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北大副校长刘伟教授专题三：中国现阶段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与政策效应

第一篇：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北大副校长刘伟教授专题三：中国现阶段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与政策效应

中国现阶段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与政策效应

主讲人：刘伟教授

大家早上好！我们接着讲第三讲，现阶段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做出了哪些调整？如何评价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前面我们讲了两个单元，讲中国的经济增长道路处于什么水平，讨论了中国经济增长面临哪些主要的矛盾。下面第三讲，针对这些矛盾，我们采取了哪些政策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做出了哪些针对性的变化？这种变化效果怎么样？前景如何？趋势怎样？

宏观经济政策最主要讨论的是六个问题。一是总量政策，总量政策的方向发生了一些变化。二是财政政策，财政政策的力度做出了重大的调整。三是货币政策，货币政策的方向力度都有变化。四是国际收支领域里的汇率，就是人民币升值与否。五是宏观调控作用的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就是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它从需求管理逐渐转向坚持需求管理的同时兼顾供给管理。最后就是政策实施的行为主体，也就是政府，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行为，它的周期和反周期的特点越来越明显。大体上是这六个方面的政策调整和政策变化。下面把这六个方面的政策调整逐一给大家做一个讨论。

首先看宏观总量政策的方向性的调整和变化。总量政策就是指对总需求采取的政策，这是一种短期的，对需求来说是一种短期管理。这种短期管理，我们讲有两个基本方向，根据宏观经济失衡的基本类型，采取了不同的方向，一个方向就是当需求大于供给，通货膨胀严重的时候，要采取紧缩性的总量政策。还有一个方向，当这个需求不足，经济衰退，失业率攀升的时候，就要采取扩张性的总量政策。这次金融危机来了以后，中国宏观经济调整的速度非常快。前面我们讲过，1998年5月份之前，中国的总量政策基本上是紧缩性的，98年5月之后基本上是扩张性的。但是到08年年初，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里讲，2008年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是什么？当时讲的“双防”，一防经济增长，从局部过热转变成为全面过热，这是“防过热”。第二防物价，从结构性上涨转变为总体性上涨，这是“防物价”。

无论是防过热还是防物价，在宏观经济总量政策上的要求是什么？叫紧

缩需求。我们当时采取了一系列对总需求偏紧这样的措施。我们做了不到半年，也就是到了六月份的时候，西方金融危机对我们国家的影响越来越明显，特别是对东南沿海省份，很多企业拿不到出口定单，所以纷纷停产、破产，很多农民工提前返乡。这种情况下，也就是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的经济衰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力度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宏观经济政策必须做出调整。所以在7月，国务院办公会做了一个重要调整，就是不再讲“双防”这样的宏观政策，而是讲，当时提出的是“一保一控”，保经济增长，控物价上涨。这个时候，就把保增长作为首要经济政策目标提出来了。如果要保增长，应该扩张总需求。这个时候，年初的时候防过热、防物价，是紧缩总需求。时隔半年到了七、八月，从年初的紧缩总需求开始转向要把扩张总需求放在首位，而物价问题是作为次要的目标，保增长、控物价。

这样做有一个问题，就是这样做的政策效果是相互矛盾的。保增长，就要扩张需求，控物价就要紧缩需求。实际上这个政策在这里面有一些矛盾，加上金融危机对我们的影响继续加深，经济困难进一步加大。到了11月份全国召开经济工作会议的时候，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又做出了一次重大的方向性的调整。这个时候不讲“一保一控”了，我们讲“一保一扩一调”：一保，保增长，一扩，扩内需，一调，调结构。这就是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这个时候物价问题从宏观经济调控目标当中消失了。所以就是一年时间，从年初到年末。年初防止通胀是首要问题，因此采取紧缩性的宏观政策；到年末扩大内需、保增长是首要问题，采取扩张性的刺激需求的宏观经济政策。

我们讲的一年时间里中国的宏观总量政策发生了方向性的逆转，从年初的紧缩性的宏观经济政策，转变为年末的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这个变化速度应该说是比较快的。因为我们知道其实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总体方向的调整，一般来讲是五年一个周期，因为它和我们的党代会的政治周期大体上是同步的。最快也要两三年，才会有一个调整。这次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这个调整速度是比较快的，一年时间里面我们做了两次方向性的逆转，这是从总量政策来讲。

我们现在对总量政策的争论，主要争论在这三个方面的问题上。一个问题是2008年年初采取“双防”紧缩性的宏观政策，是不是犯了方向性的错误？这是一个争论，为什么？因为金融危机2007年6月从美国开始发生，到2008

年春天的时候，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开始蔓延，全世界都观察到了金融危机的影响，受到了它的冲击。在这那个时候，几乎全世界各国都在采取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都在刺激经济，都在反危机、反萧条、反衰退，大概惟有中国一家在反通胀、在紧缩。人们质疑首先08年春天那次紧缩“双防”是不是错了。因为全世界都在反萧条、反衰退，只有我们在反通胀，只有我们一家在紧缩。人们质疑这个问题，是不是当时的宏观政策方向发生了错误？

此外，第二个质疑就是2008年7月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已经很明显了，这个时候我们也意识到了，也做出了调整。但是我们怎么调整的？叫“一保一控”。我们前面给大家讲过，一保一控是矛盾的。保增长要扩大需求，控物价要紧缩需求，这两个之间本身是矛盾的。这种矛盾的政策选择，意味着政策的效果互相之间是瓦解的。所以人们就提出第二个质疑：就是2008年夏天7月份的时候是不是做出的政策有些犹豫，有所矛盾？因此反应的是不是有所迟疑，这个调整不坚定？这是第二争论。

对前面这两个争论，2009年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做了回答，这个你无法回避。2008一年下来了，要对08年工作做一个总结。人们是有两个质疑的，一个年初你是不是错了？一个夏天你是不是慢了？政府要回答，当时他（温总理）回答“2008年初当时根据复杂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我们正确地做出了选择”。那就是告诉你是正确的，没有错。对7月份这次调整，“到了7月份，根据变化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我们果断地作了一个调整”，那就是我没有慢，我很快。那个里面等于用了四个字，两个词，一个是“正确”、一个是“果断”，这是有针对性的，针对当时人们的质疑，“我也没错也没慢”。这样子回答。这是两方面的质疑。

第三个方面，对总量政策的质疑或者争论是什么？政府什么时候退出，政府要不要择机退出的问题。我们知道政府总量上一揽子的干预经济，说明这次危机的深刻性。我们说这次危机是二次大战后全球范围内最深刻的一次经济危机，带来的经济影响程度也是最大的。因为我们知道二次大战之后全球经济，唯独09年出现了负增长。09年是第一次全球经济出现了负增长。说明这次经济危机对经济的影响力度很大。在这种情况下，各国政府联手反危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这次政府干预的力度和全面程度、深刻程度都是空前的。这有一定的必要性。

但是这也有代价。什么代价？就是如果政府干预经济过多、过长、过宽，带来最大的问题是两方面，一方面是经济上的，一方面是政治上的。经济上的代价是政府干预太多，等于对市场功能的替代太多。你要相信市场配置资源比政府要有效。政府替代太多了之后，虽然可以克服一些市场失灵的问题，但付的代价就是经济效率会严重地被损害，因为政策规定投资项目和市场竞争实现的投资项目效率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是个经济问题。政府干预太多，经济效率会受到严重损害。如果政府干预的时间太长，大量的项目都是政府行政决策投资的，就可能形成大量的有毒资产，大量垃圾，大量的泡沫。看上去经济很繁荣，看起来需求扩张得很猛，看起来反危机很有效。但是你的代价就是用一大堆烂项目，一大堆低效率的项目，一大堆行政决策而没有经过市场竞争筛选的项目充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

与其这样去投资、增长，凯恩斯有一句名言说，“如果这样去投，将来为克服这些垃圾，这些低效率的东西可能要付出更大的代价”。与其这样，政府不是要拉动需求吗？那政府不要投资，花钱让老百姓到海德公园去挖坑，挖了填，填了再挖，然后政府给他发工资就行了。雇一拨老百姓到那儿挖坑，晚上再雇一拨人到那儿填坑。老百姓拿了钱到商场去买东西，买什么就刺激什么，买什么就拉动什么。这比政府直接投资，政府搞钢厂、搞水泥厂、搞个楼盘等等都有效。因为政府不知道哪个是符合市场需要。你就填坑挖坑，这样它不会造成不良资产。这就是凯恩斯说政府干预，如果干预不好，不如到海德公园去挖坑。就是政府干预弄不好将带来对效率的破坏。这是一个问题。

另外第二个方面的代价就是政治上的代价。政府如果对市场替代的太久，对市场功能否定的太多，导致一个结果就是寻租。寻租，寻找的“寻”，地租的“租”。“寻租”这个概念，是西方经济学中的一个概念，权钱交易。地租是凭对土地所有权的垄断产生额外的收益，强行瓜分的一块收益。我拿钱，找有权力的人跟他行贿，他利用权力给我出让土地，我给他回扣。就是我们所说的权钱交易。政府干预太多意味着利用行政权力干预资源配置太多了。权力干预太多，自然投资者和厂商就会找，谁掌握权力就找谁，就发生了权钱交易，这会产生政治上严重的腐败。

所以说政府对经济干预太长，会产生这两个问题，一个是经济上的效率

损失，一个是社会政治上的寻租，就是政治上严重的腐败。他（凯恩斯）说政府干预差不多的时候，当市场失灵得到一定的弥补和克服之后，市场功能基本上能够发挥作用以后，你就尽快退出，恢复市场的地位，恢复市场的作用。政府不要干预太长，否则代价太大。

去年秋天20国峰会，各国财长、央行行长和首脑峰会，讨论的核心问题就是政府要不要退出的问题。因为从07年6月金融危机发生后，09年上半年多国政府系统联手干预经济，力度很大，时间很长，就担心出现以上的问题，出现效率损失，政治腐败。所以就讨论要不要择机退出，政府对经济总量的政策要不要开始慢慢地淡出。但是争论的结果、分析的结果，他们认为现在经济（指去年秋天经济）的复苏不稳定，基础并不牢，这个时候如果政府退出的话，很可能导致经济二次衰退，再出现一次波折，再次出现波折和下滑问题就大了。当时20国峰会，达成一个共识，政府暂时不退出。

我们国家是什么态度呢？当时温总理是有一个讲话的。他讲话的根据很有意思，他是这么讲的，他说20国峰会达到了共识是暂不退出，发达国家政府暂不退出，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没有理由率先退出。我们为什么不退？因为它（发达国家）不退。这个引起了国内外很大的兴趣和关注或者说讨论。一个国家政府对经济的退出还是干预，主要应当取决于本国自己的经济态势，不是取决于别人的政策走势。当时我们讲，20国峰会暂不退出，因此我们没有理由率先退出。这个逻辑可能值得讨论。我们讲至少两点，中国可能在择机退出面前应当比20国，比西方社会更积极、更主动一些。

第一点中国的发展结构和发达国家不一样。昨天给大家讲了，中国的发展阶段处在一个工业化加速、高速增长的阶段，不用中央政府更多刺激经济。从微观经济内部，地方政府层面扩张的冲动是非常强烈的。中央政府只要把秩序维护好，经济增长内在的动力是非常充分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的总量的宏观调控和发达国家就不一样。中国政府退出的话，经济增长速度恐怕不会因此降下来。中国正处在一个高速增长的阶段，中国经济具有更强的抗危机、抗击打能力，这就叫做天时。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是一个青壮年期，成长性非常强的一个阶段。第一条我们的特殊发展阶段使得中国经济有更强的增长冲动，更强的抗击打能力，这为中国政府更积极地择机退出创造了经济发展根据和基础。

还有另外一点，中国的经济体制和西方不一样。人家是一个比较成熟、比较完备的市场经济机制，政府如果一旦退出的话，实际上有一个比较完备的市场机制替代政府配置资源，自动恢复市场的功能。中国是什么情况呢？中国不是一个市场经济国，现在世界上可能有70多个国家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国。但是这七十几个国家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基本上都是发展国家或者中等收入的发达国家，主流社会并没有承认。我们不管人家承认不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国，我们自己体会下，我们离市场经济有多远？我们确确实实和市场经济有很大差距。我开玩笑地说，其实中国在很大程度上说反封建的任务没完成，现在动不动说影响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很多东西是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东西，你仔细想一想严重破坏、干扰中国经济发展没多少资本主义的东西，更多是封建的东西。

现在我们动不动就说担心“复辟”资本主义。什么叫复辟？复辟就是倒退。什么叫倒退？倒退就是走过又退回去了。走过这段路才能倒退。中国怎么能叫复辟资本主义呢？中国从来没经历过资本主义，怎么能倒退到资本主义？中国要复辟只能到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个中国经历过。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黑暗，中国历史已经证明了，所以中国不能复辟、不能倒退。有人担心的复辟资本主义，甚至全盘西化，走美国道路。我们能不能追上美国我还不知道，你还倒退到美国？复辟就是倒退么。

中国很多问题是市场化不够，很大的阻力是封建传统太深，很多东西是资本主义，还是封建的在困扰着中国？其实说句老实话，中国离真正的市场化目标还很遥远。我们最乐观的估计。我们一个朋友李晓西（音）博士，做的一项研究，关于中国市场经济程度的估计。他估计70%多，这是最乐观的。温总理去欧洲出访，游说人家承认我们是市场经济国，带的专家是李晓西（音）博士，因为他（70%）那个估计最乐观。晓西（音）研究很好，他的研究对中国政府也很有用，跟人家说中国是市场经济国。这个是为了我们进入国际市场有更便利的条件。

但真的历史性的看一下，我们自己的历史进程我们自己很清楚，我们不是一个市场经济国，距离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目标还有很漫长的路。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如果干预经济太久了，和西方不一样。西方干预太久了，是对市场功能的否定，人家起码有一个市场，而我们中国政府干预太久，就不只

是对市场功能的否定，是对改革进程的阻碍。我们的体制转型，是处于向市场经济目标转轨过程中，这个时候你干预太多，导致的结果是阻断改革进程，延缓改革的进程。最后可能体制复归，导致改革的倒退。到时候政府想退出也退不出了。为什么？西方政府退出以后，有一个比较完备的市场体制自动启动发挥作用。我国没有市场体制，当我国政府退出的时候，你会发现在很多方面面临体制真空。既没市场也没政府，怎么办？一旦出现这种问题，可能导致一个结果：路径依赖，因为是这么走过来的就必须这么走下去，因为靠政府干预的，结果怎么办？就进一步依靠政府，不得不再依靠政府，使得政府的行政调控长久地固定化。这样对中国的发展带来的危害就更长远了。

所以我说这次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可能是两方面，一方面是经济增长，影响程度很大。另一方面，比经济增长的影响还要严重的是，对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带来更大的压迫，那就麻烦了。所以我们说从中国的体制背景，体制改革进程的要求来看，实际上对中国政府退出问题的要求更迫切。因此我们说从这两个问题，经济增长的阶段使得中国政府的退出能够更积极、更主动。一个经济体制的改革进程的，一个体制背景的特殊性，对政府退出的效果更迫切、更强烈。

三个月前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政府在择机退出上可以更积极些》，我这个题目比较长，写得比较长，反复琢磨了，为什么呢？你又不能跟政府直接对着来，只能说一个讨论性质的。这个文章写完两个月之后，没敢发，搁在我包里。一个月前我跟他们讲，我觉得可以讨论，所以发了。因为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值得讨论的重要问题，现在我们确确实实没必要因为人家不退，所以我不退。各位，我们要根据自己的国情，自己的发展阶段，自己的体制要求来看我们是不是要择机退出。否则的话可能要出比较大的问题。现在这个争论很大。中国政府要不要择机退出，要不要率先退出？这都是争论非常大的问题。宏观经济政策总量政策的第一个方面争论，就是宏观政策的调整和总量政策的方向性的变化。大概有三个方面的质疑，08年春天的方向是不是错了？08年夏天的调整是不是慢了？再进一步调整我们是不是应当择机退出？这是我们讲的政策问题的第一点：总量政策的方向性调整及其争论。

第二个争论和讨论就是关于财政政策的调整，以及相应的争论。我们在

03年以后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需求，刺激经济。积极的财政政策起到了很显著的作用。所以03年到07年的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平均10%以上，这与03年以后扩大需求、积极的财政政策有很大的关系。金融危机来了以后，我们采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这个很有中国特色。经济学上没有所谓积极的财政政策，因为积极对应的是消极。经济学没有这个概念，要不是就要扩张性，就是指刺激需求的；要不就是紧缩性的。

为什么中国搞出一个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呢？道理在什么地方？当时97年中共召开十五大报告里讲第九个五年期间要适度紧缩，防止通胀。结果到了98年5月，不到一年中国宏观经济失衡的方向发生了变化，不再是需求大于供给，是需求不足，失业率上来了，经济衰退、经济萧条。这个时候要求宏观经济刺激需求，不能再紧缩。但是这个东西谁敢说？这是中共十五大党代会定的，刚刚不到一年就要改变方向，党代会决议里写的很清楚，“九五”年期间适度紧缩，现在不到一年要扩张这不是反党吗？这个事情不好讨论。我记得很清楚当时5月份，98年5月开了好多座谈会，都是内部的，不敢公开，这是党的政治决议不敢开玩笑的。整个“九五”期间适度紧缩，怎么扩张？当时就不好调。但是经济不饶人，事实确实是失业高了，确实是需求不足了，不调整怎么办？不能睁着眼睛说瞎话吧。最后弄一个概念，“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没有用扩张两个字，实际上就是应当采取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但是党的决议里讲“九五”年期间紧缩，你说扩张不行，那是明着跟党对着干，所以换个词就是说“积极的”。

其实经济学上没这个概念，积极对应消极，稳健对应冒险。哪一个国家会采取冒险的货币政策、消极的财政政策？没有的。当时的背景就是“紧缩”在党代会上说了，你就不能说扩张，我们就弄一个积极的、稳健的。所以到十六大召开前，党代会征求意见座谈会的时候，建议不要用党代会的政治决议的形式具体规定一个时期的经济政策，因为经济随时可能变化。党代会基本上五年召开一次，当时有的同志说有道理，所以我们十六大准备对第十个五年计划有宏观政策有一个决议。当时大家说不要这么说，前面有教训，如何如何。后来我看决议的十五计划期间怎么又说，不是不说了。有的人跟我讲你不懂政治。为什么？党的决议里不说，各级干部就不贯彻，它（党代会的决议）说了就要重视。我说变了怎么办？后面他说变了咱们再变。政治就

是变来变去。我一听人家说的有道理，政治确实是这样，不能太书生气。十六大是扩大内需，“十五”期间，扩张性的政策保持不变。我们财政政策03年以后实际上一直是扩张性的，所以金融危机以后讲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是进一步扩张。

财政政策分两块，一块是财政收入政策，一块是财政支出政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里面财政支出确实体现了“更加”这样的倾向。财政支出，给大家讲一讲财政赤字。去年09年的财政赤字是9500亿，财政赤字的警戒线是GDP的3%。08年我们国家的GDP是300670亿，30万亿多一点。08年第一次超过30万亿。大家算一算，3%是多少？9000亿。我们去年的财政赤字是9500亿，已经排到了财政赤字警戒线的上限。当时开会的时候，几次我们都没有数，一开始就是文字，咱们对文字也没太大兴趣，关键数得出来。最后一次有数，大家很吃惊，“温总理，财政赤字这么大，这个数敢公布吗？会不会引起人们的舆论，各方面的强烈的反响、负面作用比较大？”我们前面举过一个例子，财政赤字有多大，通货膨胀的压力就有多大。财政赤字在一定意义上说是把老百姓的钱拿过来政府花。所以财政赤字大了，过了警戒线，实际上人家都明白通货膨胀要起来了。恐怕会有很大的压力，当时总理很坚决，他嫌不够大。

就是说09年春节里他访问德国和英国，德国和英国是这次欧元区受金融危机影响最大，打击力度最大，尤其是09年春节前一片哀鸿。所以总理从那儿回来，大讲要树立信心，千万不要丧失信心，出重拳头。他对危机的重视程度非常大，一定要出重拳应对危机。9500亿，他嫌不够大。9500财政支出下去，说明我们确确实实是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因为一般的财政赤字也就2000、3000亿。这次一下顶到上限。现在的问题是就算继续采取更加积极的，能更加积极到哪儿去？因为09的GDP涨了点，是335000多亿，它的3%是多少？恐怕你今年的财政赤字了不起1万亿，去年9500亿，按照这个1万亿，比去年涨不了多少了，财政支出、财政赤字空间不大了。去年排到了警戒线，今年再往上涨，涨的空间不大了。这是一个方面。

除了财政赤字排到警戒线之外，还体现到我们大规模举债，现在这轮债有个特点，过去举债实际上我们（政府）是不允许地方发债的，发债都是中央发。发债实际上一个增量的改革，拿未来的钱办今天的事，我们一直是中

央来发。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地方政府不允许预算，做缺口预算，一定要做均衡预算。债一定是中央发国债，地方不能发债的，为什么？道理非常简单，中央能印钱，地方印不了钱。是不是这个道理？中央如果做赤字预算、举债，如果还不上，赤字缺口补不住，很简单，国家印钱。地方政府还不上，找谁啊？所以坚决不允许地方政府发债券。这轮为了扩大内需，可以通过国家中央代你发一些地方债券，这个债券，偿还还是地方还，地方是用财政收入做担保。地方财政收入里面至少差不多将近一半，有的地方甚至一半以上是预算外的，是基金，是专项，政府押在了土地上，土地升值、土地的收入，押在了这儿。就有一个什么了？我们现在都说“炒金融”。这就有一个问题，实际上是把风险杠杆化了，拿一个风险押另一个风险。这个土地将来升值，现在来说，这一个预期的，不确定的。你拿一个不确定的收入，抵押担保一个债务。这就是拿一个风险来抵押另一个风险。这就是所谓杠杆化的东西。用风险押风险，一旦土地风险出了问题，地方财政就出了问题，使得风险效果杠杆化，迅速的波及开，会出现这种问题。

所以昨天有人提问题，说房地产问题。我们讲那是从经济上讲，我们国家需求各方面„„有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几年前在深圳会议上，一个记者问这个问题，我就问他一个问题，咱们不把它作为经济问题，房价不仅是经济问题。我说我们就把它作为一般的社会问题，我就问你一个问题，谁希望房地产降价？咱们不要做经济分析，又是需求，又是成本。你也不是搞经济的，说多了你也不懂。你就想谁希望房地产降价？政府希望？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它指望这个东西，我们叫经营城市，他（政府）得把它经营起来。山西省有一个领导吕日周，在经营城市上是比较早的，提倡经营城市，他专门到北大跟我讨论过一次，经营城市经营什么？经营土地升值，升值了财政才有钱。所以政府不希望房地产降价，降价了财政肯定出问题。银行希望吗？肯定不希望。银行大量的钱、贷款在那儿，房地产升值，贷款就是优质资产，一旦跌价，就是不良资产。政府不喜欢，银行不喜欢。那房地产商喜欢吗？不用说更不喜欢。

搞来搞去，谁喜欢房地产降价？老百姓，这得分几类的。一类是已经买了房的老百姓，他肯定不希望降，涨得越高，自己就变成很有钱的样子，幸福感很充实。还有一块没买房的老百姓。一类是有能力买，银行肯给他贷款，有收入，有信誉，银行愿意给他按揭，他没买。他买不买房，影响价格，因为他有购买力。还有一类是买不起房子的，银行也不给他钱买房。这类人的意见对房价毫无关系，为什么呢？没用。但是有购买力的人，他的态度影响是不一样的。能买的没买的人对房价的态度是改变的。他没买房，希望越低越好，一旦签了约以后，转过身就希望（房价）涨。所以一直希望房子降价的是哪些人呢？没买房也买不起房，别人也不帮他买。这批人希望房子降价，他的意见能影响房价吗？没有钱，愿意不愿意买房，对房价是没有影响的，影响不了市场。他真的是弱势群体，影响不了市场。这批人的愿望怎么表达？通过影响政府，要求政府关心弱势群众，但是能影响政府的决策的话还是弱势群体？有些提法自己都很矛盾，你想是不是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回过头你再看，这是市场博弈，各种力量不一的结果。谁主张房地产降价啊？既影响不了政府又影响不了市场的人，这个房地产能降吗？不要说经济问题了，买房的需求，房地产的成本，就作为最简单社会问题，谁希望（房价）降？咱们看它（房价）能不能降？这里其实政府在里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一个非常要紧的问题就是财政，财政本身由土地化支撑着。这个很要紧。

但是我们现在的问题在哪儿？财政政策，允许地方举债，举了多少债我不太清楚。前不久我看报纸登了一个数，这个数据怎么出来的没有注明出处。但是它对我们这次地方债有一个估算，大概现在一共有7万多亿。债务也是有警戒线的，一个国家的国债占GDP的比重一般不超过20%。按这个估算数，地方举债7万多亿，加上中央的国债，GDP是33万亿的话，远远超过20%，搞不好40%以上，国债规模肯定比地方大。地方都有7万多亿的，国债规模肯定更大。

从财政支出政策来说，无论是财政赤字，实际上过了警戒线，还是债务，债务规模是空前的。现在对政策支出，更加积极的财政支出，提出的疑问是什么？就是金融有风险，已经表明了。那财政有没有风险？一样有风险。不要看财政后面是国家，国家就没有风险吗？国家就没有危机吗？就不会出事吗？像希腊、冰岛，实际上就是国家破产了。所以现在是欧盟联手救助，帮它，否则它自己的财政是一个破产的财政。从这个角度看，财政也是有危机的，有风险的。货币由国家发行，国家当然比商家更有信誉，但是也有能力

问题。财政如果出现问题的话，对社会的影响比金融危机更大，直接影响你的政权，威胁到你的政府。对中国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对政府的依赖度这么多，这是多么大的社会组织？如果政府出了问题，政府破产，对中国的震动恐怕是相当大，难以想象。更加积极的财政支出政策实际上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是什么？更加积极能更加积极到哪儿去？是不是要开始关注，财政可能发生的风险。实际上是这个问题。这是财政支出。

我们再来看财政收入政策。我们从03年以来也是采取积极的财政收入政策，积极的财政收入政策就是减税。中国是这样，中国从制度上在世界上来讲，是一个税赋水平比较高的国家。《福布斯》杂志每年公布世界上前66年赋税水平的排序，中国最高的一年，2004年排世界第二，前面是北欧的荷兰。07年我们排在世界第五位。从税赋水平上，我们是比较靠前的。这几年确实有一个事实，中国在减税，就是从制度上在减。减税就是留给企业可支配收入比例增大。我们说减税是刺激需求、扩张性的财政收入政策。

我们回顾一下，从03年以来，我们的个人收入调节起征点上调，这是个人所得税减税。企业所得税，从08年开始，我们叫做两税，就是两法并一，内资和外资所得税税率拉平。我们过去外资是优惠，百分之十几。内资是33%，是高于外商的，当时是为了吸引外资。我们参加世贸这么多年了，外资在中国始终在要求国民待遇，就是和国内企业公平竞争。你要享受国民待遇就要履行国民义务，不应当有优惠。从08年开始我们把国内和外资税率拉平，拉到25%。对外资我们有一个过渡，因为有的刚跟人家外资签约，就说不算数了，国家改了，这不行，有点蒙人，所以我们给它有一个过渡期。当然对广大内资企业从33%调到25%，这是立马生效的减税的措施，这是企业所得税。

再有一个增值税，2009年开始我们的增值税转型从生产型增值税转为消费型增值税，这是国务院09年做出的刺激经济、扩大内需的十项政策之一。增值税的转型，最早是2005年8月在东北地区作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时的优惠措施实行的。09年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增值税转型含义是什么呢？增值税是流转税，就是说每一个生产环节的增值税在这个生产环节上新生产出来的价值，按这个价值额打一个比例的税。生产过程当中，产品价值当中有一部分价值是转移过来的，比如说买原材料、机器设备、盖的厂房的投资，有的是转移到产品里，有的是部分折旧，多年逐渐转移到产品里。一次性转移

也好，折旧也好，都是作为生产厂商买别人的东西，不是我自己新创造的、生产的价值。所以我买别人东西的时候，那个环节等于生产厂商打了一次增值税，这不能重复征。所以我买东西的时候，我给他钱，他给我一张发票。新产品的价值把发票上的额度减掉，剩下的是在我们这个生产环节上新增加的，对这部分再打税。大家看经常有这类犯罪分子的报道，虚开增值税发票，他虚开了之后从这个价值里抛的就大了。不就漏税了？虚开增值税发票，实际上就是一个跑、冒、漏，漏税的问题。

生产型增值税和消费型增值税有一个很大的区别。虽然都是抵扣，但是生产型增值税只抵扣一次性转移的，原材料这些东西，逐渐折旧、多年转移进来的固定资产、技术设备这部分，按照生产型增值税打的话，就不抵扣，视同新创造的价值纳入应纳税的价值额。按照消费型增值税打的话，一次性转移的原材料，多年转移的固定资产、生产设备，都会抵扣增值税，纳税的增值的价值基础比生产型增值税小，等于少纳税。财政部有一个估算，财政科学所有一个研究，09年政府生产型制度增值税全面转型，估计大概增值税要减收2000亿，增值税转型对企业是一个减税。

个人所得，企业所得增值税，这几项大税，我们这几年都开始往下调。再有一个农业税，到2006年我们在全国范围内取消了。温总理在2006年两会的代表大会做报告的时候，用非常高的声音，非常庄重地宣布，“压在中国农民头上几千年的农业税终于取消了”。当时掌声雷动，这是大事。土特产税除了烟草之外，其他的土特产税都取消了。出口退税从2004年1月1号开始采取新的出口退税额，加大了退税力度。仔细看看，03、04年以来，中国主要税收的税率都在往下调。我们前面给大家讲过，减税是刺激需求。

去年年底我写过一篇文章，《中国到了大规模减税的最好时机》。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不太主张再利用扩大财政支出，更加积极的财政支出的办法来拉动经济增长，因为有风险，基本上到了警戒线。我主张能不能考虑更多运用增长收入，因为中国税率水平比较高，借这个机会大规模的减税，降低企业的成本。这样子的话，刺激经济、拉动内需、刺激增长、增加就业。写完了我就搁在包里放了一段，我下去问问人家可不可以。后来问了一些地方的干部，人家说不行，这观点肯定有问题。为什么？我们基层政权财政困难怎么样？基层困难非常大，越往基层，财政困难越大。我们现在五级财政，中

央、省、市、县、乡，越往基层越困难，尤其是县乡级，乡级财政最困难，其次是县，然后是市，一级一级都很困难，这时候减税更困难。

减税从刺激角度，我觉得大规模减税的时机到了，但大规模减税得有一个政治基础。政府得改革，政府只能转变，如果政府还是办那么多事，结果把政府的皇粮给断了，这个社会要乱。就是说大规模减税一方面有经济的需求，另一方面还得有政治上的可能。政府的职能一定要转变。政府职能转变了，才能为减税提供基础。后来我想想也对，这个文章就没发。经济问题是致用之学，你考虑它符不符合你的实际。不能想当然，觉得应该怎么样了，一定要了解实际怎么样？我觉得问了问，人家的说法是有道理的。不是说没道理，这个文章我就没发。

这几年中国税收上有两个事实，一个是中国税收制度规定比较高，还有一个中国这几年确实在减税，在制度上这也是个事实。有些企业家说不对，这几年我交的税比前几年还多了。这个企业家说的是对的，为什么？实际上我们是这样的，前些年税收的制度规定比较高的时候，其实有些地方没有按照规定的比例征收你的。规定的很高，但是收的时候是打了折。很多地方是包税的。生产成本比较大，政府说算了吧，你交20万，我也不去查了。企业家把20万摊在产值上，平均税率很低。规定的很高，实际上当中收的时候并没有那么高，这是一个情况。

还有一个情况，虽然在减税，税率下调，地方财政有困难，它严格税收征管，真收。调低了税率，很多企业实际缴纳的话，比前些年制度上没减税的时候，人家没征收他的税，比前些年实际缴纳的税可能还多了。那是黑箱，我不知道你当年该收多少，而没收你多少，我只能按正规的制度来。从正规制度的本身我们确实在减税。我们说政策怎么变，什么方向。我们就按正规的制度的安排来说，它是扩张，还是紧缩。至于黑箱这个东西不说。

从制度变化上说这几年我们的确在减税，这也是一个事实。现在恐怕我感觉什么意思，进一步更加积极的财政收入政策可能也是有限的，就是遇到了地方财政的困难。如果更加积极的财政继续扩大，继续实行的话，涉及到了政治体制改革，就是政府职能的转变，必须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职能不转变，政府仍然揽了那么多事，肯定要有很多人办这个事，导致一个结果，就是要多花的钱，得增加财政收入，否则财政赤字更大，麻烦就更大。

所以我们说无论是财政支出，还是财政收入政策方向不变，我们叫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的力度会受到严格的限制，潜力不大了，余地不大了，因为有财政风险问题。

第三方面的政策就是货币政策，我们原来讲叫做稳健的货币政策。金融危机来了以后，我们调整了货币政策的方向，我们叫做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08年第四季度开始我们货币政策确确实实强调了宽松，从03年以来的稳健转变为宽松。03年以来我们的货币政策，说是稳健货币政策实际上就是紧缩。我们可以回顾一下，货币政策主要分两块，一块是信贷政策，一块是利率政策。信贷政策主要管信贷量，货币供给量，利率主要管货币的价格水平。我们可以回顾一下，03年下半年开始的时候，特别是第四季度，从信贷政策来说我们提高了银行的法定准备金率，开始提高了一个百分点，然后就0.25、0.5、1，到2008年的上半年法定准备金率已经提高到了17.5%。

法定准备金是什么？银行是企业，银行经营特殊的商品，经营货币、买卖货币。他吸收存款，给人家一个代价，然后把存款再放出去是贷款，自己要有本钱。《巴塞尔公约》规定的自有资本充足，资本金不能低于银行总资本的8%。亚洲金融危机以后，进一步提高。各国都提高自有资本金的比例的要求，提到15%甚至20%，甚至更高的水平上。银行吸收来的存款，加上自己的自有资本，就形成银行可支配的总资本。这个银行不能在同一个时间里把所有的钱全放出去，存款户到这儿提款，你就没有钱，就会是信用危机，你就会破产了。所以银行为了防范这个问题，怎么办？总要有一笔钱留在手里头，做一个备付。这笔钱，要求你留在手里的多了，就意味这银行能放出去的款少了；留在手里的比以前少了，同样的资本规模银行能放款的量就大了。所以准备金率高低直接关系到银行放款能力的大小，也就是信贷量的大小。

这个比例由中央银行以法定的形式统一规定，调整原则基本上有两个，一个考虑金融风险，银行的信用；另外一个考虑是一定时期国民经济对货币量的需求。经济当中对货币量的需求大，就往下调整，使银行放的款多一些。如果国民经济当中货币需求量减少，通货膨胀压力大，要收紧银根就把法定准备金率上调。03年开始我们上调准备金比例，一路调到08年的上半年，17.5%，这在世界同期算高的。在中国90年代以来是最高的，高到什么程度？1994年通货膨胀利率是24%，那么高的通货膨胀率就要求收紧银根的政策力

度非常强。94年达到24%的时候，我们的法定准备金率是多少？13%。到了前年08年上半年，我们法定准备金率达到17.5%，比94的通货膨胀率的银根收得还要紧，这是法定准备金率。包括表现了谨慎的货币政策，实际上是在收紧银根。03年以后一直到08年的上半年。

另外一块是利率，03年以后一直到08年上半年一直在加息。不管提高利率收紧银根，还是加息收紧银根，都是鼓励人们存款，不鼓励人们贷款，贷款的话付的代价增大了，这是一个收紧银根的措施。我们从03年下半年开始加息，一直加到08年上半年，我们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调到7.47%，这很高了。因为我们还有一个浮动。这是一个基准，还有一个浮动。一浮动就浮动到10%以上了。这么高的利率实际上就不鼓励企业到银行贷款了，这样收紧银根已经是很强有力的了。

做银行工作的都知道，07年以后，特别是08、09年实际我们法定准备金率的上调，贷款利率的上调这些就是信号，更多就是信号作用，在政策上对货币供给，实际上法定准备金率和利率起的作用不大了。为什么？07年我们上了行政手段了，不是用经济手段在管了。为了收紧银根，防止通胀，给各行下达的是信贷指标，信贷规模。这么大的数，你不能超规模，要超规模，银监会会撤行长的职。这个率、那个率，就撤职最惯用，我在收紧银根，真正收紧银行银根，惯使的措施是行政上给你规模，超这个规模就把你行长撤了，是行政手段，这力度是非常大的。

从03年以后我们的货币政策和当时的财政政策刚好形成了一个反差。财政政策在扩张，在刺激需求，货币政策紧缩需求。我写过一篇文章，当时取个名叫《松紧搭配》，就是一个国家的经济不是很困难的时候，问题不是很大，失衡不是很严重的时候，货币和财政两个宏观政策手段轻易不要同时紧或者同时松，不要双紧或者双松，把经济折腾得大起大落。经济本来挺稳定的，有波动问题不大，尽量政府不要捣乱，有一个风吹草动，一起抓，一起紧，一起松，把经济搞得忽冷忽热，大起大落，很不稳定。政府的调控本身就是反周期，淡化周期，热得时候不要太热，冷的时候不要太冷，是这政府反周期的一个举措。现在由于引入了政府的干预之后使经济进一步稳定，没有大问题的时候，政府干预不要双紧和双松，采取松紧搭配的办法是可取的。财政松的时候，可以货币紧，同样的，财政支出紧的时候，财政收入可以松一

点。

这种松紧搭配的好处是经济热了有一股向下的力量，经济冷的时候有一股向上的力量，这是它的好处。它的坏处是什么呢？这种松紧搭配政策效果相互之间是相互抵消的。这个人没什么大问题，给他吃点药，药是相互抵消的，这个药是补这边，那个是补那边，这个人就平衡了。如果这个人有病，给他吃的药还是相互抵消的，耽误治病了，这时候就得下药。两个药的作用相互抵掉，这不行。如果经济问题比较严重的时候，财政和货币的政策就不能是反方向的组合，就应该同方向，必须这样，要么双紧，要么双松。

到08年下年半年金融危机影响出来以后，这个时候调整了方向，放弃了松紧搭配，实行财政和货币的双扩张，就是双松，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所以放弃了我们从03年以来一直采取的十分稳健的，也就是紧缩性的货币政策的选择。08年以后尤其是08年四季度，我们对宽松这一面很强调。昨天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数字，08年一年，新增贷款是4.9万亿，基本上是第四季度放下去的。09年继续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08年是4.9万亿，09年是9.6万亿，差不多翻了一番。现在流通中的票子还是比较多的，流动性比较宽裕。

现在对于货币政策的问题是什么？中国的货币政策是要进一步强调宽松还是要进一步强调适度？就是回归到适度。因为我们说的是四个字，就是“适度宽松”，前面强调了宽松，是不是讨论回归适度，这个争论是比较大的，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意见。我个人这么看，中国可能要回归到以适度为重点上。中国货币市场的失衡和美国是不一样的。美国从金融危机开始向它的实体经济传递，影响实体经济。银行是经营货币的企业，银行首先出了问题，资金链断了，一大堆不良资产会收不回来，到期它的支付能力、信用有了问题。它没钱就要收紧银根，对它依赖大的企业怎么办呢？这些实体企业出了问题，资金链就出了问题，资金链就断掉了。现在美国货币政策上失衡的局面是银行缺钱，银行的流动性不足，流动性就是指银根。它的实体经济也缺钱，没钱。在他的货币市场上的实情是货币的需求大。无论是银行，还是实体企业，都需要钱，流通中的供给少，钱不足。它的货币市场上的供求关系的失衡，需求量大，供给量不足。美国政府采取的政策是给钱，我的银行要破产，你看着办。让我不破产，给我钱，要不财政部出钱把银行股票收了。或者国会

通过特别提案，政府借给银行钱。实业界缺钱，三大汽车厂商要破产，我缺钱，要不政府收股票，要不政府通过提案结我钱，反正我缺钱。这就是美国货币市场上货币失衡的状况。

这次中国的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输入性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出口量减少，使我国内需不足的矛盾暴露出来的，我们原来就是内需不足，有强大的出口掩盖了内需不足的问题，外需不足暴露出内需不足的问题，经济衰退。连续15个月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带来经济下滑。首先是小企业，一般的出口商没有订单了，他拿不到订单之后就等于没有活干了，他需要拿钱去买原料，拿钱去雇工人吗？不需要了。没有订单，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出口受挫，它没有对资金的需求了。它不需要钱。还有一种国营大企业，他也不需要钱，这几年国营大企业逐渐央企化，越来越向央企集中，央企越来越专业化，越来越是主营业，我主要干什么，其他的东西该分就分了，作为我的主业该并就并。现在的央企数目在急速的减少，一共一百三十几家，但是国家国资委主任李荣融主任讲，还要压到80到100家。还要进一步压，压的话每一个规模在增大，它有几个特点出来了。

一个特点有垄断利润，他的自我积累能力很强，对银行的依赖度很低，银行的金融参数的变化对国有大企业不敏感，加息不加息这些无所谓。他自己有钱，有垄断利润。

还有一个是国家资本金注入力度较大。改革开放前，国有企业30多万户，那么多儿孙，一个爹娘养不活，没钱给他，04年中国出了一招，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就是“拨改贷”。国有企业资本的形成国家不出钱了，企业自己以负债的形式到银行去借，形成固定资产。80年代成长起来的企业，负债率极高，正常利润压不住利息，等于就给银行打工了。道理很简单，老板没出钱，他办了企业，钱是国家出的，这个企业是谁的？国家说我的，国有企业么。这个企业的债务是谁？国家说是你的。这是个怪胎。老板办企业没出钱，老板没钱出，所以当初“拨改贷”。现在不同，央企一共一百多家。国有企业财政有钱，我们经常看报纸报道，对中石油、中石化注资多少亿，对工、农、中、建几大国有银行注资多少多少亿，对国航、南航、东航，对航空公司注资。国家有钱，注资力度加大。

还有一个变化是什么？国有企业80%的央企在境内或境外上市了，就是

他有直接融资的平台。他对间接融资银行的依赖度和信贷的依赖进一步降低。央企有利润，利润丰厚，资本金注入力度加大，有直接融资的平台。他们对银行这块依赖度很低，不需要银行的钱。小企业特别是和出口相关联的企业这一块，他得不到定单也不需要钱。民营企业需要钱，但没有在制度上真正解决好抵押问题，担保问题。银行也是企业，银行就不敢给他钱，形不成有效需求。我们现在和美国不同的一点是我们企业无论是大小企业都不需要钱。在我们货币市场上失衡特点是货币的有效需求不足。而银行有的是钱。因为什么呢？银行体制没有和国际银行对接，我们有一道防火墙，不是自由市场体制，所以有一道防火墙。我们的金融体系，银行没有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直接冲击和影响。中国的老百姓爱存款，有高储蓄额。这样的社会，拿了钱搁进银行，银行拿了大把钱，又没有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到去年底银行的存贷差19万亿多，将近20万亿。银行手里有大把的钱花不出去，企业又不需要钱，老百姓又不断地往银行送钱，我们现在是这样的格局。

中国的货币政策就不像美国了，因为中国就不是给钱的问题，银行有钱，增大的货币投放用不出去。所以中国的货币市场失衡主要问题不是增加货币供给，而是能解决一个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使银行手里大把的钱，能够及时、充分、有效地传递到实体经济当中去。这就涉及到培育中国实体经济对货币的有效需求，让他真的有要求。大企业怎么培养有效需求呢？两个方面，一个是提高国有大企业的技术能力创新。为什么国有大企业有钱，又不需要钱。好的企业永远是缺钱的，因为它永远是发展的，发展就需要钱，需要不需要钱就是要看你花多少了。为什么我们国有大企业不缺钱？国有大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差，找不到新的投资增长点，找不到新的有效投资领域，这就是所谓他不需要钱。如果大规模的投资，在没有技术创新的情况下，投就是重复建设；你没有创新，投就是重复。那这个资金量和重复量规模非常大，会引起市场波动。技术创新力低，没有新的投资领域发现，要进行下去就重复，重复不进。

大概十几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88、89年的时候，当时说反对重复建设，我说没有重复哪来竞争，所有竞争都是重复的。重复不可怕，甚至产能过剩都不可怕。一个产业、一个产品在市场上有20%左右的生产能力的过剩很正常，有这个过剩能力，才能压住价格，才有效率、才有竞争。关键我们有重

复，没淘汰，这是可怕的。就是说什么？制度创新力差，市场化水平低，重复都是行政性的，这个市搞这个，我也搞；他有，为什么我没有？你这个省搞这个，我也搞这个。弄得市和市之间、省和省之间高度雷同，很难发挥真正的优势。为什么这样呢？淘汰不掉，都是行政保护下的。

有一年出了假冒的汾酒，有毒的，中央批评了，都惊动江泽民了，要打假。各省就趁着这打假把汾酒从各省市场全部逐出，这可逮着了。这会说了打假，给你糊里糊涂都弄出来了。这就带有很浓厚的地方保护色彩。这种情况下，好的东西战胜不了差的，就是在行政保护落后的情况下，高度重复。咱们很麻烦，技术创新力低，没有新的投资增长点，大规模的有效投资形不成，一投就重复。重复了吧，制度创新力又差，有重复没有淘汰，没有淘汰就没有竞争性的效率，然后就形成保护，弄到实在绷不住了，国家发文件行政性的关停并转，弄得巨大的浪费，巨大的损失。在中国怎么真正通过推动制度创新，推动技术创新，培育国有大企业真正的有效的投资需求？这是很根本的。小企业怎么通过技术市场、资本市场、货币市场等各类要素参与市场的深化改革，使民营企业拥有平等进入市场、运用市场的权力，真正解决民营经济的公平竞争问题，克服民营企业面临的玻璃墙？

我们现在说的话，我觉得挺逗。我是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的副会长，会长是统战部的副部长兼的，原来是胡德平，现在是另外一位副部长。显得党很重视民营企业经济，结果说民营企业有什么不公平的。你是国民怎么没有国民待遇？只要法律没有禁止的你都可以干。这话说的纯粹中国式的官话。中国不是只要法律没禁止的你就可以干，中国是只要没说让你干你就不能干。最后说只要法律上没有说你不能干，你都可以干。实际上干的时候都要文件。没有一个干的时候不要文件的。都有文件吗？没有一个有文件，就跟人家说上面说只要法律没说不能干的事我都能干，人家说那你找法律。

我们讲玻璃墙，看着没墙，一撞头上一个大包，能碰到，但看不到，它是一扇玻璃。你现在怎么把玻璃墙扫掉，使得民营企业有一个公平、公正、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专门解决他的担保问题、抵押问题、有效的需求问题？说句老实话，80%，将近90%金融资源是掌握在国有银行手里的。国有银行给国有企业贷款有问题，但是政治上你只要没往口袋里拿，政治上问题不大，能有个说法。给民营企业贷款，那要出问题，就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也可能

有政治担待。怎么能够真正在民营制度上使得民营企业、民营经济有一个公平的运用市场？这是一个体制条件，是需要深入改革才能做到的。不要法律没有明确不能做的，就可以如何如何，不是这样的道理。培育一个小企业对货币的有效需求„„中国现在的要害不是简单的增大货币供给量，而在于有效地真的培育中国经济对货币的有效需求，包括大企业和小企业。真的把对货币的需求刺激出来，这就需要一个技术创新，一个制度创新。

刚才为什么讲在择机退出时中国可以更主动一些？中国真正的增长，不改革，要想持续均衡有效增长，光靠刺激是很有限的。要靠深层次的体制性的改革，特别是市场化进程，这样才能培育出真正的需求，拉动经济可持续的增长。中国货币政策失衡的特点所在，不在于简单的增大货币供给量。如果是简单的增大货币量，一个是08年后半年到09年货币量已经很大了，是很宽松的货币政策。再有一个钱下去以后，实体经济没有有效的需求，滞留在虚拟经济那一块。

前一段我们注意到中国的股市有些异常，中国的楼市怎么陡然间价格异常？除了别的因素之外，在技术方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这些钱实际上没流到实体经济当中去，实体经济没有货币需求，滞留在金融领域，虚拟经济领域，影响了虚拟金融产品的价格。这是个需要高度关注的问题。没有收益，还增大了风险，增大了经济当中的混乱和不稳定。我主张2010年货币政策要从宽松回到适度。短期的增大货币供给，逐渐转向中长期的培育对货币的需求。恐怕是这样的。我承担了一个国家的招标课题，“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研究”，我是首席专家，我们做了一些这方面的工作，做了一个比较，我们感觉中国和美国是不一样的。货币政策的失衡，不能简单地说，人家扩张我们也扩张，这是货币政策和下一步变化的争论。这是我们讲的第三方面的政策。

第四方面，政策汇率问题。汇率问题是现在人民币要不要升值？现在这个问题不仅是一个国内问题，更是一个国际话题；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国际政治问题。包含的因素还很复杂。我简单讲一下背景。

首先人民币有没有升值的空间和可能？我认为是有的，跟外国人讲你得有道理，那应该编。我们关起门来讲人民币确实有升值的空间，有升值的可能，这个得承认。至于我升不升那是另外一回事。具备不具备升值的可能和

空间？那是有它的道理的。我们从两方面分析，昨天我们给大家讲，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按不变价格计算经济增长15、16倍，中国经济规模占世界7%，排在第三位，说明中国经济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增加、作用加强，世界各国与中国的经济联系程度加大了，对中国货币需求量了增多了。以前他从来不来中国玩，所以他要人民币能干什么？现在来中国玩就得用人民币。一个国家的经济在国际格局当中地位越高，和世界的联系越多，那世界各国对这个国家的货币需求量就越大。世界对人民币的需求越大，人民币作为一种商品，如果人们对它的需求量增大，它的价格是不是要上涨？供求么，对这个商品的需求加大，价格自然上升。世界上对人民币的需求加大了，肯定要上升，人民币要升值。这是我们说从基本经济面。

然后从另外一方面看，你再看外汇。外汇是一种商品，中国市场上是涨价还是降价取决于中国市场对外汇的供给和需求的变化。九十年代中期之前，我们的外汇储备很少。像八十年代末，赵紫阳下台的时候，中国中央银行外汇储备是29亿美元，不到30亿。当时咱们中国的外汇供给能力全部拿出来了不起是29亿美元，当时中国的外汇需求是多大？无限大。我只讲一个数字就可以了。外汇官汇牌价是1：5，市场上是1：7.8。当时谁有本事以官汇拿到美元，转到市场就能发，说明市场需求远远大于我们当时给定的汇率的价格。真实的价格水平远远高于它的汇率价，是这样的情况。

这种情况说明当时我们对外汇的需求无限大，供给很可怜，只有29亿美元。现在外汇储备23000多亿美元，23000多亿美元比那个时候的29亿美元提高了多少倍？差不多1000倍。外汇供给能力极大地提高了。哪里需要外汇？过去我们外汇需求很大，我们叫宝贵的外汇。现在谁要外汇？政府也不需要。那么多外汇储备花不出去，买美国政府国债。前几天我们又增持了，现在8900多亿。现在我们又回到第一了，是美国最大的国债持有债权人了。等于我们用了大把外汇，国家没有那么大投资需要，买美国国债作为投资。等于美国把我们赚的外汇全部融资去用了。

当然这里也有政治含义，这时候我们增持美国国债说明我们对美国有信心，相信美国能率先走出危机，我们帮你一把。有人说美国绑架中国如何如何，反正我信任你，我投你一票，使美国经济更好一些。也可能有这个考虑。那美国可能要跟他交易好，得给我一个好处。人都不傻。给你一个好处，你

帮我一个忙。大家有交易。最近我们需要美国帮的地方也很多，方方面面。国家不太需要外汇，民间、老百姓，我们现在的外汇管理是对每年每个人要出国旅游给你一个额度，现在我们谁把这个额度用完了？过去使用外汇买个电视机，冰箱之类的，买电器。现在中国造的比他那还好，用外汇干什么？没什么要用外汇的。现在外汇需求力度极大的降低，外汇的供给强度极大的提高。外汇作为一种商品，原来是外汇供给很可怜，需求还很大；现在变的是供给很大，需求很可怜，如果市场供求关系发生这种变化，肯定降价了。原来是需求大供给少，现在是需求少供给大。外汇降价就等于人民币升值。所以从哪儿看，人民币依靠的中国经济基础很大，肯定得升值，从人民币对外汇的市场供求关系看，我们说人民币确实有升值的空间和可能

第二点，人民币面临升值的强大的国际社会的压力。不仅有空间有可能，也有压力。首先来自于美国，发达国家以美国为首。美国在金融危机冲击下，情况不是很好，双赤字，孪生赤字。美国财政赤字，去年是1.4万亿美元，占GDP的10%，远远超过3%的红线。然后美国的贸易赤字是700多亿美元，贸易赤字不能超过GDP的4%。14万亿的4%是多少？应该是5000、6000亿，去年的贸易赤字7000亿。所以远远超过了4%的这个警戒线。所以他双赤字，又都超过了警戒线，就要求他赶紧采取办法，否则经济衰退就很大，失业率很高。

上周公布的失业率9.8%左右，去年已经超过10%了。这个时候要拼命地扩大需求，刺激经济。扩大需求就包含一个什么问题？就是外需出口，拼命扩大出口，可以采取很多保护的办法，其中一个很普遍的、重要的办法，就是把本币贬值，这是有利于出口的。我举一个例子，我不知道大家的专业背景，有的可能清楚，有的可能不清楚。5块人民币是一美金，这样的汇率，我这块表在国内市场上是10000块，不算关税、保险、运费，国际市场上这块表美元是多少？2000美元。我们现在把人民币贬值100%，10块人民币买一美金，我这块表在国内市场还是一万块人民币，国际市场是1000块。什么东西都没变，就是你贬多少，出口品的价格就降多少。

竞争靠什么？一个产品、一个价格。产品好，有竞争力。你产品没变，价格贬了，竞争力提高了。本币升值升多少，你出口品的价格涨多少，就意味着竞争力下降，把订单、市场让给别人。这就是为什么在国际贸易中存在

贸易逆差的国家往往希望自己的货币贬值，就是降价、甩卖、扩大出口。为什么要求存在顺差的这个国家升值？就是让它出口给我的商品涨价，市场份额减少，出口量减少，两边的贸易扯平，是这样子的。美国出现了双赤字，压力很大，高失业，要国际市场的定单，增加就业机会，美国政府主动地使美国主要货币贬值。09年的下半年欧元、日元就贬了15%，贬的幅度很大。没想到的问题是后边跟了个人民币，人民币不是自由兑换的，人民币的办法是盯住美元，跟美元挂钩：对别的货币升，我跟着升；对别的货币贬，我跟着贬。我跟你之间保持固定汇率，美国人辛辛苦苦做了工作，使美元兑世界主要货币贬了，人民币跟着世界主要货币也贬了，咱们的出口也可以闹得挺好。

今年第一季度我们出口增长20%多。美国说不行，你不能跟我，我在前边辛苦，你在后边收获，这哪行？要求人民币升值。其实人民币的升值，对美国帮助不大。因为美国7000多亿贸易赤字中，真的和中国发生的赤字很少，中美贸易在美国的贸易盘子里面占的比重只有几个百分点。本来这个量就很少，占的比重很低，这个里面发生了赤字，这个赤字全部抹掉的话，也根本改变不了7000多亿的贸易赤字。别的发达国家出现了这种赤字，他要求人民币升值，减低他的赤字道理不充分，这是我们说美国这方面给我们的压力。

国际压力不仅来自于发达国家，更重要的是发展中国家和我们有直接竞争关系。因为我们跟美国没有竞争关系，中国出口市场主要是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美国卖的是技术型，知识型。并且我们出口到美国的劳动密集型使美国人享受到更多的贸易福利。如果这些减少，人民币升值，美国人的生活质量会下降。所以这个东西对美国没什么好处，只有坏处啊。

跟我们有直接对应关系、有贸易竞争关系的是一些发展中国家。我们经常讲众怒难惹。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发展中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对我们挺有意见。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新加坡、韩国、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都卷进去了。新加坡比中国有实力，比中国发展水平高得多，但卷进了金融危机。韩国也说我现在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怎么我卷进去了你没卷进去？后来研究发现，他们之所以卷入金融危机，罪魁祸首就是中国。为什么？

我们知道90年代初，朱镕基总理是副总理，兼任央行的行长，做过一个改革，汇率并轨。当时我们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是双轨，政府定价是1：5，市场定价1：7.8，将近1：8左右，这样的数字。朱镕基总理，把当时的官汇按照市价并到一块儿，把官汇从1：5并到1：7.8左右。从官价上说人民币一次贬了40%多对不对？一下贬了40%多就等于出口品的价格一下降了40%多，所以那几年中国出口特别好，所以七十年代中期几乎年年在20%左右的增长率。我们讲过中国经济增长只要超过10%的年份，中国的出口就超过20%。92年到96年那几年中国的出口都在20%以上，和汇率并轨有关，这样外汇储备就大幅度增加，连蹦带跳，很快到九十年代中期，到了800亿。国内有一个声音，外汇储备是不是多了？外汇储备不是越多越好，而是有成本、有代价的。

外汇储备是什么性质？从经济学的概念上，是国家对国民的负债。前一段有的经济学家说，国家那么多外汇储备不会花的，花出去就是亏损，那干脆把13亿人都算了，包括农民每个人分一份。这个意见挺好，但是和经济学的常识不吻合。外汇储备不是国家的，是国家对国民的负债。这什么意思？是这个国家的企业、国家的投资者、国家的老百姓给人家投资、卖产品，从人家那挣的钱不能流通存在你指定的银行里，钱是谁的？钱是老百姓的。国家没道理把老百姓的钱给分了，不行的，这是人家的钱。这个钱存在那儿，到时候，有一个结汇制，结汇实际上就是两清，就是我要把钱提走，外汇不能提。把钱换成人民币，这个叫结汇。结汇量越大，为结汇国家投放出来的本币越多。占款，占用了本币的款额，到时候的结汇量越大，为结汇你放出去的款越多，流通的货币量越大。反正不管怎么样，这是往外放款，流通中的货币量越大，就意味着通货膨胀压力越大，这不是没代价。外汇储备有代价，至少在宏观上增大通货膨胀的压力，它是有代价的。

怎么弄才合适？外汇储备怎么弄得刚好，不大不小，就是外汇储备的合理规模？国际贸易的理论的教科书，提过一个标准，按照国际贸易做买卖需要多少钱合适呢？就是一个国家的进出口总额平均到一个季度的价值。以这个数为外汇储备的规模比较合适。那么我们90年代中期，96年当时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不到3000亿美元，大概2900多亿美元。一年四季，除以4是多少？700多亿，当时我们的外汇储备过了800亿的时候，有人说这多了，超过教科书的标准了。外汇储备多了就意味着成本大，可以考虑稳定，不要再增加外汇储备了。当时朱镕基总理坚决顶住说，不多。为什么？他说台湾还

有一千亿的。多不多应该按自己的说，大陆这样的国家八百亿多吗？800亿不多。台湾还有一千亿呢，就继续鼓励出口。保持人民币的低估或者贬值的态势，增加外汇储备，很快就过了一千亿。外汇储备过了一千亿的时候，亚洲金融危机来了，卷入金融危机的国家都是外汇储备少的，像韩国当时外汇储备是23亿美元，远远少于到期的外债。人家的外债，到期的要用外汇还，那就看你有多少外汇储备。你的储备远远少于人家的外债，人家提款，你拿不出来，人家就要提。金融问题是狗眼看人低，越没钱他越提，你越有钱，他放心不提。

当时中国为什么避开了金融危机？中国有1000亿搁在这儿，放在中国人这儿放心，到期不到期我不急着提。韩国就不行了，都知道他没钱，就到期不到期的都提，一下把韩国击穿了。那时候韩国妇女把首饰捐出来，儿童把压岁钱捐出来。妇女儿童的钱有什么作用？只是调动一种情绪，但解决不了问题。最后还得借，欠债还钱，没办法。还是美国人借钱，美国一个是有钱，还有一个，美国当时在朝鲜半岛的利益太大，不敢让韩国出问题。所以美国借钱给它，但是美国人借钱有一个条件——韩国把中央银行交出来。道理很简单，企业和银行就是这样：企业欠了银行的钱还不上，想让银行继续给你钱，那得有条件，人家肯定要介入的。美国人给你钱可以，但要监督你，韩国的央行要受美国商务部的控制。这个东西公布之后，很多韩国人在街头抱头痛哭，有人说类似于当时的日韩条约，弄得自己很惨，没办法，欠人家钱。后来韩国人想，为什么韩国的外汇储备这么少呢？他想就是中国，你那会儿一下贬了这么多，把我们的市场都占了，你的外汇储备大幅度的增加，所以韩国的意见很多、很大。

新加坡、日本也把矛头指向中国，认为罪魁祸首就是中国。他们之所以卷进去而你没有卷进去，就是因为人民币抢先贬值，而且大幅度贬，一下贬了40%多。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他借了人家钱还不得还钱？就甩卖，降价，回笼外汇，还人家钱。怎么降价？就是把本币大幅度的贬值。百分之几、百分之几

十、百分之几百的贬，回笼外汇。这个时候我们当时中国政府对世界做了一个庄严地承诺，人民币不贬值，赢得了世界普遍的赞誉。我把市场让给你了，好比咱们两个人，在市场上我让给你了。世界赞扬我们了不起，关键时刻还是有大国的风范。日本不行，当时它还想争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想

做大国。日本就不行，别的国家贬，他也跟着贬，他就不让市场，所以我们叫小日本，难成大器。咱们也不好意思贬了。咱是先闹的，抢先一步先闹的。算了，我们也不贬。每次说都有一个今年不贬值。我们都这样讲，不是说老不贬，后来慢慢弄的。

刚才讲，美国经济出了问题，它要扩大出口，使美元兑世界主要货币贬，后边跟了个人民币，所以03到07年每年增长在20%多以上。03到07年中国每年的经济增长都在10%以上，所以每年出口都在20%以上，增长得很猛，这就引起了发展中国家的恼怒。再加上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要求人民币升值。中国的人民币有升值的压力，既有来自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压力，也有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压力，特别是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压力。人民币有升值的可能和空间，也有压力。但是人民币升不升值最根本的取决于什么？货币政策是一个国家主权非常重要的部分，我有独立的主权，就有独立制定货币政策的权力。汇率政策是货币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是因为你的压力，也不是因为经济学的道理，我就升值。有没有升值的空间？有外部的压力和理论的因素，但不是我制定政策的根本。

汇率政策的根本，就是要服从国家的根本利益。国家的根本利益关键看不同时期我国宏观经济的根本目标究竟是什么？汇率政策不能完全看国际收支是顺差、还是逆差，不完全靠这个，甚至主要不是看这个。我的汇率政策虽然影响贸易、国际收支，虽然根据国际收支、进出口贸易决定汇率，但服从我一定时期的宏观经济是最主要的目标，而不仅仅是国际收支目标。如果说一个国家一定时期，它的主要问题是通货膨胀，就是需求过大，那宏观政策的首要目标是压通胀、压需求。出口是需求的一部分，出口在原则上要压缩。要减少需求，压需求的话，本币就应当升值。说实话，我们07年末08年初的“双防”，那个时候首要目标是防通货膨胀，所以我们主动地加快了人民升值的速度和幅度。我们原来人民币从百分之二点多跳到百分之六点多，将近7%。

为什么要加快？很简单，因为我们当时主要是通货膨胀，是双防，防物价。就是说流通中的货币量太大，为什么流通中的货币量太大了？03年开始紧了这么多年，票子过多，流动性过剩，为什么？后来一分析就是外汇储备增长太快，当时外汇储备已经达到16000多亿，到时候的结汇量很大，为结

汇我们投放出去的本币量很大，导致流通中的货币量太大，物价上涨压力太大。那个时候要防通胀，各个方面的措施，首要目标是防通胀，就要压内需和外需。压内需就是你本币要升值，使得外汇储备的增长速度降下来。

我们刚开始想的很简单，说外汇储备多了，过去中国的苦恼是没钱，现在的苦恼是太有钱了。这个好办，有钱那就花了。不是外汇储备增大了，结汇的时候人民币的投放增多，加大了通货膨胀的压力吗？那好办，咱把外汇花掉了。增大进口，派了好多团，部长们带着到各地去买东西，总理亲自带队。钱多了好办，花了，外汇储备就下来了。咱们刚开始是不想动出口的，出口继续，但是进口增加，这样外汇储备也可能下来，通胀压力也能释放掉。就满世界花钱，后来发现问题不对，我们想买的，人家不卖；人家想卖的，我们不想买，谈来谈去，签不下什么大单子。签下的大单上百亿老是那几架破飞机，今年空客，明年波音，老是这个。好东西买不来，你真买人家油田试试，买人家的森林试试，真买人家的高科技试试。真东西买不来，资源买不来。他要卖给我们的东西我们不想要。所以花不出去，没办法还是要动出口，把人民币升值加快了，把出口的增长速度放下来，这样进出口顺差增速就放慢了，外汇储备的增长速度放慢，降低了由外汇储备增加带来的通货膨胀的压力。

当时我07年底，08年春天在北京有一次圆桌会。当时纺织工业协会的会长，一个老同志，退下来的老部长坐在我旁边，义愤填膺说“现在政府的政策制定和当年的慈禧太后差不多。我们当时„„像义和团和洋人干，政府在后面下刀子。”纺织业竞争很大，利很薄，刚刚挣了一点小钱，人民币升值了。我就跟他开玩笑，很简单，国家现在是要防通胀，只有牺牲你了。因为主要问题是防通胀，你就得服从国家大局。也就是说，汇率政策的变化，主要取决于一个国家一定时期宏观经济的主要目标。

那问题是现在中国宏观经济主要目标是反萧条、反衰退、反失业，在这样的情况下，无论如何我的货币不能升值。当然我们现在也做不到贬值，我们不能像朱镕基总理时那样大幅度贬值，这个不现实，世界给你搞翻了。我主张我们不能贬也不能升，这是汇率最好的办法。现在就保持稳定，不贬也不升，对世界有利，对中国有利，对美国也有利。美国傻，把中国打下去，对世界经济危机的恢复是不利的。这一轮拉动世界经济恢复所谓双子星座，一个是美国，发达国家；一个是中国，发展中国家。在这个问题上中美是统一战线的，把中国打下去对世界金融危机的恢复不利，对美国的恢复也不利。他打压中国解决不了美国的问题，反而从长期看对美国不利，对美国是损人不利己的。事实我认为美国不会干。美国人很鬼，但他为什么提的这么迫切？

美国财政部春秋有两份报告，对经济政策的评估，包括对和他做生意、和他有贸易往来的相关国家的对策作出的评估。春季财务报告，按照惯例是4月15日出炉，当时在4月15日前，美国国会100多个议员联名写信，建议美国财政部春天的报告里，把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如果把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它就要对中国的贸易、中国的各种进入市场的行为进行特别调查，对进入金融市场的条款，启动特别调查的条款，这个争论就很大了。这个事情说到底，我们仔细分析一下，他制裁中国，增加中国的麻烦对美国是没有好处的，对美国的恢复是不利的。美国人应该搞清楚这个，对美国解决问题也没有什么建设性的帮助。

问题是奥巴马这些议员们为什么这时候提呢？我认为主要是政治问题。因为11月份是美国中期选举，相当一批议员的位置要空出来，选举要争选票。很多美国人不了解中国，美国的媒体对中国是有偏见的。因为几大世界古文明存下来的是中华文明，其他都断了。中国的古老传承一直传下来了。中华文明，美国人一说起中国人是遥远的，一说中国就是遥远神秘的东方世界。我们媒体也没干什么好事情，我们的电影都拿中国最糟糕的东西和发达国家最现代的东西比，越比越差。拿中国东方的糟粕和现代文明的精华去比哪能行？他没有糟粕吗？你拿它的糟粕和咱的精华比。所以都有问题，不仅是误导了中国人，也误导了美国人，弄得美国人一说中国就是那样的。怎么丑化、妖魔化中国，美国都有人相信。而且丑化、妖魔化中国对他拉选票有利，大选的时候两党都骂中国，谁骂得欢，谁的选票多，这是一个问题，我估计和这个很有关系。

最后他就延期了这个春季报告，对中国汇率操纵问题延期了两个月。这中间就有交易了，所以你看，增持美国国债，中间都有交易了。我们胡锦涛总书记不是访问美国，和奥巴马总统坐在国旗下面，有一个对话么？讲到人民币是一个重要问题，必须表个态。胡总书记说：“人民币决不会在其他国家的压力下升值。”这个态度，大家听得都很清楚，这个含义、信号很清楚了。

人民币肯定升值，但是你别跟我嚷嚷。你不嚷嚷，我自己就升了，你越嚷嚷我越不能升。“人民币决不会在别人的压力下升值。”人民币肯定要升值，但不会在你的压力下升值，这个信号应该是很清楚的。

我们讲今年估计人民币升值，恐怕这是肯定的。我们现在最好是先稳住，升值之后变数太大，经济还很脆弱，但是就趋势来讲，肯定是要升的。美国人希望我们一下升40%多。他们做了一个评估，认为我们低估了40%，就是回到你原来的那个价位。朱镕基当时搞了个汇率并轨贬了40%，美国人让你再回去。我们研究觉得中国的人民币大概升个2%、3%还行，这就跟他的要求差异比较大。我们的方案也是这样的，升2%、3%，了不起我们升6%、7%，无论如何不能升10%，成不了。这个和人家的要求差得比较大。这就要慢慢谈，一系列复杂的国际关系在里面交织着，最后慢慢谈。前一段，汇率政策的争论很热闹，为什么这么热闹？弄成一个国际政治问题了。

第四方面的政策讨论是宏观调控方式从需求管理向供给管理的转变。我们说宏观经济管理就像天平的两端，一端是总供给，一端是总需求，失衡了，天平的两端一边是需求一边是供给，出现不平衡，能不能采取另外一个办法？从供给上采取措施，让它恢复平衡？所谓供给就是改变国民经济的结构，改变国民经济的生产成本、生产的技术条件。比如投资需求大，我不减少投资需求，提高投资需求效率，单位投资需求的效率提高，要求的投资规模就可以降下来了。我可以从供给这方面，供给方面可能更具有治本的性质。经济学派中有供给学派，主张宏观经济管理的重点是总供给管理，从供给方面采取办法。

美国里根总统在80年代把宏观经济的重点放在供给方面，产业结构调整，企业组织调整，大力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八十年代在美国经济非常困难的时候，进行艰难的供给调整，整个经济结构、竞争力空前提高。里根总统之后是克林顿，克林顿总统是一个福将，克林顿收获了里根革命的果实。里根搞了八年，两个任期下来，克林顿拿到手里时，实现了美国二次大战之后最快速的经济增长，这两个任期100多个月，平均每个月经济增长4%。他没做什么，但他收获了里根的成果。里根去世之后，美国给里根的哀荣是战后从来没有见过的。无论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无论国内还是国际，无论是实践还是意识形态，里根是非常伟大的。里根去世之后，全美国社会对里根 的推崇是少见的。当然里根是资产阶级总统了。里根从经济上做了很艰苦的事情。他很要紧的特点就是他强调在供给方面。

实际上你想想中国地方政府干预经济在供给方面入手，可能比需求方面更有优势。因为里根没有深入再搞，他担心体制上会搞成共产主义，因为供给的地方搞多了，实际上就是政府对企业干预得多了，怕搞成计划经济，不敢再深搞。中国你还不够计划吗？不搞供给，你已经很计划了，行政干预的已经很深了，现在只不过让你别乱干预。中国政府在加强需求管理的同时，更具备条件和优势直接深入到供给管理上。特别对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扩大内需，关系不是很大。

你说太原市委书记、市长，要扩大内需，太原市委书记努力提高太原的收入。他增大了内需，关键是太原人拿了钱不一定在太原花，他可能跑北京、上海花了。太原市委书记不是干了傻事了？辛辛苦苦扩大了北京和上海的内需，扩大内需是对中央有用。中央有个海关，只要不出海关就是内需，出了关就是外需。地方政府对内需是不清楚的，因为它没有海关。扩大了收入，辛辛苦苦扩大了别人的内需，是很不确定的。但是当地政府搞供给管理是明显的。我这儿铺桥、修路、招商引资带来的机会、就业、税源就是清楚的。在宏观上有所作为的话，更多的是供给方面。中央这块，更多的扩大内需，它相对更明显一些。

所以我们说，从中国特色来讲，宏观管理的方式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变化时期。考虑到中国的特点，地方政府的行为强调需求管理的同时，更多的是考虑介入供给管理方面。我们上午讲到宏观经济政策的五个方面，政策问题说什么都是它，怎么来，效果怎么样，我这儿主要是把宏观政策给大家做一个介绍。我要讲的就到这儿。我们进入互动的环节。好吗？

李秋喜：刘教授用了两个半小时的时间，给大家就宏观经济政策方面的研究作了精彩的演讲，在座的诸位有什么需要提问的？

刘伟：我下面把这个几个问题做一个讨论。一个是昨天有人提出来了，人民币升值问题，张五常讲和一揽子物价挂钩，和美元脱钩。第二个就是在此基础上放开外汇管制。这个问题提的很好。实际上现在讨论的不是汇率问

题，不是汇率的水平高低，而是汇率决定机制。这个是我们主张的，我们是希望把人民币汇率问题讨论的热点，从对人民币升值还是贬值的汇率水平的讨论，转到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的问题上。这个机制大概分和美元脱钩、人民币自由化的问题，这个要有时间表，我估计10年到15年之内人民币管制问题，也就是人民币自由化问题可能做不到。这个问题就讨论到这儿。

问1：汾酒集团是一个全国大型企业，它不仅是一个白酒制造企业，还是承载了传统文化的国有企业。未来十年当中，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位置越来越重要，在新一轮的经济格局和环境下，汾酒集团应该怎么把握这个机遇，怎样的发展之路才能更持续，更健康？

答：这个问题李总回答最好了。我们一会儿专门留出时间请李总回答。问2：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已实施两年多了，现实中市政信息的公开透明程度仍然非常差。对此问题请谈谈见解。

答：信息公开的条例是实施两年多了，但是一个社会是不是信息真正公开、民主和这个社会的政治体制是有关的。如果一个社会的政治体制改革民主化进程不到位，他的法制化就很难到位，程序化各方面就很难说，所以说有条例甚至有立法都不一定管用。一位法国思想家说了句非常有名的话：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可以有法律，但未必是法制。所以说我们有这个条例，你说它不到位，这个很正常，这是一个改革过程。

问3：贸易顺差过大有什么危害。

答：这个我刚才讲了，有成本方面的。说危害，就是经济学是这样子的，讨论什么问题都是有收益和成本，关键是要看收益和成本哪个大。所以你不能简单地说有危害，或者说有好处，这不是经济分析的看法。我刚才讲贸易顺差导致外汇储备增长，外汇储备是有个规模的，不是说越大越好，它有成本。

问4：中国对外投资情况能否介绍一下？

答：我对中国对外投资缺少研究，恐怕介绍不了更多这方面的情况，但是我只想指出一点，中国到了一个历史变化的时期。就是我们和国际方面的联系，已经从吸引外资进入中国为主，转变为中国的资本走出去为主了。资本降价的往来是有资本流入、流出。过去很强调资本流入，吸引外资，利用国际资本；可能中国再发展，要到了一个开始更加关注资本流出、对外投资

这样的一个时机。据我了解，中国现在对外投资规模的情况还是很薄弱的，投资规模不大，结构也不是很合理，效率也很低，不是特别乐观。

我们要学习，可能比引入人家进来还难。引入人家进来，关起门来好弄，他反正进来了，咱走出去不好弄。因为改革可以造假，是咱自己关起门来定，开放造不了假。改革和开放最大的区别就在这儿，开放不能造假，你是按人家的规则游戏，改革是咱弄规则。为什么走出去难，是咱按人家的规则弄，不是很容易。我不知道汾酒集团有没有，应该有，我接触的多是办事处。在国外办的不是企业，没什么钱好赚，是办事处。这个要提高，要有一个新的改变。

问5：这有一位MBA的学员提的问题，《货币战争》这本书，描述了西方掌握货币发行权的银行利益集团，如何通过货币掌握了政治，甚至是战争，从而实现长久利益。你认为这是事实吗？如果是人民币，应如何应对？

答：《货币战争》这本书，写得很好，很有影响力。但是这本书的作者不是经济学家，而是一个新闻工作者，他是从新闻的角度，引起人们的震撼，真正从经济学的道理分析，可能还需要证实。新闻性大过它的科学性，引起人们的重视是很对的，能不能以此为根据，那是要再讨论的。大家可能看过像《第三次浪潮》、《大趋势》类似的，这都是很有名的。像托夫勒、奈斯比特等有名的时政新闻观察家，提出一些问题，引起我们的重视和警戒，很值得，但他确确实实谈不上是一种科学，所以不好用这个作为我们制定政策的根据和评价人民币的基础。

问6：温总理认为08年初政策方向没错，08年7月调整也没有慢。您认为是这样吗？

答：政府这么说，他应该比我更了解情况，我相信这种问题回过头来，历史总会再讨论的。你想想是不是？历史、时间是没有秘密的。再神秘的东西，随着时间都会解密。历史发展本身是很客观的。我们讨论这些问题实际上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总结经验和教训，为今后的发展提供一个更科学、更健康的方式，如果有些问题本身的提出或者时机的掌握只添乱不帮忙，那就不要讨论了。

问7：有一个问题说，新三十六条是否意味着国退民进的开始？ 答：最近关于民营企业、民营经济的问题成为人们的热点，宏观上也好、微观上也好，最近一段时间以来都是热点，因为金融危机，所以对国有企业国家干预力度加大，世界性的，不仅是中国。再加上中国本身国有经济的地位就很特殊。我们这几年的微观上，比如说我们山西煤矿资源的整顿，山东当年讨论的日照港股权的改造等一系列的现象，都被人们归纳到是不是国进民退？然后进一步上升到是不是对改革的某种体制性的复归？

我们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新任局长，前不久，今年春天还是去年年底？在人民大学，那会我在。他从兜里拿出个条，说统计数据不支持国进民退，然后念了一组统计数据，就是民营经济占GDP的比重，民营资本占总资本的比重等等这一系列的指标，最后说民营经济不仅没退，还涨了。所以发表出去这个谈话之后，在媒体上引起了比较大的反响。所以我们说，新的三十六条是否意味着国退民进，是退还是进不好说。但是前面一段时间，在大家关注民营经济是不是受阻的背景下，出台这个新三十六条，表明了我们政策上和制度上力图振兴民营经济的姿态。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问8：您曾经提到过少建粮库，多建油库的观点，但在全面危机的国际油价最低的时候，中国也没有实施石油储备战略.请问对此有什么看法？国营资本进入垄断领域对中国有什么影响？

答：我是记得很多年前石油危机的时候，从资源约束中国的增长来说，农业资源18亿亩红线，有石油资源。我认为对中国来讲，工业化过程中，农业社会，农业粮食的资源肯定约束力度大，工业化过程中，恐怕能源更是问题，所以我当时说多建油库。建立国家的石油储备制度，少修粮库，因为粮食熬半年就长出来了，长出来就可以了，弄那么多粮库干什么，粮库都是养了一大堆耗子。咱们当年整顿整的多厉害？用国家储备粮的形式套国家的钱，最后弄得贪污腐败一大堆，没什么效率。从这个角度说，咱们其实真的应该多修油库，但是石油战略储备没有提到日程上。包括美国石油战略储备很早就开始了，他的能源储备，美国、日本、德国，都是很早了。我们国家在这方面起步的很晚，我认为应该抓紧。

显然能提这个问题，是对中国的石油有了解的人。中国的油价有点怪，往往油价最低的时候，石油公司拿不到指标，特别是前几年，得到指标的时候，价格正好高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外国出口商盯着中国。你买的时候就涨，你不买的时候就降，可能是个博弈。但是中国吃了很多次亏，我们进的时候

油价比较高，出的时候油价比较低。特别前一段关于我们航空用油的储备，我们做了一单期货，做的比较大，做的期货价格比较高。对冲的话，肯定亏一大笔钱。

问9：“十二五”时期中国宏观政策应该注重哪些方面？

答：这个题目应该问温总理。这个题目很大。我们参加过 “十二五”规划的一些报告研究，我们主要也不是给中国政府做的，我们是给世界银行和亚行做的，我们作为他的专家，来做中国“十二五”规划的研究报告。客观一点，我们从另外一个方面来做，保持一个客观性，做了这样一个报告。这个报告马上就要发表，在北京已经开过一次国际研讨会，我们有一系列的系统的讨论。时间关系我在这不去多讲，这个内容可能太丰富了。

问10：中国目前两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大部分是03年以后形成的。那这部分美元在央行资产负债表中被视为外汇账款，相应的要投资等量的人民币，在此背景下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是为了对冲外储上升过快，而不是从紧，你如何评价？

答：这个我刚才讲的挺充分了。我就不再更多的去讨论了。

问11：银监会作为监管部门是否应当担当宏观调控职能？为何到03年年底，将银监会从人民银行拆出？下一步是否有人民银行与银监会合并的可能呢？

答：这问题都是总理回答的。因为他涉及到政府机构的调整，银监会当时分出来确实是想加强金融监管，这个确实是这样子。也不是中国，金融监管特别是这次金融危机之后，是西方的普遍趋势，各国政府都加强了金融监管。包括美国，前不久有一个华尔街的金融机构向美国国会叫板，我就是要加强监管，这些大银行不干，不干也不行，因为这次危机给人们的印象太深了。

问12：在当前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局势下，您如何看待加息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否会导致中国经济的硬着陆，加息的压力挺大，为什么？

答：我们实际上现在是负利率，现在大概想想，一年期存款的基准利率是多少？现在价格是多少？CPI高于一年期存款的基准利率，实际上就是负利。我们今年的政策目标就是要把CPI控制到3%，刚刚公布的第一季度的是2.9%，还是2.8%。所以今年我估计CPI是3%的指标打不住，如果打不住，加

息压力可能更大，我估计今年的CPI应该在4%甚至5%。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我觉得年内至少应该加两次息，这是我个人觉得，因为如果是CPI上到那么高，负利率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加两次息，一次加0.2多一点的话，加两次也就跟CPI的上涨速度大体打平。所以加息是有它的压力的，最好今年CPI稳住一点，加息的话，加一次可能比较稳妥，如果CPI的价格压力过大，出现负利率不一定非要加息，但是不能长久。

问13：如果央行决定加息，你认为什么时候合适？

答：我要知道的话，我就发财了，这种东西不好拿捏。比如一晚上开个会就加了。

问14：中国特色“玻璃墙”，温总理说是政治问题，不是经济问题。答：这个不是问题，是表明他的一种观点。

问15：对“我们没有理由率先退出”，是不是应先赞成再讨论？我想它首先蕴含着把国外经济作为中国经济决策的一个重要考虑因素，这可能是总理讲话的出发点。

答：我刚才表述的是这样，我没有讲不同意，在择机退出面前，中国政府可以更积极些，就是我们要更加重视一些，但至于说在时间上什么时候退出，这是一个政策问题，我们的态度要更积极，更重视一些。因为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更重要，至于说你什么时候退是个政策问题。

问16：四月中下旬，有一位先生发表文章时，提出以人民币的升值来治理通胀和资产泡沫，你是怎么看待的？

答：人民币升值是这样，对外汇储备的增速怎么样？会有所控制。那对治理通胀呢？是有帮助，有这个关系。但是有一条，治理通胀的手段可多了。是不是主要通过人民币升值来治理，那就要讨论了。它有这个关系，但不一定就把它作为主要手段。这个可能要有一个结构性的解析。

问17：请问今年下半年股票资本市场的走势？

答：我从来没做过股票，我不懂这东西，我做制度经济学和宏观经济研究的。这个金融工具的操持这块，得找股评家，他们可能更有研究。这个我确实缺少研究。

问18：您作为中央经济政策顾问之一，你认为中央经济政策制定中真正采纳经济学家建议的比率有多大？就是说经济学家对中国社会经济的作用究

竟有多大？

答：我不是中央经济政策顾问，我没听说有这个说法，但是确实有一些文件，制定过程中请一些学者去开会，去讨论，这有过。对经济学家我这么说吧，其实是这样，两个问题。其实这些年，中央政府官员和制定政策的人，多数人都成为经济学家了，很多都受过很好的经济学的训练。还有很多即使没有受过经济学的训练，共和国给了他那么大一个舞台让他锻炼，让他学习，拿那么大舞台，掌握那么多资源，在那么大压力下做决策，这比任何课堂都长进快。他们很快都成长为优秀的经济学家了，他们本身就是经济学家，表明中国政府的决策现在越来越重视经济学，确实是这样，这是我想讲的这点。

但第二点我想多说几句，中国出了问题你不能怪经济学家。对前一段网上铺天盖地把经济学家骂的狗血喷头。其实经济学家不是决策者，他是纯粹的经济学者，他是研究者，不是决策者。出了问题大家也不要互相推卸责任，如果真出了问题，你把这些问题推到经济学家头上，对经济学家是一个不太公平的事情。所以这个问题大家互相尊重，出了问题，要互相理解，互相担待。建设性的面对，比互相指责、互相推诿可能要更道德，也更有效。所以我多说几句，就是这个问题。

问19：中国政府不愿意人民币升值，默许华尔街进入中国市场，你认为中国会遇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日本遇到的问题吗？中国市场该如何应对？

答：我想这个问题可能是这样，就是八十年代中期美国和德国还有日本，在美国纽约的广场饭店有一个协议，所谓《广场协议》，就是当时美国里根政府很困难，出口也受挫，这个时候他想扩大出口，主要是对日本和德国。所以当时把日本和德国找来，双方谈，就是压日元和德国马克升值，那次谈的结果是日元和马克大概升了100%，一下子对美元翻了一番，这一下改变了美国被动的外贸局面，但是在这过程中后来有所调整，调整过程中德国应对的不错。对德国九十年代经济的发展，没有多大的负面影响。而日本应对的有问题，所以从那以后，到九十年代日本进入了一个长期的低迷，甚至是负增长。这两个国家应对方式不同，取得的效果不一样。现在有人讲，是不是美元压人民币升值有点类似于当年《广场协议》压德国人和日本人？有人在关注这个问题，但是人民币肯定不会像马克和日元一样升那么多，第二不可能

升那么大。因为有前车之鉴，我觉得我们有能力、有基础找出比较好的应对办法。这个问题提的很专业。

问20：谈谈对富士康“十连跳”的看法。

答：昨天晚上看新闻，背对电视，在酒店吃饭，坐在对面的说又跳了，大家对富士康提出了一系列的批评。这不是个好事情，确确实实是值得我们认真地考虑。虽然是个微观的问题，但是应该将它上升到一个带有社会普遍性的问题上来严肃对待。大家在价值观上、做法上取得共同的认识是不难的，问题是怎么办。

问21：根据有关资料，目前中国的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是世界第一，美国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是世界第二，中国每亿人口中的在校大学生是232万人，美国每亿人口中的在校大学生是862万人，那美国人应该最多的啊。我的问题是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维持在什么水平，既符合实际也符合需求？国家扩张政策的利弊是什么？

答：我说老实话，对这个高等教育，我在北大当了差不多„„从92年开始做经济学院的副院长，02年开始做经济学院的院长，然后从今年前不久开始做北大的副校长。但是我对高等教育本身，作为一门科学我缺少研究。提这个问题的人，对高等教育有研究，知道世界上谁规模第一，谁规模第二，这都是要有专门的研究和关注才能掌握的数据。

至于高等教育的规模在什么水平上？和社会发展可能有关系，尤其是和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可能有关系。中国的高等教育，我提一个问题，是不是要从精英教育开始转变为大众教育了？这个高等教育的规模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就不是按照所谓劳动力的培养需要了，是按照人们主观精神上的需要了。我就需要高等教育，为什么上学？我快活，上学满足、愉快、充实，所以我上学。为什么学这个？我就喜欢这个。你为什么学这个和你将来是要干这个，那不一样了。现在的人为什么不热爱学习？小孩为什么不热爱学习？就是学习是让他学本领，干这个，很苦恼，不是他很快活的事。所以我女儿小时候不读书，不热爱学习，我们跟她谈话，她说爸爸我跟你说实话，我真的不热爱学习。后来我就跟她很认真地谈，谁热爱学习？都是爱玩耍，所以才号召你们热爱学习啊。

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大学教育就是所谓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

当大学教育成为人们单纯的求知，满足人们精神需求的时候，它的规模就是另外一种情况。如果说在一定阶段教育资源还有限，教育资源还不能那么奢侈，不能那么雍容华贵来使用，还要考虑到国家的需要，劳动力培养的需要，那这个时候可能高等教育的规模和我们的经济结构、经济发展要有一个吻合。

问22： 中国需要多长时间，综合国力达到美国或超过美国？ 答：我估计在座的人看不见。你可以算一算，不那么容易。问23：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北京大学需要做什么样的准备？ 答：这是北大校长琢磨的事，需要考虑的事。

北京大学确实作为世界一流大学，从98年开始我们正式提出来要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我觉得作为北京大学的学生、老师，我有理由为北京大学取得的成绩感到自豪。为什么呢？我作为一个老师，我觉得我很富有，看到我们的很多学生，我很骄傲。北大的学生绝对是世界一流的，你跟哪个学校比，不输给他的，这个确实是我们很自豪的一个基础。

现在北京大学能不能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从教学来说，一流的孩子到你这儿了，你能不能让他成为一流的毕业生？你要支持这个教学，那你的科研，各方面就要上来了。北大现在有14个学科，按照国际惯例的评比标准，你发表成果的影响因子，进入世界前1%，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像哈佛大学，他们的评价体系基本按这个，不按学校，按学科。你这个学校有多少学科在世界前列？大概北大现在有14个学科，很艰巨，整天都是头疼的事，很著名的专家回来了，没有实验室；很重要的课题上来了，没有钱，整天就是这个东西。原来说学者挺清高，咱们谈钱，这多庸俗，现在我发现特别是当院长，没有钱是万万不行的，什么都是钱。

现在建一流大学，学术水准如何？敬业精神如何？责任心如何？怎么使学生应对复杂的社会变化？问题太多，整天提心吊胆，说老实话，诚惶诚恐。北大那个地方又是大家关注的热点，这不定哪儿跳个楼，麻烦。我们现在都给他排查，谁心里有障碍，都给弄好了，你得对这些孩子负责。这些孩子出问题，不光是他，有社会的毛病，给他的压力太大。孤独，独生子女家庭，一堆问题，弄到学校来了。家长方面，反正孩子交给你了，你不光要把他培养成才，你要关注很多问题，确实压力很大。北京大学是世界一流的大学，苟富贵，勿相忘。大家都是企业家，给我们多捐点钱，让我们加快点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