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考试时事政治：大学过分功利对社会是祸害

第一篇：公务员考试时事政治：大学过分功利对社会是祸害

公务员考试时事政治：大学过分功利对社会是祸害

谈大学面临问题

台大校长李嗣涔：

台湾高校在为生源骤减而苦恼

“2016年将是台湾高校的一个坎，因为1998年台湾的人口出生数从33万下降到27万，这意味着18年后，也就是2016年，生源会骤然减少6万，相当于一下减少了20%，而台湾目前有163所高校，每年的招生人数在25万左右，可以想见相当一部分高校面临转型或合并。而生源数还在持续下降，这几年出生人数只有20万左右，未来高校面临的状况更严峻。”台湾大学的李嗣涔校长表示了对台湾生源逐年减少的担忧。

“如果这个缺口没有补起来的话，台湾的163所大学不知道有多少要倒掉。”李嗣涔说，增加招收外籍学生和大陆学生也是方法之一。“现在台湾在招收大陆学生时有‘三限六不’政策，三限是指限制采认高等学校、限制赴台陆生总量、限制学历采认领域;六不则是不涉及加分优待、不影响台湾岛内招生名额、不编列奖助学金、不允许在学打工、不得在台就业和不得报考公职。这样的政策对台湾大学的发展不利，所以2011年大陆学生总共只有928人最终注册，2012年录取了1328人，但估计只有七八成的报到率。我想，台湾适时会对‘三限六不’政策‘松绑’，以鼓励更多陆生赴台读大学。”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沈祖尧：

香港高校今年首改4年制

和台湾的生源下降相反，香港中文大学的沈祖尧校长笑称，自己正为今年新学期突然要增加的3000新生犯愁，“我们的副校长跟我说，他要天天睡在学校里了。图书馆、教室、食堂都要扩容，目前我们正在完成图书馆地下扩建工程。”原来，从2009年起，香港高中学制改为3年，而大学由3年改为4年。“也就是说2006年9月就读中一的学生，会在完成六年中学教育后，于2012年考进大学。因此今年这一年是相当重要的一年。不仅是人数突然变多，整个课程也要改变，这些都是过去从未考虑过的问题。”

而和学制改革同时进行的，还有香港的升学考试。“7月20日，是香港首次DSE考试放榜的时间，香港媒体称这是香港教育改革的里程碑。”沈祖尧校长介绍，DSE考试是香港中学文凭考试，考试的四个核心科目为语文、英语、数学及通识教育。“教育改革的内容之一是减少考试，过去高中毕业需要有两次考试，一次是中五的会考，一次是中七的A—Level考试。现在则只有一个DSE考试，通识教育是其中新增的考试内容，主要是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沟通能力以及社会责任感等。”

谈高等教育改革

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

“大学过于功利，大学校长过于功利，对社会将是个祸害。”复旦大学杨玉良校长说，人类对知识的崇拜已经超过了对思想的崇拜，“然而知识也是双刃剑，比如化学家可以合成药物，也能合成毒品，大学过分追求技术主义，对国家并非有利。撒切尔夫人曾有个论断，认为中国不会成为世界强国，因为近代中国没有独立的、足以影响世界的思想。的确，中国近代开始就没有足以影响世界的思想家了，我们输出的只是制造业的产品，而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一流的思想家，这会是个悲哀。

我们常说，要建立学习型社会，学习虽然重要，但思想更为重要，如果一个社会有更多的人愿意去思考，才能真正强大。而在这一点上，大学应当起到引领的作用。”

南京大学校长陈骏：

港校“掐尖”会促进良性竞争

在谈及高校教育改革时，南京大学校长陈骏表示，目前南大正努力在课程设置上进行改革，将课程体系与国际一流大学对接。陈骏认为，大学高等教育改革要与中学改革衔接，就本科教育阶段而言，还应该与研究生教育相衔接。

近几年，港校在内地不断增加招生计划，以国际化教学环境、优渥的奖学金等优势每年“抢”走越来越多的尖子生。港校来内地“掐尖”，是否已经对内地重点高校生源形成了威胁?对此，陈骏表示，内地优质生源庞大，被港校录取的尖子生数量并不多，因此并不会对内地高校招生造成影响。相反，他认为这种与香港、台湾等地的高校进行“比拼”的招生模式，会在高校中形成良性竞争，促进内地高校教育的改革和发展。陈骏表示，与港台大学相比，内地高校应该“沉下心”去，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

第二篇：公务员考试面试时事政治：大学师生要敢于对“潜规则”说不

给人改变未来的力量

5月5日晚，网上一篇《武汉大学素质教育讲堂成员集体辞职书》的日志刚一贴出，就在武汉大学引起了反响。这封源自该校品牌项目“素质教育讲堂”主页的辞职书，与一个小时前学校社联网站的部长级干部公示名单针锋相对。信中写道，日前学校学生社团联合会(以下简称“社联”)举行的部长级干部竞聘中，共有6名同学参与了素质教育讲堂(以下简称“素讲”)项目部部长和常务副部长的面试，但是在校社联网站上发布的公示名单，当选素讲部长的人却并没有从6名竞聘人中产生。(《中国青年报》5月9日)

对于学生的集体辞职，可以有多种解读，诸如，高校社团管理的行政化，有关职能部门不尊重学生的权利，漠视公平公正;高校学生管理要讲民主，而民主必须遵守基本的游戏规则——最终当选者居然不来自应聘者，这完全是不把规则当回事。而笔者更关注的是，这一行为富有学生自治的色彩，是对学生权利实行救赎的一种方式。

如果没有这封集体请辞信，这件事不会“闹”得这么大，也不会引起社会的关注。而学校社联的负责人们，也可能没有想到学生会做出这种举动——往往，顾虑到上级领导的权威，学生们大多会选择息事宁人，而不会与上级领导“对着干”，但这次学生们没有屈服，而是站了起来，大胆地说“不”。

我们说现代大学要有“学生自治”，真正的学生自治，就该是这种对自身权利的坚决捍卫，不容忍公平、正义被践踏。但这在现实中很少发生，相反，我国大学的学生组织越来越官僚化，学生干部也充满官气，深谙官场规则，在学生会、学生社团干部选拔中，“潜规则”盛行，而大家对此也见怪不怪。武汉大学学生的请辞，能闹出这么大的动静，是因为这种行为在高校中太少见了。

维护自身权利，当然不只请辞这种方式，还有起诉、协商、沟通等途径，但请辞在现实中有其积极价值，鲜明地传递了学生的反对意见，是对底线原则的坚持。同时，也会通过这一行动，引起社会关注，进而促进事情的解决，就像现在，武汉大学校社联的不规范运作被公之于世，学校有关部门就会认真对待。

针对我国大学的教育、学术问题，当前迫切需要这种说“不”的勇气和行动。近年来，我国大学教育腐败、学术不端频发，很多教授对大学的管理模式、考评体系严重不满，可是，鲜见有教授站出来明确反对，对学校的行政管理、决策说“不”。这有多方面原因，一是行政权力过于强大，行政权力可以轻易打击说不的教授，让其边缘化，因此，教授选择不说。二

是教授们各有各的利益盘算，总担心自己的利益因坚持原则而受到伤害，于是在维护大家的权利时普遍“退缩”，久而久之，行政的力量越来越强大，高校的行政化就是这么加剧的。

现代大学除学生自治外，更重要的是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因此，需要形成学术共同体，包括在大学组建独立的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负责教育和学术事务的决策。在面对行政对教育、学术的不当干预时，教授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应该站出来维护教育和学术的尊严，对行政力量说“不”。

要推进我国教育改革，真正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到的教育管办评分离，需要行政部门壮士断腕的勇气，也需要一线师生争取教育权、学术权的骨气。

第三篇：2014山东公务员面试时事政治：大学师生要敢于对“潜规则”说不

给人改变未来的力量

5月5日晚，网上一篇《武汉大学素质教育讲堂成员集体辞职书》的日志刚一贴出，就在武汉大学引起了反响。这封源自该校品牌项目“素质教育讲堂”主页的辞职书，与一个小时前学校社联网站的部长级干部公示名单针锋相对。信中写道，日前学校学生社团联合会(以下简称“社联”)举行的部长级干部竞聘中，共有6名同学参与了素质教育讲堂(以下简称“素讲”)项目部部长和常务副部长的面试，但是在校社联网站上发布的公示名单，当选素讲部长的人却并没有从6名竞聘人中产生。(《中国青年报》5月9日)

对于学生的集体辞职，可以有多种解读，诸如，高校社团管理的行政化，有关职能部门不尊重学生的权利，漠视公平公正;高校学生管理要讲民主，而民主必须遵守基本的游戏规则——最终当选者居然不来自应聘者，这完全是不把规则当回事。而笔者更关注的是，这一行为富有学生自治的色彩，是对学生权利实行救赎的一种方式。

如果没有这封集体请辞信，这件事不会“闹”得这么大，也不会引起社会的关注。而学校社联的负责人们，也可能没有想到学生会做出这种举动——往往，顾虑到上级领导的权威，学生们大多会选择息事宁人，而不会与上级领导“对着干”，但这次学生们没有屈服，而是站了起来，大胆地说“不”。

我们说现代大学要有“学生自治”，真正的学生自治，就该是这种对自身权利的坚决捍卫，不容忍公平、正义被践踏。但这在现实中很少发生，相反，我国大学的学生组织越来越官僚化，学生干部也充满官气，深谙官场规则，在学生会、学生社团干部选拔中，“潜规则”盛行，而大家对此也见怪不怪。武汉大学学生的请辞，能闹出这么大的动静，是因为这种行为在高校中太少见了。

维护自身权利，当然不只请辞这种方式，还有起诉、协商、沟通等途径，但请辞在现实中有其积极价值，鲜明地传递了学生的反对意见，是对底线原则的坚持。同时，也会通过这一行动，引起社会关注，进而促进事情的解决，就像现在，武汉大学校社联的不规范运作被公之于世，学校有关部门就会认真对待。

针对我国大学的教育、学术问题，当前迫切需要这种说“不”的勇气和行动。近年来，我国大学教育腐败、学术不端频发，很多教授对大学的管理模式、考评体系严重不满，可是，鲜见有教授站出来明确反对，对学校的行政管理、决策说“不”。这有多方面原因，一是行政权力过于强大，行政权力可以轻易打击说不的教授，让其边缘化，因此，教授选择不说。二

是教授们各有各的利益盘算，总担心自己的利益因坚持原则而受到伤害，于是在维护大家的权利时普遍“退缩”，久而久之，行政的力量越来越强大，高校的行政化就是这么加剧的。

现代大学除学生自治外，更重要的是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因此，需要形成学术共同体，包括在大学组建独立的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负责教育和学术事务的决策。在面对行政对教育、学术的不当干预时，教授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应该站出来维护教育和学术的尊严，对行政力量说“不”。

要推进我国教育改革，真正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到的教育管办评分离，需要行政部门壮士断腕的勇气，也需要一线师生争取教育权、学术权的骨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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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2014天津公务员考试时事政治：抢穷帽子对扶贫模式应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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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天津公务员考试时事政治：抢穷帽子对扶贫模式应反

这种单纯的输血式扶贫模式，极有可能让地方官员有更多的资源支配权，使贫困地区的政府先富起来，而不会真正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也不会实现民生方面切实的改善

近日，审计署公布了19个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财政扶贫资金审计结果。记者统计发现，有11个县存在贪污侵占扶贫资金的问题;10个县违规支出招待费用于请客、送礼、旅游等，违规总金额接近1110万元;17个县存在各种骗取扶贫资金的事实，总额超过了2150万元。

近年来，乐当贫困县，不愿摘穷帽子，在一些地方成为不争的事实。如在湖南省新邵县曾出现“热烈祝贺成功纳入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横幅，不失为耐人寻味的黑色幽默。又如黑龙江省海伦市为了达到国家级贫困县标准，不惜弄虚作假，有意压低相关数据，把全市农民原本年人均纯收入的6695元调为不足1300元，为了戴上穷帽子，他们还到处拉关系、托人情。去年国家对592个贫困县名单进行11年来的首次调整，导致各地对贫困县穷帽子的争夺异常激烈，而有人申请加入却无人请求退出的尴尬，更成为对现行扶贫机制的一次拷问。

发展才是硬道理。或许在多数人眼里，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了，没人再以贫为荣了。的确，假如只是一顶穷帽子，当然不至于让一些地方如此这般趋之若鹜。之所以这顶穷帽子不仅没人嫌弃，反而还被争之唯恐不及，以戴穷帽子为荣，其实这不仅仅是一顶帽子，它意味着将能得到许多实质性的财政支持与实惠。时下，一些地方对穷帽子确有沾沾自喜的理由，因为一旦入选贫困县，便能拥有看见或看不见的实惠。据报道，国家每年下拨巨资用于贫困县的扶贫开发，至于其他好处也自不待言，比如东西扶贫协作，即发达的东部地区对口支援，再比如社会力量的扶贫。如此看来，一些地方对于戴穷帽子乐此不疲，属于“人之常情”。

贫困本不可怕，怕的是人穷志短，怕的是权力思维、政绩观念、发展理念贫困。当穷帽子成了一场利益争夺战，贫困地区的认定恐怕已不仅仅是基于当地财力和民众收入这些朴素单纯因素来作出，相关领导的公关能力、与上级财政和评定部门的关系如何，也必然会影响贫困地区的认定。这样一来，最终胜出的究竟是不是需要扶贫的地区，就需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现实中，很多地方之所以已经发展了却仍不愿意脱掉贫困县的帽子，还有一些地方，在已经戴了很多年穷帽子后还想继续再戴穷帽子，都源于他们尝到了扶贫政策带来的好处。而这里面最实际的一项好处就是来自国家财政拨款的真金白银。由此也引发不少地方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争抢贫困县帽子的怪象。

国家级贫困县的评定，发端于1986年的国家扶贫开发政策，现已走过了27个年头，目前中国共有590多个国家级贫困县(旗、市)。这种以县为单元进行资源分配的扶贫模式，对改善贫困县人口的生活境遇无疑大有裨益。但这种以贫困县为主导的分配扶贫资源的方式是否要改进，却有许多值得反思的地方：一方面，从各地争抢穷帽子的怪象背后，可以反向论证现行扶贫评估体系的缺陷以及扶贫资源分配中存在的普惠性不够、精准度较差而随意度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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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问题。

另一方面，假如贫困地区一味等待国家给资金、给优惠，必然失去发展的动力，尤其是这种单纯的输血式扶贫模式，极有可能让地方官员有更多的资源支配权，使贫困地区的政府先富起来，而不会真正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也不会实现民生方面切实的改善。

常言说，扶贫先扶志。从这种意义上讲，国家创新扶贫的体制机制，推行开拓式扶贫势在必行，由输血式转变为造血式，在资金、政策、机会和合作等方面帮助贫困地区，才能增强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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