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下的宪政思潮：瓶颈和价值选择(内附参考文献)

第一篇：中国当下的宪政思潮：瓶颈和价值选择(内附参考文献)

中国当下的宪政思潮：瓶颈和价值选择（内附参考文献）

【摘要】近来，中国社会发生了一场多年来少见的“宪政”争论。尽管官媒发表的支持“宪政”的文章较之那些批判“宪政”的文章少得可怜，但外界并不难看出，官方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很大的一致的意见——如果说不是分歧的话。“宪政”之争传达出了政治合法性危机的信号。“宪政”之争的发生，倒不如说合法性危机是对所有社会群体而言。“宪政”派中的大多数人主要关注的，是执政党的执政基础的转型问题。同时，政治权利实际上反映着公民与国家的关系。

【关键字】宪政 司法独立 民主 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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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itle：The thoughts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constitutionalism: bottlenecks and value's choice The abstract:This days, Chinese society was a rare “constitutional” debate for many years.Although the official media in support of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than those who criticize “constitutional” is negligible, but it is not difficult to see the outside world, the official on this issue is not very big, if the consensus of opinion is not divided.“Constitutional” conveys the crisis of political legitimacy of the signal.“Constitutional” battle, crisis of legitimacy is for all social groups.“Constitutional” sent most of main concern, it i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ruling party's ruling foundation.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actually reflects the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national relationship The key word: constitutionalism An independent judiciary democracy Human rights近来，中国社会发生了一场多年来少见的“宪政”争论。这场争论已经显示出几个主要的特点。

第一，争论从社会群体扩展到体制内群体。反对“宪政”的不仅有社会群体，更有退休和在任官员；同样，支持宪政不仅有社会群体，也有官方群体，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曾经为实现中国宪政而努力而已经退休的官员。

第二，争论激进化。争论的双方都呈现出高度的意识形态化，甚至呈现原教旨主义色彩。双方不仅有理论争论，也有人身攻击，主要是把自己或者自己阵营道德化，把他人和他人阵营妖魔化。

第三，官方本身至今还停留在不作正式表达的“鸵鸟政策”。人们也可以把不做声理解为官方对争论的容忍政策。当然，官方正式对“宪政”之争没有公开表达态度，并不是说其没有态度。相反，官方，至少是官方媒体的态度是很鲜明的。官方媒体连篇累牍地发表反“宪政”学者写的文章，只有少数官媒发表了一些支持“宪政”的看法。尽管官媒发表的支持“宪政”的文章较之那些批判“宪政”的文章少得可怜，但外界并不难看出，官方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很大的一致的意见——如果说不是分歧的话。传统上，官方一直要求所有官方媒体保持一致和思想上的统一。

执政党无力介入讨论

这场“宪政”之争的发生说明了什么？至少可以说明如下几点。第一，“宪政”之争传达出了政治合法性危机的信号。合法性指的是执政党统治基础的问题。“宪政”之争的发生，倒不如说合法性危机是对所有社会群体而言。实际上，从近年来的各种民意调查来看，执政党仍然享有相当高的社会认同度，因此也是合法性基础。但执政党的合法性危机，至少在一些社会群体的眼中的确是存在的。因为在主张宪政者看来，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必须是宪政。换言之，在这个群体看来，执政党现在的执政基础并非宪政。这一点反对“宪政”的人也看得很清楚，因此他们就直接说，主张宪政的是质疑执政党统治的合法性。反对“宪政”的阵营所担忧的也正是这一点。公平地说，主张“宪政”的群体里面，也没有多少人是要如同反对“宪政”的群体所指控的，要推翻现行执政党的统治。“宪政”派中的大多数人主要关注的，是执政党的执政基础的转型问题。

第二，争论表明中国社会的分化和激进化。很显然，争论的双方毫无共识。双方从来就没有直接对话，也拒绝对话，一直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隔空喊话，互相批评甚至攻击，导致了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高度道德主义化和原教旨主义化。

第三，官方话语的衰落。尽管官方仍然控制着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对执政党仍然具有政治重要性，但多年来，官方意识形态领域已经不生产任何新的理论和概念，除了固守传统那些教条外，主要是控制社会层面的意识形态。不过，中国的社会现实一直在快速变化。结果，官方所秉持的意识形态已经解释不了社会现实，也不知道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到现在，官方连社会意识形态也控制不了，任凭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激烈竞争。

第四，在很大程度上也说明了执政党内部对“宪政”没有任何共识。执政党内部有支持“宪政”的，也有反对“宪政”的。在没有共识的情况下，官方就实行一种不情愿的放任自由主义，或者不得不“容忍”社会层面的各种主义之争。（http://）

党刊《红旗文稿》发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晓青的一篇长文《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较研究》，认为“宪政”姓资，“宪政的关键性制度元素和理念只属于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专政，而不属于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制度”。谁主张实行宪政，谁就是要“整体改变国家的性质和基本制度”，实行西方资产阶级专政。《环球时报》的环球网也发表社评，声称鼓吹宪政“是兜圈子否定中国发展之路”。最新一期《党建》杂志发表了署名“郑志学”的文章《认清“宪政”的本质》，更具杀气地诬称：“宪政”主张的指向就是要在中国取消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政权。联系到网上传出的某号文件和所谓“七不要”等等，看来一股反改革、否定82宪法之风正在袭来，火药味十足，引起知识界理论界的惊诧和反弹，群起质疑、反驳。

这几篇思维陈旧、逻辑混乱的文章虽然不值一驳，但由于它包着理论外衣和官方社评的身份，因而不是一个孤立事件，不是几个人一时冲动，而是顺应了当前某种政治意向，企图造成一种高压舆论，左右政局，误导改革，使之陷入反民主反宪政的“邪路”。面对这种思潮，我认为理论界不容沉默。

这一思潮的实质——名是反宪政，实是反现行宪法.（郭道晖(进入专栏)最近党刊《红旗文稿》发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晓青的一篇长文《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较研究》）

反宪政派的逻辑

1.宪政的关键是司法独立，保证司法的独立公平公正。2.宪政的关键是任何公民或者党派，组织、包括政府机构都不得凌驾在法律之上，享受法律以外的特权。保证一切依照法律办事。3.宪政的关键保证公民权利，保障媒体对政府活动的舆论监督，防止权力的相互交易。甚至

防止宪政本身被权力边缘化。

宪政无非是要求权力的掌握者履行合法使用国家权力的承诺。他们不是因为宪政而丧失权力，而是不应该享受法外特权。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为现在社会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权力都是属于人民所有，而不是哪个个人的。

在我们国家宪政的本质无法就是要求权力掌握者遵守自己制定的法律。如果一个管理者连自己制定的管理制度都不肯遵守，那么这个人还有资格从事管理岗位吗？这是管理学的常识。事实上那些反对宪政的人，就是从来不打算去遵守自己的法律。而这群人还在痴心妄想管理我们个国家。

他们反对司法独立，就是想反对法官对权力滥用的判断和裁决。摆脱司法对权力滥用的监督和纠正，让权力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他们反对公民权利和舆论监督，就是反对公民对他们滥用权力进行监督，反对公民对社会发展问题真相的了解。

现在他们最终开始反对宪政，就是反对法律对权力的规范和控制，反对宪政下的司法独立，反对宪政下的公民权利和舆论监督，反对宪政下的民主选举，让权力彻彻底底不受控制。让特权世世代代永存（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1/2760/69/92/3_1.html）宪政作为民主的最基本方式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宪政表征民主的正当性和合法性。正如美国著名思想家潘恩所说：一切管理国家的权力必定有个开端。它不是授予的，就是僭取的。此外别无来源。一切授予的权力都是委托，一切僭取的权力都是篡夺。民主政府作为强调一切权力来源于人民的合法政府，自然应建立在人民的同意基础之上。这种同意应在人们为建立政府而达成的社会契约中反映出来。这种社会契约通常采取宪法的形式。而宪法又会通过确定政府的政治构架及其政治蓝图，使人民同意受其统治。当今几乎所有国家都把“人民主权”作为一条重要的宪政原则，并通过民主选举、公民复决、公民投票或其他间接民主方式来体现这一宪政原则，从而使民主有了最坚实的正当性和合法性的根基。

第二，宪政弥补了民主的固有缺陷。民主作为一种工具操作价值，它并不能代表绝对的善。因此，古往今来人们给民主加上无数的修辞语。如“自由主义民主”、“宪政民主”、“多元民主”、“国家民主”、“政党民主”、“军事民主”、“生活民主”等等。一般而言，民主如果不与法治宪政结合起来，就不能实现公正、公平和合理。这是因为，民主信奉“人人当家作主”，相信人有“完全理性”和“充分自治能力”。著名思想家卡尔•波普曾说“人们需要的与其说是好的人，还不如说是好的制度。”邓小平同志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制度好可以是坏人无法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社会的制度有多种，但只有宪政制度最能减少人类事务中的独断专行程度。作为自由保护者的宪政所具有的前涉性(不朔及既往)、确定性和平等保护性，使其能最大限度地反对恣意，防止专断。宪政理论不相信政治权威的道德性，即使是通过民主选择的决策者，宪政理论对其在其制定公共政策时能否遵守程序、能否保障人的权利和尊严，持消极和谨慎的态度。对于一个公共权威，宪政所关注的不仅仅它能做什么，更在于它不能做什么。因此，限政乃是宪政最为本质的目标和价值。

第三，宪政能确保民主政治的良性化。民主政治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列宁所说的国家制度、国家形式问题，或者说是政权问题，即权力的来源，权力的配置和行使方式问题，而宪政能够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权力“总有着一种越过它自己的范围而发展的本能倾向„„和一种特殊诱惑。权力总是倾向于增加权力„„它喜欢自己是一个目的而不是一个手段。”(马里旦语)换言之，权力具有扩张性、腐蚀性和渗透性，为了抑制权力之恶性，摒斥“权力 的异化”，就必须消除权力的混沌状态，对它进行合理拆解，建立“有限的、分立的和负责任的”权力架构，因此权力运行的宪政化也就成了应然之义。

第四，宪政构建人权的保障机制，实现民主政治的终极价值。人权是人类追求的崇高目标，人权的实现程度是衡量民主政治进步程度的一项重要标准。法国大革命时期诞生的《人权宣言》就曾庄严地宣告：“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自由而且始终是平等的。”“一切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护人的天赋的和不可侵犯的权利;这些权利是自由、财产、安全以及反抗压迫。”当代美国著名宪法学者阿尔伯特认为，保护人权也是宪法最本源的价值所在。“从任何宪法价值的角度上看都特别重要的，„„是保护那些认为是文明社会所必备的人权。这些权利包括：自治;表达及信仰自由;民事、特别是刑事案件中的公平程序。在几乎每一个社会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为获得这些权利而进行的斗争，以及为保护它们既不受独裁者也不受民主多数的贬损而作的努力。”人权的保护固然离不开社会、政治、经济、伦理道德水平的提高，但人权的宪政保护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具有极大的权威性和普遍有效性;宪法和法律通过设定人权保护的一般标准，从而避免了其保障手段的随机性、间断性和相互冲突之不足。人权如果得不到宪法和法律的保障，特别是人权被侵犯时，如果得不到法律救济，那么人权将化为乌有。同时，只有法治才能确立实现和保障人权的具体有效的程序和方法，建立良性循环的人权运行机制，并为人权的实现创造良好的外部社会环境，因此人权的宪政保障是人权实现的最有效方式。

第五，宪政“型塑”人们的民主精神和民主思维。宪政除了最大限度地保护社会成员彼此不受侵害，同时将公共权力侵害公民权利的机会降低到最小程度外，宪政还有一个重要的向度就是“型塑” 人们的民主精神和民主思维。中国古代先哲就曾说过，法度“犹孟也，民犹水也。孟方水方。孟圆水圆。”人民的素质大部分是由他们怎样解决问题，怎样对付随之而来的冲突以及怎样利用政治制度谋求优势和统治的诱惑界定。宪政制度创造了人民特有的组织、思维习惯和风俗。所谓民主的思维就是协商和妥协的思维，就是试错和求优的思维，就是竞争和服务的思维。而这些思维的培育必须在宪政的框架中才能完成。宪政排斥激情的过度张扬，强调在理性的对比和归纳中实现利益的满足;宪政同意在民主的多数统治框架中，少数人会为了社会的公益付出必要的代价，但宪政也强调在尊重多数的同时，必须保护少数，反对多数的暴政;宪政强调在一个经济多元的社会里，人们的利益也是多元的，为了公平实现社会利益和个人权利，必须有不同利益的良性整合和社会资源的公平分享。同时，政治权利实际上反映着公民与国家的关系，它要求宪政确保政治权利的实现和国家政治生活的良性运行，实现国家意志和人民意志的统一。

第六，宪政要求实现执政方式的理性化和法治化，坚持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政党制度、选举制度和代议制度构成现代民主制度的三大支柱。政党作为一种独特的政治组织在各国政治舞台上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成为国家政治权力运作的中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是我国的一项重要的宪法制度。共产党是执政党，党的领导是政治原则、政治方向和重大决策的领导。党领导国家政治生活的实现方式是将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变为国家意志，并由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在贯彻执行党的意志的实践中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尤其是运用法律的方式加以完成。当前在我国，要实现党的执政方式的理性化，必须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问题：首先，要正确认识到党组织和国家政权的性质、职能和活动方式不同，党不是权力组织，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纪律只在党内有约束力，在党外没有直接约束力，党不能代行国家政权的职能直接行使国家权力，也不能干预国家政权机关的具体管理活动。其次，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统一，最重要的是使党成为宪政法律关系的主体，使党在依法享有相应权利的同时，更要承担必要的义务和责任，使党真正做到执政为民，立党为公。党组织的行为在严重损害人民和国家利益的时候，不仅要承担政治责任，更要承担法律责任。因此，制定一部专门的政党法，调整有关政党法律关系问题，也成为当

今中国法治建设的一项重大课题。再次，要正确协调和处理党的领导权与人大决定权、司法独立审判权的关系，处理好党的领导权与党内和党外对党的民主监督权的关系，要从职能和机关两个角度处理好党政分开的问题。（http://www.xiexiebang.com/data/detail.php?id=46947）

资本主义私有制与宪政民主的精神背道而驰，只有推行社会主义的政策，以公有制社会主义经济逐步取代私有制经济，才能逐步解决人民的贫穷与失业等问题，人们在经济上才能处于一种真正平等、公平与自由的关系，人类社会才能趋于真正的公平、自由、民主与平等。只有以此为基础，宪政民主才是真实可能的，才真正符合民主政治的精神，符合人民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

因此，社会主义扬弃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不仅主张政治民主，同时也主张经济民主。社会主义通过经济民主的形式，使宪政民主建立在一种真正公平合理的前提和基础之上，成为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宪政民主，而不只是有钱人的政治把戏。社会主义通过某种形式的公有制，让劳动者占有和管理自己的社会生产，以联合的民主的企业制度，代替资本主义的私有的独裁的企业制度，从而实现劳动者的经济解放，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平等权利，实现经济上的民主。社会主义通过经济上的民主使政治民主中不合理的影响和作用消失，从而可以实现真正的政治民主。

（http://www.xiexiebang.com/blog/infor_detail.aspx?ID=450&articleId=4498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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