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悼念 俞吾金去世 曾指导狮城舌战复旦辩论队
悼念
俞吾金去世 曾指导狮城舌战复旦辩论队
复旦大学辩论队成员与教练（左一为蒋昌建；左二为严嘉；左三为俞吾金教授；右二为姜丰；右一为季翔）
1993年8月20日，复旦大学辩论队代表中国出征新加坡首届国际大专辩论会，连克三城，斩获冠军，举世轰动。一时间，当时参赛的辩论队员成为了万众瞩目的焦点。姜丰（担任一辩）、季翔（担任二辩）、严嘉（担任三辩）和蒋昌建（担任四辩）等人新加坡的精彩表现引发了全民辩论的热潮。辩论队的四名复旦青年成为当时许多人心目中的偶像，至今仍是“70后”、“80后”一段共同的青春记忆。
俞吾金与王沪宁
不仅如此，当时为这批学生做辩论辅导的教授阵容也堪称豪华。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的王沪宁、曾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的秦绍德、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俞吾金、吴晓明、张汝伦等人先后对这批参赛选手进行了辅导。俞吾金作为复旦大学辩论队教练兼领队，王沪宁任辩论队的顾问。
2003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王沪宁、俞吾金主编的《狮城舌战》一度成为当年全国最畅销的图书。
到今年8月，“狮城舌战”已经走过21个年头，狮城舌战往事虽历历在目，只是斯人已不再。
很多学生得知俞吾金教授去世的消息后，发表微博寄托哀思。
作为曾经的狮城舌战最佳辩手，蒋昌建@蒋大哥在微博中写到：恩师俞吾金先生今晨仙逝。临行美国，去看了先生。先生紧紧抓着我的手，两眼盯着我，仿佛在受病痛折磨的记忆中竭力地寻找什么。他抬手示意，头上术后的伤口隐隐作痒，我便替先生抚摸。过去多少有点威严的先生，那时却像个孩子，张口欲言，却呢喃不能成语……唉！无语问天！痛！痛啊！
@复旦微博协会：今日凌晨五点，我校哲学学院俞吾金教授因病逝世，与世长辞。老师生前笔耕不辍，传道授业，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在复旦哲学系乃至中国哲学界，可谓承前启后，不但自身著作等身，更为我校乃至中国哲学学界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后来人。沉痛哀悼，精神不朽！一战成名：狮城舌战二十年
作者：龚丹韵六位辩手2012年聚于复旦大学内
1993年国际大专辩论会现场 龚丹韵
二十年前的8月20日，复旦大学代表队出征新加坡，参加首届国际大专辩论赛，结果荣获冠军。从此，有了“狮城舌战”一说，辩论之风刮遍全国。
二十年后的今天，同样是8月，当下最热的节目是 “快男”、“达人秀”、“中国好声音”、“中国梦之声”……
狮城舌战20周年之际，当年的教练和辩手将有一场大聚会。然而回首往昔，我们避不开这样一个困惑：为什么二十年里，辩论不再备受关注？为什么全民辩论演变为全民选秀？为何“中国好舌头”让位“中国好声音”？
曾经的辩论队教练兼领队、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俞吾金这样解释：
时代的文化精神变了。当年悲剧精神大行其道，而今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喜剧美学”的时代。悲剧精神设定一个伟大目标，有一位英雄人物，因性格或偶然，终让目标夭折——这就是悲剧。所以任何悲剧，都肯定一个宏大理想，努力付诸实践。而喜剧精神是对悲剧精神的一种扬弃。喜剧讲求的就是轻松、幽默、调侃。
曾经的最佳辩手蒋昌建认为，这样的改变反而正常：
二十年前改革开放之初，社会渴求观点交锋。那时的大学生正是天之骄子。在屏幕上看到时代骄子探讨时代话题，迎合了某种大众心理和渴望。
而今天，社会已经多元，不必非要盯着一个节目类型才可以找到表达出口。日常生活中，有各种舞台，更不必把眼睛锁定在一个屏幕上。
当代人的精神生活并不匮乏。过去到国外深造多么困难，现在都不是障碍。过去毕业有份工作就好，现在有了工作不愿去，或者不想找，或者自己创业。过去重大社会话题只能空谈，现在却有了可以落地的各种机会。
二十年风云散去，曾经的辩手和教练，走在各自的人生路上。
二十年风云聚会，他们今天的口述，已非纯粹的怀旧，而是二十年的回望与思考、二十年的人生与时代变迁。
本报记者 龚丹韵 陆绮雯 实习生 许澜博 王丹迪 陈丽丹
二十年前，新加坡，首届国际大专辩论会，复旦大学辩论队舌战群雄，折桂而回。万人空巷，只为亲睹他们的风采。从此“狮城舌战”成为专有名词，深深烙于每个人的记忆中。
二十年后，复旦大学光华西主楼，推开哲学系俞吾金教授的办公室，昔日辩论队的教练兼领队，回首往昔，侃侃而谈。这不只是回忆，更是一场沉淀了二十年的思考；这不只是二十年来的讲述，更是二十年来的时代缩影。当年的复旦大学辩论队教练兼领队，现复旦大学现代哲学研究所所长、哲学系教授俞吾金 许澜博摄
【那一场激情燃烧的唇枪舌剑】 赛前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1993年，严冬刚过，时任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秦绍德找到了俞吾金，力邀他担任新加坡首届国际大专辩论会的复旦领队兼教练。没想到俞吾金一口拒绝。
“比赛8月在新加坡举行，需要5个月时间里寻找和培训队员。我的教研任务已经很重，实在没有时间。”但是当校领导第二次敲开他的门，明确希望他能暂停教研，一心扑在辩论赛上时，终于意识到重要性不同以往，俞吾金答应了。
在此之前，每一届辩论赛由不同大学轮换参加。1988年，复旦大学代表队已在新加坡举行的亚洲大专辩论会上夺得过冠军，1993年本不该再度轮到复旦。然而这一年开始，新加坡辩论会首次走出亚洲，升级为国际赛事，剑桥等名校也在参赛之列。国家教委一纸电文，直接指定再由复旦大学代表参赛。这等重视，说明那届辩论会，已非玩票性质，而是带着为国争光的使命。
当时的复旦大学校长杨福家干脆下了死命令：“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书记钱东生说：“复旦必胜！复旦必兴！”从上到下，压力巨大。不仅俞吾金脱产带队，辩论选手也是全部脱产集中培训、集中住宿。每个人都心中忐忑，谁能打包票必胜呢？而每到这时，俞吾金就对团队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过五关，出六将
复旦人都记得，当中央海报栏贴出选拔辩手的消息后，全校轰动，报名的同学人山人海。后来成为辩论队队员张谦回忆，当时的问题不是为什么要去参加，而是为什么不去参加。但凡对自己有点信心的，都去报名了。但有一个人特别淡定，那就是蒋昌建，唯独他是系里直接指派，而非自愿报名。
俞吾金形容，辩手的选拔过程，堪比当下的选秀。火爆的选拔在3108教室进行，五轮选拔过程充满考验。第一轮是演讲赛；第二轮是两人对辩；第三轮和第四轮都是四人组队；第五轮是笔试。
第一轮结束后，同学间就互相八卦道，有一个人演讲特别厉害，他的名字叫蒋昌建。而蒋昌建本人回忆当时，却非常淡定：“在此之前，我其实没有任何竞赛经验。可能我的演讲风格与当时流行的慷慨激昂不同，比较不紧不慢，可能就像现在的所谓‘怪咖’，才让人有那么点印象。” 经层层淘汰，6人组成的团队成立：国际政治系三年级硕士蒋昌建，中文系二年级硕士姜丰，法律系89级严嘉，法律系90级季翔，管理科学系90级张谦，新闻学院91级何小兰。教练兼领队俞吾金，顾问是王沪宁，当时是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主任。“王沪宁研究国际政治，偏重实际，我研究哲学，有点空灵。”俞吾金总结说，两人优势互补，配合默契。校党委副书记秦绍德挂帅，副教务长张霭珠任辩论队负责人，青年教师林尚立任副教练，人事处处长张一华担任联络员。
杀鸡用了牛刀
如今再度回想，似乎夺冠理所当然。俞吾金说，当时准备之充分、训练之严苛、底蕴之丰富，“杀鸡用了牛刀”。看看“牛刀”队伍怎样养成：
专家指导团成员谢遐龄、倪世雄、朱维铮、朱立元、吴晓明、陆士清等。他们每一个人，单独拿出来，都是各自领域的佼佼者。今天的竞技类节目，若能请到其中一位担任评委已是大牛，而当年的复旦专家团，凝聚了各领域30多名骨干专家，他们为6位辩手开设了50多次讲座。
事实证明，“底蕴”果然有用。哲学历来讲究思想高度，俞吾金曾提过康德的话：“人世间，有两件事情可以引起我们的敬畏，一是天上的星斗，一是人性崇高的道德。”辩论“温饱是不是道德的必要条件”时，蒋昌建直接引用此言，台下掌声雷动。这不只是冷静的逻辑胜利，更是思想高度和美感的胜利。在人性本善还是本恶的辩论中，复旦抽到了反方，必须要为人性本恶辩护，但是阐明的时候，价值观依然向善，蒋昌建引用了朦胧派诗人顾城的诗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把这两层复杂的意思简洁表达了出来。
广闻博览、增加底蕴之外，各种技巧训练花样百出。比如成语接龙，辩论队员可以至少接半小时以上。比如“一句话训练”，发一篇论文让队员读，规定时间内读完后，用一句话把论文表达出来。又比如安排校内学生陪练，模拟赛事等。
训练繁重，课程从早排到晚。姜丰因过于勤奋，患病住院。有一段时间，夕阳西下，蒋昌建总是站在文科楼十楼教室的窗口发呆，满腹心事，因为他的母亲病了，为了不拖进度，没有回家看母亲。何小兰生病在家休息了几天，当老师们来家探望时却不见踪影，才知道她反而拿着绿豆汤去看望队友了。
最终由于出国人数限制，何小兰和张谦无缘去新加坡。然而严嘉说：“我们一直是6个人的团队。”蒋昌建说：“没有太多患得患失。”张谦说：“有一点失落，但并没有什么，大家在一起训练，走完全程。”
辩手们在新加坡文华酒店内训练 赛中
辩论就像踢足球
回顾“狮城舌战”的胜利，俞吾金总结出了几大辩论法宝：
“辩论赛的决定时间就5秒。5秒钟哑口无言，观众就认定你无力回答，所以答不出也不能空白。对方一个问题过来，如果一时接不上，可以一句话抛向对方：我方队员早就进行过回答。听众和评委不一定记得住前面说过的所有话，所以会信以为真。如果一个口误被对方抓住，可以反击：如果我不制造一辆风车，怎么能成就一个堂·吉诃德呢，观众也就一笑而过了。”
“辩论赛就像踢足球，球总在我方球门滚动，那就非常危险，一定要把球踢到对方球门去。辩论赛中的足球是什么？就是问题。如果我光顾着回答，足球始终在我方球门边上。必须有答必问，回答过后，必定要反问一个问题，这就等于把球踢到对方球门去了。”
“问题必须刁钻。比如，在决赛前，对方辩论队抽签得到的立场是‘人性本善’，我们也就只能为‘人性本恶’辩护了。如果在辩论中，反方问正方‘什么叫人性本善’，那就等于帮他们送分，他们对这类问题事先肯定会有所准备，这就是一个乌龙问题。我们的问题设计是怎样的呢？当对方队员说：‘因为人性本善，人人都可以随时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我方队员马上起来反驳：‘既然人性本善，屠刀是怎么拿起来的？’我方精彩的辩词立即在全场听众和评委中引起了热烈的掌声。为什么？因为我方队员巧妙地抓住了对方辩词中的逻辑矛盾：你不是说可以随时‘放下’屠刀吗？而‘放下’的前提是‘拿起’。既然人性本善，你又是怎么把屠刀拿在手中的？显然，我方队员的这一机智的反驳是出乎听众和评委的意料的，所以他们除了鼓掌，还能做什么呢？事实上，像这类‘刁钻’的问题我们事先设计了好几个，最后比赛中运用到的不过是其中的十分之一。”
“辩论场上不是我要胜过你。许多人以为千方百计压住对方，让对方说不出话，自我感觉就赢了，其实只有评委和观众觉得赢，才算真赢。要把评委和观众作为中心，而非自我感觉作为中心。”
“争取评委和观众，关键是提升辩词的质量。所谓高质量的辩词就是八个字：情理之中、意料之外。它们是全乎理性的，因而绝不可能是荒谬的，但听众和评委都没有想到，居然可以这么说。比如辩论温饱是否是道德的必要条件，我们再度抽到反方，准备阶段就设想过，如果正方说：画饼不能充饥，那我们就反击：望梅能够止渴。”
决赛后辩手与评委金庸先生合影 赛后
从担忧到欢喜
狮城舌战公布结果时，起先公布的是最佳辩手蒋昌建。可蒋昌建说，当时听到自己名字时，只有深深的担忧，领奖时毫无笑容。因为按照惯例，最佳辩手一般不给冠军队伍，是一个平衡奖项。蒋昌建担心整个团队无缘冠军。未料，那届辩论赛居然破例，两个奖项都给了复旦。
回到复旦，迎接他们的是“一战成名”。然而生活并没有翻天覆地。严嘉和季翔继续法律专业的研读，蒋昌建早已坚定大学老师的职业目标，只有姜丰进了央视。
俞吾金呢？他坦言，狮城舌战后，他到很多大学做《辩论的艺术》演讲，可以足足讲四个小时，地板上坐满了人，自己的周围也围满了听众。当时全社会都对辩论充满兴趣。后来全国名校辩论大赛举办，常邀他去当评委，甚至有人鼓动俞吾金建立演讲与辩论的培训公司，公司必定会生意兴隆。
然而，“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经过认真的自我拷问，俞吾金发现，尽管这段时间以来自己的心有点“变野”了，但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仍然是自己的专业——哲学，即使自己对辩论和演讲发生了一定的兴趣，也多半是因为自己从哲学上喜欢逻辑和语言分析。
于是，俞吾金退回到自己的书房中，可每次去做哲学讲座，主持人总喜欢介绍他是 “复旦大学辩论队的教练”，俞吾金却纠正道：我希望大家忘记我是辩论队的教练，记住我是哲学系的教师……
又一场乒乓外交 俞吾金认为，当年的辩论赛触及世界重要命题，比如艾滋病、温饱和道德的关系、人性善恶等等。后来的教育电视台举办的名校辩论赛，很多命题围绕环境、国际关系，也都紧扣时代重大命题。辩论赛虽然是游戏性的，但辩论触及到的主题，有着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即使人性本善还是本恶，争了几千年也没有得出结论，但是当代再来讨论，仍然具有思考意义。
此外，新加坡辩论大赛，传播了中华文化，推动世界来了解中国、学习华语。在那个年代，辩论赛促进了世界范围内各个大学的交流，尤其是帮助中国大学走出去了解世界。
俞吾金用了这样一个比喻：“好比早期我们通过乒乓外交来打开局面。”
你所不知道的幕后花絮
爆料人：何小兰
集训时，在复旦校园的草坪上，辩论团队经常进行的一项“体育赛事”就是扔鞋。先定一个位置，然后大家脱下鞋，看看谁扔得更远。王沪宁老师总是得冠军。
爆料人：俞吾金
到了新加坡，我们在宾馆里训练，隔音不好，辩词被人听去了怎么办？我们就把电视机打开，用声音干扰。不过，这样做，干扰了别人也干扰了我们自己，呵呵。
爆料人：蒋昌建
在新加坡我第一次住进五星级宾馆，第一次睡席梦思。睡惯了硬板床，怎么都睡不着，后面几天一直抱着毯子睡在地上，比较浪费床位。
爆料人：严嘉
去新加坡没有候补队员，任何人都不能生病，不能乱吃。有人看望我们带来一箱黄心猕猴桃，但俞吾金老师规定只能赛后再吃。我没忍住，赛前就偷吃了几个，当时第一次吃到猕猴桃，感觉真的很好吃。
夺得冠军后我们去参观新加坡，路上被一位华人认了出来，他实在太过激动，想送礼物表达，但临时又找不到任何物品，慌忙掏出2000新加坡元，塞给我们，扭头就跑。无奈，我们拿这些钱买了礼物带回复旦慰问大家。多年以后，我回南通老家，居然又碰到了他，原来他也是同乡。
狮城舌战决赛反方总结陈辞
今天我们本着对真理的追求来同对方一起探讨这个千年探讨不完的话题。无论是从性善论的孟子也好还是性恶论的荀子也好，又有哪一家哪一派不要我们抑恶扬善呢？抑恶扬善是我方今天确立立场的一个根本出发点。下面我再一次总结我方的观点。
第一，只有认识人性本恶，才能正视历史和现实。回顾历史的时候，我的内心总感到痛苦而颤抖。
从希波战争到十字军东征，从希特勒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到日寇在华北的细菌试验场，真可谓是“色情与贪婪齐飞，野心共暴力一色。”以往的人类历史，可以说是交织着满足人类无限贪欲而展开的狼烟与铁血啊！可见，本恶的人性如果不加以控制的话，将会给这个世界带来什么呢？
第二，只有认识人性本恶，才能重视道德、法律教化的作用，才能重视人类文明引导的结果，培养健全而又向上的人格。在历史的坎坷当中，人类并没有自取灭亡。尤其是在面对彬彬有礼、亲切友善的新加坡朋友面前，我们更有理由相信，人类明天会更好，这其中我们要感谢新加坡孜孜不倦地建立起他们优良的社会教化系统。人类文明是在人类智慧之光照耀下不断茁壮成长的。饮水思源，借此我们要感谢那些在人类教化路途中洒进他们含辛茹苦汗水的这些中西先哲们。正因为从他们的理论智慧当中，从他们的身体力行当中，人们才有可能从外在的强制走上理性的自约，自约人的本性的恶，从而培养一个健全而又向善的人格。可见，人性本恶，并不意味着人终身成为恶，只要通过社会的教化系统就可以弃恶扬善，化性起伪啊！
第三，只有认识人性本恶，才能调动一切社会教化的手段来扬善避恶。光阴荏苒，逝者如斯，在物质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同时，而人类的精神家园可谓是花果飘零。在这个时候，我们要警惕，人性本恶这个基本的命题。可喜的是，在东方的大地上，我们说传统文化的发扬光大，已经从一阳来复开始走向了新的春天。我们也相信，通过传统文化的精华，必将使人类从无节制的欲望中合理地扼制并加以引导，从他律走向自律，从执法走向立法。人类才可能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而我却要用它来寻找光明！”谢谢各位！
【人生是一场修行，思辨依然在继续】
他们，一战成名，曾是聚光灯下的焦点。
20年后，他们中多数人仍在“吃开口饭”，挥洒才华，但却变得更加务实。
人生是一场修行，思辨依然在继续。今天，通过网络，“金牌教练”俞吾金与他的门徒们仍在进行着思想的激荡，话题涉猎方方面面……
蒋昌建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
最佳辩手蒋昌建：不会让输赢左右人生
■本报记者 龚丹韵
队友眼中的蒋昌建：绰号“老头子”，想法高深，有幽默感，平时懒散，关键时大放异彩。
穿着拖鞋、顶着花白的头发、一身休闲短打，蒋昌建坐在复旦皇冠酒店的三楼茶吧，窗外正烈阳高照，面前是一壶红茶。用他自己的话说，“我这个人一贯不紧不慢。”
狮城舌战后，他的人生轨迹一直摊在大众面前：继续读书，留校任教，或以教授身份上电视，作为央视的特约评论员，担任电视节目《波士堂》的观察员。他离媒体依然很近。
1999年，蒋昌建去美国作访问学者。碰上了在那里留学的严嘉和张谦。冬天的一个周末，冷风嗖嗖，一帮复旦的校友，在严嘉和张谦的住处，吃着纽黑文（耶鲁大学所在地）著名的披萨，聊天聊到深更半夜。时间晚了，蒋昌建就在一旁小睡。到了凌晨一两点，蒋昌建忽然醒过来道：“好，今天就到此为止，散了吧。”于是大家散场。
1993年狮城舌战时，有位叫蓝伟光的华人留学生守在电视机前看得津津有味，2011年时则成了新加坡辩论赛的赞助商，于是力邀蒋昌建担任评委。
坐在评委席，和做选手的心情截然不同。
“能够看出这十几年的变化。”蒋昌建这样点评，“选手越来越年轻，说话语速越来越快，经常出现网络语言，或接地气的词汇。唇枪舌战之敏捷，让我不能开一点点小差。”
单位时间内如此大的信息量，可苦了观众。现在的辩论赛到底是为了闭门锻炼选手，还是为了给观众欣赏？这是蒋昌建的困惑。
至今，他的邮箱还不时塞满了辩论赛的咨询。学生经常临时抱佛脚，比赛前夕匆忙发来求助信。连前因后果都不知，“蒋老师”只能提供宽泛的技术建议，并自嘲说：“我这儿不是辩论对策急救站啊。其实内容比技巧更重要。”
蒋昌建上课板书比较乱，喜欢提问，还会不定时点名。“因为我从小不以逃课为光荣。”
除了教研活动，蒋昌建热衷于社会活动和公益活动。比如给乡村教师做“沟通与说服”的讲座，参与崔永元“爱飞翔”、杨澜文化基金会的公益项目。
“我专业方向就是大众传媒与外交政策的关系。”蒋昌建这样解释，“而且我喜欢付出不求回报的状态。”
当年的狮城舌战，未能动摇蒋昌建一贯的人生方向。其实他读大学时曾在房地产和贸易公司实习，业绩和口碑都不错，对方打算挽留，但是他拒绝了。一战成名后，央视询问他是否有意留在央视工作，他的回答依然是“想当大学老师”：“我一直喜欢大学单纯的氛围，喜欢大学老师的生活状态，可自由支配自我，科层制下的权力等级关系也没有那么明显。”
二十年后回首，狮城舌战对蒋昌建的意义在于：很难再有机缘碰到这样一个优秀的团队，聚齐了最优秀的学生、最德高望重的老师，从他们身上认清自我，了解自己在团队中扮演的角色。
“从此之后，我不会惧怕输赢，不会在意输赢，更不会让输赢左右人生。”
严嘉 美国普衡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严嘉：这是碰巧才能有的非凡旅程 ■本报记者 龚丹韵
队友眼中的严嘉：绰号“大家长”，宽容，善解人意，乐于助人，快乐，是联系大家的“纽带”。
久光百货对面的越洋广场、美国普衡律师事务所，35层会议室的窗外，可以俯视繁华的静安寺商业区。
严嘉如今正是这家律所的合伙人。据说也是这家国际律所首位从聘用律师转做合伙人的内地人。
“很多人以为我如今做律师，必然受到狮城舌战的影响，其实不是。而且我并非诉讼律师，用不着雄辩滔滔。”严嘉总结自己过去的20年，“就是一个复旦法律系学生走的典型道路之一。”概括来说，在复旦、香港城大和耶鲁读了十年法律，又在纽约、香港和上海做了十几年和跨国法律服务相关的工作。后来的人生，只有两段和辩论有关：在港读书时，担任香港中文大学华语辩论队的编外顾问；在耶鲁时，被蒋昌建推作耶鲁大学华语辩论队的“傀儡”领队兼教练。纽约工作时，老外们更加不会知道他曾经如此出名。这就是一个普通留学生的异国他乡普通奋斗史。以今日社会来想象，一战成名后，生活必然翻天覆地。可是严嘉说，复旦出版社前来洽谈书籍 《狮城舌战》时，第一反应是：居然还有人帮我们出书，这本书能卖掉吗？“我们只是被突然拉到聚光灯下闪了一下。”
他更有感触的是短短二十年，从不同方位见证了中国内地的快速发展。1995年去香港，严嘉兴奋地对亲朋好友说，“这里有一个好东西，叫超市，你们一定要来看看。”而1996年初回沪，发现复旦边上已开了易买得，是他在香港从未见过的庞大。
上世纪90年代，律师事务所大多国营。严嘉如数家珍，从一所说到八所。他实习所在的三所，是当时唯一做涉外业务的市级律所。当时的概念里，律师主要做的就是诉讼。而现在合伙制律所已经多如牛毛，他也不用再三解释：“我做的不是替人消灾的诉讼，而是帮人发财的 ‘非讼’，比如公司并购、上市之类的法律服务。”
采访严嘉最大的感受是：三句话不离复旦。“面对鲜花和掌声，没有迷失自我，因为我们在复旦。”“人生从巅峰往后走时，呆在复旦比呆在其他环境来得幸运。” 他如今连家也安在复旦附近。
尽管严嘉再三强调，狮城舌战与他当律师没有直接关系，但是那段经历 “让我对世界的看法更美好”。在正常的人生之外，在西装革履出入办公室十几年之外，还有那样一段奇妙感受，能够领会不一样的生命愉悦，这是一辈子碰巧才能遇上一次的非凡旅程。
“当绚烂归于平淡，心态更加从容通达”，严嘉说。
师生答疑
严嘉问：如何应对目前存在的执法选择性现象？
俞吾金答：其一，必须确立现代法律和法律制度的尊严与地位。在现代社会中，无论是物与物、人与物、人与人的关系都无例外地处于法律关系中。在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说，现代哲学本质上就是法哲学，因为现代哲学研究的一切对象都处于法律关系中。
其二，必须培植普遍的法权人格。尽管每年都有数十部法律出台，但只要缺乏普遍法权人格方面的基础，法律就有可能无法发挥自己的作用。当代中国社会的治理迫切需要制订规定个人（公民）权利和义务的民法，但至今中国只出台了《物权法》等分类法，尚未出《民法》总纲。
张谦 新加坡管理大学社会科学院副教授
张谦：学术研究是辩论的延伸
■本报记者 陆绮雯 本报实习生 陈丽丹
队友眼中的张谦：绰号“自耕农”，特立独行，博学多才。
一个炎热的午后，张谦准时到达了约定的地点。只看过20年前和10年前的照片，我们一下子没认出他来，蓄着胡子，戴着眼镜，前额头发略显稀疏。用何小兰的话来讲：“当年的小阿弟现在变成沧桑男啦。”他也自嘲：“变化很大吧，头发都变少了。”
“我6月27日到上海，在复旦大学附近租了房子。家人、孩子和我一起回国，我安排孩子在国内上幼儿园，希望培养孩子作为中国人的认同感。这次回来算是毕业后在国内待的最长的一段日子。”张谦现在的身份是新加坡管理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今年6月，他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回到复旦。谈及重回母校的感受，他说复旦“变小了”。“原来在这里生活时，对很多细节都很关注。现在曾经留下很多记忆的地方没有了，细节不在了，校园有点陌生，所以就感觉小了。”
和张谦聊天，很快能感受到他讲话的语速很快，思路敏捷。张谦直言，这些“习惯”和20年前在辩论队的训练很有关系。训练培养了他严谨的逻辑思维，话语也更加简洁。除了这些，更重要的是，他认为辩论队的经历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在辩论队，张谦接触到了大量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学术兴趣和知识结构在训练中被重新塑造。原先计划毕业后去企业打拼，后来却一心搞起了学术。本科念的是理工科，到美国耶鲁大学，硕士读的是人文地理，博士读的是社会学。
“7月29日刚从贵州回来，8月3日要去甘肃、宁夏做为期两周的调研。”张谦告诉我们，他现在研究的课题主要围绕中国的社会分层和农村发展等，因此，每年都会回国做调查，收集素材。虽然现在离辩论比较远了，但他始终认为“学术研究是辩论的延伸”。他说，在辩论训练中，他学会了接受不同的观点以及怎样说服别人，而写学术文章也是要说服别人，这仍是和读者“辩论”的过程。
说起自己这些年来的“变化”，张谦认为“自耕农”这个当年辩论队给他封的绰号仍旧恰如其分。他自认朋友眼中的自己——内向、孤僻、清高、超脱、不合群。加之生活在国外，对于国内朋友关心的事物和交往的圈子，他更像一个旁观者。他说自己最喜欢的状态就是leavemealone，leave you alone。
尽管是个“自耕农”，但张谦显然非常愿意和辩论队的队友们多交流。采访他的当天晚上，他就与严嘉以及当年耶鲁辩论队的队友们有约会。他坦言，刚毕业时，大家各奔东西，联络比较少，反而是现在，通信方式越来越丰富，网络上、手机上，和辩论队的队友们几乎每天都有交流，聚会也很频繁。他很享受的是，现在和队友间的交流再也不是一方必须压倒另一方的辩论，而是相互之间的学习、交流，了解彼此的想法，不强求达成共识，也不再需要哗众取宠的说辞。张谦透露，跟队友们一碰到就会不自觉地操练辩论队里练就的本领，彼此插科打诨，借机抬杠，妙语连珠，机智和幽默的火花不断迸发。“我们数次建议蒋昌建到媒体上主持一档谈话类节目，然后邀请我们当嘉宾。我们之间的对话绝对要比一些电视谈话节目精彩多了。”
张谦说：“那时候，很多耶鲁同学和我们接触，都会说我们几个人很像。大概是因为我们在人生最可塑造的阶段，有着同样一段经历的原因吧。”
师生答疑
张谦问：如何理解当代学者以赛亚·伯林提出的 “消极的自由”与“积极的自由”这两个概念？
俞吾金答：消极的自由的主要含义是，当一个人追求自由时，始终要牢记，自己的行为不应该妨碍他人对自由的追求。也就是说，他人的自由应该成为我的自由的界限。举个例子，假如某人拥有自己的私家车，但他在公共场合停车时很霸道，那么我们可以断言，这个人缺乏消极自由方面的知识和素养。一个人行使自己的自由权利时，同时应该尊重他人所拥有的同样的权利，并使他人权利的行使得以可能。
至于积极自由，就是某个共同体主动去做点什么（如倡导什么、颁布什么），以增进大家的自由。但积极自由是有风险的。比如，曾经给予个人写大字报的自由，但这种自由导致的结果，经历过的人都已经体会到了。所以，对积极自由的提倡必须慎之又慎，要从动机和效果统一的角度出发去理解这些措施。
何小兰 SMG版权中心主任
何小兰：人生的主题是“成长”
■本报记者 陆绮雯 本报实习生 陈丽丹
队友眼中的何小兰：一丝不苟，大气，自我要求高。
一袭黑色连衣裙，一头乌黑短发，加上黑亮的眼睛，当何小兰出现时，我们立刻感受到了“女强人”的气场。
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本科毕业后，何小兰放弃了保研的机会。她先是在上海东方电视台做记者，一干就是9年。后来在SMG（上海东方传媒集团公司）总编室做了5年。现在的她是上海广播电视台、SMG版权中心主任，上海五岸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
当年辩论队的经历没有直接改变何小兰的人生轨迹，但仍对她今后的生活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影响愈加明显。辩论队的集训教会了她怎样抓住主要矛盾，用敏锐的眼光和独到的视角看问题。在训练期间，她广泛接触到各种知识，尽管当时没能立刻消化吸收，但积淀起来，在更长的岁月里回味、咀嚼，她至今对各个学科都很感兴趣。她说，在辩论队里学到了很多说服的技巧，从说话的表情、手势到逻辑、思辨能力这些至今受用。从表面上看，她能言善辩，但支撑这些的是实实在在的知识积累和阅历沉淀。
“不知道是不是我们受过辩论队集训的缘故，影响还带给了下一代。”谈到自己和队友们的孩子，何小兰的眼神和语气里多了一份母亲的温柔：“我们的孩子都很聪明，反应很快，尤其在逻辑思维方面。”她告诉我们，严嘉的孩子非常聪明，从小就喜欢用脑筋急转弯问题考大人。而她自己的儿子在三四岁的时候，也表现出过人的思考力。他拧下玩具上的一颗螺丝，大人们夸他力气大，而他却说，不是他力气大，而是这颗螺丝松，因为他用同样的力气去拧别的螺丝却没有拧下来。当时，何小兰就对儿子说：“以后你一定能成为比妈妈更好的辩手。”
何小兰说，《狮城舌战》这本书一直在她的书架上放着，上面有队友和老师们的签名，她时不时拿出来翻翻。转眼20年过去，到了要出狮城舌战20周年纪念书册的时候，当年辩论队里的小妹妹也已到了不惑之年。何小兰把这次书稿里的写作当作又一次的人生小结。她说，如果1993年到2003年这十年可以以 “勇气”为主题的话，2003年到2013年这十年，她的人生主题则是“成长”。
师生答疑
何小兰：个人的思维方式是否会在英特网背景下发生重大变化？
俞吾金答：当个人发表自己的见解或下判断之前，必须通过英特网，先检索相关的信息，做好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的工作。而选择需要眼光，眼光则来自哲学。对生活在英特网背景下的人来说，哲学的眼光和识见起着异乎寻常的重要作用。
再次，个人已经无法脱离整个世界背景，他已经成了地球村的居民；而作为网民，他已经融入英特网。这样一来，比较研究的方法将上升为思维过程中本质性的方法，不再有比较方法与非比较方法的对峙。在地球村的时代，每个人必须熟悉多种文明和多种思维方式，并在比较研究中呼唤自己的灵感。
最后，简单性思维将被复杂性思维所取代。同一个信息会通过不同的视角呈现出来；同一个问题会有多种不同的意见被阐述出来。学会复杂性的思考，学会对多方面关系的把握，学会分析和推论，从而在思维上再现出现实生活中的复杂情景。
第二篇：俞吾金复旦附中演讲 哲学思维的四个触角
俞吾金复旦附中演讲 哲学思维的四个触角
日期：2010-03-01 作者： 来源：解放日报
——俞吾金教授在复旦附中的演讲—— 思想者小传
俞吾金 浙江萧山人，哲学博士。现为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国务院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暨人文学术委员会主任。主要研究外国哲学和国外马克思主义。著有《从康德到马克思》、《重新理解马克思》、《问题域的转换》等，迄今在教学和科研上已获得10项省部级以上（含省部级）一等奖。
在普通人的眼中，哲学是一门玄虚高妙的学问，而哲学家们则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幻想家。古希腊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在《云》中嘲笑了哲学家苏格拉底，法国剧作家莫里哀则在《伪君子》中塑造了一个令人喷饭的哲学家的形象。凡是读过钱钟书先生小说《围城》的读者，也一定会对哲学家褚慎明留下难忘的印象。当然，在这些文学作品中，哲学家的形象被漫画化了。而在现实生活中，哲学不但是一门重要的学问，哲学家也是受人尊敬的学问家。记得法国哲学家笛卡儿曾经说过，一个国家最值得庆幸的事情就是拥有自己伟大的哲学家。如同西方人在思想上感恩于古希腊的先哲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一样，中国人也在精神上受惠于孔子、孟子、老子和庄子这些伟大的思想家。
作为一门古老的学问，哲学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英国哲学家罗素在《西方哲学史》的“绪论”中指出：“一切确切的知识——我是这样主张的——都属于科学，一切涉及超乎确切知识之外的教条都属于神学。但是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还有一片受到双方攻击的无人之域，这片无人之域就是哲学。”显然，罗素这一广有影响的观点并不是严格的，因为他遗忘了艺术（包括美学）。其实，人类文明通常是由四大板块，即科学、神学（包括宗教）、艺术（包括美学）和哲学构成的。因此，哲学不应该被片面地理解为介乎科学与神学之间的“无人之域”，它与其他三个板块是共存共荣，一起向前发展的。如果说，科学注重的是观察、实验和归纳思维，艺术注重的是想象力和形象思维，神学注重的是天启、信仰和演绎思维，那么，哲学注重的则是人生境界和辩证思维。
哲学思维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是一种前提性的、刨根究底的思维。正是这一点决定了哲学探索乃是激动人心的思维之旅，哲学思维并不是那种专拣细枝末节着眼的佣仆式思维。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曾经说过，佣仆心中无英雄。意思就是说，佣仆永远看不到他们所服侍的伟大人物的伟大之处，因为他们着眼的只是伟大人物吃喝拉撒这些细枝末节。哲学思维是从大处着眼的。正如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所说，人在宇宙中不过是一个微粒，但人的大脑却可以包容并思索整个宇宙。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帕斯卡尔把他最重要的著作称作《思想录》，而把人称作“会思想的芦苇”。我们认为，包罗万象的哲学思维拥有以下四个触角：
触角一：伸向外部世界
尽管宇宙大爆炸理论被越来越多的观测和发现所证实，但仍有诸多谜团没有得到破解。许多问题还有待于科学家们的进一步研究。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早已告诉我们，哲学起源于对外部世界的惊奇。确实，人一旦出生，来到这个大千世界上，有许多现象都会引起他的惊奇。比如，自然界发生的种种现象——风、雨、雷、电、虹、冰雹、地震、海啸、火山爆发、日食、月蚀。人们特别感兴趣，而又特别想知道的问题是：我们置身于其中的这个地球，乃至整个宇宙是自古以来就是如此的，还是从其他的东西演化过来的？我们人类是从其他生物演化而来的，还是由超自然的神灵创造出来的？正像法国后期印象派画家高更留下的那幅著名的油画《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 》。为了消除这些困惑，人类走上了漫长的思维之路。初民们留下的美丽而富于想象力的神话传说，无一不蕴含着他们对上述问题的猜测、想象和解答。
随着科学的发展和思考的深入，尽管人类对自己置身于其中的宇宙在局部和细节方面有了更多的了解，但难以置信的是，在20世纪的前面30年，人类对宇宙的起源仍然处于茫然无知的状态下。1929年，美国天文学家哈勃在观测中发现了星系光谱的红移现象，而且离地球越远的星系，以越快的速度远离我们而去。这一现象表明，宇宙处于膨胀状态中。正如史蒂芬·霍金所说的：“宇宙膨胀的发现是20世纪最伟大的智慧革命之一。”这一假设很快得到了天文学界的认同，人们自然而然地联想起牛顿在17世纪提出的万有引力定律，现在想来，如果只有万有引力的话，宇宙就会塌陷到一个点上。而这样的状况之所以没有出现，就是因为宇宙处于膨胀的状态中，而向外的膨胀的力抵消了向内的引力。
然而，一旦人们接受了宇宙膨胀的假设，一个新问题又产生了，究竟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的结果？ 1948年，美籍俄国天体物理学家伽莫夫进一步提出了宇宙大爆炸的理论假设。按照这种假设，宇宙最初是由高密度、高温度，而其体积又无限小的原始物质构成的。这些原始物质发生了大爆炸，其碎片向四面八方飞溅开来，并随着温度的下降而不断膨胀，形成了目前我们居住在其中的宇宙。这个大胆的假设自然而然地使人们联想起，德国哲学家康德在1755年出版的《宇宙发展史概论》中提出的关于太阳系起源的星云假设。按照这一假设，原始的、星云状的物质微粒由于相互吸引而不断凝聚，又由于相互排斥而发生旋转运动，从而形成了太阳系。尽管康德的星云假设把生成和发展的理念引入到太阳系中，但由于缺少宇宙大爆炸和膨胀的理论背景，他对斥力的解释总显得苍白无力。
20世纪70年代以来，英国天体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这个因疾病缠身而坐在轮椅上的伟大科学家，运用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和普朗克的量子理论，提出了一系列原创性的见解，极大地丰富了宇宙大爆炸的理论。首先，他肯定，作为连光也无法逃逸出来的强引力场的“黑洞”并不完全是黑的，而是存在着辐射，当这种辐射导致能量消耗殆尽时，黑洞就会蒸发。其次，肯定黑洞的中心是“奇点”，即以数学的方式假定的无限小的点。正是在这个点上，原始物质的质量和能量达到了极点，引起了大爆炸。再次，肯定宇宙在时间上是有起点的，而在空间上则是无边界的，从而推翻了以牛顿为代表的经典物理学关于时空永恒存在的学说。
尽管宇宙大爆炸理论被越来越多的观测和发现所证实，但仍有诸多谜团没有得到破解，如：宇宙会无限地膨胀下去吗？如果膨胀在时间和空间的某个点上终止，引力会导致宇宙的重新塌陷和新的奇点的产生吗？这些问题还有待于科学家们的进一步研究。有趣的是，宇宙大爆炸理论由于肯定宇宙在时间上是有起点的，因而与罗马教廷关于上帝创造世界的理论产生了某种“共鸣”。1981年，霍金到梵蒂冈参加宇宙论会议，受到教皇的接见。令教徒们瞠目结舌的一幕发生了：教皇居然跪倒在霍金的轮椅前，亲切地与他耳语。而在348年前，即1633年，在同一个宫殿里，当时的教皇乌尔班八世签署了谴责伽利略的文件。世事沧桑，可见一斑！
其实，早在一个多世纪前，德国物理学家克劳修斯就创立了热力学第二定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热寂说”，即在一个自身封闭的宇宙中，熵在不断地增加，一切能量最终会转化热能，宇宙将在热寂状态中死灭。这一见解提出后，在理论界也曾引起过轩然大波。在当今世界，无论是宗教界对“末世论”的争论，还是未来学家对“世界末日”的预言；无论是科幻作家对“核冬天”的断言，还是电影编导对“星球移民”的构想，都蕴含着地球村居民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的恐惧。而从唯物主义的哲学立场来看，一切产生出来的具体事物都会灭亡，但构成这个大千世界的物质则是不灭的。正如恩格斯告诫我们的：“物质在它的一切变化中永远是同一的，它的任何一个属性都永远不会丧失，因此，它虽然在某个时候一定以铁的必然性毁灭自己在地球上的花朵——思维着的精神，而在另外的某个地方和某个时候一定又以同样的铁的必然性把它重新产生出来。”
触角二：伸向内部世界
人的内在世界的展开并不是随心所欲，漫无边际的，而是围绕着经济关系的中轴线而展开的。不管人类对其自身及其内部世界做出了多少探索，人（自我）的神秘性并不因此而消减。
如果说，人类早期的哲学思维总是向外伸展的，那么，随着思维的成熟和深入，它开始倒过来，指向人类自身，尤其是人类的精神世界，即内部世界了。
在古希腊神话中，站在山崖上的狮身人面的怪物——司芬克斯向路过的俄狄浦斯提出了如下的问题：早晨四只脚、中午两只脚、晚上三只脚行走的动物是什么？按照规则，如果俄狄浦斯回答不出这个问题，他将被司芬克斯吃掉；如果他准确地解答了这个问题，司芬克斯将坠崖自杀。这就是著名的“司芬克斯之谜”，由于俄狄浦斯准确地说出了谜底——人，司芬克斯不得不坠崖自尽。那么，为什么人早晨是四只脚、中午是两只脚、晚上是三只脚呢？因为早晨、中午和晚上分别比喻人的儿童、青壮年和老年三个时期。儿童时期手脚都在地上爬，青壮年时期两脚站地，老年时期走路要靠拐杖，成了“三只脚”。
公元1世纪，西方产生了基督教。按照基督教的教义，上帝创造了世界，也创造了人。1859年，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出版了《物种起源》，1871年又出版了《人类的由来》。在达尔文看来，人根本不是上帝创造的，而是从古猿演化而来的。在后达尔文时期，人类学家的核心任务就是描绘出人类起源的蓝图。按照考古发掘的材料，人类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约400万年前的南方古猿，180万年前古猿演化为直立人，一直延续到20万年前。随后又发展出早期智人，延续到约5万年之前。最后出现的是晚期智人，他们与现代人在形态上已经非常接近了。
从哲学上看，古猿向人类的演化是通过直立行走、劳动、创造和使用语言等重要环节而完成的，而这一富于挑战气息的演化过程也在语言文字中积淀下来。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写道：“人，天地之性最贵者也。像臂胫之形。”而当一个人称呼自己时，他使用的另一个重要的字就是“我”。有趣的是，“我”在甲骨文中的写法，简直是一个武装到牙齿的存在物，由此可以想象初民在当时生活中的困厄与危险。这个字无论是在金文中，还是在小篆中，都是一个荷“戈”而行的武装分子。鉴于此，“我”生存之艰难，已见端倪。当然，更复杂、更值得研究的是人（自我）的精神世界。古罗马教父哲学家奥古斯丁在其 《忏悔录》中以细腻的笔触展示了自己青少年时期的精神活动，并发出了如下的感慨：“人真是一个无底的深渊！”人的内心世界是如此之丰富多彩、变幻莫测，以至于无法测量出其深度。
在奥古斯丁之后，法国哲学家笛卡儿使思维的触角进一步伸向人（自我）的内在世界。他在荷兰的火炉边陷入了沉思，提出了“我思故我在”的著名命题。在他看来，其他一切（甚至包括外部世界是否存在）均可被怀疑，但此刻，“我正在怀疑，正在思考”这一点却无法被怀疑。正是在这个阿基米德点上，笛卡儿建立了知识的确定性，即唯有经过自我理性思考的、清楚明白的知识才是可靠的、确定性的知识，而其他都是鬼话。正如英国哲学家休谟后来所说的：“我们如果在手里拿起一本书来，例如神学书或经院哲学书，那我们就可以问，其中包含着数和量方面的任何抽象推论么？没有。其中包含着关于实在事实和存在的任何经验的推论么？没有。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投在烈火里，因为它所包含的没有别的，只有诡辩和幻想。”
受到休谟思想的激励，德国哲学家康德把对人（自我）的探索归纳为如下四个问题：我能认识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我应该期待什么？人是什么？第一个问题涉及到认识论，第二个问题涉及到伦理学，第三个问题涉及到宗教学，第四个问题涉及到人类学。在康德看来，最重要的是第四个问题，即人是什么？然而，遗憾的是，正是在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上，康德却缺乏深入的思考，而真正做出科学的解答的是马克思。马克思告诉我们，人不是居住在绝望之岛上的、孤零零的鲁滨逊，人是社会存在物，他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总是首先解决吃、喝、住、穿的问题，然后再去从事精神活动的。人的内在世界的展开并不是随心所欲、漫无边际的，而是围绕着经济关系的中轴线而展开的。正是在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中，家庭、社会、国家和国际联合体得以形成，数学、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得以确立。然而，不管人类对其自身及其内部世界做出了多少探索，人（自我）的神秘性并不因此而消减。正如德国诗人海涅在《诗歌集》中所诵吟的：
啊，美丽的司芬克斯！
请给我解释这神秘之谜！
我对于这个问题，已经想了几千年时间。
触角三：伸向语言世界
人们通常以为自己生活在世界上，实际上他们生活在这个世界的语言表述中。哲学就是对人们的语言进行分析和治疗。哲学家们由于错误地理解并运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从而提出了大量“假问题”。
假如说，人类作为高等动物，与其他动物之间存在着什么根本性的差别的话，我们或许可以说，人类拥有一个抽象的语言世界。事实上，人们不但运用语言来称谓外部世界（包括人类社会）的万事万物，也用语言相互称呼和命名，并以此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人们很容易陷入下面的幻觉之中，即把语言理解为与他人进行情感和思想交流的工具。然而，实际情形常常是颠倒的，即语言成了人们思想的统治者，而人们自身反倒成了语言的工具或奴仆，甚至常常会用语言去言说一些与自己心中的愿望正好相反的东西，而自己仍然处于浑然不知的情况下。比如，人们习惯于把脚踏车称作“自行车”，把电瓶车称作“助动车”。其实，他们正好说反了。实际情形是，脚踏车应该被称作 “助动车”，因为它必须用脚的力量去“助动”，而电瓶车应该被称作“自行车”，因为只要一打开马达，它自己就会往前走。
可见，尽管人们天天在使用语言，但这并不表明他们对语词的含义获得了准确的、批判性的理解。事实上，当被错误理解的语言和文本统治他们思想的时候，他们的思维和行为会变得非常荒唐可笑。由此可见，语言世界作为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之间的媒介，作为不同的主观世界之间的媒介，起着何等重要的作用。无怪乎西方哲学在20世纪中出现了著名的“语言学转折”，某些分析派的哲学家，如英籍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甚至认为，哲学就是对人们的语言进行分析和治疗。哲学家们由于错误地理解并运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从而提出了大量“假问题”。他们在这些假问题中殚精竭虑地思索，再也找不出准确的结论来。就像苍蝇飞入了捕蝇瓶，再也飞不出来了，而维氏认为，自己的哲学就是要引导捕蝇瓶中的苍蝇再飞出来。
维氏的见解确实是发人深省的。在日常生活中，人们误用语言的现象几乎随处可见。比如，当一位女士说“黑颜色的衣服不容易脏”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说了一句错话，因为无论是黑颜色、白颜色，还是其他什么颜色的衣服，都会脏。准确的说法是：“黑颜色的衣服即使脏了也不容易被感觉出来”。也就是说，问题的要害不在于对衣服本身作断言，而在于对人的感觉作断言。
总之，语言世界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人们通常以为自己生活在世界上，实际上他们生活在这个世界的语言表述中。有趣的是，人们对语言的盲目信赖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以至于见到什么文字，就相信这些文字所指称的对象，他们已在语言世界中迷失了方向。只有借助于批判性的哲学思维，才能把他们从这种窘境中拯救出来。
触角四：伸向镜像世界
几千年来，一代又一代的哲学家总是不断地追问：什么是哲学？这种不间断的反躬自省和对哲学自身镜像的不停息的探寻，正是哲学的特殊性及其魅力之所在。
什么是“镜像”？按照当代法国哲学家拉康的理论，婴儿在成长的过程中会经历一个“镜像阶段”（6-18个月），他在镜子里看到了自我的形象，并把镜像，即镜子里的映像理解为理想化的自我。假如对“镜像”做更宽泛的理解的话，就会发现，一个人对他人的眼光、话语和观点的认同，实际上都是对理想化的镜像的追求。
无独有偶，哲学也在不断地追求自己的镜像，即追求理想化的哲学自身。众所周知，实证科学一旦确立了自己研究的范围，就不会再反躬自问了。比如，物理学的研究者不会老是追问：什么是物理学？化学的研究者也不会老是追问：什么是化学？然而，有趣的是，哲学就像不断地呼唤着“阿毛”的祥林嫂。几千年来，一代又一代的哲学家总是不断地追问：什么是哲学？实证科学家们常常以此讥笑哲学和哲学家们的无能，然而，他们并不理解，这种不间断的反躬自省和对哲学自身镜像的不停息的探寻，正是哲学的特殊性及其魅力之所在。
哲学作为人类安身立命的最高智慧，它蕴含的范围是如此之广，思索的问题又是如此之深，因而它自身具有某种不确定的特征，需要不断地反思自己，超越自己。正如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所说的，哲学是长着许多脑袋的怪物，每个脑袋都说着不同的语言。有的学者把哲学理解为对宇宙奥秘的探索，也有的学者把哲学理解为人生意义的探寻，有的学者把哲学理解为语言上的分析、批判活动，也有的学者把哲学理解为认识世界的方法论。事实上，正是这种不断的反躬自问，使哲学一直保持着思想的高度而不坠落下来，也使哲学的思维之旅历久弥新，永远保持着青春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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