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环球时报:莫言获奖,开心者众难受者孤
环球时报:莫言获奖,开心者众难受者孤
2012年10月13日09:57 环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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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迅速成了中国社会的新偶像,但他获奖后受到的最激烈批评也来自中国人。西方主流媒体这一次倒是表现了同瑞典文学院大体一致的态度,肯定莫言文学成就。
异见人士们对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攻击,都是对准他是“体制内的人”,是共产党员,同中国现行体制采取合作的态度。这些异见人士看上去是最在乎诺贝尔奖的一批人,而且认为只有他们这些反体制者才有资格获诺贝尔人文奖。
诺贝尔奖过去的确给人这个印象,但文学奖这次的选择表现了诺贝尔奖对中国的另一种态度,它的政治偏执面对中国出现了退缩。虽然前面还有很多不确定性,但诺贝尔奖的一些现实主义松动清晰可见。
只要中国继续发展,不断强大,不仅诺贝尔奖,西方世界还会有更多的松动面向中国发生。这个趋势没人能挡住。中国主流社会没有主动选择同西方敌对,西方对中国的主流态度也将掺杂大量现实利益同保守主义两难选择的犹豫。
流亡海外的异见人士已经成为最敌视中国崛起的一群人,这或许是因为他们除了与中国现行体制对抗,已经没有什么其他选择。西方国家尚有回旋余地,而他们没有。甚至连一名“正常的”中国作家获奖都让他们十分难受,他们的处境似挺悲惨。
其实莫言称得上是大多数扎根在中国社会作家中的代表性人物,他的作品中有不少对中国现行问题的批判,但他又没有走向“异见人士”的极端。中国普通知识分子大多都像他那样生活,他们是推动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他们很少关注西方如何看他们。
而中国内外的异见人士们,都太关注西方对自己的态度。他们看世界完全是阵营化的,不愿意看到中国和世界的复杂性。他们的判断标准简单、僵化、粗暴,根本无法把握对社会真正的批判性。他们似乎还活在索尔仁尼琴的那个时代,认为不是《古拉格群岛》那样的作品,就不是批判。
以这样的心态对待中国崛起引发的世界变动,这些人很不适应。比如这次莫言作为“共产党员作家”获奖,他们受刺激最深,感觉受到了“背叛”。他们显得出奇孤独。然而他们应预见到,今后他们遭到“背叛”的时候很可能越来越多。
当然西方毕竟是西方,其对中国的战略态度不会发生陡转,中西博弈仍将有很多出其不意的情节。但中国已经有力量对西方就事论事,一报还一报。比如我们欢迎向莫言授诺贝尔文学奖,但这不影响我们反对两年前诺贝尔委员会给刘晓波授予的那个和平奖。
历史会对今天中国的种种事情和闪过的重要身影做出评价,国家好的历史结局或许会让大家都受益,包括异见人士的最终名声。而今天却是我们身在其中很难看清的迷局。莫言一下子获得了以往没有中国人经历过的荣誉,他如何使用这份特殊威望,也必将是很多人和力量都十分关注的。
我们希望莫言能以诺贝尔奖得主的身份,在未来日子里为祖国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贡献。在社会思想和利益有些撕裂的时候,希望他能超越各派,推动中国社会的团结。在中国做诺贝尔奖得主大概不会轻松,希望他对这个特殊角色的扮演比获得这个角色还要成功。▲
第二篇:莫言获诺贝尔奖的神秘援助者(模版)
莫言获诺贝尔奖的神秘援助者
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个当中肯定是跟他的翻译离不开关系。那这位莫言的神秘援助者会是谁呢。她就是低调的瑞典翻译家且获得了第七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的陈安娜。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由原新闻出版总署于2005年设立,旨在表彰在介绍、翻译和出版中国图书、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等方面作出重大贡献的外国翻译家、作家和出版家。目前,该奖项已举办六届,来自美国、法国等14个国家的33位出版家、翻译家和作家、汉学家获此殊荣。
陈安娜,瑞典人,本姓古斯塔夫森,1965年生,翻译家。高中毕业后先在斯德哥尔摩大学东亚学院师从著名汉学家、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等学习中文及中国历史等课程,后成为隆德大学汉学家罗斯招收的首批中文博士生之一。长期以来从事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20多年译了20部中文小说,包括莫言的《红高粱家族》《生死疲劳》,余华的《活着》等。20世纪80年代嫁给了来自中国的翻译家万之(原名陈迈平),随夫取了中国姓氏“陈”。陈安娜和丈夫万之告诉记者,最近,陈安娜翻译工作正在紧张有序的进行,依旧在翻译莫言的作品,她说自己正在翻译莫言的作品《蛙》,这部瑞典文版的《蛙》大概明年就能正式出版。
对于为什么会多次选择翻译莫言的作品,翻译《蛙》的难度又怎么样呢?
陈安娜介绍说,莫言作品不仅很多而且风格也多样,有些容易读懂,比如《红高粱》,有些很难理解,比如《檀香刑》。
但陈安娜认为,和其他中国作家的作品比较,莫言的作品还不是最难翻译的。而那些难懂的作品中,最大的障碍就是地方性强的语言。陈安娜说翻译完一篇文章之后的心情,有点像母亲生下一个孩子的幸福吧,也是一个自己的作品,比如翻译莫言的作品,得到评论界的好评,自然更高兴。
成为莫言的瑞典文翻译专业户,陈安娜表示,自己在翻译的过程中感到莫言确实很会讲故事,故事引人入胜。最初,陈安娜看过《红高粱》电影,在1992年左右读到此书英文版的时候陈安娜就喜欢上了莫言的作品。
陈安娜说,自己与莫言见面的次数不多,总共只见过四次。
陈安娜认为莫言获诺奖前后在读者心中差别还是很大,莫言得奖前,瑞典一般读者对他了解并不多,只有瑞典学院的院士,一直关注他的作品。比如评委主席维斯特拜里耶,他对莫言的作品非常熟悉,不光读瑞典文译本,还读了非常多的英德法文译本。莫言获得诺奖之后,瑞典的读者当然大大增加,《红高粱》就卖了三万册(瑞典总共才九百万人口)。“很多读书会还请我们去讲解,兴趣浓厚。报纸上的书评,几乎都是赞扬的。”博语翻译专业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