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美国最高法院在专利案件中适用遵循先例原则
美国最高法院在专利案件中适用遵循先例原则
最高法院是权威，他们决定自己要重写法律，那么遵循先例原则又跑到哪里去了？
如果你要写一部荒诞的小说，业内没有人会相信故事开头会是美国最高法院在一个专利案件中使用遵循先例原则。但这就是最近几天在金布尔诉漫威娱乐有限责任公司一案中发生的事情。
6票支持3票反对的判决书由Kagan法官执笔，持不同意见的包括法官Alito、首席法官Roberts和法官Thomas。法院解释说，遵循先例原则是法律先例必须保持不变的原则，这个原则意在赋予法律以确定性和可预测性。因此法院拒绝推翻1964年Brulotte诉Thys Co.一案的判决，而这个判例一直被批评为错误判决。法官Alito在不同意见书中的一句话说明了一切，“最高法院在用通常作为司法节制工具的遵循先例原则来维持一个明显的司法越权的判例。”
我们会有有充足的时间来回顾Kimble案的判决，但是需要讨论的更大的问题是最高法院对遵循先例原则的选择性适用。似乎遵循先例是一个新发现的法律原则，而最高法院此前并不熟悉，即使他们一直在彻底颠覆已经制定好的法律，而且因此造成专利持有人巨大的损害。
简单来说，考虑到他们在过去十年曾经如此武断无常地无视专利制定法和自身的专利判例，最高法院的任何提到遵循先例原则的专利判决都缺乏智识上的可信度。很明显，本届的最高法院并不懂得遵循先例的真正定义。鉴于最高法院如此频繁地扰乱专利领域行之有效的原则和先例，他们在这个案子中适用遵循先例原则只不过完全是一个借口。这还侮辱了所有人的智商，只要他们偶尔关注过最高法院在过去十年的专利判决。
比如说，在过去四年最高法院一直无视先前判例，甚至拒绝适用清晰明确简单的专利制定法的术语，而这些专利制定法又是他们一直解释的对象。事实上，在可专利客体范围案例中最高法院的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比如他们说科学发现不可以被授予专利，但是制定法中的规定与之相反。
最高法院解释说推翻先前判决需要特别理由，鉴于当事人可以随时向国会表达反对意见，遵循先例原则在其解释制定法的时候有额外的功能，这让人很难理解。但这并没能阻止最高法院在AMP诉Myriad一案中背离30多年前的完善判例（包括他们自己的判例），判决人造基因相关发明不可被授予专利，也没有阻止最高法院背离30多年前的完善判例（包括他们自己的判例），在Alice诉CLS Bank一案中判决很多（如果不是大多数的话）软件技术专利主张不足以使潜在发明属于可专利客体。事实上，在Myriad和Alice两个案子中最高法院不仅无视自己的先例，也让整个软件产业以及大部分生物技术产业沮丧不已。让这些领域中的创新者和公司的期望彻底落空。最高法院是权威，他们决定自己要重写法律，那么遵循先例原则又跑到哪里去了？
事实很简单，最高法院在过去的可专利客体判决中根本没有考虑过遵循先例。事实上，最高法院在Myriad和Alice两个案子中对完善的法律所做的修改并不是仅适用于修改生效以后，而且溯及适用。在财产权领域溯及适用对法律的修改从根本上说是不公平的，更别说这个法律已经完善存在了30年。
在Mayo诉Prometheus一案中，最高法院实质上无视《专利法》的规定，用可专利客体审查吞并创新性审查、显著性审查和描述充分性要求。但最高法院不仅无视制定法，他们还无视自己的先例，这些先例清楚明确地禁止他们现在所做的行为，即把专利审查合成一个单一的审查程序。之前的最高法院都警告不要这样做，而且还批评那些不遵守制定法的法院。
最高法院篡夺专利领域权力的行为已经违反了权力分立原则，但最近最高法院法理中最令人担心的是所谓的可专利客体范围的司法例外的创立和扩张。最高法院花费那么长时间解释的制定法并没有授权最高法院创立任何可专利客体范围的司法例外，但是最高法院仍然不断地增加不可授予专利的目录。最高法院表现为权威，国会要向他们负责，《宪法》不是这么分配权力的。事实是，如果一个制定法符合《宪法》，那么国会就应该是最终版本的决定者，而不是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没有任何理由必须把自己视为一个有权随心所欲地无视国会的超立法机构。如果这个司法部门是在中东，西方媒体就会无休止地取笑他们，但是因为他们是美国最高法院，所以就被放过了。
当然，本届最高法院在专利领域所做的最荒谬和根本不公正的事情是继续扩张使用司法创立的“抽象概念”原则，用来判定计算机相关的创新不属于可专利客体。称这些判决智识上不诚实并没有真正表达出最高法院已经变得多么武断无常。他们不仅扩张自己所无权创立的司法例外，而且还从来没有定义过什么是“抽象概念”。怎么可能存在核心术语的定义都不明确的法律原则呢？期待专利持有人满足一个没有定义的标准，这让最高法院不过是一个袋鼠法庭，公正无私首当其冲。
笔者想，在其他专利判决中适用遵循先例原则本该可以阻止最高法院为所欲为，而他们的为所欲为就像是对专利持有人的宣战。
来源：旭灿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编辑：IPRdaily 王梦婷
第二篇：高度盖然性原则在著作权案件中的适用
高度盖然性原则在著作权案件中的适用
—— 华盖创意诉郑州中研公司著作权侵权纠纷 【关键词】高度盖然性 摄影作品 权利归属 侵权宣传册 赔偿数额 【基本案情】
上诉人：华盖创意（北京）图像技术有限公司（原审原告）
被上诉人：郑州中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原审被告）
郑州中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研公司”）未经华盖创意（北京）图像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盖公司”）授权，于2010年擅自在《中国研磨产品介绍》宣传册上非法使用华盖公司享有著作权的图片，该图片编号为dv273009，内容为“工业”。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中研公司未经华盖公司授权，擅自使用华盖公司享有著作权的图片用于商业活动，非法获取巨额利益，侵犯了华盖公司对涉诉图片的著作权。经协商未果，为维护其合法权益，华盖公司向法院提出了著作权的侵权诉讼。【争议焦点】
一、华盖公司是否有权主张涉案摄影作品的著作财产权
华盖公司为证明其权属，向法院出具了第一组（1、北京方圆公证处（2010）京方圆内经字第24860号公证书一份；
2、涉诉图片网络打印件及当庭在华盖公司网站gettyimages.cn涉诉图片网络查询，拟证明美国盖帝公司享有涉诉图片的著作权，并授权原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以原告公司名义，就任何第三方对美国盖帝公司的侵权行为进行维权）、第二组（1、郑州市黄河公证处（2011）郑黄证经字第2797号公证书一份；
2、CN域名注册证书一份，拟证明原告享有域名gettyimages.cn的所有权，美国盖帝公司《版权确认及授权书》附件A中所列出之品牌相关的所有图像包括涉诉图片在原告域名为gettyimages.cn的网站上）的证据。
中研公司辩称，对第一、二组证据中的公证书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
1、该公证书所公证的内容没有美国驻中国领事馆的认证，不符合国外文书在国内有效地规定，不应当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
2、该两组证据不能证明原告所要证明的内容。
二、中研公司是否侵犯涉案摄影作品的著作财产权问题 华盖公司诉称，中研公司未经授权，擅自使用其享有著作权的图片，侵犯了其著作权。我国著作权法明确规定，对于未经著作权人授权而使用其作品属侵权行为，基于以上事实，华盖公司向法院出示了第三组（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组织委员会颁发的“荣誉证书”一份，拟证明美国盖帝公司是在图片业界有着很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是国内最知名的图片制作、销售公司）、第四组（2010年中研公司《中国研磨产品介绍》宣传册一份，宣传册上有被告的简介、网址、电话、产品的详细信息，与被告生产的产品相一致，并且宣传册中多次出现被告的名称，拟证明对方的侵权事实的存在）、第五组（版权确认函一份，拟证明原告对中研公司侵权的行为主张过权利）的证据，证明中研公司明显侵犯了华盖公司对于涉案作品的著作财产权。
中研公司辩称，对第三组证据有异议，认为不能证明华盖公司所要证明的内容，无法确认华盖公司是国内知名的图片制作和销售公司。对第四、五组证据有异议，认为该两组证据不符合证据规则要求，宣传册来源不明，无中研公司印章和认可，且宣传册载明的名称和地址与中研公司营业执照不一致，不能证明宣传册是其印刷的。
三、若侵权行为成立，中研公司应如何承担赔偿责任
我国《著作权法》第四十九条规定，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的，由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十万元以下的赔偿。本案中，中研公司未经华盖公司许可，擅自将侵犯华盖公司著作权的图片用作商业使用，且影响巨大，华盖公司为制止中研公司的侵权行为也支付了相应的成本，法院依法应予以支持。【审理结果】
一审法院认为，华盖公司拟证明中研公司侵权，对此应承担举证责任，即证明本案被控侵权宣传册由中研公司制作，该宣传册没有中研公司的签名或盖章，且宣传册中的公司名称及地址也与中研公司的注册信息不符，中研公司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亦不认可，华盖公司又无其他证据相佐证，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力法院均不予确认，华盖公司据此认为中研公司侵犯其著作财产权的主张，法院不予采纳。综上，华盖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中研公司实施了侵犯其著作财产权的行为，因此，华盖公司要求中研公司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二审法院认为，关于中研公司是否构成侵权的问题，关键在于被控侵权宣传册是否为中研公司所印制。原审判决侵权宣传册中的公司名称及地址与中研公司注册登记的信息不符，但是公司名称仅差地域名称“郑州”二字，且“河南省郑州市紫荆山路60号金成国贸大厦2318室”亦为中研公司曾在工商局登记的营业场所，而在原审证据质证程序中中研公司声称该地址与其有关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法院认定，被控侵权宣传册自身介绍的有关图片较清晰，依据民事证据高度盖然性原则，华盖公司提交的证据足以认定涉案被控侵权期刊是中研公司所印制。《著作权法》第四十七条第（七）项规定，使用他人作品，应当支付报酬而未支付的属于侵权。中研公司未经著作权人华盖公司许可使用涉案摄影作品，构成侵权。关于中研公司的赔偿数额问题,《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十万元以下的赔偿。华盖公司在原审中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实际损失，也没有提供证据证实中研公司的违法所得，即使华盖公司在二审中提交了相关的图片使用许可合同，但是该合同中的使用价格系华盖公司与他人之间的约定，而本案系侵权之诉，故法院酌定赔偿数额为600元。综上，华盖公司关于中研公司构成著作权侵权的上诉理由成立，其上诉请求部分应予支持，原审判决应予改判。【办案经验】
通向客观事实的路径：高度盖然性原则适用
高度盖然性原则的理论源自于西方自由心证制度，主张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只须达到“特定”高度的盖然性即可，即这种高度达到“法官基于盖然性认定案件事实时，应该能够从证据中获得待证事实极有可能如此的心证，法官虽然还不能排除其他可能性，但已经能够得出待证事实十之八九是如此的结论”的程度即可。民事诉讼的证据收集的不全面性、民事审判的效率原则、司法人员个体认知能力的有限性使高度盖然性原则成为必然，高度盖然性原则也有利于充分实现诉讼公正，很好地贯彻了诉讼的效率原则。法律事实的认定是民事诉讼的核心问题。诉讼程序中，当事人主张的事实可能出现被肯定、被否定或真伪不明三种结果。对于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形，古今中外法官通过神明裁判、当事人或证人宣誓、搁置不决等非理性的裁决方式来接近客观事实。随经济日益发展，高度盖然性原则的证明标准在民事诉讼中的适用更加广泛，这种理性的裁决方式更加深入人心，权利人提出的证据只要能够证明自已的权利主张具有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即可。尽管对方当事人对权利人证据的质疑在逻辑上具有一定合理性，但只要不足以推翻权利人的证据，人民法院就应当对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予以保护。
根据《证据规定》第64条规定：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第73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我国民事证据规则采用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不仅有效地弥补了“以事实为依据”这一法律原则所欠缺的可操作性，而且有利于及时定纷止争，契合现代司法追求的公正与效率价值及民事审判规律。
本案中，华盖公司诉称中研公司未经其授权，在宣传册上非法使用华盖公司享有著作权的图片，共出示了五组证据用以证明其著作权属以及中研公司的侵权事实，一审法院对于华盖公司的著作权属予以支持，认定华盖公司有权就涉案的图像主张权利，但对于侵权宣传册是否就是中研公司所印制持有异议，华盖公司负举证责任，因华盖公司没有其他证据相佐证，一审法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力不予以确认。华盖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并向二审法院提交了工商部门出具的中研公司2008年《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一份，该证据显示的经营地址与侵权宣传册载明的地址完全一致。二审法院认为，首先，华盖公司提交的侵权宣传册标注的公司名称、电话、地址与中研公司相同；其次，该宣传册载明的产品及服务与中研公司一致；第三，中研公司未提交任何相反证据证明该宣传册由他人印制。因此，根据高度盖然性原则，中研公司未提交充分证据推翻其侵权事实，法院认定中研公司是涉案宣传册的受益人，推定该宣传册为中研公司所印制，中研公司未经许可在其宣传册中使用了华盖公司享有著作权的图片，该行为构成著作权侵权，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综合全案证据、社会经验法则，根据高度盖然性原则，应认定中研公司侵权的事实，最终判决中研公司赔偿华盖公司损失人民币600元。
随着司法改革的深入发展，对建立一套科学完善的诉讼证据制度已成为理论界和司法实务部门的共识。专家学者大都认为，对于民事案件，法院所裁判的事实问题不必达到绝对真实的程度，而只要具备某种盖然性就已满足充分条件。在司法实践中，适用“高度盖然性原则”证明标准时，应注意防止两种错误倾向，既要反对不负责任地弱化案情的绝对真实，又要反对不切实际地强调案情的绝对真，要在全面理解案情的基础上合理运用，不能违背现有民事诉讼的其他原则、制度。
“高度盖然性”原则是对我国传统的“客观真实”证明标准的革新，是人类长期社会及司法实践的必然产物，符合现代程序正义与效率价值的目标。“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要跳出传统思维，真正从民事诉讼的目的与任务出发，充分认识到高度盖然性原则的科学性及优势所在，使其得到充分合理的运用，以便最大限度的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撰写人：河南鼎德律师事务所 刘阳 冯登辉）
第三篇：2018年专利侵权案件中专利的优先用权如何使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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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侵权案件中，专利的优先用权如何使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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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侵权案件中，专利的优先用权如何使适用?
先用权是指非人在专利权人申请专利的申请日之前已经制造相同产品、使用相同方法或者已经做好制造、使用的必要准备，在专利权人的申请获得授权后仅在原有范围内继续制造、使用的行为，不视为侵犯专利权。在专利侵权案件中，先用权作为一种抗辩理由，一直被广泛援用。那么，专利侵权案件中，先用权如何适用?本文整理了相关法律条文与知识，为您提供一定的参考。
在专利侵权纠纷案件中，被控侵权方往往以先用权和自由公知技术作为抗辩的理由。如果该抗辩理由成立，则被控侵权方不构成侵权。反之，则被控侵权方很有构成侵权的可能。因此，正确适用先用权原则，往往是正确处理专利侵权案件的关键所在。
我国专利法明确规定：在专利申请日之前已经制造相同的产品、使用相同的方法或者已经作好制造、使用的必要准备，并且仅在原有范围内继续制造、使用的，不视为侵犯他人的专利权。此即通常所说的先用权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往往有这样的情况：有人先于该专利申请日之前，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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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了与该申请专利的技术相同的技术，或者已经作好了使用该技术的必要准备。该项技术对于此人来讲即为先用了。因该先用人此前对自己研究开发成功的该项新技术成果已经投入了一定的人力物力，作了大量的工作。如果仅因为专利权人在专利权的申请方面早于先用人，而不让先用人实施自己开发的该技术成果，则不甚合理。因此，法律从公平的角度出发，允许先用人在一定的范围内可以实施自己开发的该技术成果而不用承担侵犯他人专利权的法律责任。
这一规定既是对专利权的一定限制，也是对先用权人的一种保护。虽然，被控侵权人往往以此作为抗辩理由。但对先用权原则的适用却有其严格的条件。在审判实践中，对是否构成先用权，一般可以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1.时间因素
先用人开发成功的系争技术成果以及准备实施该技术成果的行为应在专利权人提出该项专利的“申请日”之前。这是判断的时间标准。应注意的是：
(1)该系争技术成果的研究开发成功以及准备实施该技术成果的日期，必须是在该专利“申请日”之前，该日期之外的发布专利公告日、专利授权日或其他任何日期均不属于构成先用权的范围。
(2)如果在专利权人提出专利申请之日至专利授权之日的这段时间，行为人研究开发了或准备实施该技术成果的，不属于专利法上的优先权的范围，行为人不享有先用权。此时，专利权人虽然尚未获得专利授权。但被控侵权人以自己在这段时间内研究开发了或准备实施该技术成果、具有先用权的抗辩，有悖于专利法的规定。该抗辩不能成立。
2.来源因素
(1)先用人的该系争技术成果的取得应是合法的。如来源不合法，则已经丧失了其存在的合法性，不具备适用先用权原则的合法条件，不存在适用先用权原则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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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该系争技术成果应是自己独立研究开发或是通过其他合法途径所得。因此，先用人必须与该技术成果有直接和密切的联系，且应该是该技术主体自己使用，不得由他人使用，或者许可他人使用。如果该技术成果属于企业法人的，并发生该企业的转让和继承等情况的。则不能脱离该企业将先用权单独进行转让和继承。
3.使用范围因素
先用人对该技术成果的继续使用应是在原有的范围内进行，不得扩大使用的范围。如果允许先用人扩大其使用的范围，则会损害专利权人的合法利益。所谓“原有的范围”，包括“使用”该系争技术成果的范围和为使用该系争技术成果而进行“必要准备”的范围两个部分。
(1)使用的范围是：在专利申请日以后，只要以合理的方式扩大生产规模的，属于在原有范围内的实施，如增加生产线、增设分厂等，均属于合理的方式。
(2)必要准备的构成条件是：先用人对该技术成果的使用已经作好了技术方面以及人力、物力、资金等方面实质性的准备。如对制造产品来讲，已经准备了有关的设备、作好了样品的试制等工作;对使用方法来讲，已经进行了工艺流程、专用设备的购买等工作。如果对上述工作的实施仅有意向而尚未落实，则不具备专利法意义上的“必要准备”的构成条件。
(3)时间界限是：在该专利权人提出专利申请日之前，以该专利的申请日为界限。在此申请日之前的“使用”和“必要准备”的规模，属于“原有的范围”，在此申请日之后超出该“原有的范围”的，则不属于先用权范围了。当然，技术成果不同，其使用时所要求的技术难易程度也是不同的，甚至是相差很悬殊的。因此，实践中进行判断时不能拘泥于一种简单的模式，尚需结合具体的情况进行分析判断，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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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情势变更原则在商标确权案件中的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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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势变更原则在商标确权案件中的适用
案情要点：
引证商标在商标确权行政诉讼案件审理过程中被撤销的，则不再构成申请商标注册的在先权利障碍。人民法院应根据情势变更原则，依据变化了的事实依法作出裁决。
具体案情：
艾德文特公司向商标局申请注册“ADVENT”商标(以下简称“申请商标”)，指定使用在“计算机软件(已录制),计算机程序(可下载软件)”等商品上。商标局以申请商标与在先注册在“计算机、晶片”等商品上的“Advent海得曼”商标(以下简称“引证商标”)构成近似商标为由，驳回了申请商标的注册申请。该案经商评委、北京一中院审理，均认定申请商标与引证商标构成相同或类似商品上的近似商标。在二审审理过程中，引证商标因连续三年停止使用被撤销，但北京市高院认为，在商评委做出决定时，引证商标仍处于有效状态，故商评委及一审法院的认定正确，因此维持了一审判决。艾德文特公司不服，申请再审。最高院经审理认为，本案在二审过程中，引证商标已丧失商标专用权，不再构成申请商标注册的权利障碍。鉴于申请商标尚未完成注册，法院应根据情势变更原则，依据变化了的事实依法作出裁决。二审法院没有考虑相应事实依据已发生变化的情形，维持商评委的决定以及一审判决显属不当，故判决撤销商评委的决定及一审判决。
律师简评：
本案中，申请商标与引证商标的英文部分完全相同，被认定构成类似商品上的近似商标并无不当，商评委与北京一中院依据当时的事实状态作出上述裁决未有不妥。但二审过程中引证商标因连续三年不使用被撤销，已不构成申请商标注册的在先权利障碍。在商评委做出上述决定的事实依据已经发生了变化的情形下，如果一味考虑在行政诉讼中人民法院仅针对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而忽视已经发生变化了的客观事实，判决维持上述决定，显然对商标申请人不公平，也不符合商标权利是一种民事权利的基本属性，以及商标法保护商标权利人利益的立法宗旨。且在商标驳回复审后续的诉讼过程中，商标的注册程序并未完成。因此，在商标驳回复审行政纠纷案件中，如果引证商标在诉讼程序中因三年不使用而被商标局予以撤销，鉴于申请商标尚未完成注册，人民法院应依据情势变更原则，根据变化后的事实作出新的裁决。故本案在艾德文特公司明确主张引证商标权利已经消失，其申请商标应予注册的情况下，二审法院没有考虑相应事实已经发生变化的情况，维持商评委裁定及一审判决显属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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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最高法院副院长奚晓明在全国商事审判会议上的讲话：商事审判中需要注意的几个法律适用问题
最高法院副院长奚晓明在全国商事审判会议上的讲话：商事审判中需要注意的几个法律适用问题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经济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商事纠纷案件中也有所体现。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不断推进，相关民商事实体法和程序法的颁布和修改也在持续进行，商事审判领域中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不断出现。下面，我仅就当前商事审判工作中反映较多的法律适用问题，谈几点意见。
一、关于担保物权的实现问题
1.关于实现担保物权案件的审查问题。人民法院对于担保物权实现案件的审查，在性质上，属于“形式审查”，主要审查担保物权实现的条件是否成就，包括担保物权是否有效成立、主债务履行期是否届满、担保物权的实现是否受到限制等。经审查后发现存在民事权益争议的，应驳回申请人的申请，并告知其向人民法院起诉。对于被申请人提出异议且提供证据证明的，人民法院应进行综合判断。如果被申请人仅笼统提出或表示异议，但未提供证据证明的，人民法院应驳回其异议，以防止被申请人滥用异议权。被申请人提出合理异议，经审查成立的，可驳回申请人的申请，并告知申请人通过诉讼程序予以解决。在审查中，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进行听证的，可依职权启动听证程序，通知申请人、被申请人及相关利害关系人到庭接受询问。担保物权的实现程序属于特别程序，不适用调解，如果双方当事人在人民法院审查过程中自愿和解，可由申请人提出撤回申请，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2.关于担保权利并存的问题。人保和物保并存的担保权人申请实现担保物权的，应根据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的规定处理，但应注意审查当事人对物保和人保的实现顺序有无特别约定，如果实现担保物权的申请与当事人之间的约定不符的，应裁定驳回申请。对于同一财产上设有多个担保物权的，如登记在先的担保物权尚未实现，后顺位的担保物权人申请实现担保物权的，人民法院可以支持，但应当以保障先顺位的担保物权为前提。
担保物权的实现程序是一项全新的制度，因立法较为原则，实践中遇到问题在所难免。最高人民法院正在研究制定相应的司法解释，在司法解释出台之前，我们鼓励各地法院积极探索，先行先试，避免对该类案件不予受理或拒绝受理的情形发生，以切实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利。
二、关于企业间借贷的问题
1.关于借款合同效力。近年来，各地法院对民间借贷的问题反映比较突出。但严格说，民间借贷并不是法律概念。对“民间借贷”这一概念的范围，司法部门与行政监管部门的理解并不一致。按照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下发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中的规定，此类案件是指自然人之间的借贷纠纷、自然人与法人之间的借贷纠纷，以及自然人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纠纷。而金融监管部门所掌握的标准是，凡商业银行金融借贷以外的借款合同纠纷均属于民间借贷。其中，既包括自然人之间的生活消费性借贷，也包括企业之间的生产经营性借贷。就企业间的借贷而言，既包括具备金融从业资质的小贷公司、典当公司等非银行机构与企业间的借贷，也包括不具备金融从业资质的企业之间的资金拆借行为。在商事审判中，对于企业间借贷，应当区别认定不同借贷行为的性质与效力。对不具备从事金融业务资质，但实际经营放贷业务、以放贷收益作为企业主要利润来源的，应当认定借款合同无效。在无效后果的处理上，因借贷双方对此均有过错，借款人不应当据此获得额外收益。根据公平原则，借款人在返还借款本金的同时，应当参照当地的同期同类贷款平均利率的标准，同时返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对不具备从事金融业务资质的企业之间，为生产经营需要所进行的临时性资金拆借行为，如提供资金的一方并非以资金融通为常业，不属于违反国家金融管制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不应当认定借款合同无效。
2.关于利息保护的标准及偿还顺序。借贷双方对借款期限内的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约定的利率不得超过借贷行为发生时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借贷双方对支付利息的约定不明的，可以根据当事人之间的交易习惯、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或者当地同期民间借贷的平均利率水平确定。借贷双方对本金与利息的偿还顺序有约定的，从其约定。没有约定的，按照先息后本的顺序计算。借贷双方既约定了逾期还款的违约金，又约定了逾期利率的，借款人可以同时主张逾期利息和违约金，但总额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为限。借款人向小额贷款公司、典当公司借款，在合同约定的利息之外，同时约定了其他合理费用的，应予保护，但总额一般也应以不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为限。
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的推进，今后央行可能不再公布贷款基准利率。在此背景下，我们以基准贷款利率的四倍作为利率保护上限的司法政策，也将做出调整。鉴于各地法院受理的民间借贷案件较多，这里是否可以考虑以当地不同商业银行之间同期同类贷款的平均利率作为四倍的参照值，可进一步研究论证。
三、关于公司法中的法人人格否认问题
1.关于适用条件。公司法第二十条的规定为适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提供了法律依据，但应予强调的是，法人人格独立是公司法的基本原则，人格否认是公司制度的例外。因此，要从严掌握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条件。在程序上，适用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应当以当事人主张为前提，人民法院不得依职权主动适用。在实体上，须同时具备公司法第二十条所规定的主体要件、行为要件和结果要件，避免因滥用该制度而动摇法人人格独立原则的基石。
2.关于人格混同的认定与举证责任的分配。股东与公司存在财产混同、业务混同、人事混同、住所混同情形的，可以认定股东与公司人格混同。对上述事实，应当由公司债权人承担举证责任，但一人公司除外。公司债权人能够提供初步证据证明股东滥用公司独立法人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但因公司经营情况的证据由公司掌握而无法进一步提供证据予以证明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进一步证明是否存在滥用法人人格行为的举证责任由公司或股东承担。
3.关于法人人格的逆向否认与横向否认。根据公司法第二十条的规定，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对象仅限于公司股东。但司法实践中也存在公司与股东人格不分，由此导致股东的债权人要求公司对股东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形，以及因关联公司之间人格不分，导致公司债权人要求该公司的关联公司也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形。对于这些案件，能否适用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存有争议。在学理上，因股东滥用公司独立人格逃避债务，进而由股东为公司之债负连带责任的模式，被称为法人人格的顺向否认。股东的债权人诉请公司对其股东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形，以及公司的债权人诉请该公司的关联公司对该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形，则被称为法人人格的逆向否认或横向否认。严格地说，只有顺向否认的模式才符合公司法第二十条所规定的适用法人人格否认的条件，但逆向否认或横向否认是否适用公司法第二十条所规定的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法理，可在今后审判实践中进一步研究总结。
四、关于破产案件管理人的分类问题
现行破产法制度下，破产管理人的指定原则上采取随机方式。但实践表明，完全随机地在管理人名册中指定管理人，并非均有利于破产案件的审理。从审判实践需要出发，有必要探索对管理人的分类管理制度。具体而言，在随机指定的前提下，可以根据专业能力、职业操守、勤勉程度、履职情况等考核指标，确定管理人的等级；与此相对应，可以根据案件复杂程度和标的额的大小，将破产案件分为重大复杂破产案件、普通破产案件、小额破产案件等类别，据此确定不同管理人的不同办案资质。这样既能使职业能力尚不能满足破产管理工作需要的管理人通过办理一些案情简单、财产较少的小额破产案件来积累经验，同时也对办理重大复杂破产案件的管理人提出了更高要求。此外，还要建立公开透明的竞争机制，综合管理人队伍的专业性和流动性等因素，对管理人实行晋级和降级管理。从已有的地方法院实践看，管理人的分级管理有利于促进管理人队伍的专业化，有利于改进和完善管理人队伍的管理和监督机制，有利于提高管理人制度的运行效能，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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