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案例

第一篇：婚姻案例

朱某通过多方交涉，促使B区婚姻登记机关撤销了结婚证，并宣布婚姻关系无效。A区法院据此裁定驳回赵某起诉，赵某不服上诉，二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

一、法律溯及力问题

朱某与赵某的结婚证登记时间为1999年，婚姻关系纠纷产生时间为2004年，其间我国婚姻法律法规均作了修改，在法律适用上就涉及到了法律的溯及力问题。

我国民商法律坚持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则，依据这一原则，2001年修改后的《婚姻法》、2003年颁布实施的《婚姻登记办法》、《婚姻登记工作暂行规范》等有关婚姻的法律、法规就不应适用于该起婚姻关系纠纷,后者可适用的法律、法规主要是：1980年的《婚姻法》、1994年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等。因此，B区婚姻登记机关以2003年《婚姻登记工作暂行规范》第四十六条为由拒绝受理朱某的行政复议申请是不合法的（该条规定，除受胁迫结婚之外，以任何理由请求宣告婚姻无效或者撤销婚姻的，婚姻登记机关不予受理）。

二、法律关系种类的认定

理论界通说认为，法律关系是法律在调整人们行为的过程中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法律关系是以法律为前提而产生的社会关系,根据不同的标准对法律关系有不同的分类，按照法律关系主体的法律地位是否平等可分为：平权型法律关系与隶属型法律关系。

平权型法律关系，是存在于法律地位平等的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所谓法律地位平等，指的是当事人之间没有隶属关系，也就是既不存在职务上的上下级关系，也不存在一方当事人可以依据职权而支配对方的情形。这种平权型的法律关系以民事法律关系最为典型。朱某与赵某是该起婚姻法律关系的主体，依据1980年《婚姻法》的规定，两人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是民事法律关系，因此，他们之间的婚姻关系纠纷是民事纠纷，可通过民事诉讼处理。

隶属型法律关系是一方当事人可依据职权而直接要求他方当事人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法律关系。隶属型法律关系存在于具有职务关系的上下级之间，也存在于依法享有管理职权的国家机构和其管辖范围内的各种主体之间。行政法律关系是典型的隶属型法律关系。本案中，婚姻关系纠纷的一方当事人在向婚姻登记机关申领结婚证时，婚姻关系纠纷当事人与婚姻登记机关之间的法律地位是不平等的，婚姻登记机关在决定是否颁发结婚证明时，依据的是婚姻行政法律法规，而无须征得结婚当事人的同意，因而双方间是行政法律关系，因此，该起纠纷可通过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途径解决。

综上，该起婚姻关系纠纷有三条救济途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民事诉讼。A区法院和B区法院的主张都是片面的。

三、行政复议

朱某可以向B区婚姻登记机关申请撤销《结婚证》，并宣布其与赵某的婚姻关系无效。

1994年2月1日民政部颁布实施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以下简称1994年《管理条例》）第十二条规定，申请结婚的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登记机关不予登记：（1）未到法定婚龄的；（2）非自愿的；（3）已有配偶的；（4）属于直系血亲或者三代以内旁系血亲的；（5）患有法律禁止结婚或者暂缓结婚的疾病的。第二十五条规定：“申请婚姻登记的当事人弄虚作假，骗取婚姻登记的，婚姻登记机关应当撤销婚姻登记，对结婚、复婚的当事人宣布其婚姻无效并收回结婚证，对离婚当事人宣布其离婚无效，并收回离婚证，并对当事人处以200元以下的罚款。”

本案中，一方当事人到不是任何一方户口所在地的婚姻登记机关办理了结婚证，后者出现身份证号码错误等诸多纰漏，纠纷发生时婚姻登记机关朱、赵两人的档案也没有，事实与证据说明了：朱、赵之间的结婚属于非自愿，是一方当事人弄虚作假，骗取婚姻登记的行为，完全违背了1994年《管理条例》的强制性规定,因此,B区婚姻登记机关最后撤销了《结婚证》，宣布其婚姻无效的作法是正确的。

值得一提的是，2003年民政部颁布实施的《婚姻登记工作暂行规范》第四十六条将胁迫结婚外的其他任何理由都拒之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门外，因而类似于本案受蒙骗或欺诈而登记结婚的当事人便少了一条快捷有效的救济途径——行政复议，这不能不说是建立的新无效婚姻制度的一个遗憾。

四、行政诉讼

朱某可以向B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撤销B区婚姻登记机关颁发《结婚证》这一具体行政行为。

1980年婚姻法第七条规定，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本案中，一方当事人未到场，B区婚姻登记机关就颁发了朱、赵两人的结婚证，这一具体行政行为明显地违反了婚姻登记的法定程序，B区法院可以依据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判决撤销B区婚姻登记机关颁发结婚证的行为。

五、民事诉讼

朱某可直接向受理离婚案的A区法院申请宣布朱、赵之间的婚姻无效。

前面已介绍，朱某通过自己的努力，创造了较丰厚的财产，在诉讼中，A区法院对其小车和房产进行了查封，如果A区法院以离婚形式来审理朱、赵两人的婚姻关系纠纷，那么，上述财产就要拿出相当一部分当作夫妻财产分割，赵某就可得到一笔可观的财产,这不是朱某想看到的结果，也是她提出无效婚姻请求的内在动力。但A区法院对朱某这一请求未予理睬，而是让朱某寻求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途径解决，原因是A区法院在民事诉讼中就如何审理该起纠纷在适用法律上遭遇尴尬，其尴尬之处来自1980年婚姻法及有关司法解释与民法通则及1994年《管理条例》之间的法律冲突，A区法院在发生冲突的法律面前显得无所适从，未有所作为。

1994年《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将早婚、未登记婚及骗取结婚证等情形规定为无效婚姻，据此，有学者认为，我国无效婚姻制度已经确定，但作为上位法——1980年婚姻法却没有无效婚姻规定的只言片语，并且，在1989年11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1989年《若干意见》）中，将骗取婚姻登记认定为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之一，进一步排斥了无效婚姻制度在我国婚姻司法实践中运用的空间，因此，在对骗取婚姻登记而导致的婚姻关系纠纷中，1994年《管理条例》与1989年《若干意见》之间发生了直接的法律冲突，前者确认婚姻无效，后者默认婚姻有效，在发生的冲突的法律面前，法官不应茫然失措，无所适从，而应理性分析冲突法律各自的效力，寻求立法的内在逻辑和精神，恰当地适用法律，笔者就此试作如下分析：

（1）从立法角度看，最高人民法院只是最高司法机关，而不是立法机关。2000年3月15日全国人大通过的立法没有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可以立法，只是在第四十三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法律解释要求。198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第二项规定，凡属于法院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进行解释。笔者认为，将骗取婚姻登记认定为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是一条创设的法律规范，而不是具体运用法律、法令的问题，在与有立法授权的1994年民政部颁布实施的《管理条例》发生法律冲突时，应优先适用后者。

（2）按照后法优于先法的法理原则，1994年《管理条例》优于1989年《若干意见》，因此，应优先适用1994年《管理条例》。

（3）1986年4月12日全国人大通过的民法通则第二条规定，民法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第一百零三条规定，公民享有婚姻自主权，禁止买卖、包办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第五十八条规定，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以及违反法律或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行为无效。本案在适用法律中，在1980年婚姻法没有无效婚姻规定的情形下，按照后法优于先法的原则，应优先适用民法通则，民法通则将公民之间的人身关系纳入其调整范围，而婚姻关系是典型的人身关系。本案中一方当事人骗取结婚证的行为既违背了对方的真实意愿，也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依据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规定，认定朱、赵之间的婚姻关系无效。

结束语：该起婚姻关系纠纷当事人有三条救济途径可以选择：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在这三条救济途径中，似乎民事诉讼这条给法官带来了较多的困惑和难题，这是婚姻立法的滞后性、缺乏协调性所导致的，要解决这些难题，走出这种困境，法官要有较强的法律思维能力才行。

第二篇：婚姻案例

课堂案例讨论

【案例一】

1982年，江西省吉安县年仅7岁的女孩黄健梅到外婆家串门，被邻居家一10岁男孩熊土林投飞镖不慎刺中左眼，后经医院治疗无效，诊断为：左眼因蜂窝组织炎导致失明。一个月后，黄家要求熊家赔偿，熊家只支付了260元医疗费后就无力继续付款了。于是，由双方亲属做担保，熊、黄两家签署了一份协议：“熊土林长大成人后娶黄建梅为妻，若女孩长大后另嫁，双方互不承担责任；若男孩长大后另娶，需付给黄建梅终身生活费，标准为每月10元钱。”协议签署后，黄健梅回到自己父母家，她的父母每隔3、4年都主动给男方家寄信，邀请男孩熊土林过来玩玩，但是对方一直没有过来走动。18年过去了，两个孩子都分别成年并找到工作。2000年，黄健梅回外婆家拜年得知熊土林马上就要结婚的消息。原来熊土林在广东打工时找到了女朋友。黄家听说后非常气愤，要求履行婚约，或者熊家对黄健梅受到的损害赔偿3万元。熊土林拒绝与黄健梅结婚，主张自由婚姻自主权。最后，黄家将熊家告上吉安县法院，要求当年监护人熊家父母及其儿子熊土林共同赔偿继续治疗费1万元、残疾生活补助费5.7万元、精神抚慰金1万元。

问：本案中，婚约是否应履行？原告方的赔偿是否应得到支持？请说明理由。

【案例2】

2002年辽宁省瓦房店市人民法院受理了一起申请离婚的案件。原告张红（女）诉称，2000年12月，自己经介绍与被告沈学明（男）结识。后由于被告单位要按照经济适用房标准最后一次分配住房，于是，二人为了排队要房子，于2001年2月匆忙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虽然结婚证上记载张红的出生日期是1981年1月，但是这个日期是托他人帮忙伪造的。双方登记后未同居生活，更未生育子女，也未置办共同财产。现因双方性格不合，难以继续相处，要求与被告离婚。经法院审理查明，原告实际出生日期应当是1984年1月，被告出生日期是1976年3月。

问：该婚姻的效力如何？法院是否应按离婚处理？请说明理由。

第三篇：婚姻心理咨询案例

文：太原米兰阳光心理咨询有限公司-李晓清

努力地吵架其实是在努力的满足心理需要，你有多努力，事情就有多糟糕！

在正常的人际关系中，我们如果内心渴望得到什么，我们会主动地表达出来。这种表达就是内心的诉求。而表达的方式对于不同的人，所处的不同当下，确是有着很大差别的。

不同的心理状态，人们的表达诉求的方式也是有所不同。有的人内心渴望得到别人的关心，就透过主动关心别人，以换取别人对自己的关心。有的人却是要透过指责别人来获得别人的关注。前者相对来说直接一些，他对你做一些事情，你就很容易知道他需要你向他做同样的事情了。而后者相对来说比较“含蓄”一些。明明他是需要你对他关注的，但却是用一些伤害人的行为来表现。

我们把前者叫做“正常的”诉求方式，后者叫做是“非正常”的诉求方式。就如一个先生很晚才回家，太太在家担心很长时间了。一到家太太说，你还知道回来啊，在你眼里还有这个家吗？这就是一种指责式的诉求，是属于非正常的模式。对于太太来说内心的需要当然是，我等了一个晚上，你才回来，我内心很委屈，我需要你来安慰我一下。但她的方式不是直接的表达自己的诉求。

我们设想一下，如果表达诉求的方式换一下，那就不一样了。“你这么晚回来我很担心啊！我一直为你担心，你应该给我一些安慰”。这样的表达会更容易获得自己的内心需要的满足，也就是更容易实现诉求的目标。但现实生活中，许多人却不是在亲密关系中运用正常的诉求方式，而是每天都在运用非正常的诉求方式。

一个女士来到我的诊所，像我诉说他和先生的亲密关系的故事，在这其中表达最多的当属他的先生总是喜欢和他吵架。而且吵架的花样还很多，真是让自己应接不暇，眼花缭乱。

她最不能理解的就是，为什么他就不能好好和我说呢？动不动就发脾气，说狠话，本来是很小的事情，结果闹的很大，最后大家都不开心。

对太太的诉求，我大概明白了。是因为这两个人来自两种不同的文化家庭，他们在亲密关系上，有着一些区别，一个人运用的是“正常”的诉求模式，而另一个人运用的是“非正常”的诉求模式。

两个人的诉求模式不一样，不是亲密关系沟通中最糟糕的。最糟糕的是两个人都相互不知道有区别。于是两个人就会觉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如果两个人的亲密关系还有其他的良好纽带，还好一些，至少在短时间不会因为不开心分开。反之，就会很麻烦，他们有可能因为诉求模式的不同，而相互觉得被伤害。

比如两个人都需要被关心，一个是不说话，生闷气等待对方来关心自己。另一个人把身边的东西摔烂，这两种都是属于非正常的诉求方式。你想想当这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不说话的就会觉得不可思议，你为什么不可以先不要动，我们冷静一下，另一个就会觉得，你不理睬我就是对我最大惩罚。

说到这里我们不难发现，诉求的模式没有绝对意义上的好坏之分，只是是不是匹配或者彼此了解。如果那位太太知道他先生很愤怒的行为，实际上是需要他给与关注和支持，一旦满足了他的需要，他就会停下来了。

我们会看到一些亲密关系很特别的人，他们相互吵架，说一些狠话，甚至对对方侮辱的话，可是不要两天他们在一起搂搂抱抱走过你身边。你心里想这对“狗男女”，怎么会是这样的关系模式呢？这其实就是匹配。

匹配当然重要，但现实生活中，不是说找就能找到的。遇到不一样的，甚至对方的诉求方式很“不正常”，我们应该如何办呢？

第一步设法了解，了解对方这种方式的背后是想要什么？心理学上说，没有一种行为会无缘无故的，背后都有心理动机的。就像小孩子哭闹一样，他想要什么呢？为什么他不用正常的方式来表达诉求，而是非要哭呢？

中国人有句俗话：有粉谁不擦在脸上，非要擦在屁股上。就是这样意思了，如果一个人内心有需要，他当然是先用正常的诉求方式来获得，数次未果之后，才可能采取非正常的方式啊。

当然，如果你的恋人是这样的，你也不要内疚，他不一定是在你那里习得的这样的诉求模式，有可能是之前的亲密关系中习得的。比如，小孩需要妈妈来拥抱自己，好让自己感受到安全，最开始选择的是用微笑和眼睛示意，有时候也可能伴随呢喃。

但小孩子也是很聪明的，这样的正常的诉求行为，如果没有实现自己的内心需要，他就要调整策略，选择另一种诉求模式了。所以，一些妈妈像我抱怨说他的孩子学到一些“非正常”诉求行为，问我为什么，我就说，你是见证整个过程的人，你怎么会不知道呢？

吵架、哭闹、冷战、讽刺的语言、挖苦的方式、温情的表示、直接的情感描述，这些都是诉求的表达模式。本质上没有多大区别，都是服务于内心需要满足的。只是所带来的结果可能和预想的事与愿违。

了解了之后，我们才可能理解。这是一个过程，所以说亲密关系需要学习，我们需要学习如何去了解一个人，了解这个人来自怎样的家庭，在这个家庭的亲密关系中，如何成为今天这个人的，他的一些我不太了解的行为背后的动机模式是什么。了解之后才可能理解，才不会惊慌。一种行为对于你来说是“非正常的”，但对于另一个人来说可能是“很正常的”，所以你需要了解，不然就会伤害自己，更会伤害两个人的亲密关系。

理解是建立在全面了解的基础上的，当我们全面了解一个人的诉求模式之后，他的诉求模式，即使我不敢苟同，但至少也不会对我的情绪造成很大冲击了。

你可能会问，那总不能一直这样啊，需要改啊！

是的，当然需要改，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有义务去了解你，即使你的恋人因为在你这里获得某种她的需要，但如果需要满足之后，她还不能适应对于她来说的非正常的诉求模式的话，也会悄然离开的，那将是很可惜的事情。

心理学家发现，运用“非正常”诉求模式，去获得自己内心需要的满足的人，往往都是缺少安全感的人，都有着不同程度的自卑人格。

害怕被人抛弃，自尊心特脆弱。总是要证明自己不比别人差，一旦发现有被别人小看的风吹草动，就会立即采取攻击性行为去捍卫。攻击性的行为，实际上就是一种心理诉求，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自己的心理需要的满足，实际上是一种自卑的表现，越是这样表现，别人越不理解，就可能把事情弄的更糟糕，以至于后来大家都损伤而告终。

在人际关系中，有着自卑的人的潜意识有一个一直坚持的真理，“最好的防守是进攻”。他们会在别人的言谈举止中发现“危险”。一旦找到蛛丝马迹的可疑之处，就开始发起进攻，这时候，在他身边的人只需要说一句话，我不会伤害你，我对你没有危险，就可以了。

即使他不相信，但你一直这样说，不会不理智的跟随他焦灼起来，几分钟之后他就会有意识到这样。他会继续回到理性状态，发现自己你不是对他真的不好。这样反复多次，就就会成为他的“安全人物”，被他的潜意识自我放行。他以后和你交往也会逐渐学习到你的“正常模式”了。

当然我们也不要觉得有自卑的人就是不好，一般情况下，自卑性格的人很有正义感，做事情坦荡无私。由于缺少自尊，所以在社会行为中会特别要求自己，对于虚伪的人很看不起。只是在受到不公正的误解之后，不太忍耐自己的委屈，而是用“非正常”的心理诉求模式来表达而已。

所以，性格是一把双刃剑。没有好换之分，亲密关系中还是要看匹配。最重要的是一旦选择了她作为你的另一半，或者做你的终身朋友，相互接纳和理解也是很重要的。但站在自身的角度就不能不作为了，要别人因为你而快乐，不要让别人因为你而难受，要作为自身一生的追求！

第四篇：案例：无效婚姻

 林菊、林芝系同胞姐妹。1996年5月，姐姐林菊（21岁）经人介绍与某厂工人巴某相识恋爱。同年10月，妹妹林芝（18岁）在一次舞会上与某区工商银行司机董某（22岁）认识后，董某多次邀请林芝看电影、跳舞、兜风等，二人于同年12月正式确立恋爱关系。1997年春节期间，董某与林芝乘林父回老家之际，在林家同居生活，致使林芝怀孕。此时被林父发觉，便要他们尽快结婚。当时董某所在的单位正在分房，按董某的条件，如果领了结婚证，可分得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但林芝未达到法定婚龄，恐其单位不会开具结婚证明，办不到结婚证。于是，林的父亲便召集林菊、林芝两姐妹与巴、董共同商议，一致认为林芝与董某应当马上结婚，一来可以分得住房；二来可以避免未婚先孕的社会舆论。董某提出：“林芝的年龄不够，最好是请姐姐代她去办结婚登记”。这一建议得到了大家的赞同，林菊指出：“结婚证我可以帮助去办，但结婚证办回来后要把我的名字改成妹妹的名字”。



 事后，林菊、董某分别回到自己的所在单位开局了婚姻状况证明，并于1997年3月26日亲自到董的户口所在地办理结婚登记。在结婚申请书上，二人填写的姓名是林菊与董某。婚姻登记机关认为二人均符合结婚的法定条件，准

予登记，发给结婚证。领取结婚证后，董某便私自用涂字灵将结婚证书上的菊字改成了芝字。同年4月2日，董某与林芝公开举办了婚礼。婚后二人即搬进林某的住房，以夫妻关系同居生活。

 1997年9月，林菊以原婚姻状况证明遗失、未办结婚登记为由，又要求所在单位出具结婚证明。经办人信以为真，又为林菊开具了婚姻状况证明，林菊与巴某到巴所在地的婚姻登记管理机关办理了结婚登记，领取了结婚证，并于国庆节举办了婚礼。

 林芝与董某结婚后，于1997年10月生1小女孩。因双方性格不合，对扶养小孩以及经济问题经常发生纠纷。董某对林菊怀有好感，经常借故与其往来，使巴某极为不满。1998年2月，董与林芝再次发生纠纷后，离家不归。林菊即出面多次找董作工作，劝其与林芝和好。董某提出：“我与林芝的结合是不合法的，我们才是合法的夫妻。”要求与林菊建立家庭，遭到林菊的一口拒绝：“我们有言在先，办结婚证是假的，你的这种想法不可能办到。”

 1998年3月，董某向林菊住所地人民法院提控告林菊与巴某重婚，要求追究他俩的重婚责任，维持自己与林菊的合法婚姻关系。

 问：如果你是此案的主审法官，应当如何处理此案？

第五篇：婚姻法学 案例分析

七、案例分析

1．王X婚后多年未生子女。一九六0年收养了一名6岁的男孩，取名叫王甲X。王X夫妇对养子非常疼爱，精心抚养。一九七0年王X之妻病故。王X和养子王甲X相依为命，共同生活。一九七七年，王甲X找了对象，结婚另过。但他对养父仍很关心，常来探望，并帮助做家务，生活上给予照顾。王X单身一人生活，虽有养子常来照顾，仍感到孤单、寂寞，经人介绍，找了一个老伴，老伴过门时带来了独生女儿，名叫赵X，已经参加工作。王X对赵X也很喜爱，一家三口，关系很和睦。王甲X对养父的再婚有些意见，但又不便干涉，所以自继母过门后，便很少来探望养父了。一九八0年，王 X因病去世。王甲X和继母一起办理了养父的后事，把家中的财产一分为二，一份自己拿走，一份留给了继母。继母对此也无异议。一九八二年，继母也病故了。此后，王甲X和赵X即无联系。

一九八三年以后，国家落实私房政策，原属于王X家的祖传的六间房屋发还了。对这六间房屋，谁有继承权?王甲 X和赵X为此发生了争执。王甲X称：这六间房屋是养父祖传的房产，与赵X无关，当然应由他一人继承，赵X称：王 X的财产应由我母亲继承，母亲死后应由我继承，王甲X是王X的养子，不是我母亲的养子，他不能继承我母亲的财产。问：对于这六间房屋，王甲X和赵X谁有继承权?为什么？

----------答：对于这六间房屋，养子、继女谁有继承权呢?要处理这起继承案件，就必须追溯到历史：

首先应该明确，这六间房屋是王X家的祖传房屋，是王 X的个人财产，王X于一九八0年去世，当时能继承王X遗产的有两个人，一是王X的配偶，即赵X的生母，一是王X的养子王甲X。赵X虽是王X的继女，但她和继父王X没有形成抚养关系，所以没有继承权，不是法定继承人。六间房屋由赵X的生母和王甲X二人继承，一人应得三间。

其次要解决的是赵X的生母，即王甲X的继母去世后，她的遗产应如何继承的问题。赵X的生母于一九八二年去世，她的遗产应由她的女儿赵X来继承。王甲X虽是赵X生母的继养子，但他们之间也未形成抚养关系，他对继母的遗产也无继承权。所以，赵X是母亲遗产的唯一法定继承人。

所以，六间房屋虽然应由王甲X、赵X二人来继承，但继承的根据是不同的。王甲X是以养子的身份继承养父王X的遗产：而赵X则是以女儿的身份继承属于母亲的那一份遗产，代位继承王X的遗产。------------

2．林(男)与刘(女)于一九**年结婚，双方均系再婚。林有一养女，已出嫁，在外地工作；有一子，年仅14岁。刘有两个女儿，大女已结婚，在本地工作，小女年仅12岁。林、刘结婚后，林之子和刘之小女，均随他们一起生活。文革期间，林、刘均受冲击，一九六八年，林、刘被隔离。在他们夫妻隔离期间，刘之大女及其丈夫常回家照顾弟弟和妹妹。不久，刘被放出，家庭生活由刘负担。林因历史问题，由隔离而被逮捕，于一九七二年病死于狱中。一九七四年，刘又与王结婚。一九七六年，林的问题得到平反，补发了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二年的工资一万五千元。林所属的单位通知林的儿子及刘的两个女儿参加了追悼会，并将一万五知元交给了刘，林的养女得知后，从外地赶回来，向林原属单位质问，为何不通知她参加追悼会，并找刘要求分遗产。刘不同意。林的养女向法院起诉，提出刘现已改嫁，无权继承林的遗产。刘编称，林的养女不是林亲生女儿，且早已出嫁，在外地工作无权继承林的遗产。

----问：谁有继承权及应继承的份额？为什么？

----答：解决本案的关键是搞清当事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其次是谁有继承权及应继承的份额等问题。

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如下： ①林与刘是夫妻关系 ②林与养女是养父女关系

(3)林与14岁儿子是亲生父子关系 ④林与刘的大女儿是未形成抚养关系的继父、继女关系 ⑤林与刘的小女儿是形成抚养关系的继父、继女关系 ⑥刘与林的养女是未形成抚养关系的继母、继女关系 ⑦刘与林的儿子是形成抚养关系的继母、继子关系⑧刘与王是夫妻关系⑨刘的两个女儿和林的儿女之间是继兄弟姐妹关系

谁有继承权?

①刘有继承权。刘与林一九**年结婚，他们的婚姻关系是从一九**年到一九七二年，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是夫妻共同财产。补发的一万五千元是林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二年的工资，是夫妻共同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因此，根据法律规定，一万五千元中有一半是刘的财产，另一半才可作为遗产继承。刘以配偶身份继承是对的，至于她一九七四年又与王结婚的问题，并不影响她继承前夫林的财产。②林的养女有继承权。根据婚姻法的规定收养关系一经成立，养父母与养子女之间的关系与亲生的父母子女关系相同。林的养女虽已出嫁，并在外地工作，但这些不妨碍她以养女的身份继承林的财产。③林的儿子有继承权。婚姻法规定父母和子女有相互的继承权。④刘的小女儿有继承权。刘的小女儿在刘与林结婚时尚未成年，林与她形成了抚养关系的继父女关系，依法应与亲生子女享有同等权利。⑤刘的大女儿无继承权。刘的大女儿在刘与林结婚时就已经出嫁，林与她未形成抚养关系。但是，因她在林和刘被隔离期间，曾回来照顾年幼的弟妹，可以考虑分给她一定数量的遗产。

3．赵X（男）和李X（女）是N市技工学校毕业的同班同学，读书期间建立了恋爱关系，并于一九六五年毕业，一同赴边疆工作。文革开始后，因赵X 和李X在政治上分歧很大，双方终止了恋爱关系。

一九七二年，李X经人介绍与N市中学教师王X结了婚，虽然两地分居，但你来我往，夫妻关系较融洽。一九七五年，赵X 和李X同路回N市探亲，赵得知李正愁于夫妻分居，无法调回N市，便权李与丈夫王离婚，与他重归于好，并一同努力调回N市附近的S市工作，以便回N市方便。李X调回N市心切，听信了赵的一番劝言，回到家里便向丈夫提出离婚，丈夫不同意，她就故意制造夫妻感情破裂的事实，并拒不回家，公开住在赵X家里，迫使丈夫起诉离婚，于一九七六调解离婚。李X离婚后，与赵X在边疆的工厂里以恋爱关系公开往来，经常同居，李两次做人工流产手术，李催赵尽快办理结婚手续，赵以双职工一起调动不方便为由进行推托。一九八一年赵接到了调往S市的调令，临行前李要求去登记，赵又推托说要赶去报到，让李自己去办结婚证。赵走后，李在单位开了双方的结婚证明去登记，登记人员问起男方为何不亲自来时，李说赵公务出差，等她前去举行仪式。登记员看他们是一个单位的，又有组织证明，便发给了结婚证。李写信给赵，告之已领结婚证，赵却写信说不承认他俩已结婚，十年前就终止了恋爱关系。这使李受到很大打击，不得已向法院起诉，法院中一部分人认为：赵插足李的家庭，使之夫妻关系破裂，后在长达六年多的时间里，双方一直同居，形成事实婚姻关系，因此，李补办结婚登记应视为有效，双方发生纠纷应按离婚处理。也有人认为赵X与李X的婚姻关系无效。

问：你认为哪种认定对呢?依据是什么?

答：①赵与李的关系不属于事实婚姻关系。二人以恋爱关系相待，明确在赵调动后再结婚。虽多次发生关系，李还做过人工流产，但仍是一种不正当的婚前性行为，他们未组成公开的家庭，不以夫妻名义，群众也认为他们是恋爱关系。

②结婚登记是确定夫妻关系的法律行为，这种行为有很强的人身属性，必须双方当事人亲自

履行，不得委托一方或他人代理，这是法律所要求的。一方当事人不到场，登记机关不应办理登记。案中登记机关未严格审查而发给结婚证的行为是违法的，登记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