的精神,没有行动的信念是死的,这种精神需要用行动来见证和彰显。基督教是从西方传入中国的宗教,基督教的处境化决定了基督教在中国社会的发展未来,唯有为中国人民勤勤恳恳,踏踏实实的服务,才能体现中国基督徒博爱和服务的精神,也只有做好了服务,才能够很好的承担起我们的社会责任。作为基督教我们有自己的信仰、有自己的特性,有自己的宗教生活,宗教生活跟社会生活不能够完全的隔离开来,只有紧密的联系起来才能更好的发展。我相信中国基督教通过社会服务,通过承担社会责任,在社会发展当中更积极的参与进去,中国基督教就一定能够健康的发展。佛教实际上也是外来宗教,但老百姓很多人愿意接受它,甚至把它看作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这是因为佛教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儒家思想有很多融合点。基督教同样如此,假如能把这个课题做好,把基督教的处境化做好了,基督教就必然会在中国健康和长期的发展,成为中国的基督教。事实上无论是哪里的基督徒,大家都是一家人,都是主内的弟兄姊妹,彼此相爱。但只有跟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国的老百姓紧密联系,教会的自由度和发展空间才会越来越大,才会为本国社会和本国人民所欢迎和喜爱。
福音时报:您能否介绍一下爱德基金会的缘起?
丘仲辉老师:爱德基金会成立于1985年,是由中国基督教徒发起,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共同参与组成的民间公益机构,也是在我国改革开放以后最早成立的NGO之一。爱德的建立可以说是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应运而生。首先,我国八十年代初期的改革开放,在全国范围形成了思想解放热潮,为民间公益组织的产生营造了良好的政治氛围。其次,当时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比较落后,存在着较多的贫困人口,需要得到社会的帮助,而中央和江苏省一些党政领导非常开明,希望调动社会各界的力量。第三,中国教会领袖具有前瞻性的眼光和博爱的胸怀,同时,国际上一些友好教会和组织愿意提供公益资源开展民间合作,所有这些因素最终促成爱德基金会的顺利诞生。
站在历史的新起点,回过头来看,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也不会得到真正落实,更谈不上由教会领袖发起成立爱德基金会这样的一个民间公益机构。正是改革开放为爱德的孕育和产生创造了客观的社会条件。
同时,中国教会领袖的历史前瞻性为爱德的建立提供了主观条件。这种历史前瞻性源自于他们宽广的胸怀和基督教的博爱精神。正因为这样的博爱心,具有“非以役人,乃役于人”的精神,所以中国教会领袖十分重视社会服务事工,并试图通过社会服务事工,努力恢复与国际教会的关系,加强与国际教会的沟通与交流。爱德基金会正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成立的。
福音时报:您能否谈谈目前中国慈善事业的整体状况? 丘仲辉老师:客观来讲,中国慈善事业还处于一个成长阶段,尽管前面已经有二、三十年的铺垫,但从整体上看,大多数慈善机构刚刚起步,从事慈善事业的社会组织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是目前的一个主要特点。
当然,在慈善事业发展过程中出现这种状况并不意外。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在经济领域曾有大量的公司出现,同时,也有大量的公司倒闭,这就是市场机制发挥了优胜劣汰的作用。所以,我相信社会组织的发展也需要经历这样一个过程。
最近一个时期,中央明确提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环境建设“五位一体”的战略任务。其中社会建设的内涵极其丰富,任重道远。我们必须承认,我国的社会建设方兴未艾,需要花费更多的力气对社会组织进行培育和扶持,而如何确保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更是当务之急。
社会建设涉及到很多利益群体,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具有较强的敏感性,需要我们更加谨慎的推动。但是,若能把社会建设搞好,把公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把蕴藏在民间的力量充分释放出来,公民社会真正得以发展,对加快全面建设小康、构建和谐社会的步伐,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将产生不可估量的作用。
福音时报:中国社会目前处于转型期,那么在这个期间还处于成长阶段的中国的NGO主要面临哪些挑战?以及如何应对这些挑战,从而更好的发展?
丘仲辉老师:最大的挑战可能还是来自于社会组织自身和三部门的协同。
以市场经济为例,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企业已经逐步成为市场的主体,政府正从过去的经济建设主体,慢慢的抽身而出,转变为提供公共服务,制定游戏规则,发挥监督管理作用。但是,在社会发展中政府几乎仍然包揽一切,政府如何让渡空间给社会组织,培育促进社会组织健康发展,发挥其在社会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在社会建设领域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将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由于我国现在还处于转型期,一方面,政府要在社会建设中给社会组织让渡出足够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政府还要积极推动社会组织的培育发展和监管。如果只是退出没有培育发展和管理,社会就会出现真空,政府管理也会缺位。
在社会建设中,我觉得应该特别强调社会组织、政府和企业“三部门”加强联动、互相协同。因为第二部门是提供经济基础和资源的,如果没有资源支持,第三部门何以开展工作呢?当然,第三部门还需要政府的支持、政策的倡导、法律的保障以及对购买服务资金的支持。在三个部门的互动过程中,社会组织自身的发展至关重要。如果社会组织自身工作做不好,既不能取得政府的信任,也不能争取到企业的支持,社会组织的发展就会迟滞,社会建设的速度就会放缓。
爱德基金会作为一家有着25年历史的公益组织,之所以能有今天的发展,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始终坚持与政府保持良好的沟通和合作,坚持对项目进行科学管理、规范管理和精细管理,努力做到用好捐赠人的每一分钱。我们在基金会内部建立了严格的监控制度,只要违反了捐赠人意愿,任何人都可以提出意见,都可以制止,任何一个负责人都不能自己说了算。例如,今年教会捐给玉树灾区的130万项目款,我们充分征求了教会的意见,并各各个教会说明这笔善款的具体用途,不仅是主动接受捐赠人的监督,同时也是加强与捐赠人的沟通、交流与互动。
上海市在去年提出 “社会建设的主体应该是社会组织”,那么社会组织发展的优劣就决定了社会建设的成功与否。因此,爱德认识到在做好自己本职工作的基础上,还应该与其它社会组织分享我们的经验和教训,达到共同学习,共同成长,共同促进社会发展的目标。
福音时报:您觉得如何能够发挥媒体在推动慈善事业中的作用?
丘仲辉老师:毫无疑问,媒体在推动慈善事业中有其特殊作用。
第一,舆论监督作用。无论是对政府,对企业,还是对第三部门,媒体都具有特殊的监督作用。尤其是在慈善事业发展的初级阶段,各种不规范的慈善行为时有发生,各种慈善组织管理水平良莠不齐,如果媒体能够发挥监督作用的话,就会将一些不规范的问题暴露在阳光下,净化社会组织发展环境,促进社会组织提高自己的管理水平。
第二,弘扬倡导作用。慈善既是一项崇高的事业,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注意到有一些媒体自己也搞筹款做慈善。其实媒体直接做慈善本身存在一个很大误区。因为从我国现行有关法律法规来看,媒体不具有直接做慈善的主体资格。我认为,媒体在慈善事业中的重要性并不体现在直接去做慈善,而是体现在弘扬慈善文化上,通过政策的倡导,理念的倡导,价值观的倡导,形成良好的促进慈善事业发展的舆论氛围,引导社会公众提高慈善意识,积极投身慈善事业。如果媒体确有参与慈善事业的意愿,则可以选择与公益组织合作的方式,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第三,推动促进作用。媒体在推动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作用十分巨大。一个机构,一个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微不足道,仅是沧海一粟。然而,媒体的正确引导,却可以动员起千千万万个机构或个人,形成巨大的社会力量。爱德基金会仅有60多名员工,都是普普通通的人,尽管每天都很忙碌,但却感到非常充实,因为我们对慈善事业都有一份热爱和追求,对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有着共同的理解,但是,一个机构的力量总是有限的。我们希望媒体能够对公益慈善事业进行多角度的发掘和宣传,一方面要宣传公益慈善事业对弱势群体的帮助,另一方面要倡导一种热爱公益慈善事业的社会风气。我相信,不论是何种宗教信仰,不论有无宗教信仰,如果大家都有博爱在心中,定会感觉到生命的意义,珍惜生命,充分的享受生命的过程。基督教讲生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我们不是完备的人,是半成品,所以,需要通过灵修和服务人群使自己一点点的向完备去努力,这样,才会有很丰盛的生命。我始终认为,公益事业是公众的事业,只有在广大公众的广泛参与之下,公益慈善事业才能真正大踏步的发展起来,因而需要媒体坚持不懈的宣传和推动。
福音时报:是的,媒体在推动慈善事业中发挥着舆论监督、弘扬倡导和推动促进的作用,媒体的作用不可忽视。那么您认为NGO如何通过跟政府之间加强合作从而促进自身的健康发展?
丘仲辉老师:任何一个国家NGO的发展都离不开政府的支持。爱德基金会在25年的发展中也十分注重加强与政府的沟通合作。从中央政府到各级地方政府,对爱德的评价应该说是相当积极和肯定的。我们于1999年和2009年先后两次获得国务院颁发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的荣誉称号。很多不太了解中国国情的海外朋友对中国NGO和政府的关系常常不能理解。他们认为,中国政府非常强大,很多慈善机构、社会组织都是官办,NGO在中国的发展相当困难。加上爱德基金会还有一个标签,是由基督教发起,具有基督教背景,发展起来更是难上加难。但是,爱德基金会由于抓住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不仅加强自身自律,增强综合能力,而且十分注重与政府的沟通和协同,通过合作增进相互理解和支持。这也是爱德基金会能够走到今天的成功经验之一。NGO加强与政府的合作一要把握大局,二要主动沟通,三要讲究诚信。
把握大局,就是要明确合作的方向。社会组织所从事的公益慈善工作是政府做不好或包办不了的工作,所以,作为社会组织就要研究和把握政府工作重点。1993年,爱德基金会就已经开始把项目的重点放在我国中西部贫困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聚居的边远山区。正因为站在了全局的高度,满足了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与当地政府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关系。不仅争取了大量海外资源,而且爱德本身也获得了发展。
主动沟通强调的是合作技巧。政府工作千头万绪,社会组织只有主动沟通,才能让政府知道你想做什么、你能做什么,唯有通过沟通才能产生合作,经过合作才能增进理解,才会有更多的支持。爱德形成的“三心三力”机构文化,其中“三力”是指沟通力、合作力、创新力,沟通在前,合作在后,充分说明了沟通的重要。诚然,在与政府合作的过程中,NGO也要保持作为社会组织的独立性,具有自己的独立精神,否则完全依附于政府,就无法实现机构本身的使命和目标了。
讲究诚信是NGO与政府合作的前提和原则。爱德的使命、目标都是公开的,这些我们都与政府主动沟通,取得理解,绝不说一套做一套。另一方面,诚信是社会组织发展的基础,诚信是社会组织公信力的保证。爱德人把诚信看成是自己的生命,把用好捐赠人的每一分钱作为项目管理的基本原则。我们实施所有的项目都坚持到现场的项目管理要求,靠我们的腿和眼睛,确保项目质量和项目进度,靠管理制度确保项目资金不发生任何问题,正因如此,不仅赢得海外合作伙伴的尊重,也获得各级政府的信任。这次甘肃舟曲发生特大泥石流灾害,爱德经过主动沟通获得到了甘肃省民政厅特许,成功的将七批救灾物资直接运进灾区,发放给受灾群众。福音时报:您认为中国的NGO之间又应当如何加强合作? 丘仲辉老师:一是要加强行业合作自律。目前,中国NGO发展还存在着一些不利的因素,归根结底还是我们自身发展水平不高,能力不强。十几年来,我们一直想在这方面做一些推动,也曾与全国一些有影响力的基金会共同发起了NGO行业自律行动,试图联合不同类型的机构,营造NGO发展的健康环境,塑造社会组织的良好形象。
二是要做到信息共享。最近NGO出现了一个新发展,就是建立了基金会中心网。我们希望大家都能把本机构的一些财务和项目拿到网上晒一晒,在中心网上向公众披露,让大家在选择慈善机构时能够有一个比较,挑选合适的机构做合适的事情。
此外,我们也提倡各个机构之间的合作,提倡开展不同方式的合作,以便推动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
福音时报:您能否结合国外NGO的发展经验,以及结合中国的国情谈一谈中国的NGO如何走一条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丘仲辉老师:前些年我参加NGO的会议时,大家坐下来就谈哪里去找钱,没钱怎么发展呢?但是,我认为,NGO不能光看有没有钱,更重要的是要看哪里有需要。
为什么这样讲呢?首先,社会组织的出现不是谁想让他出现就出现的,而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为什么我们先是经济改革再来社会建设,因为经济的多元化,社会也出现了多元化,不同社会群体有不同的需要,不同的需要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不同的利益诉求需要有管道、有机构代表他们发出自己的声音。
其次,因为有不同的社会需要,需要有不同的机构为它呼吁,为他提供服务。只有不同的利益诉求都能得到适当、合理的满足,社会矛盾才能缓解,社会才会和谐稳定。使用行政手段遏止不同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需求,只能在短时间奏效,不可能长期产生作用。
可见,满足不同社会需求,服务社会不同群体是NGO存在和发展的价值所在。爱德25年的发展历史证明,任何一家民间组织只有不断的发现社会需求,并在满足社会需求的同时,实现自我的可持续发展。当然,可持续发展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路漫漫其修远兮。对于爱德基金会来说,可持续发展也将是要长期面对的一个重大而复杂的课题。近些年来,爱德在机构可持续发展问题上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一是公益资源的多元发展。爱德最早的资源百分之百来自海外,后来降至百分之九十多。近年,我们努力拓展香港特区和内地的资源,去年已将国外资源的比例降到了百分之八十以下。通过国内资源的挖掘,不但年筹款总额提高了,而且规避了机构发展过分倚重海外资源的风险。去年,我会在中国大陆的筹款额第一次过千万,虽然跟很多官办的基金会不可同日而语,但我们这1000万的捐款却来自于众多爱心人士,是众人拾柴的结果。我们算了一下网络捐款,大约平均每人十块钱,最少的只有几毛钱。其它来自企业的捐款也不多,中小企业几万块钱的捐款还有些,最多的捐款有一两百万。所以,能有这1000万捐款,我们的内心非常感动,充满了希望。因为这些捐赠者的捐赠不是来自于某种压力或受某种利益的驱使,完全是自觉的行为,这些捐赠者必将成为我们国内资源的可靠提供者。
二是注重项目的开拓创新。根据国际经验,一般公益机构的企业捐款和个人捐款的比例基本上是四六开或三七开,个人捐款比例往往高于机构捐款。总体来看,个人捐款相对稳定,也是公益机构筹款工作的重点。经过几年国内筹款的摸索,我们深深感到,国内爱心人士数量巨大,要想争取他们的个人捐款,关键是需要公益机构进行项目创新,推出社会确实需要,又能让爱心人士感兴趣、有意义、效果好的项目。比如,前些年推出的重返校园项目,近年推出的孤儿助养项目,项目采取了一对一资助的方式,并在项目管理中吸引捐助人的全程参与,不仅向捐助人提供受助者的详细情况,让其自由选择,而且在捐助人和受助人之间搭起正常联系的桥梁,更定期组织捐助人对受助人进行探访,在网上公开探访结果,使项目完全公开和透明化,始终置于捐助人的严格监督下。尽管项目管理工作要求很高,工作人员的工作量很大、很辛苦,但却在捐助者中间赢得了好口碑,吸引越来越多爱心人士的参与。
福音时报:现在有这样一种说法:有的学者提出,要发展公益慈善事业必须形成公益慈善的正面社会压力,这是一种社会道德的压力,在香港的公益日要买旗做公益,当满城买旗做公益标志的时候,那些不买旗的少数人就会觉得很尴尬,通过形成正面的社会压力促进公益事业的发展。您对这个观点是如何看待的?
丘仲辉老师:我觉得形成公益慈善社会压力促进慈善事业发展的提法似乎不很恰当。因为通过第三部门实现社会的第三次分配,其本质应该是发自内心、完全出于自愿的社会财富再分配,是爱心的释放,善意的表达。对于整个社会环境来说,我觉得更多的应该是积极倡导,而不应该是社会压力。相信每个人的内心都有着最柔软的一部分,那就是爱,我们应该多从正面去引导。虽然我也能理解这种观点的成因和目的,其本意是想要形成一种有利于慈善事业发展的社会氛围和环境,但我个人还是更希望多提、多用倡导的方法。其实,公益旗在香港的购买也是完全自愿的,买的时候花钱不同会给你不同的标签,这仅是公益慈善的一种形式。总体上我的理解还是刚才讲到的,就是通过公益文化的推动,在社会上形成一个大公益的概念。为什么我更多的用公益这个词呢?因为慈善这个词有很多的理解,慈善有传统慈善和现代慈善之分。传统慈善是施舍型和给予性的,施者居高临下,受者被动接受,这是一种落后的文化。现代慈善提倡的是平等、参与和分享,强调助人自助,助人发展,把弱势群体看作是平等的参与者和发展的主体,也视其为参与者。这跟基督教提倡的精神完全吻合。
我们在社会发展当中要坚持这一原则,在服务人群时要考虑让受益人群在服务过程中参与进来,能够有表达权、有选择权,有自主权,使其在项目过程中提高自我发展的能力。爱德的很多项目都体现了这样一个原则。爱德要开展某一个项目,所在地老百姓都可以参与其中,讨论项目的可行性,项目是否为群众所需要,项目到底应该如何来做。这样他们就会慢慢了解项目从可行性调查、项目决策,到项目的实施、项目的评估的全过程,在完成了一个项目后,不仅使他们物质上得到了满足,而且能力也得到提高,精神得到满足。从我们自身的角度来看,在老百姓参与项目的过程中,我们也学到了老百姓朴实的秉性和吃苦耐劳的精神,看到老百姓得到一点资助就会心怀感恩,我们也为能够参与到服务人群的工作中去而感恩,正如基督教说的“施比受更有福”。我们大家只有一起合力推动整个公益事业的发展,社会才会真正实现和谐。只有在现代慈善所提倡的平等理念之下,公益事业才会健康的发展。上一篇: 泉州工商基督徒培灵会 郑国治牧师分享福音遍传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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