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约财产纠纷的女方父母是否是适格的被告

第一篇：婚约财产纠纷的女方父母是否是适格的被告

【案情】

杨某和万某经媒人介绍认识，并在见面当天约定结婚彩礼款为66000元。三天后双方按农村风俗举行了订婚仪式，杨某母亲在订婚当天经媒人之手给付万某父母人民币40000元整。订婚后双方即在一起共同生活，双方生活大致两个月后产生矛盾，导致双方至今未领取结婚证书。现杨某以婚约财产纠纷欲起诉至法院，要求万某及其父母返还彩礼款40000元整，万某父母是否是该婚约财产纠纷的适格被告？

【分歧】

第一种意见认为，万某父母不是婚约财产纠纷的适格被告。持该观点的认为，现今的婚约财产纠纷只是在婚姻法解释中有所规定，而婚姻法上纠纷的主体为男、女双方，故因婚约财产纠纷产生的矛盾，其诉讼主体也只能是男、女双方。

第二种意见认为，万某父母是婚约财产纠纷的适格被告。持该观点的认为，现今的法律对婚约财产纠纷的主体没有明确的规定。而按民间风俗，婚姻大多是由父母操办，给付和接受彩礼的多为双方的父母，以被告的父母为被告有利于查清案件的事实和执行。

【管析】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理由如下：

一、从婚姻财产纠纷法律来源依据上讲，其婚姻财产纠纷的主体不局限于男、女双方。新中国成立后，为贯彻婚姻自由原则，防止买买婚姻和其它干涉婚姻情况的现实存在，在《婚姻法》第三条规定了禁止买卖婚姻和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该规定争对的主体不局限于男、女双方，还包括男、女双方的其它家庭成员。虽然婚姻法有该规定，但现实生活中因悠久的民间婚嫁习俗的影响，大多数家庭都会因子女结婚而约定彩礼。这样因彩礼返还而发生纠纷的情况在现实生活中比比皆是。因此，我国法律在《婚姻法》解释二中对彩礼返还问题进行了规定。这为婚约财产纠纷提供了法律上的适用依据。但该解释也未把婚约财产纠纷的主体局限于男、女双方。

二、从彩礼的给付情况，婚约财产纠纷的主体也不局限于男、女双方。在现实中，男、女双方结婚，都是由两方父母操办主持，男、女双方并不了解其中的所有情况。彩礼的给付情况也一般是由男方家庭给付女方父母，而不是女方个人。在这种情况下，彩礼的所得者往往是女方的父母、为女方置办嫁妆的也是女方的父母，因此，为了能更方面的查明案件事实，婚约财产纠纷的主体也不应当局限于男、女双方。

三、从彩礼给付的性质上来看，婚约财产纠纷的主体也不仅限于男、女双方。因现今法律对彩礼并无一个明确性的规定，对于彩礼给付的性质，学术界也较多争议，但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彩礼给付是一种附条件的赠与行为。根据合同的相对性，一旦条件不成就，谁获得赠与，谁就负有返还的义务，因此，受赠的女方父母也即为负有返还义务的当事人。但在确定婚约财产纠纷案件的当事人时，不仅要考虑合同的相对性，还应考虑该财产所赋的人身性。它还涉及到男、女双方的人身权利，是否解除这种婚约关系，是由男、女双方个人意志决定的，因此，男女双方也必然是婚约财产纠纷的当事人。目前法律对婚约财产纠纷并无一个比较明确详细的规定，导致在现实法律操作中存在较多的争议，因此，有关婚约财产纠纷方面的法律适用还有待完善。

综上，笔者认为，在该案例中，彩礼款是由女方父母所得，女方父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列女方父母为被告不仅有利于查明案件的事实，还可以更好的解决案件的执行问题，使案件真正做到案结事了。

第二篇：乾安县人民法院：原告杨某某与被告李某某婚约财产纠纷一案

乾安县人民法院：原告杨某某与被告李某某婚约财产纠纷一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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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乾民初字第847号

民 事 判 决 书

原告杨某某。

委托代理人杨某某。

委托代理人潘广利。

被告李某某。

委托代理人韩丽芬。

原告杨某某与被告李某某婚约财产纠纷一案，本院于2009年4月28日立案受理，依法由代理审判员查多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某某及委托代理人杨某某、潘广利、被告李某某及委托代理人韩丽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杨某某诉称，我与被告于2009年1月15日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同居生活。由于之前缺乏了解，同居后发现双方性格不和，常因家庭琐事发生口角，2009年4月20日晚双方吵架，被告将我脸部挠伤。2009年4月24日开始我们就不在一起生活了。2009年4月30日被告又私自到医院做了人工流产。同居前我按农村习俗向被告过彩礼54 000元，另外还给被告买了两金、手机，花了5 000余元，现在我和被告之间已经没有感情，婚约也已解除。为了给被告过彩礼，我父母四处借钱，给我家庭造成极大经济负担。故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令被告返还彩礼款48 000元。

被告李某某辩称，原告的诉讼请求与事实不符，我确实收了原告的彩礼钱54 000元，但这些钱基本都用于家庭日常开销和买地、买生产资料了。手机和两金不是过彩礼时给的，是我和原告处对象时原告给我买的。我和被告同居期间感情很好，只有一次因琐事打架，之后由于原、被告双方家长参与其中，才使事情到现在这个程度。我多次找介绍人协商、调解，原告说不要我和我肚子里的孩子了，我才一气之下做了人工流产。我不同意返还原告彩礼钱。

经审理查明，原、被告经人介绍确定恋爱关系后，于 2009年1月15日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而开始同居生活。2009年4月20日晚，双方因琐事发生争吵，被告将原告脸部挠伤。2009年4月24日被告回娘家后分居至今。同居前原告按农村习俗于2008年3月15日给被告过彩礼人民币4 000元，2008年11月29日又过彩礼人民币50 000元，共计人民币54 000元，还给被告买了一部手机和两金（金项链、金耳坠）。其中购买化肥支出2 400元，转包翔字村村民徐振江的承包地支出4 000元，转包剑字村村民都得奎承包地支出8 200元，给被告在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险支出6 690元，在天天乐药房买药支出351元，被告在松原市人民医院做了人工流产，医药费支出359.49元，给原告家买豆浆机、电炒锅、电饭锅支出330元，结婚租婚纱、盘头支出500元，买衣服支出555元，买桌、凳支出200元，过年买年货支出200元，相亲时给公婆买衣服支出100元，买麻将支出120元，去查干湖旅游支出200元。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原告提供乾安县乾安镇翔字村村民委员会介绍信1枚、乾安县生产资料化肥农药有限责任公司收据1枚。被告提供徐振江收款收据1枚、转包都得奎承包地合同书复印件1枚、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险合同复印件1份、保险费发票复印件1枚、百老全买衣服收据2枚、万达鞋业信誉卡1枚、天天乐大药房付货票据1枚。证人都某某、王某、王某某的当庭证言以及原、被告的当庭陈述。

被告提供的长春航天医院医疗手册一份、门诊收据1枚、化验单收据1枚，因该项支出发生于2009年5月2日，当时原、被告已经分居，且原告不同意负担，所以该项费用应由被告自己负担。被告提供的彩礼钱支付明细表所列各项支出，除了原告认可的部分花销，被告对其他支出未能提供其他佐证加以证实，故对原告不予认可的花销，本院不予采信。

本院认为，原、被告同居生活前，原告按农村习俗分两次给被告过彩礼人民币54 000元，事实存在。同居生活期间支出24205.49元，其中被告用彩礼款6 690元购买的人身保险因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均为被告，其已具有人身属性，未经被告许可不能随意变更。故该项支出应由被告负担。双方用彩礼款8 200元在剑字村转包的都得奎承包地现由被告进行经营，被告亦应负担该项支出。此外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在一起共同生活了三个多月，日常生活亦有一定花销，考虑当地实际生活水平，对日常花销予以酌情扣减。因原、被告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同居生活时间较短，且原告给被告过彩礼数额巨大。剩余彩礼款应当酌情予以返还。原告给被告买的一部手机和两金（金项链、金耳坠），因原告同意给被告，依法不予返还。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一条、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被告同居期间财产：转包都某某承包地由被告

李某某经营和管理；

二、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第060091EL6504285号人身保险合同的权利和义务由被告李某某享有和承担；

三、被告李某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杨某某

彩礼款人民币38 000元。

如逾期不履行本判决确定之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 000元，退还原告人民币500元，由原告负担人民币100元，被告负担人民币4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吉林省

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O?九年六月二十三日

代理审判员查多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书记员侯雪

第三篇：对土地确权案件中被诉主体资格的研究——政府是否是唯一的适格被告

近年来，我院行政案件呈上升趋势，案件增长的主要类型集中在与土地管理相关的案件上，其中又以申请颁发土地使用权证案件居多。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双重原因，土地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多规定得较为原则和笼统，行政诉讼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又颁行得较早，难以将现实的种种情况都预见到，造成审判实践中一些具体问题难以掌握，适用法律存在分歧，影响了审判效率的提高。本文将从服务于实践的角度，对申请颁发土地使用权证案件中，政府是否是唯一适格的被诉主体的问题进行一些深入的研究，提出一些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以求教于各位同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以下简称《土地管理法》第十一条的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县级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核发证书，确认所有权。”“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用于非农业建设的，由县级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核发证书，确认使用权”的规定，海南省人民政府于1997年修订定的《海南省城镇土地使用权申报登记发证实施办法》第十一条规定：“土地使用证书须盖市、县人民政府证明专用章才能生效，受法律保护”。在我省大多数地区的审判实践中，一向根据上述两条规定，推出凡是因颁发土地使用权证的案件，一律以政府为唯一适格被告的原则，即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即各市、县国土管理部门不能作为适格的被告，若原告坚持起诉，则按裁定驳回。

坚持政府在这一类案件中是唯一适格被告的主要理由是：1法律上已经明确规定土地是政府的职责，而不是其它任何一个行政主体；2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中是政府所辖的一个职能部门，承担颁发土地使用权证这一具体行政行为的最后责任者是政府，不是土地行政主管部门；3对土地确权颁证是政府的法定职责，即使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进行了一些确权工作，也是受政府委托，以政府的名义，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只负责对土地的监督和管理，因此确权和颁证不是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的法定职责，不能作为责任主体；4土地使用权证只有经过政府盖章才能对外生效。

这一普遍的主流做法是值得商榷的。首先要明确的是，《土法管理法》对于土地管理属于政府职责范围的问题作出了明确界定，这一点是豪无疑问的，然而，政府作为一个综合性的行政主体，其各项法定职责的履行必须由政府的各个职能部门来完成，离开了各个具体的职能部门，作为政府本身无法完成任何一项职责。因此，土地管理法第十一条的规定，是对政府职责范围的原则性规定，不是一项具体的授权，也不是一条具体规则，另一方面，如果将该条规定视为明确、具体的授权规则，政府必然是行使这一职责唯一合法的行政主体，那么政府对于这一明确具体的授权事项就不能再委托他人进行，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以自己的名义接受确权申报就没有任何的法律依据，而这就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四条所规定的内容相反，所以该条规定不能也不可能包含在执行土地确权管理这一职责上，政府具有排他地位，是唯一行政主体的内容。实际上，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取得进行土地确权管理的行政权力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四条“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土地所有者向土地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土地登记申请”、“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用于非农业建设的，由土地使用者向土地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土地登记申请”，不难看出，在有关土地使确权的问题上，法律上给予了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一定独立的行政权力，实践中，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也是在以自己的名义从事土地确权颁证的具体工作。《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还在有关土地管理的其它事项上，赋予了土地管理职能部门相当多的独立行政权力，且并不要求以政府的名义进行。大多数的省份也制定了土地确权和其它土地管理的工作由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实施的规定，如：海南、黑龙江、河南、云南、广东、广西、湖南、宁夏等省的规定，需要着重指出的是，没有一条法律或地方性法规规定，土地确权申报及其它一些土地权属争议应当向“政府”而不是“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提出。但无论是法律还是地方性法规，对于土地管理职能部门与政府之间在土地管理，尤其是土地确权颁证方面的关系和地位都是笼统和不够明确的，这是立法技术的问题不能不说是个遗憾。即便如此，在现有的法律规范没有规定政府是否是行使土地确权颁证的唯

一、排他的行政主体，也未对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独立”进行土地确权颁证工作作出禁止性规定，反而还从立法的角度肯定了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进行土地确权的独立性的情况下，贸然将《土地管理法》第十一条进行限制性解释，排除其它行政主体在土地确权工作中的主体地位，必然导致法律上的矛盾，在实践中也会出现混乱因为既然确权颁证的唯一法定主体是政府，那么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凭什么以自己的名义进行这项工作﹖。相反，如果不对第十一条进行限制性解释和适用，不否认其它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的行政主体地位，那么这一矛盾就可以避免。

此外，在海南省的审判实践中，对土地确权颁证和土地权属争议采了两种不同的标准确认被诉主体，对于前者，按照《土地管理法》第十一条的规定，认定政府是唯一行政生体，故而是唯一适格被告，而对于后者，是认为政府已经将该项权利授予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行使，所以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有独立的行政处罚权，是适格被告。这是对同一法律规定的同样性质、同样明确的事项的两种不同的适用标准。《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规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该条规定与第十一条规定的性质和明确程度是一样的，却将十一条视为具体授权，而十六条却作为原则性授权，理由是，《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已经将有关土地监管的权力明确授予了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该部门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实施行政行为，所以可以作为被告，而土地的确权颁证，国务院没有明确地授予权力，所以政府是实施确权颁证的唯一主体，对此适用法律的逻辑，笔者持怀疑态度，能否以国务院条件的“不明确”规定，推理得出法律条文的含义﹖也就是能否以下位法不明确的规定去界定和限制上位法的概念﹖国务院的《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虽然没有对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在确权颁证中的地位和作用作出明确的规定，但是却规定了申报确权应当向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提出，从立法的角度赋予了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一定的独立行政权力，而在各省市的实践中，土地的确权颁证大都由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具体操作，政府的政府核发土地证书，至多是形式上的一道手续，没有参与实质性的工作。在立法和实践都没有否定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独立进行确权颁证行为能力的情况下，得出该部门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的结论，无论如何是说不通的。

对于第二个理由，同样存在理论上的瑕疵。行政主体之所以能够独立参加行政诉讼是由于行政主体能代表国家独立行使行政权力，因而也能够独立地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我国的行政主体是管理主体，是形式上的责任主体，不是实质上的责任主体，其责任实质上归属于所代表的国家，因而其参加诉讼也只是从形式上代表国家，诉讼的结果最终由国家承担。此外，根据《宪法》第85条、第89条、第105条和第107条的规定，我国的行政主体主要是行政机关，即各级人民政府及列入国务院编制序列的各部门。换言之，政府的职能部门可以成为独立行使行政管理权力的部门，因而也可以成为被诉主体，这种诉讼地位与政府作为被诉主体的性质是一样的，无论是职能部门作为被告，还是政府作为被告，其最后的诉讼结果总是由国家承担。区分职能部门承担责任还是政府承担责任，只有形式上的意义，在实质上任何没有意义。从法律技术上看，之所以确认行政主体的诉讼地位是由于确认行政主体较为便捷，有利于诉讼的顺利进行，而不是由于哪一个行政主体具有“承担责任的能力”，以责任最终由哪一个行政主体承担来作为是否可以成为被诉主体的判断标准，理论上是难以成立的，上述的理由之二难以成为证明政府是唯一适格被告的好理由。

对于第三个理由，笔者认为，根据《海南省城镇土地使用权申报登记发证实施办法》的规定，对于土地确权，一律由土地的所有者或使用者直接向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申请登记，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也是以自己的名义接受申请和登记，没有以政府的名义接受申报登记，土地确权从申报到颁证的整个过程中，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始终在以自己的名义开展工作，申报人也自始至终地在与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土地管理局或国土资源局进行联系，而不是抽象的“政府”。实际上，就是整个确权程序过程中所使用的必要表格包括土地权证都由国家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国土资源部统一印制，而不是“政府包括中央、地方政府”的名义规定格式，总之，在确权颁证的过程中，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一直在以自己的名义进行行政确权，这是现有的法律，大多数省市的法规、规章所规定的内容，实践中也确实是这样操作的。从没有一条法律法规规定，土地确权管理是政府而不是职能部门的“法定职责”，相反，无论是法律还是法规，甚至是政府规章，在有关土地确权问题上，都无一例外地赋予了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相当大的独立行政权力，所以，土地确权是政府的法定职责，不是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的法定职责一说是无法成立的。倘坚持这一观点，只会造成实际上的混乱，土地确权不是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的法定职责，那么《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中对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授予接受土地确权申请的权力就是错误的，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受理土地确权申请就是“非法”的，更不用说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还要就土地确权进行独立调查和测量了，这岂非荒唐﹖以土地确权究竟是政府还是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的“法定职责”作为确定被诉主体资格的标准，恐怕很难成立。

对于第四点理由，笔者认为，首先，土地权证只有加盖政府公章才能生效的规定，仅见于海南省《城镇土地使用权申报登记发证实施办法》，其它法律及省市法规没有（下转第16页）（上接第12页）如此明确的规定。政府的规章在行政审判中一直都处于一种“参照适用”的地位，所以能否直接将该条作为判断政府是唯一被诉主体的法律依据还值得考虑。其次，《土地管理法》已经明确地规定了政府应当核发土地所有权、使用权证书，那么，政府如果不在该证书上盖章，不履行核发的义务，该证书是当然无效的。另一方面，海南省的任何一张土地权证，都由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填写，并加盖该部门公章，而这种填写必须是在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独立地进行调查核实的基础上进行的，如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不接受申报，或者不作调查核实，这种证书上的填写是不能进行的，也就是说，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填写土地权证并加盖公章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行政确权的行为，只不过这一行为的最后生效有待于政府从形式上加以认可。而政府要核发土地权证，加盖公章的基础只能是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已经在该证上加盖公章，即只能在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调查核实的前提下才能作出，也就是说，在颁发土地所有权、使用权证书的过程中，没有哪一个行政主体能够单独地让这种证书生效，只有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和政府的共同行为才能完成整个颁证程序，政府加盖公章是颁证过程中的最后一道程序，政府本身无法单独地完成确权颁证这一法定职责。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进行确权调查是确权颁证过程的一个方面，政府城土地确权证书上盖章，是确权颁证的另一个方面，确权颁证的行政行为，需要由两个行政主体共同完成，任何一个主体都不能单独地作出颁发土地权证的行为。因此，以政府在土地权证上盖章才能使之生效为由，得出只有政府才是唯一适格被告的结论恐怕有些失之偏颇，毕竟，确认一个行政主体是不是合格的被告，关键在于这一主体能否独立地进行行政行为。至于说到土地权证上，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的公章只对内生效而不对外生效，政府的公章才对外生效，所以政府才是唯一适格被告的说法，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只要政府不在其上加盖公章，土地权证根本就没有任何“对内”或“对外”的效力，反过来也一样，只有政府的公章，没有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的公章，这种证书是不是合法有效的，恐怕也是个问题。非要坚持对“内”对“外”的效力，本身就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试问，在土地权证不对“外”有效即政府尚未盖章的情况下，该证对什么“内”有效﹖恐怕在这种情形下，反而是对“外”有效了，颁证程序走到这一步，土地行政生管部门就不能随便将地再确权给其它主体了，而其它主体也不能申请该地的权利了。

综上所述，坚持土地确权颁证案件中，政府是唯一适格被告的做法，只会造成立法上矛盾，在理论上也难以成立，在实践中也起不到什么实际的社会效果无论是政府当被告还是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当被告，出庭的被告实际上都是土地行政主管部门，除了增加当事人讼累，浪费司法成本，降低审判效率外，恐怕也难以达到司法公正目的。如果改变这种做法，不否认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的行政主体地位和被诉地位，那么不仅可以避免法律上的矛盾，理论上也可以成立，而且实践中也更便于操作，方便当事人诉讼，有利于提高审判效率。

第四篇：原告苏南与被告申娇娇、陈芬红、申东科、申发莲婚约财产纠纷一案

原告苏南与被告申娇娇、陈芬红、申东科、申发莲婚约财产

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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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浚民初字第779号

民 事 裁 定 书

原告苏南，男。

被告申娇娇，女。

被告陈芬红（又名陈粉红），女。

被告申东科，男。

被告申发莲，女。

本院在审理原告苏南与被告申娇娇、陈芬红、申东科、申发莲婚约财产纠纷一案中，原告苏南于2009年7月19日向本院提出撤诉申请。

本院认为：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原告自愿撤诉，不违反法律禁止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一条、第一百四十条第五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准许原告苏南撤回起诉。

案件受理费150元，由原告苏南负担。

审判员李樟楠

二○○九年七月二十日

书记 员田雪峰

第五篇：试论婚约财物纠纷案件的适格当事人(陈 祥 李斯武 薛 专)

试论婚约财物纠纷案件的适格当事人

陈

祥 李斯武

薛

专 上传时间:2004-7-14

婚约虽无法律约束力，但在司法实践中，因婚约引起的财物纠纷案件却屡屡可见。在确定此类案件的当事人时，一般以是否交付和接收财物为标准，由于财物交付方式的不确定性，于是出现了三类当事人：一是订婚男女双方；二是男女双方的父母；三是男女双方及其父母（此类又可分为多种情形）。在审判实践中，有时为了确定当事人，需多次开庭、追加，造成了司法资源的浪费，增加了当事人讼累。笔者认为，婚约财物纠纷不同于一般的财物纠纷，是因订婚而引发的，订婚男女应为此类案件的当然原被告。本文试图从不同的侧面阐述这一观点。

一、从婚约的历史演变看，当代婚约的主体是男女双方

中国的婚约制度源自西周。当时实行“聘娶婚”，即男方家庭向妇方家庭交付一定数量的聘财为要件的婚姻。《礼记》载：“六礼备谓之聘，六礼不备谓之奔。”所谓“聘”，即指婚约。“六礼”中的前四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都是婚约的重要程序，而纳征则是婚约的中心环节。此时，由于婚约缔结的目的为“合二姓之好，上以祀宗庙，下以继后世也”。（《礼记·昏义》），男女双方的利益根本不予考虑，所以此时的婚约完全由双方父母一手操持，婚约的主体实际是“二姓”，即双方的家庭。这种状况从西周经秦汉，一直延续至唐宋、明清，如明代洪武二年令：“嫁娶皆由祖父母、父母主婚；祖父母、父母俱无者，从宗亲主婚。其夫亡携女适人者，其女从母主婚。”随着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清末民初时起，捆绑在婚约上的封建宗法思想的桎梏逐渐松绑，婚约为男女双方自己的意志的观点逐步深入人心。1929年颁布的中华民国民法亲属编规定：“婚约应由男女当事人自行订立”。1950年6月26日原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颁布的《有关婚姻法施行的若干问题的解答》规定：“订婚不是结婚的必要手续。任何包办、强迫订婚，一律无效。男女自愿订婚者，听其订婚。”虽然建国以后的三部《婚姻法》对婚约均不予以保护，但是，由于传统习俗的根深蒂固，不少两年男女结婚前仍举行订婚仪式。虽然不少订婚仪式均有双方介绍人出席，彩礼的交接一般由双方父母经手，但这种交接仅仅成为一种仪式。如果男女双方对婚约持反对意见，一般很少有父母强行操持订婚仪式。

二、从婚约的性质看，其所确立的是一种准人身关系

婚约，是指男女双方以结婚为目的对婚姻关系的事先约定。为成立婚约而举行的仪式叫订婚或定婚。

婚约与恋爱不同。恋爱不当然具有婚姻关系约定的确定性，而婚约当事人之间则是确定的婚姻关系的预约。

婚约与事实婚姻不同，婚约当事人之间虽不共同生活，但以未婚夫妻相待；而事实婚姻的当事人之间不仅以夫妻相待，而且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

至于婚约本身究竟是怎样的民事法律事实，在对婚约有明文规定的国家中并无一致意见，有视为契约的，有视为事实行为的，有视为事件的，还有视为特殊法律事实的。笔者认为，婚约既然属于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关于将来缔结婚姻关系的约定，自然属于合同亦即契约的一种，虽然这种契约产生的不是债权债务关系，而是关于“婚姻”的“准人身关 1 系”，但其本质仍应是一种契约。这从社会生活中男女订婚后的相互关系可看出。订婚后，男女双方相互视为尚未结婚的“夫妻”，他们的正常交往因订婚而获得社会的认可，而男女双方的父母彼此也以“亲家”相称，双方家庭关系一下子密切起来，笔者所在地就有一方有丧事须向对方报丧，另一方男女着孝服奔丧的风俗。依据婚约的“准人身关系”性质，订婚男女虽无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在民间传统中却承担着道德上的义务。史尚宽先生指出，订婚男女之间“消极的负有不与第三人订婚、结婚及保守贞操之义务，积极的负有相互结婚的义务。”①

三、婚约财物关系依附于婚约而产生、发展和消灭

受传统订婚制度的影响，男女双方订婚时，男方根据双方事前的商定，须向女方“行聘”，亦即彩礼。彩礼的具体内容依各地风俗和双方协商的不同而各异，不过，总体包括两个大的方面：一是钱，即礼金；二是物，如礼包、首饰、衣服、摩托车等。订婚后，逢年过节，男方亦根据风俗送上节礼和年礼，主要是食品副食品，遇有一方有婚丧喜庆，另一方须送上一份与相互关系相称的人情。通过上述介绍可以看出，婚约财物关系对婚约的依附性极强，它随着婚约关系的产生而产生，随着婚约关系的延续而发展，而婚约关系一旦解除，婚约财物关系也就不复存在，即使双方继续发生财物关系，那也不属婚约财物关系的范畴。由此，在民事诉讼中，脱离婚约关系去审理婚约财物纠纷是不现实的，而撇开婚约的主体，去解决婚约财物纠纷，有违婚约财物关系的特性。

四、唯有订婚男女才是婚约财物纠纷的适格当事人

1、撇开订婚男女的诉讼不利于争议的整体解决。

当事人适格理论是大陆法系重要的民事诉讼理论，但在我国却不甚发达。当事人适格，是指对于特定的诉讼，可以自己的名义成为当事人的资格。②当事人适格亦可分为原告适格（积极适格）和被告适格（消极适格）。传统当事人适格理论把当事人适格的基础完全归于原告和被告对诉讼标的的管理权或处分权。③而英美法系民事诉讼是“事实出发型诉讼”，即以已经发生的案件本身为诉讼标的，从而决定了所有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人原则上都属于诉讼当事人。主张享有权益者为原告，而持反利益者为被告，并且与案件有共同利害关系人将被强制作为原告或被告一方的共同当事人。可以看出，传统大陆法系的当事人适格理论对当事人的资格限制很严，而英美法系对当事人的资格似乎放得太宽，有泛当事人之嫌。已有学者试图发展当事人适格理论，以期适应两大法系融合的趋势。有学者认为，应从诉讼政策的角度来考虑当事人适格的基础问题。现代的诉讼政策，不是把民事诉讼目的完全局限于争议的相对解决或个别解决，而是顾及争议的整体解决。④根据这一理论，假使在婚约财物纠纷中，我们仅将交接财物的双方父母列为被告，必然会出现三种不利于社会公平正义的情形：一是无法弄清是否属包办婚约；二是无法弄清是否借婚姻索取财物；三是如果女方父母已将收到的彩礼（金）交给女方，案件判决后将难以执行。总体一句话，不利于双方婚约争议的整体解决。

2、与诉讼标的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是婚约男女。我国传统民法诉讼理论虽未引进当事人适格的定义，但强调诉讼当事人必须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即强调民事诉讼当事人与民事实体主体的同一性。这其实与传统的当事人适格理论是一致的。民诉法第108条中规定：“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通行的做法之所以会撇开婚约当事 2 人而以交接财物的父母为当事人，其实是将婚约财物纠纷混同于一般的财物纠纷，他们只看到了表象上的财物关系，未看到内在的婚约关系，忽视了此时的财物关系对婚约关系的强烈依附性。因此，在研究婚约财物纠纷的当事人资格时，正确把握“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实际上应当指与婚约有直接利害关系。我们不能因为婚约不受法律保护就无视婚约这一契约行为的存在，单独处理所谓的财物纠纷。离开赖以生存的皮，再华贵、再整洁的毛都将无从存在。与婚约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只能是婚约双方，而并非他们的父母（买卖除外）。

3、双方父母仅仅是财物交接的代理人或执行者。如前文所述，举行订婚仪式时，作为仪式的操持者确有不少父母交接了财物，但我们不能就此认定他们就是婚约财物的当事人。从婚约中的地位看，父母只不过是形式上的彩礼交接者，是为了显示家庭对订婚仪式的重视，对男女双方关系的认可，是一种仪式上的需要，其地位相当于代理人或执行者，他们实施这一交接行为的后果并不及于自身，而是及于订婚男女双方。生活中，女方父母接受礼金后，一般都交给女方置办嫁妆，或代女方置办嫁妆，鲜有礼金到手移作他用的现象。笔者也注意到，在审理双方结婚时间不长的离婚案件中，解决彩礼等财物纠纷时，并未将交接财物的双方父母列为当事人。同样性质的财物纠纷，在离婚案件中的当事人就是男女双方，如果在婚约纠纷案中，当事人出现第三者，显然有违法律实施的统一性。因此，一旦因婚约财物纠纷引发诉讼，根本无需考虑谁接受了财物，而应直接列接收财物方的婚约当事人（一般为女方）为被告，如果庭审中介绍人作证说彩礼交给了父或母，而被告坚持自己不知或未收到彩礼，此时法院可追加接受彩礼的父或母为第三人，查明事实后，依法判决其返还财物。

综上，无论是依据传统当事人适格理论和民诉法108条的规定，还是依据发展的当事人适格理论，无论从婚约财物关系的特性，还是从男女双方及其父母在婚约财物关系中的地位来看，婚约财物纠纷的适格当事人都只能是男女双方，特殊情形下双方父母可以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注释：

① 史尚宽《亲属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1版，第131页。②江伟等《民事诉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77页。③江伟等《民事诉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85页。④江伟等《民事诉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