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许霆案背后透视中美司法制度及法官文化的差.

第一篇：从许霆案背后透视中美司法制度及法官文化的差.

从许霆案背后透视中美司法制度及法官文化的差

摘 要 前段时间，社会上掀起了一拨对许霆案如火如荼的全民大讨论，如今这场讨论的热潮已经渐渐散去。我也从当时对案件本身的讨论中逐渐清醒过来，冷静之后，觉得对案件本身的讨论都显得很苍白很无力，因为案件仍在审理之中，最后的审判还是得由主审法官来决定。待层层迷雾散去之后，作为一个法律人，从案件背后折射出来中美法律制度以及法官文化的差异相对于案件的本身则更能引起我的兴趣与思考。因此，笔者将从边缘性的视觉曲径通幽，通过分析案件背后容易被人忽视的细节来论述中美司法制度和法官文化的差异。关键词 许霆案 中美司法制度差异 中美法官文化差异

许霆案在社会上引起了一轮又一轮的讨论热潮，但是人们在讨论案件的时候大都关注案件本身的争议，往往忽视了本案的一个细节:据笔者从网上所得消息，二审法院将案件发回重审是因为不敢接手这个烫手的山芋，而且在案件进行审理的过程中又有消息称广州市中院也不想再碰这个案子，希望把案件移交最高院审理。上面的细节引起了笔者的思考：广州市高级人民法院为什么在依据不清的情况下将案件发回重审呢?因为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二审法院发回重审有两重情况：一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是程序严重违法。具体规定是这样的：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

（二）略]

（三）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第一百九十一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发现第一审人民法院的审理有下列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的情形之一的，应当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一）违反本法有关公开审判的规定的；

（二）违反回避制度的；

（三）剥夺或者限制了当事人的法定诉讼权利，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

（四）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的；

（五）其他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而许霆案显然不具备这两点，可二审法院却将其发回重审。为什么他们都‘怕’审这个案子呢，如果此案放在美国会怎样呢?我想美国法官肯定会趋之若骛。那为什么一方避而远之，一方争先恐后呢?笔者以为其根源在于中美法律制度和法官文化的差异。也许会有人说仅凭借网上不确定的消息就发表评论有点不负责任，而且法学研究最注重事实的客观性和研究方法的规范性，如果凭空发表论述，怎么保证结论的科学性。其实笔者也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但是笔者并不担心，因为就算这个案子情况不是如此，也不会影响到结论的科学性，因为笔者所谈到的情况并不是就许霆案存在，实际上这种情况在中国的审判实践中比较典型比较普遍，至于许霆案只不过是一个恰当的契机。笔者下面将从司法制度和法官文化两个层面来解析中美差异。

一、司法制度上的差异在美国法官是独立的，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而且这种独立不仅存在于法院内部法官本身个体的独立，更体现在法院外部相对于其他机关诸如行政机关的独立。只要法官不徇私舞弊，无论怎么审理，只要按他理解的法律正义并依正当程序审判之，就没有任何人任何机关会追究其责任，不会影响法官的前途。而且在美国，法官一般是终身任职的，“普通法系国家诸如英国和美国，法官是终身职务，只有在违反正当行为原则并在上下两院共同要求下才能由国王予以免职。”最后，美国刑事案件的陪审团制度更是解放了法官，因为最后案子怎么判，法官要听陪审团绝大多数成员的指示。在中国，虽然宪法上明确规定了法院独立审判，但是由于司法体制设计上的缺陷，致使法院法官无法真正做到独立。一方面法院经常受到来自政府等部门的压力，可以说法官是被架空的，法官的审判权是扭曲的。虽然国家实际上是在很努力的进行制度改革，也起到了一定的成效，但只是旁敲侧击，小修小补，没有从根本上触及到司法制度的弊端，就像今年两会上前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所说的那样：不能用法院内部改革代替司法改革。另一方面由于错案追究制度的不合理大肆推行，将法官审理案件的一审终审率强行与法官的升迁工资奖金荣誉硬性挂钩，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法官的创造性，可以说法官的审判是在带着脚镣跳舞。一些法官要避免自己的案件被宣告为“错案”，就不得不在案件没有进入上级法院审判程序之前，就开展各种各样的“公关”工作，为求得自己的裁判被维持而不得不迁就于上级法官的指示甚至暗示。而当事人因为渴望胜诉而不得不求助于上级法院，下级法院的法官则为着避免或减少“错案”而向上级法院施加影响，上级法院经常要顾及下级法院法官“面子”和“错案指标”，在最小范围内修改原审的量刑判决。这实际上是在变相剥夺当事人的上诉权，同时也削弱了法官的独立性和积极性，导致更多冤假错案的发生。“事实上，在建立错案追究制之前，法官不能独立审案、冤假错案容易出现的问题就已经大量存在，但错案追究制推行之后，法官不能独立审案的现象则更是变本加厉。这无疑陷入了‘钱穆制度陷阱’：一个制度出了毛病，再定一个制度来防止它，相沿日久，一天天地繁密化，于是有些变成了病上加病。越来越繁密的制度累积，往往造成前后矛盾。”错案追究制就是这样的一个制度：在不能保证司法独立的情况下，以责任追究防止错案的发生，反而导致更多错案的错案不断涌现。

二、法官文化上的差异其实，说是法官文化的差异，毋宁说是中美总体文化上的差异，因为法官文化是文化的一部分。实际上我们看好莱屋大片时就可以很深刻的体会到美国文化的特点：喜欢自由与突破，崇尚个人英雄主义。而美国的法官也感染了这一特点，极富创造性。看看美国历史上那些著名的大法官例如开创了司法审查制度的马歇尔大法官就可以知道美国法官的文化了，他们渴望名垂千古，渴望尊严与荣誉，因此他们总会在历史的转折点挺身而出。而中国的法官由于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又因长期受社会长期存在的积习的缠绕，往往显得中庸而保守，喜欢稳定，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所以面对挑战常常会避而远之。笔者借许霆案从宏观上论述了中美法律制度和法官文化的差异。本意不是要比较孰优孰劣，而只是希望通过对比两者之间的差异能给我国的司法改革提供一些浅薄的建议与思考，起抛砖引玉作用罢了。注释： 格兰顿，戈登．奥萨魁．比较法律传统．米健，高鸿钧，贺卫方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刘义昆．错案追究制中的钱穆制度陷阱．

摘 要 前段时间，社会上掀起了一拨对许霆案如火如荼的全民大讨论，如今这场讨论的热潮已经渐渐散去。我也从当时对案件本身的讨论中逐渐清醒过来，冷静之后，觉得对案件本身的讨论都显得很苍白很无力，因为案件仍在审理之中，最后的审判还是得由主审法官来决定。待层层迷雾散去之后，作为一个法律人，从案件背后折射出来中美法律制度以及法官文化的差异相对于案件的本身则更能引起我的兴趣与思考。因此，笔者将从边缘性的视觉曲径通幽，通过分析案件背后容易被人忽视的细节来论述中美司法制度和法官文化的差异。关键词 许霆案 中美司法制度差异 中美法官文化差异

许霆案在社会上引起了一轮又一轮的讨论热潮，但是人们在讨论案件的时候大都关注案件本身的争议，往往忽视了本案的一个细节:据笔者从网上所得消息，二审法院将案件发回重审是因为不敢接手这个烫手的山芋，而且在案件进行审理的过程中又有消息称广州市中院也不想再碰这个案子，希望把案件移交最高院审理。上面的细节引起了笔者的思考：广州市高级人民法院为什么在依据不清的情况下将案件发回重审呢?因为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二审法院发回重审有两重情况：一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是程序严重违法。具体规定是这样的：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

（二）略]

（三）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第一百九十一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发现第一审人民法院的审理有下列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的情形之一的，应当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一）违反本法有关公开审判的规定的；

（二）违反回避制度的；

（三）剥夺或者限制了当事人的法定诉讼权利，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

（四）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的；

（五）其他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而许霆案显然不具备这两点，可二审法院却将其发回重审。为什么他们都‘怕’审这个案子呢，如果此案放在美国会怎样呢?我想美国法官肯定会趋之若骛。那为什么一方避而远之，一方争先恐后呢?笔者以为其根源在于中美法律制度和法官文化的差异。也许会有人说仅凭借网上不确定的消息就发表评论有点不负责任，而且法学研究最注重事实的客观性和研究方法的规范性，如果凭空发表论述，怎么保证结论的科学性。其实笔者也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但是笔者并不担心，因为就算这个案子情况不是如此，也不会影响到结论的科学性，因为笔者所谈到的情况并不是就许霆案存在，实际上这种情况在中国的审判实践中比较典型比较普遍，至于许霆案只不过是一个恰当的契机。笔者下面将从司法制度和法官文化两个层面来解析中美差异。

一、司法制度上的差异在美国法官是独立的，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而且这种独立不仅存在于法院内部法官本身个体的独立，更体现在法院外部相对于其他机关诸如行政机关的独立。只要法官不徇私舞弊，无论怎么审理，只要按他理解的法律正义并依正当程序审判之，就没有任何人任何机关会追究其责任，不会影响法官的前途。而且在美国，法官一般是终身任职的，“普通法系国家诸如英国和美国，法官是终身职务，只有在违反正当行为原则并在上下两院共同要求下才能由国王予以免职。”最后，美国刑事案件的陪审团制度更是解放了法官，因为最后案子怎么判，法官要听陪审团绝大多数成员的指示。在中国，虽然宪法上明确规定了法院独立审判，但是由于司法体制设计上的缺陷，致使法院法官无法真正做到独立。一方面法院经常受到来自政府等部门的压力，可以说法官是被架空的，法官的审判权是扭曲的。虽然国家实际上是在很努力的进行制度改革，也起到了一定的成效，但只是旁敲侧击，小修小补，没有从根本上触及到司法制度的弊端，就像今年两会上前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所说的那样：不能用法院内部改革代替司法改革。另一方面由于错案追究制度的不合理大肆推行，将法官审理案件的一审终审率强行与法官的升迁工资奖金荣誉硬性挂钩，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法官的创造性，可以说法官的审判是在带着脚镣跳舞。一些法官要避免自己的案件被宣告为“错案”，就不得不在案件没有进入上级法院审判程序之前，就开展各种各样的“公关”工作，为求得自己的裁判被维持而不得不迁就于上级法官的指示甚至暗示。而当事人因为渴望胜诉而不得不求助于上级法院，下级法院的法官则为着避免或减少“错案”而向上级法院施加影响，上级法院经常要顾及下级法院法官“面子”和“错案指标”，在最小范围内修改原审的量刑判决。这实际上是在变相剥夺当事人的上诉权，同时也削弱了法官的独立性和积极性，导致更多冤假错案的发生。“事实上，在建立错案追究制之前，法官不能独立审案、冤假错案容易出现的问题就已经大量存在，但错案追究制推行之后，法官不能独立审案的现象则更是变本加厉。这无疑陷入了‘钱穆制度陷阱’：一个制度出了毛病，再定一个制度来防止它，相沿日久，一天天地繁密化，于是有些变成了病上加病。越来越繁密的制度累积，往往造成前后矛盾。”错案追究制就是这样的一个制度：在不能保证司法独立的情况下，以责任追究防止错案的发生，反而导致更多错案的错案不断涌现。

二、法官文化上的差异其实，说是法官文化的差异，毋宁说是中美总体文化上的差异，因为法官文化是文化的一部分。实际上我们看好莱屋大片时就可以很深刻的体会到美国文化的特点：喜欢自由与突破，崇尚个人英雄主义。而美国的法官也感染了这一特点，极富创造性。看看美国历史上那些著名的大法官例如开创了司法审查制度的马歇尔大法官就可以知道美国法官的文化了，他们渴望名垂千古，渴望尊严与荣誉，因此他们总会在历史的转折点挺身而出。而中国的法官由于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又因长期受社会长期存在的积习的缠绕，往往显得中庸而保守，喜欢稳定，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所以面对挑战常常会避而远之。笔者借许霆案从宏观上论述了中美法律制度和法官文化的差异。本意不是要比较孰优孰劣，而只是希望通过对比两者之间的差异能给我国的司法改革提供一些浅薄的建议与思考，起抛砖引玉作用罢了。注释：

格兰顿，戈登．奥萨魁．比较法律传统．米健，高鸿钧，贺卫方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刘义昆．错案追究制中的钱穆制度陷阱．

第二篇：从媒体涉入看许霆案

从媒体涉入看许霆案

摘 要：许霆案是中国法治进程中的经典案例，引发了社会各界和学术界的广泛讨论，本案也对中国法治现状进行了综合的考评，而新闻媒体的介入和影响案件发展是探讨的关键。

关键词：许霆案；盗窃；媒体；法律争议

一、案情简介

2006年4月21日晚21时许，许霆到广州市商业银行自动柜员机（ATM）取款。许霆持自己不具备透支功能、余额为176.97元的借记卡准备取款100元。当晚21时56分，许霆无意中输入取款1000元的指令，柜员机随即出钞1000元，经查询，其银行卡中仍有170余元。意识到银行自动柜员机出现异常，能够超出帐户余额取款且不能如实扣帐，于是许霆持银行卡在该自动柜员机指令取款170次，共计取款174000元。同月24日下午，许霆携巨款逃匿。2007年5月22日，许霆在陕西省宝鸡市火车站被抓归案。2007年10月15日，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许霆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07年11月20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许霆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追缴被告人许霆的违法所得175000元发还广州市商业银行。

二、媒体的迅速进入

此案宣判后，许霆不服，以其为善意取款不构成犯罪，取款机有故障，银行有过失且与同案人相比处罚过重，量刑不公等为由，提出了上诉。《新快报》率先及时披露许霆案件，启动了全民热议。2008年1月9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作出刑事裁定，以原审判决认定被告人许霆饭盗窃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各大论坛上那些匿名的关注者和网友们推波助澜，激荡着司法者们的认定与审判过程和结果，使本案成为全民讨论的热案。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的经济社会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发展，各个领域都有不少新情况、新问题需要研究和解决，特别是在新闻媒体种类日益多样,信息更加迅捷、言论更加自由的局面下，法律与新闻的相互促进与影响关系。对于新闻媒体介入司法过程尤其是关系到定罪量刑的问题上，我们的研究不足，而许霆案给了司法机关和我们普通民众深深的触动，我们还需要一个认识到升华的过程：许霆案究竟怎么判才是符合法律与社会的衡平。

不同的观点激烈碰撞着。实际上，法学家乃至法官们的不同观点也仅仅反映了许霆案的不同方面的问题，一些没有被最终采纳的观点未必就是错误的，只是处在特定的时代背景和从多方面考虑的情形之下催生出的特殊产物。

某些官员也对此也显示出极大的兴趣，通过新闻媒体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大多也认为法院量刑过重，当然也不排除媒体采访或者有目的地引用，以此论证媒体自身对社会的关注、对大众的关爱。报道广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省人大代表黄龙云的看法，“广东处于改革开放的前沿，将会有大量类似许霆案件的新型案件的发生，希望两院对弱势全体的审判要慎重”；广东省人大代表朱列玉认为，“该案定为盗窃和诈骗都是不妥的，应该定性为不当得利，不构成犯罪，只需返还非法所得就够了”。全国人大代表、广州市律师协会秘书长陈舒在旁听后指出“媒体、专家，民意的互动在当时认为有助于司法公平公正地实现。如果没有媒体的报道，许霆的无期徒刑命运要想得到如此巨大的变化是不可想象的。”

许霆案一波三折从无期徒刑到5年有期徒刑，被一些人称为司法对民意的“善意回应”，但我们知道当中也夹杂着司法的很多无奈。司法工作者尤其是当时的断案法官希望能够突破法律困惑，获取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俱佳的判决，但从社会反响来看，并没有得到他们预期的效果，民众仍是褒贬不一。姑且不论许霆案件的重判在事实上是否很好地实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但就法院对此作出的积极努力而言，却是应给以高度肯定的。相比于一审判处无期徒刑的畸重量刑，重审判为5年有期徒刑在很大程度上似乎更为符合民众心中的正义理念和标准，绝大多数人还是认为他的行为有些不妥，只是处罚过于苛严。

在许霆案件中，民意与舆论对于将本案由无期徒刑改为5年有期功不可没，成为中国式的民众参与性司法行为，当然没有美国式“辛普森陪审主导”热案效果震撼。长期以来，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了“以人民的名义”、“民众拥护和支持”或“舆论导向”来改变法律的审判运行与结果的。在现代社会，“媒体为无冕之王”成为普遍现象。可以肯定地说，对于一个健康发展和前进的社会来说，媒体的介入和导向是必不可少的，它是民众了解事件和表达意见的有效方式。在舆论的压力下，来自外部的压力和言论束缚着法院和其他司法行政机关的反应速度和处理的公正合理。在舆论的压力下，缺乏司法职业伦理的法官不得不强打精神，具有正义抱负的法官，则可以相对大胆秉持良心，作出正义且合理的判决。但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民意”和“舆论”是要适当考虑，但是绝对不能盲从。毕竟，民意不等于正义，舆论不代表理性。对于法治正义的追求，不是必须要满足全部公众、甚至是最大多数人的意见或者是情感，就连某些法律专家的意见都可以不纳入考虑范围，毕竟，罪行依法而定是法律根本基准。

在现代媒体与网络条件畅通便利的情况下，普通民众有幸能获得较为自由的言论平台，民众在此可以交流，但是不可避免地掺入个人的情感乃至不理性因素，再加上盲从与偏激言行的催化，更易让此滑向负面。法律职业这一需要很强理性和专业技能以及心理素质的特殊行业，不能也不应该被公众的声音而压倒，而事后的采访与法官自己的反应和总结也看出来，此案舆论和媒体的宣扬与参与使案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三、案件争议与结果

广州中院一审判决结果宣布之后，大小媒体争先报道或是采访许霆之父，许霆案自网上登载后，先后被95个网站转载。还有的媒体开展了调查统计，得出结论：90%的人认为“量刑过重”，于是开始了对司法人员尤其是审案法官的重袭，法学专家也纷纷发表评论和意见。

对于许霆利用自动取款机的故障而恶意取款的行为，主要存在无罪与有罪两种观点，无罪说法中，刑法学家们引入了期待可能性理论来证明许霆不构成犯罪。有罪说法中观点众多，甚至还引发了民法学界的不当得利说与刑法的犯罪说之争，而刑法学家内部意见又有不同，有盗窃说、诈骗说、侵占说等之余。盗窃罪内部对于是否是盗窃金融机构，也是众说纷纭。

媒体推动案件进入了重审。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8年3月31日作出重审判决，仍认定许霆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但鉴于许霆是在其发现银行自动柜员机出现异常之后产生的犯意，采用持卡窃取金融机构经营资金的手段，其行为与有预谋或者采取破坏手段盗窃金融机构的犯罪有所不同；从案发具有一定偶然性看，许霆犯罪的主观恶性不是很大。根据本案具体的犯罪事实、犯罪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对许霆可在法定刑之下判处刑罚。遂依据刑法的而有关规定，改判许霆为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2万元，追缴被告人许霆的犯罪所得173826元，发还受害单位。

重审判决之后，许霆仍不服，以自己的行为只是民事上的过失而不是刑法上的犯罪，重审判决定性错误，二审应作出无罪的判决为由，再次提出上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8年5月22日作出终审判决，判决认为许霆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银行自动柜员机出现的故障，恶意取款，秘密窃取金融机构的经营资金，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触犯了《刑法》264条规定，已经构成了盗窃罪，且属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许霆没有法定减轻处罚情节，如仅适用分则应判处无期徒刑，但结合刑法总则，犯罪手段、犯罪情节具有特殊性来看，又有特殊之处，从罪责与刑罚相适应的角度来说，对其判处5年有期徒刑是没有过重的。

应当说，许霆案自媒体披露报道之后，就一石激起千层浪，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从理论到实践、从官员到学者再到社会普通民众，都围绕是否构成犯罪、是构成盗窃罪还是其他罪名，是否构成盗窃金融机构以及量刑轻重等问题开展了激烈的交锋。这一争论并没有因为广东高院作出有期徒刑5年的终审判决而结束，而是在新的高度和层次上继续开展讨论。

对于许霆案的一审结果，一些法学专家们发表了自己的各类看法。贺卫方从法律界应有人道主义关怀出发，提出对于一个24岁的孩子来说无期徒刑意味着某种程度的报复。**认为，无论从一个法学专家的角度还是从普通民众的立场来说，对于此案的一个强烈感受就是“法律太过于苛严了”，一个侵占财产的行为以付出终身自由为代价，这是一个绝大的讽刺。

对于普通大众来说，更多关注的是许霆重审改判的命运；而对于我国大方面的法治、法律来说，更关注的是许霆重审改判背后的这种个案刑罚裁量是否具有正当性和合理性，因而可以说是关注到刑罚制度和法律适用本身的命运。在一审结束后，媒体的热情参与和强烈推动下，社会各界几乎发出了一致的声音，得出结论：法院量刑畸重，社会太不公平；重审后法院断案朝令夕改，变数太大，此法难以让社会大众信服；许霆及其父搬出的“当时的取钱是为了更好地替银行保管财务”之说法出来之后，论坛上又热了起来，大家表示“感到如同吃了苍蝇般”。

假如一审判决后案件没有媒体的高度曝光，当时的民怜不是那么强烈，法学专家没有不停地发表观点保持异议，官员们不再表达官场仁见，再审法院会不会改变案件结果，或者会不会让刑罚有如此之巨变？

人民群众的感觉能否成为案件办理的依据，是与许霆案相关的又一热点话题。对于许霆案件的审判结果，有人认为是顺从民意的正确结果，有人认为是对法律本身的严重亵渎。对于民众的意见我们不否认有正确性和可取处，但是，当非理性的民众蜂拥而上改变了法律的公正、变更了司法的中立性后，司法的脚跟在我们这个本身法治意识就欠缺的国度更是晃动，如此一来，恐怕不单是法律的悲哀。案件虽然已经了结，但广东省高院乃至最高人民法院的这温情的眼泪不知是不是流的恰当、流的可赞？

从案件不同阶段的社会解构来预见和解释定罪量刑结果，看起来是很糟糕的，因为它严重违反了法律规则，是一种法律的歧视，是对法治的破坏，有损审判公正。正如赵秉志教授所认为的那样：“许霆案法官在运用现有刑罚制度灵活纠偏时没有把握好合理的度，直接由无期大幅度地改为5年有期徒刑，是极不严肃的。如此一来，势必会加重民众对法律和司法的不信任。如果裁量刑罚，并非依据法律和具体案情以及司法规律，而仅是受舆论关注的程度大小来左右案件的审理结果的话，法律的尊严何存，这将不是法律的问题或者是民意的胜利，对于我国这走在正轨的法治社会建立是有极大害处的，而所谓代表民众的新闻媒体在此案所起到的作用，我们此处很难讲清。”

四、案件引发的社会反思

许霆案媒体报道后引发的社会大讨论和各类人群的加入，将案件本身又推至舆论之巅，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我国民主和法治的进程在媒体的参与和推动下有良好发展的势头，如美国的米兰达案，我国之前发生的孙志刚案。许霆案是法治进程的一个契机，我们要从法律的角度还要从新闻的角度、法律与新闻相互关系的视角来看待问题，在探讨和研究中推动我国法治的发展，使民主和法治建设步上新的台阶。

可以这样说，虽然许霆案已经过去几年，但是法律争议仍然存在，各方面还是有不同观点，但是能够肯定的是此案已经成为我们社会主义中国法制史上的又一经典案件，因为不仅涉及到简单的适用法的问题，还有法律与新闻二者如何相互促进，相互协调，这是我们法律人和新闻人都急需深思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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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日]西原春夫．刑法的根基与哲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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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刘志伟．刑法学的新动向[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