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社会治理布新局 浙江代表热议“共建共治共享”
社会治理布新局 浙江代表热议“共建共治共享”
2017-10-23 05:09:49 来源： 浙江在线 浙江在线记者 李攀 金春华 翁杰 曾福泉
浙江在线10月23日讯（浙江在线记者 李攀 金春华 翁杰 曾福泉）国家长治久安、社会安定有序、人民安居乐业，是千百年来人皆向往的和谐图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同时，也经历着全世界最大规模的人口脱贫，人数最多、最为频繁的社会人口流动和最深刻的社会结构变化。治理这样一个泱泱大国，必须要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警觉意识，社会要有“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的良性治理体系。
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引发浙江代表们的热议。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就亲自作出“平安浙江”“法治浙江”建设的重要部署，十九大报告谋划的社会治理新格局为我们进一步指明了方向和路径。
多元共治 凝聚合力
诸暨枫桥盛产香榧，但在枫桥人眼里，比香榧更宝贵的是“枫桥经验”。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半个多世纪前，小镇枫桥依靠群防群治的“法宝”，一跃成为全国社会治理样板。岁月，将经验酿成了美酒，品味愈发醇厚。
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在绍兴市委常委、诸暨市委书记张晓强代表看来，其中蕴含的“共建共治共享”思想，也是“枫桥经验”历久弥新的精髓和核心——全民参与社会治理。
当下，社会事务纷繁复杂，“社会治理模式要从单纯依靠政府进行管理向政府主导下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转变，从单纯依靠行政管理向注重协调、协商、合作转变。”张晓强代表说，这几年诸暨在探索中总结、在摸索中前进，走出了一条共治、法治、德治、自治、善治“五治一体”的新路子，其中分量最重的就是共治。
明年是“枫桥经验”诞生55周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张晓强代表表示，将紧紧遵循十九大精神的指引，打造升级版“枫桥经验”，建设好枫桥平安特色小镇，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挖掘更多基层智慧。
多元共治，凝聚合力，为社会治理注入温暖能量。温州瓯海区政协退休干部宋玲华代表在当地成立了“宋妈妈爱心工作室”“宋大姐帮教室”，多年来一直积极参与帮助困难群众、帮扶服刑在教人员等公益活动，“大爱温州”的美丽拼图里有她的付出。“社会组织不仅让参与社会治理的力量更强大，也让治理水平更专业。”宋玲华代表说，聆听了十九大报告，她深感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今后的工作也更有干劲了。
重心下移 聚焦民生
百里郊原似掌平，道出的是浙北小城嘉善的地理风貌。地嘉而人善，说的也是这一内外兼修的江南水乡。今年，嘉善凭借连续12年平安县创建达标的成绩勇夺“平安金鼎”，夺鼎的背后是嘉善12年练就的一颗“恒心”：不遗余力地夯实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基础。
嘉善县委书记许晴代表说，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这对县域的社会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
重心下移是社会治理力量的下移。今年，在村和社区组织换届中，嘉善全面下派“三官一师”（法官、检察官、警官、律师）到基层担任“平安书记”。许晴代表说，他们既是搜集民情民意的“信息员”、群众矛盾的“调解员”，又是便民利民的“服务员”。
许晴代表说，在共建共治共享三者的逻辑关系中，共享既是共建共治的目标也是手段，实现共享就要特别注重保障民生。嘉善在县域科学发展示范点建设中，始终以富民安民为先，倾力打造民生幸福新家园，各项温暖举措不仅将基层民生短板一一补齐，也让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
“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杭州西湖区翠苑街道翠苑一区社区党委书记张爱民代表注意到，十九大报告对基层社会治理的关注，已经落到社区这一社会基本单元，“十九大报告的这段论述切中了社区治理的要害，也指明了治理策略。”
翠苑一区是一个有1万多居民、30多年历史的老社区，但社工只有13人。近年来，社区党委向社会组织借力，引进了专业医疗卫生、专业法律咨询等6个社会组织，常态化开展服务，深受群众欢迎。
智能治理 智能防控
大漈乡，地处浙西南海拔千余米的群山中，位置偏远，道路曲折，人口分布不均匀，公共服务不均衡，如何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从十九大报告中，景宁大漈乡党委书记蓝景芬代表找到了“破题”之法：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其中智能化引发了她浓厚的兴趣。
什么是智能治理？“就是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信息技术，使社会治理层次和水平得到提升，使治理过程更加优化、更加科学，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嵌入一枚‘智能芯片’。”蓝景芬代表的深入思考源于浙江正在进行的一场基层社会治理实践——“四个平台”建设。
小到窨井盖丢失，大到农居危房转移，网格员收集掌握到的民生信息，从线下传至线上，并迅速得到分类落实和精准办理。综治工作和谐稳定，市场监管及时到位，综合执法依法高效，便民服务快捷惠民，织牢织密的这张“全域智治网”，让大漈乡的基层治理水平得以大幅提升。
身处基层治理一线，蓝景芬代表表示，深入学习十九大报告，让她更坚定朝着智能治理的方向走下去，“通过‘最多跑一次’改革，加快推进和完善‘四个平台’建设。”
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分局出入境管理大队大队长胡朝霞代表说，浙江公安提出的“云上公安，智能防控”，同样是朝着智能化社会治理的目标前行。比如实施“雪亮工程”后，遍布城乡的视频监控就像一张巨大的“安全网”覆盖之江大地。
去年，浙江人民群众的安全感满意率达到96.43%，浙江被公认为全国最安全、社会公平指数最高的省份之一。
天地之大，黎元为本。“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浙江代表纷纷表示，十九大报告通篇贯穿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我们要以十九大报告精神为指引，进一步努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使人民群众利益有保障、安全有基础、福利有托底、权利能行使。
第二篇：“共建共治共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十九大回声|专家谈】“共建共治共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点赞十九大”系列评论（10）法制网特约评论员 周望
为适应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新特点和新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相较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增加了“共治”提法，丰富了社会治理的内涵。报告还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时候，“法治社会基本建成”，“现代社会治理格局基本形成，社会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明确了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和美好前景。可以看出，十九大报告中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相关论述，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本纲领，指明了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方向、任务和实现路径。完善社会治理机制体制
完善的社会治理体制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和重要保障。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是符合中国国情和时代发展要求的社会治理体制，契合不同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本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必然要求坚持党的领导，要善于把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优势。政府在我国社会治理中具有显著优势，比如组织动员优势、资源配置优势、协调执行优势等。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离不开政府的作用。2016年3月23日，中办、国办印发的《健全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规定》明确“各地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第一责任人”；此后，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创新工作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把社会治理作为“一把手”工程来抓，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及时研究解决重大问题。
党委领导、政府负责并不是说党委政府大包大揽，这与社会治理的实质是背道而驰的。社会治理意味着在发挥党委、政府作用的同时，也要发挥社会和公众的作用，形成公共权力和社会力量的协同治理。随着社会的进步、技术的变革和权利意识的增长，社会组织（包括企业组织）和公众在公共事务和社会治理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社会组织和公众既是社会治理的成果享有者，也是社会治理的主体。如何发挥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作用，从传统的“强政府、弱社会”走向“强政府、强社会”，是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关键之所在，潜力之所在，也是难题之所在。法治是社会治理的最优模式，是社会治理最可靠的长效机制。发挥法治的保障作用，一要完善社会治理领域立法；二要依法治权，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防止因不依法办事、侵犯群众合法权益而引发社会矛盾；三要健全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机制；四要培育法治生活方式，在全社会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环境和自觉行动。
提高社会治理“四化”水平
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内涵和发展趋势。
“四化”思想的形成有一个过程。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社会治理”理念以后，十八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2017年“两会”期间，习近平同志在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2016年10月，在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创新工作会议召开之际，习近平同志作出重要指示，提出“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2017年9月，习近平同志在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表彰大会提出“推进社会治理系统化、科学化、智能化、法治化”。十九大报告将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内涵概括为“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四个方面，要求“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需要指出，这一表述并不是对精细化、系统化、科学化等其他内涵的否定或排除。
社会治理社会化意味着社会各方面力量的共同参与，实现政府与社会的优势互补和良性互动。当今社会，已经不可能仅仅依靠单一力量就能治理好。而这正是社会治理价值之所在，因为社会治理的实质就是多元社会主体的共建共治，进而达致政府与社会的最佳状态、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也就是善治。社会治理法治化意味着把社会治理各项工作纳入法治轨道，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社会治理难题。这既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应有之义，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因为在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社会治理智能化意味着科技与社会治理的深度融合，善于运用大数据等现代科技手段破解社会治理难题，提高社会治理的预见性、精准性、高效性。社会治理专业化意味着尊重社会运行规律和治理规律，善于运用专业的队伍、专业的方法、专业的精神提升社会治理效能。这是社会分工日益细化、社会矛盾和问题趋向复杂化的必然要求。注重社会治理体系建设 建立健全符合中国国情、具有时代特征的社会治理体系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和重要内容。
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治理体系不断完善，一系列基础性制度先后建立。但是，制度建设仍然任重道远。根据十九大的部署，要特别注重以下治理机制和治理体系建设：其一，加强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机制建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如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健全利益表达、利益协调、利益保护机制，完善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诉讼等有机衔接、相互协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其二，健全公共安全体系，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弘扬生命至上、安全第一思想，完善安全生产责任制，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的发生，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其三，加快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依法打击和惩治黄赌毒黑拐骗等违法犯罪活动，保护人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其四，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其五，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其六，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农村稳则天下安”，要立足“三农”基本国情，发挥乡（村）规民约在乡村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实现农村和谐稳定，夯实国家和社会治理的基础。综上，我国的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化。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就是要不断完善社会治理体制和社会治理体系，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作者系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立法与法治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
第三篇：探索城市治理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
探索城市治理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
（**村街道城管中心）
城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创新城市治理，探索城市治理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内涵与要求，是城市管理创新的必然趋势，为我国城市管理迈向现代化治理、迈向善治开启了新的征程。
一、城市治理共建共治共享内涵
共建共治共享，寓意深刻、内涵丰富。“共建”，就是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依靠全体人民共建发展成果。加强和创新城市治理，必须充分尊重人民的意志，反映人民的意愿，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巨大智慧和决定力量。“共治”，就是要坚持依靠人民群众治理国家和社会，优化社会治理多元主体格局，支持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落到实处。“共享”，就是要坚持让全体人民共同享受发展和治理成果，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朝着共同富裕目标不断迈进。
共建共治共享，三者之间相互交融、相互促进。共建要以制度建设为基础，共治要以体制创新为关键，共享则要以公平正义为保障。只有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才能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城市治理工作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二、城市治理共建共治共享途径
1.聆听意见，开展共建。为更有效地推进城市治理工作，坚持“用群众的方法解决群众的问题”，广泛征求人民群众对城市治理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并专门邀请专家、居民群众到现场进行座谈，发挥他们的经验优势，面对面提意见、讲建议，想办法、出点子，做好建言献策，听取他们的意见建议，共同商量推进城市治理的办法、措施。在城市治理日常工作互动中，及时收集建议、交换意见，共商城市治理之策，打通了城管与群众互通的经络，奠定了城市治理工作的群众基础。
2.转换角色，寻求共识。在推进城市治理工作的过程中，极力找寻工作人员与执法对象的共同结合点，工作人员与执法对象互换角色彼此体验。例如：一方面，安排工作人员深入群众，主动到商贩、服务对象中体验生活，帮助商贩规范摊位、调剂摊位，真真切切体验商贩的生活，感受商贩、群众的不易，真心换真情，赢得商贩感情上的接纳。另一方面，邀请商贩中的部分典型代表，以城管执法人员身份协助参与城管执法，让商贩感受城管工作的艰辛，体验城市管理工作的难处。通过角色互换体验，城管、商贩从感情上找到结合点，思想上形成共识，相互理解和体谅。
3.下沉重心，实现共治。把城市治理工作重心放在解决城市管理执法转型上，推动实现了单一主体单向执法到多元参与治理的转变。将商贩作为城市治理志愿者，让商贩帮助正面宣传城管，正面引导广大商贩服从市场管理。聘用有威望的居民群众作为市容管理和监督志愿者，帮助管理市容环境卫生，宣讲政策措施，化解城市治理工作中的矛盾。同时，充分发挥党支部、社区、辖区单位、物业公司等方面的优势，沟通互补，加强联动，引导志愿者服务优先，鼓励志愿者为城市治理作贡献，将城市治理从大面引向了角落，从大街带向了院落，在群众中找到城市治理工作的落脚点，掌控一线信息，提升共治的整体水平。
4.转变方式，成果共享。在城市治理工作中，积极通过转变方式方法，与群众共商管理、共同管理、共担责任、共享管理。城市治理工作社会性强、受众面广、参与度高，要畅通公众有序参与城市治理的渠道，城市治理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和支持，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坚持用热情影响群众，用真情赢得群众。采取一系列务实举措，不断拓宽多元主体参与城市管理的渠道，积极动员公众参与，共享治理成果，从而形成多元共享、良性互动的城市治理新模式。
三、城市治理共建共治共享意义
1.夯实群众基础，实现治理主体多元化。单一主体治理的传统模式已无法适应和满足现代社会群众的多样化需求，尤其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今天，人们的参与意识和权益意识显著增强。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政府必须发动各种组织、企业和人民群众，才能使公共事务得到良好解决，多方参与是现代社会治理的价值取向和基本方式。实现城市治理共建共治共享，最主要是有效吸纳社会主体的参与，要畅通公众有序参与城市管理的渠道，密切联系群众，坚持用热情影响群众，用真情赢得群众。在城市治理工作的决策与实施中，始终坚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站在群众的立场上来分析和解决问题，汇聚群众智慧、学习群众经验，实现与群众共鸣、共商、共识、共管、共担、共享城市管理，引导广大群众真正融入城市管理，成为城市治理工作的支持者和宣传员，从而，充分调动广大群众参与城市管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责任心和担当意识。
2.突出机制创新，筑牢共治的制度基础，实现工作制度标准化。城市治理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协调联动的城市治理工作机制，对城市管理实行统一指挥、统筹协调、督促检查，形成城市治理工作合力。要建立联席会议制度，交流城市治理和行政执法的相关信息，强化部门联动配合，不定期地召开工作推进调度会，协调解决制约城市治理工作的瓶颈问题，重大问题依法定职权联合行动。要注重加强相关部门的协调沟通，形成各部门齐抓共管的良好工作局面。要建立健全问题发现机制、事件督办机制、责任追究机制等系列工作制度，实行岗位责任制、目标管理制、激励和惩戒约束机制，用制度来规范人员的行为，推动城市治理工作制度化。
第四篇：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心得体会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心得体会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心得体会
从十九大看**创新社区管理
社区是居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基本场所，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社区管理事关居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基层和谐稳定。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近年来，**镇积极创新社区管理模式，如以宅基头为主阵地推进村民自治机制、引导社会多方参与社区管理落实公益项目，创新**镇特色民居居民自治工作等，在以人为本，贴合实际的基础上探索形成了适宜当前**社区实际的自治机制。
一、坚持系统管理，把社区管理从政府单向管理向政府主导、社会多元主体共同治理转变。**镇转变社区管理方式，社区管理的主体不再只是政府一家，而是政府、社会组织、自治小队、居民等多元主体的协同管理过程。在政府领导的前提下，各村居在宅基文化、楼道文化打造的基础上形成并细化建立村民自治小队，如设立“平安宣传”、“治安防范”、“矛盾化解”、“特需关爱”等小组，发挥村居民自我管理的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近年来**镇向村居排摸群众需求，并根据村居上报的项目合作意向书，联系社会组织对接形成了“幸福直通车，健康邻距离”为老服务公益项目、“向阳花会”特殊儿童公益项目等，以更丰富的活动内容、更多样的活动形式为社区内的老人、儿童带去健康和快乐，营造了和谐的社区氛围。
二、把握群众需求的脉搏，是保证社区管理精准有效的前提。要及时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需求，就要求我们紧紧围绕民生难题，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在实践中，我们发现宅基、楼组可以作为自治单位，再由宅基带头人和楼组长组织落实自治工作能取得更好的效果。为此我们把社区管理的神经末梢延伸到宅基和楼道，再由各村居自治队伍的志愿者在两委和百姓之间建立联系，形成了宅基、楼道—自治队伍—村居的三级联系网络，以此更及时地掌握群众需求和动态。而这也在源头上助推了“加强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机制建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三、盘活自治共治资源，力求打造社区“大”管理模式。
（一）发挥组织引领作用。**镇通过在宅基头建立“事合院”党建服务点激发基层党建活力，以党建引领党员带头的方式为社区管理村民自治打造了重要阵地。“事合院”的命名共有三层含义，一是地域上，前庭后院、左邻右舍，符合**农村宅基活动特点；二是功能上，完善自治网络，大小事宜都可以在这里商议，进一步增强议事等七项功能；三是从目标上，通过各项功能的发挥，深化推进党建引领基层自治共治工作，激发基层活力，建设和谐宅基。现在，在姚家宅、陶家厍等示范性“事合院”党建服务点上，都有一块展示牌。上面列明了党代表联系点、人大代表服务点、廉政文化宣传点、综治平安守护点等服务项目。大家可以在宅基带头人的家中将基层矛盾消化。
（二）借力特色品牌项目。近几年来**镇“相约宅基头”、“ 15分钟学习圈”等工作方法获得了群众的普遍认可，在老龄化严重的农村，做好对社区老人的服务工作显得尤其重要。为此**镇针对社区内长期在家的老年人，开展“祖辈课堂”项目，以“相约宅基头”、“ 15分钟学习圈”的活动方式为蓝本，发动105名老年志愿者，组建了7支老年小分队，在全镇41个宅基点，利用周五下午的时间，以讲故事，演小品、情景剧、戏曲演唱、舞蹈表演、知识问答等形式，开展 “祖辈课堂”活动。通过“送下去”、“带起来”的方式，“祖辈课堂”项目为百老年朋友送去了知识和快乐，引导老年朋友科学生活、文明生活、快乐生活，营造和谐社区的氛围。
（三）运用法治思维方式。在社区中，不同群众的利益诉求、情感文化、行为方式等存在较大差异。这就需要在社区治理中注重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建立健全以人为本、兼顾个体化和差异化的利益保护机制，寻求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公平合理地解决利益冲突。**镇景展居委会以推动“法治上海”建设三年行动计划为契机，着力开展法治文化家园建设。家园通过氛围营造、活动开展、队伍引领，提高居民的法制观念，开展各类法宣主题活动、教育讲座，在法治家园建设的作用下解决了景展居委会长期存在的物业费收缴难问题。一年来物业费应交金额提升了30个百分点。
第五篇：以社会共治迸发新的治理模式
以社会共治迸发新的治理模式
——纪念枫桥经验55周年
一个普通的江南小镇，作为“枫桥经验”的发源地，就从未离开人们的视线。而如今的中国社会，正大跨步走在发展和改革的加速道上，于是我们思索：是否可以摸索出更与时俱进的方式解决当下的群众问题。
在诸暨市江藻镇上，有一个“詹大姐帮忙团”，专门为群众解决问题。而詹萍就是其中的核心人物。这是一位做了27年计生工作的省优秀共产党员，这是一位天天走进家家户户嘘寒问暖的驻村干部。她熟悉村民们，村民们也熟悉她。遇到大大小小的问题，第一反应就是“找詹萍”；镇村干部也喜欢找她，村里的人际圈和民情没有詹萍不了解的。毫无疑问，这正是能够解决群众问题的好榜样、好示范。于是江藻镇政府将一些退休干部和志愿者加入进来，同时特地为詹萍腾出一间房作为“詹大姐帮忙团”调解室。让“詹大姐帮忙团”发挥更好的作用。
鲁迅先生说过，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生生不息的中华民族，需要有一批为民请命的“英雄”。以詹萍事迹向外延伸，我们可以想到，以枫桥经验的传统做法为契机，打造社会治理的新模式去解决困难点。这不仅仅包含政府引导的主推力，更应该从社会各个方面寻求治理的力量。以传统 “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的枫桥经验进行传承，助推全社会共治解决现金更复杂、更多变、更多态的矛盾形式。
形成互联网+时代的群策群力。以市场为主要力量，打造新型网络化解决问题新方案。互联网经济时代，每个个体都是发声器，每个个人都是自媒体。因此表达意见更加多元化，表达渠道更加多样化，表达方式更加多维化。解决矛盾从互联网提出问题一端向解决问题另一端直接传输，实现解决矛盾的“群众少跑腿、零跑腿”。通过市场制作APP、网络客户端等方式让群众通过多对一上报问题，集中收集，集中处理。同时客户端应予以设计专业评论区、评分区等，以群众建议、专人反馈等多方面解决方法完善矛盾刚好解决方式。
多跑腿、多聆听的共同参与。互联网是冰冷的硬件载体，而能感动和被感动的说到底还是人。只有既重视硬件建设又重视软件建设，既跟上与时俱进步伐又保持传统优良，才能解决矛盾根本所在。因地制宜地效仿一些像詹萍大姐这样的村民中的领军人物，多一些重视小纠纷小矛盾的人才不会酿成大问题。选出一些代表乡镇进行试点，通过民意选出一些志愿者们，定期更换流动，让村民共治来解决矛盾，共同镇乡建设增添一抹亮色。
政府引导建设的平安中国示范区。无论是启动互联网的新型模式，还是选取适合社会志愿者的亲情加盟，终究是少不了需要促成、引导、管理的政府一方。新的社会矛盾不断涌现、社会冲突日益增加，难免出现“跟不上”、“不会做”的情况，关键就在于正视现实，把问题一个个捋清楚，寻找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然后放到城市综合治理的大盘子里来统筹考量。不要想着一招鲜吃遍天，该借助社会力量时也不要大包大揽，可以寻求社会共治让管理跟得上新挑战。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没有意识到的风险是最大的风险”。因此时时需要在网络中进行监管，在社会力量中进行监督。另一方面，政府需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建立基本公共法律服务提供机制，完备的法律服务体系，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市的必备要素。同时健全社会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机制。在人民调解中更加注重服务群众，而且需要更加注重依法调解。
我们纪念枫桥经验55周年，更多地不是为了回忆昨天，而是为了面向明天。小小的枫桥镇因为枫桥经验而成名，枫桥经验的出现解决基层群众最迫切的问题。而现在，我们呼唤新的治理模式，打造新一级经验产生。正如当下中国的供给侧改革，通过供给新的方法来满足百姓的最新需求。我们希望并且也已经看到了曙光：基层治理方式正发生着深刻变化，城乡差别正越来越小……见证着一个大国深化改革增进人民获得感的决心与信心！
2017年8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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