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论坛110：侵权案件中技术标准的适用——以环境侵权为中心

第一篇：法官论坛110：侵权案件中技术标准的适用——以环境侵权为中心

法官论坛110：侵权案件中技术标准的适用——以环境侵权为中心

2014-10-12 审判研究 欢迎您的关注订阅和转发分享 欢迎您输入日期提取历史消息 作者 ‖ 王杰兵

司法实践中，技术标准在环境侵权、专利侵权、产品质量侵权等领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侵权案件审理中，由于对技术标准缺乏准确的功能定位，已经影响到法律适用统一。我国标准化体系自身的弊端使技术标准在法律体系中难以栖身，从而造成了技术标准司法适用的困境。立足我国现有标准化体系，亟需统一技术标准在司法裁判中的适用规则：在适用形式上，强制性标准具有法律属性，可以作为制作鉴定结论的依据，不宜以证据的形式单独提交法院，推荐性标准不受此限制；在具体功能上，技术标准可以作为侵权责任认定的参考因素，但例外情形下技术标准是认定侵权责任的必要条件。“原则否认+例外承认”模式的合理性在环境侵权中可以得到充分验证。

一、问题的提出

案例一：金沂蒙公司、临沭化工总厂与谢某等水污染损害赔偿纠纷案

谢某等97名渔业养殖户主张金沂蒙公司、临沭化工总厂排污致石梁河水库水质污染，造成其养殖鱼类死亡，要求两被告赔偿损失。二审中，金沂蒙公司、临沭化工总厂认为,其均为达标排放,不应当对损害后果承担赔偿责任。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判决中以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88）等证据为依据，指出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并不是确定排污单位是否承担民事责任的界限。只要排污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不论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有过错，行为是否违法，均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驳回了两上诉人有关达标排放不应承担责任的上诉主张。

案例二：季某与镇江市广播电视局电磁辐射污染损害赔偿纠纷案

季某所住房屋位于被告所有的广播电视大楼的北面，原告季某以被告楼顶安装的广播电视发射装置存在强电磁辐射造成其家人及周围居民身体患病为由，要求被告停止侵害、转移发射装置或安排同等条件住房。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出具证据证明该发射装置在正常运行下符合《电磁辐射防护规定》（GB 8702-1988）中的限值要求，不会对原告造成损害。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大楼顶层的发射装置在正常运行下符合《电磁辐射防护规定》为由驳回季某的上诉请求。

上述两则案例存在共同之处，即相关环境保护标准都进入了司法视野，法院对排污人的排污行为是否达标进行了明确认定。但两者的冲突在于，在同样达标排污的情况下，对排污人是否应承担侵权责任，结论却截然相反。环境保护标准属于我国《标准化法》规定的技术标准的一类，在侵权案件审理中，技术标准对确认侵权事实、判断因果关系等都至关重要，进而影响到侵权责任的认定。因此，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侵权案件中，技术标准进入司法裁判的依据是什么？应当表现为何种形式？致害人的行为是否符合技术标准与是否应承担侵权责任存在何种关联？本文将通过对技术标准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困境及其成因进行分析，力图揭示技术标准与侵权责任两者间的内在关联，为设置适用技术标准的合理司法规则提供参考。

二、技术标准在侵权案件中的适用困境

标准一般也称之为技术标准。根据我国《标准化法》及《标准化基本术语》（GB3935.1-83）的定义，标准是对重复性事物或概念所作的统一规定。它以科学技术和实践经验的综合成果为基础，经有关方面协商一致，由主管机关批准，以特定形式发布，作为共同遵守的准则和依据。我国的技术标准，根据适用范围不同分为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和企业标准四级体系；根据其是否具有强制性，分为强制性标准和推荐性标准。技术标准在司法实践侵权案件中的适用主要存在以下问题和困难。

(一)技术标准在侵权案件中的表现形式不一

司法实践中，技术标准存在多种表现形式，较为典型的有以下四种：

1．作为制作鉴定结论的依据。“在我国，大量的依据法规授权的组织或者符合法定资质要求的单位，都是依据技术标准作出鉴定结论的”。由于技术标准规定了各种较为详细的技术方法和限值，实践中，侵权造成人身、财产损害后有时需要进行专门的鉴定，鉴定机构往往将有关技术标准作为鉴定依据，并在结论中进行明示。

2．作为当事人支持自己主张的依据。在侵权案件审理中，当事人经常以自己行为是否符合某一标准作为辩论依据，以证明自己的行为不符合侵权构成要件，或者应作为免除（减轻）责任的事由。

3．作为证据。一些侵权案件中，致害人为证明自己无需担责，直接将某个技术标准的文本或者其中的数个条文作为证据提交法院，以证明自身行为合法。但对于作为证据的技术标准在证据种类中的定位，理论上尚缺乏深入研究。

4．作为法律。在侵权案件中，也曾出现将技术标准直接作为法律进行适用的情形。如在刘雪娟诉乐金公司、苏宁中心消费者权益纠纷案中，原告刘某认为被告乐金公司未在其产品中准确标注开瓶后的使用期限，向法院起诉要求被告标注开瓶后的使用期限。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终审判决中写明：GB5296．3-1995号国家标准规定，化妆品通用标签上必须标注生产日期和保质期，或者生产批号和限期使用日期；《产品质量法》规定，限期使用的产品，应当在显著位置清晰地标明生产日期和安全使用期或者失效日期。纵观两个规定，产品质量法只是对限期使用产品的标注方法提出了更高要求，二者不存在矛盾。法院将GB5296．3-1995与《产品质量法》的规定在同一案件中进行比较，并得出“二者不存在矛盾”的结论，实际上即认为GB5296．3-1995号国家标准的性质与《产品质量法》相同，同属法律规范。

(二)技术标准的法律性质模糊

虽然有学者从行政法的角度对技术标准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但对技术标准的法律性质未能形成统一认识。这为技术标准在司法裁判中的适用带来了难以克服的障碍。有关标准的法律性质，理论上存在以下几种观点：

1．硬法与软法区分说。近年来，理论界对软法理论的研究方兴未艾，依据该理论软法与硬法相对应，其定义为“由共同体成员协商一致同意制定的，由成员的自我约束来保证实施的行为规范”。依此，技术标准也分属硬法和软法，“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有强制力保证的，将技术标准纳入其中的社会规范”属于硬法；“非由国家制定，也不依赖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技术规范”属于软法。

2．形式与实质区别说。有学者认为，技术标准不具备《立法法》规定的法的外形, 也不直接规定相对人权利义务，缺乏成为法律的形式和程序要件,不属于法律。但技术标准“每每却会成为行政机关进行事实认定并做出法律结论的重要依据。技术标准不仅构成了判断相对人是否违反法律法规的重要依据,而且还对判断侵权责任的成立与否,刑法上罪名的构成要件成立与否发挥着很大作用,它在实质意义上发挥着法的效果,对公民的生活和福祉可能会产生比形式意义上的法律、行政法规、规章更为密切的关联。”简言之，技术标准形式上不是法，但实质上却起到了法的效果。

3．规范性文件说。有学者认为技术标准中的强制性标准的性质是技术规范，作为技术规范，“强制性标准应当属于非正式的法源之‘规章以下的其他规范性文件'”，其根据是，就制定发布主体而言，国家强制性标准由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制定、发布；就效力来源来说，强制性标准的制定和效力来源于规章。

（三）技术标准在侵权案件中功能定位不明

技术标准在侵权案件中表现形式混乱只是问题表象，技术标准在侵权责任认定中起到何种功能才是问题实质。理论和实践中主要存在三种观点：

1．无关说。这种观点认为，致害人的行为是否符合技术标准与其是否应承担侵权责任没有必然联系，只要对致害人对他人造成损害，即使其行为符合技术标准也不能免责，案例一反映了该种观点。

2．构成要件说。这种观点认为，致害人的行为是否符合技术标准直接关系到其是否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在致害人的行为符合技术标准可以成为其免责事由，案例二反映了该种观点。3．裁量因素说。这种观点认为，致害人的行为是否符合技术标准与其是否应承担侵权责任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但是，法官应将该事实作为审理侵权案件的裁量因素加以考量。

三、技术标准在侵权案件中适用困境的成因分析

笔者认为，技术标准在侵权案件的审理中出现上述表现形式不

一、功能定位不明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有关技术标准的立法缺失

《立法法》作为宪法性法律规范，规定了法律层级、立法程序、法律冲突的解决等内容，可以说是“法律的法律”。但是，《立法法》却没有对《标准化法》中规定的各类标准进行定位，各类标准在我国《立法法》构建的法律（规）体系中难以栖身，从而造成了判断技术标准法律地位的先天障碍。与此同时，我国“法律适用方面的立法显得较为薄弱和滞后，除散见于部门法中的一些规定外，尚无统一的法律适用法”，由于缺少了统一的法律适用法的指引，各类标准在司法裁判中的表现形式也无法统一。

（二）“强制性标准+推荐性标准”模式的弊端

我国的标准化体系与域外法的区别，以及强制性国家标准与国外技术法规存在的差异，是无法正确认识技术标准性质的重要原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标准化体系一般遵循WTO/TBT协定的规定，采用“技术法规+标准”的模式。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及世界贸易组织《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WTO/TBT）对技术法规和标准分别进行了定义。技术法规的要点主要包括：技术法规直接规定技术要求；可以通过引用标准、技术规范来规定技术要求；技术法规由政府权力机构组织制定、批准和发布，既体现充分协商又体现政府权力；技术法规是强制执行的文件。标准的要点主要包括：标准是为了通用或反复使用的目的；标准具有自愿属性。简单而言，在域外法中，技术法规的性质是法律，而标准只有在被技术法规引用时才具有强制性，否则不具有法律属性。这种体例的优势在于将技术法规纳入法律范畴，依照法律程序起草、颁布、施行，赋予了技术法规较强的效力，又可以通过引用的方式将标准转化为技术法规，较为灵活，与此同时技术法规、标准各自的法律属性非常清晰。反观我国则采用“强制性标准+推荐性标准”的模式，虽然也有强制与自愿的区分，但强制性标准与技术法规却存在明显的差异，强制性标准不是法律，本身的内容只有技术性规范，其强制性来源于其他法律，而技术法规本身就是法律内容，它既包括了技术性规范，也包含管理性规范。

我国“强制性标准+推荐性标准”模式的弊端还在于，两类标准法律地位不清、效力不明，制定程序缺乏有效参与和监督，标准化体系缺乏系统性，若将强制性标准当作技术法规对待，缺乏法律依据，即使被违反也无法制约。可以说，正是由于我国标准化体系中将标准杂糅了发达国家和地区标准化体系中的“技术法规及标准”才带来了各类标准法律地位界定的难题。

（三）对技术标准的类型化分析不足

技术标准本身是一个规范体系，根据其差异需要将其进行必要的分类。但无论是学者理论分析，还是技术标准的司法适用，往往将其视为铁板一块，不加区分。缺乏类型化思维的直接后果是，在对技术标准进行探讨时将问题简单化、片面化。

以环境保护标准为例：第一，没有注意到环境保护标准中强制性标准和推荐性标准的区分。两者的差异在法理分析和司法裁判中被忽略。实际上，对于非强制性标准，主要是由公众自愿选择使用，不具备法律属性，在案件裁判中，仅能作为考量因素。而对于强制性标准的法律定位，因为其在具备法律强制性的同时，也具有技术性，两者结合使得性质认定较为困难，需要进一步讨论。第二，没有注意到环境质量标准与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区分。环境质量标准是一定时期内衡量环境优劣程度的标准，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环境质量的目标标准。污染物排放标准(或控制标准)则是根据国家环境质量标准，以及适用的污染控制技术，并考虑经济承受能力，对排入环境的有害物质和产生污染的各种因康所做的限制性规定，是对污染源控制的标准。简言之，环境质量标准是对某一特定区域内环境进行评估定级的依据，环境质量的是多种因素叠加的效果，而污染物排放标准则是针对排污者进行具体监控管制的依据。正因如此，判定环境侵权致害人的排污“达标”的依据应是污染物排放标准，环境质量标准在环境侵权案件中只能在无法确定排污是否达标时的参考因素。

四、技术标准与侵权责任关系的合理定位

标准化体系在整个社会管理体系中如同一个独立王国，其庞大的体系和制度惯性决定了我国的标准化制度不可能在短期轻易变动。因此，研究技术标准的法律适用，仍然应在现行的标准化体系下进行，以对技术标准体系本身性质和功能的正确认识为基础，确立必要的司法规则，从而将技术标准体系嵌入司法裁判中。

（一）统一技术标准的适用形式

笔者认为应当以技术标准的强制性和推荐性这种分类为基础，设置不同的适用规则。首先，将两类技术标准作为鉴定结论的依据，不存在理论上的障碍，具有合理性。技术标准具有技术性的特征，是进行各种鉴定的基本依据之一，多数情况下，技术标准本身并不能直接呈现出案件事实，而必须结合鉴定结论，表述案件事实。司法实践中，法官对依据技术标准作出的鉴定结论存在某种程度的依赖，“试图以‘鉴定结论’这样一种第三方判断为判决寻找依据，以求‘自保’，从而减少当事人对法官公正性的质疑”。其次，在裁判中强制性标准因为具有法律属性，不应以证据的形式出现。法谚云“法官知法”，由当事人将其作为证据提交法庭，将“法律”作为证据，本身就难以解释。对这种观点的疑问可能是：标准本身是一个庞大的体系，法官又确实存在知晓所有强制性标准的困难，如果不允许当事人将技术标准作为证据提交，法官对事实的判断将会产生缺漏？对此，可以借鉴国际私法中外国法的查明的相关理论，由主张权利的一方负责向法庭提供强制性技术标准的文本并加以解释，同时应允许对方进行辩解，从而突破将强制性标准作为证据的理论障碍。对于推荐性标准，由于其自愿属性，可以允许在诉讼中以证据的形式提交。最后，强制性是法律的本质属性，既然强制性标准依靠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就具备了法律属性，诉讼中涉及的强制性标准名称应在裁判文书中列明。

（二）明确技术标准的功能定位

技术标准在司法实践中表现形式的探讨有统一司法、树立司法权威的意义。但最为关键的问题仍在于，通过表现形式上的统一来确立技术标准在侵权责任构成要件分析中的功能。换言之，形式为内容服务，弄清技术标准与侵权责任之间的关系才更为迫切。笔者认为，在一般情形下，技术标准作为技术规范仅仅具有认定事实的功能，并不能成为认定侵权责任的要件之一，但在特殊情形下，技术标准也有可能与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相结合，成为侵权责任认定的必要条件，这种“原则否认+例外承认”的模式可以成为构建技术标准与侵权责任关系一种尝试。下文以环境侵权责任为例对这种模式进行验证。

1．原则：环境保护标准与环境侵权责任没有必然联系。

在《侵权责任法》的制定过程中，对环境标准与环境侵权之间的关系问题也有较多的探讨，梁慧星教授主持的《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第1606条第1款规定：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排污者承担民事责任。排污者不得以排污符合有关规定而主张免责。《侵权责任法（草案）》（二次审议稿）也曾明确规定“排污符合规定标准，但给他人造成损害的，排污者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经过多次修改变动，最终通过的侵权责任法中，该条被删除，改为《侵权责任法》第65条之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立法是妥协的艺术，《侵权责任法》在立法中回避了环境保护标准的问题，但这种回避不能带来问题的真正解决，采取这种“空白委托状”的方式，实际上是把问题重新交给了司法实践，而缺乏法律明确规定和理论清晰的思路，司法机关会更加无所适从。就环境侵权而言，之所以在立法中无法揭示两者的关系，在于对环境侵权本身缺乏细致的分析，对应当具体研究的问题大而化之，实际上一般情况下应当认可环境保护标准对环境侵权不产生影响，这在理论研究上和实务操作中已经成为一种明显的趋势，环境法学者给了出详尽的分析，案例一正是这种观点的体现。同时，我们不能因此忽视特殊情形下，技术标准与环境侵权责任的密切联系，案例二种法院裁判的合理性正是因为存在“特殊性”。

2．例外：违反环境保护标准是认定环境侵权的必要条件。

（1）法律有特殊规定。《环境保护法》本身应定位于环境污染的基准法，各类环境侵权本身也存在差异，应当为各个环境污染防治法律预留一定的空间，从而保持环境保护体系本身的弹性。《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第61条第1款规定“受到环境噪声污染危害的单位和个人，有权要求加害人排除危害；造成损失的，依法赔偿损失。”而该法第2条第2款规定“本法所称环境噪声污染，是指所产生的环境噪声超过国家规定的环境噪声排放标准，并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的现象”。这意味着通过法律规范,把是否达标排放噪声直接作为判断致害人是否造成环境污染的依据，造成环境污染属于环境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从而将噪声排放标准同噪声侵权责任直接联系起来。

（2）不具备测量标准的不可量物污染。“污染物包括诸如固体废物、液体废物等一般污染物和不可称量物。不可称量物主要包括噪音、震动、光、电磁波、煤烟、臭气、微小尘埃、放射性物质等等对人们的正常生产生活造成影响的、没有形状、没有体积、不可称量的物质。” 不可量物的污染具有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一些情形下缺乏必要的检测标准。一些情形下，虽然存在强制性的环境保护标准，但标准并不以数值的形式表现，对是否超过环境保护标准需要法官根据实际情形加以判断。如陆某诉永达公司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纠纷案中，原告陆某认为，被告设置的路灯，严重干扰了其休息，已经违反了上海市《城市环境装饰照明规范》的规定，构成光污染侵害。该规范对“光污染”的定义是：“由外溢光/杂散光的不利影响造成的不良照明环境，狭义地讲,即为障害光的消极影响”，“外溢光/杂散光”是指“照明装置发出的光中落在目标区域或边界以外的部分”；“障害光”的定义是：“外溢光/杂散光的数量或方向足以引起人们烦躁、不舒适、注意力不集中或降低对于一些重要信息(如交通信号)的感知能力,甚至对于动、植物亦会产生不良的影响时，即称之为障害光”。但从定义而言，无法通过检测手段用“数值”和标准进行比对，得出是否超过标准的的结论，此时必须要求法官自身加以判断，而此时关于是否超过环境标准的判断，与其说是事实判断，不如说是法律判断，法官的判断结论直接关系到被告人是否承担赔偿责任。所以，在无法用数值对不可量物进行衡量时，是否超过环境保护标准与是否需要承担环境侵权责任直接联系起来了，两者之间构成某种程度的重叠，违反环境保护标准此时成为了环境侵权的要件之一，蕴含于“环境污染”的事实判断之中。

（3）科学上的未决问题。在出现科学上的未决问题时，司法机关已经意识到技术标准的重要作用。本文案例二中，原告要求被告对自己所受损害与被告的辐射行为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进行鉴定。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查询认定，目前尚无机构可以对该事项进行鉴定，对季某的诉求未予支持。在这一判断过程中，法院实际上就是将环境保护标准与环境污染损害中的因果关系相对应，其合理性在于，电磁辐射对人体的影响是一个在医学研究中尚未解决的问题，而出于对公众健康的考虑，科学人员制定了对人类安全加以保护的电磁辐射限值，也即在一定的安全限值之内，公众的安全可以得到保障。

实际上在侵权案件中，因果关系证明是最为棘手的问题。因为从理想化的角度而言，因果关系本身应当是客观的，有或者无，应该是确定的。但是当遇到科学没有解决的问题时，因果关系的证明就不可能如此简单，而应当加入价值因素的考量。“在因果关系的判断过程中，越来越强调价值判断，这实际上给予了法官在因果关系判断方面更大的自由裁量权”。在裁量过程中，技术标准无疑扮演了重要角色。如德国法中规定，如果超过了行政法上的标准值,例如技术性管道的通风标准,法院就推定因果关系成立。我国《侵权责任法》制定过程中，也有学者建议规定“限于科学技术水平尚不能证明污染物和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污染者可以减轻或者免除责任”。换言之，在科学无法回答的问题时，因果关系的客观性实际上要让位于法律政策的选择，如果致害人确实超标排污，受害人确有损害，可推定污染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从而使受害人的权利得以救济。

五、结语

标准与标准化治理伴随全球化的脚步已经成为一种社会治理方式。技术标准作为防范社会风险的重要工具，正在渗入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并不可避免对司法裁判带来影响。深入认识和研究技术标准的法律性质，合理设定其进入司法裁判的具体规则，不仅可以实现技术标准在司法适用中形式统一、功能明确的效果，对促进司法公正、树立司法权威也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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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2018年专利侵权案件中专利的优先用权如何使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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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侵权案件中，专利的优先用权如何使适用?

呱呱知道网小编就整理一些信息为大家解答：

专利侵权案件中，专利的优先用权如何使适用?

先用权是指非人在专利权人申请专利的申请日之前已经制造相同产品、使用相同方法或者已经做好制造、使用的必要准备，在专利权人的申请获得授权后仅在原有范围内继续制造、使用的行为，不视为侵犯专利权。在专利侵权案件中，先用权作为一种抗辩理由，一直被广泛援用。那么，专利侵权案件中，先用权如何适用?本文整理了相关法律条文与知识，为您提供一定的参考。

在专利侵权纠纷案件中，被控侵权方往往以先用权和自由公知技术作为抗辩的理由。如果该抗辩理由成立，则被控侵权方不构成侵权。反之，则被控侵权方很有构成侵权的可能。因此，正确适用先用权原则，往往是正确处理专利侵权案件的关键所在。

我国专利法明确规定：在专利申请日之前已经制造相同的产品、使用相同的方法或者已经作好制造、使用的必要准备，并且仅在原有范围内继续制造、使用的，不视为侵犯他人的专利权。此即通常所说的先用权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往往有这样的情况：有人先于该专利申请日之前，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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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了与该申请专利的技术相同的技术，或者已经作好了使用该技术的必要准备。该项技术对于此人来讲即为先用了。因该先用人此前对自己研究开发成功的该项新技术成果已经投入了一定的人力物力，作了大量的工作。如果仅因为专利权人在专利权的申请方面早于先用人，而不让先用人实施自己开发的该技术成果，则不甚合理。因此，法律从公平的角度出发，允许先用人在一定的范围内可以实施自己开发的该技术成果而不用承担侵犯他人专利权的法律责任。

这一规定既是对专利权的一定限制，也是对先用权人的一种保护。虽然，被控侵权人往往以此作为抗辩理由。但对先用权原则的适用却有其严格的条件。在审判实践中，对是否构成先用权，一般可以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1.时间因素

先用人开发成功的系争技术成果以及准备实施该技术成果的行为应在专利权人提出该项专利的“申请日”之前。这是判断的时间标准。应注意的是：

(1)该系争技术成果的研究开发成功以及准备实施该技术成果的日期，必须是在该专利“申请日”之前，该日期之外的发布专利公告日、专利授权日或其他任何日期均不属于构成先用权的范围。

(2)如果在专利权人提出专利申请之日至专利授权之日的这段时间，行为人研究开发了或准备实施该技术成果的，不属于专利法上的优先权的范围，行为人不享有先用权。此时，专利权人虽然尚未获得专利授权。但被控侵权人以自己在这段时间内研究开发了或准备实施该技术成果、具有先用权的抗辩，有悖于专利法的规定。该抗辩不能成立。

2.来源因素

(1)先用人的该系争技术成果的取得应是合法的。如来源不合法，则已经丧失了其存在的合法性，不具备适用先用权原则的合法条件，不存在适用先用权原则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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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该系争技术成果应是自己独立研究开发或是通过其他合法途径所得。因此，先用人必须与该技术成果有直接和密切的联系，且应该是该技术主体自己使用，不得由他人使用，或者许可他人使用。如果该技术成果属于企业法人的，并发生该企业的转让和继承等情况的。则不能脱离该企业将先用权单独进行转让和继承。

3.使用范围因素

先用人对该技术成果的继续使用应是在原有的范围内进行，不得扩大使用的范围。如果允许先用人扩大其使用的范围，则会损害专利权人的合法利益。所谓“原有的范围”，包括“使用”该系争技术成果的范围和为使用该系争技术成果而进行“必要准备”的范围两个部分。

(1)使用的范围是：在专利申请日以后，只要以合理的方式扩大生产规模的，属于在原有范围内的实施，如增加生产线、增设分厂等，均属于合理的方式。

(2)必要准备的构成条件是：先用人对该技术成果的使用已经作好了技术方面以及人力、物力、资金等方面实质性的准备。如对制造产品来讲，已经准备了有关的设备、作好了样品的试制等工作;对使用方法来讲，已经进行了工艺流程、专用设备的购买等工作。如果对上述工作的实施仅有意向而尚未落实，则不具备专利法意义上的“必要准备”的构成条件。

(3)时间界限是：在该专利权人提出专利申请日之前，以该专利的申请日为界限。在此申请日之前的“使用”和“必要准备”的规模，属于“原有的范围”，在此申请日之后超出该“原有的范围”的，则不属于先用权范围了。当然，技术成果不同，其使用时所要求的技术难易程度也是不同的，甚至是相差很悬殊的。因此，实践中进行判断时不能拘泥于一种简单的模式，尚需结合具体的情况进行分析判断，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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